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近两年中国教育成就
具有积极性是成功孩子的共性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曾经有一项针对幼小衔接的研究，即幼儿园小朋友如何适应小学生活的研究。什么样的孩子到小学以后能够适应小学生活，并且全面发展，成绩优异呢？就是具有积极性，对所有事情都抱有积极态度的学生，他们成功的几率非常大。学生的积极性不是天生的，需要家庭、教育机构为他们创造条件，要支持、鼓励他们。
另一个研究是丹麦理工学院接受欧盟的委托，对三大国际评价项目的数据进行的综合研究，并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揭示了一些规律性的问题：与学生成绩最具相关性的因素。首要因素就是学生动机。一个学生的动力系统非常好，有兴趣、有热情，就容易在学校取得好的成绩。除此以外，自信心，师生关系好也是很重要的因素。相反，学习压力大，师生关系不好，对自己缺少信心，对学校没有归属感，这样的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往往是不好的。“教育给予学生的不仅仅是知识，应该给予学生自信心、积极性，培养他们的能力，培养他们做人的尊严。儿童的成长一定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缺乏了这些最基本的支持，他仅有的那点知识是不足以支撑他的幸福人生的。”
㈡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情况
我是农民，制定教育方针能加一条吗？把养生这一课加进去。比如春夏秋冬穿衣吃饭怎样有个好身体。
㈢ 中国教育发展趋势
一、市场加快下沉，发展前景良好
我国教育市场体量庞大且高度分散，地区间分布不均匀，这与各区经济状况和人口密度有关，但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程推进，各区间的差异会逐渐缩小，教育市场未来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以学前教育为例，自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来，中国出生人口有所增长，上升至1786万人，二孩及以上出生数量也达到844万人，预测2017年数量还会上升，这意味着学前教育规模也将再次上升。2016年中国学前教育市场规模约为3800亿元，随着孩子们的诞生，学前教育市场规模预计在2020年将突破到5400亿元。
二、产业结构升级，终身学习为大势所趋
在这个知识社会中，知识更新越来越快，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人们需要不断更新知识和能力，以满足职业的要求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因此终身学习是未来的一大趋势。
且随着消费水平逐渐提高以及消费理念转变，人们越来越愿意为知识付费，未来职业教育的市场方兴未艾。且随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人们终身学习提供了可能。特别是2019年作为5G的商用元年，相信在未来五年内，5G的发展势必会助推线上教育的发展，使人们更好更快速地享受线上教育资源。
未来，教育加服务的产品形式将成主流。企业需要把握趋势，在发展线上职业教育的同时，努力打通教育 + 就业的闭环，完善就业保障体系，帮助用户持续取得能力提升和职业发展。
三、科技重新定义教育，信息技术应用广泛化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教育趋向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
㈣ 中国教育发展史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下的教育改革
（一）恢复民国初年的教育宗旨，废除读经科，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教育
袁世凯倒台后，范源濂为教育总长，他表示要切实实行元年所发表的教育方针。1916年9月，教育部撤销1915年颁布的“教育纲要”。10月，教育部颁布《高等小学校令施行细则》，删去了“读经”及有关内容。1917年5月，宪法审议会否决了将孔教定为国教的提案，并撤销了1913年宪法草案中所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学校的教学开始加强科学教育，重视实验作业，增加了实用和职业的教学内容，民国初年所制定的教育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
（二）确立男女平等教育权
新文化运动在反对旧礼教、旧道德的同时，积极地宣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等思想，主张男女有平等受文化教育的权利，主张男女同学。按1912年所定学制，只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学，到1915年，袁世凯公布《国民学校今》中，只准许小学一二年级内男女合班上课，三年级以上，男女生只可同校，不得同班。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由于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步解决男女教育平权的问题。1917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三届会议，向教育部提出推广女子教育的议案，要求增设女子高等小学、女子中学等。1918年6月，教育部通过各省区酌量地方情形，分别办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请推广女子教育案”。1920年暑假，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首次招收女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开始招收女生。1921年以后，各大学都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学。中学实行男女同学虽然较为迟缓，但一些比较进步的中学如广东的省立中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也实行了男女兼收，甚至同班的办法。这些措施，尽管距真正的男女平等教育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已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两千多年以来男女教育不平等的状况，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三）学校教学采用国语和白话文
新文化运动，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倡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等新文学，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为学校教育提供了许多国语教材和课外读物。于是，教育界人士强烈要求学校教学采用国语和白话文。1917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年会议决《推行注音字母以期语言统一案》，要求教育部速定国语标准，并设法将注音字母推行各省区，以为将来小学改国语之预备。1918年11月，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当时，在北京，蔡元培等创办的孔德学校自编了国语读本，江苏省自行通过“各学校用国语教授案”，开始用国语教材。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式教科书》，也用了一些白话文。在这种形势下，教育部于1920年明令公布，小学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并规定至1922年止，凡旧时所编的文言教科书一律废止，改为语体文。中学各科教科书，随之逐渐用语体文改编，高等学校的讲义，也采用了语体文。这样，大、中、小学文言文教材逐渐地被淘汰。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件重大的改革。
（四）大学的改制
蔡元培1917年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即着手对北京大学进行改革。他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收的办学方针；聘请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李四光等著名学者到校任课；改革预科，调整专业，将学门制改为学系制度；将年级制改为选科制，实行学分制；改革学校管理体制，设评议会，实行民主管理；筹设研究所，组织各种研究会，鼓励科学研究；首先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学；采用白话文讲义，帮助学生办刊物，成立各种学会等。这些改革，使北京大学思想活跃，气象一新。北京大学的改制，引起全国高等学校的反响，有些做法当时即在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上议决照办。以后，各大学也逐渐按北京大学的制度办理。
（五）各种教育思潮的涌现和各种教育团体的建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旗帜鼓动下，教育界思想也十分活跃，涌现了平民教育、工读教育、职业教育、实用主义教育等多种进步教育思想，建立起不少教育团体。主要有1915年在美国建立，1918年迁回国内的“中国科学社”，1915年由各省教育联合会及特别行政区教育会代表组成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1917年由国内教育、实业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1921年冬由实际教育调查所、新教育共进所、新教育编辑所合并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1923年成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这些教育团体从不同的方面开展教育改革运动，对1922年学制改革。对当时学校教育的发展影响很大。
二、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教学改革实验
（一）试行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
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分别是用以测量学生的智力水平和学习能力、学习成绩的方法。起源欧美，五四时期被介绍到中国。1918年江苏省立师范附小主任俞子夷编《毛笔书法测验》，为中国编制测验之始。1920年廖世承、陈鹤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用智力测验考试报考学生。192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教授麦柯尔来华，与东南大学及北京各大学师生合作编了智力与教育测验约30种。后陆志韦又订正法国比纳—西蒙量表，共包括65个测验。同时国内各地举行智力测验与教育测验实验。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社内设立“施行教育心理测验讲习会”。1928年中华职业教育社设测验部，江西省教育厅设江西儿童智力测验局并在南昌、九江及各地举行测验，1931年6月“中国测验学会”成立，并发行“测验杂志”，但因“经费支细，致工作未能如期完成”[1]。后来有关这方面的活动，除师范院校设有“教育测验与统计”课外，在30年代就已经消沉下去了。
（二）推行设计教学法和实验道尔顿制
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都是作为以儿童为中心的新教学法介绍进来的。
设计教学法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教育哲学系主任克伯屈等人所创，1917年输入中国。1921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曾议决过“推行小学设计教学法案”。1927年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设计教学法的中心人物克伯屈访华，在上海、北京等地讲演并大力介绍设计教学法。一时这种教学法颇为风行。当时设计教学法实验主要采用不分科的“作业中心的大单元教学”和分科的“设计式的各科教学法”两种形式进行。
道尔顿制为美国教育家柏克赫斯特在美国道尔顿市道尔顿中学所创，从1922年起中国开始介绍道尔顿制。最早实验道尔顿制的是上海吴湖中学，以东南大学附中等校的实验最著名。据统计，到1925年全国实验此法的中小学有57所。1925年柏克赫斯特来华讲学，扩大了道尔顿制的影响。
1931年美国教育家华虚朋来华，介绍文纳特卡制，这是一种道尔顿制和设计教学法混合的教学制度，曾在当时陈鹤琴主持下的工部局小学试行，对某些学校的教学有过一定影响。
（三）改教授法为教学法
清末以来关于学校教学方法的问题，一直称为“教授法”。陶行知首先在南京高等师范提出改教授法为教学法。陶行知认为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在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教师应该一面教一面学，并不是贩来些知识，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的。陶行知这个观点后来发展成为基于杜威的教学观点而提出的“教学做合一”。但是当时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带普遍性的同题，作为教学规律和科学概念“教学法”比“教授法”更能反映教学过程的实质，所以为教育界所接受，此后，均将教授法改称期“教学法”。
此外，这时一些学校还开展对各科教学法的研究。1927年各省市有专设实施小学者，明确规定其任务为实验新的教学方法。不过这些实验都比较零碎，成果不大。
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
（一）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实验区
最早提出划区实验农村教育的是中华职业教育社。1925年8月黄炎培曾提出一个“山西划区试办乡村职业教育计划”，随之职教社又提出“试验农村改进计划”。目的是：“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会革新之基。”在列举的2I项事业中，第一是“研究改良农事，推行试验有效之农作方法”。第二“研究增进工艺效能”。第三“推行义务教育，凡学今儿童，不论男女设法使之就学”。第四“对年长失学者，施以平民教育”等[2]。并于1926年7月以沪宁线上昆山的徐公桥为第一试办区域。办法是在徐公桥成立乡村改进会，下分总务、建设、农艺、教育、卫生、娱乐、宣传7部，试验期6年。1928年开始试验，主要工作为：建立农艺试验场，设立农具农产品陈列室，散发改良种子，组织信用合作社，借低利贷给农民，建立公共诊疗所等；教育方面，建立4所公立小学，2所私立小学，2个流动教室，开办夜校（教材用《农民千字课》，加授农民常识、公民常识、乡村信条），以及建立阅书室，立格言牌，举行露天识字、讲演等。于1934年试验完毕交地方办理。
此外，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在镇江黄墟、吴县善人桥、沪郊等地办理过农村改进实验区。为了培养从事农村改造工作的人材，职教社在徐公桥办了讲习所。1933年秋在沪西清河泾创办农村服务专修科，在浙江余姚县诸家桥办了“浙江诸家桥农村改进试验学校”。
中华职业教育社想通过农村改进的办法来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当然是改良主义的幻想。不过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区把发展生产，发展农村经济放在首位，采取“富政教合一”的方针，这是它的独特之处。
（二）陶行知创办的乡村师范和山海工学团
1926年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3]。为了实现这个理想，陶行知在1927年创办了晓庄中心小学、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1929年3月改名晓庄学校。
1932年陶行知草拟了《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提出工学团要把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实施六大训练，即：普通的军事训练、生产训练、科学训练、识字训练、民权训练和生活训练。同年，他在上海与宝山之间筹办了山海工学团。山海工学团包括青年工学团（青年夜校后改为共和茶园）、儿童工学团（儿童识字班）、妇女工学团、棉花工学团、养鱼工学团和山海木工场等。儿童工学团采取小先生制，还把失学儿童组织起来，采取大的教小的，会的教不会的办法，叫自动工学团。学习内容主要是陶行知编的《老少通千字课》。此外工学团还修路、筑鱼池的堤，办红庙信用兼营合作社。1937年，由于抗日战争，试验停止。
陶行知所提倡和实验的乡村教育，虽然提出了六大训练，但实际上他的着重点在于普及识字教育。晓庄师范是有影响的学校，自此全国各省开始创办乡村师范。
（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的定县试验区
1926年10月“平教会”选择河北定县翟城村作试验区。1930年“平教会”总会成立县实验区，并系统地提出其乡村教育观点。针对中国农村的问题是农民的“愚、穷、弱、私”，主张实施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采取学校式、社会式和家庭式三大方式。1932年晏阳初替蒋介石拟定了《县政改革方案》。1933年河北省政府将定县作为县政建设实验区，设县政建设研究院于定县。“平教会”实验部主任亦即县政建设研究院的实验部主任兼定县县长。“平教会”还在湖南、四川、广西等地开展过平教实验，取得不少成效。
（四）梁漱溟的“乡村建设”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自古以来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只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伦理关系是人的“天然基本关系”，乡村是伦理社会的基础，从而提出了改造社会要从乡村着手的“乡治”主张。这就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出发点。办法就是由“乡村运动者”，通过政教合一的途径，用乡农学校去实行对农民的精神陶冶、自卫训练和生产知识等的教育。
1929年由河南省政府决定，在河南辉县创办“河南村治学院”，由梁漱溟任教务长，设农村组织训；练和农村师范两部，培养基层政权人员和乡村教育人员。1931年在山东省政府支持下在山东邹平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培养乡村服务人员和实施乡村建设的试验区。1933年3月山东省政府划邹平、荷泽两县为县政建设实验区，兼乡村建设实验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就与两县政权合而为一了。由县政府下办学公文，在各区组织乡农学校校董会，开办乡村学校。乡农学校分初高二级，对象包括青少年儿童、成人、老年人和妇女。内容主要为两类：一类是各乡农学校共同课程，如识字、音乐和精神讲话等；二类是因地因校制宜设置的课程，如自卫组织、自卫训练以及有关生产技术等。
（五）邰爽秋的“民生本位教育实验”
邰爽秋是“民生本位教育”的倡行者。针对中国当时贫穷愚昧状况，他主张“救国先救穷，教民先教富”，把发展人民生计、改进人民生活作为民生教育的出发点、中心和归宿。从1933年开始，邰爽秋及“念二运动促进会”、“中国民生教育学会”先后在沪西农村、重庆巴县农村等地开展民生本位教育实验十几年。基本做法是：以“沪西农村念二社”和巴县“中国民生建设实验院”为实验机关；以全体工农民众为教育对象；以发展民生的经济活动为经，以文字、公民、休闲、自卫、救国等教育活动为纬；实行“经济分团”、“混合教育”、“就地施教”、“全年施教”等教育组织制度；采用互教互学、自教自学、巡回教学和综合教学等方式方法；坚持知识技能并重，读书做工兼顾，提高工农民众文化素质，培养农村建设实用人才。民生本位教育实验适应了当时中国农村经济、文化、教育状况及其发展需要，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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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的共和政体：1912-1937
http://book.ifeng.com/section.php?book_id=739&id=49727
外国资本与近代中国经济(1912—1949)
http://www.cul-studies.com/Article/historystudies/200604/3798.html
民国经济史 (1912-1949)——“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之二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05
基于制度变迁视角下的中国农业现代化（1912-1937年）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9/3/27/167051.html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2005xdh/810978.htm
㈤ 历史现代中国教育的发展
(一)1949—1952年的第一次课程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收回了教育主权，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各类教育问题进行了彻底的改造。1949年12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针“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前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这一方针具体规定了教育改革的步骤和方向，对这一时期的课程母锲鸬搅酥苯拥闹傅甲饔茫哟丝剂宋夜谝淮慰纬谈母铩?br> 这次改革是教育部门自上而下进行的，实行对旧课程的改造，初步确立了我国中小学新课程体系，形成了全国统一教学计划、统一教学大纲与统一教科书的“大一统”课程模式。具体过程如下：1950年8月教育部颁发《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教学计划；同年9月，在全国出版会议上提出中小学教材必须全国统一供应的方针，并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承担编写国家统一教材的任务，于1951年出版了第一套中小学全国通用教材。1951年3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通过了《普通中学(各科)课程标准(草案)》和中学规程，提出目前普通中学的教学计划必须全国统一，课程科目和每科教学内容必须定出统一的标准。同年10月，政务院颁发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重新规定了中小学的学制，规定小学实行五年一贯制取消初高两级分段制，中学修业年限为六年．分初高两级，各三年。根据学制的要求，1952年3月教育部颁发了小学和中学暂行规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发的第一个全面规范中小学课程的政府文件。这一时期的课改呈现的特点是：强调中央集权，全国统一，致使课程结构单一，只设必修课，不设选修课；注意根据中小学培养目标来考虑学科设置；课程内容方面，注意科学性和思想性的有机结合；模仿前苏联的痕迹明显，某些课程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实际。
(二)1953—1957年的第二次课程改革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1953年我国开始执行“一五”计划，教育势必紧跟经济的发展做出相应的变动。1913年1月召开的大区文教委员会主任会议和6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吹响了新一轮改革的号角。两次会议确立了今后教育工作的重点是整顿、巩固和发展中小学。
1953年12月，政务院颁布《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提出：今后几年内小学教育应在整顿巩固的基础上，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小学工作和学习应由教育部门统一领导布置。1954年4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明确指出：“为提高教育质量，中央教育部应根据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中学教育的目的，……有计划地修订中学教学计划，修订教学大纲和教科书，并为教师编辑一套教学指导用书，这是目前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的一项最基本的工作。”这两个文件为课程改革提供了指导和依据。根据教学计划，教育部于1956年颁发了建国以来全国第一套比较齐全的教学大纲：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修订草案)。
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于1956年基本确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且“一五”计划提前完成，这一轮课程改革也于1957年初结束。这一时期的课改存在的问题是：初步形成了比较全面的中小学课程体系．但模仿前苏联的痕迹仍很深；课程变动过于频繁，教材又跟不上需要，致使教学工作不能完全按照教学计划执行；部分学科间的相互联系和配合不够紧密，课程设置不尽合理。
(三)1957—1963年的第三次课程改革
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国泰民安。1957年2月，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一教育方针，在教育部的周密部署下，又掀起了课程改革的新浪潮，历经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7—1958年的调整。在新方针指导下，教育部于1957年6月调整了1957—1958学年度中学教学计划，于1958年3月颁发了1958— 1939学年度中学教学计划，对中学课程作了调整和变动，加强知识教学与劳动教学相结合及完成中学肩负的“双基”任务。
第二阶段：课程改革大跃进。上一阶段的调整，随着1958年9月《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的发布而毁于一旦。指示指出：必须积极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这种形势下，教育大革命很快进入高潮。从1958年到1960年，中小学校贯彻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实行勤工俭学，兴起课程和教学改革的群众运动，其中课程改革的主题是：缩短学制、精简课程。具体表现在：1960年，人教社按照中小学适当缩短学制年限的要求，赶编了第三套全国通用教材，把原来12年学完的内容压缩到10年完成，供试验10年制的学校选用；教育管理权限下放，各地开始自编教材；劳动时间大量增加，正常教学秩序受到冲击；设置甲乙类中学，甲类教学计划要求较高，设置最高限度的科目，乙类教学计划要求低，设置最低限度的科目。
第三阶段：1961—1963年的调整和反思。面对 1958年“教育大革命”给教育事业带来的危害，从1961年开始，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为指导对中小学课程进行改革。颁发了《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对中小学课程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原则上的规定；制定了新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对中小学课程做了必要的调整；编写了第四套全国通用教材，供 12年制学校选用，但因种种原因，修改后的教材没有在学校正式使用过。
这一时期的课改出现了新的动向：重视学科与育人的作用；首次提出设置选修课；实行了国定制与审定制相结合的教科书制度；重视地方教材、乡土教材的编写。
(四)1964—1976年的第四次课程改革
1961—1963年的调整和反思虽然基本扭转了课程编写和实施中的混乱局面，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某些地区反映教材内容深、分量重、教材难等。1964年初，毛泽东发表了关于中小学教育的“春节讲话”，提出学制、课程、教学方法都要改，3月又针对当时学生学习压力过重批示“课程可以砍掉三分之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4年7月教育部发出了《关于调整和精简中小学课程的通知》，接着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使1961年调整以来取得的一些成果付之东流。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全国进入混乱状态，全国没有了统一的教育方针，没有了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有的只是各地自编的生活式教材，生活、社会、革命构成了全部的课程。
(五)1978—1980年的第五次课程改革
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7年教育战线开始拨乱反正．召开了科学教育工作会议，对课程改革进行了充分的酝酿，以1978年1月教育部颁发《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为起点，开始了课程领域内的拨乱反正。
第一，《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规定：中小学学制十年，小学五年，中学五年。1978年颁布新修订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 (试行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对课程设置进行了原则性说明。第二，为配合教学计划草案。教育部颁布了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第三，重建人教社，组织“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集中编写第五套全国通用的十年制中小学教材，于1978年秋开始在全国使用。新教材吸取了国际中小学课程改革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教学内容的现代化改革，特别是这套教材清除了十年动乱时期出版的教材中的许多谬误内容，改正了在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践等问题上的一些不适当的处理方法，注意到基础知识的选择，智力的启迪和能力的培养，其主要缺点是“深、难、重”。
(六)1981—1985年的第六次课程改革
经过两年的课程领域内的拨乱反正，课程发展已趋于正常化，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国的竞争与国内的主要需求都集中在人才上，教育日益受到重视，同时在1978—1980年间的具体实践中，发现1978年颁布的教学计划在课程设置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已跟不上新形势的要求，势必要求在原有基础上推进新一轮课程改革。1981年教育部根据邓小平“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的指示精神，颁发了《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并修订颁发了五年制小学和中学教学计划。根据新教学计划的要求，人教社立即组织编写了第六套教材。1984年教育部颁发了六年制城市小学和农村小学教学计划，在数学、外语、自然常识、劳动课程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同时对教学大纲也进行重新修订，于1986年颁发了小学、初中各科教学大纲。
(七)1986—1996年的第七次课程改革
经过第六次课程改革，基础教育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个别问题上，如普及义务教育、教育体制僵化等仍需进一步改革。1985年5月中共中央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86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拉开了第七次课程改革的序幕。
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为配合义务教育法的实施，1988年国家教委颁发了《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试行教学计划》，之后进行了修改，1992年颁布《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首次将“教学计划”更名“课程计划”，这个课程计划将课程表分为“六三制”和“五四制”两种，在课程表中将全部课程37-为两大类：学科类和活动类，课程表中还留有空间让地方安排课程。与此同时，国家教委组织编订各学科教学大纲(初审稿)，允许一些地区和单位按大纲初审稿编写教材，在教材试验的基础上，对大纲做修改，形成了24个学科义务教育教学大纲(试用)，于1992年颁布。
由于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后，初中课程已从原有的中学课程体系中分离出去，而且原教学计划中高中的课程结构也不够合理，一些学科的要求偏高，国家教委于1990年颁发了《现行普通高中教学计划的调整意见》，作为新的普通高中教学计划颁发前的过渡性教学计划。其后，在实践的基础上，国家教委于1996年颁发了同义务教育课程计划相衔接的《全日制普通高中课程计划(试验稿)》。期间，由人教社负责全新编写和修订的第七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也于1988年秋开始使用。
这一时期的课改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在课程行政管理体制上开始打破“集权制”的绝对支配地位，确立了“一纲多本”的课程改革方略；在课程目标、内容、组织、结构等方面大胆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敢于突破以往课程改革中的诸多禁区，如“个性发展”，“选修课程”，“活动课程”等内容在各地的课程计划、课程标准中都有重要地位。
(八)1996至今第八次课程改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提出并开始实施素质教育，素质教育要求有别于应试教育的课程。为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了更好地解决前七次课程改革遗留的课程问题，为了顺应世界课改的潮流，中国政府又开始了一场广泛、全面、深入持久的课程系统改革。
2001年2月，国务院批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全面启动。遵循“先实践，后推广”的原则，新课程于2001年 9月在全国38个国家级实验区进行了实验，2002年秋季实验进一步扩大到330个市、县。2004年秋季，在对实验区工作进行全面评估和广泛交流的基础上，课程改革进入全面推广阶段。到2005年，中小学阶段各起始年级原则上都将进入新课程。这次改革不是对课程内容的简单调整，不是新旧教材的替换，而是一次以课程为核心的波及整个教育领域乃至全社会的系统改革，是一场课程文化的革新，是教育观念与价值的转变，涉及课程的理念、目标、方法、管理、评价等方面。这场改革仍在继续，成败与否有待实践的检验。
二、课程改革的现实启示
课程改革是一个连续体，很难用某一标准去分割，但为了研究的需要，我们才把历次课程改革进行子严格的时间划分，当分析它带给我们怎样的启发时，我们就应该从整体上加以把握。纵观8次课程改革，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这些启示将警示现在和未来的课程改革。
一是课程改革要有理性的秩序。总体上讲，历次课程改革的理论指导不足，对国内外课改实践理性分析不够，总是满足着政治的需要，被动地行走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后头。原因固然很多，重要的一条是我们缺乏对课程改革的理性与系统的思考及导致没有本土化的课程理论。这就需要我们去建立理性的秩序，视课程改革为一个渐进的继承和革新并存的过程，系统地考察课程改革的社会政治背景及各种制约因素，抑制课程改革的功利性、实用性倾向，进行原创性的理论研究，使它朝着健康持续的方向发展。
二是课程改革要在钟摆中寻求平衡。联系8次课程改革，可以发现钟摆的痕迹，在理论倾向方面，从建国初的全盘苏化到逐渐的本土化，从本土化的否定到改革开放后部分西化，从西化到努力地本土化，在课程内容方面，在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之间来回摇摆。在钟摆中我们会失去自我，迷失方向，给课程实践带来许多麻烦，应该从中找到平衡，才能使课程改革获得良性发展。
三是课程改革要成为理论与实践的活的环节。分析历次课程改革的指导理论，可以发现，根本没有本土化的课程理论予以指导，都是生吞活剥地运用他国的课程理论。不是我们不用自己的理论，而是我们至今没有中国化的课程理论。这主要由于课程改革没有起到课程理论与实践的黏合剂的作用。我们要充分利用课程改革这个舞台，让中小学教师在自主地实践课程过程中自觉地反省、反思，建构自己的“理论”，让课程理论工作者走出书斋，走进中小学，帮助教师解决认识上和行动上的问题，开展合作，互相补充，推动课程的实践和研究。
四是课程改革要重视课程实施。课程实施应该得到与课程设计同等的待遇。课程的实施归根到底是教师问题。教师的积极性、能动性直接影响课程实施。如果教师对课程方案的设计参与不足，对课程理念理解不深刻，课程意识淡薄，教师往往会抵制课程改革。这就要求学校和课程理论研究者加强对教师的人文关怀和理论研究，尤其是对教师实施课程的研究，使教师在课程实施中得到发展，课程在教师的专业发展中得到有效实施。
㈥ 中国建国以来取得的教育成就
让一批书呆子成为铁饭碗，而愚弄社会。
㈦ 中国教育近年来改革的成果都有哪些
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师教育，大力发内展师范教育，努容力为我国普及义务教育建设一支数量足够、质量合格、相对稳定的中小学队伍。
教师教育办学层次逐步提高。我国教师培养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三级师范向二级师范的过渡，并有加快向一级师范过渡的发展趋势。
㈧ 中国建国以来的教育成就
建国以来教育工作的主要成就
2006-1-6 14:48:32 来源： 马克思主义网络要览
建国以来教育工作的主要成就 新中国的教育是在一
个经济落后、文化教育很不发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旧中国的教育事业非常落
后，而且带有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色彩。全国
人口中的80％以上的人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
20％左右。据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统计，1947年全国高等
专科以上学校仅有207所，在校学生只有15.5万人；1946
年中等学校仅有207所，在校学生只有187.85万人；小学
仅有28.9万所，在校学生只有2368.35万人。在中等以上
的学校中，劳动人民的子女极少。
建国之初，新中国对旧有学校进行了接管和改造。
1952年以后，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
系调整，在各级学校中开展教学改革，创办了工农速成中
学，积极开展成人教育，规定了一切学校都向工农开放，
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1953年新中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
划时期，教育事业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在这个时期，教育
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61年前后，国民经济处于暂时
困难时期。随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方针，1961—1963年间对教育事业进行了大幅度调
整。经过调整，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质量和高等学校的科
研水平得到提高。“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事业遭到了严
重破坏，造成了各条战线专门人才短缺、青黄不接的状
况。“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教育工作开始了拨乱反正和
调整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教育战线的形势，教育事业得
到恢复和发展。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从而教
育工作的地位、作用也得到了不断提高和加强，教育事业
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教育工作尽管有许多失
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严重破坏；但就全局
来讲，还是取得了巨大成就：
1949—1989年，中国的普通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
校共毕业1705.66万人。1949—1989年的普通高等学校
的毕业生数比1928—1947年的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数
增加了35.6倍。1949—1989年的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数
比1931—1946年的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数增加了8.3
倍。普通高等学校从1949年的205所增加到1989年的
1075所，本、专科在校学生从10.65万人上升到208.21
万人，分别增加了5.24倍和16.87倍。中等专业学校从
1949年的1171所增加到1989年的3984所，在校学生数
从22.88万人上升到217.75万人，分别增加了2.4倍和
8.52倍。研究生1989年在校学生数比1949年增加了
160.11倍，达10.13万人。
1949—1989年，中国的普通中学教育和小学教育发
展迅速，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和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做出了重大贡献。1949年普通中学4045所，在校学生数
103.90万人，1989年上升到8.96万所和4554.02万人，
分别增加了21.14倍和42.83倍。1949年小学34.68万
所，在校学生数2439.1万人，1989年小学达77.72万所，
在校学生数为12373.1万人，分别增加了1.24倍和4.07
倍。学龄儿童入学率已由解放前的20％左右增到
97.44％。幼儿教育也发展得很快，1989年幼儿园达17.26
万所，在园幼儿1847.66万人。
职业教育发展也很迅速。1989年技工学校达
所，在校学生为126.7万人，而1949年技工学校才3所，
在校学生仅2700人左右。1989年农业、职业中学达9173
所，在校学生为282.27万人，比1980年分别增加了1.77
倍和5.22倍。许多地区的职业教育体系正在形成。
1949—1989年，中国的成人教育也得到普遍发展。
1989年全国各类成人学校达27.2万所，在校学生达
3661.32万人。其中，成人高等学校达1333所，在校学生
为174.11万人；成人中等学校达5.63万所，在校学生为
1541.11万人；成人初等学校达21.43万所，在校学生为
1946.1万人。1989年，全国农村有395.55万人参加识字
学习。
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高等
学校也是全国科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军，为国家做出了重
要的贡献。1957年高等学校有6项自然科研成果获得国
家科学奖金。1982年7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评选的自
然科学研究122项重要成果中，高等学校（包括与其他系
统合作的项目）获奖56项，其中一等奖4项。高等学校的
科研成果大部分被推广和运用到国防、工农业生产等各
个方面，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
益。在高等学校的文科科学研究中，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各级各类学校的教材建设也取得
了很大的成就，保证了教学的需要。同时，各级各类学校
的办学条件，如校舍，教学设备和图书资料也有了极大的
改善。1977年以来，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逐年增
加了教育经费。在1979—1981年间，教育经费在国家事业
经费中的比重由9.95％提高到13.5％；教育基本建设投
资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从1％提高到3％。
新中国成立以后，广泛地开展了外事国际交流，派遣
和接受了大量留学生。在50年代，中国的教育国际交流，
主要是在苏联和东欧等国之间进行。据统计，先后派往苏
联的留学生和进修生9106人，派往其他国家的较少。1978
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
放的政策，教育国际交流日益增多。1978—1989年间共派
遣留学生3.38万人，其中毕业回国的留学生1.65万人。
同期，外国来华的留学生人数达1.29万人。此外，中国教
育系统还广泛参加各种交流活动，各级各类学校都不同
程度地同外国学校建立了不同的校际联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已经建立了一支为社会主义
教育服务的教职工队伍。1989年全国各级普通学校的教
职工数达1326.84万人，比1949年增加了11.97倍。1989
年各级成人学校的教职工数达77.05万人，其中专任教师
39.42万人。教师队伍的规模不断壮大的同时，质量也在
不断提高。
㈨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文化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在“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目标的指引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是极其薄弱的，全国人口中的80%是文盲，我们最初的教育目标就是扫除文盲，让大家都能识字、看报、读书。扫盲运动的高潮一直持续到50年代末，政府开办了各种类型的实习学校，扫盲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然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现在我国九年制义务教育全面普及，素质教育、优质教育被提到议事日程并日益得到重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学前教育、九年制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都制定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全面推进幼有所育，学前教育向公益、普惠性迈进，九年义务教育得到全面普及，高中教育趋向特色发展，高等教育由大众化迈向普及化阶段，基本满足了人民大众对教育的不同需求，我国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升，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教育成就感和满意度。
70年来，中国教育披荆斩棘，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基本解决了“人人有学上”的问题。截至2018年，全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1.38万所，在校生1.5亿人，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95%，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100%，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4.2%。目前我国各级各类学校51万余所，在校生2.7亿余人，教育规模位居世界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