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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成果属于我

发布时间:2022-01-12 23:13:15

1. 考古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考古呢?不是贪图墓里面的那些宝贝,那些文物的物质价值,不是古玩市场一块古玉一只编钟佛像陶甬古玩字画的拍卖价值,而是试图还原我们的文化。
尚书礼记都是出自孔壁,是不是很遗憾孔子当年就抄了那五篇,孙膑兵法出土于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不管是甲古青铜还是楚简汉策还是敦煌文卷。都是那么少那么少,马王堆出土战国纵横家书,记录的是苏秦游说六国的演讲稿,跟史记记载的苏秦有很大出处,真相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被我们慢慢还原,听说最近南昌海昏侯墓出土了一个孔子屏风,想必楼主也是因为海昏侯墓才问这个问题,出土了那么多的黄金,但对于我来说黄金不是最珍贵的,我最期待的是哪三千竹简,记录了什么?海昏侯刘贺做过皇帝是位儒学爱好者最好记录下遗失了的某部典籍,哪怕几个字都好。
说一件跟考古有关的一件我觉得比较浪漫的事吧,



2. 考古报告属于一手资料吗

是的,考古报告是客观描述发掘成果的,因为考古发掘是一次性的不能重复,出土遗物也是要保存起来的,很多遗物一般人见不着,所以考古报告就成了考古发掘后的重要资料,第一手的资料。考古报告一般很客观,少有主观色彩。考古报告的质量直接关系到考古发掘成果的质量,也是非常专业的一般的非专业人员用不着,也看不懂。

3. 信史的考古成果

2015年6月18日 ,中国社科院、山西省委省政府在国新办举办山西陶寺遗址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宣布,“尧都平阳”正在走出传说时代成为信史,尧舜古国文明不再是传说,多年考古形成的一系列证据指向陶寺很可能就是尧的都城。
发布会上,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全面介绍了陶寺遗址37年来尤其是近10年的重大考古发现与部分研究成果。王巍指出,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遗址的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工作队队长何驽指出,陶寺是最初的“中国”。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不是夏朝,而是“帝尧邦国”,甚至更早。
何驽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悬案:尧舜禹时代是否存在?它是不是一个传说时代,是不是信史?这在中国人的心中是挥之不去的。说陶寺很可能就是尧的都城到底有哪些证据?
何驽列出了几大证据。
首先,陶寺遗址出土文字可以自证。陶寺遗址出土的一把朱书扁壶上有“文尧”二字,是陶寺城址为尧都平阳的文字自证。
再者,陶寺城址考古资料可与文献中关于尧都和帝尧的史迹系统对应。
还有《竹书纪年》传说尧母庆都感于赤龙而生尧,尧曾梦攀天而上。陶寺早期元首墓中出土的龙盘,画面中赤龙攀天而上,恰似相关传说的生动写照。
“初步形成的相对完整的考古与历史文献对应的证据链,不由得使我们相信,陶寺都城遗址就是尧都。”何驽说。
王巍指出,尽管目前还不到“一锤定音”的时候,但目前没有哪一个遗址像陶寺这样与尧都的历史记载等方面如此契合。

4. 三星堆最新考古成果,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何影响

引言:三星堆一直都是我国非常重大的考古项目,在1986年的时候,三星堆1号和2号祭祀坑被人发现。这一次的发现对研究古蜀文明提供了非常大的进展,在解决了我们对于古蜀文化的疑问之后,又添加了很多新的问题。随着考古挖掘三星堆中大量的国之重器也随之出土, 为了解历史发展和演变带来了更多新的认识。

三、冰山一角

现在国家对于三星堆的考古只是刚刚开始,在厚厚的土壤之下,还有更多没有发现的文物。现在出土的这些文物不过是冰山一角,真正隐藏着古蜀文化的还未发掘出来。大家也都期待着,考古技术越来越成熟,将掩埋了多年的古文化重现天日。

5. 近几年有哪些著名的中亚考古成果

近年来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丝路考古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我国考古工作也逐渐走出国门。
2018年3月23日我国正式启动中国—沙特塞林港遗址考古项目。由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选派的5名中方队员将于2018年3月26日奔赴沙特阿拉伯,开展为期20天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2018年4月5日,中沙联合考古队对塞林港遗址有了初步的了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已发现建筑基址多处、墓地两处,并发现了疑似水井、围墙墙体等遗迹,初步判断塞林港遗址存在明显的功能化分区。从建筑技术的考察来看,地表建筑物多用砖块、土坯和珊瑚石垒砌。两处墓地中已发现墓葬超过百座,并发现碑刻数十块,部分碑刻还可见清晰的碑铭,记述了墓主的身份信息。

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坎特镇红河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
2018年9月3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该院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方面合作推进的联合考古取得阶段性成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历史与文化遗产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坎特镇的红河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考古人员首次对整个红河古城遗址进行了比较精确的测绘,并在古城西侧发掘了一个佛寺遗址。

2016年9月26日丝路考古成果发布:发现古代游牧文化大型聚落遗址中外考古人员深入西天山西端地区开展系统考古研究,全面了解古代游牧文化遗存的分布状况,新发现大批遗址,包括一些古代游牧文化的大型聚落遗址,填补了学术空白。2013年12月,中国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撒马尔罕签署了关于“西天山西端区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的合作协议。经过多年调查、发掘和研究,在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流域及周边山地的考古调查和已有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公元前1世纪,在阿姆河以北的苏尔汉河两岸分布的一批古代城址为代表的农耕文化,应属早期贵霜文化,与其后的贵霜帝国文化关系密切。在苏尔汉河周边的山前地带,分布有同时期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这些遗存可能与古代月氏有关。在萨扎干遗址所获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撒马尔罕盆地南缘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带分布的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应属古代康居文化,这与《汉书》等古代文献的记载是相合的。这一发现为确认古代月氏文化的分布范围提供了新资料。

6. 考古是什么

考古表示古代遗存中(尤其是原始社会)所观察到的共同体。“考古”这一名词,在汉语中出现很早,如北宋时期的学者吕大临就曾著《考古图》(1092年)一书,但当时所谓“考古”,仅限于对一些传世的青铜器和石刻等物的搜集和整理,与近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含义有很大的区别。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很早就有学者注意到进行古代遗迹考察和古代遗物研究的重要价值。产生于的北宋时期(公元960~1127年),具有一定学术系统的"金石学",到清代(公元1644~1911年)更为发达,最终形成了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兴起较迟。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派遣的探险家、考察队,曾潜入中国边疆地区进行活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学术机关开始进行周口店、殷墟等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调查发掘遍及全国各个地区,逐步建立起完备的中国考古学体系。

空间范围:原则上:全球各地,一般限于古代人类居住、活动的地方。

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其研究的范围是古代,所以它与近代史和现代史是无关的!自人类的起源始,下限随考古学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又由于各地区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所以无法统一,各国考古学都有它们的年代下限.(20世纪50年代前,下限被限定在文字出现前,偏重于史前考古。50年代后,历史考古受重视,下限逐渐向后延伸。)

英国的考古学年代下限为诺曼人入侵(1066);法国的考古学年代下限为加洛林王朝的覆灭(987);美洲各国的考古学年代下限为C.哥伦布(约1451---1506)发现新大陆(1492)..一般说来,中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可以定在明朝灭亡(1644)(这也就是许多考古书上为什么一到明朝就结束,没有清朝内容的原因.例如南京大学出版社张之恒的中国考古学通论便是这样.)

近一时期以来,英国有"中世纪考古学",其年代下限延伸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1640)又有所谓的"工业考古学"其年代下限更延伸到18世纪和19世纪的工业革命初期.在美洲,则有所谓的"历史考古学"和"殖民地时代考古学",它们的年代范围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直到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美洲各国在政治上获得独立.但是,英国的所谓"工业考古学"美洲的所谓"历史考古学"或"殖民地时代考古学",实际上是利用考古学的方法以研究近代史,所以不能算作真正的考古学.

相反,也有人把考古学的年代范围局限于史前时代,即没有文字记载的古代.这样,便把许多文明古国的历史时代也都排除在考古学研究的年代范围之外,这也是不妥当的.考古学不研究近代和现代,而是研究古代,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考古学所研究的"古代",除了史前时代以外,还应该包括原史时代和历史时代.就中国考古学而言,历史时代不仅指商代和周代,而且还包括秦汉以及其以后各代.所谓"古不考三代以下"是不对的.当然,历史越古老,文字记载越少,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也越显著.要究明人类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的社会历史,就必须在极大程度上依靠考古学,因而史前考古学与史前史就等同起来了

7. 对于考古的一些我的质疑

你没有给悬赏分,但是作为一个考古专业的学生,我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刚刚来到学校,认为考古专业也是如此,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和实践,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真正的考古学。考古学的真正意义就如你所说的。但是过程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而且考古学从几个世纪前自欧洲产生以来,一直在发展,理论和指导思想一直在改变。早期欧洲人都是带着探险、寻宝的思想进行考古活动的。但是随着人们思想的进步,考古学渐渐发展出了一套详细的发掘步骤,力求完整的结实古代社会和古代生活。
而且考古学根据其研究对象不同,分为很多类型,包括古代遗址、墓葬等等很多方面,可能受到电视节目的影响,许多人认为考古就是挖墓,这样理解很片面。
就单纯从挖墓这个方面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每年进行的考古发掘简单说来分为主动发掘和被动发掘。其中,被动发掘又占了大多数,主要是指被发掘对象遭到破坏,而且面临进一步破坏的危险,不得不进行考古发掘工作。这里所说的破坏是指盗掘或者是建筑施工。其实,考古工作很多就是再配合建设进行,从修铁路、建公路、南水北调、三峡水库、建机场,到建造一栋住宅楼,都要有考古勘探和发掘在先,通过考古工作,把这些不得不被破坏的遗迹(包括墓葬)进行发掘和详细的整理资料,以便学界研究和向公众展示。其实大家在博物馆中见到的只是考古工作收集起来资料的一角,我们每进行一点点工作,都要进行详细的文字、图片、录像记录,成熟整理后的资料还会编成考古报告,用于学界交流。可能一个工地的资料,在发掘完成后,要整理数年才能完成。所以考古远远没有大家想想的那么简单,他也是一门科学。
而主动发掘的一些遗迹则是为了学术目的对一些遗址进行针对性的发掘,在考古工作中占得很少,如前几年的兵马俑的再次发掘。但是根据国家法律,对于一些遗迹是只能保护绝对不能主动发掘的,如皇陵。
说到底考古和盗墓是绝不相同的,考古是把即将消失或者是已经消失的东西记录下来,而盗墓则是让美好的东西消失。
你仔细想一想就明白考古其实是在做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没有考古工作者,一条铁路修起来,所有路基走过的地方要破土,要破坏的墓葬、遗址,或者被盗掘者将文物哄抢一空,或者毁于铲车之下,从此再无人知晓,这能叫如土为安么?
当然人们对考古的误解也源于考古学过于自闭,而笼罩着一种神秘感,你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一些公众考古的书籍,例如高蒙河的《考古不是挖宝》等等。
回答的不好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8. 关于考古

从阁下所说的来看我倒是不怎么建议你学考古,更不要说是上考古学的研究生。考古学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遍访名山大川 走遍祖国各地吧 而且还有点探险的意思”,真实的考古学是很枯燥乏味的,很苦很累,更需要默默无闻,甚至潜心研究一辈子也出不了多大的成果。考古的专业面太窄,对个人的发展限制极大。从当前的就业形势来看,非考古学本科毕业的考古学研究生很难找到工作,更何况考古学的工作待遇不怎么好。而且考古学发展的高峰期基本已经过了,以后的发展更趋向于理工科的分析保护,传统考古学已经不如以前那样有市场了。我们有很多学考古的都有改行的意愿,你不妨将历史和考古作为业余的爱好,岂不更好。如果你确想考考古的研究生,不妨先确定想考的学校。各个学校的招生和参考书目都不相同。建议阁下做决定时千万要慎重考虑。

9. 本人选修课考古,需写一篇关于考古的论文,3000字以上,望各位大大们施以援手。。。。谢啦。

试论利用考古学资料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相关问题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10-10-22 15:53:00 ] 作者:杨杰 编辑:studa090420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兴盛时期。在当时和其后的研究中,出现了使用材料杂芜、牵强附会和过分强调考古学资料的两种倾向。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研究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地在二者之间画等号。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层次性。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论文关键词:考古学;百越;民族史;研究
百越作为我国古代早期历史上的一支重要民族群体,曾长久地活跃于祖国南方的大地上。他们是当地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与比之更早的当地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关系。
关于百越民族的情况,在先秦时期就见诸文献记载。正史《史记》、《汉书》等也都有所叙述。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专著或章节也记述了越族的历史情况。这些记载是后人了解和研究越人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百越地处南部一隅,社会发展水平又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因而古代文献记载既简略又带有歧视性,百越的历史始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的成果令人瞩目,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也甚为活跃,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一、《百越源流史》•等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
《百越民族史》是建国后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共分l3章,分别论述了百越的名称、分布、来源、文化特征、社会经济、社会性质、民族关系以及百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等。附有《百越大事年表》,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翁独健先生为之作序。
《百越民族文化》是同一作者群体在《百越民族史》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写成的,两本书并无本质区别。何光岳撰写的《越源流史》是于l989年底出版的,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其他方面的资料写成。在20世纪80年代还多次召开关于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全国性会议,并出版有《百越民族史论集》、《百越民族史论丛》、《百越史论集》、《百越史研究》、《百越民族研究》等论文集。
《百越民族史》等一批论及百越史的专著尽管已经出版20多年了,但作为开山之作,我们在涉猎百越民族史时不能不读。因为其可谓集那一阶段百越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在那次研究高潮之后,百越史研究并无大的突破。究其原因,一是有一批“文革”前就活跃于民族史学界、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经多年积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迎来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时期。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大量发表;二是改革开放后各地基本建设规模空前,考古新发现随之层出不穷。现在重新审视相关考古资料,不难发现为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成为综合研究支撑点的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大多出自20世纪70—80年代。这就为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诚然,我们在把握某一领域学术动态时,必须充分关注最新科研成果,但比起一些昙花一现的所谓学术著作来,那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经得起推敲而带有经典性质的学术论著更值得我们去仔细玩味。
《百越民族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借助考古资料及成果,经过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尽管其中有许多方面迄今尚无定论,但其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如对百越非夏民族之一支的论述,对东瓯、闽越及西瓯、骆越相互关系及地望的考证都言之成理,颇为精审。《百越源流史》依托历史文献记载,不拘一格地运用各方面材料,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及其各支系进行了综合研究,立论大胆而新颖。
《百越源流史》和《百越民族史》反映了百越史研究的两种倾向。
《百越源流史》一书使用的考古资料屈指可数,在其他材料的选用上也略显杂芜,有牵强附会之感。突出表现是将作者认为属于百越族系的各南方族群的源头绝大部分都追根到北方中原甚至是西北地区,对各族群迁移流向的研究也过于宽泛,解释随意,缺乏过硬的证据。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和其他更为间接的材料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在文献不足征引的情况下,大量运用考古资料是《百越民族史》一大特色。作者在论述族属的来源及分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应当说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一条有效途径。但《百越民族史》也存在过分倚重考古学资料的倾向,在与文献记载发生矛盾时,往往否定后者。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时代的局限性就会日益显露,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那种以今天的结论和视角去恣意评判、指摘前人以显示自己的正确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首先观其成果是否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其次是不苛求于前人,应尽量去吸收前人成果的合理成分,总结他们的得失,在其基础之上吸纳新的东西,力求有所突破,得出新的结论。

通过考察上述有关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引发出笔者对考古学资料与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关系
在中国,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以其数不胜数的重大发现和辉煌成果,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在当今中国从事古代史综合研究,完全不理会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想象的,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势必受到局限,对于先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尽管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领域的不断拓宽,其研究成果越来越为历史学界所重视和吸收,但由于考古学本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得二者的结合难如人意,尚存在不少问题和难点。“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但考古学文化是由人通过主观意志对客观存在加以判断后确立的,因而这种主观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事实上,考古学研究只能是不断地接近于历史的原貌,而几乎不可能完全复原之。
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是愈益增进,即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永不能达到完善的认识”,“一代一代的人们向着历史的真实走去,可是,这一代一代的人们只能接近这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摸不着它,更不能全面地认识这历史的真实”。在考古学实践中,我们看到在考古学文化的认定上,就中国而言目前还没有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完全取得一致意见的。即使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类稍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就知晓的名称,对其内涵在考古学界仍有许多不同观点。
在考古工作中,只要田野工作基础扎实,科学可靠,并且达到一定的工作规模,那么在量化的基础上较为准确地把握若干遗迹群的整体文化特征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当这种特征,也就是差别达到怎样的程度就可以确定为一支考古学文化?换言之,就是确立考古学“文化”、“类型”等不同层次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看到,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等都是以筒形罐为主的考古学遗存,这些文化尽管略有时间早晚上的不同,但其在特征上的差别似乎并不比“河南龙山文化”中各类型之间的差别更大。这种情况表明,在考古学文化和类型的划分上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借助考古学材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就存在一个方法问题。
首先,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否可以和历史记载中的某一族属划等号?笔者认为对此要持慎重态度。完全巧合并非不可能,但显然概率极低。一般来讲,一支考古学文化所涵盖的范围要小于一个部族或民族共同体。因为既然是一族属,其分布范围就不会过分狭窄,其内部的文化面貌也很难整齐划一,而其内部差别在考古学研究中就极有可能被识别出来并确定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张忠培先生说过:“古籍记载的一族,有时恰等于一个考古学文化,有时包含着几个考古学文化,还未见过一个以上的族共有一考古学文化的现象。”事实上,真正从事田野工作的考古学者是不轻易把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研究相联系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差别不一定就是族属上的差别。
当然,在考古学研究达到一定深度和规模时,适时就其族属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是必要的。因为考古学作为一门成熟学科,通过人类遗留的实物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是其最高目标。考古学分期、分区及“文化”、“类型”的研究仅仅是进行深入研究的手段而绝非目的。然而当我们在掌握已知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一个事物的描绘越详细,则离其真实情况就可能相去越远,因此笔者以为在目前情况下,运用考古资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具体操作上宜粗不宜细。只要我们能够大致描绘出某一或某些族属分布区内当时人类的物质文化是怎样的,达到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及其主要文化特征也就可以了。在特征上宜捕捉那些数量多、具有普遍性的最为典型的共性因素,而不能拘泥于考古学本身对遗存的过细区分与描述。严文明先生说:“考古学资料虽然不可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全貌,总还是那个社会的直接遗留和缩影。通过它不仅对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可以有形象的真切的认识,也能了解整个社会大致的轮廓及其发展轨迹,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这应当是现代考古学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百越民族史》认为广泛分布于东南部地区的有段石锛、有肩石器及几何印纹陶器等属于百越族物质文化特征的一部分,就是针对最典型因素来说的。

(二)文化及其层次性与国家、民族的关系
广义的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主要是物质文化方面的情况。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核心的内容,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也就失掉了自己的特性。同时,“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都具有民族性。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个古代国家是否就只有一个民族(即单一民族)、一种文化(此处指广义的文化)?一种文化是否就只能由一个民族所拥有?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情况不是不可能存在,问题是当我们由一支考古学文化反推族属甚或国家时,就不能简单地去画等号,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严文明先生指出:“考古学文化同族的共同体尽管有密切的关系,毕竟还不是一回事,不能在二者间画等号。要通过考古学文化来研究与族类有关的问题,还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上来加以论证。”
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所反映并主要研究的是古代物质文化层面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也会讨论更高层面上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但严格意义上说,这已经超出了纯粹考古学所研究的范畴。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无疑都属于某个族群,但其所属族群不一定都在历史上留下记载。因此,只有一部分考古学文化可以和古代文献记载的族属相关联,而且我们看到的考古学文化内容只是该族属全部文化的一小部分。这些因素都是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古代族群的困难所在。
《百越民族史》从考古学材料出发,认为“句吴”、“于越”、“东瓯”……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居民发展而来的土著居民,几乎否定了人口迁徙对文化的影响。诚然,从考古学编年谱系角度看,在文献记载中提到的百越民族分布区内的青铜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是有不少文化继承因素,但也不应无视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尤其是青铜器方面)对南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应因暂时找不到考古学证据而一概加以否定。
文化是有层次的。平民和贵族的文化从古至今都是不一样的。考古学文化中除大中型墓葬、宫殿衙署、宗教祭祀、礼器等遗迹遗物属贵族文化外,用以确定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最为重要的陶器、石器、聚落形态、墓葬习俗等,大都属于平民文化。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和归纳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所反映的远非当时社会的全部内容。用占主流的平民文化来否定统治阶层可能存在的另有族源和迁徙现象,同样是缺乏说服力的。
总之,在文献资料有限、百越之义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考古学研究成果是寻求突破的有效途径,而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有赖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提高和丰富。
(三)物质文化与社会形态的关系
社会形态发展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在此我们不打算对社会形态论本身发表评论,只是对以考古学文化为代表的早期物质文化史与社会形态的关系进行简略的讨论。
社会形态的表述是以生产关系的状况为基础的,而生产关系又受到生产力的制约,但这只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生产力某些要素的变化并不一定迅速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因此可以说,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有些学者认为广东发现了青铜文化,其发展阶段当属奴隶制社会。《百越民族史》一书也认为西瓯使用青铜器,青铜器时代即奴隶制。我们认为,青铜器和奴隶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使用一些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但不一定就会立即引起社会性质的改变。
从目前发现的岭南青铜文化面貌观察,当时确实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但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那些富贵者就一定是奴隶主,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等级和贫富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贯穿于其后的所有社会发展阶段,因而也不能以此作为当时就是奴隶制社会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反对的是青铜文化直接等同于奴隶制的观点,至于岭南青铜文化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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