傩文化成果

1. 西北傩文化主要分布在哪一带

傩文化在我国流传十分普遍，大部分省区都有分布，特别是长江流域和西南各省，蕴藏更加丰富。而贵州，因其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使古傩的保存十分完整，加上贵州对傩文化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丰硕，因此，贵州的古傩很早就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贵州古傩的存在形态主要有三种，它们是亚傩戏“撮泰吉”、巫师傩傩堂戏和军傩地戏

2. 傩文化的文化定义

巫傩活动在赣鄱大地可上溯到殷商。经三千年的沿袭、发展，江西傩文化形成了历史积淀丰厚、原始形态古朴、文化遗存众多、文化体系完整等鲜明的特点；江西傩事活动分布广泛，其中的许多民俗遗存和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据 1995 年调查统计，全省有 25 各县（市）有傩事活动，保留的傩舞傩戏节目 247 各；江西傩被学术界誉为古代文化的“活化石”，倍受瞩目，多次应邀远赴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及香港、台湾地区表演、交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据《山海经》记载，夏朝帝泄十二年，在华北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商族首领亥，赶着牛群去有易国（地当今河北易水流域），有淫秽不轨之事，被有易国王绵臣杀死。亥的儿子微，“假师千河伯，以伐有易”。最后消灭了有易国，杀了绵臣。
微，又叫上甲微或上甲。也说微是名，上甲是字。他与夏帝泄是同一时代人，约在公元前19世纪初叶。从商族始祖契到汤建立商朝前共14代，微是第8代，处在当中。他是商族历史上一位重要的领袖，消灭了有易国，替父报了仇，为商争了光。为祭祀亡父又创建了“?五祀”之礼。
(禓，shang ),一是鬼名，指非正常死亡之鬼，称为“强死鬼”；二是礼名，禓礼；三是行祭，动词。五祀，有五种祭祀对象：门、窗、井、灶、中霤（屋檐或堂屋）。禓五祀，《说文解字》示部说：“禓，道上祭”，要将亥的尸体从有易国运回，当然也有一个“道上祭”的过程。而微创建的是“禓五祀”，还不是一般的“道上祭”。在当时，禓五祀很可能是一个完整的仪典，因为?鬼死得冤，特别不安分，所以禓礼要将门、窗、井、灶、屋檐（堂屋）都搜索驱赶一遍，以免有强死鬼被遗漏。可见，禓礼比傩礼更细、更费力气。后代则把禓和五祀，分成两类仪典。
创禓五祀本来祭祀亡父，但其深层意图或许是为增强国力，以征服邻国，并夺取夏王政权。这是商族历史上的一大转折，从此商族不断壮大。甲，是天干之始，殷人将天干应用于天文、历法、农业生产、宗族谱系和宗教信仰等多方面，使商族在科学、文化方面逐渐发达，乃至超过夏王朝的实力，这应当都是在上甲微手上加速发展起来的。
商禓，就是商傩。饶宗颐说:“按?#91;即禓，与傩字同”。
东汉学者郑玄注《礼记·郊特牲·乡人禓》说：“禓，或为献，或为傩。”这样说来，实际上它是一礼三用。你看：第一，傩，驱赶一般的鬼疫，是定期的。第二，禓，不定期。因系驱赶强死鬼——非正常死亡之鬼，所以要比傩礼更激烈，更复杂，需要将门、窗、井、灶和屋檐(或堂屋)等处都要搜索驱赶干净。第三，献，上甲微祭祀亡父亥，必有献。 中国古代的礼，是一种基本政治制度，关系到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礼从风俗中提炼而来。礼就是法，违礼就是违法。礼又是一种宗教，古代的礼也是由国家组织和管理的宗教活动。所以，中国宗教史常称其为“国家宗法制宗教”。
中国古代的礼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类，称为五礼。两千多年的古代历史，也是五礼的历史。汉族统治者用这个系统，掌管中央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也用这个系统。甚至民国时期也将当时的礼仪制度都纳入五礼分类中。
古代的傩礼，有两大任务：一、定期驱傩；二、为死去的帝王将相送葬。它至少与军礼和凶礼有关。所以，要了解和研究傩文化，也需要多少知道一点五礼的常识。简单的说：一吉礼，是对天神地祗和宗庙（祖先）的祭祀之礼。封禅就是历代最大的吉礼。二凶礼，是指伤亡灾变之礼，包括水旱、饥馑、兵败、寇乱等礼，以丧礼最为重要。三军礼，主要是指军武之礼，有亲征、遣将、受降、凯旋、大射等礼。傩礼，多数朝代都归于军礼。四宾礼，是指君臣、父子等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中央与地方、中国与外国之间关系的仪典。五嘉礼，则是指登基、册封、婚冠、宴乐、颁诏等“喜庆”之礼。
傩礼，在五礼中是军礼的一个项目，它本身就是一种带军事性质的行动，诚如唐代贾公颜疏所说，傩礼“亦是武事”。周代傩礼的主角方相氏，由掌管军政军赋的大臣夏官大司马领导。方相氏本人没有爵位，不在士大夫阶级之列，却是掌管驱鬼逐疫的下层专职军官。方相氏被称为“狂夫”，就是因为他们是个子高、力气大、本领强的军中能人。由此可见，周代傩礼的礼意是“军人战胜鬼疫”。 傩戏是一种从原始傩祭活动中蜕变脱胎出来的戏剧形式，是宗教文化与戏剧文化相结合的孪生子，积淀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宗教文化和民间艺术。这种戏曲艺术形式，曾经一度遍布三湘四水，省内的苗、侗、瑶、土家族村寨都有其活跃的身影，是我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湘西称之为傩堂戏、傩神戏、土地戏、师公子戏，湘南称为师道戏、狮子戏、脸子戏，湘北一带则称为傩愿戏、姜女儿戏，湘中称为还傩愿、老君戏等。
傩是古代驱疫降福、祈福禳灾、消难纳吉的祭礼仪式。巫傩歌舞逐步溶入了杂技、巫术等内容，扮演因素、表演因素也增多了，并与其他地方戏剧种有所借鉴与交流，甚至出现了傩、戏杂陈的局面。随后，我省各地的巫傩活动出现了逐渐戏曲化的倾向，剧目日渐增多。到了清代的同治、光绪年间，傩戏已初步脱离了傩坛，登上了戏台，而且常年都可以演出。到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傩戏还进入到热闹的城镇演出。
新中国成立之后，傩戏的封建迷信色彩受到抑制。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傩戏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消失，但在我省的一些地方还保存着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湘西、湘南、湘北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活动着一些业余的或半职业化的傩戏剧团。 宫廷特设的专职驱疫赶鬼的军官方相氏，是宫廷傩礼的主角。他头上顶着熊皮，再从肩部披下。熊皮的头部装着四只金黄的眼睛,穿着褐色的上衣和红色的裙子,左右手分别挥舞着盾和戈,率120名“罪隶”，狂呼狂叫地在宫中一个一个房间地搜索鬼疫，把它们驱赶出宫去。《周礼·夏官》是这样写的：“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率百隶索室驱疫”。这就是西周宫廷傩礼的基本式样,就是那么简单,那么粗犷。
“黄金四目”是什么意思，学界还有很多争论。清代孙诒让认为：方相氏的面具，不是装在熊皮的头部，而是将黄金铸成的四只眼睛用索串连起来，然后两端挂在耳朵上，四只金眼布置在鼻子的两边。这种说法有合理的成分，现今江西乐安的“鸡嘴”和“猪嘴”面具，就类似此法。
西周有罪、蛮、闽、夷、貉五种奴隶，后四种都是外族俘虏。罪隶，则是周族内部因罪被贬为奴隶的人，其中挑选120 名，平时在百官官府做“家中小事”（轻微劳动），举行傩礼时，则由方相氏率领在宫中驱疫赶鬼。傩礼中的“百隶”是个概数，实际上是120名。
周代的礼制相当繁复，大多追求庄严隆重，配有乐舞。却也保存着像傩礼这样粗糙的礼典。这种宫廷傩礼后世称为“周之旧制”，当做傩礼的样板。它有三个特点：
第一，它是朝廷规定必须举行的礼典。宫廷每年定期在春、秋、冬各举行一次。冬季是在除夕进行，由于天气最为寒冷，要求全国上下全都要各自参加不同等级的傩礼，称为“大傩”，奴隶也得参加。
第二，它是原始傩仪意念的遗存。主角方相氏还是半人半兽的打扮。长期继承着驱赶“无形之鬼”的格式（傩传到日本则很快改用有形之鬼。中国和韩国有些地方后来也用有形之鬼）。整个傩礼不信神，更不求神。傩礼驱疫总是驱之必胜，凭的是方相氏的凶丑和力量。
第三，它保留了浓厚的原始群舞成分。整个仪式简单、粗犷，没有迎神送神等多余的程序。只是在傩礼前，有个“舍萌”仪式，是为天子求来年吉梦的，也是为傩礼开路。而傩礼本身宗教因素很淡。方相氏与百隶驱疫，也只表达一种疾恶如仇的情绪，没有其他情节。 上古的傩，简单而又粗犷，保持着浓厚的原始群舞特点。进入秦汉时期，由于信仰和艺术活动的新发展，要求傩礼也要有所提高。从秦和西汉的傩礼开始，逐渐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和程序。先是在方相氏和百隶的基础上加进了童男童女，东汉前期又将童男童女改成只有童男担任的“侲子”。到了汉末，更增添了“十二兽吃鬼歌”及其表演过程。
晋代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记载的这种汉末傩制，其他所有后汉史书全都没有提及。其中，十二兽（又称“十二兽神”或“十二神”）的多数出典无从查考，被十二兽“吃”的十一疫大多也找不到来源。这很可能是这种傩制经历的时间极短，又逢兵荒马乱，使典故失传，终成千古之谜。“十二兽吃鬼歌”的内容是说：甲作、巯胃、雄伯、腾简、揽诸、伯奇、强梁、祖明、委随、错断、穷奇、腾根十二位神兽，分别要吃鬼虎、疫、魅、不祥、咎、梦、磔死、寄生、观、巨、蛊等十一种鬼疫；最后还要劝鬼疫赶快逃跑，不然就会被十二兽掏心、挖肺、抽筋、扒皮，以致被十二兽吃掉。十二兽中能找到明确出典的有四种：
①雄伯，传说中能吃“魅”的神。
②伯奇，即百劳鸟、鵙 。他本来是人，其父轻信后母谗言将他杀死，变成伯奇鸟，父亲发现错杀后，便射死了后母。伯奇变成了鸟，但心明如镜，故能知恶梦、吃恶梦；
③强梁，又叫疆良，虎首人身，四蹄长肘，能衔蛇操蛇的神。强梁与祖明一起共同吃磔死、寄生两类鬼疫；
④穷奇，像牛，一身长着坚硬的刺猬毛，其声如狗，吃人。又说像虎，长长的尾巴，爪如钩，手如锯。它专吃正直忠良的人，却细心侍候奸邪恶劣的人，是一个奇得不能再奇的“穷奇”。穷奇与腾根一起，能吃流传最广的鬼疫蛊。
可见，十二兽出身都不好，连根基很正的伯奇，人们也嫌他的叫声会令人家死人。
不过，司马彪记载的这种傩仪的整体结构是清楚的。它有一个“先倡→后儛→再驱疫”的简单情节，整个仪式就是一出雏形傩戏。即：开始，由太监中的艺人中黄门带领120 名侲子倡（似唱非唱，似说非说）“十二兽吃鬼歌”；接着是“方相与十二兽儛”（请注意：这是带单人旁的舞字，强调的是其表演成分）。中国戏剧史专家任半塘《唐戏弄》一书说：“汉制大傩，以方相斗十二兽，以斗始，而以舞终。”斗，是镇服十二兽的过程，令其改恶从善；舞，是方相率领十二兽和120名侲子，在宫中一间一间房子地赶鬼出宫。120名侲子们各自手摇拨浪鼓（鼗鼓），鼓声和人的呼号声，惊天动地，声势十分浩大，鬼疫还能不被吓跑吗！ “傩起源于原始狩猎活动”的假说，得到较多学者的认同。这种假说认为，它有一个从驱兽到驱傩的发展过程。
狩猎，是人类延续了几百万年的生产项目，再驱赶中猎取动物是一种基本的技能。经历了旧石器时代长期的狩猎实践，人们不断观察和摹仿动物行为，在狩猎之余也会手舞足蹈，以表达狩猎成功的喜悦和对动物的喜爱，并力求摹仿得逼真。这便是原始驱赶式群舞，一种最接近自然状态的艺术。
稍晚，发明了面具狩猎法，人们靠着面具伪装，接近和袭击野兽变得比较容易，狩猎成功率大为提高。人们便以为面具本身具有某种力量，因而产生了崇敬甚至敬畏面具的心理，早期的狩猎面具是假形和假头。在原始假面驱赶式群舞与原始巫术结合之后，逐渐演变成原始假面式巫舞；进入新石器时代，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驱赶巫舞逐渐转向以农耕为主题，成为农业社会的驱赶式巫舞。
生活在不同地区的早期人类，本来就有相对不同的生活状况。私有财产的出现，促成了社会的大分化。在我国，就有定居的旱作农业、稻作农业、半定居农业、草原游牧业、高原农牧业等不同经济类型同时并存。最迟到青铜时代，便形成了中原史官文化、南方巫官文化、北方萨满文化等不同文化形态。至少在考古学上，它们之间有着质的区别。进而造就了许多不同形态的假面驱赶巫舞。在中原，则形成原始傩仪。
这种原始傩仪应当有这样一些特点：最初是随意、杂乱无章的，没有整齐的步伐，摹仿的是追捕动物时的速度和效率。没有程式，无需继承，每次的舞姿可以不同。但是，少不了“驱逐状“这个基本形态语言；要披兽皮（准假形）或戴兽皮假形面具，跟真狩猎时一样做动物打扮，并且力求摹仿得逼真。 我国各地有数不清的傩神，也有数不清的戏神。稍稍辨认就可以发现，傩神和戏神之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民间普遍称唐明皇为戏神，但早在明代，湖北蕲州的傩队，就抬着唐明皇的神像四方游走，可见唐明皇也是傩神。同样，二郎神、老郎神、太子神，都兼有傩神和戏神的双重身份。
其次，戏神的偶像，往往为童子相。旧时戏班中的婴孩道具就是戏神的偶像，演员上台前要对着木偶道具作揖，祈求上台演出平安顺利。这个婴孩道具被称为唐明皇或老郎神。内蒙古、河北、天津和东北三省普遍流行“供彩娃子”习俗，“彩娃子”为一男一女两个木雕的小童，身着彩色衣裤。演员上台前要对“彩娃子”燃香扣拜。陕西、河南的戏神“庄王爷”也是木刻的童子，清康熙时甘肃某戏班直称戏神为“童子爷”。
傩神的偶像也往往是木雕的童子相。江西有不少傩班供奉傩神太子，把一个童子偶像摆在祭桌上，演出前后都要对着“太子”祭拜；傩班演员的衣服上，写着“傩神太子”几个字。南丰县石邮村的“傩神庙”中供奉的傩神就是少年童子相。安徽贵池傩戏的神像，是一个高二尺馀的农村小孩儿形象。福建邵武有“太子菩萨”信仰，其偶像为一木雕小孩。傩戏品种之一的福建龙岩师公戏，把一婴孩砌末称作“太子爹”，演出前后有迎送“太子爹”仪式。贵州傩仪也有“送太子”仪式，偶像是一个约一尺长的木雕男童偶像，其生殖器被刻意雕出。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傩神与戏神的相似，不仅反映出戏源于傩这一事实，而且反映出童婴崇拜、生殖崇拜在我国根深蒂固。
傩的根本目的是驱逐疫鬼，因为疫鬼使人生病、致人死亡。在先民们看来，童婴是最容易生病、夭折的，因而为童婴驱逐疫鬼早在上古已成为傩的基本目的之一。同时，妇女不能生育或不生男婴，也被看成是疫鬼作祟，所以傩中包含着生殖崇拜的旨义是不奇怪的。
早在汉代，宫中大傩便使用120个10岁到12岁的童子，而江苏南通一带流行的傩戏至今被称为“僮子戏”，反映出人们延续后代的强烈愿望。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文献的民族。有关巫风傩俗的记载泛见于经、史、子、集。经、史主要记载宫廷“大傩”的仪式程序；子、集大都记载民间“乡傩”的形态。记载固然丰富，却“述而不作”，缺乏条分缕析的研究。
继王国维之后，20世纪30年代，留学日本的学者岑家梧著《图腾艺术史》一书。书中主要介绍西方学者有关原始图腾艺术的研究视角以及成果，同时附录《中国图腾跳舞之遗制》一文，对中国古代文献中与图腾相关的巫风傩俗进行了归纳。作者认为，中国远古传说中的“百兽率舞”，就是原始人类拟兽舞蹈的遗绪。文中还梳理了经、史、子、集中的典型事例，以及各地民间习俗中的牛舞、祈年舞、贵州苗族的“跳月”、海南黎族的“盘瓠舞”等等，文中写道：
关于傩舞、傩的起源，传说皆运用模拟动物的跳舞以驱逐四方疫鬼。
春秋前后，傩舞习俗的用意已转为驱邪逐疫。百戏、角抵也演变为民间节令的娱乐形式之一。然跳舞中的动作、仪仗、身体装饰仍然有模仿动物的用意，所表现的图腾跳舞的痕迹至易找寻。
这一观点具有“发现”的价值，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不过，仅仅局限于“拟兽”的图腾因素，未及其它。
戏剧史学者也很快注意到了这一点。周贻白在40年代完成、1953年出版的《中国戏剧史》第一章“中国戏剧的胚胎”中这样写道：
最初祀神的乐舞本属巫觋。三代以下，乐舞虽渐用于娱乐，但……亦仅仪式的一部分。其歌者或舞者为优为巫，很难分别。
汉代……承接了周秦之制，……祀祭所用依然崇尚旧有的仪式，不过规模已较不同。如“驱傩”一项，虽为仪典，实以舞蹈方式出之。……这形式虽或来自民间，但其形式仍很庄重，由此，反衬出乐曲的发展完全依仗着民间的来源。
这里涉及了巫傩与戏剧的关系，强调了民间的创造。
由于巫傩涉及封建迷信，50年代以后，渐渐被视为学术禁区。1956年春、1957年夏，文化部中国舞蹈研究会、中国舞蹈家协会曾两次组织调查小组，对江西、广西遗存的傩舞进行过调查、记录，此后便不再进行。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巫风傩俗自然属于被扫荡的“牛鬼蛇神”之列，研究无从谈起。
无庸讳言，巫傩现象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然而它所负载的人文的、历史的、艺术的信息，却是难以取代的珍贵资料。80年代初，随着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相关的课题才被提到日程上来。随即，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重视。当时的美术家协会主席华君武认为：巫傩面具是“民间艺术的宝库”；戏剧家协会主席曹禺惊叹：巫风傩俗所负载的文化现象是我们民族的又一道“文化艺术长城”，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戏剧史或许将因此而改写”。在各地一系列研讨活动的基础上，1988年11月，中国傩戏学研究会正式成立，标志着有关巫风傩俗的研究进入了集团性研究的层面。该学会成立至今12年，团结、联络来自戏剧界、民俗界、舞蹈界、美术界、音乐界等领域的300余名学者，成果颇丰。据统计，会员们撰写的专著有20余部，论文1000余篇。又与台湾学者合作，出版巫风傩俗的调查报告及民间傩戏、地戏、目连戏剧本集80余种。还与有关单位合作，自1990年至2002年，在全国各地区举办国际性学术研讨会近10次之多，为弘扬我国的传统傩文化作出了极大努力。
此外，各地区举办的调查考察、学术研讨、展览、表演、中外互访等活动不计其数。毫无疑义，80年代以来，巫风傩俗以及傩戏的研究业已成为学术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3. 求写一篇有关中国民俗学的文章

传统节日遗产保护与我们应该秉承的原则

央视国际 (2005年02月15日 00:46)

苑 利 顾 军

内容提要：传统节日是每个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它既是民众知识、智慧与技能的载体，也是联络人际关系，增强社会认同感与凝聚力的重要渠道。保护传统节日只凭热情是不够的，它还需要科学的操作原则和深入的理论思考。

关 键 词：节日 遗产 原则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口头及无形文化遗产范畴举例中，无形文化遗产大致被分为民间文学、表演艺术、岁时节日民俗、人生仪礼、工艺技术以及人类生产知识与生活知识等六个方面。对于除节日之外的其他文化事项的保护，大家谈论有余，且有相当部分已经付诸实践，但对于传统节日的保护，我们尚无成功的经验，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有关传统节日的保护问题。

中国是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而作为历时性文明亮点的传统岁时节日，早在距今2000年前就已经定型。这些节日不仅影响了中国，而且也影响到了包括亚洲各邻国及世界各华语文化圈，既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同时也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难点。

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一下传统节日的源起，便不难发现它们大多与原始宗教仪式有关。在原始宗教中，一些重要仪式一旦在时间上被固定下来并形成相当规模，便很容易演化为岁时节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传统节日——元旦、元宵节、中和节、上巳节、清明节、寒食节以及五月初五的端午节，七月初七的乞巧节，七月十五的鬼节，八月十五的中秋节，九月初九的重阳节，十月十五的下元节，腊月初八的腊八节，腊月二十三的送灶节，腊月三十的除夕等等，几乎无一不脱胎于原始宗教仪式。在少数民族地区，节日与仪式的关系，表现得更加直露。苗族的牯脏节、白族的火把节，彝族的虎节，傣族的泼水节，壮族的三月三，藏族的雪顿节，迄今都还依然保存着原始宗教仪式的某些古朴内容。在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节日”一词的本义就是“祭祀”的意思，有些甚至就直接写作“祭”。他们称某节时，不是称“某某节”，而是称“某某祭”，例如端午祭就是一例。在传统节日中，有的节日只有一个核心仪式，如端午、鬼节；而有些节日如除夕、清明等则由多个仪式共同构成。要想对中国传统节日民俗进行一番较为透彻的研究，对原始宗教仪式是不能不有所关注的。

中国的传统节日多与农业祭祀、祖先崇拜、神灵（特别是自然神）崇拜、驱邪禳灾等仪式活动有关，一些学术先驱也试图以此作为中国传统节日的分类标准。但后来的人们发现，这种思路清晰但又彼此矛盾的分类体系并不具有多少可操作性。这是因为历史上的传统节日往往都是集多种文化功能于一身的文化事项的复合体，如历史上的春节既有驱邪、祭祖的功能，也有联络亲朋、娱乐民生的功能，人们很难将这些多功能文化现象简单地纳入某一节日文化范畴。此外，节日还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即使是同一个节日，在不同历史时期，它们的文化功能也会根据不同的社会需求而有所变化。文化功能一成不变的传统节日是不存在的。例如：历史上的端午原本是一个典型的驱疫仪式，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原始的驱疫仪式很快便演化成为龙舟竟渡，拯救越王勾践、吴王夫差，并最终定格为拯救屈原。如果将传统节日端午节的文化属性简单地定位于某一时段，并用它来涵盖历史上端午节的所有功能，这显然是不合适的。这也是我们在本章节中仍采用时间顺序介绍传统节日构成及其文化功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传统节日不下一二十个，比较著名的有元旦、春节、元宵节、中和节、上巳节、寒食节、清明节、浴佛节、端午节、天贶节、七夕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下元节、腊八、腊月二十三、除夕等等。但其中仍有一部分传统节日如上巳节、寒食节、天贶节等等已经退化或历史上就影响有限，所以，我们的保护重点应主要落实在清明、端午、中秋、重阳、除夕、春节、元宵等重大的民俗节日上。由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这些著名节日也已经开始迅速消亡，作为濒危文化遗产，理应成为我国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上面我们所列举的主要是具有全国性质的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民俗节日，我们在关注它的同时还应看到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许多传统节日还活跃于民众生活之中。这些节日在传承少数民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如许多少数民族节日盛装、节日饮食的传承，少数民族节日舞蹈、音乐、戏曲、文学、娱乐的传承，仍然依附于这些传统的民族节日之上，保护好节日文化遗产，对于保护好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传统岁时节日的保护要点

历史上的中国，传统节日不下数十个，尽管它们大小不一，功能不同，但是，作为一种文明的载体，传统节日承载着比普通时日要丰富得多得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传统节日是历时性民俗事项的精华所在，理应成为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

（一） 保护重点之一：传统节日所传承的物质文明

1, 传统节日所传承的饮食文化

传统节日是在古老祭祀仪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出于对神灵的尊崇，在节日到来之前，人们都会根据各种神灵的“嗜好”，为他准备各种各样的美食，人们在祭祀之后，也会分享到一份美餐。在缺吃少穿的年代，节日几乎成了人类传承其最优秀之饮食文化的惟一时段。这种情况在享乐主义思潮蔓延的唐宋元明清诸代，表现得尤为明显。所以，无论是初一还是十五，除去其从不间断地传承着古老的精神文明外，奢华的仪式背后，还为人类保留下了相当丰富的物质文明。正月十五、立春、端午、中秋、腊八，不但为我们传承着元宵、春饼、五辛盘、粽子、月饼、腊八粥等独具特点的节日食俗，就是许多成龙配套的宴会佳肴，也无一不是从年夜饭、祭神、祭祖等大型祭奠食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保护传统节日饮食，就是保护传统饮食文化精华。

2，传统节日传承的服饰文化

传统节日还为我们保留下了大量节日服饰习俗。服饰有盛装与便装之分，与朴素便捷的便装相比，节日盛装无疑凝聚有更多的人文信息、审美信息与技术含量。盛装赖节日而生，节日是盛装产生的基础和前提。中国56个民族节日盛装的存在，与传统节日的传承密不可分。

3，传统节日所传承的节日仪式

节日源于祭仪，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节日庆典活动，几乎都与古老的祭奠仪式以及各种迎神赛会、驱邪禳灾活动密不可分。只是由于进化程度不同，一些欠发达地区这些古老仪式依然完好保存并影响着当地社会的每一个人，而在发达地区这些古老的仪式已经退化为民俗活动，并为我们保留下了诸如安塞腰鼓、安顺傩戏、端午龙舟、上元花灯一类的民俗活动。但无论已经进化为哪种形式，这些文化遗产都是传统节日的核心，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发掘与继承。

在节日仪式的调查与保护过程中，对祭神神词（这类内容常常以史诗的形式表现出来）、相关神话、传说、故事等民间文学样式，祭神歌舞、戏剧等表演艺术以及搭建神棚、扎纸结彩等民间工艺，都应进行系统调查与原型保护。

（二） 保护重点之二：传统节日所传承的精神文明

节日起源于仪式，但并不是所有仪式都能够转化为节日。仪式转化为节日需要这样两个条件：一是必须达到一定规模，二是必须有固定时段。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原始宗教的存在旨在解决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既然节日起源于原始宗教仪式，我们则完全有理由认为那些脱胎于原始宗教仪式的传统节日，正是为确认、谐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确立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民俗节日又可分为以解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为主要内容的节日和以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为主要内容的节日两大类。

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社会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出现了太阳崇拜，星体崇拜，土地崇拜，山神崇拜，水神崇拜等等，并进而演化出二月二、七月七日这样一类以祭祀自然神为主要特征的传统节日。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节日源自“恶日”。恶日的出现，被视为“恶魔”作乱的结果。利用仪式与恶魔斗法，是古人经常采用的手段。而“恶日”一旦被固定下来，相关的禳灾仪式也就会很自然地因驱魔禳灾的需要而被延续下来，久而久之，演变为这些民族以驱魔禳灾为目的的传统节日。如我国历史上的除夕、五月端午、重阳节等等，都具有除恶功能。在这些节日中，人们画门神、挂苇索、放爆竹、唱傩戏、驾龙舟送瘟神、登高山避邪气，目的就是驱邪禳灾，祈求太平。从这诸多仪式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人与自然的各种微妙关系，以及人们在处理这些关系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态度。

调和人际关系也是原始节日的一个基本功能。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那些大型祭祖活动。

人类最初的祖先崇拜是从图腾崇拜开始的。在远古人类看来，人类不仅是大自然的一分子，有时甚至就是她的孩子。人们通过图腾崇拜，将自己与自然融为一体，并试图通过这种意念中的“血亲”融合，实现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如畲族人视义犬“盘瓠”为祖先，彝族人视老虎为祖先，突厥人视苍狼为祖先，都是图腾信仰的产物。随着这些信仰的膨胀而逐渐演化为仪式并最终转化为节日。人类也确实从节日狂欢中获得了某种集体认同，并在“意念”中同时获得了图腾的庇护。

随着人类与自然的疏远和人类自身向心力的增强，古老的祖先崇拜也开始由原始的图腾崇拜向人祖崇拜过渡。由于当初人类尚未意识到男女媾和与生儿育女有什么必然联系，当时的人类还仅处于“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阶段，所以，最初的祖先崇拜也是从女始祖神崇拜开始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新石器时代早期。而随着社会对男性生殖功能的认可，男性的社会地位也随之迅速攀升，男性祖先神取代了女性祖先神的地位而成为祖先崇拜的对象，而原有女性始祖神的神格则一落千丈，化身为生育神的代表。氏族社会解体后，地域及家族势力膨胀，人类的祭祖活动也开始由全民性祭祀向家族性祭祀转化，家族祖先神开始享受到越来越多的香火。祖先祭祀不仅能唤起整个族群的血亲意识，使整个家族、氏族甚至整个民族变得更加团结，同时，节日祭祖活动之余的团拜、探亲等仪式活动也和祭祖仪式一道，进一步密切了该祭祀圈范围内的人际关系，从而使这里的人际关系更加和谐，社会秩序更加安定。

此外，起源于各行业、各宗派祖先神祭祀仪式的民俗节日在传承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的过程中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制陶业火神火德星君神诞日六月二十三、鲁班先师神诞日六月十三、马王爷神诞日六月二十三等具有行业特点的行业性民俗节日，佛教释迦牟尼神诞日、基督教的复活节等宗教性节日，对于增进行业认同感，宗教认同感和职业道德精神，都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传统节日是一个综合性文化载体，一个“年三十”不但为我们保存下了除夕年夜饭的制作方法，祭祖祭品的制作方法，节日盛装的制作方法，同时，除夕夜贴门神、贴春联、挂春桃、放爆竹、唱傩戏等民俗活动，也为绘画艺术、雕刻艺术、书法艺术、表演艺术以及形形色色的娱乐活动的传承，发挥着重要作用。将这些优秀的节日类文化遗产发掘出来，不但可以弘扬其中的民族精神，带动假日经济，同时还可以通过各种节日仪式增进人际联系，维护社会稳定，增进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因此，将传统节日作为无形文化遗产加以保存，不但必要而且及时。节日遗产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保护好节日遗产，对于我们继承无形文化遗产势必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二， 传统节日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

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可谓千差万别，但究竟采取何种手段，施用何种方法，主要取决于保护对象的自身特点—所要保护的传统文化遗产何处最容易受到冲击？哪里最容易遭到破坏？我们就要对症下药，采取相应措施予以补救甚至预防。那么，传统节日文化遗产究竟具有怎样的特点？我们又应该采取何种方式予以保护呢？

从形式上看，有形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它的“有形”性，它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是一个真实的“物质”存在，无论是大型不可移动型文化遗产，还是小型可移动型文化遗产，都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而无形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它的“无形”性，它看不见、摸不着，通常只是作为一种知识、技艺或是技能，存在于无形文化遗产持有人的头脑中。只有这些匠人、艺人或是普通老百姓在以不同的方式—如在节日仪式中将它们复述、表演或是制作出来时，人们才会感受到它的存在。因此，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着实应从以下两方面做起：一是保护物，即在艺人或是匠人制作、表演过程中，将那些“看不见”、 “摸不着”的无形文化遗产的“成品”以“有形化”的方式记录或保存下来；二是将保护重心直接放在无形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身上。我们相信：只要将传统节日仪式—社火—划龙舟—灯会—以及各种庙会仪式的主持人、传承人保护好，传统节日这一无形文化遗产自然会生生不息，后继有人。也就是说，传统节日保护的关键，一是探讨如何使无形文化遗产“有形化”，从而使我们对文化遗产的保存变得不再困难；二是如何保护好无形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从而为我们深入了解文化遗产建立起一种特别通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节日文化遗产保护的两原则。

一，传统节日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形化”原则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对传统节日文化遗产的“有形化”保护问题。从理论上说，“有形”与“无形”不是两种事物，而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任何事物——大到建筑，小到剪纸，都是由“有形”与“无形”两个方面共同组成。它们就像一个金币的两个面一样，相互依凭，难解难分。所谓“有形”就是通过艺人的表演或匠人的制作，将他们的智慧、经验“有形化”、“物质化”，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建筑或是剪纸。而所谓“无形”，就是艺人在表演或是制作过程中所施用的技艺。既然无形文化遗产可以“有形化”，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将传统节日这一无形文化遗产持有人的知识与技能记录下来。传统节日文化遗产的记录方式很多，最常见的方式主要有：

（一）以实物的方式记录传统节日文化遗产

以实物的方式记录节日类无形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它的直观性。节日中使用、出售的数量巨大的民间工艺美术品是无形文化遗产传承人们智慧的结晶，征集著名匠人的著名作品，是保存无形文化遗产的一种最为有效的手段。与多媒体方式记录无形文化遗产相比，它具有更多的客观性、真实性和不可替代性。以实物记录无形文化遗产的另一个长处便是便于以后的展示，而展示又是文化遗产体现其最大价值的主要手段。征集到这些无形文化遗产的成品后，对它所实施的保护方式也开始由原来的对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转向对有形文化遗产的保护。无论是对民间绘画、镂刻、织艺、编艺、刺绣、挑花、印染、彩扎的保护，还是对雕塑、陶艺、磁艺、金属工艺的保护，都莫不如此。可以说，对节日类无形文化遗产实施“有形化”保护，将会成为传统节日类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模式。

（二）以多媒体的方式记录无形文化遗产

节日通常是表演艺术家的天然舞台。表演类无形文化遗产除道具、行头及布景外，并无多少“实物”可言，对这些文化遗产实施“有形化”保护，至少不应该成为保护这类文化遗产的主要手段。因为保护这类无形文化遗产的关键不是几件道具或行头本身，而是“表演”的全过程。以实物状态出现的“有形化”保护，只能展示展品的某一瞬间，而无法记录作品成品化过程中的所有环节。在没有声像设备的过去，人们通常用笔录的方式记载这些过程，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剧本。但这种朴实的记录很容易造成信息的缺失。录音机、照相机的出现使我们对历史的再现成为可能，但这些记录毕竟不是全息的，照片只能记录形态，录音只能记录声响，人们仍无法以全息方式实录历史。摄像机的出现虽然仍存在着诸如无法记录气味一类的信息缺失问题，但从总体上看，表演类无形文化遗产的主要信息，都因录像设备的出现而得到了较好保存。这种记录方式对于我们记录舞蹈、戏剧、说唱等各种表演艺术以及传统工艺制作都十分有效。

以多媒体的方式记录节日表演，也是出于今后将全部普查成果进行网络化与数据化技术处理的需要。中国地大物博，遗产众多，但从目前的资金投入看，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所有普查成果都印制成书。这种传统做法不仅投入过大，而且还会给未来的检索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国家进行文化积累的终极目的，是要促进国家与民族自身文化的不断发展。因此，只有将实施本项目所取得的各项成果以便于利用的方式存储起来，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否则，便是劳民伤财”[i]。法国、日本数十年前进行过卡片式作业，但后来均以失败告终。这个事实告诉我们：走传统作业之路，只有死路一条。我们以为，文化遗产再现的最为简单、最为便捷的方式，莫过于数字化、网络化，它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几乎不占用物理空间，或可忽略不计。

2.可以方便灵活地进行图文声像与数字信息的双向转换。

3.可以方便自如地对资料进行修改、编辑、排序、移位、备份、删除和增补。
4.可以高速、便捷地通过网络进行传输。

5.可以方便、迅速地进行检索、调用。[ii]

此外，一次性投入，投入产出比高，便于市场运作，也是文化遗产保护数据化网络化的优势所在。通过兴建具有互动性与开放性的大型图、文、声、像文化遗产资料数据库，并以互联网的方式实现全球资源共享，完全可以使我们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如果这一设想能够顺利实施，那么，这个文化遗产数据库必将成为我国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基础工程，并在教育、科研以及精神文明建设、国际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发挥巨大作用。

同时，专用互联网站的建设也有利于下达各种调查表格和文件，促进各地专家学者以及调查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实现真正的互动。总之，“网络技术在项目实施中的运用，可以成倍地降低运作成本、节省投入资金、简化中间环节、提高工作效率，是确保本项目高效率、高速度、高质量完成的有力工具。同时，网络技术也是数据库完成之后能够实现同时、异地、多用户（终端）资源共享不可或缺的技术环节之一”[iii]。此外，“在本项目搜集到的各种资料中，图、文、声、像将占主要的比例，这些信息皆可以进行数字化处理。其次是实物资料，虽然实物资料本身无法转化为数字形式，只能以博物馆的形式加以收藏和展出，但实物的外观可以用图像来表现，其质量、质地、用途、历史沿革、文化含义等要素，则都是可以用图文加以描述的，这一部分信息则是能够进行数字化处理的。因此，除实物本身的保存外，数字化存储仍然是可行的最佳选择”[iv]。

（三）以口述史学的方式记录无形文化遗产

口述史学是指通过访谈记录历史的一种田野作业方式。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Oral History）虽然只有短短的60多年历史，但对于这一方法的利用则古已有之。譬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史记》、《齐民要术》等史学经典，有很多细节均来自于口述史料。《齐民要术》作者贾思勰在“自序”中这样写道：本书“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然后写就。这就说明他在撰写《齐民要术》的过程中也同样采取了口述史学的办法。

用口述史学的方式记录传统节日仪式主持人、传承人的生活史，在国外颇为流行。通过记录，不但可以使我们知道一种传统节日仪式的传承方式、表演方式，同时还可以使我们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深刻地了解到作为一个普通百姓的生活实情，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他们对传统节日仪式的看法。
口述史是在既定学术架构下进行的学术活动，因此，节日民俗的搜集者们完全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提出有关节日民俗传承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多角度、多层面、多客体地获得相关史料。换一句话说，你想知道什么，就能知道什么。这种主动出击的方式，可使你所记录的遗产信息更加全面，更加丰富，更加科学，也更加富有人情味。

二，以人为本原则

无形文化遗产犹如人体之“经络”，看不见、摸不着，但又确实存在。这就给我们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带来一定困难。然而，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去把握这一问题，这其中的许多难题也许会迎刃而解—无形文化遗产虽然“无形”，但它毕竟托付于一个个具体可见的人—艺人、匠人、歌手或是巫师，既然如此，我们何不通过对这些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来保护这些珍贵的无形文化遗产呢？事实也一次次证明，只要这些无形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还活着，传统文化遗产就不会消失；只要这些无形文化遗产传承人还充满活力，无形文化遗产就会在传承过程中不断创新；只要无形文化遗产传承人还在招徒授业，无形文化遗产就会后继有人，绵延不绝。我们对沅陵龙舟竟渡的保护也好，对周口人祖会的保护也好，只关注物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在关注物的同时，还要关注到人，特别是那些深谙社火门道的民间艺人、社首、老把式。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不进行及时采访，与节日仪式有关的观念、知识、技术、技巧等重要无形文化遗产很可能就会随着老艺人、老工匠的离世而成为千古之谜。我们现在需要从事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抓紧时间，保护好这些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并通过他们将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保存下来，传承下去。

强调对无形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便是无形文化遗产与有形文化遗产不同，有形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的特点，坏一个少一个，所以，无论大型不可移动型文化遗产，还是小型可移动型文化遗产，保护重点都只有一个，这便是竭尽全力，保护好这已为数不多的有形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与此不同，它的出现打破了文化遗产不可再生的神话。它不但可以随时复制，而且还可以不断创新。从这个角度来说，只关注无形文化遗产的即有成品已远远不能满足对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总体要求。因为随着匠人手工艺水平的提高，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会不断涌现出来。要想掌握无形文化遗产的最新技术，最简单、最经济的办法，莫过于对无形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有了人便有了一切，失去人便失去一切。那种只见“物”不见“人”的做法，至少在无形文化遗产保护这个问题上已是舍本逐末。

4. 文化苦旅

我觉得都不错

《信客》值得一读，没有涉及到什么历史知识，比较适合你们。

文化苦旅」是一本令人动容的散文集,透过中国大陆的山水古迹探讨中国文人艰辛跋涉的脚印,是一本有关中国美学的书,也是每一位中国知识份子都应一读的书.

篇目：
道士塔 莫高窟 阳关雪 沙原隐泉
柳侯祠 白莲洞 都江堰 三峡
洞庭一角 庐山 贵池傩 青云谱随想
白发苏州 江南小镇 寂寞天柱山 风雨天一阁
西湖梦 狼山脚下 上海人 五城记
牌坊 庙宇 夜航船 吴江船
信客 酒公墓 老屋窗口 废墟
夜雨诗意 笔墨祭 藏书忧 腊梅
家住龙华 三十年的重量 漂泊者们 华语情结
这里真安静

5. 沈从文有哪些成就

（1902～1988）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1918年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到沅水流域各地，随军在川、湘、鄂、黔四省边区生活，开始接触中外文学作品。1923年到北京自学并学习写作。曾去北京大学旁听。1924年后开始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合编《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1928年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红黑》、《人间》杂志。翌年任教于中国公学。1930年起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教。1934年起编辑北平和天津的《大公报》副刊《文艺》。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编辑《大公报》、《益世报》等文学副刊。从1926年出版第一本创作集《鸭子》开始，沈从文出版了7O余种作品集，被人称为多产作家。至40年代刊行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中篇小说《一个母亲》、《边城》，长篇小说《旧梦》、《长河》，散文集《记胡也频》、《记丁玲》、《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他的小说取材广泛，描写了从乡村到城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代表作《边城》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表现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提供了富于诗情画意的乡村风俗画幅，充满牧歌情调和地方色彩，形成别具一格的抒情乡土小说。他的创作表现手法不拘一格，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尝试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他的散文也独具魅力，为现代散文增添了艺术光彩。一些后来的作家曾深受他创作风格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从文被安排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工艺美术图案及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工作。1957年放弃了文学生涯。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致力于中国古代服饰及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研究成果有《唐宋铜镜》、《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著作。1980年曾应邀赴美国讲学，1982年增补为中国文联委员。沈从文的著作除前面列举的外，还有论文集《沫沫集》、《废邮存底》、《云南看云集》，批评专集《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以及多种沈从文的选集和多卷本《沈从文文集》等

6. 傩戏的剧种简史

傩，古书解为驱鬼逐疫。傩舞是古代祭祀仪式中的一种舞蹈，傩戏是在傩舞的基础之上发展形成的一种戏剧形式。
傩祭源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到商代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用以驱鬼逐疫的祭祀仪式，周代时被称为“傩”。 从中国古代商周时起，就把祭祀神灵作为重要的活动。古老的图腾崇拜和鬼神信仰，是民众渴望驱逐苦难，追求幸福生活最朴素的表达，国家要祭，民间也要祭。如日月星辰、风师雨师、五岳山林、上帝社稷都要祭。这种祭祀的方式之一，就称为傩，并且国家有大傩，民间有乡人傩。在祭祀的仪式中必然要有歌舞礼乐，这种歌舞也就是傩舞。傩在民间不断地发展变化，逐渐在歌舞中增加了故事情节，丰富了表演，向傩戏转化。而这种傩戏就是最原始的戏曲。 傩仪由天子所命的庄严祭祀，渐变发展到民间，经历了逐疫、酬神、世俗化三个阶段。汉魏时期，傩事活动的规模变得更加盛大，仪式中的方相氏增至4个，另各有12个黄门弟子和神兽，120名扈从，其余装扮成各种神盠的演员多达上千人。而随着道教的兴起和汉末佛教传入中国，傩变驱鬼逐疫而为酬神纳吉。主角方相氏让位于青龙、白虎及佛教中的金刚、力士等护法神。宗教世俗化后，其功能变酬神为娱人，传统的不可侵犯的神祗，一变而为傩公、傩母；再变则成灶公、灶母；至晚唐，连乞丐也加进了傩仪的行列。至宋，神秘的宗教色彩逐渐淡化，而现实社会的习俗充塞傩祭仪式，自元旦至元宵，丐户戴面具，穿红衣，挈党连群，通宵达旦，遍索酒食，场面十分壮观。
唐宋以后，随着傩事活动的广泛流传，在驱鬼逐疫的鬼神信仰中也融入了大量的儒、道、佛等文化，有了许多神话和民间传说的借用，还有不少历史故事和战争题材的内容穿插其间，显示出浓厚的民间传统文化特色，《兰陵王》、《目连救母》等傩戏剧目便一直延传至今。约在元明时，嬗变而成傩戏。
在傩戏形成的最初阶段，像戏曲的出现一样，它也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被人们普遍接受。由于它符合民众的心理需求，因此传播渠道也很广泛，社会收效较明显。明末清初，各种地方戏曲蓬勃兴起，傩舞吸取戏曲形式，发展成为傩戏。除少数地方外，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十分流行，后来又传入一些边远地区，特别是巫术气氛较浓的边远落后地区，经过当地民的吸收和利用，最后固定成俗，成为中国众多民俗文化之一。
傩戏于康熙年间在湘西形成后，由沅水进入长江，向各地迅速发展，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和艺术风格。傩戏流行于四川、贵州、安徽贵池、青阳一带以及湖北西部山区。湖南、湖北的傩堂戏吸收了花鼓戏的表演艺术长处，四川、贵州的傩戏吸收了花灯的艺术成分，江西、安徽的傩戏则吸收了徽剧和目连戏的优势。后世傩戏逐渐发展成一种娱乐性的民间舞蹈，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名称，又称鬼舞、跳傩等，也有名之为跳神的。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也逐渐加深。人们思想上的宗教意识相应减少，而娱人庆典的气氛却日益增多，最终将是宗教成分的完全消失，变成纯粹娱人取乐，供人消遣的戏剧。
解放以来，由于破除封建迷信，傩这种文化形态遭到摧毁，只在某些偏僻落后的山区还有所保留。20世纪60~80年代，傩戏一度被禁演。 改革开放后，傩戏得到学术界的重视，成为一门内涵古老的新兴学科，20多年来迅速涌现了一大批研究性、记述性成果，一些省份还依照《中国戏曲志》的编撰体例出版了如《湖南傩戏志》《四川傩戏志》一类的志书，成果十分丰富，并为今后傩文化学科的建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但是，由于资料发掘与成书时间的相对集中，难免在资料整理、认定、梳理、分类方面有所疏漏，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也相对薄弱。按照一门历史文化学科构建的标准来衡量，我国现有傩文化研究呈现出枝叶繁茂、主杆不齐的状况，尚待改进和加强。此外，传统的傩戏演出形式变得罕见，绝大多数傩戏表演已脱离了祭祀仪式，演化为民俗活动、旅游节目中的舞蹈节目或民俗展示，其祭祀性逐渐弱化，为展示性所代替。
进入21世纪，国家对傩文化的发掘、抢救、保护和研究更为重视，各地许多傩文化项目进入国家和省市非遗名录。2006年5月20日，傩戏（武安傩戏、池州傩戏、侗族傩戏、沅陵辰州傩戏、德江傩堂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8年6月7日，傩戏（万载开口傩、仡佬族傩戏、鹤峰傩戏、恩施傩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 2011年5月23日，傩戏（任庄扇鼓傩戏、德安潘公戏、梅山傩戏、荔波布依族傩戏）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4年11月11日，傩戏（临武傩戏、庆坛）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7. 婺源古镇的荣誉成就

婺源古镇获得中国最美的十大古镇称号，并位列第三。
婺源自古文风鼎盛，人杰地灵，是鸿儒朱熹的故里、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的桑梓、著名学者金庸的祖籍地。自宋至清，出进士552人，历朝仕宦2665人，著作3100多部，其中172部入选《四库全书》。傩舞、茶道、抬阁等民间文化艺术绚丽多彩；历代名人遗迹和明清徽派古建遍布乡野。全县有16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1个国家历史文化名村，中国文物保护单位13处，2个古村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8. 邓光华的主要成就

多年来他潜心学问，志不旁骛，执着地在音乐教育和民族音乐学两个领域里辛勤劳作，以继承弘扬民族音乐优秀传统为主线，把两个领域贯通叠合为一个互用互补、相得益彰的整体，取得了今日的成就。在《戏曲研究》以及省内外有关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八十余篇。又作为主笔编写出版了《贵州省中学音乐课本》（六册）《贵州省小学音乐课本》（十二册）及其教学参考书（上下册），近年来还应邀为一些辞书、史志撰稿，除担任《中国民歌集成、贵州土家族分卷》主编外，还为《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词典》、《新中国大事辑要》等撰写十余万字的条目，先后出席国际、国内各种高层次学术会议26次，多次接受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港台学者的采访。1995年以后又分别应邀到汉城，香港等地访问与交流。他是建国以来我国最早从事傩文化研究的著名专家之一，他的《傩坛戏概观》一书是最早介绍和研究傩戏及其音乐的专著。1993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现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教育研究会、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中国傩戏学研究会的理事。贵州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贵州省音乐教育研究会会长。其事迹已被收入《中国音乐家词典》、《中华英才》、《世界名人录》以及英国剑桥人物传记中心出版的《21世纪世界杰出人物辞典》等。

9. 车锡伦的学术成果

一已经出版的专著、合著和参与主编的著作：
◎《中国宝卷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民间信仰与民间文学——车锡伦自选集》，台北，博扬文化事业公司，2009。
◎《靖江宝卷研究》（与陆永峰合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与王见川等合编），影印，大16开，特精装，1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2006。
◎《信仰、教化、娱乐——中国宝卷研究及其它》，台北，学生书局，2002。
◎《中国宝卷总目》（修订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宝卷·弹词》，执笔“宝卷”部分，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
◎《中国宝卷总目》，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
◎《中国宝卷研究论集》，台北，学海出版社，1997。
◎《俗文学丛考》，台北，学海出版社，1995。
◎ 《中国民间文学大辞典》，第一副主编兼歌谣分类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中国精怪故事》（与孙叔瀛合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前后孝行录》（影印汇编，署名唐碧），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彩图儿歌词典》（与蒋静芬合作著文），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
◎《民俗论丛》第一集（与王栋合作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
◎《曲苑》（第二集），主编（未署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曲苑》（第一集），主编（未署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聊斋志异戏曲集》（上、下册，与关德栋联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至六册），项目发起人、编委（本书无主编，不署名），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1983陆续出版。
◎《古代笑话选》（与陈企孟合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
◎《韵辙新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
◎《诗韵常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5。
◎《古代儿歌资料》（与赵师景深联名），上海，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63。
二、参著重要著作的章节：
◎“古代曲艺向近现代曲艺的转化——明代”，《中国曲艺通史》（姜昆、倪锺之主编）第六章（约7·5万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清代说唱文学概述”、“清代说唱文学文献”，《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清代卷》（傅璇宗、蒋寅总主编）上编第六章、下编第四章，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
◎“宝卷”，《中国俗文学概论》（吴同瑞等主编）第七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宣卷与民间信仰”（与方梅合作），《吴越民间信仰民俗》（姜彬主编）第五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三、重要论文
按，“文革”以后，发表论文、调查报告和读书笔等约160余篇，今尚有参考价值者约占1/2，现列出部分文章目录。只注最初发表处，不列转载书、刊。宝卷方面的研究成果，除最近发表者，大都吸收到《中国宝卷研究》一书中；俗文学研究论文大部分在修订、重写中，将编为论文集《中国俗文学研究》。
◎《形成期之宝卷与佛教之忏法、俗讲和“变文”》，载《民族文学研究》，北京，2011年第1期。
◎《“非遗”民间宝卷的范围和宝卷的“秘本”、发掘出版等问题》，载《河南教育学报》，郑州，2011年第1期。
◎ 《读清末蒋玉真编“醒心宝卷”— 兼谈“宣讲”（圣谕、善书）与“宣卷”（宝卷）》，载《文学遗产》，2010年第2期。
◎《新发现的清初南无教“泰山苦海圣母宝卷”》，载《河南教育学院学报》，郑州，2009年第1期。
◎《中国宝卷新论》，载《东亚人文》第一辑，北京，学林出版社出版，2008。◎《对江苏靖江做会讲经和宝卷的调查与研究》，载《河南教育学院学报》，郑州，2008年第4期。
◎《倒喇考论》（与刘水云合作），载《中华文史论丛》，上海，2007年第2辑（总86辑）。
◎《小唱考》，载《中华戏曲》，第35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江苏苏州宣卷和同里宣卷（调查研究报告）》，载《民间文化论坛》，北京，2007年第2期。
◎《江苏山东傩文化区与蒲松龄记述的“巫戏”》，载《河南教育学院学报》，郑州，2007年第1期。
◎《道情考》，载《戏曲研究》，北京， 第70期，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
◎《排除成见偏见，建立学科体系》，刘锡诚主持“民间文学学术史百年回顾”笔谈之一，载《民间文化论坛》，北京，2005年第5期。
◎《明代的佛教宝卷》，载《民俗研究》，济南，2005年第1期。
◎《清宣鼎的“三十六声粉铎图咏”》（与蒋静芬合作），载《戏曲研究》，北京，第66期，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
◎《明代的陶真、盲词、门词与明代弹词》，载《2003年说唱艺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艺术大学中国音乐学系，2003·12，台北。
◎《寒夜捣衣》，载《寻根》，郑州，2003年第2期（总52）。
◎《聊斋俚曲“姑妇曲”“慈悲曲”中的“十样锦”》，《蒲松龄研究》，山东淄博，2002年第3期。
◎《聊斋俚曲曲调的来源》，载《蒲松龄研究》，山东淄博，2002年第2期。
◎《明清教派宝卷中的小曲》，载《汉学研究》，台北，第20卷1期（2002年6月）
◎《“林兰”与赵景深》，载《新文学史料》，北京，2002年第1期（总94）。
◎《宝卷的形成及其演唱形态》，载《燕京学报》，北京，新十一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宋代瓦子中的“说经”与宝卷》，载《书目季刊》，台北，第34卷2期，2000·9。◎《海外收藏的中国宝卷》，载《中华文史论丛》，第6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9。
◎《“泰山道里记”的作者聂鈫—“泰山道里记”研究之二》，《岱宗学刊》，山东泰安，2000年第1期。
◎《江苏靖江农村做会讲经的“醮殿”仪式（调查报告）》（与侯艳珠合作），载《民俗研究》，山东济南，1999年第2期。
◎《泰山“九莲菩萨”“智上菩萨”考》，载《代宗学刊》，山东泰安，1999年第2期。
◎《明清民间宗教与甘肃的念卷和宝卷》，载《敦煌研究》，兰州，1999年第4期（总62）。
◎《说“跳槽”》，载《明道文艺》，台中，1998年第4期（总265）。
◎《江苏靖江农村做会讲经的“破血湖”仪式（调查报告）》（与侯艳珠合作），载《民间宗教》，台北，第四集，1998·12。
◎《江浙吴方言区的宣卷和宝卷》，载《民俗曲艺》，台北，第106期，1997·3。
◎《浙江嘉善下甸乡王家埭村的“赞神歌”（调查报告）》，载《民间宗教》，台北，第三集，1997·12。
◎《清同治江苏查禁“小本唱片目”考述》（摘录部分），载《文献》，北京，1996年第2期。
◎《唐代民间流行歌曲[啰唝曲]及有关的几个问题》，载《扬州师院学报》，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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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寅（楝亭）藏“书史纪原”上的“雪芹校字”》，载《国文天地》，台北，第10卷第3期（总111），1995·8。
◎《中国精怪故事和神、仙、鬼、怪故事系列》（与孙叔瀛合作），载《中国民间文化》，上海，1994年第3期（总15）。
◎《驱蝗神刘猛将的来历和演变》（与周正良合作），载《中国民间文化》，上海，1992年第1期（总5）。
◎《流传八百年的吴歌“月子弯弯照几（九）州”》，载《中国民间文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湾中国民间文学学会、高雄师范大学，1991。
◎《泰山女神的神话、信仰和宗教》，载《泰山研究论丛》第三辑，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
◎《“金瓶梅词话”中的明代宣卷—兼谈“金瓶梅”的作者》，载《明清小说研究》，江苏南京，1990年第3-4期。
◎《江苏南通的“童子戏”和“太平会”（调查报告）》（与金鑫等合作），载《东南文化》，南京，1990年第1期。
◎《浅谈回族的食俗》，载《中国烹饪研究》，扬州，1990年第1期。
◎《江苏靖江的“做会讲经”（调查报告）》，载《民间文艺季刊》，上海，1988年第3期。
◎《“金山宝卷”和白蛇传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民间文艺集刊》，上海，1986年第1期。
◎《浙江嘉善地区的宣卷和赞神歌（调查报告）》（署名唐碧，与金天麟合作），载《曲苑》，第二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小说“胭脂”和“胭脂舄”传奇》，载《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文集》（赵景深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八仙故事的传播和“上中下”八仙》，载《民间文学论坛》，北京，1985年第4期。
◎《蚁穿九曲明珠--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故事》，载《民间文艺集刊》，第六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东台地区董永传说考》，载《扬州师院学报》，1984年第3期。
◎《姚鼐“登泰山记”所述泰山南麓三谷订正》，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济南，1983年第3期。
◎《舅姑·丈人·泰山·岳父--对妻子的父母的称呼》，载《文史知识》，1983年第12期。
◎《浅谈女真族剧作家李直夫的“虎头牌”杂剧》（与袁爱国合作），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呼和浩特，1983年第4期。
◎《被作为神学附庸的中国古代儿歌》，载《扬州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
◎《明清儿歌的搜集和研究概述》，载《民间文艺集刊》第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再谈新诗韵的韵辙划分和编撰问题》，《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济南，1979年第2集。
◎《南戏“拜月亭”的作者和版本》（摘录部分），载《内蒙古大学学报》，呼和浩特，1978年第2期。
◎《新诗韵的韵辙划分问题》，载 《内蒙古大学学报》，呼和浩特，1977年第5期。

10. 关于介绍舞阳县历史贾湖文化和传说故事的作文

从目前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成果看，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从2万年左右开始进入农耕农耕文明阶段，以湖南玉蟾岩遗址为代表，2万年左右开始稻作文明；黄河流域及以北近万年左右进入农耕文明阶段，以河南贾湖舞阳遗址为代表，有距今近9000千年的稻作文明；地中海流域距今约6000～8000千年间进入农耕文明阶段，以两河流域古苏美尔文明和尼罗河流域古埃及文明为代表。世界其它地方进入农耕文明相对晚了许多。目前将我国长江流域所发现的上万年以上的农耕文明遗址一概并入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是一种历史的陈腐观，是西方中心论在作祟，一个地方是否进入有规模的农耕文明是判断其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万年以上的农耕文明分布于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黄河流域及以北并世界其它地方还没有类似的文明的发现，突显人类文明发祥地的龙头作用，这是人类重要的文明发展史实。这些上万年的农耕文明主要有湖南道县玉蟾岩、湖南临澧竹马村、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广东英德牛栏洞、广西桂林甑皮岩、浙江上山遗址、广西邕宁顶蛳山、江苏溧水神仙洞遗址等等。黄河流域及以北上万年的新石器遗址表现出明显农耕文明特点的不多，河北徐水南庄头、河北阳原于家沟、北京东胡林人村、北京怀柔转年和山西吉县柿子滩等遗址可当作新石器遗址的代表。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黄河流域及以北并世界其它地方上万年的新石器遗址尚未进入农耕文明阶段。黄河流域距今90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稻作文明从实际地理位置分析，还是属于长江流域的淮河支，实质还是长江流域向北发展的稻作文明；而河北磁山遗址大量粟的发现，才真正能代表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目前最早上限，距今7000年前。
湖南道县玉蟾岩：距今2.25～1.85万年，目前人类发现的最早的农耕文明遗址，发现了人类最早的栽培稻、陶器和人工编织物等。玉蟾岩原始陶片呈黑褐色，火候低，质地疏松，胎厚近2厘米，夹碳、夹粗砂，陶片内外均饰纹样，似绳纹，但为编织印痕，有清晰的经编与纬编，开了夹碳陶、贴塑法、内外纹饰、编织技术萌芽的先河。玉蟾岩的编织印痕，表明玉蟾岩人已发明了编织技术，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发明了网罟，用来捕捉鸟禽，开启智力。洞前地势平坦开阔，适宜人类生息繁衍。附近类似玉蟾岩的早期遗址还有很多，附近就有三角岩遗存。可见人类起源文明发祥于长江流域决不是孤立偶然，是生生不息。
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时代在距今2～1.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及距今1.4～0.9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两遗址相距约800米，其中吊桶环遗址应为仙人洞居民狩猎的临时性营地和屠宰场。出土遗物有625件石器、318件骨器、26件穿孔蚌器、516件原始陶片，20余片人骨和数以万计的兽骨残片。发现有1.2～1.4万年前的栽培稻植硅石标本。
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距今1.2万年～8000年前，位于英德市云岭镇东南面的狮石山南麓。发现的水稻硅质体是迄今岭南地区所见年代最早的水稻遗存，将岭南地区稻作遗存的年代前推至距今1.2万年左右。陶片表面饰粗绳纹，无编织印痕，内壁加抹，表里呈褐色，厚1.10～2厘米。早期夹碳，晚期不夹碳，只夹砂，纹理不明。
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距今1.2万年～7000年，出土上万件捏制的陶器残片，有专家认为陶器起源与当地人用陶器煮食螺蛳有关。据出土人骨测定，当时的桂林男子平均身高为1.65米，女子为1.56米。他们有卵圆的头、低矮的鼻骨、铲形的门齿，与现代的壮族人、东南亚人极其相似。他们用骨针、葛麻和兽皮缝制衣服，用兽牙、蚌壳作饰品，用赤铁矿粉染色、文身，充满了“野性美”。然而在此繁衍了5000年后，远古的桂林人终于放弃了这个栖息地。7000多年前，地球气候进入了一个温暖潮湿期，高出地面仅1米的甑皮岩变得潮湿多水，这里的先民们走出洞穴，走向平原，利用树木和竹竿搭建了适合南方潮湿天气的干栏式房屋。
浙江浦江上山遗址：长江下游发现的上万年的水稻农耕文明遗址，出土的大量夹碳陶片距今已有1万年左右历史，映证了水稻农耕文明从长江中游向长江下游传播的方向性。
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代表了岭南地区距今10000～6000年的史前文化发展序列，出土距今1万年左右的陶器，形具完整，多达20多件，其数量在广西史前考古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为研究南方史前文明提供了诸多便利；距今8000～7000年的100多座墓葬，在顶蛳山贝丘遗址现已发掘出的400多个古人类遗骸中，有1／3是采用肢解葬的。遗址中出现的南方干栏式建筑形式。
就广西南宁附近，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密集就让人十分吃惊，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或早期的遗址分别有：天窝遗址、那北咀遗址、牛栏石遗址、青龙江遗址、长塘遗址、石船头遗址、凌屋坡遗址、南蛇坡遗址、顶蛳山遗址、灰窑田遗址、长江岭遗址、豹子头遗址、龙颈遗址、青山遗址等。天窝遗址位于原邕宁县长塘乡天窝村东面约2.5公里的邕江南岸一个为“螺蛳山”的台地上；那北咀遗址位于邕宁县伶俐五合那窝村南约2公里的邕江北岸一个称为“那北咀”的台地上；牛栏石遗址位于原邕宁县长塘乡粟屋坡西南面约300米的邕江北岸一个称为“牛栏石”的台地上；青龙江遗址位于原邕宁县长塘乡定西村冲西坡西北面约1公里的青龙江口两侧的台地上；长塘遗址位于原邕宁县长塘乡邕江北岸的长塘火车站东面一个称为“螺蛳山”的台地上；石船头遗址位于原邕宁县良庆乡那黄村北面约3.5公里的邕江两岸一个称为“石船头”的台地上；凌屋坡遗址位于原邕宁县长塘乡五合村凌屋坡南面约50公里的邕江北岸台地上；南蛇坡遗址位于原邕宁县伶俐乡公所南蛇坡西南约1公里的邕江北岸台地上；灰窑田遗址位于南宁市东南面三岸园艺场灰窑田岭下邕江北岸的台地上；长江岭遗址位于南宁市东南面三岸园艺场部约2公里的邕江北岸台地上；豹子头遗址位于南宁东南面柳沙园艺场那坝村西南面约2公里的邕江转弯处的北岸台地上；龙颈遗址位于南宁市西北江西老口街北面约2公里的邕江北岸一个称为“龙颈”的台地上；青山遗址位于南宁市青山园艺场青山脚下邕江东岸的台地上。顶蛳山遗址位于原邕宁县蒲庙镇新新村九碗坡自然村东北约1公里的顶蛳山上，1994年发现，1997年至1999年进行全面发掘，发掘面积1050平方米，共发现三百多座墓葬共四百多具人体骨骼，出土大批磨制石器、蚌器、陶器、骨器等遗物，还发现排列颇有规律的建筑遗迹——柱洞，是广西迄今发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文化内涵较为丰富的一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
林河先生在其《中国巫傩史》一书中详细总结了长江流域农耕文明领先世界的记录：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建筑科技（18000年前临澧竹马村的“高台式土木建筑”工艺）；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管道施工科技（竹马村的拱形密封管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纺织科技（20000年前道县玉蟾岩遗址的植物纤维编织工艺）；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制陶科技（玉蟾岩的陶制食物盛器）；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农业科技（玉蟾岩的水稻人工栽培工艺）；
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灵崇拜（玉蟾岩的“搓草纹”陶器）；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贴塑陶科技（玉蟾岩制陶工艺）；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雕刻科技（彭头山文明的雕刻工艺）；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抛光打磨科技（彭头山文明的精制佩饰）；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开垦了世界上的第一片稻田（彭头山文明的稻田）；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开凿了世界上的第一条灌溉稻田的水沟（彭头山文明的水沟）；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最早吃上了“令人老而不死”的大米饭（彭头山水稻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阴阳观念（彭头山陶器上的阴阳缕孔）；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火灵崇拜（彭头山陶器上的火灵出入孔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日月崇拜（彭头山的日月纹陶器）；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神灵崇拜（彭头山遗址的人形石与鸟形石）；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将稻作文化传播到了全世界（从玉蟾岩到全世界的稻作文化）；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田园生活（两湖平原彭头山文化群）；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象形文字（9000年前的彭头山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双帆棂船制造科技（近8000年的高庙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双身画舫制造科技（高庙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农耕之神（高庙、松溪口、征溪口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农耕祭祀（高庙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彩绘科技（高庙文明的朱彩陶器）；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高层建筑科技（高庙的六层高塔建筑工艺）；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凤凰崇拜（高庙陶纹上的火凤凰图案）；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天圆地方学说（高庙陶纹上的天圆地方图）；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丝织科技（江浙河姆渡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造漆科技（江浙河姆渡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园林科技（江浙河姆渡的盆景工艺）；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最早学会了集市贸易（6000年前的洞庭湖城头山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航运工业（城头山有舵的远航木船）；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建筑科技（城头山的古商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最早让人类享受到了和平的城市生活（城头山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修筑了世界上的第一条城市街巷（城头山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修筑了世界上最早的筑路科技（城头山宽达五米的卵石大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人造运河（城头山通往洞庭湖的护城河）；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桥梁建筑科技（城头山古城的大木桥）；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的第一批商品陶手工作坊（城头山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修筑了世界上最早的通商港口（城头山码头及先秦的支那湾）；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最先发现了澳洲袋鼠和南极企鹅（湖北5000年前石家河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化工科技（西南濮人的丹砂）；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出了世界上最精美的青铜艺术（长沙出土的商周四羊尊）；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失蜡法铸铜尖端科技（长沙商周四羊尊）；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完善的货币体制（楚国的金银铜货币体制）；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普及了世界上最早的计量工具天平、法码与算筹（沅陵春秋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算术九九歌诀》（湖南里耶战国遗址）；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炼钢科技（长沙春秋墓钢剑）；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白口铁铸造科技（长沙春秋墓铁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铁农具铸造科技（长沙春秋墓凹口铁锄）；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彩色帛画（春秋时代两湖平原）；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开辟了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大西南陆海通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开辟了最早的“海上陶瓷之路”（大西南陆海通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开辟了最早的“海上茶叶之路”（大西南陆海通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编写了世界上最早的《旅行指南》（沅陵汉代吴阳侯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编写了世界上最早的《美食谱》（沅陵汉代吴阳侯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各个时期）……太多了，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