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发展成果

『壹』 党的十九大以来三农发展有哪些巨大成就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破题
与往年把玉米卖给中储粮粮库不同，今年黑龙江农垦的丰顺种植专业合作社把玉米卖给了广东一家饲料厂。这家合作社的理事长赵军说，卖给广东的玉米先通过铁路运到锦州港，再通过水路运到广州。
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和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双重挤压，生态资源亮起“红灯”，补贴政策逼近“黄线”，国际市场竞争压力和农民持续增收压力叠加而至……回首五年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形势之复杂不可谓不险。
玉米收储制度改革正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场硬仗。自去年改革以来，玉米降价、加工回暖、贸易走活、进口减少，改革稳步推进并取得明显效果。改革头一年，全国籽粒玉米种植面积下降了3000万亩、大豆种植面积增加了1000多万亩，种植结构得到优化。
今年，粮食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向纵深推进。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大豆实施了市场化收购加补贴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表示，随着玉米、大豆收储制度改革的推进，我国粮食生产呈现的“高产量、高进口、高库存”怪象正在改变。
在减少无效供给的同时，我国更注重培育耕地地力，通过轮作、休耕、增施有机肥、推广节水灌溉等方式，让长期紧绷的水土资源这根弦有所放松，给子孙后代更可持续的利用空间。
2017年，全国轮作休耕面积扩大到1200万亩，轮作重点集中在曾经遍布大豆与高粱的东北冷凉区、北方农牧交错区，休耕集中在河北地下水漏斗区、湖北湖南重金属污染区和贵州云南等生态严重退化地区。
产业扶贫成为脱贫攻坚主战场
“今年我养了100多只黑山羊，能出栏50多只，赚6万多块钱。”说起致富经，湖北省罗田县上石源河村贫困户李云启滔滔不绝，“资金、技术、保障，现在咱一样都不缺，干劲儿十足！”
两年前，当地政府出台产业激励机制，为他提供了1万元扶持资金、3万元贴息贷款，同时提供优质种羊、养殖标准、技术指导、肉羊回购等一系列服务。李云启盘算着，还清3万元贷款后，就能如期实现脱贫。
抓住产业这个摆脱“穷帽子”的关键，在向贫困发起最后攻坚战的道路上，一块块底子薄、条件差、难度大的“硬骨头”正被逐一啃下。
2016年5月，农业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促进精准脱贫指导意见》，为如何扶真贫制定了路线图。农业部把农业产业扶贫作为优化农业供给结构、补齐农业现代化短板、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的重要举措，调动全国农业系统力量务实推进。
几年功夫，贫困地区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相继成长壮大，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能力明显增强。据农业部调查，100个样本贫困县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直接带动贫困人口覆盖度达49.8%。
今年前三季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达到10.5%，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其中，产业扶贫功不可没。
农业更绿色农村更宜居
“前几年，这里的农房还是破旧不堪，街上垃圾遍地。经过环境整治后，硬化路通到家家户户。”经历了从脏乱到宜居的变化，河南省永城市新农村办主任李世军深有感触地说，“如今，村里绿树成荫，庭院干净整洁，老百姓的笑脸也多了。”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推力，是各地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近年来各级政府不断加强支农惠农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有了长足进步。
五年来，农业发展也更“绿”了。曾几何时，种地就是“大水大肥”“下猛药”。可如今，如果去田间地头转转就会发现，杀虫灯、粘虫板、水肥一体的滴灌系统越来越常见。
在养殖业，用科技手段让畜禽粪污“变废为宝”，加工成有机肥或是用来发电、生产沼气，已经是规模化养殖户和企业的通行办法。安徽宿州市埇桥区顺河乡后湖村的养猪大户徐永生就是其中之一。
“几年前，一到夏季苍蝇就乱飞。”他说，“如今，应用沼气技术，将粪污全部变成了沼液沼渣，不仅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种养结合、沼液沼渣还田还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效益。”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几年来，各地通过控量提效，大力发展节水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已从1998年的0.4提高到0.52。
在化肥、农药使用方面，通过减量替代，推广测土配方技术，2016年全国化肥使用量首次接近零增长；通过减量控害，加强绿色防控，全国农药施用量保持零增长。

『贰』 请结合当前我国三农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以及贵州发展的实际,谈谈你对全面推

摘要 亲， 您好！欢迎使用网络知道在线一对一咨询服务，我是网络知道答主“兔己乐哈居”接下来将由我为您解答，很荣幸为您服务，我将认真且仔细对待您的问题。打字和整理资料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请您耐心等待哦！

『叁』 如何认识五大“三农”发展新理念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之际，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分析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提出用发展新理念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这对于统一思想、深化认识，做好明年乃至今后五年的“三农”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过去五年，是农业农村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期。粮食总产迈上新台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根本性提高。农民收入实现新突破，扭转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态势。农村社会呈现新气象，亿万农民得到更多实惠。“三农”向好，全局主动。农村改革发展的亮丽成绩，为我们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增添了底气，为“十二五”规划圆满收官作出重要贡献，也为“十三五”时期顺利开局奠定坚实基础。
形势向好，尤需谨慎。一定要清醒看到，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农业农村发展正面临一系列新挑战。在粮食连年丰收背后，进口量、库存量齐增，价格“天花板”和成本“地板”双重挤压凸显；在农业稳定发展背后，资源和环境双重约束趋紧；在农民持续增收背后，外出就业压力增大，务工收入增长放缓。破解发展中的难题，必须牢固树立短板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用发展新理念引领农业现代化，是一场深刻变革。创新发展是第一动力，只有依靠体制创新，才能破解谁来种地、地怎么种、新农村谁来建的现实难题，激活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协调发展是必由之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才能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补齐“三农”发展短板。绿色发展是必然要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才能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开放发展是大势所趋，统筹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才能不断提高农业竞争力，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共享发展是本质要求，引导农民积极参与现代农业建设，才能让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更多分享现代化建设成果，与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推进农业现代化，出路在深化改革。当前农业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难题，突出表现在结构方面，主要是在供给侧。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推进农业结构性改革，必须守住国家粮食安全底线，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着力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真正形成结构更合理、保障更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实现农产品供需平衡由低水平向高水平跃升。
农业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场持久战。实践一再证明，越是宏观环境复杂，越要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稳增长、保供给、调结构，哪一样都离不开农业、农村、农民。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不能忘记农民、不能淡漠农村，要严格落实“三农”工作“重中之重”的责任要求，始终坚持思想不松劲、政策不减力、改革不停步，不能让农业农村发展的好势头发生逆转。
明年是“十三五”时期开局之年，我们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埋头苦干，奋发有为，用发展新理念引领农业现代化，争取农业结构性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续写“三农”发展新辉煌，为夺取全面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作出新贡献。

『肆』 三农落实后什么成果

Sorry,I don't know.

『伍』 三农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摘要 三农是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总称，这些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历程，农民的增收，农业的发展，农村的稳定得到很大的进步。

『陆』 如何做好新形势下“三农”工作

1、新形势下“三农”工作须始终坚持以农民为本
“三农”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做好“三农”工作事关全局。从吉林实际出发，我们深刻认识到，做好新形势下的“三农”工作，必须始终坚持“三农”工作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根本是利益问题，利益问题的关键是收入问题这一主线，牢牢把握以农民为本的根本原则。只有坚持以农民为本，切实保障农民权益，才能为保障粮食等农产品有效供给、繁荣农村经济、解决“三农”问题奠定坚实基础。
2、以农民为本，毫不动摇地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是农村改革30多年来最重要的制度成果。这项制度之所以能够有力支撑和推动“三农”工作取得巨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广大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的伟大创造，符合我国农业生产特点，符合农民群众愿望。
有序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民有权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农民不是干部，机制是市场不是政府。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必须始终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权益，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利益。
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和草原确权承包工作。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和草原确权承包，是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丰富和完善，既拓展了农业发展空间，也为促进农民增收创造了新的机遇。要坚持农民得实惠和生态受保护两个基本准则，牢牢把握明晰产权和农民决策两个关键环节，进一步加大推进力度，确保取得实效。
3、以农民为本，始终坚持正确的政策导向和改革取向
继续加大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支持和保护力度、不断深化农村改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需要，是保护农民权益的内在要求，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工作方针。坚持正确的政策导向和改革取向，关键是突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这个核心，坚定不移地“补贴农民、投入农业、奖励大县、理顺价格、提升科技、保护资源、健全法制、深化改革”，在不断加大直接补贴和政策支持力度的同时，更加注重制度创新，逐步建立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柒』 为促进三农事业的发展，政府做了哪些实事

在现代化的前半段，农业和农村发展落后于工业城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主任叶兴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那么，在现代化的后半期，农业和农村只有发展得更快，才能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才能和全国一起走向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所研究员郑风田认为，扶贫攻坚和农村振兴是2019年三农工作的两大重点。郑风田说，第一个问题是扶贫，因为精确扶贫的最后两年最困难的任务是深度贫困地区，这也是2019年整个“三农”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二是农村振兴，2018年部署一年。试点项目将在各地进行总结，然后在各方面有序开展。

借青海年嘴海东系列活动东风，深入挖掘河湟历史文化遗产和民俗风情，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多元文化、旅游、体育、世界遗产申报、农耕体验等活动。，从而丰富农村文化生活，重塑高原农村文明。坚定不移做好工业扶贫工作，实施工业兴村强县行动，建设壮大一批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特色产业，促进贫困村和贫困户发展。实行“贫困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园区”的利益联动模式，推进扶贫攻坚。进一步加强涉农资金整合，充分发挥涉农金融部门和河湟农业投资公司的作用，为优势和特色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整合资源设立海东农业工程建设服务中心，加强农牧工程库建设和管理。

『捌』 三农问题的现状

在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村会长期存在下去。农业作为一个古老的行业在中国不可或缺，但是，农业生产的工业化已经成为一个趋势，除了保留观赏性的田园农业生产之外，中国的农业必定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作为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农民面临着转型的问题，一部分农民经过培训成为工业化生产中的流水线操作工，而另一部分农民则成为观赏型农业中的园丁。

当前，中国的农业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减少农民，似乎成了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根本办法。更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如何减少中国的农民的问题。这样的学术共识不但不利于中国农业的发展，反而有可能引导中国农业走入误区。所以，我们在讨论中国农业问题时，必须正本清源。

以往我们在讨论三农问题时，往往把农业、农村和农民并列，这是不对的。在当代文明社会，农村的出现是一个事实。农村是和城市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城市化。相对城市的组织结构和发展特征，农村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和发展模式。如果以城市化来改造农村，必然会犯左倾的错误。农村和城市一样，都是现代文明的载体，只不过由于它们的功能不同，所以它们应该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农村是没有办法消灭的，也不能被消灭。中国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城市和农村长期并存，城乡之间良性互动。

三农问题其根本就在于农业问题。农民只是在农业这一古老产业中就业的员工而已。如果从农业产业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许多想法是不切实际的。首先，我们不承认农业的比较劣势，试图通过发展农业来解决农民福利问题。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农业缺乏基本的竞争优势，在国外农产品的不断冲击下，中国的农业生产只会收缩，而不会扩大。这是因为，中国的农业自然资源禀赋不好，组织结构也不合理，后期积累的技术也很不够，与国外规模化生产的农业企业相比，中国的农业不可能占有优势。当前，中国的农民绝大多数还处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种田养人仍然是中国农村的常态。少部分进入市场的粮食仅仅是为了换取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中国的农业商品化程度并不高。从这个角度来看，希望通过减少农民来发展中国的农业无疑是缘木求鱼。即使中国的农民减少了，其他资源禀赋仍然无法改变，中国的农业仍然处在劣势的地位。但是，放弃农业是绝对不可行的。即使在发达的国家，农业仍然是国家重点关照的行业。这是因为，在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中，我们还没有找到替代农产品的完全办法，农业仍然是人们免于饥饿和恐惧的最基本的行业。不论国家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必须保证农业的生存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农业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稳定的问题。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农业应该扮演者稳定的角色。只有农业稳定，中国的现代化才会有希望。稳定的农业不一定是扩张的农业，相反的，稳定的农业应当是适当收缩的农业。只有将中国的农业准确的定位，中国的农业政策和农业制度设计才会具有科学性。

其次，我们必须承认，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农业成了中国最大的资源供给者。农业中的就业者不仅为工业化生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且为城市的现代化不断地提供人才。农业的这种“出血”现象，在各国现代化发展中具有普遍性。正是因为这种农业发展中的“外部性”，决定了各国必须以分配或者再分配的方式对农业进行补贴。在农业领域，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始终是相伴而生的。如果不承认农业的“出血”现象，不承认农业在现代化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而片面的将农业的现代化与其他的现代化等量齐观，必然会出现决策的失误。其实，农业的现代化有其自身的含义，除了耕作技术的现代化之外，资源配置和管理水平的现代化才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追求目标。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即使花费再多的代价，也难以实现财富的增值。在有些国家，工业化的车间生产已经代替了田间耕作，传统的农业已经由生产型向观赏型过渡，农业已经成为博物馆行业。

第三，我们必须承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的扩张是没有止境的。不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城市正在一步步地扩大，而农村正在一步步地缩小。这种城乡之间的此消彼长，充分反映了农业在现代化中所扮演的尴尬角色。农业并非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个行业太古老，它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各国不得不通过各种形式将农业的发展置于一种特殊的优先地位，防止因为农业的落后而导致现代化的列车无法正常启动。坦率地说，农业在各国的经济结构中，就像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在乘车时必须优先将其推到车厢之中，否则，其他人无法及时登车。城市的扩展，是一个国家年轻和充满活力的标志。农业的发展需要城市化的滋补。在当今中国，凡是农村发展好的地方，不是因为农业有所进步，而是因为在这些地区有着许许多多的乡镇工业。正是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带动了城镇化的发展，才使周围的一些农业有了稳定的市场。这种依赖于工业和城镇化发展的农业发展模式，几乎成了江南农业的普遍模式。随着工业和城镇化的不断扩大，农业会失去其基本的资源——土地。在一些地区，农业的消亡不是神话而是现实。

第四，我们必须承认，面对上述这些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的制度设计缺乏创新精神。在农业土地资源的运用上，我们坚守土地承包制，将土地资源和农民牢牢地束缚在一起，防止土地资源和农民的自由流动。事实上，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土地资源和农民的自由流动。土地承包制作为解决国家与农民、集体与农民关系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土地承包制只能是一种过渡阶段的权宜之计。土地承包制既不符合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也限制了农民自主发展的诉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太拘泥于已有的改革成果，而没有用创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农业发展中所涌现出来的新的资源组合模式和农民自发的组织管理结构。

第五，在制度的供给上，我们片面地把农民“海选”的自治尝试看作是现代政治民主的运作方式，而没有看到不同的制度在中国农村所产生的兼容性问题。不论是中国农村的村民委员会自治制度，还是现代企业的公司制度，在农业生产中都扮演着极其矛盾的角色。从政治上来说，村民自治有利于村民当家作主。但是，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决定了村民自治组织机构反过头来成为了掌握村民最基本生产资料的机构。在村民委员会的控制下，农民的权利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村民委员会成为了压在中国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这是一种非常怪异的现象，农民自己的组织不但不能保护农民的利益，反过头来，成为了压迫农民的机构。中国的村民自治组织已经变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学者提出土地的私有化问题，认为应该让农民真正掌握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但是，土地的私有化不但不会缓解中国农村的现实矛盾，反而会给中国未来农业的改进制造新的障碍。所以，中国的农业制度设计也需要解放思想。

笔者认为，中国农业不在于要不要发展问题，而在于要不要保留的问题。中国的农业作为缺乏比较优势的行业，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需要国家的强有力扶持。作为农业的就业者，农民应当享受国家提供的各项福利。但是，这种福利安排不在于发展农业，而在于保护农民。中国的农业除了一部分引进工业化的生产线进行改造之外，其他部分应该向观赏型农业发展。中国的农民是生活在中国农村、并且带有自然经济状态的中国公民。中国的农业和中国的农民必须严格区分开来，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是有选择地工业化。而作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农民，而是经过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民。中国当代的农民其实是需要国家扶持的弱势群体，他们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农业的生力军。我们必须把农业政策、农民政策和农村政策严格区分开来，防止制度设计中的粗线条导致中国的农民利益受到损害。

作为一个行业，中国的农业必须向两个方向过渡，一个是向工业化过渡，走集约化生产的道路，一个是向观赏性田园农业过渡，走休闲型农业的道路。作为中国的农民也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通过技术培训从事现代化的农产品生产，一种是安于现状，建立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既不想改变中国当代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又想将这种经济形态融入现代化的大市场，为农民带来更多的财富。这是一种异想天开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农民要么适应现代化的大生产，要么满足于自然经济的田园风光。以自然经济的耕作方式来适应现代化市场经济的需要，无疑是中国当代存在的最大问题。中国的农业要么进行彻底的工业化改造，要么就变成博物馆式的行业。我们当代的农业专家将农业的生产定位在传统的模式上，但却想用传统的耕作模式来实现农业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国的农业发展一定要摆脱传统思想的羁绊，建立新的农业发展观。

事实上，中国的农民已经通过塑料大棚生产等准集约化的经营模式，将农业生产引导向正确的道路，只不过我们的经济学家缺乏敏锐的观察能力，仍然沉浸在传统的思维定势中不能自拔罢了。

在中国的农业问题上，我们有太多急功近利的做法。国家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没有把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生活在农村的其他公民区别开来，没有把农民和农业问题区别开来，那么，我们的制度设计一定会出现问题。中国的农民会因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而减少，但是，随着中国公民整体福利的增加，生活在农村的其他公民将会增多。如果不加区别地将农民和生活在农村的其他公民一起看待，那么，不但不会解决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问题，还会影响到真正的农民福利的改善问题。在中国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已经越来越减少，而农民需要赡养的其他公民越来越多。由于这些由农民供养的人口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才导致许多农民背井离乡外出寻找更高的回报。在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时，必须看到中国农业所面临的困境，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同时，必须把提高农民的收入与扩大农业生产区分开来。防止表面上的系统化思维混淆了农业、农村和农民之间的区别。

简单地说，农村的存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村会长期存在下去。农业作为一个古老的行业在中国不可或缺，但是，农业生产的工业化的已经成为一个趋势，除了保留观赏性的田园农业生产之外，中国的农业必定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作为农业生产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农民面临着转型的问题，一部分农民经过培训成为工业化生产中的流水线操作工，而另一部分农民则成为观赏型农业中的园丁。中国的农业必须重新规划，传统的农业观必须改变。

论文：

“三农”问题是我国长期的历史梦魇，至今未能得到完全解决，它“绝不仅仅是道义或者公正的问题，而是一个横亘在中国现代化道路面前的现实难题。”曾被称为中国农村第三次革命的农村税费改革面临着一个难以绕开的“翘翘板现象”，即基层政权运转难和农民负担反弹。在一个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大国，全面实现小康必须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发展进程。开拓新的思路，正确认识和把握“三农”问题的实质，是我们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全面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前提。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采用财政社会学分析方法，通过对我国历史上长期以来“三农”问题的研究，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我国“三农”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不合理的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无论是农村税费改革，还是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都要求把农村财政放到一个更坚实的制度基础上来，彻底改变我国传统财政体制下农村城市不当的权力资源配置格局，建立农村城市协调发展的工商基础型公共财政体制，实行民主财政。本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一个简单的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并建立四种主要的财政体制模型；第二部分分析我国历史上长期以来“三农”问题的财政体制根源；第三部分讨论1949年以后，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三农”问题，第四部分是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及财政体制模型

财政涉及广泛的责权利关系，具有极大的社会经济“联动性”。19世纪的财政学文献表明，重商主义时期的财政学具有鲜明的学科综合化特色，它包含有今天的法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政策学等内容。只是到了20世纪以后，随着各个学科的单方面发展，财政学才变成一门技术性的学科，并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既有理论的虚拟观念的基础上，忽视了财政现象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有机联系。葛德雪（RudolfGoldscheid）批判了财政学的技术化倾向，提出了财政社会学思想，试图恢复重商主义时期财政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熊彼特则从财政的侧面抓住国家的本质、形态和命运，指出对财政历史的研究能使人们“洞悉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洞悉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同时也能洞悉具体的条件，特别是组织形式发展和消失的方式。”可惜他们的思想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和发展，财政社会学也始终只是处于萌芽状态，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本文以为，财政社会学是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进行社会经济发展宏观分析的最佳视角，它可以通过吸收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革新对财政及财政体制的理解，恢复财政学的古典色彩，从而使其理论更具解释力。下面，作者将根据自己的理解建立一个简单的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并从中引申出四种主要的财政体制模型。

“权力资源”和“生活机会”（life-chance）是本文分析的中心概念。吉登斯（AnthonyGiddens）认为，“权力是实现某种结果的能力”，其存在的前提是各种支配结构的存在。以康芒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认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不是市场，而是社会制度安排中的权力结构。权力资源是权力的基础，其占有状态决定了“生活机会”的大小。国家通过控制权力资源以取得财政收入，财政是国家控制权力资源的经济体现，财政体制最充分地体现了权力资源的配置格局，因此，“每个社会问题，实际上还有每个经济问题，说到底都是财政问题”。以财政利益为根基的冲突是社会冲突的基本形式，一定财政利益格局下的冲突和权力的关系总是与权力资源的分配联系在一起的，财政体制构成吉登斯所说的“权力的制度性调配”（Internationalmediation）的载体，即权力存在于财政体制之中，并通过财政体制展现出来。因此，本文认为，财政体制是政府通过其收支结构和活动范围的划定对权力资源在政治、经济两大领域及各领域不同活动主体，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不同阶级阶层的人群之间的分配，是对不同活动主体基本地位、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规定和认可，决定了不同主体的活动空间或“生活机会”。权力资源在不同的领域的分配决定了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同时由于不同领域权力资源运作机制和活动主体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国家财政收入规模和社会经济发展绩效。一国的财政体制需要在国家合法性最大化、国家财政收入最大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绩效最大化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否则就会引起国家或社会的动荡，从而需要通过改革或革命来重新趋向平衡。这构成了一个简单的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正是由于财政体制的这一内涵，使它对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立宪”层次上的意义，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也可以在财政社会学框架内通过对财政体制的研究得到解答。

下面，我们借助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一个简化的模型来分析一定财政体制下的权力资源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以及在城市和农村的配置所产生的长期社会经济发展绩效：

Y＝εAaBb

权力资源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的配置具体化为财政直接控制（包括中央财政和各级地方财政）和市场配置（财政间接控制）两部分，分别用A和B表示，a和b则相应表示社会经济发展绩效对该领域权力资源的弹性参数，且a+b=1。ε表示综合绩效系数，Y表示总体社会经济发展绩效。在这个模型中，A=C1+D1，B=C2+D2。C1和D1分别表示在财政直接控制下的权力资源在农村和城市的配置；C2和D2分别表示在市场配置下的权力资源在农村和城市的配置。假定市场配置效率高于财政直接配置效率，即a
模型一：A>B，C1>C2，C1>D1，表示权力资源主要由财政直接控制，且主要配置在农村。

模型二：A>B，D1>D2，C1
模型三：AD2，表示权力资源主要由市场直接控制，且主要配置在农村。

模型四：A
模型一和模型二可总称为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因为在这两个模型中财政直接控制了大部分的的权力资源，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市场配置的权力资源十分有限，并且常沦为财政的附属物，在为财政的服务中取得自己的存在。在这种财政体制下，国家凸显了其暴力特征，个人和组织的生活机会强烈依附于共同体，无法发展出独立的人格，也无法迸发出创新的冲动，因而整个社会缺乏发展的内在激励，具有强烈的保守性和封闭性。但由于模型一和模型二对权力资源在农村和城市的配置格局不同，因而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在模型一中，国家的财政基础以农业为主，限制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本文称之为农业基础型集权财政体制。在模型二中，国家的财政以国家控制的城市工商业为基础，可称为工商基础型集权财政体制。

模型三和模型四可称之为公共型财政。因为在这两个模型中，市场取得对权力资源的主要配置权，财政在为市场服务中取得自身的存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场取得对权力资源的主要配置权并不与本文在前面所主张的财政体制的涵义相冲突，相反，它是财政体制改革的结果，是财政对权力资源由直接控制转为间接控制的结果。正如希克斯所证明的：市场经济的演化自始至终都离不开国家的介入。在这种财政体制下，国家隐匿了其暴力特征而凸显了其契约色彩。个人取得了公民地位，组织也获得了独立性，具有自主的生活机会，因而社会创新得以持续实现，哈耶克所称的自发秩序得到扩展。同样，由于权力资源在农村和城市的不同配置，模型三和模型四也具有不同的特征。在模型三中，市场的产品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为辅，本文称之为农业基础型公共财政体制。在模型四中，市场产品以工商业为主，农业为辅，本文称之为工商基础型公共财政体制。

如果我们进一步将农村与城市关系区分为农村剥夺城市、城市剥夺农村或农村城市协调发展三种主要类型，则可在四种财政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出十二种具体的财政体制模型。不同的国家、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用何种财政体制，受到各种外在或内在条件的约束，如财政压力、社会权力结构、自然禀赋、国家发展目标、领导人眼光、财政体制形成机制等。由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和我们建立的模型可知，每一种不同的财政体制，都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绩效，这也正是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绩效不同的原因。同时，经由这些模型，我们也可以解释市场经济的起源并判断一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到的结论是：不同的财政体制会导致不同的“三农”问题，农村城市协调发展并工商基础型公共财政体制能取得较好的社会经济发展绩效，并解决好现代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而在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尤其是城市剥夺农村的财政体制下，国家各级机关为取得充足的财政收入，必然会给农民增加各种不合理的负担，而农民也不可能在这种体制下得到更多的生活机会，久之则演化为严重的“三农”问题，这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都是如此。下面通过对我国历史和当前财政体制的分析，进一步揭示出财政体制与“三农”问题内在联系。

二、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与“三农”问题的历史梦魇

在“土地是……原始的食物仓，也是……原始的劳动资料库……土地本身是劳动资料”的情况下，土地和人口是最重要的权力资源，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井田制和授田制是我国有史记载的最早的财政体制。井田制在夏、商、周三代实行，授田制在春秋战国时建立。在授田制下，国家掌握了地权，对土地加以规划和折算，并按一定的标准将土地直接分配给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耕作以征取赋税。授田制确立了个体农户为单位的农业耕作方式，造就了为数众多的个体小农，它不仅直接推动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的改变，也使分散的个体农民与国家政权之间建立起了明确而直接的联系。作为取得耕作权的代价，民众被编入了户籍制度之中，被剥夺了迁移的自由，其生活机会被限制在土地和特定的区域之内。这种份地分耕定产定税责任制体现着国家对土地和民众的双重控制，对我国后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各种关系和个人的划一水平……引起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全面介入。”小农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其结果就是行政权支配社会，凸显国家的暴力特征。

在以农业为基础的财政体制下的社会结构只有在国家还控制了其他的权力资源，如工商业从业机会等时才会在社会的各利益群体中造成层层的权威膜拜，确保国家权力的至高无上。战国时，虽有小农制的普遍基础，但尚无国家大规模掌控工商业的条件。战国时期商业的发展对农业产生的冲击，让统治者感觉到工商业对授田制和户籍制度的直接威胁，因而加大了对工商业的官营力度，但这一过程到西汉时才得以完成。汉武帝面对内忧外患，为增加国家财政控制权力资源的能力，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了毁灭性的打击措施，并对盐铁酒实行官营，建立了一系列适应专制集权的官营工商业机构，发展出大规模官僚制经济。这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由兴盛走向衰落，与官僚制经济有密切的关系”。汉武帝时期形成了我国历史上长期沿用的建立在小农制和官僚制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其特征与模型一相似，即A>B，C1>C2，C1>D1。至此，先秦时期的封建社会被韦伯所说的家产官僚制社会或“俸禄的国家”代替，谢和耐所讲的中央集权国家也才算成形。这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面向内部的社会”。

西汉建立的财政体制被后世继承，虽然王朝更替，但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的两大基础，即小农制经济和官僚制经济，始终未发生动摇或根本改变，零零星星的财政体制改革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条件下为维护国家存在的合法性而进行的修修补补罢了。罗荣渠指出：“社会内在发展机制的强弱，取决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有机体中的多元因素能获得多大的活动空间，这是内部孕育的渐变力量能否壮大的重要条件。”但在农业基础型国家集权财政体制之下，权力资源配置呈现单极格局，农业和工商业在国家的控制下实行了整合，共同服务、服从于国家财政的需要，市场成为国家财政的附属物，即使有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主要是服务、服从于财政的需要，连城邑里的店铺和集市都是政府行政管理下的产物。国家垄断了生活机会，社会发育和个人自由得不到相应的空间，缺乏独立性。集权官僚制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容许个人主义的发展，所以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充斥的是国民的依附性格和苟且偷安，社会创新难以进行。

由于农产品需求弹性有限，民智民力需要在农业之外得到展现，民众急需获得农业之外的生活机会，但国家对工商业的控制使得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无法实现，民众被迫局限在农业这一狭窄的范围之内，再加上国家财政开支持续增长的趋势和官僚的盘剥，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三农”问题变得十分突出。与国家的暴力性相联，我国历史上的“三农”问题也总是通过暴力获得暂时的缓解，虽然也曾有过为减轻农民负担而试行的“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但由于基本财政体制不变，农民负担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致使“三农”问题成为历朝历代不断的梦魇。北宋王安石企图改变权力资源配置格局的改革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下失败。明太祖从宋朝灭亡的教训中看不到“三农”问题的财政根源和农业基础型国家集权财政体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反而认为是工商业的发展使然，因此改变了宋朝向民间释放权力资源，以最先进部门作为财政税收基础的努力方向，代之以最落后的经济部门，重新确定了全国小自耕农为主的生产结构和社会结构，并实行恐怖政治，致力于维持这种结构，其决策不是开放的和扩张的，而是全面收敛，本已有所松动的农业基础型国家集权财政体制重新得到巩固。有学者称之为“洪武型财政”，是对宋朝企图全面突破而失败之后的全面反动和倒退。明朝财政体制的上述性质，必然启动和加剧社会核心部分因无法抑制的专制而导致的自我毁灭和“逆现代”的趋势，并最终因严重的“三农”问题导致国家合法性产生危机，并最终在农民起义中灰挥烟灭。清朝和以民主共和为理想的中华民国也因未能在财政体制的转换上取得突破而无法逃脱同样的历史命运。对我国古代和近代财政体制的分析，可以从更深的层面对“历史周期率”作出更合理的解释，对我们今天审视和最终解决仍然突出的“三农”问题具有极大的警示作用和启示作用。我们今天存在的“三农”问题从很大程度说是历史的延续，因此，解决问题的出路依然在于财政体制的突破。

三、1949年后的财政体制与“三农”问题的新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财政、经济和工业化的压力和我国资源开

『玖』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出炉，都有哪些成果

第三次农业普查，成绩多多。亮点多多。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是继1996年和2006年两次全国农业普查之后，我国又一次摸清全国“三农”家底的大普查。三农普的标准时点为2016年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2016年度。普查结果显示，十年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农民基本情况发生重大积极变化：农业基础地位更加巩固，农业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现代农村建设成绩斐然，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普查结果也显示，我国“三农”还存在一些短板，主要包括农业产业化水平仍然不高，城乡发展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等。

总结，农业普查一方面是了解到了很多的基础性数据，另一方面了解到农业和农村的真实发展和真实变化，对于中央农村决策能起到更好的作用。

『拾』 农业丰收的辉煌成就有哪些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和农村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农产量稳步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明显加强，生产条件大大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实现了跨越式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解决了13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对世界农业也做出了积极贡献，取得的辉煌成就举世瞩目。

一、农业生产快速发展，主要农产品供求呈现新格局

10月25 日，河北省宁晋县东旺村几位农民正在将丰收的玉米码垛。据国家统计局河北调查总队介绍，2008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达9237.17万亩，粮食总产量预计将达到2903.15万吨，比2007年增加61.60万吨，增长2.17%。粮食生产将实现自2004年以来的连续第5年增产。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我国农村改革突破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不断加强支农惠农政策，在全国彻底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终结了延续2600多年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对种粮农民进行“四补贴”（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对主要粮食品种实行保护价收购政策，农业生产持续稳步增长。

（一）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以及人均占有量均大幅度增加

2007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0160万吨（10032亿斤），比1978年增加近20000万吨（近4000亿斤），增长65%；棉花产量达到762万吨，增加了2.5倍；油料产量达到2569万吨，增加了3.9倍；糖料产量达到12188万吨，增加了4.1倍。肉类总产量达到6866万吨，增加了6倍多；水产品产量达到4748万吨，增加了9倍。主要农产品的人均占有量也有较大幅度提高，2007年粮食人均占有量381公斤，比1978年提高19.4%；棉花5.8公斤，增长1.5倍；油料19公斤，增长2.5倍；糖料93公斤，增长2.7倍；水果138公斤，增长19倍；肉类人均占有量52公斤，增长 4.3倍，水产品36公斤，增长6.3倍。粮、油、棉、水果和蔬菜等农产品全面稳定增长，为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提供了物质基础。

（二）农产品品种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结构调整更加注重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更加注重发挥各地农业的比较优势，更加注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主要农产品良种覆盖率和优质化水平明显提高。据农业部统计，2006年我国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四大粮食品种优质率分别达到 69%、55%、42%和66%，“双低”油菜籽的种植面积占到75%以上，畜禽、水产、果菜等鲜活农产品的优质率也有很大提高，无公害、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发展迅速。

（三）主要农产品供求总体基本平衡

10月14日，南康市赤土畲族乡新华农庄的一名畲族女孩在采摘甜柚。有“甜柚之乡”美誉的江西省南康市近年来通过“公司+农户”的方式发展甜柚产业，引进良种甜柚，产品远销上海、香港等地。新华社发（杨晓明 摄）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后，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求由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基本格局。粮食等农产品供应丰富，为市场稳定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奠定了基础，支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影响，农产品供求关系正在发生重要的阶段性变化。粮食的需求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商品流通增加，商品粮需求上升。目前在主要农产品中，小麦和大米等口粮供求基本平衡，玉米正在从供求平衡向供不应求转化，棉花产销均大幅增长。蔬菜和水果产销两旺，大市场大流通格局基本形成。

二、农业生产条件大幅改观

一是农业机械化水平逐年提高。据统计，全国农机总动力由1978年的11750万千瓦增加到2007年的76590万千瓦，增长了5.5倍。大中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分别从1978年的55.7万台、1.9万台提高到2007年的206.3万台和63.4万台。农作物机收、机播面积逐年增加，小麦、稻谷、大豆等大宗农作物机械作业面积大幅提高。二是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加强。到2007年末，全国有效灌溉面积达到56518千公顷，比1978年增长了25.7%。旱涝保收面积达到41153千公顷，机电排灌面积增加到37762千公顷。农田水利建设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三是以设施农业为代表的现代农业发展加快。第二次农业普查结果显示，目前，全国温室面积为81千公顷，大棚面积465千公顷，中小棚面积231千公顷。 2006年末，在温室和大棚中种植蔬菜723千公顷，占全部蔬菜播种面积的4.3%；种植的水果和园艺苗木共184千公顷，占全部果园面积的1.8%。设施农业、生态农业等高科技农业的发展促进了蔬菜、水果等农产品数量和质量的提高。

三、农业、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新的成就

为了适应新阶段变化的要求，党中央、国务院更加注重改善农村经济结构、提高农业生产质量，为农业生产创造更大的市场空间，实现农业增长方式从数量增长到质量和效益增长的转变。

（一）农林牧渔业结构不断优化

10 月24日，一艘香港渔船的船工在蛇口码头准备进行交易。自1993年以来，在深圳市的蛇口、盐田和南澳渔港码头活跃着一支4500多人的香港流动渔民队伍，这些具有香港和深圳双重身份的渔民可在深港两地自由往来。这是改革开放环境下深圳作出的一项便民举措。新华社记者 周文杰 摄

从农、林、牧、渔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看，农业比重不断减少，林业、畜牧业、渔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2007年，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在农业总产值（不含农林牧渔服务业）中的比重分别为52.3%、4.0%、34.2%、9.5%，与1978年相比，农业所占比重下降了27.7个百分点，林业、畜牧业和渔业则分别上升了0.6、19.2和7.9个百分点。

（二）主要农产品生产专业化分工和区域化生产格局基本形成

在资源比较优势的驱动和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农产品逐步向优势产区集中。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种植业的区域化生产格局已基本形成。目前河南、黑龙江等13个粮食主产省粮食产量占全国的70%以上，提供的商品粮占全国的80%以上；全国已经形成东北的大豆、玉米带；黄淮海地区花生、小麦带；长江流域油菜带；黄河流域和西北内陆的棉花产业带。畜牧业生产也更加向区域化集中发展。四川、湖南等13个生猪主产省猪肉产量已占到全国的75%以上。内蒙古、黑龙江等7个奶业主产省牛奶产量占全国的60%以上。农产品产量品种不断丰富，质量不断提高，为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生产生活资源，大大提高了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四、农村居民收入大幅提高，生活水平持续改善

改革开放初期，农民生产经营活动单一、收入来源单一，农民收入以农业收入为主体、以粮食收入为主体，实物收入占很大比重。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农村就业结构的变化和体制改革深化，农民收入来源市场化、多元化和非农化的趋势明显，农民收入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

（一）农民收入大幅提高，收入结构呈现新的特点

1978-2007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4140元，扣除物价因素，平均每年增长7.1%。农民收入结构呈现全新特点：一是以农业收入为代表的家庭经营收入比重下降。2007年农村居民家庭生产经营纯收入人均2194元，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为53%，比改革开放初期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二是以外出务工收入为代表的工资性收入比重稳定上升，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2007年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人均1596元，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为 38.6%，比上世纪80年代初期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主要是由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增长推动的。1997年以来，农民外出务工收入一直呈两位数增长，在工资性收入中占有突出地位。2001年，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占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为36.5%，到2007年，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占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已经达到40.8%。三是现金纯收入比重不断增长。2007年现金纯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为85.2%，比1978年提高43个百分点。

（二）农村居民生活持续改善

10月28日，一名工人在河北省万全县宣平堡乡南李家庄村的“新民居”建设工地上施工。 2008年5月，河北省万全县对作为生态移民搬迁村的宣平堡乡南李家庄村村民住宅进行开工建设。该村户型设计参照借鉴《燕赵新民居》优秀设计方案，规划为二层独院联排式建筑，建筑总面积15000平方米，可安排119户村民入住。为改善农民住宅品质，河北省文明办、河北省建设厅等于2006年9月联合开展河北新农村民居建筑设计大赛，从中选取100套获奖民居建筑设计方案，命名为《燕赵新民居》，并于2008年开始在全省农村巡回展出，将这些体现节约资源、舒适实用要求的新民居设计图免费送到农民手中，供各地农民群众建房时借鉴参考。据了解，目前河北省已经建成1000多套“新民居”样板房，以引导全省农村的民居建设。 新华社记者 巩志宏 摄

收入的不断增长为农村居民生活改善提供了坚实基础。1978-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116元提高到3224元，生活水平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迈进。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67.7%下降到2007年的43.1%，下降了24.6个百分点，表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不断优化。二是发展和享受性消费支出快速增长。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医疗保健、交通通讯的支出水平分别达到306元、210元和328 元，在生活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比1980年分别提高了4.4、4.4和9.8个百分点。三是农村居民家庭生活逐步进入电气化、信息化时代。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几乎没有任何电器，2007年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拥有的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分别达到106.5台、26.1台和45.9台。在传统耐用消费品稳步提高的同时，信息化设备在农村普及的速度加快，2007年，平均每百户拥有电话机、移动电话和计算机分别达到68.4部、77.8部和 3.7台。

（三）农村贫困状况大幅改善

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巨大增长，为国家不断强化反贫困措施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国家先后实施了开发式扶贫规划、“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不断加大扶贫资金投放力度，完善扶贫措施，并确定了592个国家贫困县作为扶贫攻坚的重点区域，到2000年，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3209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3.5%，农村扶贫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进入新世纪，国家制定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以产业化扶贫和劳务输出为依托，整村推进缓解贫困，扶贫事业取得了新的成就。到2007年，贫困人口减少到1479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6%。

五、农村基础建设不断加强

改革开放前，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生产条件落后，市场体系建设滞后，农业和农村基础建设百废待兴。经过30年的发展，农村的基础建设有了很大的改观。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和力度明显加大。

（一）农村交通、电力和文化卫生等基础设施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一直高度重视乡村道路、农村电网、文化教育等关系农业和农村长远发展的基础建设，农村基础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第二次农业普查结果显示，目前，全国通公路、电话、通电和能接收电视信号的行政村的比重均已达到95%以上，80%以上的乡镇有邮电所。文化教育、环境卫生和医疗机构也得到大幅改善，目前85%以上的村在3公里范围内有小学，98%以上的乡镇有医院、卫生院，72%的镇实施集中供水，37%的镇有垃圾处理站。

（二）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30 年农村改革始终坚持了市场化的取向。农村市场化改革突破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模式后，经过多次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农产品市场体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粮食流通体制初步建立；农产品市场主体已经从单一经营发展为农民、各种中介组织、国有流通企业等构成的多元化经营；流通渠道逐渐形成了零售、批发、期货等多层次并进；信息服务也正朝着不断满足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多方需要的方向发展。市场基础设施也取得显著成效，第二次农业普查结果显示，2006年末，68.4%的乡镇有综合市场，34.4%的村地域内有50平方米以上的综合商店或超市。88.4% 的乡镇有储蓄所。

（三）农村社会事业迈出新步伐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坚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教育、卫生、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和改革，农村社会事业快速发展，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在教育方面，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和免费提供教科书，使1.5亿学生受益；在卫生方面，改造和新建1.9万所乡镇卫生院，为1.2万个乡镇卫生院配备了医疗设备。在社会保障方面，2007 年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扩大到全国86%的县，惠及7.3亿的农业人口；在全国农村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566万农村居民纳入保障范围。

六、农村非农产业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得到新提高

（一）农村非农产业快速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方针，以乡镇企业为主体、小城镇建设为依托的农村非农产业快速发展。各地更加注重农产品加工转化和突出绿色品牌，建设了一批特色鲜明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农产品加工业成为乡镇企业发展新亮点。据农业部统计，2006年乡镇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46810亿元，比2001年增长1.1倍；实现利润总额14735亿元，比2001年增长1.5倍。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优化了农村就业结构。改革开放后，农民获得了自主进行择业和进城务工的权利，非农产业就业人员和外出从业人员比重迅速增长，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2006年，农村非农产业就业人员[1]占农村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从1978年的7%提高到29.2%。

（二）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得到新提高

农村非农产业尤其是乡镇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乡镇工业与城市工业优势互补、协调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农村工业化带动了农村城镇化发展，各类乡镇工业小区的建设与完善，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条件，促进了农村服务业的发展。小城镇建设以乡镇企业和服务业为产业依托，加快发展，开创了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我国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7年的44.9%。

七、农村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就业呈现新格局

11 月2日，农民工在九龙坡区教委咨询台前就子女就学问题进行咨询。当日是第二个重庆市农民工日，由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同在蓝天下，携手共成长”农民工子女就学“关心关爱”大型咨询活动在重庆杨家坪步行街拉开帷幕。来自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和各区县教育部门、职业技术学校的上百人，就农民工子女入学、职业技术培训、学费减免等问题为农民工们进行了专业咨询。据了解，重庆市目前接受农民工子女就学的指定学校已经达到了406所，接受进城农民工子女19.8万人。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改革开放后，农民获得了自主进行择业和进城务工的权利，非农产业就业人数和比重迅速增长，进城务工农民稳步增加，农村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就业呈现新格局。

（一）农村劳动力结构趋于优化

从三次产业来看，全社会在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从1978年的70.5%下降到40.8%。根据第二次农业普查结果，2006年末，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中男劳动力占50.8%，女劳动力占49.2%。农村从业人员中在第一产业从业的占70.8%，在第二产业从业的占15.6%，在第三产业从业的占13.6%。从文化程度来看，农村居民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从1985年的35%提高到2006年的61%。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新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和转移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农民工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在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及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已占从业人员半数以上，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劳动力流动主要特点：一是规模大。农村住户户籍劳动力中离开本乡镇外出从业劳动力1.3亿人，占农村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达到27.5%。其中，男劳动力8434万人，占64%；女劳动力4747万人，占36%。外出务工以青壮年为主，21-40岁占66%。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在乡外县内从业的劳动力占19.2%，在县外市内从业的劳动力占13.8%，在市外省内从业的劳动力占17.7%，去省外从业的劳动力占49.3%。二是外出务工以从事二、三产业为主。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在第一产业从业的劳动力占2.8%，在第二产业从业的劳动力占56.7%，在第三产业从业的劳动力占40.5%。三是外出打工的模式发生转变。改革初期，农民外出务工主要是利用农闲季节短期的、季节性的外出打工，或者以年为单位在城乡和地区之间流动打工。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民工外出打工出现新迹象，完全脱离农业生产、长年在外打工的农民工比例增大，打工的兼业性减弱，农村举家外迁劳动力不断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坚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党的领导与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相结合。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取得辉煌成就。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中央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在全国彻底取消农业税，全面实现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农民得到了长期的实惠。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确立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指导思想，将“三农”工作从“基础地位”提升到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以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为重点，切实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坚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加速形成，农业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