1. 受益权转让之前放弃过受益权 转让有效吗
受益权不是一种现实的权利,仅仅是一种期待权。因此,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可以随时申请变更受益人。只有当被保险人死亡后,受益权才能变为现实的财产权,受益人才能够向保险公司申请给付保险金。各国法律一般都规定,受益人在接受受益权后,可将其转让给他人,但事先必须经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同意,或者一开始就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允许转让。
我国保险法第63条对受益权的变更和撤销问题作出了规定:“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收到变更受益人的书面通知后,应当在保险单上批注。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但受益权的变更、撤销与受益权的转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国保险法对于受益人是否享有受益权转让权问题并无明确规定。但从法理上分析,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保单的受益人是可以随时变更或撤销的,也就是说受益人的受益权都是期待权利,该权益并不归受益人既得,也不由受益人控制或掌握,因此受益人无权私自转让受益权。
收益权转让通俗一点说就是把自己有收益权的东西的收益部分转让出去。比如认为自己的存款会产生收益,实际收益为利息,但想马上把收益拿到手,那就可以考虑把这部分收益权转让出去,转让后,立马拿到别人买你收益权的钱,本金还是自己的,但中间过程的利息收益就归对方了。任何物品、事件等只要有人认为会带来收益的事物都可以归类其中。法律禁止除外。
1、甲方杨某与乙方郑某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约定甲方将位于某处的房产以72万元价格出售给乙方,签订协议时乙方支付现金30万元给甲方,30万元交付后,杨某将涉案房产证书交付郑某,随后郑某入住涉案房产并实施装修、缴纳物业管理费等。在约定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期间,因杨某丈夫病故、其本人又涉嫌犯罪被捕、监禁等原因至今未与郑某办理产权变更登记。
2、期间广州市中院作出刑事判决,“判处杨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3、广州中院依刑事判决书查封了杨某名下的涉案房产。郑某提出执行异议,认为杨某已将涉案房产出卖给他,并将该两房产及房地产证交付其所有及入住,其已实际取得两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利,申请解除对涉案房产的查封。
核心观点:法院应当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
理由一: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涉案房产属杨某所有,执行法院查封于法有据。
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占有的动产、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
房屋作为不动产,应以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涉案房产登记在杨某名下,从现行规定而言,执行法院据生效判决查封登记于杨某名下的涉案房产于法有据,并无不妥。
理由二:郑某虽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书》,但未完全支付购房款,亦不得对抗人民法院查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
据上述最高法院规定,对已经签订买卖合同并交付全部价款的财产,人民法院不得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对已经签订买卖合同并交付部分价款的财产,或虽然签订买卖合同但尚未支付价款的财产,则可以采取保全措施。
就本案而言,郑某的权利基础来源于《房屋买卖协议书》,各方当事人对于该协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并无异议,但鉴于郑某仅支付了30万元,尚余42万元未支付,并不能据上述规定阻却执行法院的查封行为。
核心观点:既要正确适用法律,又要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首先,关于程序问题,广东高院认为“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解决了案外人异议之诉不能受理的问题,是现有法律框架之下相对合理的选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也已明确指出,此类异议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
其次,关于执行法院能否对房屋买卖合同进行实体审查的问题,广东高院认为:“本案虽然适用民事诉讼法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进行审查,但如前所述,是对异议诉讼程序不能的合理替代。因此,本案应当对房屋买卖合同依法进行实体审查判断”。
第三,关于本案实体问题,广东高院先予核实了下述重点事实:首先,询问了杨某,又核实了郑某缴纳30万元购房款的支付情况,查实了《房屋买卖协议书》真实性及实际履行情况。其次,查阅了刑事审判案卷,确认杨某已出售涉案房产,已收首期款30万元。第三,广东高院征询了杨某及郑某意见,郑某同意在房产解封后支付剩余房款42万元,杨某表示无异议,并就合同履行过错责任认定“杨某在收款后未去办理涉案房产的涂销抵押,是涉案房产没有过户的根本原因,故涉案房产没有过户的过错在于卖方杨某”。
最后,广东高院突破了现有规定,创造性地利用物权期待权理论解决了本案争议,广东高院认为,“郑某虽不享有涉案房产的物权,但是依照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其对被执行人杨某享有合同的债权请求权,即过户涉案房产的请求权。本案郑某作为合同买方享有涉案房屋过户的债权,应当先于刑事判决没收财产的执行。由于买卖双方均表示同意继续履行合同,故在限期内指定买方郑某交清购房余款42万元供本案执行后,执行法院应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解除涉案房产的查封”。
本案的妥善处理是建立在各方妥协基础之上的,与其说是一个“民事裁定书”,还不如说是“调解书”,该种裁判仅就个案而言实现了结果上的公平,突破了现行法律规则,但裁判思路在不修改最高法司法解释的前提下,却难以推广。
本案郑某主张的法理基础实质为物权期待权理论,即郑某所订立《房屋买卖协议书》后,对涉案房产的产权存在一种合理的期待,且郑某在合同履行中并无过错,则郑某该期待权应当得到保护,广东高院裁判所依据的法理基础即是如此。但《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将物权期待权实现的条件限定为“买方已支付全部价款”,显然将物权期待权的适用范围缩小,而广东省高院则裁定在郑某补足42万元剩余房款后,裁定解除涉案房产查封,显然是为适用该规定创造了条件。
很显然,郑某是幸运的,因为广东高院在个案审理中突破性地适用了物权期待权理论,创造条件适用了《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维护了郑某的合法权益。但不是每一个案外人都能如此幸运,广州中院驳回郑某异议的裁定代表了大多数法院的裁判方向。
3. 保险金请求权是否可以转让
在保险事故发生后,除非根据合同性质、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不得转让之外,受益人可以转让保险金请求权。
此外,《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也解释到:
1、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的时限为“保险事故发生后”,此时,产生于保险合同的保险金请求权才由期待权变成了可实际行使的合同债权,具备了可转让性。
2、转让的权利人限于受益人,应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依法指定且在保险合同中明确载明。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是指定受益人的,可以受益人的身份依法转让全部或部分相应保险金请求权。保险合同中未明确指定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为受益人的,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便不具备受益人这一身份,不享有前述保险金请求权的转让权。
3、可转让保险金请求权范围,不超过引起此次保险理赔之保险事故所对应之保险责任范围
4、合法性是保险金请求权转让协议必须具备的有效要件之一,“法”既包括指法律、法规的相关强制性规定,也包括约束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自治法”(比如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保险金请求权不得转让)。
4. 什么是知识产权收益的期待权
您好,是指知识产权预期可以获得利益的权利。如,将知识产权转让或者利用可以获得的收益的权利。
5. 期待权的判断方式
台湾学者王泽鉴对此则专门提出了判断本质的两条标准:一是这一地位是否已经受到法律的保护,二是这一地位是否有赋予权利的必要。不过,这一标准仍然有失宽泛,因为它仍然没有解释清楚取得权利的部分要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赋予权利的必要,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而这一问题的关键也直接影响到期待权受保护的范围,如果规定当事人取得权利的部分要件要求较高,则达不到保护期待权人的作用;而反之较低,
则似乎又有过宽之嫌,对另一方当事人不甚公平。因此,理论上对期待权又进行了进一步类型化的努力。这里本人比较倾向于成立要件说,即当民事主体在依法取得特定的权利的部分构成要件后,其满足了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才能形成所谓的期待权。
理由有以下三点:
①如果民事法律行为已经成立,则意味着民事主体取得特定权利的过程已经开始,各方当事人之间已形成了一种稳定的私法上的结合关系,但因条件尚未成熟(如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当事人尚未交付全部价金)或期限尚未界至,民事主体取得特定权利的过程尚未完成,一旦条件成熟或期限界至,主体即可获得该特定权利。
②此时当事人的这种地位已受到了法律的保护,因为一旦民事法律行为成立,虽然其相对于生效可能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基于民法上的诚信原则,当事人的这一法律地位更应受到民法的保护,其事实上也受到了法律的保护,民事法律合同只要一旦成立,任何一方都不得任意违背,否则就要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具体到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如果所有权保留出卖人擅自毁损标的物,买受人则可主张侵权行为法上的权利,如恢复原状、损害赔偿等。如出卖人擅自转让标的物的,转让行为无效。这里仅限于所有权保留买卖进行登记的情况,至于未进行登记的,这里可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出卖人必须向买受人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买受人的权利受第三人侵害时,则其可根据占有制度和侵权行为法的保护来实现自己的权利。
③当事人在民事法律行为成立后,其已处于取得特定权利的有利地位,这种地位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可以成为交易的客体,如可以处分、继承、抵押等,而且从社会经济实际需求的观点考察,诚有赋予其独立期待权的必要。当然有人认为,采用这种形式的标准来判断,实际上是将一定的法律地位上升为权利的正当性判断赋予了研究者个人,这就难免使其结论与研究者个人的认识成果相关联,带有强烈的个人偏好而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本人实在不敢苟同。因为实质的标准固然更为深刻,更能达到对具体情况的精确判断,但其致命的缺陷即在于标准的不确定性和因人而异。而形式的标准恰恰能较好地克服这一弊端,能形成较为容易被大家认可的统一标准,同时,采用“成立要件”这一形式的标准,无论从期待权的构成要素上看,还是从法律对其的保护而言,都已足够且恰当。
因此,综上所述,只要当事人依法取得特定权利的部分构成要件,已足以满足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当事人即获得了期待权。而且如果基于这一标准,由于我国民事法律行为成立要件的研究已比较深入,所以其相对而言也更具有操作性,更趋于符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