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障碍因素分析维普网

⑴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通过多种途径转化科技成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总体情况并不乐观，依然存在成果转化率低、中试环节薄弱、风险投资机构不完善等问题。

（一）科技成果多，但成果转化率偏低

科技成果转化率是反映科技成果转化的最直接的综合性指标。但目前该指标缺乏一致的统计口径和明确的计算方法。在反映科技成果转化的指标中，存在着科技成果应用率、推广率、转化率等多种概念，不仅名称多样，而且统计方法不尽一致。目前相对一致的观点是：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据统计，我国目前每年取得的科技成果超过4万项，但科技成果转化率约为25%，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与发达国家平均80%转化率的差距甚远（王顺兵，2011）。全国平均水平专利实施率仅为30%，高等院校中七成以上的专利，包括许多原创型的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新工艺，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施（王顺兵，2011）。

从近年来公开发布的科技统计数据看，2004年以来，我国专利申请数量和技术市场成交额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则表现出波动特征，变化不明显。通过对比国内外技术合同成交额，发现国内技术合同平均交易额仍远低于国外引进技术合同的平均交易额，进一步证实了科技成果转化率低、转化速度慢的现实。然而，国内科技成果转化程度不高造成的危害是花费高昂的代价。国家花费大量经费支持的研发，成果并未得到充分应用，而是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不但造成投资-收益严重偏低的局面，也不利于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和本国核心技术研发，限制了国内相关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另外，还往往由于引进技术不适应国情等原因，使引进的技术无法发挥有效作用，造成盲目引进技术、浪费国家财力的结果。

（二）中试环节薄弱

科技成果是人们通过对客观世界改造而获得的具有理论、实用价值的创造性劳动成果，但从根本上来讲仍是知识形态表现的生产力，需要通过中试进行筛选、验证、改进、完善实验室成果或理论成果，消除各种不确定性才能解决知识形态的隐性生产力与产业化的现实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图4-5）。另外，在科技成果尤其是高新技术实现转化的过程中，具有很大的技术风险、市场风险、资金风险，需要中试环节的放大、检验、试制、试销，解决在成果研发阶段考虑不到或不全的问题，为实现产业化铺平道路。可以说，成果由试验室进入中试放大试验是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为商品的关键环节。然而，目前我国科技成果的中试环节缺失，全国每年列入中试的重大成果不到全年重大成果的5%，科研单位和企业也因为中试放大的风险性而不愿意承担中试工作。研究者以完成科研成果为目标，忽略了对原始科技成果的二次开发；企业则希望拿到成熟的技术投入生产，或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将实验室成果直接进入工厂生产，使很多没有想到的问题在工厂开工中暴露，最终导致成果转化以失败告终。

（三）风险投资机构不完善

风险投资来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成为解决科技成果产业化资金短缺的最关键、最有效的手段。我国虽然早在80年代中期就开始发展风险投资，如1985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我国第一家专营风险投资业务的金融机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1992年深圳风险投资基金成立，然而我国风险投资发展总体来说还是在起步阶段，风险投资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与完善，资本市场发育不全，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还比不上周边的一些国家，风险投资在科技成果转化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万金荣，2006）。综合考察目前我国已转化的科技成果中，靠风险投资的不足5%。可以说，风险投资已成为严重制约我国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的因素。此外，由于风险投资意识薄弱，缺乏风险防范机制，不少企业蒙受重大损失，导致部分企业倾向于短平快的项目开发，重大高新技术成果极少有人问津；对一些转化周期长，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大的项目，银行的积极性也不高。因为传统的商业银行运行的基本原则是经营的安全性，而科技成果产业化最突出的三个特点就是高投入、高风险、高效益，由于资金的投入在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中，特别是在中试阶段，需求量很大，传统的商业银行远远不能满足科技成果产业化对资金的需求。金融机构贷款对科技活动支持作用与国外相比相距甚远。民间资本由于没有好的回报机制，投入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很少。总体上看，风险投资机构不健全，运行机制不完善，运行环境不完备，成为我国风险投资资金匮乏、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图4-5 中试环节示意图

⑵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中国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受制度、投入、市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使科技成果转化不畅，造成了科技成果转化率、转化效益和对经济发展贡献度偏低等局面。

（一）制度因素

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因素是指对成果转化起消极作用的制度或政策。主要包括科研立项体制、企业经营机制、职称评定制度和成果评估及利益分配机制等4个方面。

1.科研立项机制

科研选题立项是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关系着科学研究能否顺利进行，而且关系到科学研究成果能否顺利转化。受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项目的立项和科研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科研经费长期以来一直由国家拨给，科研成果也是由国家组织鉴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科研项目从选择立项、确定研究的深度与方向到项目的评价等，大都是为了获取相当级别的学术奖项，科技人员不必花费精力去考虑成果的转化，更没有必要为完成科技产品的后继开发而在市场中苦寻商机，致使重研究轻转化的问题严重。这样，由于缺乏市场对科研成果应用价值的评判，大量的科研成果理论性强，但适用面窄，少有市场需求大、产业价值大的成果，对企业的吸引力降低，企业对科技成果转化各方面的投入也相应减少，致使大量的成果“赋闲”与有钱找不到好项目的不平衡现象十分突出。

2.企业经营机制

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产品的开发、设计、生产、扩散等，都是由政府控制的，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成为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的主体，政府则演变为宏观经济的调控者。企业功能的转变由于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旧的科研体制阻碍着企业作为科技转化主体作用的发挥。主要表现在：①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还留有计划经济的痕迹，现阶段企业在战略管理及决策上还受到政府及上级部门的约束，企业的自主权难以发挥。②企业的经营活动在很大程度还是受到政府的干预，众多企业产权关系不明确，使他们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③我国的科技主力主要集中于研究院所和高等院校，企业缺乏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高科技人员，无法对科技成果的先进性、适用性、市场前景做出正确的分析。正是由于以上因素的存在，使企业缺乏依靠科技进步实现自身发展的动力，而是凭借现有的资源和工艺维持现状或依赖生产资料投入量的增加片面追求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管理的决策者也往往不注重长期投入，致使企业的科技成果研究与转化具有明显的短期行为。

3.职称评定制度

目前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职称评定指标体系一般都以科研论文（著作）发表数量和质量、科研成果获奖数量等量化指标为依据，而且是必须达到一定标准才有资格参与职称评审，对于是否申请专利、是否产生经济效益却不做要求，也没有把这些指标作为晋升、评奖、计算工作量的条件之一。这一制度使得高校和科研院所将科研工作的重点放在科研成果的学术水平和获奖登记上，促进了科研成果的产出量，但对成果转化水平和质量则重视不够，导致科研人员不注重市场信息收集与研究，缺乏对市场需求的认识，花费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研究及其论文的撰写，而少有精力考虑到科技成果的可行性、实用性、经济性，研究成果与市场需求明显脱节，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低下。

4.成果评估及利益分配机制

科技成果本质上是对科技开发研究的创造性的活动做出价值判断的过程。我国虽然于2003年颁布了《科学技术评价办法》，但该办法对科学技术评价的基本程序和要求仅做了原则性规定，再加之科技成果本身的成熟程度、市场未来的不可预知性以及缺乏权威的科技成果评价机构等原因，我国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尚不完善。评价方式上，重视对结果的评价，忽视对过程的评价，过分强调学术产出和学术水平从而产生了学术上的浮躁心理和急功近利现象。评价过程上，重视转化前（科技的研究、开发、小试、论证）评价，忽视后期（科技的中试、转让、转化、应用）评价，导致实验室产品无法顺利进入市场（欧阳迪，2010）。评价对象上，多以科技人员为主，忽视了从事科技成果推广的广大科研管理人员，使得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专门人才普遍缺乏（李建成，2008）。

利益分配是一个关系复杂的问题，牵扯到诸多的利害关系。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人员由于缺乏市场谈判和交易经验，在不完善的技术交易市场中常常处于劣势，再加上市场信用、科技评价、法律法规等因素的约束，致使其利益难以得到真正的体现和尊重（李玮，2006）。尽管国家已经出台了一些政策法规，但缺乏配套的实施细则，协调和监督都十分乏力，造成供需双方在价格和利益分配上有分歧，影响成果转化的结果。

（二）投入因素

投入因素是指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在人力、财力、物力上投入的不充分。科技成果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人才、物质条件等要素资源，并将各种要素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才能实现成果转化。投入机制不健全会影响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

1.资金投入不足

资金是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转向企业商品化的重要保证和前提。由于成果转化是一项高风险、高投入、高收益、周期长的活动，决定了难以从常规的商业渠道中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对于高校和科研院所来说，自身并不具备自我转化的资金实力；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处于安全的考虑，大多数愿把资金借给一些有名气、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对企业来说，面对承担高风险的巨大压力，企业希望通过有关政策与风险投资机构、金融机构共同承担风险（刘海燕，2002）。没有资金的支持，成果转化就无从谈起。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金融市场有了巨大发展，但尚未形成由国家、地方、企事业单位、金融机构及其他组织或个人共同投资的多渠道、多层次的投融资体系，倾向于科技研发的风险投资依然较少，用于中试、商业化和产业化环节的资金更加有限，不利于科技成果的转化。

2.高水平人才缺乏

人才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关键要素。专业化科技推广人才缺乏是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中较为普遍的问题。相关人员缺乏市场工作经验，既不能对成果进行深层次的评估和咨询，又不懂得市场营销技术，对科技成果的转化多以组织参加各种成果展览、交易、信息发布会的形式进行，服务工作没有深度，导致成果推不出去，资金引不进来，具有市场前景的科技成果多数停留在理论和实验阶段，难以成熟和应用，成熟的技术又难以迅速地抢占国内国际市场，经济和社会效益没有发挥。

3.技术及设备配置不合理

科技成果转化的复杂性决定了其需要相关技术和设备的配套，包括科技图书文献资源的利用、大型仪器设备条件资源的共享等。目前科技图书文献资源和大型仪器设备资源主要集中在高校、科研机构，除了一些资金雄厚、有实力的大型企业外，一般中小企业很难承担技术及设备的费用支出，但是高校、科研机构的科技资源多限于内部使用，外部企业很难共享其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

（三）市场因素

市场因素是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主要障碍。主要包括市场交易平台欠缺、中介服务机构不健全等方面。

1.市场交易平台欠缺

市场交易平台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保障。近年来，我国科技成果的技术市场从无到有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科技信息交流会、技术交易会、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开发招标会等是我国主要的技术交易形式。但技术市场发育尚不完善，成熟度比较低，组织不够健全，缺少区域性、全国性的信息网络（詹静涛，林皎，1996），高校科技信息交流多为区域内流通，系统内循环，而与生产部门的供需信息交流还不畅，不能满足技术交易需要。同时，科技成果转让法规不健全，管理不够规范，对信息的真假、来源鉴定不够，致使虚假信息介入市场，无法满足客户的需求。

2.中介服务机构不够健全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是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是转化、扩散科技成果和有效配置科技资源的重要渠道。虽然近几年在国家的大力推动下，中介机构发展迅速，为科技创新和科技产业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从整体上看，我国科技中介机构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中介服务机构大多功能单一，结构不健全，服务能力较弱，提供信息服务不及时或缺乏准确性，导致科研机构的很多成果找不到需求者而无法实现转化，企业需要的技术成果也找不到合适的供应者，无法实现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有力支撑。中介机构良莠不齐，服务能力差距较大，懂技术、懂经营、熟悉法律的技术人才严重匮乏，并且缺少专业的风险评估、技术评价、技术定价的能力，使得企业对于科技成果的价值风险很难做出判断，市场实现困难（欧阳迪，2010）。因此，在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过程日益依靠中介服务体系提供各种服务的情况下，我国中介服务及其机构却从数量和功能上都远远不能满足科技成果转化的需要。

⑶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主要模式

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处于转型期，正在逐步摆脱传统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但尚未建立起科学有效的新型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根据科技成果转让参与主体的不同，我国现有的转化模式主要包括市场转化模式、自行转化模式、产学研联合转化模式、科技创新转化模式及政府推广转化模式、跨国公司资助转化模式（图4-4）。

（一）市场转化模式

市场转化模式是在供给、技术市场、需求三方共存的基础上，将科技成果引向市场，通过技术市场的有偿转让、流通，由供给方输送给需求方，以实现科技与生产的有效结合。按照是否需要第三方进行分类，市场转化模式可分为科技中介转让模式和专利出售模式。

图4-4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分类

1）科技中介转让模式。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中，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科技中介机构与各类创新主体和要素市场建立联系，沟通机构间的技术流动，促进各参与主体的互动以实现有效的知识流动与技术转移。一般来说，政府办科技成果转化机构是推广和普及先进技术的主要力量，民办科技成果转化机构是科技成果推广体系的延伸和拓展。在发达国家，政府资助的技术服务机构是新技术和企业间的桥梁。我国近年来也加强了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发展了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等不同层次的科技中介服务基地，使科技成果转化取得了较大发展。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运用市场手段吸引各类生产要素，为上下游客户提供广阔的选择空间，配置丰富的资源。但它也存在研究机构经济效益相对较低，需求方难以持续开发技术等问题（朱宁宁，王溦溦，2011）。

2）专利出售模式。专利出售模式是科技成果拥有者通过技术市场一次性地将创新成果的全部或部分有偿转卖给企业使用，从而获得继续科研的资金支持。而企业借助科技成果改进技术，优化结构，解决发展过程中的技术难题和发展困境，降低生产和运营成本，获取高额利润。二者的结合实现了信息、资金、技术的互补，实现了资源的最大优化率。这种模式的优点是过程简单，科研投入可以迅速得到弥补；缺点是寻找需求对象的难度比较大，买卖双方都要花费信息搜索成本，科研成果认识及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不确定性会带来较大的市场风险。

（二）自行转化模式

自行转化模式是科研机构或企业以现有政策和环境为依托，多渠道筹集资金，将自身研制的科技成果在本单位内部进行转化并自负盈亏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将科技成果的成果源与吸收体融合一体，使市场交易内部化，无须中间环节，既简化了交易手续，降低了交易费用，又能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和后续开发，同时省去了成果泄露的问题。这种模式转化速度快、耗时短、效率高，但要求科研院所和企业拥有尖端科技设备、雄厚科研和经济实力以及高水平的经营管理能力。我国的北大方正、清华紫光等就是高校自行转化科研成果的典型案例。自行转化模式依主体的不同可分为3种子模式。

1）融资转化模式。企业通过吸引风险投资或通过二级板市场进行融资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具体流程是科技成果→风险投资→科技企业→形成规模→投资退出。目前，清华大学已开始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实行科技成果转化，为改造传统产业，强化校企合作和国企脱困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然而如何评估科技成果转化的风险，降低风险投资对成果转化的不信任度，有效监管风险投资公司的管理与运作等，都是我国融资转化模式中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朱宁宁，王溦溦，2011）。

2）自主研发科技成果转化模式。这是科研机构或企业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科技创新和开发的模式。科技成果所需的核心技术来源于研究机构或企业内部的技术积累和突破，转化的过程也通过研发机构或企业的知识和能力支持实现。这种模式能够使研究成果很快运用到实践中去，但需保持核心技术的控制权，比如我国的海尔集团在企业运营中发明的家电防电墙技术、绿色节能技术等科研成果。

3）引进技术的二次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模式。这种模式是技术转让方采取一次性买断或提供后续服务等多种方式，通过市场技术交易合同将科技成果评估作价转卖给企业，由企业落实条件，迅速实施转化并逐步形成产业，或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二次开发，形成新的技术或产品。通过这种方式自行进行后续研究开发，是落后企业追赶先进企业的一条捷径（朱宁宁，王溦溦，2011）。

（三）产学研合作转化模式

产学研合作转化模式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普遍模式。该模式各方以技术合约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政府为推动力，合作进行技术创新活动，搭建了一个技术创新平台。这种转化模式有利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与中小企业资源相融，很好地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是科技转化生产力的有效途径。按照合作组织在合作中不同的切入点与退出点，可以将产学研合作划分为联合模式和共建模式。

1）联合模式。联合模式是指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通过协议、契约等形式就技术创新的某一个阶段或某一环节的衔接达成合作意向，从而直接实现产学研主体组织间的合作。联合模式以企业为主体，以技术传播和合作开发为重点，以协议、契约作为维系双方关系的纽带。其技术传播常常跨越不同的组织与地域，组织方式较松散，合作的紧密程度也较低，但它是目前我国常用的一种合作模式，在合作总数中超过50%（辛爱芳，2004）。产学研联合模式的具体形式包括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委托开发、合作开发、人才培养、联合攻关等。如沈阳农药厂与沈阳化工大学在小试成果的基础上共同开发特高效农药——绿黄隆，便是一种合作开发的模式。

2）共建模式。共建模式是指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通过建立新的联合体，共享信息、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各主体从中受益。共建模式是产学研合作最高级、最紧密、最富有成效的形式，各方不仅拥有前期的合作基础，从松散型合作逐步发展为稳定的长期合作，而且将相互依赖、优势互补作为合作的重要推动力，通过建立紧密型的组织形式，明确各方的责、权、利，在不同的组织之间实现技术传播。产学研共建模式包括共建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机构（开发中心、中试基地、研究所等）、学院、工程研究中心和重点实验室、高新技术产业园、研产集团、产学研联盟等形式（辛爱芳，2004）。1983年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核心建立的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就是集科、工、贸为一体，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结合的一种巨型联合体模式。

（四）科技创新转化模式

在我国，科技创新转化模式也被称为创业服务中心，即对创新技术企业进行培育，并提供企业发展所需的各种中介服务机构，包括大学科技园、留学人员创业园、软件产业园、孵化器等具体形式。根据其提供的服务内容层次可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孵化型技术中介服务，初级只提供硬件设施和政策服务，中级还提供信息交流、人才交流和管理咨询，高级则在中级服务基础之上提供技术咨询、法律咨询和融资渠道。这种模式能帮助科技成果拥有者与有潜力的企业合作，将初创时的小企业发展为较为成熟的企业（朱宁宁，王溦溦，2011）。以大学科技园为例，美国硅谷的崛起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源于斯坦福大学在创新型人才和强大科研实力上的支撑。我国目前虽不具有硅谷性质的大学工业园，但很多高校都在做积极的尝试。如哈尔滨工程大学科技园依托“三海一核”学科优势，以市场运行机制为导向，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营，致力于发展多种经营业务（安沛旺，2010）。在科技成果产生后，高校的科技部门会在大学科技园进行成果推广介绍、中试试验、知识产权保护、开拓市场等活动，使中小企业尽快孵化为成熟的大企业，也为科研创新、学科发展、培养人才和服务社会提供了平台。

（五）政府推广转化模式

政府推广模式主要是利用行政渠道，将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列入国家级、省级科技计划及政府指导下的科技中介、科技服务体系等有关转化的服务部门，并采用投资、贷款贴息、补助资金和风险投资等形式支持科技成果转化。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或风险基金。商业银行应对符合信贷条件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积极发放贷款。该转化模式的途径为科技成果→寻找合适的政策环境支持→转化成经济效益，特点是企业充分利用政府的管理职能，靠政府搭台、架桥，来达到解决技术难题，促进成果转化的目的。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集中优势力量统一指挥，在项目指定和经费分配方面实行招标制或择优委托制（武海峰，牛勇平，2007）。通常政府将成果分为高科技研究计划、科技攻关计划、科技产业计划等。如我国政府相继推出的“863”计划、火炬计划、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星火计划等项目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

（六）跨国公司资助转化模式

该成果的研发往往是基于跨国公司投资需求或者国际型研究机构的跨国合作需求。通过某些研究基金组织对外发布课题项目信息，各国研究部门根据自身优势选择适合的研究项目后进行课题申请。由于这类科研成果是需方投资的，确定科研项目研究部门上也往往由他们长期合作的单位委托相关研究机构完成。课题研究主题的选择相对简单直接。我国的很多研究院所和高校都承担了很多这样的科研项目。当然，项目科研成果的所有权归委托单位所有。由于国际科研组织或者跨国公司往往有比较成熟的科研成果的转化机制，因此转化过程并不会由于跨国合作而增加转化难度，反而容易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杨萍，张源，2010）。

⑷ 高校科研成果为什么转化困难

一、是高校、科研机构有效供给不足。高校、科研机构是科技成果的主要来源，而大专部分高校院所的科研属成果是基于科研兴趣或者是前沿热点，没有真正形成以需求为导向、以市场为依归的研发模式。这造成科研人员的技术研发活动在立项阶段就可能与市场需求不一致，导致具有转化价值的成果比例不高。
二、现在不能单纯地就转化谈转化，而是要面向市场，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中要承担主体作用，形成科技成果从研发到市场化的渠道。但目前在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方面，90%以上的企业研发、转化科技成果的动力能力不足。国企大而不强、外企强而不为、民企长而不大，中小企业大多处于产业低端，对成果转化“有心无力”。

⑸ 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的原因是什么

缺乏资金，缺少相关支持
缺少资金投入是制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效率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中小型企业较多，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对于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的投入不足。民营企业缺少融资渠道，受资金问题的影响对科学技术成果的重视程度不够，许多项目因为资金不足而停止。相比中小型企业，国有大型企业有相对雄厚的经济基础，但是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存在的风险，企业不愿意冒险尝试，由于我国的风险投资体系还不够完善，原始科学技术的产业化不好，是企业科技成果转化存在的部分问题。
项目不够成熟
众所周知，大部分前沿科技成果掌握在高校以及科研机构手中，此类机构往往更加重视理论研究和论文，对科技成果的经济效益不够重视，所以部分前沿科技成果无法满足企业的需求，不能给企业带来切实的经济效益，相当一部分科研单位只是为了完成指标，和企业之间的沟通不顺畅，没有真正的实现与企业的合作，对技术的投入不重视是项目不成熟的重要原因。科技项目的不成熟使企业在转化过程中存在着风险，所以企业不愿意面临这种风险而减少了资金投入和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投入。
科研人员积极性不高
很多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过多的追求切实的经济利益，而忽略了对科研人员的重视，相关研究人员很难获得对等的经济回报，仅仅靠理想来推动科技创新是行不通的，这会大大的降低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对科技成果的转化也是非常不利的。

⑹ 我国为什么没有形成科技成果转化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明确指出，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等活动。简单地说，科技成果转化就是把科技活动的成果转变为现实生产力，促使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科技成果的产生和转化一般需要经过四个发展阶段。首先是技术原理构思阶段，即在已有科学原理的基础上，根据实用目的提出新的思路、方法、技术路线或设计方案；二是实验室研究阶段，即按照新的构思进行实验研究，或者进行新配方、新工艺探索，目的是研制出样机、样品或新配方、新工艺；三是中试放大阶段，即在实验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产业化前景比较明朗的项目，将其放大，进行工艺完善、产品定型、设备整合、流程规范、产品质量标准制订等，并将中试产品投放市场，接受市场或有关部门的检验，以便反馈信息，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四是工业化试验阶段，即完善产品质量、环境污染、能源与原材料消耗等方面的控制、监测、保障体系，从而形成能够顺利进入市场的节能、低耗、高效的新的生产线，最终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上述四个阶段前后一贯，共同构成了成果转化的链条。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阻碍科技成果的顺利转化。结合我国科技发展现状，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因素有如下几方面：

1．科研人员市场意识还不强，科技评价机制有一定片面性。对科技成果转化本身的认识，也就是对于“科研是为了什么”这一问题的认识，反映着一个科技工作者的科研观念。科技成果只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实现其价值，否则，就失去了科研的真正意义。目前，相当数量的科研人员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近视”的，带有太多的功利色彩，只满足于发表论文、提职称，津津乐道于科技成果通过了鉴定，达到了“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至于如何在生产上应用，如何在市场中产生效益，往往缺乏下文，致使科研领域“只开花、不结果”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些人过分看重自己的科研成果，一直“捂”着不放。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之快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科技成果的时效性越来越强。有人形象地把科技成果比作一块冰，如果总是把它“捂”在手里不转化，很快便会融化而变得一文不值。

科技成果之所以难以转化，除了科研人员自身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目前对科研人员的考核评价机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科研管理部门评价科研人员水平的高低主要看其发表的论文数量，以及发表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而不是瞄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最终目标，不注重成果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拥有高水平研究人员的部分高校，教师完成了实验室成果、写好论文和申请了专利就算完成科研工作量，就可晋升职称和享受相关待遇。这种急功近利的科研管理行为，导致科技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降低，符合市场需求的科技成果尤其是重大科技成果短缺。很多成果、甚至专利技术不具备产业化的竞争力，结果只能“锁”在学者的“书柜”里。

2．科研方向与市场需求脱钩，成果本身成熟度比较差。

我们的许多科技成果不能适应市场和产业技术发展的需要，一些科研选题与国家经济发展急需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结合不紧密，致使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大打折扣。比如，对技术研发工作来说，其针对性很强，目的很明确，那就是突破关键技术，提高产品的性能指标。因此技术开发工作必须源于产品需求。但在实际情况中，一部分成果在立项和选题阶段缺乏足够的市场调研，因而不是技术水平不高，就是缺乏实际意义。此外，一些成果本身的技术成熟度和配套性不够，加之市场不确定因素比较多，降低了转化的成功率。我们现在所说的成果，一般都是从科研水平上来判断的。而符合市场需求的成果，除了具备科学上的可行性外，还应当同时兼备工艺、装备、技术等工程研究开发上的可行性，以及经济效益的可行性。科研院所“生产”的成果或技术往往只是部分单元技术，离实际应用尚有距离，在技术层面尤其在系统集成方面还需继续研究攻关。如果科技成果在这些方面没有优势，就没有竞争力，要转化很难。

3．成果转化受资金约束，缺乏有效的金融支持通道。

资金短缺、经费难筹一直是成果转化的“拦路虎”。一项技术成果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才能实现其“商品”化。一般而言，研究、开发、试验性生产的经费投入比为1:10:100，转化各环节的投入按几何级数增加，也就是说，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代价是递增的，需要获得的资金支持越来越大。资金投入的有无与强弱往往是成果转化成功与否的关键。由于科研院所基本上没有能力独自实现成果的中试与产业化，从而造成了科研院所大量“半成品”待字闺中。

发达国家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经验是有效地依托资本市场的大力支持。在美国，风险投资基金在科技成果转化上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支持通道是比较狭窄的，不仅缺乏风险投资基金，而且市场准入的门槛也较高，一般的企业难以在这个市场上融资。商业性质的金融业刚刚开始发展，科技贷款的规模和方式还不能适应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需要。科技成果转化的金融支持通道的欠缺，导致部分科研机构开展科学研究难，实现成果转化更难。

4．科研体制的弊端制约着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

长期以来，我们的科研单位与生产企业、科技开发活动与企业经营活动分离的弊端一直未得到根本的解决，科技体系条块分割、部门所有、自成一体的结构性弊端基本没有被触动。正如一些学者所描述的，我国的科研体制可以概括成“一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二是两断层”。所谓头重脚轻根底浅，就是说我国的科研上层建筑非常庞大，有中国科学院、国防科委系统、工业部门的研究所，还有大专院校的研究所，然而在基层却很少或基本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开发试验机构。所谓两断层，就是科研部门和工业部门各不相关，没有正常的渠道相通，这是第一个断层；工业部门有不少研究所，但是大中型企业却很少有开发试验部与之相适应，这是第二个断层。由此可见，科技成果的发源地和生产地不属于一个系统，从科技成果到大批量生产又没有经过开发试验和试生产，是科技成果不能及时转化为生产力的核心问题。这样的科研体制显然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对科技的需求。

5．企业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不强，没有成为科技创新和技术转移的主体。

企业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同时也是成果转化的最佳场所。在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比较发达的国家，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真正主体。企业会根据市场需要提出科研项目，按照需要搜寻项目，取得项目后，很快引入生产流程。因此，不论是世界著名的大型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均把科研和技术开发工作摆在至关重要的位置，很多跨国公司都有自己的研究院，这些研发机构能够与大学和非大学的研究机构密切合作，互相支持，相互补充。而我国的科技创新仍然以国家投入为主，大多数企业尚未走到真正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企业研发、吸纳科技成果的动力和能力均不足，相当多的企业过分追求近期利益，普遍不愿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必要的研发工作，一些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的科技成果难以在企业转化和推广应用。另外，有的企业热衷于盲目引进国外技术，渴望拿来就能用、就能迅速产生效益的技术，亦即所谓“交钥匙”工程。对引进技术的“信赖”和对国内自有技术的“不信任”，也成为国内科技成果转化的障碍。

6．政策实施与落实不到位，阻碍成果转化进程。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措施之一，就是实施积极有效的激励政策。我国科技界为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创新潜能，积极探索新的分配方式，其中一项就是让科技人员合理持股，让他们以技术要素和智力要素参与分配。实践证明，这一方式激发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也吸引了大量社会资金投向科技产业，加速了科技成果转化。目前北京、天津、上海以及其他省市对于重点产业领域，如软件、集成电路、现代生物技术、新材料等领域科技成果转化都有激励政策。但因种种原因，有的政策没有落到实处，有的激励政策成为摆设，严重影响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如《上海市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提出，转让高新技术成果，科研人员个人可享有不低于20%的转让收益。这一政策的驱动使民营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率显著提高。但是，这在一些国有单位却成了难题。一些人认为，国有单位的研究人员拿着国家工资，研究经费是国家投的，如果将成果转让收入的一部分转给科技人员个人，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一些科研单位的领导和科技人员不敢越雷池一步，宝贵的科技成果被束之高阁，失去了转化的机会。

⑺ 如何进一步提高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给出一些建议

一是激发创新主体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积极性。科研人员积极性不高，是导致我国科技版成果转移转化权率偏低的根本原因，金智创新认为，要想有效的提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效率，需要积极探索有效的奖励机制与模式，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新型研发机构等协同开展成果转化。推动成果转化与创新创业互动融合，
二是重视科技成果转移中间机构。一般来说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主要由三方组成，一是由科研机构提供前沿科技成果，二是有技术需求的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但是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等，无法高校的沟通，这个时候就需要重视科技成果转移中间机构的，充分发挥其沟通协同的作用。让企业和高校能够各取所需，提高各自的工作效率。
三是开展科技成果信息汇交与发布。围绕新一代信息网络、智能绿色制造等重点产业领域，以国家财政科技计划成果和科技奖励成果为重点，发布一批能够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投资规模与产业带动作用大的重大科技成果包，探索市场化的科技成果产业化路径。

⑻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为什么会这么难

⑼ 保障机制——科技成果转化的保障

科技成果转化的产生不是自发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有产生的可能，如果没有从外界获得所需的信息、物质等要素，则它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科技成果转化保障机制的有效建立，能够为其提供一个适宜的外部环境，但由于涉及的条件和因素很多，该保障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法律、政策、人才、信息等方面的相互作用、相互关联，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政府宏观调控、激励和保障机制

要提高技术市场对技术交易双方的吸引力，必须有政府的推动与资助、信贷与税收的激励和法律制度的保障。发达国家的基本做法：一是通过法律手段促进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为技术市场提供必要的法律环境和条件。二是通过经济手段为技术转移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用经济手段促进成果转化是政府宏观调节机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经济发达国家采用的经济手段主要包括政府资助与补助、政府采购、政府合同、税收优惠与抵免、信贷优惠及保持较高的研究与开发投入等。政府的资助与补助对技术创新及转移具有起动作用，如法国的科研成果推广署就是专门代表政府做这个工作的。政府采购作为鼓励技术创新与开发的政策手段，在美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美国政府每年从预算中拿出数百亿至上千亿美元采购新产品，许多没有形成大规模市场的新产品的第一个买主往往是政府。政府合同是指国家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及政府与大学、政府与工业界的合作项目都是采用合同的形式实施的。政府的税收与信贷扶持是进一步刺激企业技术进步的动力。三是通过完善的技术成果产权激励机制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推动技术创新与技术转移，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制度在技术市场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完善而有效的调控机制、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为国外技术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二）科技人才流动机制

人才流动扩散机制是指科技成果转化必须通过有关人员特别是作为知识和技术载体的科技人员的流动来实现。我们知道，信息的传播形式与渠道对信息的传播非常重要，因为高科技成果信息涉及大量用简单文字难以表达清楚的内容，因此说，人才从大学、科研院所到企业的流动使科技成果转化变得更快、更灵活、更有效率。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日本的一些大学经常举办学术沙龙，以促进产学研之间的沟通与交流。1996年，日本通过了《教育公务员特例法》的部分修正案，以促进人员间的相互交流。在人才培养与合作上，日本一方面积极鼓励大学通过各类培训为企业培养人才；另一方面倡导企业为大学提供实践和锻炼场所，鼓励大学教师“内地留学”以及学生“工厂体验”（赵京波，2012）。日本还打破传统教育体制，从民间企业招聘教师，民间企业也派遣技术人员到大学进修或聘任大学教师进行讲学和指导，双方互通有无，加强彼此间的学习和交流。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规定。如：美国的许多高校明确规定，在不影响学校自身教学任务的情况下，教师和科研人员可以到企业兼职。英国政府及高校也总是鼓励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向企业流动，甚至一些高校规定院系负责人必须到企业去兼职才有条件回学校继续任教。在德国，人才交流的形式更加灵活、多样。学校与企业双方采取双向流动的形式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政府为支持这种形式给予了必要的资助。而我国台湾工业研究院则是通过控制离职率来调节人才的流动（万金荣，2006）。

（三）建立迅捷广泛的技术市场信息网络

技术市场信息服务体系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催化剂”，能把知识创造的源头与进行产业化的公司或企业联系起来，使他们互相作用，相互连接。发达国家为了提高技术交易的效率和成功率，让技术需求方或潜在的技术需求方尽快了解到他们能够获得技术的渠道和想要的技术，都会积极建立完善的、有效连通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技术交易信息网络，这也是其技术市场充满活力、成交规模大的有力保证。如日本技术交易所赖以服务的基础便是技术交易信息网络和强大的数据库，其联网和数据库相当广泛。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筹资800亿美元建成了一个覆盖全国50多个州的信息网络，供企业查询信息。德国也更新了科技成果转化信息的数据库系统，使之能够更有效地发挥信息平台的作用（杨萍，张源，2010）。此外，英国、法国、荷兰等国也建有强大的技术交易信息网络，促进了各个地区、各个领域和企业的技术交易与交换（安玉琢，2000）。

（四）政策法律保障机制

政策法律支持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首要前提。关于如何促进科技成果的顺利转化受到了诸多国家和地区的高度重视，这些国家和地区纷纷从战略层面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措施，以实现政策法律与成果转化之间的良性互动。

1.发达国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制度

发达国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立法可以分为核心的法律制度和相关配套的法律制度。核心的法律制度是与科技成果转化直接相关的法律制度，与核心法律制度相配套的其他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促进科技成果转移的法律制度，与税收相关的法律制度，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法律制度以及保护和利用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等（图4-2）。

图4-2 核心法律制度的配套法律法规

1）促进科技成果转移的法律制度。促进科技成果转移的法律制度是指对鼓励科技成果转化、引导成果转化的方向和重点、保障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营造科技成果转化的环境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法律制度。集中表现为针对科技成果转化的专门立法，多是原则性规定。如：美国的《拜杜法案》（1980年）进行了以促进政府资助所产生发明的利用，鼓励小企业最大限度地参与政府资助的研发活动，促进政府部门、商业主体与非营利组织（主要指大学）之间的协作为目的的一系列对科技成果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李恒，2009），该法案使每年数以万计的发明被披露，科研成果的利用率可达70%（张玲，贾淑英，2008）。《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1980年）及随后的一系列修正法案加强了联邦政府及研究机构对技术转让的责任，去除制约技术转让的不合理障碍，加速了联邦资助技术成果的转移。《技术创新法》（1980年）要求联邦实验室成立专门的技术转移部门，探索与政府、公司、企业的技术合作方式。日本1996年颁布了《科学技术振兴事业团法》，以加强科学研究的基础设施，加强研究交流活动，促进新技术开发和技术成果的普及。此外，英国政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发表的《科技白皮书》、《技术展望计划》，韩国1997年制定的《科学技术创新特别法》，法国1999年制定的《技术创新与科学研究法》，德国的《科学技术法》等都可以视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的法律制度，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的步伐。

2）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法律制度。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发达国家更是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作为本国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日、欧各国纷纷出台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与政府研究机构或大学进行联合技术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制度（李恒，2009）。美国制定的《拜杜法案》专门调整政府资助中小企业和非营利性机构在完成或者履行政府合同过程中所产生发明的权利和义务（万金荣，2006）。德国政府在1978年制定针对资金短缺中小企业技术进步的方案，使至少1/3以上的中小企业得到政府的科技资助。2000年6月，欧洲议会通过了《欧洲小企业宪章》，将重视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推进了小企业与大学、科研院所的跨国结合（李恒，2009）。美国的《小企业技术创新进步法》（1982），《小企业技术转移法》（1992）；日本的《中小企业创业活动促进法》（1995）；韩国和中国台湾在20世纪90年代颁布的《中小企业基本法》和《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等法律也对中小企业在结合研究中的技术发明权做了特殊保护条款，推动了科技成果转化向深度与广度的发展。

3）税收法律制度。税收政策作为激励产学研创新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很多国家都有所应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美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减税法》（1992年）以及《新税法》（1998年），给予中小企业创新开发以较大的减税空间和机会，调动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加拿大政府制定的科学研究及试验开发税收优惠计划，根据企业的规模对企业的科研和技术开发投资给以税收减免，规模越小，获得的优惠就越大（万金荣，2006）。然而，从国际实践来看，大多数针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措施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税制安排，更多的是体现在能够激励技术创新的各种计划和制度中，方式比较灵活。

4）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扎根于市场经济，以科技成果的产权明确界定和有效保护为主要特征，为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提供了一种内在的动力机制和一个外部的公平竞争法律环境，是科技成果转化顺利进行的保障。美国《专利法》规定对发明专利的保护期为20年（1994年以前为17年）（银纯泉，2003）。《国家技术转移与升级法》（1996年）保证了参与共同合作研发公司的知识产权利益，提高了团队研究人员及发明人的奖励，对促进技术创新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李玉玲，赵德铸，2010）。日本于1999年颁布《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修改了大学发明专利权的归属原则，规定了专利年费和专利申请手续费的减免特例。2003年制定的《知识产权基本法》和《知识产权高等法院设置法》使日本成为全球迄今知识产权战略最为系统化和制度化的国家，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的科技成果转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有美、日、法、韩、印等十几个国家提出并实施“知识产权立国”战略，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措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5）促进产学研合作创新的法律制度。促进产学研结合创新的法律是指以促进产学研结合创新为根本目标的技术创新法、技术转移法等立法或与产学研结合创新密切相关的法律制度。国外关于该类型的法律较为丰富，推动了产学研结合创新的发展。如：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技术转移法》，授权联邦各机构与公司、大学和非营利机构达成对各方都有利的合作开发研究协议，为联邦实验室和私营部门间的合伙关系建立了基本框架（李玉清，2012）。韩国颁布实施了《协同开发促进法》，大力支持“产、学、研”合作开发（万金荣，2006）。1998年，日本通过了《研究交流促进法》的部分修正案，增加了促进大学科研成果产业化和产学官合作的专门规定，从政策上进一步促进了日本的“产学研合作”。《研究交流促进法》（1986年）、《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1999年）也出现了专门促进产学研合作的条款。此外，众多发达国家还推出了一系列计划来强化产学研协作，诸如：芬兰的“国家技术计划（National Technology Programmes）”、新加坡的“技术升级扶持企业增长计划（Growing Enterprise with Technology Upgrade）”及“营运与技术路线图计划（Operation and Technology Road-mapping，OTR）”、丹麦的“创新共同体协议（Innovation Consortia Initiative）（DK 17）”、美国的小企业技术转移研究计划（STTR）等（张嵎喆，蒋云飞，2010）。

2.发达国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措施

1）激励科技成果转化的税收措施。各国的税收优惠一般以加速折旧、投资抵免、费用扣除、税转贷等间接优惠的形式为主，同时辅之以减免税等直接优惠。美国税法规定，企业委托大学或科研机构进行基础研究，根据合同所支付的研究费用的65%可从所得税中抵免，同时对新产品的中间试验产品给予免税优惠政策。1982年颁布的《小企业发展法》，维持了美国将近20年的低所得税。在风险投资方面，美国采取对风险投资额的60%免除征税，其余的40%减半征收所得税的措施（李恒，2009）。克林顿政府上台以来进一步强化了税收减免政策，如宣布研究开发的税收减免政策永久化，企业主持的学术研究再附加25%的税收减免优惠，对新研究开发财团头两年再减税10%等（李恒，2009）。德国政府在风险投资政策环境改善方面采取了更加直接的方式，即由政府和银行共同承担风险，以低息贷款等方式来改善风险投资的政策环境。法国政府推行了科研税收信贷制度以促进技术创新，即企业第一年用于研究与开发支出的50%可以免税，以后每年增加投资的50%可享受免税。英国政府于1981年制定了“贷款投资担保计划”，规定私人银行机构对高新技术中小企业贷款总金额的80%由政府担保（李恒，2009）。俄罗斯联邦的《企业财产税法》和《税务法典》的相关规定中，也对科研机构、企业和组织进行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工作及从事与科研活动有关的商品、劳动、服务给予了不同程度的税收减免，对技术创新及科技成果转化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2）保障科技成果转化的政府采购政策措施。政府采购是各国政府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重要政策措施。保障科技成果转化的政府采购政策措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优先购买本国高科技成果的“优购”、“首购”政策。二是对技术落后、低附加值政府采购产品的“限购”政策。三是政府对尚待研究开发产品的“订购”政策。美国是最早采用政府采购政策的国家之一，与政府采购相关联的法律、法案多达 4000多个（李恒，2009）。2004年补充后的《联邦政府采购法》和1933年美国出台的《购买美国产品法》对本国高新技术产品的高份额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以集成电路为例，1960年集成电路产品问世之初，100%由联邦政府购买。英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近年每年采购总量在1000亿英镑左右。为了加强对高科技产业及战略性产业的扶持，英国政府要求政府部门、政府实验室、国有公司在计算机和通信器材等的采购上，必须从本国公司购买，使政府采购成为政府实现科技、经济与社会目标的一种公共财政支出手段，为培育英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李恒，2009）。

3）保护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政策。很多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将知识产权战略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如韩国政府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和应用在激励竞争中的重要性，于2004年3月宣布，将原属商业、工业与能源部的韩国知识产权局转属于科技部，并对知识产权局的职能进行了重新部署，建立起了更加有效的促进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体系。日本2002年7月通过《知识产权战略大纲》，明确提出“知识产权立国”的目标。2003年2月，由政府内阁首相亲自挂帅的知识产权战略部成立，之后又相继出台了若干个“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于此，一个由知识产权创造、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应用、发展多媒体素材产业、人才培养和提高国民意识等五大部分组成，包括270项具体措施的完善的知识产权整体战略体系正式形成（李恒，2009）。

为鼓励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各国政府大都采取了下放政府资助研究成果所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权的措施。美国政府1980年出台的《拜杜法案》是主要发达国家下放知识产权归属权这一措施开始实施的标志。日本也有类似于美国的拜杜制度，其1999年颁布的《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规定，受国家和特殊法人之委托研究开发所得的成果及知识产权可归属与受托人。2002年《日本知识产权战略大纲》规定取消上述条款中关于特殊情况的规定，将该条款适用于所有委托研究开发的预算项目。英国为推进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加速转移和开发以形成生产力，把过去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所得知识产权一般归国家所有，改为归项目研究机构所有。欧盟主要通过诸如《公共研究机构专利和许可》等研究报告来修订受资助研究成果的归属与使用的规则，推动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向执行机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