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科技成果转化

『壹』 保障机制——科技成果转化的保障

科技成果转化的产生不是自发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有产生的可能，如果没有从外界获得所需的信息、物质等要素，则它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科技成果转化保障机制的有效建立，能够为其提供一个适宜的外部环境，但由于涉及的条件和因素很多，该保障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法律、政策、人才、信息等方面的相互作用、相互关联，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政府宏观调控、激励和保障机制

要提高技术市场对技术交易双方的吸引力，必须有政府的推动与资助、信贷与税收的激励和法律制度的保障。发达国家的基本做法：一是通过法律手段促进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为技术市场提供必要的法律环境和条件。二是通过经济手段为技术转移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用经济手段促进成果转化是政府宏观调节机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经济发达国家采用的经济手段主要包括政府资助与补助、政府采购、政府合同、税收优惠与抵免、信贷优惠及保持较高的研究与开发投入等。政府的资助与补助对技术创新及转移具有起动作用，如法国的科研成果推广署就是专门代表政府做这个工作的。政府采购作为鼓励技术创新与开发的政策手段，在美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美国政府每年从预算中拿出数百亿至上千亿美元采购新产品，许多没有形成大规模市场的新产品的第一个买主往往是政府。政府合同是指国家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及政府与大学、政府与工业界的合作项目都是采用合同的形式实施的。政府的税收与信贷扶持是进一步刺激企业技术进步的动力。三是通过完善的技术成果产权激励机制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推动技术创新与技术转移，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制度在技术市场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完善而有效的调控机制、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为国外技术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二）科技人才流动机制

人才流动扩散机制是指科技成果转化必须通过有关人员特别是作为知识和技术载体的科技人员的流动来实现。我们知道，信息的传播形式与渠道对信息的传播非常重要，因为高科技成果信息涉及大量用简单文字难以表达清楚的内容，因此说，人才从大学、科研院所到企业的流动使科技成果转化变得更快、更灵活、更有效率。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日本的一些大学经常举办学术沙龙，以促进产学研之间的沟通与交流。1996年，日本通过了《教育公务员特例法》的部分修正案，以促进人员间的相互交流。在人才培养与合作上，日本一方面积极鼓励大学通过各类培训为企业培养人才；另一方面倡导企业为大学提供实践和锻炼场所，鼓励大学教师“内地留学”以及学生“工厂体验”（赵京波，2012）。日本还打破传统教育体制，从民间企业招聘教师，民间企业也派遣技术人员到大学进修或聘任大学教师进行讲学和指导，双方互通有无，加强彼此间的学习和交流。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规定。如：美国的许多高校明确规定，在不影响学校自身教学任务的情况下，教师和科研人员可以到企业兼职。英国政府及高校也总是鼓励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向企业流动，甚至一些高校规定院系负责人必须到企业去兼职才有条件回学校继续任教。在德国，人才交流的形式更加灵活、多样。学校与企业双方采取双向流动的形式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政府为支持这种形式给予了必要的资助。而我国台湾工业研究院则是通过控制离职率来调节人才的流动（万金荣，2006）。

（三）建立迅捷广泛的技术市场信息网络

技术市场信息服务体系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催化剂”，能把知识创造的源头与进行产业化的公司或企业联系起来，使他们互相作用，相互连接。发达国家为了提高技术交易的效率和成功率，让技术需求方或潜在的技术需求方尽快了解到他们能够获得技术的渠道和想要的技术，都会积极建立完善的、有效连通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技术交易信息网络，这也是其技术市场充满活力、成交规模大的有力保证。如日本技术交易所赖以服务的基础便是技术交易信息网络和强大的数据库，其联网和数据库相当广泛。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筹资800亿美元建成了一个覆盖全国50多个州的信息网络，供企业查询信息。德国也更新了科技成果转化信息的数据库系统，使之能够更有效地发挥信息平台的作用（杨萍，张源，2010）。此外，英国、法国、荷兰等国也建有强大的技术交易信息网络，促进了各个地区、各个领域和企业的技术交易与交换（安玉琢，2000）。

（四）政策法律保障机制

政策法律支持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首要前提。关于如何促进科技成果的顺利转化受到了诸多国家和地区的高度重视，这些国家和地区纷纷从战略层面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措施，以实现政策法律与成果转化之间的良性互动。

1.发达国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制度

发达国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立法可以分为核心的法律制度和相关配套的法律制度。核心的法律制度是与科技成果转化直接相关的法律制度，与核心法律制度相配套的其他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促进科技成果转移的法律制度，与税收相关的法律制度，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法律制度以及保护和利用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等（图4-2）。

图4-2 核心法律制度的配套法律法规

1）促进科技成果转移的法律制度。促进科技成果转移的法律制度是指对鼓励科技成果转化、引导成果转化的方向和重点、保障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营造科技成果转化的环境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法律制度。集中表现为针对科技成果转化的专门立法，多是原则性规定。如：美国的《拜杜法案》（1980年）进行了以促进政府资助所产生发明的利用，鼓励小企业最大限度地参与政府资助的研发活动，促进政府部门、商业主体与非营利组织（主要指大学）之间的协作为目的的一系列对科技成果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李恒，2009），该法案使每年数以万计的发明被披露，科研成果的利用率可达70%（张玲，贾淑英，2008）。《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1980年）及随后的一系列修正法案加强了联邦政府及研究机构对技术转让的责任，去除制约技术转让的不合理障碍，加速了联邦资助技术成果的转移。《技术创新法》（1980年）要求联邦实验室成立专门的技术转移部门，探索与政府、公司、企业的技术合作方式。日本1996年颁布了《科学技术振兴事业团法》，以加强科学研究的基础设施，加强研究交流活动，促进新技术开发和技术成果的普及。此外，英国政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发表的《科技白皮书》、《技术展望计划》，韩国1997年制定的《科学技术创新特别法》，法国1999年制定的《技术创新与科学研究法》，德国的《科学技术法》等都可以视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的法律制度，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的步伐。

2）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法律制度。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发达国家更是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作为本国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日、欧各国纷纷出台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与政府研究机构或大学进行联合技术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制度（李恒，2009）。美国制定的《拜杜法案》专门调整政府资助中小企业和非营利性机构在完成或者履行政府合同过程中所产生发明的权利和义务（万金荣，2006）。德国政府在1978年制定针对资金短缺中小企业技术进步的方案，使至少1/3以上的中小企业得到政府的科技资助。2000年6月，欧洲议会通过了《欧洲小企业宪章》，将重视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推进了小企业与大学、科研院所的跨国结合（李恒，2009）。美国的《小企业技术创新进步法》（1982），《小企业技术转移法》（1992）；日本的《中小企业创业活动促进法》（1995）；韩国和中国台湾在20世纪90年代颁布的《中小企业基本法》和《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等法律也对中小企业在结合研究中的技术发明权做了特殊保护条款，推动了科技成果转化向深度与广度的发展。

3）税收法律制度。税收政策作为激励产学研创新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很多国家都有所应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美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减税法》（1992年）以及《新税法》（1998年），给予中小企业创新开发以较大的减税空间和机会，调动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加拿大政府制定的科学研究及试验开发税收优惠计划，根据企业的规模对企业的科研和技术开发投资给以税收减免，规模越小，获得的优惠就越大（万金荣，2006）。然而，从国际实践来看，大多数针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措施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税制安排，更多的是体现在能够激励技术创新的各种计划和制度中，方式比较灵活。

4）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扎根于市场经济，以科技成果的产权明确界定和有效保护为主要特征，为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提供了一种内在的动力机制和一个外部的公平竞争法律环境，是科技成果转化顺利进行的保障。美国《专利法》规定对发明专利的保护期为20年（1994年以前为17年）（银纯泉，2003）。《国家技术转移与升级法》（1996年）保证了参与共同合作研发公司的知识产权利益，提高了团队研究人员及发明人的奖励，对促进技术创新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李玉玲，赵德铸，2010）。日本于1999年颁布《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修改了大学发明专利权的归属原则，规定了专利年费和专利申请手续费的减免特例。2003年制定的《知识产权基本法》和《知识产权高等法院设置法》使日本成为全球迄今知识产权战略最为系统化和制度化的国家，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的科技成果转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有美、日、法、韩、印等十几个国家提出并实施“知识产权立国”战略，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措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5）促进产学研合作创新的法律制度。促进产学研结合创新的法律是指以促进产学研结合创新为根本目标的技术创新法、技术转移法等立法或与产学研结合创新密切相关的法律制度。国外关于该类型的法律较为丰富，推动了产学研结合创新的发展。如：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技术转移法》，授权联邦各机构与公司、大学和非营利机构达成对各方都有利的合作开发研究协议，为联邦实验室和私营部门间的合伙关系建立了基本框架（李玉清，2012）。韩国颁布实施了《协同开发促进法》，大力支持“产、学、研”合作开发（万金荣，2006）。1998年，日本通过了《研究交流促进法》的部分修正案，增加了促进大学科研成果产业化和产学官合作的专门规定，从政策上进一步促进了日本的“产学研合作”。《研究交流促进法》（1986年）、《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1999年）也出现了专门促进产学研合作的条款。此外，众多发达国家还推出了一系列计划来强化产学研协作，诸如：芬兰的“国家技术计划（National Technology Programmes）”、新加坡的“技术升级扶持企业增长计划（Growing Enterprise with Technology Upgrade）”及“营运与技术路线图计划（Operation and Technology Road-mapping，OTR）”、丹麦的“创新共同体协议（Innovation Consortia Initiative）（DK 17）”、美国的小企业技术转移研究计划（STTR）等（张嵎喆，蒋云飞，2010）。

2.发达国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措施

1）激励科技成果转化的税收措施。各国的税收优惠一般以加速折旧、投资抵免、费用扣除、税转贷等间接优惠的形式为主，同时辅之以减免税等直接优惠。美国税法规定，企业委托大学或科研机构进行基础研究，根据合同所支付的研究费用的65%可从所得税中抵免，同时对新产品的中间试验产品给予免税优惠政策。1982年颁布的《小企业发展法》，维持了美国将近20年的低所得税。在风险投资方面，美国采取对风险投资额的60%免除征税，其余的40%减半征收所得税的措施（李恒，2009）。克林顿政府上台以来进一步强化了税收减免政策，如宣布研究开发的税收减免政策永久化，企业主持的学术研究再附加25%的税收减免优惠，对新研究开发财团头两年再减税10%等（李恒，2009）。德国政府在风险投资政策环境改善方面采取了更加直接的方式，即由政府和银行共同承担风险，以低息贷款等方式来改善风险投资的政策环境。法国政府推行了科研税收信贷制度以促进技术创新，即企业第一年用于研究与开发支出的50%可以免税，以后每年增加投资的50%可享受免税。英国政府于1981年制定了“贷款投资担保计划”，规定私人银行机构对高新技术中小企业贷款总金额的80%由政府担保（李恒，2009）。俄罗斯联邦的《企业财产税法》和《税务法典》的相关规定中，也对科研机构、企业和组织进行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工作及从事与科研活动有关的商品、劳动、服务给予了不同程度的税收减免，对技术创新及科技成果转化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2）保障科技成果转化的政府采购政策措施。政府采购是各国政府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重要政策措施。保障科技成果转化的政府采购政策措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优先购买本国高科技成果的“优购”、“首购”政策。二是对技术落后、低附加值政府采购产品的“限购”政策。三是政府对尚待研究开发产品的“订购”政策。美国是最早采用政府采购政策的国家之一，与政府采购相关联的法律、法案多达 4000多个（李恒，2009）。2004年补充后的《联邦政府采购法》和1933年美国出台的《购买美国产品法》对本国高新技术产品的高份额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以集成电路为例，1960年集成电路产品问世之初，100%由联邦政府购买。英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近年每年采购总量在1000亿英镑左右。为了加强对高科技产业及战略性产业的扶持，英国政府要求政府部门、政府实验室、国有公司在计算机和通信器材等的采购上，必须从本国公司购买，使政府采购成为政府实现科技、经济与社会目标的一种公共财政支出手段，为培育英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李恒，2009）。

3）保护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政策。很多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将知识产权战略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如韩国政府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和应用在激励竞争中的重要性，于2004年3月宣布，将原属商业、工业与能源部的韩国知识产权局转属于科技部，并对知识产权局的职能进行了重新部署，建立起了更加有效的促进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体系。日本2002年7月通过《知识产权战略大纲》，明确提出“知识产权立国”的目标。2003年2月，由政府内阁首相亲自挂帅的知识产权战略部成立，之后又相继出台了若干个“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于此，一个由知识产权创造、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应用、发展多媒体素材产业、人才培养和提高国民意识等五大部分组成，包括270项具体措施的完善的知识产权整体战略体系正式形成（李恒，2009）。

为鼓励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各国政府大都采取了下放政府资助研究成果所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权的措施。美国政府1980年出台的《拜杜法案》是主要发达国家下放知识产权归属权这一措施开始实施的标志。日本也有类似于美国的拜杜制度，其1999年颁布的《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规定，受国家和特殊法人之委托研究开发所得的成果及知识产权可归属与受托人。2002年《日本知识产权战略大纲》规定取消上述条款中关于特殊情况的规定，将该条款适用于所有委托研究开发的预算项目。英国为推进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加速转移和开发以形成生产力，把过去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所得知识产权一般归国家所有，改为归项目研究机构所有。欧盟主要通过诸如《公共研究机构专利和许可》等研究报告来修订受资助研究成果的归属与使用的规则，推动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向执行机构转变。

『贰』 中介机构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科技中介机构以专业知识、专门技能为基础，能够搭建起连接企业、科研机构、高等学校、政府和市场的桥梁，在有效降低创新风险、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拥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西方发达国家大都采取了积极扶持、发展科技中介机构的政策措施，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服务，并在功能上使科技中介机构日趋完善，成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从经济萧条中迅速崛起，得益于中介组织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在英国，许多中介机构都设在科学园里，从不同方面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在美国，大学和企业之间通过中介联络机构建立联系，这些机构一方面为高校的研究成果寻找市场，另一方面将企业的课题经营动态介绍给学校，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起着牵线搭桥的作用。在德国，中介机构是企业与政府、企业与科研机构联系的重要纽带，享有政府下放给它的对中小企业的经济补贴的资金分配权，服务重点集中在对中小企业进行融资、信息咨询、技术创新、产品参展、教育培训等方面（万金荣，2006）。我国不少中介机构具有很强的政府背景，服务的形式和功能也较为单一。从国外经验看，科技中介服务应向“机构专业化、组织网络化、市场国家化”方向发展，有关政府部门应加快这些机构向市场化运作转变的步伐，并对民间专业服务机构给予适当扶持。

『叁』 八 科技成果转化

近年来，国土资源部大力提高国土资源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国土资源事业发展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加快了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

屏蔽室与三维线圈及其集成磁场空间装置

该装置可以衰减环境磁场强度（达到＜300nT），改善环境磁场的梯度（达到＜50nT/m），使线圈系统的均匀区不失真；可以屏蔽和抵消外场，达到零磁空间，产生矢量磁场；可以完成线圈系统的本身功能，实施对屏蔽室的磁清洗。

屏蔽室与三维线圈的复合套装，成功解决了线圈在屏蔽室内的几何定位及其相互隔震；形成零磁场或产生矢量的背景场的高度均匀；三维线圈对屏蔽室六面可在不发散磁场的情况下，实施磁清洗。可调节三组线圈的间距和几何姿态，具备调节正交性的功能，储备扩展不同指数均匀区的机构。屏蔽室构建采用大循环包镶及无焊点、少铆眼、大封挤的新方法，这样可以提高屏蔽系数，降低资源消耗。配置检测设备，可以由平面坐标到立体坐标，由小区域到大范围，在空间任一点支持三分量的准确定位。项目研制的系列产品在中国科学院、国防科工委、高等院校、国土资源部、石油及地震系统得到广泛应用。

野外数据采集界面

GPS/PDA土地调查新技术示范应用

国土资源部在大兴举办调查之星技术培训班，学员们在现场实习

在嵌入式3S集成技术、基于GPS网络差分/高精度单点动态定位技术、矢量图形自动分割技术、基于GPS/PDA的土地调查作业流程等方面取得了多项创新成果。形成了调查精度满足1:10000到1:2000及1:1000、数据导入/导出符合OPENGIS通用交换标准、变更图斑能自动分割的土地调查作业系统。

在2004年北京大兴综合示范应用的基础上，2005～2006年国土资源部又在北京、吉林、河北、江苏、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九省市13个区县进行了较大范围的示范应用，试点县市地处东部、西部和南方、北方，地形包括平原、山区、丘陵，通过实际应用，验证了GPS的定位精度，优化了系统的作业流程，完善了系统的软件与硬件。在此基础上，对系统的软件进行了权威测试，对产品的硬件进行了工业化设计，形成了定型后的符合工业化标准的“调查之星”系列产品。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已将定型后的“调查之星”设备装备到14个区县。

『肆』 合作机制——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

合作机制是指科技合作系统里各参与方之间相互联系的工作方式与运行内容，即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保证参与各方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顺利进行，从而实现资源的交换和共享。科研单位与企业的合作，是发达国家在知识的转让方面的重要特色，不仅将知识和新技术迅速地扩散，而且也有效地保证了对于科研的持续正向激励。国外科研单位与企业的合作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李征峰，熊超，2002）。

（一）科学园区模式

科学园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了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作为科学、教育与工业结合的一种经济、社会现象，科学园区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斯坦福研究园和苏联的新西伯利亚科学城。之后，它们作为高校、科研机构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科研成果转化的集结地，依靠智力资源开发对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强烈影响，受到了各国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美国成功地建立了许多科技园区，加速了美国科技成果转化领先于世界的步伐。1951年，举世闻名的硅谷建立，硅谷是以斯坦福大学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高技术密集区，孕育了享誉世界的现代科技文化。科技园区的创立，成为人才的孵化器，为致力于创业的有志者提供了技术、信息和资金的保障。它一方面扶持大学创办各种高技术开发公司，加快大学科研成果向产业的转化过程；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在那些有应用前景并能在较短时间内开发出高技术产品的科研项目进行研究。这种创新中心一般由NSF（国家科学基金）资助，创新中心通过多种方式扶持这些高技术公司，旨在帮助高新技术公司尽快将其科研成果产业化（郑立文，冯英娟，2003）。

西方发达国家在科技成果产业化道路的探索上都致力于科学园区设施的建立与各项规章制度的完善，为科技成果转化注入催化剂。英国的科学园是根据企业规模大小、成熟度高低的顺序依次进入创新园、科学园和企业园。这些企业大多依托一流大学形成一个产业群体或者簇群，集群之中的企业不是相互竞争关系，而是相互依托、互生互存、共同促进的新型企业生存方式。除斯坦福研究园、剑桥科学园等少数科学城是在综合研究能力极强的大学基础上建立的以外，多数科学园区都是由若干个大学和科研机构联合组成的，通过聚集效应提高高科技开发能力，如法兰西科学城集中了法国60%的大学和43%的科研机构，共有3万多科研人员和8000多家高科技公司（李征峰，熊超，2002）。为了产生集群效应，日本政府出资在全国建立了筑波大学科学城、关西科学城、横滨市高新技术园地、九州七县的高新技术园等合作研究的场地（徐鹏杰，2010）。另外，德国也非常重视利用高技术园区的建设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自1983年起，德国政府制定了新技术创业企业促进规划，创建技、工、贸、金四位一体的高新技术科技园区80多个，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发展（万金荣，2006）。

科学城和高新技术园的设立，既培养和积聚了大批新的科技人才，又促进了大学教学模式的变革，而且最主要的是集约、规模、快速地促进了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产品的研发。科学园区的规划一般由国家、地方、国家与地方联合或者有条件的大学来承担。科学园区建设资金的来源有各种渠道，包括政府拨款、工业界资助、民间集资、风险投资、外国投资等。许多国家在建设科学园区进程中，都十分重视通过制定专门的或相关的法律、法规，对科学园区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如房地产租售优惠、设备折旧优惠、税收优惠、贷款优惠、外资引进优惠等，还有的国家为投资者提供一系列的技术服务咨询和行政帮助。

（二）科研机构自办公司模式

科技成果与产业化还有一段距离，仅仅转让给企业或利用技术创办一家新型科技企业，技术成果并不一定能得到顺利转化。为此，许多国外的科研单位，尤其是高校都自办公司，积极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在美国，很多高校的科研人员离开学校自己建立公司，开发自己的科研成果，依赖现有公司的各种有利条件来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即所谓的“高校派生企业公司（Academic Spin of Firms）”。因此，美国高校的企业活动往往是个人的创业行为，校办科技企业并不多。除此以外，美国政府对于大学的财务运作采取非常开放的态度，一些名校都拥有巨额财产和基金。哈佛大学资产年报酬率高达20%以上，其中占基金1/3的国内股的投资报酬率为38.5%；耶鲁大学还成立专门商业机构促销研究成果，仅此一项1998年获利4000万美元（李征峰，熊超，2002）。

在德国，大学支持和帮助师生创办公司。柏林工业大学技术转让处经常举办培训班，给学生传授自己当老板的经验及必要的知识，了解法律程序等。大学支持愿意创业的毕业生开办自己的公司，在初创两年内可以给学生提供用房、仪器设备等优惠条件，教授在他们的公司开业初期可以给予咨询。巴伐利亚州促进新公司成立的法规规定，大学的师生创立新公司，可以有1/2的时间做公司的事情，工资可以由大学提供，在半年以内该公司可以免费使用大学的设备等（迟宝旭，2005）。

在澳大利亚，全国36所公立大学中已有34所高校拥有自己的公司来销售各种研究成果或通过国内外培训增加收入。1996年，由澳大利亚高校经营的大约50家商业性实体，其总收入超达2.8亿美元，1997年的收入达到前三年总和的两倍。

（三）中介搭桥模式

中介搭桥模式就是利用专门的中介组织，帮助科研单位科技成果向产业界转化。英国教学公司是由英国贸工部、环境部、科学与工程研究委员会等共同组建的中介机构，其目的是帮助高校与企业建立伙伴关系，目前，该机构已与近百所大学建立科研联系。英国近一半的大学还设有多学科研究中心，专门从事促进高校与企业建立研究、开发、技术转让和培训等方面协作关系的工作，如剑桥大学1973年就成立了沃夫森产业联络办公室，协调帮助各院系和个人建立同产业界的合作，并衍生出许多高科技企业。美国和德国也不例外，美国多数大学建有技术转让机构，充当大学向产业界技术转让的桥梁。德国的中介服务机构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帮助各个行业的中小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促进研究成果尽快在实际中应用。日本也于1998年成立了第一家高科技孵化中心股份公司，其注册资金1000万日元，全部由东京大学教师出资。此外日本还在多所国立大学建立了与社会联合、合作为业务的“研究合作处”（李征峰，熊超，2002）。

（四）研企合作模式

研企合作是科研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内在需要，也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各国在研究院与企业合作实践上各具特色。合作的方式大体分为合作研究和委托研究两种。英国、美国的科研单位多数是通过联合聘请教授和科研人员、资助研究发展项目和相互提供服务等形式与企业界建立广泛联系。在英国，大学接受企业的资助，开发应用科研成果，促进科研成果向经济界转化。美国的合作研究方式大致分为4种：①单一的工业企业对大学研究计划提供资金，工业企业则有权在大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研制工作。②公司对大学研究计划提供资金，联合研制，共同取得成果。③工业-大学联合建立实验室，实验室共用。④大学-工业合作研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在许多大学设立大学-工业合作研究中心，简称IUCRC，为了加强跨学科与高技术领域的研究与开发，80年代又在大学建立工程研究中心，简称ERC。这种研究中心以企业为主体，企业提出课题需求，进行行业共性技术攻关，并获得政府研究基金的资助。如曼彻斯特大学聚合体研究中心于1980年由曼彻斯特大学和14家大企业联合成立，这些大企业提供了该中心所需经费的50%以上。当今美国的合作研究中心已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研体制发展的决定因素，在开发“大科学”工程中起着领导作用。

在日本，合作研究被称为共同研究制度，是大学的研究人员和民间企业的研究人员利用企业提供的经费，对共同的研究课题在对等的基础上开展的联合研究。如日立、日本电气、富士通公司和东京大学合作进行集成电路和中央演算装置的开发。接受企业的委托研究在日本被称作委托研究制度，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不妨碍各自教学科研的情况下，接受民间企业委托的研究课题，利用企业提供的资金进行研究。

在德国也存在类似的合作，高等学校接受企业的科研任务，与企业进行“合同研究”，为企业的生产需要服务。如亚深高等工科学校的机床研究所，每年都能从工业部门取得科研经费的1/3。

（五）“官产研”三位一体模式

官（国家科研机构）、产（企业）、研（科研单位）三方面的科研，由于性质和任务不同，其内容和侧重点也不一样。科技力量这种分工的弊端是各自为政、互相隔绝，尤其对国家重大科研课题不利。对此，一些发达国家促成三方面的合作，以利于发挥各自优势，组成最佳联合攻关队伍。如德国的弗朗霍夫协会就是在政府机构、科研组织和企业群体整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官产学研”一体化组织。该协会的经费来源于联邦政府、州政府和企业界，各自承担1/3。其主要从事理论、应用及开发研究，所承担工业研究课题的60%受中小企业委托。该协会的研究成果已经在现代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杨萍，张源，2010）。

日本的“官产研”三位一体，是以政府科研机构为主导，以企业科研力量为主体，吸收大学参加的三结合体制。日本政府鼓励与引导产学研结合，积极采取扶持政策及鼓励措施，为科研成果拥有者与有意进行技术开发的企业牵线搭桥。在技术专家的指导与咨询的基础上，广泛收集有研发价值的科技成果，向企业推荐并协助开发。为促进科研院所与企业开展共同研究，自1987年起，日本文部省首先在国立大学设立“合作研究中心”，为产学合作提供固定的场所和必要的研究条件。可以说，日本的“官产研”三位一体，不仅促进了日本科技水平的提高，缩短了科研成果到产品开发的时间，而且培养了一批新技术人才。

在美国，一些高新技术、尖端技术项目开发难度大、耗资大、风险大，不是个别企业哪怕是大公司能胜任的。受阿波罗计划和欧洲空间计划的影响，由美国若干大公司合资，联合有关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组建并成立的研究开发集团应运而生，有力地促进了企业、高校、研究机构、政府及中介组织的合作。国家实验室于1974年建立了“新技术转移联合体”，成员有300多个国家实验室和几个政府部门及部分工业企业，其主要任务是要通过信息交流，帮助工业界寻找合适的研究开发伙伴，建立示范项目，加速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倪力亚，1996）。

除了以上几种合作模式外，一些国家还充分利用国外的优势资源，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美国通过政府间合作、民间科技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研发中心以及获取来自国际基金会或非政府组织国际基金会的资助等方式，广泛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日本也与瑞典、英国的剑桥大学、格拉斯哥大学、诺丁汉大学建立了国际交流合作关系，共同开展电子学方面的尖端科学研究。

『伍』 日本何以科技发展如此迅速~

战后日本科技发展道路及其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科学技术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得到了飞速发展，在战败的废墟上，从一个科技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本文拟从战后日本科技发展的转型、起步人手，分析其发展的途径、特点和原因，总结其成功的经验，以期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步形成了天皇专制主义的国家体制和天皇制官僚军事机构的专制政治体制，其显著特点就是带有浓厚的对外侵略扩张的军事特性。日本这种近代以来形成的国家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其科学技术体制带有明显的殖民地性、落后性和军事性特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为战争作准备的相当长时间内及战争期间，军国主义思想充塞人们头脑，一切都服从于、服务于战争的需要，科学技术的发展亦不例外。因此，到二次大战结束时，日本科学技术的发展完全陷人了误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科技体制的畸形性。从甲午中日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科技体制逐步演变成了战时军事科技体制，并以此来规范科学政策的研究制订及科学技术的教育普及，其目的就是配合战争的需要，结果导致了科技体制的畸形发展。例如，三、四十年代日本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大都服从于战争的需要，尤其在军事技术方面单一畸形发展，这从陆军兵器制造的增长中可以看出:以1931-1945年为100计算，1931年至1936年，陆军兵器制造只占4. 800，而1937年至1941年就剧增至39. 5%, 1942年至1945年更跃增至55. 70o。相反民用产品如纤维、纸张、食品等生产，1940年8月与前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了13. 9环，7. 2肠，39%。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的单一发展，产品趋于纯军事用品，造成了科研与应用、重工业与轻工业、工业与农业等方面关系的严重失调，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降低，乃至出现倒退现象。
2.科技的极大殖民地性。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对外扩张的国家。为了军事侵略扩张的需要，面对落后的科学技术，日本不是千方百计地自主研究、自主开发，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去愉窃、抄袭、仿造西方的科学技术。例如，侧距仪、透镜质量、双筒望远镜、照相机等技术都是继承战前军事技术发展起来的，而这些军事技术又是建立在完全模仿欧美先进国家的技术基础上的。到二次大战结束时，它自身的科技独创性极少。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就曾直接指出:“日本近代科学史有一个必须给予特别注意的重点，这就是日本科学技术的殖民地性。吻这种殖民地性对建立独立的科学技术体系是极大的障碍，给日本战后科技发展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3.科学领域内强大的官僚、学阀性。由于受天皇制国家性质的影响，日本的科学技术机构、科研人员均完全受控于封建军事官僚、学阀、财阀手中，致使某些技术陷人了狭隘、低级甚至伪科学的地位，学术界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得不到信任和重用，科学技术、领域内弥漫着一股强大的官僚、学阀性。学术领导大权完全操纵在少数学阀手中，他们不顾科学的真理性和严肃性，一味投封建军事官僚们所好，致使日本科学技术完全变成了封建军事官僚、资本家和学阀们手中的独占品，这给日本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也是促使日本战败的重要因素之一。1945年8月巧日，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日本的科技与政治、经济等一样一片萧条。然而日本人经过痛苦的反省后，面对现实，勇敢地走出怪圈。这个“现实”首先表现为前述种种“误区”，其次是由于战争对国家经济的毁灭性打击和破坏所导致的资金、人才、设备等等的严重Iff乏，最后是科技的发展要受制于来自占领国(美国)的强大左右力，在具体发展道路上，又面临着民族自尊的问题。面对这种现实，战争一结束，日本就在美国的“帮助”下，立即采取措施恢复科技的正常发展。首先，将几乎所有重工业部门停止运转，进行改造，废除战时产业统制诸法令，从而使钢铁、造船、汽车、人造石油等重工业部门大多数关闭或压缩，将原属陆、海军部的404个军工厂、505个重化工厂置于占领军监控之下，进行强制性改造。其次，将许多用于为战争服务的研究机构进行改组，更换其研究项目和内容。例如将原来的中央航空研究院合并到铁道技术研究院内，东京大学的航空研究所解散，改组为自然科学研究所，等等。其三，解散有关科研领导机构，清除其间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1945年9月，占领当局就解散了作为领导全国科技工作的中枢机构—技术院。1945年10月，对包括滕原晓平、八十秀次、松前重义等部分军国主义分子进行了清洗。总之，在战后初期过渡时期，由于日本人民的推动、占领当局的强制性命令和日本政府的努力，旧的日本科技体制在组织、人事、各项法制机构等方面都彻底崩溃，新的科技体制逐步确立起来。从此，日本科学技术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日本在战后科技发展过程中，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内外情况，采取了许多鼓励科技发展的方法和措施，并由此表现出自身的特点。
第一，充分利用原有的“能量”。二次大战结束前，日本的军事科研和技术都拥有一定的水平。战后通过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的努力，使其迅速转向，把军事技术屯军事设备用于民用科技事业，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就。同时，战争结束以前，由矛战争的需要，日本政府相当重视军事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全民科技意识、技术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注意加强“青少年的技术训练，在社会上普及科学技术的教育，使国民生活科化”。③因此，战后日本得以充分利用原有的人才优势、民众坚韧不拔的传统精神、超前的科技意识、强烈的竞争欲望和较高的文化素质，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加速科学技术的发展。
第二，建立健全的、强有力的全国性学术领导机构。战时的军事科技体制崩溃后，在占领当局的倡导和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日本开始着手建立新型的、民主的全国性的学术领导机构。1947年1月，召开了学术研究体制发起人会议。同年8月，组成了“学术体制改革委员会”，研究讨论建立全国性学术领导机构的问题。同年，美国学术代表团抵达日本，指导日本学术机构的改革。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49年1月，日本正式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由政府领导的学术领导机构—日本学术会议，负责领导国内科研工作的开展。该组织机构十分庞大，由以会长为首的210名议员组成，下设7个部和众多委员会。1956年6月，国家又设立“科学技术厅”，负责协助政府制订科学研究的方针政策，配合各省、各主管部门领导全国的科学工作。1959年，政府又成立了“科学技术委员会”作为政府发展科学技术的最高领导和咨询机关，由政府首脑直接领导，其任务是制订国家科研总方针和长远科研规划目标，日常工作则由“科学技术厅”和‘学术委员会”掌管。这三个强有力的学术领导机构，对战后日本科技事业的发展，从组织、制订目标计娜及保证顺利发展等方面都起了重大作用。
第三，广泛建立科研机构，网罗科技人才。战后日本科技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研究机构种类齐全、分布广泛、结构合理、人才密集。中央级的科研机构人员众多，实力雄厚，在科技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到1973年初，科学技术厅所属的研究机构有六义个，科研人员1656人，1972-1973年度科研预算经费达890亿日元。④此外，各省、各大学、各私人经营单位都建立了众多的科研机构。例如，通产省下设工业技术院，包括十三个科研、实验所，研究领域涉及金属、力学、宇宙火箭、原子能量转换、化学、自动化控制等。大藏省下设财务研究所，邮政省下设电波研究所，文部省下设统计数理研究所、劳动卫生研究所等等。大学是日本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70年代初，日本共有880多所高等学校，许多大学都设立有科学研究机构。在私人企业中，科研机构也占相当大的比例，据1972年统计，拥有10亿日元资产以上的大公司75%有自己的专门研究机构，10亿日元资产以下的公司44写有自己的专门研究所(室)0 1980年的统计材料显示，日本共有972个科学、技术研究所，其中688个是国立、县立和特别法定的。此外，较大的公共组织和私人企业都有自己的专门研究部门，其数目无法准确统计。⑤在自然科学方面，日本每一万人中有26名科技人员，仅次于前苏联(56人)和美国(28人)居第三位，高出德国((16人)和法国(13人)。
第四，为发展科学技术而大力投资。大力投资是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途径。日本政府和人民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下了大力气。从1961/1962年度到1972/1973年度国家对科学研究和技术试验设计工作拨款总额由593亿日元增加到3740亿日元，增长了约六倍;政府另拨款给高等学校和国家研究机构的定货(科研项目)补助金，也由118、亿日元增加到838亿日元。⑧到80年代，日本进一步提出“技术立国”的口号和政策，一官方也随之大幅度地增加科研投资，1982年，日本用于科学研究的支出费用达F J1800亿日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 20o0'D1991年度，政府批准“科学技术厅”的预算经费就高达522亿日元，该项经费首次突破五千亿大关。⑧以上这些尚不包括国家直接参与的大规模科研项目，如人造卫星、运载火箭、大型电子计算机等。除此之外，私营企业对科技研究的投资总额比国家还大，占全国科研经费总额的7000。例如日立公司1984年科研经费为2100亿日元，占其销售收人的7. 30o，而最多的是化学工业凯法公司，其研究开发支出费用达到销售收人总额14.70o0。在电子、新材料、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中，日本企业的研究开发支出费超过了其设备投资，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由此不难发现，日本的科技投资至少有两大特色:首先，一般国家的科研经费主要是由国家拨款，而日本更主要的是依靠运用国家职能调动、组织私营企业和社会各种力量筹集资金，不仅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足够的资金保证，而且巧妙地调动和照顾到了私营企业的积极性和利益，从而使日本科技进人了世界一流水平行列。其次，日本科研经费的绝对数字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并不算多，但它的技术水平达到了世界级，这表明了合理筹集和使用资金的重要性。
第五，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战后日本科技迅速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大力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也是日本科技发展的最突出的特点。40年代，日本的技术设备水平大约落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二十年。战后，‘当国力有所恢复后，日本政府就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即“吸收性战略”，作为坚定不移的国策。在具体作法上，主要是购买外国最先进的技术，特别是基础技术的专利权。1950年一1972年共引进11786项，年平均增长率在30%以上，技术引进的支出占研究开发活动总经费的45%左右。由于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不但解决了日本工业现代化问题，而且缩短了日本工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年限，使日本工亚产品在短时间内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但是，引进技术的代价是沉重的。在经费上不仅要支付专利权费用，而且要花很大一笔支出购买专利资料使用权(即专利使用费)。日本是世界上购买专利经聋支出最多的国家。即使如此，日本政府和企业仍然忍受巨大的牺牲而拼命引进技术，这主要是由于战后激烈的经济竞争和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现实决定的。日本有远见的政治家和企业家清醒地认识到，时间已成为击败竞争对手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毅然决定走引进技术的道路而寡得时间。据统计测算，日本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新产品的工艺，从开始研究到投人生产，平均需要三年时间，而利用外国工艺技术，则仅用一年半时间。日本以牺牲金钱为代价，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了世界技术强国之一。
第六，着力于国产化。“国产化”方针是战后日本历届政府非常明确并着力追求的目·标。在引进技术、设备的同时，不是盲目行事，而是注意在引进后进打价侧分解，不得个别改良或综合改革，制造出具有、日本特点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一号机引进，二号机国产，三号机出口。”日本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例如，为了节约能源，日本钥铁企业1975年前后引进了法国的握式内流方式和苏联的干式轴流方式两种不同类型的高炉顶压发电设备。日本分析了这两种设备的优缺点:认为法国的设备效率虽低(75%),但结构耐灰尘;苏联的设备效率虽高(830o),但需要预热，涡轮常因灰尘积落而停止运转。日本有关技术部门经过四年的研究、改革，扬长避短，制造出了日本式的“湿式轴流离护顶压发电设备”，它不需预热，可连续运转半个月至二十天，利用变喷技术，使高炉开工率的高低可以调整。这一改进设备很快成为国际市场的抢手货。可见，日本科技由完全移植、模仿到个别改良、综合改革，直到技术产品国产化，，是日本技术发展的一大特色，它使日本的科技水平始终保持较高水平. 除上述科技发展途径外，日本科技发展有特色的傲法还较多，比如充分利用“科技超前意识”，做到应用一代，筹备一代，研究一代;在各个时期注重利用“拳头”科研成果带动几个行业高速发展，一推动各个领域科技进步等。第二次世界大战质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日本从一个科技落后的国家重新崛起，，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之一，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
首先，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推动，占领国(美国)的支援帮助，军事科技经费支出少，自然资舔块乏等客观因素在日本科技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战，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战争本身，给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通过这场战争，许多国家都认识到经济实力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实力乃至综合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战争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浩劫也给各国提出了空前尖锐的问题，即大力发展经济，恢复国力。而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大力提高科技水平。“技术立国”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因此，战后整个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技术革命的高潮。日本科技正是在这种政治、经济形势的推动下不断向前发展的。二、二次大战后，美属为了自身的政洽经济目的，以同盟国身分，对日本实行了单独占领，开始对日本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和帮助，其中亦包括科学技术在内。早在1947年8月，美国就派出一个科学情报调查团到日本，对日本科技状况进行全面调查，帮助其制订发展计划和措施。尔后，在科技经费、技术人才等方面给以大规模援助，在“占领区救济基金”和“占领地区复兴基金”的名义下，给了日本23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在“美援”的刺激下，日本经济的复苏带动了科技的发展。在以后日本的科技引进和科技市场的开拓等工作中，美国一直是日本最大的合作伙伴。 战后日本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使用科研开发经费方面相比，有自己凸显的特点，那就是用于军事的科研经费开支最少。战后日本通过的新宪法明确规定:不以行使武力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永远放弃战争权，不以战争为国策。这对于日本经济和科技的非军事化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在科研开发经费的使用上，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西德)都把相当一部分用于军事科学的研究，而日本这方面的费用只占其总科研经费的2. 4%。这就使日本有更多的资金、人力、财力从事民用科技的发展。
日本是一个地狭人稠、资源缺乏的岛国，其自身的条件有着严重的缺陷，石油、铁矿石、原煤、天燃气、木材等资源有50-100%依赖进口。70年代初，日本的资源进口占世界资源贸易的12 0o。历史上日本多次对外侵略扩张，其目的之一，也正是为掠夺海外资源产地。二次大战的结束，宣告这条道路再也无法通行。因此，资源贫乏的“致命缺陷”从笋观上迫使日本走发展科技的道路。可以说，科技强国是日本别无选择的路。
其次，从根本上讲，日本科技的发展，是由于日本政府和企业界人士所具有的广阔胸襟和坚韧不拔精神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科技意识和大胆而可行的政策措施所促成的。这里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把整个国家经济置于世界的惊涛骇浪之中，驶向世界强大的竞争市场的海洋，并在国内逐步改革体制。国家鼓励企业向世界市场进军。经济的腾飞有赖于技术的进步，技术革新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因此当日本政府为发展科技而采取大力投资、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广泛建立科研机构等重大措施时，能够在国民尤其是企业中得到积极支持，使各项措施能够顺利实施。从日本出口贸易增长中可以窥视其科技发展状况。60-70年代，出口贸易硕年均增长16. 9%,其中科技含量较高的工业品出口占有很大比重，1970年达到94. 8000
第二，注重加强国民教育工作。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大批高质量的科技人才，他们是产生新思想、新概念、新理论和新发现的源泉。培养和造就科技人才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关键，教育则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正因为战后历届日本政府意识到发展教育与科技腾飞的关系，因此战争刚刚结束，日本就着手进行教育改革。废除军国主义教育，鼎新教育体制，实行学校教育自由主义化、教育行政民主化等措施，不断扩大教育投人。日本教育经费从1950年的15988亿日元，增加到1972年的722439亿日元，增长了近50倍。在政府行政费用中，教育经费长期保持在20%左右，高出美国((15 Yo)、前苏联((160o);英国(1300)、前西德((1200)。由于高度重视教育，日本培养了大批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60年代，大约近800万毕业于初、高中的初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服务于各个部门，主要是工业部门。高等院校更是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中高级科技、管理人才。从1951-1973年，各类短期大学毕业生增加了近150倍，正式大学毕业生增加了15倍，硕士学位研究生从3000人增加到12000人，每1000。人中有26人从事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高度重视教育的结果，使日本国民的文化素质和科学意识得到极大提高。所有这些，都为日本科技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从发展科技的角度看，日本的教育至少有这样两个特点:其一，重视学校教育和技术教育。表现在重视教育普及率，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形成了由低到高完整的学校教育结构和体制，从而促进了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其二，注重在全民中进行科技意识教育，不断健全“技术突破型人才”的教育、培养体制，通过学校、企业、社会等各方面共同培养各行业所需要的专门人才。
第三，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日本企业界和社会中得到广泛认同的思想。“企业的生存依靠科技进步”早已成为企业界的共识。因此日本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紧密结合，让科学技术及时转化为生产力为经济建设服务。各工业企业广泛设立科研机构，拿出巨资投人到科学研究中，为企业发展获得了必不可“少的科学技术。科研机构是企业新技术新产品的源泉，企业是科学成就的试验场，只要有前途的科技成果一问世，便可迅速转化为强大的物质生产力，应用一代，筹备一代，研究一代，正是日本走科技与生产相结合，科技良性发展的一条成功之路。它既保证了科学技术的正确发展方向，也促进了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迅速转化。
以上通过对战后日本科技发展的转型和起步、途径、原因的分析，不难看出:战后 日本科技的发展走过了一条艰辛曲折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充满了日本人高睹远瞩的胆魄，扎实而细致、一步一个脚印的工作态度和求实精神。 同时，战后日本科技发展的历程，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启示和借鉴。其一，让本国科技在世界科技大潮中去搏击、成长，发展科技的目标始终盯住世界最前方，才易于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其二，高度重视发展教育，着力培养各类科技人才，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增强国民的科技意识；其三，在科技落后的情况下，要敢于牺牲眼前局部利益，大力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同时注意“国产化”，树立强烈的“输入是为了输出”的科技竞争战略意识；其四，把科学技术与生产紧密结合，使之及时转化为生产力；其五，根据本国国情，走适合具有本国特色的科技发展道路。以上几点，对于我们加快改革步伐，实施“科技富国”、“科技强国”，以及进一步深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都是值得借鉴的。

『陆』 科技成果转化模式

纵观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各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选择了不同的模式。美国主要通过管理创新和建立风险投资机制的途径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风险投资强调的是整体投资回报率，借助于风险投资方高水平的专家，能够较为准确地判断实验室项目的未来前景。因此，建立风险投资机制是美国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途径。德国通过建立“科研创新体系”来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科研创新体系”很好地实现了政府、企业和科研人员的统一。科研人员出成果，企业出资本，国家出政策，并且负责在企业界和科技界之间进行沟通。它不仅包括科研开发工作，而且包括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产品的增值过程、科技成果及科技知识的传播和人才资源的培育培训。英国模式与德国模式有些类似，主要是通过加强高校与企业界的合作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日本通过改革研究开发体制及研究开发战略来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法国通过改革法律、机制、税收来鼓励科技成果转化（唐宏力等，2003）。无论采取何种模式，国外的科技成果转化大多以企业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载体，通过信息平台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依托“官产学研”联合形成科技成果转化的产业链条。

我国由于国情因素，科技成果转化起步晚，起点低。但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制定了一系列发展计划，如：星火计划、火炬计划、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等，建立服务功能社会化和网络化的技术创新服务中心和生产力促进中心，许多高校和企业也已经意识到科技成果的潜在市场价值，开始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联动合作，选择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模式。可以说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

『柒』 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的原因是什么

一、对高校和教师科研能力的评判体系存在问题
众所周知，课题、论文、奖项、影响因子等多种因素在教师评级和薪资待遇上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大部分高校做科研项目只是基于学术研究，忽略了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的现象比较普遍。
二、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本身具有复杂性
众所周知，要想将前沿科技成果应用到实际的生产生活中，一般需要经历三个环节，先是理论和实验室研究、在到中试最后是产业化运行。中试阶段是最为复杂的一个阶段，所需要投入的精力和资本远远大于科研阶段，并且存在一定的风险，科研机构资金不足，企业担忧风险，投入意愿也明显不足。
三、缺乏专业的科技成果转化中间机构
企业和各类科研机构信息不对称，无法充分了解彼此诉求，进而影响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效率，这个时候就需要专业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间机构发挥作用，为企业和科研机构搭建一个沟通的桥梁。

『捌』 适应市场需求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

一个高技术能否实现转化，首先要看社会对这种技术的需求，任何一项高技术在进行成果转化时都必须根据市场需求来决定产业化的方向、时机、进度与规模。美国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国家，在美国科技成果转化主要靠市场机制，大学、政府研究机构等的管理人员、科技人员、政府官员大都具有很强的市场意识。市场需求同样也是日本高技术成果转化的基本驱动力，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强国之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根据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地区经济发展需要遴选出有应用开发价值的科技成果由机构出资委托民间企业开发（银纯泉，2003）。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成果转化更多的是依赖于政府行为，转化工作没有与市场需求有效地结合起来，导致了“成果赋闲”和“项目饥荒”的现象。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充分注重市场需求，根据市场来确定应用研究的重点和方向。

『玖』 产学研合作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形式

大学、科研机构拥有科技开发人才、实验设备、仪器等优势，科技成果转化经验版却不足；企业技术开权发能力相对薄弱，但资金优势明显。因此，企业依托大学可以实现优势互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有产学研合作传统的日本十分重视加强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的合作，合作形式多种多样：联合研究；大学接受企业委托进行研究；高校教师到企业进行技术指导；高校接纳企业研究人员在学校里进行项目研究；高校接受企业的捐赠等。英国的科技创新主要由大学来推动，一批相似、互补为特征的中小高科技企业围绕大学校园建成，使高科技企业蓬勃发展。可以说，产学研相结合是各个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形式。可是，我国的科研单位和企业往往自成体系，缺乏紧密联系，使许多处于国际前沿的科技成果束之高阁，形成科研成果的极大浪费。为改变这一现状，政府应该强化宏观调控手段，制订相关政策促进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步伐。

『拾』 一个日语问题 “在日本客户向我公司的技术转让中，作为中方的技术代表 ，协助日方完成技术转移。”以上

翻译如下：

日本客先より弊社へ技术譲渡に当たっては、中国侧の技术代表として协力し合い、本プロジェックトを成し遂げること。

★以上、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