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学成果

A. 律学的研究意义

律学对于当前的音乐实践与音乐学研究仍在发挥作用。民族音乐研究中，在测音分析的基础上，对某些地区、民族的音乐中存在的特殊音程给予律制的解释，找出数理的依据，从而指导民族多声音乐体制的建立与发展，探索既便于定音乐器演奏又体现民族民间音乐特有风格的新律制。在各民族音乐文化充分交流相互吸收的过程中，突破传统和声学在调式音律方面的局限性，建立能够容纳不同乐系的音阶、音程、音律、调域、调式的综合体系。在合唱合奏中，协调多种律制之间的关系，使音乐织体层次分明，音响丰满和谐，音调富于性格，调域变化灵活。

B. 三国乐律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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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

尽管律学于秦汉时期诞生，但对律学研究予以明确记述并使用“律学”来指称法律注释及其相关的理论研究，却是魏晋以后的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法制的一个重要的过渡性演变时期，秦汉早期的封建法制经由它完成了向成熟完备的隋唐封建法制的转变。在长达近四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封建集权统治的相对削弱及周边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内迁，整个社会的结构(包括文化结构)在剧烈的变动中得到了新的整合。因应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律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独立性明显增强并呈现较前代更为昌盛与活跃的形态。主要表现在：

〈1〉儒家思想在律学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律学研究儒家化基本完成。可以说，律学的诞生过程，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封建正统法学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也是律学研究儒家化趋势日益发展的过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在国家立法、司法活动中，在社会的律学研究中的影响，不仅较秦汉更加广泛、深入，而且出现了系统化、制度化的倾向，为隋唐及后世律典的“一准乎礼”奠定了基础。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这一时期“十恶”、“八议”等的出现以及围绕“十恶”、“八议”的入律，律学家们从经义学理的角度对其进行的深入研究和阐述。

〈2〉律博士的设置和独立的法律教育机构的形成。
公元227年，卫觊上奏魏明帝：“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魏明帝采纳了卫觊的建言，于是曹魏在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9年）颁布《新律》的同时，在廷尉之下，置律博士一人，位第六品中中，负责对地方行政官吏和狱吏教授国家的法律、法令。此后西晋及南北朝时期的政权也大都设有律博士或类似职位。魏晋南北朝的律（学）博士，是在司法机构廷尉或大理寺之下的属官。这样，法学教育附属于司法行政之下，律博士们既研究、教授法律，也参与立法与执法活动。又据史书载，后秦姚兴当政时期（394-416）于长安设立律学，“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 这是中国历史上官方设立的第一个独立的法律教育机构。律博士和独立专门的法律教育机构的设置，使律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偶然自发的状态和单纯的学者热情而具有了相应的制度保障，对促进这一时期律学的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名家辈出与律学地位的提高
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名家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职业阶层。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曹魏时期的刘劭、卫觊，西晋时期的杜预、刘颂、张斐，南北朝时期的封氏家族等。律学家们或直接参与当朝立法，或对成文法典的条文做出权威性的注解——这些注疏经由官方认可甚至可以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法律文件，从而使律学在社会上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律学研究在国家法制建构中的作用也日益彰显。例如律学家杜预曾直接参与《晋律》20篇的制定工作，而由封述（出身渤海律学世家封氏家族）主持完成的《北齐律》则取得了这一时期立法的最高成就。又据《晋书-刑法志》载，太和初年，魏明帝下诏要求各级司法官吏在审判活动中“但用郑氏[注：指郑玄]章句[以经释律著作]，不得杂用余家”，这一规定使私人对法律的注释在历史上首次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司法文件。当然，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律疏注释成果当属张斐、杜预两位律学家对《晋律》所作的注本和律解。他们的晋律注经晋武帝诏颁天下，具有了与法典律文条目相同的法律效力，以致后世径称《晋律》为“张、杜律”。

〈4〉方法论的进步和律学研究的深入与繁荣
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晋代以后，由于玄学宇宙观和“辨名析理”方法论的影响，律学研究在方法论上有了进步。律学家们一般不再单纯使用儒家经义来解释法律条文和法律名词，而是更多地使用抽象的逻辑思维及归纳、演绎的推理方法，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律学研究逻辑化、抽象化、系统化的趋势愈加明显。
在方法论进步、法制发展、文化昌明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律学在研究上愈加深入繁荣，其成果集中表现于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立法改革与创新之中。其一是魏晋律的制定和刑名法例篇的定型；其二是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著称于世的并为隋唐律典十二篇目、五百条文的结构体系提供了直接历史渊源的《北齐律》的制定。
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的独立与勃兴，除了上述四点表征，还表现为刑法原则的确立与完善、法律解释的精确与明晰等等，笔者限于篇幅，此不赘言。虽然这一时期的律学研究有着浓厚的承启性色彩，然而毋庸置疑，其在整个律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重要而关键的，而其在基础理论研究和革新法制方面的独特的开创性的贡献在中国古代律学史、法制史中无疑将永放光芒。

D. 学术成果 是什么意思

学术成果是指系统的专门的或者在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方面所取得的成专就和成绩属。
学术成果：
指是或在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成绩。
发表于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参与结题的科研项目均属于学术成果范畴。

E. 魏晋北朝律学发展的主要成就

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律学的重要发展阶段，其中南朝律学在魏晋律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不仅指导了司法实践，促进法制的创新，还对后世律学和法制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学界对南朝律学的研究极为薄弱，对其评价亦偏低。鉴于此，本文拟对南朝律学的成果进行梳理，对其特点进行归纳，并通过与魏晋及北朝律学的比较对之进行评价。
一、南朝律学的发展
南朝律学在魏晋律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在律条注解、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法典体例和重要制度原则创新等方面都取得一些成果，现将其主要内容叙述如下：
（一）修订《晋律》律注
南朝律学没有对律典条文进行全面注解的新作，但在律条注解上却有相当的研究，表现在对《晋律》律注进行修订，解决了其所存在的问题。
西晋初年，《晋律》制成后，晋武帝命张斐、杜预为之作注，合称“张杜律”。从张斐《注律表》的内容看，张、杜对律文的注解准确、详尽，概括性强，其水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但《晋律》律注有着严重的问题，即张、杜对《晋律》分别作注，内容不一致，而且轻重悬殊，存在“同注一章，而生杀永殊”的弊端。张、杜律注的不统一，不仅使司法审判无所适从，而且同罪异罚也对犯罪者造成严重不公，同时还为奸吏舞文弄法大开方便之门。两晋一百余年，对张、杜律注“惟斟酌参用”，未加改变。
南齐武帝时，统治集团意识到律注不统一所带来的问题，遂决意加以解决。先由尚书删定郎王植、廷尉监宋躬等人“取张注七百四十一条，杜注七百九十一条；或二家两释于义乃备者，又取一百七条；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条；集为一书，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条，为二十卷。”后由“公卿八座参议，考正旧注有轻重处”，“其中朝议不能断者，制旨平决”。修订以后的律注与律文合称为《永明律》，廷尉卿孔稚珪奏请公布实施，但不知何故，“竟不施行。”{1}(P.835-836)《永明律》虽未公布实施，但在其制定过程中，南齐君臣对张、杜律注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永明律》这一律学研究的成果为《梁律》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梁武帝登基后，即下令修订律令，尚书删定郎蔡法度等人在南齐《永明律》的基础上制定了《梁律》20篇,2529条，武帝下诏公布实施{2}(P.700)。《梁律》之篇目绝大多数与《晋律》相同，但内容有大量增加。《晋律》律文620条，《梁律》2529条，增加了1909条，当是将张斐、杜预的律注统一后编入律条。《梁律》的制定，解决了张、杜“同注一章，而生杀永殊”的问题，厥功甚伟。统一张、杜律注，并将律注变成律条，《梁律》的制定者对张、杜之律注做选择和改编时，对其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乃毋庸置疑。
（二）对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进行探讨
由于对张、杜律注的沿用，南朝在律文不变的情况下，除解决两注不一致的问题外，无须再对律文作新的全面注解。但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法律适用中必然出现新的疑难，南朝律学家对此多有研究，在对一些疑难案件法律适用的探讨中，对律文作出新的阐释，形成一些新的法律解释，限于文章篇幅，择其要者叙述如下：
1．东冶士朱道民立功案。宋武帝初年，东冶士朱道民擒获三名逃犯，属重大立功。主管部门尚书金部提出，朱道民按规定应当免刑释放。对尚书金部的提议，黄门侍郎王韶之坚决反对，指出：
诈列父母死、诬罔父母淫乱、破义、反逆，此四条，实穷乱抵逆，人理必尽。虽复殊刑过制，犹不足以塞莫大之罪。既获全首领，大造已隆，宁可复遂拔徒隶，缓带当年，自同编户，列齿齐民乎？……愚谓此四条不合加赎罪之恩。
意即诈称父母死、诬罔父母淫乱（该两项后世归于不孝罪）、破义、反逆属重大犯罪，即使重大立功亦不得免刑释放。王韶之的意见，得到侍中褚淡之的支持，最后被武帝采纳{3}(P.1625-1626)。此案的讨论形成“诈称父母死、诬罔父母淫乱、破义、反逆等重大犯罪，立功不得免刑”的新解释。
2．熊氏自质其身为子偿债案。宋武帝时，尹嘉因欠债无力偿还，母亲熊氏以自身出质之钱为其偿债，司法机关认为尹嘉的行为构成不孝罪，当处死刑。时任南蛮长史的何承天认为：尹嘉之母熊氏自求质钱，为子还债，目的是为了救儿子，而非杀儿子。尹嘉虽对其母敬恭有亏，熊氏并未请官府杀其子。官府认定尹嘉构成不孝罪、熊氏构成和卖罪，适用法律错误。建议免尹嘉死罪，赦熊氏之过错。此事尚未判决，时值大赦，尹嘉母子被赦免{3}(P.1072-1073)。但此案的讨论，形成“母自质其身为子偿债，不构成不孝罪，不应处死”的新解释。
3．薄道举抢劫案。宋文帝时，吴兴余杭县人薄道举犯抢劫罪。法律规定：“（为劫者之）同籍期亲补兵，大功不在此例”。薄道举的堂弟薄代公、薄道生等都是大功亲，不在补兵范围内，但薄代公的母亲为薄道举之期亲，依法则应补兵，其子宜随母补兵。尚书右丞何承天认为：“劫制：同籍期亲补兵，大功不在此例。妇人三从，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若薄道举之叔活着，叔乃期亲，依“既嫁从夫”之义，则其叔母也属期亲，依法皆应补兵；现道举之叔已死，依“夫死从子”之义，应依叔母之子确定叔母之亲等，而叔母之子乃大功亲，依法不应补兵{3}(P. 1074)。此案的讨论形成“抢劫罪犯之同籍期亲补兵，若叔死则不及叔母、堂弟”的新解释。
4．张江陵夫妇骂母案。宋孝武帝时，安陆应城县人张江陵与妻子吴氏共同骂母亲黄氏叫她去死，黄氏愤而上吊自杀，案发后，遇国家大赦。法律规定：“子贼杀伤殴父母，枭首；骂詈，弃市。妇谋杀夫之父母，亦弃市，会赦免刑补冶”。但江陵夫妇骂母亲致其自杀，较伤害及殴打情节为重，若按故意杀死父母科刑，则偏重；若按伤害及殴打父母科刑则偏轻。司法机关难以处断。尚书比部郎孔渊之指出：“夫题里逆心而仁者不人。名且恶之，况乃人事？故殴伤咒诅，法所不原，詈之致尽，则理无可宥。……江陵虽遇赦恩，故合枭首。……吴（氏）原死补治，有允正法。”意即一个地方的地名恶心，仁者不入该地。对地名尚且如此，何况人的行为。所以对父母殴伤及诅咒，依法不得减罪；骂詈父母致其自杀，依理亦不得免罪。张江陵即使遇大赦，仍应依法枭首，吴氏若免死服劳役，与法意不合。孝武帝“诏如渊之议，吴可弃市。”{3}(P.1534)对张江陵夫妇未予原宥，仍依律惩治处。此案的讨论，形成“骂詈父母情重者，遇赦不原”的新解释。
（三）对律令体例及法律制度进行研究
1．对律典体例的研究。南朝后期的梁、陈均制定了新的律令法典，其篇目虽较多地沿袭晋律令，但仍有一些改作和创新。《梁律》最主要的创新是增设“仓库”一篇，梁以前诸律均无此篇，梁以后的隋唐直至明清的律典都以“仓库”为篇目之一，《梁律》对此有开创之功。其他改作还有删去《晋律》中“诸侯”一篇；将“盗”篇改为“盗劫”，“贼”篇改为“贼叛”，“捕”篇改为“讨捕”，扩大了各该篇目的内容和覆盖面；改“请赇”为“受赇”，强调对官员受赃枉法犯罪的惩处{4}(P.227,309)。
《梁令》篇目结构和内容大量承袭《晋令》，但也有改作和创新，其中最主要的创新是删去《晋令》中的“军法”6篇，“杂法”两篇，“军水战”、“军战”、“俸廪”、“赎”各一篇，共12篇，增设“劫贼水火”、“军赏”两篇，总篇目从40篇减为30篇，篇目较《晋令》简约，并开后世令典30篇（卷）体例之先河。其他改作还有：将《晋令》中的“佃”改为“公田公用仪迎”，新设“劫贼水火”篇{4}(P.271,321)。
梁朝对律令法典体例进行改作时有过怎样的讨论，史书无载，但梁律令篇目的改作有律学依据则是必然的。由此可见，梁朝律学对律令法典体例有相当的研究。
2．对法律制度的研究。南朝律学还对魏晋以来的一些制度进行了探讨，政府按相关律学观点对这些制度的不合理之处进行了改革。这些制度主要有：
“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制度。晋朝有令子孙证父祖之罪的规定，东晋大理卿卫展在有关奏章中就曾提到：“今施行诏书，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4}(P.262)，这严重违反儒家“父子相隐”主张。刘宋初年对此制度进行讨论，侍中蔡廓指出：“鞫狱不宜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亏教伤情，莫此为大。自今但令家人与囚相见，无乞鞫之诉，使足以明伏罪，不须责家人下辞”。“朝议咸以为允”。经皇帝批准，废除鞫狱“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制度{3}(P.1570)，确立鞫狱“不须责家人下辞’，之制，即子孙不作证原则。
民杀长吏之科。宋孝武帝时曾改定律令，有人提出：民杀长官“值赦宜加徙送”，即仍应远徙。尚书右仆射刘秀之认为：“律文虽不显民杀官长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与悠悠杀人曾无一异。民敬官长，比之父母，行害之身，虽遇赦，谓宜长付尚方，穷其天命，家口令补兵。”意即律文对民杀长官规定的处罚过轻，建议民杀长官罪的处罚为：本人终身服役，家人充军。皇帝同意刘秀之的意见，并按此意见对民杀长官遇赦条进行改革{3}(P.2078)。
测立制度。梁朝创立了讯囚的“测囚之法”，陈朝沿用。但陈朝范泉删定律令时认为，梁朝测囚的时间自晡鼓（下午三点）起至二更（晚上九点）结束，测立过久，非人所堪，遂于律令中规定分其刻数再上。廷尉卿认为范泉所定新制过轻，请召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奂、行事沈洙及舍人会同尚书省详加讨论。众议以为宜依范泉前制。行事沈洙提出：
夜中测立，缓急易欺，兼用昼漏，于事为允。但漏刻赊促，今古不同，……愚意愿去夜之昧，从昼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间，参会二漏之义，舍秋冬之少刻，从夏日之长晷，不问寒暑，并依今日之夏至，朝夕上测，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则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则冬至至多五刻。虽冬至之时，数刻侵夜，正是少日，于是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为捍，狱囚无以在夜而致诬，求之鄙意，窃谓允合。
左丞宗元饶也赞同沈洙之议，指出：“窃寻沈议，非顿异范，正是欲使四时均其刻数，兼斟酌其佳，以会优剧”，并“牒请写还删定曹详议改前制”。当时担任录尚书事并主持讨论的陈顼（即后来的陈宣帝）认为：“沈长史议得中”，并根据沈洙的意见对“测立之制”进行改革，完善了该制度{4}(P.325)。
宋文帝时，八座丞郎等还就“同伍犯法，士人是否同科”问题及“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并加大辟”是否“宜进主守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补兵”的立法建议进行了讨论。参与讨论者有尚书左丞江奥、尚书右丞孔默之、尚书王淮之、殿中郎谢元、尚书郎何尚之及卫将军王弘。议者都提出不同的观点，或进行了不同的论证，争论异常激烈。王弘主张维持旧制，并对各方意见进行了驳论，言之甚详。宋文帝赞同王弘之议，未作改革{3}(P.1312-1321)。因讨论的内容较多，限于篇幅，本文于此对原文不作引述。
受律学影响，南朝还创立了常赦所不免原则、缘坐妇女免死制度、测囚制度、官当制度、死刑行刑制度、会审制度、公罪轻罚原则，完善了赎刑制度、直诉制度。此外，梁朝律学家蔡法度编纂了《晋宋齐梁律》20卷{2}(P.972)，由于史料所限，后人对此书的性质及内容无从得知。清末律学家沈家本认为：“《隋志》别有《梁律》20卷，此四代之律为20卷，疑系比较之书。”{5}(P.900)
二、南朝律学的特点
与秦汉及魏晋律学相比，南朝律学具有以下特点：
（一）研究领域更为宽泛
南朝律学继承秦汉及魏晋律学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又有重要发展，其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
中国古代律学产生于秦，其标志是官方编制的法律解释和律学著作《法律答问》的问世。《法律答问》通过“问”和“答”的形式，对秦律中的一些条文、术语、罪名及对具体行为如何定罪量刑进行解释，并在解释中对法律条文加以补充。比如对“不直”和“纵囚”这两个罪名，《法律答问》解释曰：“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是谓‘不直’。当论而端不论，及偒其狱，端令不致，论出之，是谓‘纵囚”,{6}(P.191)。意即司法官在审理刑事案件时故意罚不当罪，如罪重故意轻判或罪轻故意重判，均为“不直”；应当对行为人论罪而故意不论罪，使其逃脱法律的制裁，则构成“纵囚”。又如，《法律答问》曰：“女子甲去夫亡，男子乙亦阑亡，相夫妻，甲弗告请（情），居二岁，生子，乃告请（情），乙即弗弃，而得，论可（何）也？当黥城旦春”。这是对一女子“去夫亡”并与他人“相夫妻”行为如何处罚的解释，即：女子甲私自逃离丈夫，与一亦是逃亡的男子乙结为夫妻，当时甲未告知实情，两人共同生活两年并生下儿子后，甲才告知乙实情，乙亦未抛弃甲，后甲被抓获，对甲该如何论罪？《法律答问》解释为：当处黥为城旦春之刑。《法律答问》中解释法律概念有70余个，解释法律条文187条，目的是指导司法实践，使法律得以正确适用。由此可见，秦律学是以法律正确适用为目的的应用律学。
汉朝因文化环境宽松，加之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律学有长足的发展。按研究内容的不同，汉代律学可分为两支：一支是以律令的正确适用为主旨的应用律学，一支以经注律文、阐明律意为要务的理论律学。应用律学是对秦律学的继承。自武帝时起，汉朝出现了聚徒授律的传律世家，如南阳杜氏、颖川郭氏、沛国陈氏等。史载：杜周任廷尉，撰《大杜律》，其子杜延年亦任廷尉，撰《小杜律》；郭弘习《小杜律》，其子郭躬“少传父业”，造诣极深，曾聚徒讲律，徒众常数百人，朝廷有法律疑难问题，亦常召郭躬应对。《后汉书·郭躬传》载：东汉永平年间，有兄弟两人共同杀人，明帝认为兄不训弟，故应处兄死刑。中常侍孙章误传诏书，说兄弟均处死刑。尚书认为孙章犯了“矫诏杀人”罪，主张处以腰斩刑。章帝召郭躬问之，郭躬认为，孙章应处以罚金，理由是“法令有故误之分，孙章传命之谬，于是为误，误者，其事则轻。”明帝采纳了郭躬的意见。郭躬以后，其“中子晊亦明法律”，弟子镇亦“少修家业”，镇次子祯“以能法律至廷尉”。“郭氏自弘数世，皆传法律，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将者二十余人，侍御史、正监平甚众”。另外，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在司法中“引经折狱”，以儒家经典对法律进行解释，也是应用律学的一部分。
理论律学兴起于东汉，儒学大师叔孙通、郭令卿、马融、郑玄等人，以训诂等经学研究方法，对儒家经典及史籍中的法律概念进行解释。如郑玄对《周礼》的“过失”这一概念有过三次解释：“过，无本意也。”{7}(P.1024)“过失，若举刀欲斫伐，而轶中人。”{7}(P.2084)“过失，亦由邪恶酗（酒）、好讼，若抽拔兵器，误以行伤害人而丽于罪者。”{7}(P.1021）文颖对《汉书·文帝纪》所载“联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中的“酺”字解释曰：酺，“音步。汉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今诏横赐得令会聚饮食五日也。”应劭对《汉书·惠帝纪》所载“（四年）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中的“挟”字解释曰：“挟，藏也”。从上述内容看，他们对法律概念、术语的解释基本上是准确的，但理论律学只对法律概念等进行解释，不涉及刑罚，是典型的注释律学。理论律学是汉代律学的主流。
魏晋律学继承秦汉律学的内容，继续对律条进行注解外，其研究领域又有重大扩张，增加了对法典编纂体例、律令等法律形式的区分、重要法律原则和制度进行研究的内容。魏晋时期律令法典的编纂有长足的进步，法律制度多有创新，便是在其时律学的指导下取得的，如《晋律》20篇始于“刑名”而终于“诸侯”的顺序安排及“刑名”篇的性质、作用，其律学依据为：
律始于‘刑名’，所以定罪制也；终于‘诸侯’，所以毕其政也。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故有三才之义焉，其相须而成，若一体焉。‘刑名’所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较举上下纲领。其犯盗贼、诈伪、请赇者，则求罪于此，作役、水火、畜养、守备之细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讯为之心舌，捕系为之手足，断狱为之定罪，名例齐其制。自始及终，往而不穷，变动无常，周流四极，上下无方，不离于法律之中也{8}(P.928)。
对于法律的适用，律学家刘颂则提出“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8}(P. 928)的罪刑法定原则。律学家杜预则对律、令作了区分：“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9}(P.2859)。故而，魏晋时期的律学已超出两汉注释律学的范围，不仅研究律文的含义，而且注重研究各种形式的法律，内容涉及律令法典编纂体例、各种法律形式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法律的原则和制度设计等

F.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的法律学院-成果

学院教学工作成绩斐然。学院是上海市普通高校唯一的法学教育高地，拥有上海市仅有的二门国家级精品课程——《外国法制史》、《中国法制史》， 六门上海市精品课程——《外国法制史》、《刑法学》、《中国法制史》、《法理学》、《刑事诉讼法学》、《民法学》，另有上海市教委重点建设课程十一门、上海市教委创新思维与技能建设课程一门。近5年，学院获得省部级以上教材和教学成果奖七项，其中，《外国法制史》课程建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学院三种教材入选“ 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 —— 《外国法制史》、《法律文书学教程》、《西方法律思想史》；八种教材荣获省部级以上优秀教材奖。
学院拥有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学生工作队伍。学生工作系统获2006年上海市申银万国奖教金， 孙帅梅 老师被评为上海市“十佳”辅导员， 汤君老师为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近6年来，学院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其中，0308班获全国优秀班集体称号，有一位同学被评为全国优秀学生干部， 三位同学获国家奖学金； 0508班被评为上海市先进班集体标兵；法律学院分团委2次荣膺上海市五四红旗团组织； 0408班、 0501班团支部先后被评为上海市“ 五四特色团组织 ”；有四位同学获得上海市奖学金， 二位同学先后荣获上海市高等学校优秀学生（索尼）奖学金， 三位同学先后荣获美迈斯法学奖学金； 一位同学以其感人事迹获得2006年度上海学子“感动校园 人物提名奖。学院与众多公、检、法、司、律师事务所和政府机关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每个假期大部分学生在实践部门进行法律实务的见习或实习。学院社会实践活动成效显著，近年来共有四支社会实践队被评为上海市优秀项目。

G. 朱载在乐律学方面有哪些突出成就

明代音律学方面的大师是朱载(1530～1610)。他因发明著名的十二平均律而闻名后世。朱载是明仁宗(永乐皇帝之子)庶子郑靖王的后代，是王族中有继承王爵地位权利的一个王子，但他对这一特权地位毫不留恋，却迷上了乐律学的研究。为此万历皇帝给他赠了写有“让国高风”的匾。古代的“三分损益法”，西汉人京房、隋代人刘焯的工作，尤其是南朝人何承天的工作等，是朱载工作的基础。何承天曾企图完善地解决这个问题，他把三分损益法计算后出现的差数平均地加到了12个律管上，给朱载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朱载在长期的钻研、实验和计算后终于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找到了一个公比为122的等比级数，按照这个公比给出的级数使弦或律管上相邻两律的频比完全相等，并且使比基音高八度的音频正好比基音高出一倍，从而成功地发现了声音振动和弦的长度变化之间的一条规律。这是音乐史上的一件大事。朱的成就反映在他写的《乐律全书》中，这套全书包括13部著作，内容涉及乐律、算学和历法。

H. 西晋律学家（）在乐律上的成就是发现了笛律中的“管口校正数”

荀勖曾经掌管宫廷乐事，曾研制笛律12支，以校正音律。泰始十年（274年）领秘书监后，与中书令张华等依照刘向的《别录》（见《别录》、《七略》）整理宫内藏书。荀勖的管口校正数是早期声学的重大成就之一，《晋书》和《宋书》的《律历志》中都有较多的记载。

I. 房绍坤的学术成果

教学研究论文
1．《法学教育对法律职业道德意义的探讨》，载《中国大学教学》2004年10期
2．《如何顺利地通过律师自学考试》，载《中国当代教育》2003年第7期
3．《当代法律家培养的困境及出路》，载《烟台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4．《WTO与中国法学教育的现代化》，载《山东省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2期
5．《21世纪法学专业的教育方法及其改革》，载《烟台大学学报》2002年高教研究专辑
6．《21世纪法学专业教学改革的宏观思路》，载《烟台大学学报》2004年高教专辑
7．《构建富有特色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确保教学水平稳步提高》，载《传承历史呼唤未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教学表彰/奖励
1．全国首届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名师奖”，2003年（证书）
2．《民法》（教材），第二届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一等奖（第二位），2006年（证书）
3．《法学专业教学改革思路、特色与成效》，山东省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首位），2005年
4．《法学院课程体系和教学计划的构想》，山东省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首位），2002年
5．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2006年
6.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2012年
学术研究课题
1．《用益物权基本问题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3—2005年，负责人
2．《中国未来民法典·继承权制度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1—2003年，第二位
3．《特许物权研究》，司法部科研课题，2003—2005年，负责人
4．《矿业权法律制度研究》，山东省社科基金项目，2006—2009年，负责人
5．《山东省水权及其市场化理论研究》，山东省软科学项目，2006—2009年，负责人
学术论文
1．《公司IT化的若干法律问题》（首位），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
2．《公司瑕疵设立的法人格规制》（首位），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2期
3．《用益物权的法律属性》（独立），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6期
4．《构建预告登记制度的几个问题》（首位），载《法学家》2003年第4期
5．《民事习惯的动态法典化》（首位），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