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成果三权改革

❶ 全面放开要素市场观点对吗

各要素市场的具体突破点：
土地要素市场：城乡建设用地供应指标使用应更多由省级政府负责，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
劳动力要素市场：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探索推动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
资本要素市场：上市和发债企业的信息披露、退市等基本制度要求和股市、债市的注册制改革。
技术要素市场：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并行推进职务成果“三权”改革和所有权改革试点。
数据要素市场：通过制定出台新一批数据共享责任清单、探索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规范、支持构建多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场景，全面提升数据要素价值。
我们的要素市场的改革任务还没有完成。客观来说，劳动成本大幅度上升，主要不是因为政策调整的结果，而是供求关系发生了逆转，但是我们碰到很多问题，比如能源价格、土地市场、资金市场上，仍有问题没有解决。
我个人更关心的是金融改革的问题。我们今天碰到了很多问题，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第一，我们今天的金融体系还是以银行为主，但经济已经进入了中高收入水平，需要靠创新和产业升级来支持下一轮增长，当前的金融格局和这样的要求是不完全匹配的。
第二，我们的利率并不完全自由，这导致普惠金融很难发展。因为你要给普惠金融的群体，也就是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本身是一个风险比较高的事情，我们需要提高利率，利率要覆盖风险，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正规部门的利率提不上去，所以发展普惠金融很难。
第三，正规部门的各种管制比较多，所以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应运而生。当然，即使在市场化的国家，影子银行也是很发达的。
第四，仍然有一些政府兜底的现象，所以僵尸企业继续存续，配置资源的效率下降，导致系统性风险上升。
我们今天面临的改革难题是很明显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已经把规模做起来了，但是市场机制真正的运行没有得到很好地落实。所以下一轮的改革，我们要面对的挑战还有很多。

❷ 科技成果的"三权"改革的内容有哪些

以下哪项不是科技成果“三权”改革的内容( A )。
A、所有权
B、收益权
C、使用权
D、处置权

❸ 行测片段阅读技巧：措施项如何把握

行测行测片段阅读措施项把握方法：

第一，明确文段中面对问题提出的对策，一般是文段的重点内容。多看多练，认真细心，吃透对策项。

第二，面对选项中出现的迷惑项，答案只有一个，所以一定要看谁是最贴合原文段的表述的，咱们的对策一定要贴合原文，对症下药，切中要害，不是什么对策项都可以作为正确答案。

(3)科技成果三权改革扩展阅读：

把握措施项的例子：

【例1】连年攀升的技术市场交易额十分喜人，但也应看到，我国科技与经济联系不够紧密的深层次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破解。随着科技成果“三权”的下放，以及股权激励、作价入股等措施实施，科技成果“有没有权转”“有没有意愿转”已经不再是拦路虎。“有没有成果转”以及“是否转得顺”，成为新的改革课题。科技成果转化改革步入深水区，未来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疏通技术和市场协同创新网络中的现实堵点。

这段文字意在强调：

A. 科技成果转化出现改革的新课题

B. 要以市场导向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C. 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是改革的基础

D. 科技成果转化要协同技术和市场

【中公解析】 答案：B。该文段首先说明了我国的技术市场在交易额喜人的同时也面临着科技与经济联系不紧密的问题。之后又从客观环境入手说明有没有成果和是否转的顺是成为了新的改革课题。那么，该如何去改呢?文段紧接着开始提对策，认为改革的关键在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从而去疏通市场与技术协同中的网络堵点。对于这样的文段，作者主要想传达的内容就是面对一些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问题，也就是文段最后的措施项是重点。那么，谁是这个措施项的同义转述呢?我们来观察选项。A说明科技成果转化出现新课题，确实是原文内容，但这只是事实描述，不是作者传达的重点，排除;B说明了科技成果转化要发挥市场的作用，是对策的同义转述，保留;C的表述本身是有问题的，市场的作用如果是改革的基础，也就是没有市场就不能改革，很显然，这错误描述了市场和改革两者之间的关系，排除;D也是在提对策，是本题的迷惑项，但是它的表述很明显只是提到了要协同，但并没有提到如何去协同。发挥市场的配置作用是具体手段，然而它并没有提到，所以D并没有触及到措施本身，排除。综上，答案选B。

❹ 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收费标准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❺ 中关村大批前沿科技备受关注，为什么如此多的成果出自北京

先行先试，释放创新活力

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中科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北京大数据研究院、北京石墨烯技术研究院、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等产学研一体化的新型科研机构相继成立。这些机构实行与国际接轨的聘用制和灵活薪酬模式，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人员能以全职或双聘方式参与研究院工作，推动人才自由流动。

“中关村示范区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到2022年初步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到2035年建成世界一流的科技创新中心，到2050年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中关村管委会翟立新说。

❻ “三权下放”让成果转化有多快

“三权下放”让成果转化有多快？
将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由国家下放到科研院所和高校等事业单位，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速度和成效。去年9月，财政部会同科技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了《关于开展深化中央级事业单位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试点的通知》。同年11月，20家中央级事业单位正式启动了试点。
这一被称为“三权改革”的科技成果转化新政施行1年来究竟效果如何？又有哪些难点还需进一步破解？在日前举行的由上海市科协主办、上海市电子学会和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共同承办“科技成果三权改革”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就此进行了一番热议。
释放惊人创新活力
“试点单位和科研人员对‘三权下放’的期待非常高，积极性也很高。”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晓轩说。作为该项政策的评估专家，李晓轩对试点一年的“三权下放”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他在走访相关试点单位时发现，不仅是不少科学家们都在讨论新的政策，还有一些高校教师和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也开始准备带着成果去创办公司，“原来大家都还有一些后顾之忧，现在胆子大了。”
伴随科研人员积极性大增的是试点单位对科技成果转化管理机制体制流程的优化。李晓轩说，在寻求具体操作方法与政策之间的配套方面，各家单位都下了很多功夫。“‘三权下放’之前，成果转化采用多种方式规避上报国家的流程，造成了很多灰色地带，这次下放可谓‘开前门、堵后门’，把灰色东西变白了，将其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按照李晓轩的说法，“三权下放”后，转化的科技成果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了。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合作与成果转化处处长关树宏列举的一组数据成为最好的证明：该所在2010年到2014年的5年中，一共完成了15个项目的转化或专利转让，总合同额约8亿元；而在2015年1月改革试点以来的半年多里，已经有11个项目实现转化或专利转让，总合同额超过4.6亿元，另有5个项目正在履行转化的程序，其中2个项目合同总额达2.3亿元，使得总合同额已经接近7亿元。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科技成果转化在改革的半年里的成果直逼5年总和。即使考虑到上海创建科创中心和相关22条出台所带来的影响，依然能从一个侧面清晰地展现出“三权下放”在科技单位所释放出的令人惊叹的创新活力。
还有难题需破解
“三权下放”能否根治我国科技成果转化难的顽疾？似乎还不够。李晓轩坦言，在试点中，也发现了这一政策难以解决的转化难题。“首先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压力，所有权没有下放，科技成果依然属于国有资产，需要保值增值的考核，这与成果转化的高风险性相违背，不利于释放积极性。”他说，“还有，作为领导干部的科研人员兼职获取报酬或股份，以及是否鼓励单位办企业等问题上，现有政策规定都与成果转化有所冲突。”
另一个不合理的是成果转移转化税收问题。“我们有的团队拿着个人的资产出资。刚刚出完资，还什么收益都没有，因为项目作价400万元就需要交20%即80万元的税。这个对科研人员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打击很大。”中科院微电子所院地合作与产业化处负责人介绍说。
李晓轩表示，成果转化相关权利从完全国有到部分下放单位，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到今天已经算是很大的跨度了。而造成难题的原因之一在于我国成果转化的所有权还没有下放，“单位是国有的，科技成果所有权也在国家手上，即使科技成果完成转化，科研人员依然会发现自己是打工的，而不是老板。” 李晓轩说，“可以采用分类管理的办法加以解决：把无形知识产权从传统国有资产中分离出来，在管理上加以差别对待。”

❼ 哪项不是科技成果三权改革的内容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❽ 成都理工大学的双一流大学中的一流学科，是真的吗

是真的，迟早的事。

2016年10月29日，成都理工大学迎来了60周年校庆，上午9点30分，在成都理工大学西区田径场，广大海内外校友、学校师生及各级领导嘉宾和社会各界友人欢聚一堂，共同见证国土资源部、四川省、成都市、成都理工大学开启“双一流”建设的崭新历程。

在“双一流”建设部省市校推进大会启动仪式上，部省市校领导共同触摸启动仪，正式启动了部省市校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历史崭新征程。《成都市人民政府与成都理工大学深入推进全面创新改革共建一流大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双方将在科技成果“三权”改革实践、健全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体系、推动学校与本地企业协同创新、共建成都理工大学医学院、共建成都自然博物馆、共建成都产业技术研究院、共建环成都理工大学成果转化区等七大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第三张图片来自Firefly950，其余来自网络）

❾ 利用户部尚书工具通过国家供给侧改革方案去库存化，透过分享经济方法科技成果转化让中国13亿人民受益。

如果用一个公式来描述人们口头上所说的“供给侧改革”，那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含义是：用改革的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改革实质供给方式供给侧改革实质上就是改革政府公共政策的供给方式，也就是改革公共政策的产生、输出、执行以及修正和调整方式，更好地与市场导向相协调，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说到底，供给侧改革，就是按照市场导向的要求来规范政府的权力。离开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谈供给侧改革，以有形之手抑制无形之手，不仅不会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也会损害已有的市场化改革成果。供给结构从中国中央政府“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改善供给体系的供给效率和质量”等明确表示看，供给侧改革就是以市场化为导向、以市场所需供给约束为标准的政府改革。从供给侧改革的阶段性任务看，无论是削平市场准入门槛、真正实现国民待遇均等化，还是降低垄断程度、放松行政管制，也无论是降低融资成本、减税让利民众，还是减少对土地、劳动、技术、资金、管理等生产要素的供给限制，实际上都是政府改革的内容。改革角度从中国政府改革的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可谓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时间里最深刻的一次政府功能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要求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多方面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供给约束，使产业、企业的自然活力非受限于作为公共政策供给方的政府约束。改革重点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说过，“任何制度都是对实际生活中已经存在的需求的响应”。随着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一些制度体系已严重滞后，进而提出了创新制度供给的迫切需求。所有这些需求加起来，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主要是因为，虽然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有三十多年了，但迄今为止仍然只能称为“半拉子”市场经济，在影响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土地、劳动力、资本、创新等要素方面，还存在着十分明显的供给抑制与供给约束。现在制度结构、生产结构已经不能满足庞大中等收入家庭的各类新需求，不利于中国各类消费潜力、改革红利的释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才会提出“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号召。1.居于制度创新之首的，应当是政府管理经济、社会方式的创新具体表现在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管住、管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严格规范政府的行权方式，做到廉洁、高效、透明、公正、公开，一方面优化合法经营、公平竞争、高度法治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和规范，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目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诸多系统性、基础性问题正在浮出水面，进一步深化改革不仅需要决心与勇气，更需要改革的系统设计与专业化的技术解决方案。政府在这方面可以作为的空间还很大。当前最重要的是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在行政干预上多做“减法”，把“放手”当作最大的“抓手”，同时切实履行好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等基本职责。2.深入推进财税改革，形成政府与公民、中央与地方之间稳定的经济关系以及规范的政府财政管理制度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两年来，财税改革的力度很大，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当前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推进财税改革的外部环境正在变得现实而严峻。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改革既要兼顾与其他改革之间的协调配合，自身更要向纵深推进，需要啃下多个“硬骨头”，如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改革、中央与地方事权改革、地方收入体系重构、预算管理基础制度建设、PPP等。这些都是十分复杂而牵动全局的改革，但对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在“管住权”“管住钱”的同时，还要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以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当前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对要素市场进行全面改革，以真正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全面释放经济社会活力。具体内容调整完善人口政策，夯实供给基础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威廉·配第的这一论述，第一次从经济的角度，概括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人口既是需求基础，也是供给基础。就当下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决策而言，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是夯实供给基础的关键，是奠定中国经济调整转型和发展进步基础的关键。推进土地制度改革，释放供给活力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对于激励生产要素和公共产品供给，释放供给活力，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挥着重要的微观管理和宏观调控功能。2015年以来，我国城镇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去库存化和“后土地财政”的压力和挑战，农村则开始进入三权分置改革和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的试点阶段，推动城乡土地制度改革的合力基本形成，长期滞后的土地制度改革有望加速推进。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解除金融抑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市场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单一到多元，不断发展壮大。20世纪80年代，我国金融改革的主要内容以引进市场经济金融体系的基本结构为主。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以建立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基本框架为主。2002—2008年进入以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为特征的金融改革与发展新时期。当前，我国金融正处于市场化、国际化和多元化的阶段，面临着比以往更加复杂的局面。从国内来看，金融作为最重要的要素市场之一，由于改革不到位，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金融抑制，需要加以改革。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开辟供给空间中国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但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要素红利渐行渐远，投资驱动风光不再。“十三五”时期中国要继续发挥经济巨大潜能和强大优势，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深化简政放权改革，促进供给质量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与劳动力、土地、资本、科技创新一样，是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对世界历史横、纵两个方面的考察也表明，制度的内涵与制度质量是影响甚至决定一国经济长期绩效最重要的因素。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诸多问题都可深入到体制机制层面上找原因，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刻不容缓。构建社会服务体系，推进配套改革供给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增进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区域、产业、制度、产品等多个方面的竞争力。要实现这个目标，除了上述五大要素改革，还需要若干配套改革。构建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即为其中之一。一、我国经济增长正面临“五力”约束1.区域发展、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直接影响区域竞争力的提升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仍然与东部、城镇地区有着显著差距，且公共服务大部分附着于户籍之上，它已经影响到全国统一要素市场的形成，使得区域、城乡不平衡产生自我强化的内生机制。这种格局决定了我国虽然进入新常态，但并不意味着各地区、城乡同步进入新常态。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仍有非常广阔的财政投资空间，潜在经济增长能力较为充足。但是，这些地区的发展不能简单重复“昨天的故事”，要发挥“学习效应”，避免出现东部地区、城镇地区的负面问题，在扩大需求的同时，主动优化供给侧。2.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产业的总体创新能力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对产业结构竞争力形成抑制作用我国处于加速工业化，并向知识社会转型的重要节点。然而，几乎所有传统产业都出现危机，国有企业行政性垄断较为突出，产业网络化创新程度较低，知识扩散和共享机制不健全，市场主体活力不足，投资意愿不强，市场主体对经济的预期由乐观转向观望甚至悲观，严重影响了我国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进一步转向知识文明的进程。一些传统禀赋优势在逐步丧失，必须要寻找一条新路来优化生产方式，让技术创新成本更加“低廉”，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激发市场活力。3.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进入攻坚期，束缚经济转型升级的制度性因素仍然存在，制度结构竞争力亟待提高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仍然得不到正确处理，政府在对待处理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时，仍然怀着“管控”的思维，而非树立平等的“合作关系”，政府对市场、社会的干预较为严重。企业、社会主体在开拓市场、配置资源时，第一时间不是想到“找市场”“找需求”，而是“找政府”，通过强大的政府之手来实现既定目标。4.改革开放将进入新阶段，仍需要多方探索，供给侧管理与对外开放新格局有机融合的方式，构建面向全球的利益共享结构，提高利益结构竞争力经济新常态之前，出口导向战略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吸引了大量外资，改善了我国资本短缺的状况。然而，这种“大进大出”的对外开放模式，加剧了全球资源能源供应的紧张局面，引发了我国和资源能源产地的利益矛盾。我国须加快构建新型开放经济格局，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统筹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做强制造业和提升服务业，服务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从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亚投行并不是一个区域、局部概念，而是创造一种新的利益共享、合作机制。5.我国传统乡土社会治理模式的优势在不断丧失，以家族为纽带的传统伦理结构受到剧烈影响，亟待按照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完善社会伦理结构，服务于供给侧管理[

❿ 面向“十四五”： 深化要素配置改革释放增长新潜能

国内外环境变化对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出紧迫要求
“十四五”时期区别于以往的五年规划期，最大的不同就是外部环境的“百年未有之变局”。大变局的“变”既表现为生产力层面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表现为生产关系层面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国际政治格局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改变传统生产要素和新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地位将相对下降，而技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将大幅提升，特别是数字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数据规模、数据加工能力、数据治理体系正在成为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全球治理体系将加快重构，国际政治不确定性上升。美国在贸易、科技、金融等领域不断对我发难，并推动与我国经济脱钩。我们要抵御风险挑战，就必须建设高标准要素市场体系，并与国际市场对接，既要畅通国内大市场循环，又要促进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总之，要从外部环境的大变局中认识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重要意义。
从国内看，“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将继续面临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因素的多重制约，制造业大规模扩张阶段将要结束，支撑产业发展的要素条件深刻变化，创新能力不足进一步凸显，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变化，人口老龄化加快，储蓄率随着抚养比上升而趋势性下降，资本积累速度将逐步放缓。随着越来越接近国际技术前沿，可模仿学习空间越来越少，加上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提升要素配置效率的难度增大，这对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出更加紧迫的要求。
无论从外部环境变化，还是从国内发展阶段性特征看，都要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事实上，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造成的，关键是有利于释放增长潜能的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扭曲，要素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影响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提升。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明显放缓，近年来虽有所回升，但仍不到2%。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佩恩表”数据库9.0版，2014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43%的水平。日本和韩国在基本完成工业化和经济增速“下台阶”的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分别达到美国80%和60%的水平。如果我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全要素生产率要达到韩国的水平，也就是相当于美国的60%左右，全要素生产率就要以比美国更快的速度提高。若设定美国2015年至2035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为1%，那么2015年至2035年期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要达到2.7%，才能在2035年达到美国60%左右的水平。如果今后15年经济年均增速由过去两年略高于6%进一步下降至5%左右，那么全要素要达到2.7%的年均增速，则意味着其对经济增长贡献要在50%以上。从以往经验看，这并非易事。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关键。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要突出重点分类推进
“十四五”时期，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要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突出重点，分类推进。通过改革消除资源配置扭曲，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加快新旧动能转换，释放经济增长潜能。
传统生产要素领域，改革的核心目标是消除资源配置扭曲，把劳动力、土地、金融资源配置到生产率更高的领域，使经济达到潜在生产可能性边界。
劳动力市场化配置改革重在推进劳动力城乡流动和人才社会性流动。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建立城镇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十四五”时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还要突出一个重点领域，就是促进人才的社会性流动和高端人才市场培育。关键是要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加快构建人才的社会性流动和吸引全球高端人才的体制机制，加快与国际人力资源市场的对接，增强对全球一流人才的吸引力。
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在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十四五”时期，除了继续放开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增加服务小微和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供给，疏通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外，需要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拓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内涵，注册制改革要在科创板试点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为新经济公司提供更便利快捷的上市渠道，也为承接中概股回归创造条件。当前，国际上负利率低利率盛行，流动性充裕，深化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将会对吸引国际投资和资金流入起到重要作用。
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要探索扩大土地使用权入市的用途，从目前试点情况看，入市后可以用作工矿仓储、商业服务等，但考虑到集体经济组织自我开发的能力有限，可考虑规定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通过出让的方式用于建设租赁住房乃至共有产权房。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在落实集体所有权、保障农户资格权的基础上，关键是拓展使用权向外部人员流转的空间，优先扩大农民住房财产权对外流转的空间，稳步扩大宅基地使用权对外流转的空间，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在新生产要素领域，改革的核心目标是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加快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先进技术扩散，使我国的潜在生产可能性边界达到国际前沿水平，以释放仍然存在的追赶潜能。这就要求加快培育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由于产权制度不完善，特别是体制内职务科技成果的产权界定不清晰，以及数据的产权界定规则尚未建立，我国的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发育迟缓。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正在成为国际竞争制高点的背景下，加快培育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尤为迫切。
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在探索科技成果产权激励制度改革。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不强、科技人员创新潜力尚未充分释放，关键是产权激励不到位。要探索科技人员职务科技成果产权激励制度，开展赋予科技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让科技项目研发与科技人员受益直接挂钩，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高科技供给质量和效率。加快发展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设立技术转移部门，对培育发展技术市场也十分重要。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在数据产权界定和数据交易市场培育。由于数据产权尚未清晰界定，数据的归属不明确，这就无法形成规范的数据交易市场。数据无法正常交易就会导致数据非法交易泛滥等问题。要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进行规范。在数据确权基础上，在市场定价机制、市场交易方式和市场监管上形成规范性制度和规则，加快培育数据交易市场，并与国际数据市场对接。
综上所述，“十四五”时期，要按照建立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要求，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更好对接国际规则和标准，使生产要素的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国内双循环都更加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