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成果任我拍怎么答

⑴ 改革开放的成就

1、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社会活力爆发的最根本源泉是来自于被承认并唤醒了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力。从食物生产供应到就业住房，人从计划经济制度下被动的“口”，变成了市场经济时代能动的“手”。

计划经济时代的各种票据取消了、农村人口进城打工的限制取消了、国家分配工作的制度废除了，而粮食蔬菜供应增加了、就业问题解决了、收入大幅度增加了。

2、改革开放40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关于党的建设、关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每一个问题的展开和推进，都始终贯穿着实践检验真理的原则。

在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深化中，在将实践成果系统化、理论化的进程中，在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齐头并进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使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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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必经之路：

1、国家的现状需要改变

“文化大革命”给国家留下了严重的局面：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温饱没有解决，科技教育落后等。这种局面不改变不行。怎样改变？答案只有一个：改革。

2、中国需要第二次革命

新中国成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新中国成立以后模仿苏联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严重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中国需要第二次革命，解放生产力。

3、社会主义制度需要自我完善和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都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适时地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

4、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有新思路

新思路就是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⑵ 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简短点。

表现：

1、建成了“经济特区——经济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全方位的开放格局 。

2、建成了一大批达到或超过世界水平的工程：如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宝钢、大亚湾核电站、京九铁路 。

3、农村经济得到全面振兴，粮棉产量跃居世界首位。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4、科教文事业蓬勃发展。

5、经济和科技快速发展。

6、人民思想也同时得以解放。

具体事例：“神舟“系列宇宙飞船的成功发射；“嫦娥一号”月球探测卫星的成功发射；青蔵铁路的建成通车；奥运会与残奥会的成功举办；杭州湾跨海大桥建成通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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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背景

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回顾了建国以前28年历史，对建国30年历史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作了基本估计和评价。

经济背景

经济上，至1978年为止，尽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3624亿元，比1965年的1716亿元[5]翻了一倍多，年均递增率达6.8%，并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但是人民依然贫苦，技术比较落后，并且经过文革后，中共出现一定程度的执政危机和信任危机。

为尽快加快经济发展，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逐一解决这些问题，并试图改变人民心目中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根深蒂固的形象，这场改革运动的目的是以维持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改变生产中不适应生产发展的管理体制和政策，并建立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体制。

这场改革的经济方面在农村取得了率先突破，并随之迅速在全国各经济领域内推行改革。

⑶ 我们要写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

(1)建立全面物质生产体系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保证了和平稳定，建立起全面的物质生产体系，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 中国已经由初级工业经济转变为高级工业经济，包括钢铁、家用电器在内的许多工业产品生产居世界第一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规模和经济总量也不断扩大。
(2)国际地位持续不断提高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快速经济增长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3)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经济已经完成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
(4)社会经济取得全面进步
(5)经济增长变得更加稳健
中国的改革开放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政府主导、大力投资和不断强化的工业经济使中国经济增长一直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
(6)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1978年中国人均GDP为381元，按照1980年1美元兑换1.53元人民币汇率计算，约合149美元。2007年中国人均GDP上升到2640美元，比改革开放前增长了17倍。
(7)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
(8)教育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教育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发展取得长足进步。1978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数只有16.5万，占当时中国人口总量96259万的0.0171%。2006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数达到377.5万，占当年中国人口总量131448万的0.2871%，30年间增长了16.7倍。
(9)国民预期寿命明显提高
预期寿命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预期寿命提高不但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也意味着社会保障能力的提升。根据中国人口普查数据，1982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67.77岁，200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上升到71.40岁，增加了3.63岁。
(10)人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已经进入一个与世界同步的时代。

第一，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是中国近代史上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以社会主义救中国的愿望变为现实。

第二，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是新中国55年发展中取得的最宝贵的经验之一。

“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曲折发展20多年后提出的。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坚决拨乱反正，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整理论体系，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国人民所掌握，在世界上创造出了中国式的发展奇迹。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⑷ 用唯物史观回答为什么要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其理论逻辑是：第一，改革开放必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第二，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第三，推进任何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第四，如果不抓紧消除社会上存在的大量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信心；第五，“改革是要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了意义。
没有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建设，改革发展怎么来？人民群众才是国家的组成基础，而改革发展离不开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没有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建设，就没有可供共享的成果。

⑸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的重大成就

1、增长速度领先全球主要经济体

“十二五”前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8.0%，GDP总量增长到63万亿元。总体上看，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从2001年～2007年的年均10.8%，下降到2008年～2014年的年均8.8%。

速度看起来比以前有所放缓，但这是在很高基数上实现的增长，而且是质量效益稳步提高的增长。同时，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较，我国仍然处于绝对领跑者地位。

2、经济结构逐步优化升级

“十二五”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结构、需求结构、供给结构持续优化，逐步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从要素结构看，由以前主要依靠劳动力数量和资本存量增长来驱动经济增长，转变为在劳动力数量减少的前提下，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增长来驱动经济增长，2014年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了53.1%。

3、综合国力稳居全球第一阵营

“十二五”以来，我国综合国力大跨步增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持续提高。从经济实力看，2014年我国GDP总量为10.4万亿美元，占全球比例为13.4%，牢牢占据世界第二位。

从产业竞争力看，2014年我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制造业产值份额上升至25%，自2010年起稳居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之位；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220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

4、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高

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得到提高，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占比超过52%，主要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农村土地流转率提高到30%，家庭经营、集体经营、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

5、工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制造业是国家间经济角力和竞争的主战场，彰显着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近年来，我们一手抓淘汰落后，积极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一手抓转型升级，改善品质质量，取得了良好成效。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智能制造开始兴起，成为制造业的新生力量。

一批拥有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的企业脱颖而出，带动了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零部件水平提高，拉动了产业整体素质提升。

⑹ 你能列举出几项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取得的重大成就吗

1.国际地位持续不断

提高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快速经济增长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截止2008年1月1日,世界上196个国家中,共有174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2.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中国经济已经完成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

3.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

1978年中国人均GDP为381元，按照1980年1美元兑换1.53元人民币汇率计算，约合149美元，2007年中国人均GDP上升到2640美元，比改革开放前增长了17倍。

4.教育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教育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

1978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数只有16.5万，占当时中国人口总量96259万的0.0171%。2006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数达到377.5万，占当年中国人口总量131448万的0.2871%，30年间增长了16.7倍。

5.国民预期寿命明显提高

预期寿命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预期寿命提高不但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也意味着社会保障能力的提升。

根据中国人口普查数据，1982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67.77岁，200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上升到71.40岁，增加了3.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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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改革需改进之处：

1、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当中出现了企业大量破产和管理人员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部分国有企业被管理者收购，从而导致大量工人下岗。

2、教育改革

1998年大学扩招后，因为中国处于第二产业和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市场需求大量工人，而不是大学生、技工，从而导致大量大学毕业生失业。另外改革开放后，由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弱，导致优秀师资大量流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3、住房改革

90年代中期福利分房的取消，中国商品房市场开始高速发展。伴随1993年税制改革，中央将地方70%的税收收取，但义务教育、基建、医疗的支出还在地方，地方只能靠大量拍卖土地填补财政不足。在土地财政、银行资金大举涌入等因素下，房价暴涨。

4、贫富差距

根据英国路透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基尼系数2012年已达到0.474，而2008年是0.49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出现爆发式增长，但是工资占GDP比重不停下降，从1985年56.18%降到2007年43.12%，连续22年下跌 。

因为贫富差距导致众多群体性事件，例如贵州瓮安事件，湖州织里事件。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改革开放40年的重要成就和基本经验

⑺ 改革试点的成果

很明显，地质工作既是一个部门，又是一个研究地球内部构造与资源，并为国家提供矿物原料后备基地的系统。但今天它似乎丧失了自身的社会功能：新增的储量还不足以弥补开采量，作为国家一个部门的使命感明显降低，部门的生产技术保障面临崩溃……冷静地想一想，如果能以清醒的头脑来看待这些情况，并以强烈的责任感来对待它们，也将变成好事。

我在《在改革的道路上》一书中曾尝试表述这样一个命题——从政治任务出发努力提高部门的效率。为此，1987年6月我们曾在条件最好的“伏尔加地质生产联合公司”举办全苏各加盟共和国地质局领导人培训班，推广全面经济核算的第二模式（图2.2）。我们选择“伏尔加地质”，而不是“中央地质”，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个单位地质调查工作的水平高，技术经济指标好，并在地质和工程新技术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我在文章《来自部门的经验》（1988年49期《经济报》）中谈到“……采用经济核算第二模式可保证资金正常运转。由于劳动报酬与节余挂钩，所以可用较少的投入完成更多的成果，并节约各类资源。还有一点很重要，全面经济核算的第二模式简单明了，对每个人而言，你干多少就能得多少，节约的每一个戈比都会成为集体的收入。……但过渡到第二模式需要基本上废除原有的经济关系、经济工作中的老规矩，改革企业中全部经济结构。”

图2.2 全面经济核算的第二模式

（1）部门的特点

在执行第二模式的改革过程中，除了会遇到一般经济部门的共性问题外，还会遇到地质部门原有经济管理办法带来的其他困难。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如果国家要等你完成任务后才付钱，地质队如何自筹资金去承担任务？在这里有意无意地混淆了两个独立的概念：地质勘探工作的拨款和地质企业生产发展经费及劳动者工资的自筹。这些经费应主要用于技术更新和现代化生产，购买设备和运输工具，科研和试验设计工作的费用，非生产性对象的建设。经济核算的收入，折旧的提成和其他收入就是本单位自有积累的来源。

有人曾不止一次地说：“在地质工作单位搞什么经济核算和自筹资金，这个主意本身就是荒谬可笑的”。现在我们不仅可以用权威性的理论根据，还可以用实实在在的经验来反驳这种观点。1989年地质企业往指定账户上集中了十多亿卢布的自有积累资金，其中三分之二用于科学研究。

对第二个模式最有力的佐证当然是企业在新办法下的工作成果。

（2）效益的增长

执行新办法的地质单位，在1988年的9个月内就完成了全部地质工作任务，提交了78份矿产储量报告，其中81%被评为良好和优秀，而1987年的9个月里仅完成任务的70%。

目前在地质勘探工作实践中，普遍采用的最终标准是获得地质终端产品——矿产储量的增长，这就是工作效益。地质单位圈定勘查区域时目的性更明确，力求以最小的开支得出高质量的结果。在全面经济核算条件下运行的企业，其所有生产-经济指标的数量和质量都好于按老办法运行的企业。到第二年仍保持了这种势头，按第二模式运行的企业没有降低生产效率（表2.2）。同时，还应特别强调指出两点：

·第二模式有利于企业减少职工人数。在地质勘探工作量几乎增长154%的条件下，职工人数减少了3%；

表2.2 按全面经济核算和自筹资金模式运行的地质企业定额标准与收入分配一览表

·企业注意节约材料和资金。

在工作量增长的同时，外购商品和材料的库存都增长得很缓慢。在实行经济核算的单位里资金周转加快了11天。原来材料费用要1卢布的工作，现在降低了4个戈比，而在按老办法运行的单位里只能降低0.9戈比。

所有这一切使得劳动生产效率呈跳跃式增长，而收入大幅度增长。与去年同期相比收入增长了24%，其中60%是靠增加生产总工作量获得的，而另外40%则是靠降低开支获得。

通常按人均收入来测算劳动生产率。按第二模式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总劳动生产率提高28%，人均劳动生产率增长13%，生产开支降低9%，职工人数减少4%，平均工资增长18%。在地质部门的大多数企业和单位中贯彻新的工资定额制度后促进了劳动生产和工资的增长。劳动生产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会使平均工资增长0.63%。

固定资产的结构和状况得到了改善，固定资产的损耗和新购设备的数量都减少了，固定资产增长的势头开始受到扼制。虽然地质行业的固定资产总体上增加了2.6%，但固定资产的产值率提高了，从原来的负增长变为正增长4%。按全面经济核算准则运行的企业都完成了预算前的全部任务，超额完成计划的收入为1800万卢布。

（3）经济核算落实到基层

没有生产单位内部的经济核算，就不可能发挥第二模式在经济活动中的功能。在地质部内部实行以队级承包作为基层经济核算的基本形式，队级承包制自1980年起就开始贯彻，并在向全面经济核算过渡的过程中对队级承包制补充了新内容。

联合体在内部生产经济核算方面表现出很强的自主性。例如“波尔答瓦石油天然气”、“中哥萨克地质”联合体等许多单位，采用了经济手段来保证工作质量。其中“波尔答瓦石油天然气”联合体就制订了成井地质质量标准，为了提高井队的工作质量引进了物质刺激的措施。如果钻井队通过试井证明了烃的储量有所增加，则每个月的工资基金增长10%。发现矿层者支付5000卢布奖金。而这些工资基金并不是一次性发放，而是每个月支付其中的90%，剩下的10%保留到钻井结束时发放。根据工作质量标准评价的结果，达“最高级”的井队将获得全部备用金，达“一级”的井队只发放50%。如果达不到评价标准，则这些资金全部作为井队的储备金（表2.3）。

表2.3 某井队（分队）大致的收入预算和基层生产环节支出预算表（卢布）

∗对于集体承包单位，预算按承包期限来确定。

所有这些保证措施使得联合体中高产井的比例由1987年的32%增至1988年（9个月内）的42%。在钻探工作量减少3100m、投资减少80万卢布的条件下，增加的烃类储量比国家计划超额13%。

图2.3 在联合体年计划中的地质任务管理层次

（4）为什么要修改定额标准

在推行第二经济核算模式的条件下，新的质量要求和增长速率使人们很难预测基本参数的变化（图2.3），即很难做出计划。例如，“中央地质联合体”1987年由于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各种后备资源，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9%。到1988年则提出了相当高的效益指标，要求收入和劳动生产率比1987年增长9%～10%。显然，该单位的工作量安排已远超过了原有的规定，而且服务费和材料消耗也要求费用最低，从而深深地吸引了客户的投资。因此，其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比计划值超出了1.3～1.7倍。

由于以前订的定额标准偏低。所以支付的工资比产量增长得更快。为了消除这种不平衡，联合体的领导层在工会委员会上提出了修改定额标准的提案——降低劳动报酬基金中的提成标准，提高了生产和社会发展基金的标准。委员会接受了提案，认可了提出的标准和联合体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按标准规定，在五年时间里，每个劳动者的社会发展基金将增加4倍。在当年就执行了对2400名儿童在幼儿园、托儿所和少先队夏令营全免费的规定。此外，按单位排队，每位个体盖房者可得到建房成本50%的无偿补助，另外一半还可以分期付款。业已确定，在5年之内用于野外作业人员的伙食补贴将增加。用于工资、疗养基地改建、住宿学校，以及保健、体育设施的支出将增长2倍，用于住房和市政建设的费用增长0.7倍。

（5）部门科研工作的改革

在科研单位中引入经济核算思想和自筹资金的模式是加速科技进步过程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要把科学研究机构全面过渡到经济核算的模式下，就必须全面分析科研院所在新型管理系统下的科研和经济活动，认真总结经验。例如，全俄矿物原料研究所和乌克兰地质勘探研究所等院所的经验就不错。尤其是全俄石油地质勘探科学研究所近年来完成的指标很好，掩盖了该所对科技进步和解决油气地质重大问题投入不足的问题。

要向经济核算和自筹资金的管理模式过渡就必须全部打破所内原有的经济体制。为此，全俄石油地质勘探科学研究所对机构进行了调整，取消了7个部门、22个科室，使一批以前无经营权的部门成为独立经济核算的部门。经济核算涉及到合同的每个执行者，不同部门合作完成一组任务的条件已形成。为了解决重大科研课题和外接项目，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些临时的创业集体。健康的经济关系决定了有可能实行灵活的干部调动机制，可以把人才集中在重大的科技进步方向上。随着积累的科技优势发挥作用，他们的科技成果总量也随之增长。在参与科技工作的总人数仅增加9%的情况下，科技成果总量增长了2倍，同时劳动生产率增长了1.8倍。在1988年的9个月时间里，研究所技术人员每人的平均工资为1928卢布，比1987年平均水平提高16.3%。

令人满意的是，全俄石油地质勘探科学研究所的科技和社会发展基金已达87.1万卢布，备用金超过50万卢布，也就是说，研究所没有到处求人，而是靠自己实实在在地挣到了大量的科技发展基金和社会发展基金。

（6）由定额模式向征税体制过渡

由于执行第二经济核算模式使经济活动的效果有了质的变化，原有的定额标准随着时间推移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此我们必须从僵硬的定额标准思路中摆脱出来，逐渐向新的税收模式过渡，即通过征税体制来调控企业的经济活动。专家们为此专门制订了临时征税方案。我们认为，收入的征税体制可取代传统的定额标准。因为传统的定额管理办法既要调整企业、机关与国家预算之间的关系，又要调整经济收入与经济基金提成的分配比例。而征税可以强化经济杠杆对企业活动的影响。这样就可以回避许多在执行定额制中出现的干扰因素，大大简化企业与预算之间的关系，减少了许多计算、校核和财务工作量，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基金增长关系的监督机制更灵活。

当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在确定每项工作价位标准时如何做到尽善尽美是很难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还应进一步强化经济核算的理念直到下游各环节，从根本上改进定额办法，改进预算标准、设计单价、材料消耗和其他费用的整个生产定额体系。最后，还必须改造、简化和提高会计核算体系的内容，图2.4显示了改造前后计划指标、结算指标、经济定额和监督数字的个数变化情况。

图2.4 计划指标和结算指标、经济定额和被监督数字的个数

（7）需要得到各级主管部门的支持

由于中央有关主管部门尚未建立对应的工作规程，没有针对第二模式的汇报体系，所以关于地质勘探工作的成本就很难定价。国家劳动委员会也没有提出在第二模式下工资基金的分配办法，改善工资支付办法的问题只能慢慢解决。现在有十余种附加、补贴工资，但实际上对个人的工资水平影响不大，反而使工资计算更复杂，更难自动生成工资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也应尽快制订对国家级科研任务的管理办法。

还有一个企业与银行的关系问题，我们经常说，银行的霸权条款害死人。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就只能归宿于银行确定的一个分部，企业别无选择，而银行却缺乏责任感，只有繁杂的手续和专横的态度。所以，必须结束银行的垄断状态，应建立股份制银行发展商业信贷业务。

必须引起严重关切的情况还有：目前不仅缺乏能为第二经济核算模式开绿灯的可行办法，而且缺乏在新条件下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系统理论研究。在经济学领域内还有一个中间环节没有建立起来，即在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如何通盘考虑地质工作与采矿部门的利益，这个环节对地质勘探单位非常重要。在这个问题上第一步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应把勘探矿区的地质-经济评价与促进资源勘探的措施结合起来，不仅要考虑探明储量的增长，还要考虑可供工业开采的资源质量，并采取相应的奖励措施。

⑻ 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和建设从哪些方面展开,取得了哪些成就

一、顺应20世纪初期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性跨越
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殖民主义以最野蛮的方式将中国强行拖入近代。从此中国不能再远离世界踽踽独行，挨打、沉沦，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迫使人们不得不奋起自救。

即便是麻木不仁、虚傲自尊的晚清朝廷，也曾“师夷制夷”，兴办过洋务、颁行过“新政”。而最强烈的反抗与变革求索出自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及其各地难以数计的民变、起义，80年绵延不绝，无数志士仁人为救亡图存而不屈不挠、前仆后继。洪秀全、谭嗣同、邹容、陈天华、秋瑾……每个志士都是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歌。

但是，移植西技西法，却不能勃兴中华，民族的命运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历史的机遇总是与中华民族擦肩而过。
正当中国自救无路，彷徨而不知所措的时候，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为标志，世界进入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改变了世界，引发了席卷全球的革命风暴。

欧洲爆发了德国、芬兰、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的工人革命和苏维埃运动，发生了法国工人的“五月战斗”；亚洲发生了中国的五四运动，日本的“米骚动”，朝鲜“三·一起义”以及印度、埃及、阿富汗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随着这股潮流，革命的中心由西方转到东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世界，共产党在各国相继建立。

新的世界潮流如狂飙突进，由十月革命引导着滚滚而来。中华民族面临着重大的抉择，摆在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走改良主义的路，将民族命运寄于建设一个“好人政府”；二是继续支撑资产阶级革命，维护辛亥革命的最后果实民元约法和体制；三是“以俄国为师”，实行无产阶级革命，走社会主义新路。

在十月革命的对比下，前两条旧路黯然无色。正如孙中山投书变法不成而选择了革命，五四时期的先锋们对民国失望而另觅新路。中国社会迫切需要有一个全新的变革，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
中国共产党人将中国革命纳入到世界革命的全局中去。

把握世界潮流，就是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趋势，从中找到中国革命前进的大方位和总目标。毛泽东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⑴发生在此后的中国革命，只能是一种全新的民主革命，它的历史范畴、领导阶级和发展方向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为帝国主义所反对，而为世界无产阶级所支持；它的前途是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始终将中国革命置于世界革命环境中，正确估计每一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对象，正确估计全局性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采取正确的战略方针，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他在《论持久战》中，形象地把中国战场与整个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比作是“世界性围棋”。中国这个“战略单位”是整个反法西斯天罗地网的一部分。

党立足本国，放眼全球，以局部推动全局，又以全局的进展带动局部，取得了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实现了革命形势的根本转机，接着又继续奋斗，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果没有世界革命的推动，中国革命肯定困难艰巨得多。自从世界扣开中国的大门，是中国共产党人主动地把民族命运与世界连接在一起。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锐意创新，解决了旧民主革命没有解决的历史课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革什么命与怎样革命两大问题，形成一整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党的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中国革命“应分两步去做”的论断。

在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初步阐明了民主革命的动力问题，包括工农联盟、中国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以及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原理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将革命的中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抗日战争期间，他相继发表了《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与规律，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开辟，使中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跨越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这个跨越，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中国社会最进步的力量引为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克服了中国旧民主革命的弱点和局限，具有革命的彻底性。这就为中国革命注入了时代进步的内容，孕育了社会主义因素的生长，为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条件。

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以自身的先进性，将一盘散沙似的亿万民众团结发动起来，组织成不可战胜的力量，为民族解放英勇奋斗，并承担了巨大的牺牲，包括370万优秀儿女付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终于彻底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民族分裂、主权沦丧的局面，实现了民族复兴的第一步目标——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然而，几十年以后竟有人妄论“告别革命”。说“革命是一种能量的消耗，而改良则是一种能量积累”，革命不如改良。指责中国百年的革命史，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这些人漠视历史，否定革命，真实的用意在于否定革命的结果——社会主义。列宁早就说过：“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⑵，而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历史的必然。

它不以任何人的意愿为转移，更不因任何人的责难而改变。若不是革命，世界上恐怕早已没有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园。
二、顺应20世纪中期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潮流，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独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实现了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跨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进一步发展，鲜明的特征是社会主义的力量日益壮大，社会主义国家由一个发展为十几个，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阵营。

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为世界和平正义做出了卓越贡献，战前其工业化的巨大成就已经大大提升了它的国力，由原来的欧洲第4位跃居欧洲首位，战后迅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军事与政治强国。这对广大新独立的落后民族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社会主义成为这个时期的世界性潮流。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顺应世界潮流，抓住没收官僚资本所形成的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以及社会主义苏联支持这两大机遇，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建立社会主义需要必要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设想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条件时，强调大胆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积极成果。

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微弱，缺少工业化基础，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跨越，党创造性地提出“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实行加速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好比一只鸟，工业化是主体，三大改造是两翼，工业化是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主体内容和目的，它需要三大改造这两个翅膀，有了翅膀，工业化就可以展翅高飞。

为了及早实现工业化，“一五”计划以发展重工业为主，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实施包括694个国家重点项目和156个苏联援建项目的发展工业计划。社会主义改造方式充分考虑到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严重不足，创造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将其逐步引上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实践了列宁提出的“和平赎买”的设想。

通过合作化的形式将亿万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减少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对工业化、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负面影响，按照经济发展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把农民和手工业者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个伟大的跨越。中国跨过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这个跨越，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附庸的命运，真正站了起来，有了名副其实的国际地位。这个跨越也结束了自明朝中叶以来日益衰颓的趋势，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生机勃勃、急流勇进的新时代。“一五”计划期间工业生产取得了远远超过了旧中国100年的成就，而建国“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

”⑶
社会主义改造尽管存在不足之处，社会主义工业化也才刚刚起步，但是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当年，列宁用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历史发展的特殊表现形式的统一，批驳了第二国际关于“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客观历史前提”的指责。半个多世纪后，邓小平用历史的事实回答了那些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责难，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

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⑷
三、顺应20世纪后期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突破传统模式的历史性跨越
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争取和平、谋求发展成为日益鲜明的时代主题和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

各种不同类型国家都在世界潮流的变换中调整自己的政策，争取发展的主动权。以科技革命为动力，率先完成产业结构调整的西方发达国家遥遥领先；东亚和拉美地区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了机遇，跻身新兴工业国家的行列；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在尝试改革。而此前后，中国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度严重挫折，经济陷入困境。

中国与世界的反差无情地诘问：中国的出路在哪里?社会主义的出路在哪里?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又一次面临三种选择：一种是坚持“两个凡是”，固守“左”的路线方针；另一种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放弃社会主义，“全盘西化”；第三种是另辟蹊径，革故鼎新，走出一条社会主义新路。

邓小平在危急关头，以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的敏锐，把握世界发展的脉搏和契机，选择、开拓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探索一条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尽快改变落后面貌，有别于苏联、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是毛泽东、邓小平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共同的奋斗目标。

毛泽东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50年代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要思想，遗憾的是因为“左”的倾向滋长而中断。邓小平从文化大革命的亲身体验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教训中深刻认识到，全面改革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即苏联模式，用“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前进的关键所在。

针对当时教条僵化之气阻塞社会前进的状况，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武器，打开人们封闭的头脑，打开封闭的理论与实践禁区，使社会主义焕发出蓬勃生机与创造活力，奠定了改革创新的思想基石。他突破了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观点出发，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回答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澄清了过去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认识误区。他针对传统模式逾越中国社会实际发展阶段的问题，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不发达”的、“不够格”的，也是长期的、不可逾越的，这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

对中国国情的这一科学定位，弄清了过去社会主义实践中理论与现实相矛盾，党内“左”的错误屡犯难止的认识根源。邓小平突破了传统模式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认识，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是推进一切工作的动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彻底排除了阶级斗争动力论的干扰，找到了改革这个突破传统模式、发展社会主义的有效途径。

他还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为改革开放解除姓“社”姓“资”的困扰。邓小平突破了传统模式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认识，破除对计划经济的迷信，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摆脱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从属于一定社会基本制度的。

⑼ 怎样看待中国改革的成果

最近，参加了几次有关改革的研讨会，有朋友将我的发言内容整理成了一篇《改革的方向不容怀疑》的文章，引发不少反响。

此文发表之际，又拜读到许多讨论改革的文字，如大名鼎鼎的“皇甫平”的《改革不可动摇》，吴敬琏的《中国改革四大缺陷》、梁小民的《鼓吹停止改革是祸国殃民》以及郎咸平的《我国的整个主导思想是错误的》（人物专访）等，还上网查看了许多网友的评论，并和一些网友在我和朋友主持的“经济人俱乐部’中进行友好争论。原来感觉很清楚的一些问题，现在发现还有必要继续梳理，兹列出有关当前改革争论的四大问题。

一是如何看待过去的改革，其成败得失究竟如何。这个问题本来以为是不会有什么争议的。香港的张五常教授到大陆来，惊叹大陆的成就，说一个落后国家的经济在二十多年内跑到世界前六，改革的贡献已是明显摆在那里。但其实不然，总起来讲，我发现，年纪和我相仿或者大于我的人，大多倾向于肯定改革的成就，而年纪较小，尤其是70年代中后期出生、30岁以下的人更多倾向于否定改革。原因何在？也许，对于象我这样的人来说，有过饥饿的回忆，有过政治运动的回忆，格外珍惜今天和平建设的时代，对改革成就的评价也更高一些。但对于年纪更轻一些的人来说，他们会很自然地用更高的参照系来要求这个时代，所以其对改革更多批评的背后是希望改革的步子迈得更大一些，改革的成就更大一些。在这里，肯定改革的人和否定改革的人，其实应该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中国现在还不完善，就连改革本身也有许多的问题，需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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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如何能变得更好，更完善呢？显然还是要改革，但改革朝何处改，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呢?这就牵涉到改革的第二大问题，改革的方向。

原先，我以为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国际化、市场化、私人产权、民主政治等方向都应该成为共识，就连和我改革观点相左的一些朋友似乎也没有把这个问题当成问题。但当系统地我阅读了有关改革的争论文章后，我发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可以说，几乎所有过去曾经取得改革共识包括方向上的共识现在都面临断裂。国际化（与世界接轨）曾是改革的共识，但现在已有学者提出，中国人不能再为世界打工，更有人提出，中国的经济要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民主化尤其是宪政改革应该是是改革的共识吧。非也。有人的主张恰恰是大国家主义下的“法治化”。那么，产权改革呢？就更不是共识了。有学者呼吁停止一切产权改革，国有企业效率比民营企业的效率更高，中国应大力发展国有企业才是。市场化总该是中国改革的方向了吧。也不尽然。有人说了，市场化导致中国社会贫富分化，使得中国成了五千年最坏的时代。那中国怎么办，计划经济还是管制经济……

曾经有过的改革共识显然已经断裂，改革派不得不站出来对过去已经说过的观点再说上一遍。所谓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更有效率因而要大力发展国企的奇谈怪论，早已遭到海内外经济学界（张文魁、刘小玄、陈志武、徐滇庆等）的痛斥，此后这一观点不复招摇过市。对于市场化导致贫富差距的指责，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最近撰写长篇文章，有力地证明：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的贫富差距是由于政府管制的强化才出现的，要缩小贫富差距，应坚持市场化并进行宪政改革而不是加强对经济的管制。对于中国应不应该加入全球化，为世界打工，周其仁教授等近期作出了正面回应，分析中国为什么要融入全球，指出中国既要品牌，更要贴牌，中国并没有到高唱不打工的咏叹调的时代；至于不谈宪政和市场化的“法治化”，更是遭到了宪政学家和自由主义者们的嘲笑，斥之为不懂法治和法制和法盲，因为在宪政文明市场文明建立之前根本谈不上法治，只有人治下的法制。

但这些在学者们似乎很清楚，而且改革开放至今一以贯之的观点，并不能够让一般民众口服心服。这里头牵涉到当前改革的第三大问题。

这第三大问题就是，改革究竟给每一个民众带来了什么，改革的成本和收益是如何分配的。很显然，中国改革迄今并没有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达到全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恰恰相反，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越来越多的人承担了更多的改革成本，却未得到相应的收益，他们在改革中受到了伤害。一般来说，改革派们不会承认是改革对弱势群体造成了伤害，而会批评是改革太慢，政府权力介入太多、改革被扭曲导致民众的利益损失的结果。但对于被伤害被剥夺的一般民众来说，他们是无法区分什么是主张改革者理想中的改革，什么是现实中的改革的，他们所遭遇到的现实是唯一的改革。而这个改革所形成的结果，他们不能接受，或者已经不能再继续接受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你改革的方向再正确，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问题的更具政策含意的变形话题就是：改革将如何继续，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的分配在未来会不会有新的变化。如果没有任何变化，那么对不起，无论主张改革的人所认定的改革的方向有多好，大多数的民众都可能不支持改革进一步继续。

那么，改革的成本和收益曲线如何发生变化呢？这涉及到当前改革的第四大话题：改革的路径。也就是，改革按什么样的程序进行，其成本收益分配路径是怎样的，其可能形成的改革结局将是什么。

回顾中国的改革路径，在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期，曾是自下而上，由自发形成而蔚然成风，那是改革的黄金时代。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后，改革逐渐演变成自上而下以及“内部人主导型”的方式。也就是说，改革如何改，怎么改以及改的结果其实是在改革的旗号下，由少数内部人说了算；改革的成本由社会掏，利益则由少数人获取。这种“内部人主导型”的改革偏离了改革的方向，败坏了改革的名声，消解了改革的共识，毁坏了改革的动力机制。所以，对于社会民众来说，他们将不能不关心中国下一步将进行怎样的改革，由谁来参与和主导改革的问题。

那么，如何重建改革的路径，重建改革的动力机制呢？摆在当政者面前的可以说有三条思路。一是激进自由派如经济学家杨小凯等提出过的，要通过宪政变革来巩固市场化成果。陈志武的文章也证明，市场化＋代议制民主的国家和地区，其收入分配差距最小，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两者齐上，次优选择是市场化单兵突进。自由主义者的这一改革立场和思路是迄今为止中国改革的最彻底的思路。但对于大多数的改革派来说，他们担心的中国尚未进入政治改革的成熟时期，因此主张比较现实的边际演变方式，一是强调更加规范的改革，在规范中改革，在改革中规范，尤其是主张社会大众参与的改革（笔者概括出与“内部人主导型”相对照的“社会参与型”改革路径），二是呼吁政府由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更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改善社会大众的福利。当然，也有另外一种观点，那就是强调大政府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强调严刑峻法。但问题在于，中国政府已经够大了，中国的法律也已经非常严酷，因此真正重要的是中国大的政府如何有效，中国严酷的法律如何能够保证公平。

夜深了。这一篇的文字已经太长。且到此打住。相信这个话题肯定还会有漫漫长长的探讨。只是，历史的时机会漫漫长长地等待中国人吗？

⑽ 改革开放的成果

历经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沧桑巨变。在群星闪耀的30年进程中，资本市场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资本市场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经济学家华生在讲这一句话时，平静的语调中透着一份沉甸甸的厚重感。

循序渐进至巨变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整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层面，GDP翻了几番、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更大变化则在于人们的社会观念、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根本改变。“而且这种转变具有不可逆性，从一定意义上说，这30年几乎超过了中国历史几千年的社会进步。”华生道出了所有中国人的感受。

经过这30年发展，中国工业化已经进入了中期，并奠定了城市化的基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迅速提升，经济实力已进入全球前四，中国近代几百年以来的强国梦已开始实现。但是，改革并非一帆风顺，期间也经历了大大小小不少风波。华生说，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几乎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怀疑与批评的声音。“其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对中国改革国内批评的声音多，而国际上则往往是肯定的多，外部反而比内部看得更清楚。”

华生认为，正确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30年，是为了今后30年走得更好，因为今后30年发展任务更伟大、更艰巨。目前我国人均收入接近2000美元，从东亚和拉美一些国家发展情况看，在人均收入达到2000美元后都遇到了发展瓶颈，甚至出现停滞和倒退。“今后30年，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依然非常巨大。”华生说。

他认为，过去30年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首先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方向选对了。“即改革坚持了市场化方向，开放坚持了国际化方向。”其次，改革开放的基本战略正确。在中国历史上，方向对的改革却屡屡挫败，从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到戊戌变法等基本都以失败而告终。而现代中国改革开放30年第一次打破了这一怪圈，其中重要原因是选择了正确战略——“转化存量、发展增量”。即坚持“双轨战略”循序渐进，通过累积效应引发巨变，使发展又稳又快。“这使在每个阶段的推进中，支持改革的力量都能胜出。”

中国经济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因为当时农村最穷最落后，变革的要求最强烈，改革阻力也最小；后来再到城市改革，包括价格改革等逐步推进。开放也是从个别特区开始，再到部分特区，然后在全国分梯度开放。

“中国改革始自经济改革，自从中央提出‘以人为本’以来，实际上进入社会改革阶段。现在要建设和谐社会，以及医疗、卫生、教育等改革，都是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今后中国还会进入政治改革阶段，这种安排也是坚持了循序渐进原则。”华生表示。

资本市场是重要成果

“资本市场是中国改革开放非常重要的成就之一。”华生总结说。改革开放已经30周年，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还不到20年。资本市场发展历史虽然比较短，然而其发展速度却非常快。我国股市规模、市值占GDP比重、交易量、交易系统的先进性等，都出现大幅跃升。“中国资本市场短短十几年时间，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国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

资本市场的出现和发展，是上世纪80年代股份制改革成果的推进。尽管改革开放前10年没有股票市场，但是前10年的改革为其出现打下了基础。“当年公司制改革、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等，为股市打下了基础。”华生说。

另外一方面，资本市场的发展又对国企改革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当初单纯的股份制改造阻力重重，而且监管体系不健全，价值很难体现。“而资本市场出现以后，大家看到了上市的好处，看到了资本市场的魅力，这推动了大型国企的股份制改造，并推动了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建立。”

过去中国经济“血液系统”完全靠银行，因此金融风险非常大，累计的金融坏账数以万亿计。资本市场出现以后，逐步发展直接金融，减少了间接金融，降低了整个金融风险。“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开始发挥，有力地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应对新问题要有高超艺术

华生认为，经过30年改革开放，现在我国面临着高速发展后出现的许多新问题。这其中一部分是原来经济体制改革本身没有完成的，需要继续推进改革。如价格体制尤其是要素价格改革，以及能源、资源等重要生产资料价格改革等，就是价格双轨制改革没有完成的地方。“另一部分是新出现的问题，比如当前的通胀、人民币升值压力、国际收支双顺差、收入差距扩大、城市化、环境污染等，这些都是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新问题。”

应对上述问题，华生认为一方面需要继续推进改革，另一方面也需要宏观经济管理的高超艺术。“有些问题可以通过改革进行解决，有些问题则并非单纯改革就能解决。如对于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问题，不能简单地市场化、自由浮动就解决问题了，这样反而会出大问题。”

华生表示，在经济领域近年来出现两种问题交织，即经济改革的继续推进与宏观经济管理艺术的问题。“尤其是后一方面问题，即使将来经济改革完成，基本建立起了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宏观经济管理艺术的问题也将永远存在，就如当前的美国、欧洲国家等同样面临头疼的宏观经济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中的国家，对宏观经济管理艺术要求更高。”华生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