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体例

⑴ 《史记》的作者是谁是什么体例是什么成就

作者司马迁，纪传体，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⑵ 什么是知识产权立法体例

中国适合何种知识产权立法体例

吴汉东

近代民法典是在罗马法体系基础上改造的，且知识产权立法与近代民法典未能发生历史的机缘。现代民法典编纂运动尝试接纳知识产权制度，但至今尚无成功的立法例。当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综合性、开放式，且最具创新活力的法律规范体系，采取民事特别法的体例较为适宜。

关于知识产权制度与未来民法典之关系， 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不少民法学者主张在民法典的框架内，整合一个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财产权体系，其理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手段基本是民事性质的，应将这一权利与其他财产权等同看待，并纳入民法典进行规范，国外已有在民法典中规定知识产权之立法例。我国的民法通则在“民事权利”一节规定了各类知识产权，因此这一制度应成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本文试以范式民法典为参照系，从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相结合的角度，探讨知识产权立法体例与民法典编纂之关系，希冀为民法典体系的设计提供些许有益的思想资料。

失之交臂：近代民法典编纂与知识产权制度产生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的确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自十八、十九世纪以来都先后开始了知识产权的立法活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立法例有：美国1790年《联邦版权法》、法国1793年《作者权法》、德国1837年《保护科学和艺术作品的所有人反对复制或仿制法》、日本1899年《著作权法》；美国于1790年、法国于1791年、德国于1877年、日本于1885年先后制定的专利法；英国于1875年、美国于1870年、德国于1874年、日本于1884年先后颁布的商标法。这些知识产权立法与近代民法典编纂都未发生历史的机缘。

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知识产权法都表现为制定法的形式，历来都是一种独立的财产法律制度，并不涉及民法典编纂的问题。大陆法系国家承受了古罗马法典化的传统。作为近代范式民法典的法国民法与德国民法，其编纂活动分别完成于19世纪初叶与末期，他们的民法典体系取材于罗马法的《法学阶梯》或《学说汇编》；其知识产权立法早在民法典编纂之前大体就绪，且这些新兴的财产制度又多为英国的“舶来品”。因此近代欧洲大陆的范式民法典未能将知识产权制度纳入其体系之中。关于其立法动因，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解释。

1．近代知识产权制度是从特权到私权嬗变的产物

近代知识产权法的孕育，经历了封建特许权制度近三百年的长期阵痛。与保护精神产品相关的封建特许权，包括印刷专有权和产品专营权，它以敕令或令状的形式，授予印刷商以出版独占许可证或赋予经营者专门制造、销售某种产品的权利。这种封建特许制度的受益者主要是印刷商、企业主以及颁发许可证的统治者，而不是从事智力创造活动的作者或发明者。这一制度不仅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禁锢思想文化、控制经济利益的需要，而且决定了原始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点。封建特许权的存在意义，在于它同近代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具有某种历史连接作用。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立法使知识产权由公法领域进入私法领域，由特权转变为私权。法律制度在发生质的转变的同时，也保留了某种历史的惯性，即多数知识产权具有国家授予的特征。这种权利取得的国家授予性与权利产生的本源性并不是矛盾的。美国学者认为，创造性活动是知识产权产生的“源泉”（source），而国家法律规定则是知识产权成立的“依据”（origion），因此知识产权是一种法定的有限制的独占权利。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社会背景有别于传统财产权法所生存的私法环境，因而近代立法者在法律体系的设计与安排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从特权到私权，反映了近代知识产权的属性变化，但并非表明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权采用相同的立法形式。

2．近代知识产权制度是私权领域中财产“非物化革命”的结果

在罗马私法体系中，财产权制度是一个物质化的权利结构体系。罗马人基于财产的主要构成限于对有体物的认识，构建了物与物权制度。他们以物为客体范畴（主要是有形的物质客体——有体物，也包括无形的制度的产物，即除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权利——无体物），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以所有权形式为核心的物权制度，建立了以物权、债权为主要内容的“物法”体系。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产构成中，出现了所谓抽象化、非物质化的财产类型。以知识、技术、信息为主要内容的“知识财产”，有别于以往物质形态的动产、不动产，是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另类客体。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写道：诸如精神技能、科学知识、艺术以及发明等，都可以成为契约的对象，而与买卖中所承认的物同一视之。此类占有虽然可以象物那样进行交易并缔结契约，但它又是内部的精神的东西。十分明显，传统的物化财产权结构是无法包容抽象化、非物质化的知识财产的。1807年法国民法典继承并发展了罗马法的传统，将客体物分为有体物与无体物，同时扩充了无体物的范围。后者专指具有财产内容的权利，其中，除了民法典所规定的债权、股权外，还包括新兴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本归为动产物，以后又被划归到更具重要价值的不动产类别中。1896年德国民法典在继承罗马法传统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德意志民族风格。其立法文件不承认无体物，所谓物仅涉及有体物的概念。但在学说中，知识产品可以称为“无体物”，但它不能归类于物权法的客体物范畴，而仅是知识产权法规范的客体。

概言之，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是罗马法以来财产权领域中一场深刻的制度创新与变革。无论“法学阶梯体系”（法国法）还是“学说汇编体系”（德国法），都只是在罗马法编纂基础上的改造，知识产权这一新兴财产权制度未能进入传统民法典的体系范围。

3．近代知识产权制度尚未形成一个体系化的财产权利族群

知识产权是人们基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而依法享有的权利，是一个属于民法范畴但又相对独立的财产权制度体系。将一切来自知识活动领域的权利概括为“知识产权”最早见之于17世纪中叶法国学者卡普佐夫，后为19世纪比利时法学家皮卡弟所发展。皮卡弟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特殊的权利范畴，它根本不同于对物的所有权。在近代法时期，以知识产权的名义实现权利制度的体系化，并未在立法活动中得以实现。换言之，“知识产权法是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法律规范的一个总称，这一称法是虚设的，是一种理论概括”。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是近代欧洲知识产权制度兴起的时期。专利法、著作权、商标法在西方国家陆续产生。毫无例外，上述法律都是以单行立法的形式出现，既没有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也没有将各个法律进行整合而编入民法典。1804年法国民法典，明确肯定商标权应与其他财产权同样受到保护。这一规定不过是对商标权即为财产权的民法定位，并无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的立法意义。正是在民法典这一基本法指引下，法国于1857年颁布了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影响的商标法。无需讳言，对各项知识产权进行体系化整合并作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无疑在立法技术方面存有困难。对此，法国学者指出，“多数情况下，有形财产整体性地置于单一法律规则的体系内加以调整。例如，所有权在涉及到有形不动产或动产时，总是具有同样的内容。诚然，两种不同财产的地位并不总是相同，但这并不能否认内容丰富的有形财产所有权的一些一般规则的存在”；“相反，无形财产具有不同性质，它们不能置于同一的法律体系而只能置于一系列独立的、不同的体系，存在于一定的期间。” 可以说，由于民事立法技术的原因，近代立法者并未象构建物权体系那样，将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整合成一个概括的、统一的知识产权体系。

近代民法典的编纂，自是“言必称罗马”，诸如物权、债权、继承权等财产权都可以从罗马私法体系中找到它的雏型，而知识产权难以在传统的体系中与物质化的财产相融。基于罗马法以来法典化的传统，加之立法技术的不能，知识财产终究未能以体系化的权利制度出现在近代社会的范式民法典中。

并非范式：现代民法典体例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接纳

自20世纪以来，知识产权制度有了长足的发展：基本规范不断完善，保护范围不断扩大，一体化、现代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尝试将知识产权制度编入本国的民法典，并在90年代兴起的第二次民法典编纂的运动中形成高潮。我国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民法典编纂巨大进步，弥补了近代范式民法典的一大缺憾。还有的学者以此立法例为范式，主张在未来的民法典中规定一个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大一统的财产权体系。笔者对上述观点持有疑虑。

20世纪以来，几个有代表性的民法典对传统的财产权体系进行了改造与突破，以不同的体例和方式规定了知识产权编，这无疑是民法典编纂活动中的一种制度创新。这一变革缘于人们对知识产权本质属性的认识。在历史上，知识产权经历了一个“封建特许权——精神所有权——无形财产权”的发展过程；在今天，知识产权则已成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承认的私权，一种新型的民事权利。笔者以为，知识产权是民法对知识形态的无形财产权利化、制度化的产权形态。客体的非物质性是知识产权的本质特性，但其私权的基本属性与物权、债权等并无实质性差别。在这个意义上说，立法者将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权利同置于民法典，其动因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由于知识产权的自身特性和立法技术的诸多困难，民法典难以将知识产权融入其体系之中。现有民法典的起草者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将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则全部纳入民法典，这无疑是法律规范的位置平移。由于涉及诸多公法规范的处理，这一方式难以适用于所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如越南法）；二是从各类知识产权抽象出共同适用规则和若干重要制度规定在民法典中，但同时保留各专门法。此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私权立法的纯洁性与形式美，但其实质意义不大，且在适用中多有不便（如意大利法）。总体说来，现代民法典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接纳，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但却是不足效法的。

民事特别法：知识产权立法体例的最佳选择

单行立法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通行做法，这一体例在英美法系国家是以专门法律制度的形式出现的，在大陆法系国家则是民事基本法之下的民事特别法。

20世纪末，采取单行立法传统的法国将23个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单行法规整理汇编成统一的法典，这即是1992年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有学者认为，该法典是世界上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第一个法典，有可能成为21世纪知识产权法与民法普遍分立之典型。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既是法国大革命以来二百多年相关立法经验之结晶，也是回应当代经济、技术发展进行制度创新之成果，其立法成就是值得重视的。但是，该法典并没有改变其作为民事特别法的基本地位和本质属性，其理由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法国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商法依然是基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知识产权法典”的译者黄晖博士对此写道：1804年法国民法典颁布时，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没有现在这么突出，民法典也没有针对知识产权的专门规定。因此，法国决定对知识产权采取单独立法的方式后，十分注重处理其与民法、商法等一般法的关系问题，并取得较好的效果。例如：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民法典关于有形财产权的很多规定不能直接适用于知识产权；为保护作者权益免遭损害，对契约自由进行大量限制；有关智力创作的劳动合同不影响作者享有精神权利和思想权利；有关著作权与婚姻和继承的关系也存在不同于一般法的特别规定。除上述例外规定外，作为民法典的基本法所规定的普遍原则仍然是适用的。这说明，法国知识产权法典与法国民法典是体系分立的两部法典，但并非是地位平行的两部法典，他们仍是一种基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在私法多元体制中，民法典是作为民事普通法或基本法存在的，它规定的是私权的一般问题。而知识产权法典则属于特别法，它对知识财产的特别问题作出专门规定。将两部法典作出上述区分的意义在于：在知识财产问题的法律适用方面，知识产权法典的适用应优先于民法典。前者有专门规定的，应优先适用其规范；无特别规定的，则应适用基本法规范。可以说，知识产权法典虽冠名为法典，但并没有改变其民事特别法的基本地位。

其次，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是专门法规系统化的特殊形式。一般意义的法典，不是已有规范性文件的简单汇总，而是在原有法律规范基础上经过加工、整理而成的系统化的法律文件。法国立法者将知识产权的各种单行立法进行整合、编修，实现了法典编纂的基本要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在立法技术上有两个优点：一是体系完整，二是内容谐调。该法典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文学和艺术产权，规定有著作权、邻接权、数据库作者权等；第二部分为工业产权，规定有外观设计权、发明专利权、技术秘密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商标权以及其他标记权等；第三部分为在海外领地及马约尔属地的适用。就其基本制度来说，法典几乎囊括了现代知识产权的全部内容。该法典还较好地处理各项知识产权制度的内部关系，避免了原单行立法出现的各种冲突。例如计算机程序应受著作权保护而不得授予专利；对数据库制作者的保护独立于著作权对数据库或其组成部分的保护；植物新品种不受专利保护而取得专门权利；有关著作权、外观设计权、人身权、地理标记权、商号权等在先权利的标记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注册等。但是，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显然遗漏了法典编纂的一个要素，即缺乏各项知识产权制度共同适用的原则和规则，立法者未能也许不可能设计出一个与民法典相同的总则。正如译者黄晖博士所指出的那样，“1992年颁布法典时只是将当时的知识产权各部门法汇集到一起，体例上仍然保持相互独立，1994年为加强反假冒力度修改法典时也只有遵循这一体例”。由此可见，在立法技术上，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是各类法规的汇集，是专门法规的系统化，它没有改变知识产权制度作为民事特别法的根本属性。

以法典形式出现的法国知识产权制度，在相关立法体例上并没有走出多远，从世界范围来说，民事特别法仍然是大陆法系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首选模式。笔者以为，作出以上选择，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现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律规范体系。知识产权制度从其产生之初，即是以综合性法律规范、多样性法律制裁措施为其主要特征的专门法律，它与作为民法典的民事基本法有着显著的差别。知识产权制度本为保护创造者权利之实体法，但在立法中一般规定有权利取得程序、权利变动程序、权利管理程序、权利救济程序等，即在实体法中规定了程序法的内容，程序法依附实体法而存在。知识产权制度本为规范个人知识财产权利之私法，但在立法中多设有行政管理、行政处罚及刑事制裁等公法规范，在立法技术上具有私法与公法规范相结合的特点。诚然，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的特殊性，并不影响其作为民法体系中组成部分的本质属性。但是，从知识产权规范的特殊性出发，则需要在民法典之外对这种综合性法律单独立法。如果将知识产权制度全部纳入民法典，则大量存在的程序性规范和公法规范将会使民法典在体系上难以协调，相关条文在性质上将难以兼容，民法典也就无法实现其形式上的“审美要求”。如果将知识产权制度根据其规范性质不同，分别纳入民法典和进行单独立法，则会造成同一法律制度被人为割裂的状况，徒增法律运用的不便。

第二，现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开放式的法律规范体系。与近代法所涵盖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相比，现代知识产权法已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法律体系，借用《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的规定来表述，它是一切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由于智力活动所产生的权利制度的总和。自新技术革命从20世纪中叶兴起，知识经济不仅孕育了“知识＝财富”的新的财产观，而且促生了新的知识财产制度。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边缘保护法”，即采用专利权和著作权的若干规则，创设了一种新的制度即“工业版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即属此类；二是“单独保护法”，即为特殊的知识产品设定“准专利”或类似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新植物品种权、域名权，即属此类。在新的知识产权制度继续出现的同时，旧的相关制度也逐渐演变成为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新成员，其中最具意义的就是商业秘密与反不正当竞争。商业秘密是一种无形的信息财产。它与专利技术不同，其权利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独立性，也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权利的效力完全取决于商业秘密的保密程度。正是由于这一特性，大陆法系国家长期采取合同法或侵权法的保护方法，商业秘密不包括在传统的知识产权体系之中。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商会（ICC）率先赋予商业秘密以产权属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其成立公约中亦暗示商业秘密可以包括在知识产权之中。至90年代，《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专门规定“未公开信息”的保护问题，确认商业秘密属于知识产权范畴。此外，反不正当竞争亦与知识产权有密切关系。最初，竞争法对于知识产权仅是一种补充保护，意在为各类知识产权制度的交叉领域或真空地带提供兜底保护。而在现代社会，反不正当竞争已归类于知识产权法领域。《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67年斯德哥尔摩文本将专利技术、经营标记与制止不正当竞争同列为工业产权的对象，1967年《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将反不正当竞争的权利纳入知识产权范围，1993年《TRIPS协议》强调缔约方遵守《巴黎公约》的有关条款，即确认反不当竞争作为知识产权组成部分的规定。上述情况表明，现代知识产权法正处于不断发展、变革的过程之中，其权利制度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法律体系。如将这种频频变动的法律置于一个需要相对稳定的民法典中，显然是不合适的。

第三，现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不断创新的法律规范体系。现代化、一体化是知识产权立法的两大趋势，前者动因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后者受制于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知识产权法从其兴起到现在，已有三四百年的时间，基于技术革命而生，由于技术革命而变，其制度史本身就是一个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产权制度无疑是“制度文明的典范”。自20世纪下半叶至今，相继出现的新技术革命与信息革命（或称为知识革命），使得现代知识产权法总是处于剧烈变动的状态。著作权法告别19世纪的“印刷版权”时代，走过20世纪的“电子版权”时期，继而开始“网络版权”的新纪元。这一进程使得传统的著作权保护范围在不断扩大，新的著作权权项陆续产生，著作权效力在虚拟空间逐步拓展；专利法大大缩小非专利对象的范围，着力保护化学物质和药品专利，增加微生物品种及方法专利。这一最具“科技含量”的法律制度，在实现立法现代化的目标之后，又面临着21世纪基因技术专利问题的挑战；商标法在网络空间里，不仅涉及到传统商标制度的变革（例如商标权地域性与因特网国际性的冲突，商标分类保护与网上商标权排他性效力的矛盾、网上商标侵权形式的变化与侵权责任的认定等），而且必须考虑域名保护制度的创新（例如域名的登记与审查、域名权的性质与内容、域名权与其他在先权利的冲突、域名权的保护与域名纠纷的处理等）。知识产权法不仅要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立法现代化，而且要在全球范围建立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即通过制度改革实现立法的一体化。在国际社会里，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经济、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乌拉圭回合的一揽子谈判，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形成了《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三大主体制度。由于世界贸易组织与上述公约的有效运作，知识产权保护现已成为国际经贸体制的组成部分。从国际范围看，知识产权制度进入了一个统一标准的新阶段。在这一背景下，各国立法者不得不“修纲变法”，按照国际公约的相关要求重新审视本国知识产权制度。正是基于上述情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知识产权法处于频频修订之中。据资料记载，发达国家的著作权法平均不到10年就修改一次。法国知识产权法典颁布后的6年间先后12次进行修改和增补。中国的商标法、专利法自制定后分别于90年代初和新千年伊始进行两次重大修改。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法律修改活动都是在专门法的形式下完成的，而具有系统化、稳定性特征的民法典，则不具备这些便利。

中国知识产权报

⑶ 李焘的主要成就

李焘一生著述弘富，《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他的代表作。这部著作的正式写作时间，应为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李焘时年四十岁。他在知成都府双流县任上，于公务之外，“日翻史册，汇次国朝事实。谓司马光修史，先为《百官公卿表》十五卷，后颇散佚。乃遍求正史、实录，傍采家集、野史，增广门类，起建隆，迄靖康，合新旧官制，成一百四十二卷。其重编者仅七之一，《长编》之书盖始于此”。实际上这部著作纂修时间，应该更早一些。淳熙九年（1182年），他说为修此书，“网罗收拾垂四十年”。以此上推，当在李焘读书龙鹤山以后不久。
李焘自隆兴元年（1163年）至淳熙四年（1177年）先后四次上进此书。隆兴元年（1163年），李焘在知荣州任上，进太祖朝部分。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迄开宝九年（976年），计十七年，为书十七卷。当时李焘四十九岁。乾道四年（1168年）又进上已修成的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共一百零八卷，写成一百七十五册和《目录》册。由《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可知此书在编纂方法上是仿司马光《资治通鉴》体例。此年，李焘五十四岁。
淳熙元年（1174），李焘六十岁，他又进神宗朝《长编》，自治平四年（1067年）至元符三年（1100年），计四百一十七卷。
淳熙三年（1176年）宪宗擢李焘为秘书监，权同修国史，兼权实录院同修撰。朝廷意在专付李焘以史事。
淳熙四年（1177年），徽宗、钦宗二朝《长编》编成，孝宗称赞他“无愧司马光”。北宋“一祖八宗”至此完篇。但李焘仍在不断地修订重编。完成修订工作一说是在淳熙七年（1180年），一说是在淳熙十年（1183年），《文献通考·经籍考》认为是在淳熙九年（1182年）。白寿彝在《中国通史》中认为这样一部卷帙浩大的著作，根据孝宗的要求，进行增损的内容达四千四百余条，绝不是一、二年所能完成的，应该是开始修订为淳熙七年（1180年），淳熙九年（1182年）“重别写进”，完成在淳熙十年（1183年）。重编的《长编》为九百八十卷，记北宋一百六十八年史事，另有《修换事目》十卷，《举要》六十八卷，《总目》五卷。共计一千零六十三卷。凡实录、国史、会要、野史、家乘、墓志铭、行状等有关资料，无不广收博采。其中分注考异，详引他书，保存了大量史料。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最初动机，是要整理北宋九朝史事。他说：“臣尽力史学，于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纷错难信。如建隆、开宝之禅授，涪陵、岐、魏之迁殁，景德、庆历之盟誓，曩霄、谅祚之叛服，嘉祐之立子，治平之复辟，熙宁之更新，元祐之图旧，此最大事，家自为说，臣辄发愤讨论，使众说咸会于一。”可见李焘修史，最初兴趣在文献的网罗整理及考订。
《续资治通鉴长编》选材上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编纂过程也是按长编法进行，先以年月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李焘对史料进行考订，也是遵司马光的考异法，所以时人评说李氏之书是“仿司马氏《通鉴》，踵为之”（李心传语）。“大略皆温公旧规”（陈振孙语）。
李焘从形式上继承了司马光史学，但与司马光作史旨趣略有差异，司马光是“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戒者，为编年一书”。李焘说他写《续资治通鉴长编》是“统会众说，掊击伪辨，使奸欺讹讪不能乘隙乱真，祖宗之丰功盛德益以昭明”（《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因此，李焘认为他的书不敢称作《续资治通鉴》，只能称作是《续资治通鉴长编》。但李焘以四十年之精力，撰成近千卷的当代史，为治宋史之要籍。《长编》行文简洁，颇有章法，虽无“史臣曰”之类文字，但叙事中有识断；材料增删，足见其用心。

⑷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申报书中的预期成果形式是什么意思，怎么写

一般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都是以一个想法或者一个问题解决办法出发，这个想法回是创新点，但是很不完善，答预期成果形式就是写你要以什么形式实现你的想法。
举个例子，假设你发现了城市停车难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你要做一个智能停车系统，这个系统有什么，就是你的预期成果形式，比如这个系统包括一个车载接收器，包括停车场停车桩，以及停车场控制系统软件，这些就是你的预期成果形式。
当然真正写起来没那么容易，具体内容欢迎来探讨。

⑸ 中国历代成文法典篇章体例结构的发展变化是什么

法经隋朝人，隋开皇十四年（594）撰成《大隋众经目录》，简称《法经录》7卷。前6卷为别录、大乘毗尼藏录、小乘毗尼藏录、大乘阿毗昙藏录、小乘毗尼藏录、大乘阿毗昙藏录、小乘阿毗昙藏录（以上六录每录均有众经一译、众经异译、众经失译、集体化 别生、众经疑惑、众经伪妄六分）、佛灭度后抄集录（包括西域圣贤抄集、此方诸经抄集二分）、佛灭度后传记录（包括西域圣贤传记、此方诸德传记二分）、佛教灭度后著述录（包括西域圣贤著述、此方诸德著述二分），共九录四十二分。其分类法已撷取前代经录之长并加以系统化，但著录译经只记时代，不详年月，不别存佚，排次不依时代，不注引用的出处，是其缺点。</p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但它并不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在《法经》之前，已经颁布了很多法典，只是不过不太完善。《法经》成为以后历代法典的蓝本，它的制定者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改革家李悝。 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很多，李悝也在魏国魏文侯的支持下进行变法，推行新政。其中之一就是制定了《法经》。 《法经》可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前四篇“正律”、杂律和具律，主要内容是治“盗”“贼”。《盗》法是保护封建私有财产的法规；《贼》法是防止叛 逆、杀 伤，保护人身安全和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法规。《囚》是关于审判,断狱的法律;《捕》是关于追捕犯罪的法律;《杂》是有关处罚狡 诈,越 城,赌 博,贪 污,淫 乱等行为的法律.《法经》共有六篇，即盗、贼、网（或囚）、捕、杂、具。《法经》首先确立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立法宗旨。李悝认为盗和贼是对统治的最大威胁，所以放在了最前边。贼是指伤 害 人和反 叛。杂是指 盗、贼之外的各种犯 罪行 为。具类似于现代刑法中的总则部分，规定定罪量刑的原则。 《法经》作为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法经》是战国时期政治变革的重要成果，也是这一时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法经》作为李悝变法的重要内容，也是对这一时期社会变革的肯定。其次，《法经》的体例和内容，为后世成文法典的编纂奠定了重要基础。从体例上看，《法经》六篇为秦、汉直接继承，成为秦、汉律的主要篇目，魏、晋以后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名例》为统率，以各篇为分则的完善的法典体例。在内容上，《法经》中“盗”、“贼”、“囚”、“捕”、“杂”、“具”各篇的主要内容也大都为后世法典所继承与发展。&nbsp;希望对你有帮助</p

⑹ 研究性学习成果概述怎么写

1、研究背景（100字）

简单介绍做这个课题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的问题。

如果是针对现实问题的，说明是源于什么社会现象；如果是做学科性研究的，介绍一下这个课题的价值和作用。

2、理论基础（50字）

说明这个研究基于的理论。

如果是科学类的研究，就介绍科学原理；如果是文学艺术类研究，说明选取了哪些文艺作品，分别是什么版本；如果是社会问题类的研究，阐述已有的、公认的理论模型。

3、 实践方法和过程（400字）

最主要的内容，也是评审专家们重点关注的部分。

科学类研究：要具体说明操作步骤，每个操作都会产生什么现象。建议用（1）（2）这种小标题的形式，使流程看上去更为清晰易懂。

文艺类研究：说明从哪些角度对文艺作品进行分析，好文章好在哪，是角度好还是文采好；作品引起了什么反响，历史上有哪些权威人士给予评价。

社会问题类研究：则要介绍用了什么调查方法，分别从什么渠道查阅了哪些文献；有做调查问卷的话简述问卷的内容；有没有进行访谈，主要内容是什么，等等。

4、研究结果（50字）

简单说明研究结果。

由于下面还有一个框需要填“研究结论与反思”，所以这部分只要一两句话，阐述研究取得的成果即可。

二、内容规范

既然是研究性学习报告，内容严谨、规范是必须的。这不仅体现了学生的学习态度，也能从侧面反应学生思考问题的严密性和逻辑性。

通常来说，在内容规范上通常有以下几点注意事项：

1、 名词统一

研究性报告中会出现不少专业术语或者人名地名。有的时候由于历史或翻译的原因，同一个词会有几种通用的表达方式，但是在一篇文章中，务必要做到前后一致。

比如：非盈利组织/非营利组织、阿伏加德罗常数/阿佛加德罗常数、凡高/梵高等。

2、 符号规范

在研究性报告中，可能会用到的符号有两类：一是单位名称，二是英语缩写。

单位名称：首先要确定用中文还是用英文，比如是 “摩尔”还是“mol”，通常理科类建议用英文。其次是表述统一，比如“千米”和“公里”，英语注意大小写，“KG”“Kg”"kg”等，原则上每种单位确定一种形式，全文统一。

英语缩写：标准的做法是首次出现时用中文全称，括号内注明英语全名和缩写，如“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后文再提到的时候，只需直接写APEC即可。有些大家已经普遍接受的词，如APP、G20等可以不需要全名，但要注意全文大小写统一。

3、 体例一致

上文提过，可以多采用小标题的形式，但是要注意的是层次不能乱。

一般来说，层次的级别是“一、”>“1.”>“（1）”，一篇小报告中不要超过3个层级。层次之间要一一对应，不能越级。

(6)成果体例扩展阅读

研究性学习的方法

1、确定调查对象

当确定下研究课题又决定采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后，首先做的工作是确定调查对象。根据调查对象，可以分为全面调查(或称普查)和非全面调查。

中学生开展调查研究活动，应当学习将传统方式与现代手段结合起来综合使用的方法。传统的调查研究的方法有个别采访，开调查会，上图书馆收集资料。现代手段增加了网上信息检索。

2、访谈调查

个别采访、开调查会，采用的是问答式、讨论式，要同被调查者平等对话，采取虚心求教态度，并口问手记。这在全面调查和抽样调查之后，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个体，进行更加深入具体的调查，便是典型调查。其目的是，加强所获信息的准确度和所获资料的可信度，确保调查结论的可靠无误。

3、问卷调查

在调查研究中，发问卷的形式是最常用的一种收集资料的方法。它简便易行、节省时间，所收集的材料也比较容易整理和统计。有时用无记名形式问卷，可以获得访问或开调查会所不容易获得的某种有价值的资料。当然有时发出的问卷无法全部收回，会影响所给材料的代表性。

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们要重视对问卷的设计。如果想比较顺利地获得真实可靠的资料，并使它易于整 理和统计，就必须遵循一定原则：

①问卷中的所有问题都应和研究的目的相符合，即题目应是研究问题和假设所要测量的变量；

②问卷要清楚地说明问卷的重要性；

③问题要简明扼要，客观，不能暗示答案；

④整份答卷要尽可能简短；

⑤所问问题不能超出回答者的知识和能力范围；

⑥回答问题后的资料要易于列表说明和解释。

设计问卷首先要设计标题，标题要与研究目的相符。其次要写问卷中的指导语，一般包括称谓、研究目的、回答问题的要求，对有关问题的解释，等等。最后要说明联系人、联系地址、电话号码等。

问卷设计好以后，还不能正式使用，需要先做试验性调查，也就是小范围的调查验证问卷内容是否合理，好的保留，不好的淘汰或修改，这样调查问卷表就会更科学可行了。

4、表格调查

调查表是调查研究中用以对调查对象进行调查登记，并列有一系列调查项目的表格。

调查表是获得数据的方法，设计时一定要内容明确，按一定顺序或逻辑排列。一般表的后面都附"填表说明"以便说明调查目的和填表要求。

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还有很多，比如查阅有关资料、访问调查对象、开调查会等等，这些方法都有不同特色,可以根据研究课题的需要，互相结合起来使用。

⑺ 成联方的理论成果

《 对民国书法史体例的思考》见《2005年北京国际书法双年展书法论文集》（并被书法导报连载）
《艺术创造的唯一性品格与价值论原则的二律背反——书法创作必须思考的首要命题》见《第三届全国书学学术周论文集》（2006年版）
《从价值论原则看艺术作品的价值所在》见《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四期
硕士论文《沈曾植书学方法研究》2007年
2011年1月，青少年书法报专访《宗绪升对话成联方博士》
《中国女性书法梗要探研》发表于《中国书法》2011年第3期
《黄侃书法思想及其书风分期研究》发表于《中国书法》2011年第12期

⑻ 史记分为哪几种体例

《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

其中本纪和列传是主体。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工明确。

“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由此，司马迁创立了史书新体例“纪传体”。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

《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8)成果体例扩展阅读:

《史记》真实系统地记载了古代社会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发展。人类文明史，是从解决自身的衣、食、住、行开始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的每一项创造，都是文明进步的成果。

司马迁之前虽然也有许多学者谈及经济问题，但是较为系统地记载社会经济史的专篇，则是由《史记》首创的。

其中《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最为典型，记载经济概况和活动最为具体详细，两者紧密联系，互为表里，从纵横两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古代社会经济活动情况，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可靠资料。

司马迁对历史、社会独特的理解、特殊的写作立场、特定的时代、广泛的游历、残酷的命运，以及对古老史官传统和先秦诸子理性态度的继承，确立了相对独立和批判的写作立场，使其成为了一部批判性的而绝非歌颂性的著作。

⑼ 课题中期报告怎么写

1、课题简介：课题由来、课题界定、研究目标、课题研究内容。

2、研究情况：按时间顺序或内容板块有条理地说明研究工作的开展情况；有详有略、有主有次地陈述研究过程中做了什么、怎么做的。

3、阶段成果：客观地阐明本课题组完成研究内容、达成研究目标的情况；简要说明已经形成的基本观点或理性思考以及澄明了什么、示明了什么、探明了什么；介绍产生的客观效果

4、社会影响；概括性地叙述已形成的研究成果（体例、数量、影响等）；具体罗列主要的研究成果（作者、名称、体例、发表或获奖情况等）。

5、疑难困惑：具体明白地提出研究过程中遭遇的问题（课题研究本身）；实事求是地提出研究工作中面临的困难（课题研究的外部环境和客观条件）。

6、后段设想：前段应做而没有完成的工作如何补救；课题组面临的疑难困惑如何解决；后段研究思路有何调整；后段主要研究活动怎么安排。

7、附件资料：主要成果资料内容；有特色、有影响的研究活动资料。

⑽ 体例的例文

可以将史书分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根据编排的年代跨度长短的情况，又分为通史和断代史；也有以国家为单位来分别记叙历史的，称国别体。
编年体
以年代为线索编排有关历史事件。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因为它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如：《春秋》，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的；《左传》，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原名《左氏春秋》，相传为春秋末年的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名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资治通鉴》，是我国编年体通史的杰作，北宋司马光（1019—1086）主编，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花了19年的时间编写成的。
《汉纪》是记述西汉历史的史书，体例为编年体，三十卷，作者是东汉时期的荀悦。荀悦(公元148年～公元209年)，字仲豫，汉献帝时做过侍讲，后来任秘书监、侍中。著作有《申鉴》等。汉献帝觉得班固的《汉书》难懂，于是让荀悦根据《左传》编年纪事的体例写《汉纪》供他参阅。《汉纪》共约十八万字，不足《汉书》的四分之一。时间起于汉元年(前206年)，止于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由于荀悦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让汉献帝了解《汉书》，所以主要是在对《汉书》进行删节的基础上完成的，内容和《汉书》基本相同，区别不大。
荀悦《汉纪》的地位，主要体现在促进了《春秋》和《左传》所用的编年体形式的成熟化。通过他的努力，编年体逐渐完善起来，成为和纪传体并重的两种基本史书体裁。书中常用“荀悦曰”的形式发表有见地的史论，行文流畅，成就很高，受到后人赞扬。常见的版本是《四部丛刊》本。
(所以，更为流行的说法应该是《汉纪》是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资治通鉴》是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纪传体
通过记叙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纪传体史书的突出特点是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是记言、记事的进一步结合。从体裁的形式上看，纪传体是本纪、世家、列传、书志、表的综合。本纪，基本上是编年体，兼述帝王本人事迹。世家，主要是记载诸侯和贵族的历史。列传，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书志，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表，是用来表示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和无法一一写入列传的众多人物。优秀的纪传体史书把这些体裁配合起来，在一部史书里形成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它既有多种体裁的混合，又有自己特殊的规格。如《史记》、《汉书》等，西汉史学家司马迁首创纪传体史书之后，我国古代的“二十五史”都是这种体例。《史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叙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共约3000年的历史。共计130篇，包括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共约52万余字，由西汉司马迁著。
纪事本末体
以事件为主线，将有关专题材料集中在一起。首创者是南宋的袁枢，他的《通鉴纪事本末》就采用这种体例。纪事本末体，既不同于编年体之以纪年为主，也不同于纪传体之以传人为主，而是以记事为主，把历史上的大事，详其首尾，集中表述其过程。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在记事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国别体
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叙历史事件。《国语》是中国第一部国别体史记，又称国记，是一部分国记事的历史散文，起自西周穆王，讫于战国初年的鲁悼公，分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国的历史。它最初的记录者可能是各国的史官，在春秋战国之际由晋国的史官编纂成书。《国语》的记事比《春秋》详细生动的多，也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战国策》是一部战国时期的史料汇编。西汉后期的刘向校理群书，加以整理，去其重复，得33篇，按国别分为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宋、卫、中山12国策，定名为《战国策》。晋陈寿《三国志》记载了魏、蜀、吴三国的历史。
通史
主要特点是不间断地记叙自古及今的历史事件。如《史记》、《资治通鉴》。
断代史
主要特点是只记录某一时期或某一朝代的历史。如《汉书》。《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分为12篇纪、8篇表、10篇志、70篇传，共100篇，80来万字。记事上起汉高祖元年，下至王莽地皇4年，共229年历史。从《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史，除了《史记》以外，均为断代史。
以上的六种体例是按不同的标准分的。实际上，同一史书按不同标准可同时归入不同的体例。如《三国志》，就既是纪传体史书，又是国别体史书，同时还属断代史。 1.题名
又称题目或标题
题名是以最恰当、最简明的词语反映论文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的逻辑组合。“论文题目是文章的一半”。对论文题目的要求是：准确得体（关键在于题目与论文内容胡相匹配）、简短精炼（一般一篇论文题目不要超过20个字）、醒目。
2.作者姓名
这一项属于论文署名问题。署名一是为了表明文责自负，二是纪录作者的劳动成果，三是便于读者与作者的联系及文献检索（作者索引）。
3.内容提要
论文一般应有内容提要，有些为了国际交流，还有外文（多用英文）内容提要。它是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其作用是不阅读论文全文就能获得必要的信息。内容提要应包括以下内容：
1）从事这项研究的目的和重要性；
2）研究的主要内容，指明完成了哪些工作；
3）获得的基本结论和研究成果，突出论文的新见解；
4）结论或结果的意义。
撰写论文内容提要的常见毛病，一是照搬论文正文中的小标题（目录）或论文结论部分的文字；二是内容不浓缩、不概括，文字篇幅过长。
4.关键词
关键词是为了文献标引工作，从论文中选取出来，用以表示全文主要内容信息的单词或术语。一篇论文可选取3~8个词作为关键词。关键词个数也或按照征稿要求。
5.引言
引言又称前言，术语整篇论文的引论部分。其写作内容包括：研究的理由、目的、背景、前人的工作和知识空白，理论依据和实验基础，预期的结果及其在相关领域里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引言的文字不可冗长，内容选择不必过于分散琐碎，措辞要精炼，要吸引读者读下去。引言的篇幅大小，并无硬性的统一规定，需视整篇论文篇幅的大小及论文内容的需要来确定，长的可达700~800或1000字左右，短的可不到100字。
6.正文
正文是一篇论文的本论，属于论文的主体，它占据论文的最大篇幅。因此，要求这一部分内容充实，论据充分、可靠，论证有力，主题明确。为了满足这一系列要求，同时也为了做到层次分明、脉络清晰，常常将正文部分分成几个大的段落。这些段落即所谓逻辑段，一个逻辑段可包含几个自然段。每一逻辑段落可冠以适当的标题（分标题或小标题）。
7.结论
论文的结论部分，应反映论文中通过实验、观察研究经过理论分析后得到的学术见解。结论应该准确、完整、明确、精炼。该部分的写作内容一般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本文研究结果说明了什么问题；
2）对前人有关的看法做了哪些修正、补充、发展、证实或否定；
3）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或遗留未于解决的问题，以及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的关键点和方向。
8.参考文献
在学术论文后一般应联储参考文献（表），其目的有三：
1）为了能反映出真实的科学依据；
2）为了体现严肃的科学态度，分清是自己的观点或成果还是别人的观点或成果；
3）为了对前人的科学成果表示尊重，同时也是为了指明引用资料出处，便于检索。
9.致谢
致谢语句可以放在正文后面，表现对下列方面致谢：国家科学基金、资助研究工作的奖学金基金、合同单位、资助和支持的企业、组织、或这人；协助文成研究工作和提供便利条件的组织或个人；在研究工作中提出建议和提供帮助的人；给予转载和引用权的资料、图片、文献、研究思想和设想的所有者；其他应感谢的组织和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