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克洛斯生平
古希腊三大史学家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详细介绍:
希罗多德
他是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被人们尊称为“历史之父”。
公元前四百多年，意大利南部的塔林敦海湾岸边高地上，一座新的坟墓面向着大海。经过的人，都会在坟前默默地站立致敬。墓前的石碑上刻着这样的铭文：
“这座坟墓里埋葬着吕克瑟司的儿子希罗多德的骸骨。他是用伊奥尼亚方言写作的历史学家之中最优秀者，他是在多里亚人的国度里长大的，可是为了逃避无法忍受的流言蜚语，他使图里奥伊变成了自己的故乡。”
这位客死异乡的人，是伟大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历史》一书的作者希罗多德，他因《历史》一书得到了人们无比的崇敬。从古罗马时代开始，希罗多德就被尊称为“历史之父”，这个名称也一直沿用到今天。
大约在公元前484年，希罗多德诞生在小亚细亚西南海滨的一座古老的城市。那是古希腊人早年向海外开拓时建立的一座殖民城市。希罗多德的父亲是一个拥有豪富的奴隶主，他的叔父是本地一位著名诗人。希罗多德从小学习勤奋，酷爱史诗。当时，他们城邦的统治者是一个通过阴谋篡夺了政权的家伙。成年后的希罗多德随叔父等人积极参与推翻篡位者的斗争。斗争遭到镇压，他的叔父被杀，他被放逐。后来，篡位统治者被推翻，他一度返回故乡。不久，又再度被迫出走，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
大约从30岁开始，希罗多德开始了一次范围广泛的旅游，向北走到黑海北岸，向南到达埃及最南端，向东至两河流域下游一带，向西抵达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为了维持生活，他还长途行商贩卖物品。每到一地，希罗多德就到历史古迹名胜处浏览凭吊，考察地理环境，了解风土人情，他还喜爱听当地人讲述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他把这一切都记下来，并一直随身带着。
公元前445年前后，希罗多德来到了希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雅典。当时的雅典，经历了希（腊）波（斯）战争，政治经济都获得了高度发展，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学术文化更是称雄于希腊世界。希罗多德感到异常兴奋，他积极参加各种集会和政治文化活动，并很快同政治家伯里克利、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等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一次他写的诗还得了奖。赢得了大家的赞誉。
希罗多德崇拜雅典的民主政治，对于不久前结束的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城邦，在希腊波斯战争中打败奴隶制大国波斯的侵略，十分钦佩，他不停地向有关的人打听战争的各方面情况，收集了很多的历史资料。在伯里克里和友人们的鼓励和支持下，希罗多德决心写一部完整叙述希波战争的历史著作以流传后世，这就是史学名著《历史》，又名《希腊波斯战争史》。
公元前443年春季，雅典人在意大利南部的塔林敦湾沿岸，建立了图里翁城邦，希罗多德跟随雅典移民到了那里，成了这个城邦的公民。他开始将主要精力用来写作《历史》。可惜的是《历史》并没有最终完稿，希罗多德于公元前425年离开了人间。
希罗多德的《历史》在希腊史学史上是第一部堪称为历史的著作。全书按内容基本上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叙述了黑海北岸的西徐亚人、希腊城邦及波斯帝国的历史、地理、民族和风俗习惯等，并记述了希波战争爆发的原因。第二部分，主要记述希波战争的经过和结果，从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举行反对波斯的起义，一直到公元前478前希腊人占领塞斯托斯城为止。后来又有人把全书分成九卷，还根据当时的惯例，用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文学和艺术的九位缪斯女神的名字，给各卷命名，所以这部书有时又被称作《缪斯书》。《历史》内容丰富，非常生动地叙述了西亚、北非以及希腊等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分布、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历史往事、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名胜古迹等，为我们展示了古代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生活图景，宛如古代社会一部小型“网络全书。”希罗多德从史诗、官府档案文献、石刻碑铭和当时多种著作中，获取了很多资料，更多的是利用他亲身游历和实地调查采访所获得的大量资料。《历史》是西方史学上的第一座丰碑，为西方历史编纂学“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希罗多德对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的记叙分析有可取之处。关于希波战争，他谴责波斯远征希腊，说波斯“不应当再贪求任何其他土地，不应当再奴役那些丝毫没有招惹它的人们。”认为波斯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的军队成份太复杂，外加外线作战的困难。雅典之所以获胜，是因为它实行民主政治，每个人都“尽心竭力”为自由而战。
希罗多德推崇希腊，称颂雅典，向往奴隶主民主政治，但并没有对波斯一概否定。他反对的只不过是波斯人入侵希腊的不义之举，反对它的群主制度。因此有时他甚至把波斯描绘成英雄的国度，并对它的文化作了选择和歌颂。
《历史》中首次提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历史》记载，约公元前522年，波斯国内集中商议选择政治形式时，有三派分别主张采用民主政治，贵族政治和君主政治，三种意见，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在激烈的急诊中，一个名欧塔涅斯的波斯人说：“人民的统治的优点首先就在于它的最美好的名声，那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希罗多德比较重视古代东方的文明和它对希腊的影响。《历史》中记载埃及的太阳历比希腊的历法准确；希腊字母是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希腊人使用的日晷最早是由巴比伦人发明的，等等。
《历史》的文学价值也很高，它常常被认为是西方第一部著名的散文作品。希罗多德采用了一种在东方文学中常见的结构形式，即在大故事中套小故事，环环相扣，变化无穷，具有迷人的魅力。他还很善于刻画人物，他笔下的国王、大臣、政治家、学者、士兵等等，大多性格鲜明，形像生动。如第一卷，描绘希腊政治家梭伦和吕底亚王克洛斯相见的对话，鼠目寸光的吕底亚王和聪颖贤达的梭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人物的性格特征表现得惟妙惟肖。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希罗多德的《历史》，许多地方还带有天命论和宿命论色彩，并且其中也夹杂了许多不足为据的神话传说和无稽之谈，但是，他首创了历史著作的体裁，并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其中有些已被近代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或成果所证实。
希罗多德无愧于“历史之父”的光荣称号。
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400／前396年），古代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以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而在西方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于修昔底德的生平，我们所知甚少。那极有限的一点材料，主要来自他自己的著作中偶尔提及自己的地方。此外，还有来自晚后的希腊罗马作家的零星记载。
修昔底德出身于雅典的一个富裕而显贵的家族。他的父亲奥洛鲁斯，与马拉松战役的主要指挥者米太雅德的后辈以及色雷斯的王族都有亲戚关系。他和公元前5世纪中期活跃于雅典政治和社会舞台上的一些头面人物，如客蒙、伯里克利以及另一位修昔底德（麦里西亚斯之子）等，大概都多多少少沾亲带故。修昔底德自己提到，他在色雷斯沿海拥有金矿开采权，在当地居民中有很大影响（Ⅳ．105）。至于他是如何取得这些金矿的，我们无从知晓。但无论如何，这样的家庭背景，无疑为他后来写出名垂千古的史学名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关于他的出生年代，自古就有不同说法。根据修昔底德自己的记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初，他已经开始撰写这部历史著作了（Ⅰ．1）；当时他正当明达之年，能够懂得事物发展的意义了（Ⅴ．26）。显然，这时他已是壮年。修氏于公元前424年担任将军职务，这是一个可靠的年代。按照雅典法律规定，担任此职务者必须年满30岁。根据这一点来推算，他至迟应出生在公元前455年或此前不久。有的学者估计，他可能出生在公元前471~前455年之间；有的学者推算，他大概出生在公元前460~前455年之间。他在青少年时代和雅典的许多贵族子弟一样，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公元5世纪的马赛林努斯提及一个故事，说修昔底德在童年时代，随父亲一起聆听希罗多德朗诵其历史著作时，曾感动得流涕。希罗多德看到这个情况，对他的父亲说：“奥洛鲁斯，你的儿子深受求知欲的感动。”这个故事的细节未尽可信，但从中可以想见希罗多德对修昔底德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而后者对前者的著作颇为熟悉，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从公元前431年战争爆发起，到公元前424年他任将军止这7年间，修昔底德大概一直居住在雅典。他自己说，这时他已经开始搜集有关材料，以撰写这场战争的历史（Ⅰ．1）。他明确指出，公元前430年雅典瘟疫肆虐之时，他自己也染上此病（Ⅱ．48），而当时这种病在希腊其他地方似乎很少流行。他又说到，他的著作中所援引的演说词，有些是他亲自听到的（Ⅰ．22），尤其是伯里克利的演说，他一定是多次听到过的。这也只有住在雅典才有可能。其间，他也有可能住在色雷斯经营他的金矿。公元前424年，他当选为雅典十将军之一（Ⅳ．104）。此前，他可能参加过一些战役，否则不会陡然取得这样高的地位的。这年冬天，斯巴达名将伯拉西达统率远征军，在色雷斯人的协助下，向雅典人在色雷斯地区的战略重镇安菲波里斯发动进攻。此时修昔底德正驻扎在塔索斯。安菲波里斯守将攸克利斯向他求援，他迅即率7艘战舰驰援。然而，当他赶到时，守将已降，安菲波里斯已落入敌手（Ⅳ．106）。显然，安菲波里斯的失陷，责任不在修昔底德。可是，在雅典，有人诬陷修氏，说他有通敌之嫌，雅典民众因此议决把他放逐。在此后蒙冤受辱的20年里，他充分利用闲暇时间，在希腊世界，特别是在那些敌对国家广泛游历，收集到多方面的史料（Ⅴ．26）。其间他一定经常前往伯罗奔尼撒各地以及西西里进行实地考察，尤其注意考察那些发生过重大战役的地方。雅典和阿尔哥斯、曼丁尼亚以及爱利斯所签订条约的内容（Ⅴ．47），可能就是他亲自从奥林匹亚的石柱上抄录下来的铭文，因为他的著作中记载与考古发掘出来的铭文内容基本相同。关于曼丁尼亚战役的史料（Ⅴ．69~74），则完全是从伯罗奔尼撒方面得来的。他肯定去过西西里，否则在描述西西里的战事时，他对于西西里的地形不会如此熟悉；关于雅典人在西西里惨败的情况，他是从雅典的俘虏口中得来的。
修昔底德在流亡20年后重返雅典（Ⅴ．26），并且知道公元前404年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长城被拆毁一事（Ⅰ．93）。他对公元前396年以后的事情全未提及，但提到死于公元前399年马其顿国王的改革（Ⅱ．100），因此，大约在公元前400到前396年之间，他未能按计划完成其著作而猝然死去。
修昔底德的这部著作是世界历史文库中的一部杰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整个结构合理、紧凑，文字简洁、流畅、生动，富有哲理和感染力，显示了作者出色的史才和良好的文化素养。全书被后世学者分为8卷，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史事，各卷之间保持着必然的联系。第一卷开头有一个序言，阐明作者的写作动机、方法，接着勾勒了战前希腊历史的轮廓，追溯了雅典人与拉栖代梦人之间矛盾的发展过程；第二、三、四卷至第五卷第24节，记载战争的前10年（所谓“阿奇达姆斯战争”），即自战争爆发至“尼基阿斯和约”的签订；第五卷第25~116节叙述“尼基阿斯和约”的签订至西西里远征，即所谓“和平”时期的史事；第六、七两卷叙述西西里远征始末；第八卷叙述战争最后阶段，即狄凯里亚战争和伊奥尼亚战争。按修昔底德自己的计划，他的历史著作将一直写到公元前404年雅典长城被拆毁和比雷埃夫斯港被占领为止。但是他的著作只写到公元前411年冬天，就突然中断了，最后一句话也是不完整的（《Ⅷ．109》，说明他的著作尚未完成。
修昔底德生活的时代，是他的祖国雅典盛极而衰的时代。波斯战争以后，尤其是公元前5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雅典利用其强大的海上势力控制了东地中海地区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把原提洛同盟诸邦逐步降至附属国的地位，雅典与原同盟者的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形成古代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海上霸国——雅典帝国。从此，雅典国家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已由阿提卡半岛的蕞尔小邦一跃成为地跨欧亚、囊括爱琴海的泱泱大国，焕然一新的雅典城成了东地中海地区政治、经济、海陆交通和文化中心，成了“希腊的学校”。雅典人对包括奴隶在内的原提洛同盟诸邦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是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兵源充足的最根本的原因。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成人的修昔底德，作为统治阶级上层的一员，作为雅典对外侵略扩张战争的实实在在的受益者，对此自然有着深刻的体会。在思想文化领域，希腊朴素的唯物论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们不懈的探索，人本主义思潮的流行，如德漠克利特的“原子论”，希波克拉特斯的医学成就，普罗塔哥拉斯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希罗多德的历史研究成果，以及演说术、诡辩术开始盛行，悲剧、喜剧频频上演……这一切，都不能不给修昔底德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治学方法以深刻的影响。雅典民主政治为人才荟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修昔底德的史学成就达到了希腊古典史学的顶峰。
色诺芬
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44—354)，古代希腊的历史学家、军事家和政论家。
关于色诺芬的生平，我们除了根据他本人著作中的叙述，主要依靠生活在罗马帝国时期的一些作家的记载。由于资料不足，许多涉及具体年代的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其中有关他的政治活动，也有关他的著作的写作时间。而对于他出生的年代，现在学术界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如果我们暂时撇开年代学问题不谈。那末，对于色诺芬一生的主要经历我们是清楚的。
色诺芬出身于雅典的贵族家庭，父亲名叫格吕洛斯。他受过多方面的良好教育，熟悉军事和骑术，曾经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有材料说，他参加过公元前424年雅典与邻国的一次战役，据此推算，这时他至少已有20岁。在雅典，18—20岁的青年要在国内的守备部队服役两年，年满20岁才能出国作战。公元前420年，在泛雅典娜节期间，他曾和苏格拉底一起到著名富豪卡里阿斯家作客。色诺芬在政治上倾向于贵族派，反对雅典民主制，赞赏斯巴达的贵族政体。
公元前401年波斯发生内讧，国王阿塔薛西斯的弟弟小居鲁士在小亚细亚起兵，企图夺取王位。斯巴达人支持小居鲁士，为他提供了大批希腊雇佣军。色诺芬经友人介绍，参加了这支军队。他在自己写的《远征记》一书中详细叙述了这次征战的经过。小居鲁士率领希腊雇佣军在内的军队横穿小亚细亚，到达巴比伦城附近的库纳克萨。居鲁士本人在这里阵亡。失去雇主的希腊雇佣军在他们选举的首领的领导下向希腊撤退。退却过程中，由于先前的几位首领被波斯人诱杀，色诺芬便当选为这支军队的主要首领之一。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领导才能，克服了缺乏给养和敌军袭击的重重困难，终于在公元前400年底把几千名雇佣兵带回欧洲。在这支希腊军队沿黑海南岸行军的过程中，色诺芬两度乘军队长期等待渡船的机会，提出就地建立新城安居下来的主张，均遭否决。主要原因是大多数希腊雇佣兵希望回家。当色诺芬及其率领军队在拜占庭逗留期间，当地斯巴达驻军的首脑曾企图逮捕他，把他交给波斯人的小亚细亚总督。
鉴于这种情况，在公元前400年冬天，色诺芬投靠了色雷斯国王塞于特斯，并帮助他进行内战。按照两人之间的协议，如果斯巴达人继续追捕色诺芬，塞于特斯将保护他。此外，塞于特斯应当划出一块地方交色诺芬治理。但是当塞于特斯借色诺芬之助战胜了敌手之后，他却食言。这时，色诺芬打算回雅典，因希腊雇佣兵固请，他又率领他们到小亚细亚去为斯巴达人效力。这时，斯巴达人正在和波斯人打仗。
斯巴达人没有及时向雇佣兵支付薪金，色诺芬便靠抢劫富户为生。
公元前396年，斯巴达国王阿格西拉于斯奉命到小亚细亚领导斯巴达军队和波斯人作战。色诺芬很快就成了他的朋友，可能是指挥一支雇佣军为其服役，也可能是担任他的幕僚。总之，与阿格西拉于斯之间的友谊，对于色诺芬的政治生涯影响巨大。
在科林斯战争(公元前395—38s年)期间，色诺芬和斯巴达人一起参加了反对雅典的战役。为此，雅典公民大会通过决议，将色诺芬流放。相反，斯巴达人却因他的忠诚而对他加以奖赏。
因色诺芬的功绩，斯巴达赏赐给他一块位于奥林匹亚附近的斯基洛斯的地产。从此色诺芬的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关于他在斯基洛斯的具体生活情况缺乏可靠的材料。根据大多数学者的意见，这一时期是色诺芬生活最平静的时期，也是他写作最多的时期。《居鲁士的教育》、《远征记》等，可能都是在这个时写的。
在斯基洛斯，除了斯巴达人给他的一份地产，色诺芬自己还购得一块地。关于这块地的由来，值得说两句。希腊雇佣兵在黑海南岸某处曾分发出卖俘虏所得的钱款，他们将应分款项总数的十分之一提出，交当时的几位首领保管，并由他们负责奉献给阿波罗和阿尔特米斯两位神。色诺芬作为首领之一，也得到一份。色诺芬将这笔款子的一半送到德尔斐，存放在那里的雅典圣库中，奉献给阿波罗。另外一半，他存放在以弗所的阿尔特米斯庙的住持手中。在他定居斯基洛斯之后，他又取回这笔款，买了—块地，名为奉献给女神阿尔特米斯，实际全部收入由他支配。只是每年他将这块地上收获物的十分之一拿出来祭神。
在斯基洛斯，色诺芬过的是大奴隶主的生活，有很多奴隶专替他耕作。斯巴达人有时专门送一些战俘奴隶给他，供他使用。从他的著作《家政论》来看，他有经营大地产的实际经验。这些经验也许就是在这里得到的。他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与斯巴达的权贵保持密切的联系。
公元前37l年，斯巴达和底比斯之间爆发战争，斯巴达战败。斯基洛斯重新归入其原有主人埃利斯的版图。色诺芬失掉家产后前往科林斯居住，直到老死。
在色诺芬定居科林斯期间，希腊的政局又发生了变化。雅典和斯巴达联合起来对付称雄一时的底比斯。色诺芬的两个儿子都参加了反底比斯的战争，其中一人阵亡。于是，雅典公民大会场过决议，废除了以前关于放逐色诺芬的决定。在这之后，色诺芬虽然有时短期回雅典看一看，但是主要住在科林斯从事著述。他的一系列著作，例如《希腊历史》、《论骑兵司令的职责》、《论骑术》、《阿格西拉于斯》、《论雅典的收入》等，都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
色诺芬生活在政局剧烈变化的时代，有丰富的多方面的生活经历，博学多才，是古希腊著名的多产作家。他的作品，文字简练，词汇丰富，提供了有关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大量材料，是研究古希腊历史的人必读的著作。
使色诺芬负有盛名的著作，首推《远征记》这部书，现在分为7章。据说是匿名出版的。学者们推测，这部著作是色诺芬根据自己在行军过程中作的记录整理而成的。由于写的是亲身经历，广泛涉及希腊雇佣兵生活的各个方面，记录了沿途的地理景物和见闻，所以历来为史学家所重视。书中对色诺芬本人在征战中的作用虽然有所夸大，但总的说来，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远征记》内容丰富，文字生动，是学习古希腊文的人必读的书。
《希腊历史》也分为7章，叙述公元前411年至362年的事件。色诺芬希望这本书成为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撤战争史》的助续篇。实际上，就文体与见解而论，它都与修昔底德的著作不同。书中的叙述，明显地具有亲斯巴达的倾向。色诺芬着意描写了三十僭主政府中的两位主要人物——克利提阿斯和特拉麦涅斯以及恢复雅典民主政治制度的历史。他同情特拉麦涅斯，不惜笔墨地刻画了一心要把特拉麦涅斯置于死地的克利提阿斯的卑鄙和不择手段。他通过夸大阿格西拉于斯的作用，以及采取有意回避某些事情的手法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色诺芬有一组涉及苏格拉底的著作，其中包括《回忆录》、《苏格拉底的辩护》、《宴会篇》和《家政论》。在这些作品中，既有色诺芬对苏格拉底生平事迹的记述，也有很多是他借题发挥，阐述自己的哲学和政治观点的地方。关于怎样培养适应实际生活需要的人才以及他们应该具备什么品质等问题，他发表了一系列见解。
《居鲁士的教育》是一部抒发政见的历史小说。色诺芬用描写波斯帝国的开国君主居鲁士所受的良好教育，来说明政治家的训练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在这部历史小说中，他使居鲁士成为自己理想的国王的体现者，把自己赞赏的斯巴达的教育方法搬到了波斯。书中提供了关于军事方面的许多实际知识，例如，武器的种类，兵力的布置，进攻和退却的策略，等等。书中也不乏对一系列人物的生动刻画。
《斯巴达的政治制度》一文，对斯巴达的政治制度极力加以美化，对斯巴达的教育制度备加推崇。他认为斯巴达的立法制度是最好的，而其基础是能够在公民身上培养一系列他认为值得赞美的品质——克制、勇敢、善于服从和指挥，等等。
色诺芬在《论雅典的收入》一文中，列举了一些具体事实，论证改善雅典财政状况的办法。他建议由国家出钱购买一批奴隶，用以从事银矿的采掘。
在《阿格西拉于斯》一文中，色诺芬对他的亡友备加称赞，显然言过其实。他赞扬阿格西拉于斯具有种种优秀品德：虔敬神明，忠诚待友，对祖国无限忠诚，对下属宽厚仁慈，作战时身先士卒，生活质朴勤谨。
《论骑兵司令的职责》、《论骑术》、《论借猎犬之助进行狩猎》等篇，表明色诺芬在关于驯马、组织骑兵和打猎方面有广博的实际知识。
从上面所列色诺芬著作的简略介绍中可以看出，他的兴趣是非常广泛的。但是他缺乏深刻的思想。对于色诺芬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古今学者没有一致的意见。由于他政治观点有所偏颇，所爱者着意渲染，所恶者避而不谈，我们对于他提供的材料必须进行认真的分析。
2. 《我的太阳》(卡普罗词卡普阿曲)有什么特点
这首歌是意大利作曲家卡普阿(1864—1917)的杰作。曲调优美、情绪明朗，有着浓郁的那不勒斯风味。由于它能较好地发挥男高音音色，多年来，已成为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最喜爱演唱的歌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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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介绍2本伟人传记
《拿破仑》是享誉世界的德国传记大师埃米尔·路德维希的代表作，是拿破仑传记中的经典作品之一。它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将史实与心理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第二，具有较强的文学性。该书1925年首版后，很快由Eden and Cedar Paul译成英文，该英译本在1927年美国“非虚构类畅销书排行榜”上位列第二。
张居正，是明万历年间曾因厉行改革而彪炳史册的一位传奇人物。其主事时声势显赫，但隆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
主要有：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熊召政的《张居正传》.
熊书曾获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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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古希腊思想家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哪几个方面他们对经济学理论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古希腊文明是一个灿烂的文明。但在经济管理学方面, 古希腊人的系统论述却不多, 但却不能据此否认古希腊经济管理思想的存在性。本文主要对古典和马其顿时期古希腊民众的经济管理思想进行论述。
“希腊文明是一个失落的文明。它的消逝已去我们生活的时代两千余年。但创造者以其特出的理性和智慧建构起来的巍峨宏阔的文化大厦, 至今仍令世人惊叹不已! ”在这个巍峨的文化大厦中, 古代希腊民族在文学、戏剧、雕塑、建筑、哲学、史学、科学技术等方面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其杰作至今还继续给我们以艺术的享受; 但在经济管理方面, 古希腊人的系统论述却少而又少,这不能不说是希腊文明的一大遗憾。据此, 近现代有些学者认为古希腊根本不存在经济思想。
这种观点以波兰依、芬利、熊彼得等为代表, 尤其是芬利曾指出: 色诺芬在其著作中“没有一句话能够表达出经济原理或进行经济分析, 也没有生产效率、理性选择、农作物市场化等有关内容的描述”; 同样, 在亚里斯多德的论述中, 他认为“即使经济分析的蛛丝马迹也难以找到”。另外, 更早一些的经济学家熊彼得在其《经济分析史》的脚注中也认同此类观点。在他们眼中, 这些古希腊思想家都没有涉猎经济思想的研究, 更何况普通民众乎?而“其他一些学者, 比如史德克、康德、高登、朗后姆、洛瑞、麦克、思德瑞斯、西德克等, 则认为古希腊经济思想不仅存在, 而且富有价值, 既能解释古代的经济关系, 也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有关”。
我认同后一观点, 作为人, 他要吃、穿、用; 而要消费, 必先生产; 生产出产品之后, 要考虑分配的问题; 当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交换也就应运而生。因而, 古代社会的人们为了生存就要开始思考最初的经济问题, 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有些通过文献和作品等方式存留下来, 有些则被时间冲刷地荡然无存。但我们仍可通过当时的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窥视出其背后潜藏的经济思想。
在目前所涉及到的相关资料中, 只有几篇是有关古希腊经济思想的, 但都集中于精英思想。比如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安妮·曹的2003 年的学位论文《试析亚里斯多德的思想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影响》, 另外一篇是考文垂大学经济系的教授乔治·派托克勒斯在“全球贸易和经济概览”1999 年第一卷发表的《希腊人对西方经济思想之贡献》, 还有其他学者的作品, 也都集中于精英的经济思想, 对于民众的经济思想没有涉猎, 更谈不上民众的经济管理思想。所以,到目前为止, 在西方学术界, 还没有一篇系统地探讨从古希腊某个历史时期或整个历史时期的有关普通民众经济管理思想的文章。在国内学术界, 也有一些学者涉足古希腊经济思想的研究, 但都集中于色诺芬、亚里斯多德等精英思想的研究, 这与国外的研究现状是基本相同的。而笔者在本文中, 则主要试图探讨古典和马其顿时期的希腊民众的经济管理思想。
在古典和马其顿时期的希腊, 尽管生产的规模已经有所扩大,但生产的基本组织仍然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作为社会单元的家庭与作为经济单元的企业是合二为一的, 手工业作坊、店铺、商号和农场同时也是家庭所在地。色诺芬的《家政学》同时也是经济管理之学。这种不妨称之为“家庭经济”的形式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普遍特征,中世纪也是如此。但是, 希腊经济是没有行会束缚的, 是自由的“家庭经济”, 这是它与中世纪的明显不同。在希腊, “一个完整的家庭应
包括奴隶和自由人家庭的最主要的和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是主人和奴隶, 丈夫和妻子, 父亲和孩子。”这段时期, 奴隶已成为希腊社会的重要经济承担者, 其地位和作用可从伪亚里斯多德的描述中窥见一斑, 他认为: “在财产当中, 第一位的、最必要的、最好的和最易控制的是人。因此, 首先获得好的奴隶, 而在奴隶当中, 又分为两类: 监工和劳动者。”基于此, 再加上当时的奴隶价格低廉, 所以奴隶的数量肯定要远远超过自由人。由于这次统计发生在奴隶制全盛时期的马其顿帝国时代, 因而奴隶数目要远远多于正常的城邦时代, 自由人则可能少于正常时期。因此, 以雅典来说, 每个自由人平均拥有大约13 个奴隶的比例肯定要比平时高许多。但一个拥有至少3 个奴隶的诉讼当事人在法庭里尚自称资产卑微, 据此推定普通人的奴隶不会少于4 到5 名,如果再考虑到动辄拥奴以千、百计的尼西阿、希珀尼库斯、菲勒墨尼达斯之流, 则平均下来, 每个自由人拥有6 到7 名奴隶应当是较为合理的推测, 以4 万自由民( 公民、外侨) 计算, 奴隶总数当为24 到28 万之间。由上可见, 奴隶制度已经成为决定希腊社会形态的主导性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 而且, 它的扩张还导致其他依附形式, 包括租佃制、雇佣制、保护人制度以及收养制的萎缩, 尤其是后两种形式已基本消失。因而, 自由人与奴隶之间的经济关系则是笔者探讨的主要内容。
在采矿业, 尽管奴隶受到最为严重的摧残和剥削, 但这不是社会的主流;在其他行业, 奴隶除了没有政治权利和军事权利, 其他权利, 如果跟其他奴隶制社会比起来, 应该说与自由人没有什么不同,基本上是可以称为平等的。就此而言, 它真正体现了希腊民众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智慧。在当时的历史时期, 这是古希腊的一种主流思想。
所谓“以人为本”, 即人本主义, 是指一种思想态度, 它认为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是以人为中心的一种世界观, 强调的是人的价值, 要求尊重个人的独立人格、正当权益和尊严, 以人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作为追求的理想; 反映在经济管理方面, 就是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在经济司法领域方面,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在实际经济生活中, 尽管奴隶常被物化为生产工具, 但他们可以购买人身自由, 说明奴隶在希腊民众的心目中具有潜在的人格; 而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商业纠纷中,他们甚至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这样的奴隶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已与自由人难分彼此了。在经济司法领域, 就一般的奴隶而言( 不包括矿工奴隶) , 如果跟其他奴隶制社会比起来, 他们与自由人大致是可以称为平等的。这种在经济司法领域的平等则说明, 绝大多数普通民众, 不仅意识到奴隶的人格问题, 而且还通过法律的形式给予保障。它真正体现了希腊民众的人本主义情怀。
其二, 在工商业的生产和经营方面, 给予奴隶相当的自主权和适当的利润分成, 甚至许以人身自由的前景。比如, 在商业和银行业,其职员则几乎是清一色有技能的奴隶, 包括银行经纪人这一类职务。至于如何经营, 则是奴隶的事情, 主人并不进行过多干涉。当奴隶闲置时, 他们常被租出去赚钱, 或者让他们自谋职业, 做家外奴,
只要缴足贡金, 主人并不干预他们的事情。有时还给奴隶一定析产,让他们开作坊、立商号、办钱庄, 成为企业扩大的一种特殊方式。这种从经济上给予适当利润分成的做法, 体现了把人作为“经济人”的管理思想; 许以人身自由更是“社会人”管理思想的一种反映; 给予奴隶相当的自主权、对不同类型的奴隶安排不同的工作, 这恰恰也是“复杂人”管理思想的早期实践。
其三, 在农业经济生活领域, 也反映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在古希腊, 基本生产单位是家庭, 男主人在经济方面的职责就是“如何挑选、培训管家和工人, 如何使他们始终忠顺而愉快地工作。”在这种家庭组织中, 一般来说, 最主要的直接管理人仍然是女主人, 为调动女主人的积极性, 男主人往往会告诉女主人: 之所以“选择了她和她的家庭, 是将她当作最合适的伴侣, 为他管好他们的家”, “将他赚来的一切安排得最为合理合意”。“另外, 还有一种职责, 可能会让年轻的妻子更加难以接受, 那就是照看生病的奴隶。但是, 这位年轻夫人的回答, 使他的忧虑一扫而空。‘这是最令人愉快的工作’, 她说道, ‘因为那些受到悉心照顾的人就可能会心存感激, 并会比以前更加喜爱我, ’”因而也就会更加忠顺而愉快的工作。二千多年前的希腊普通民众, 就人本管理思想而言, 毫无疑问可以跨越时空与现代的日本管理人员进行经济管理思想方面的深层次对话, 并能达成基本的一致, 即人不仅仅是“经济人”, 也是“社会人”。这位普普通通的希腊农家妇女不仅意识到人有经济需求, 还有社会需求, 人不仅仅为利而活着, 他更需要社会的尊重, 也渴望社会的归属感。所以, 在古希腊, 奴隶与主人共同劳动, 同桌而食, 同屋而居, 甚至在称呼上也被虚拟为家庭之一员, 这是常有的事。在这种朝夕相处中, 培养出了一种超越地位与身份界限的同类间的感情。这种普遍存在于主奴之间的合作关系保证了奴隶处境的优化, 也使得奴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以增强, 生产效率得以提高, 而作为主人, 也得到了最大利润的回报。
因而, 在雅典, 尽管时当古代, 却经常展现主奴关系较为人道和文明的一面, 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领域无不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智慧。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代, 奴隶只是主人的财产, 更是一种活工具, 但为什么却在古希腊的大多数城邦的经济领域得到如此高的礼遇, 原因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古希腊城邦的经济性质要求劳动者有较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由于古希腊的自然条件所限, 因而古希腊的农业主要是以葡萄、橄榄种植为主, 而葡萄、橄榄的种植、培养以及葡萄酒、橄榄油的加工都是一种较为精细的工作( 与谷物相比) 。劳动者认真也好, 不认真也好, 劳动效果的优劣在短时间内很难被管理者发觉, 这就要求主人( 管理者) 必须给予较为宽松的环境, 使其从内心里愿意为主人劳动。对雅典的手工作坊来说, 有责任心和主动精神的雇佣工人显然更为合适; 象银行、商号的经纪人和代理人一类职务, 更不是消极的工具意义上的奴隶所能胜任的。当这些本应由自由人充实的岗位, 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而不得不由奴隶充任时, 奴隶便不得不同时具备自由劳动者的某些特征, 不得不被赋予某些基本的权利和自由。
第二, 由于雅典地产的普遍细小, 奴隶主占有的奴隶相对分散, 数量较少, 相比较集中的大规模的奴隶而言, 强迫劳动的成本较高, 因而希腊民众没有必要采用强迫劳动的方式, 善待奴隶也就成为他们获取利润的最佳方式。
第三, 古希腊人的民族特征也对古希腊的人本管理思想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公元前8- 6 世纪, 古希腊人就是利用所具备的航海条件, 向海外进行了大规模的殖民运动。一方面, 大殖民时代使东西方文明发生了剧烈的碰撞, 并因此发生了深刻的契合, 并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 吸纳异域的文化精髓, 为古希腊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他们对人以及人与自然界关系的认识, 使他们感到人并不完全是大自然的从属物, 人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向自然界索取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这就铸成了他们特殊的文化心理, 不满足于既有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积极探索自然的奥秘, 征服自然, 创造崭新的生活。
第四, 古希腊人本主义哲学的发展也对古希腊民众的管理思想的形成、蔓延产生重要影响。众所周知,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即源于此。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 “人是万物的尺度, 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 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尽管这是一种以人为本位的主观唯心主义, 但它的意义却是深刻的,它表达了希腊人对自我的肯定, 因而被认为是人本主义的最早宣言。苏格拉底则进一步宣布: 作为思维者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同时他也开始了对人自身的反省, “人应当知道自己无知” 的深刻反思和“认识你自己”的反躬自问, 表现了苏格拉底突出强调个人内心理智的确信。虽然他的基点是唯心主义的, 但他在确认人的理性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当希腊已相继受到马其顿和罗马统治时, 希腊人已不再具有那种关心政治和国家的热情, 不再从整体中看自我; 相反,“由于被剥夺了独立性和破碎的政治生活不再唤起虔诚, 每个人在内心深处深深感到只有依靠自己”。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指导思想, 伊壁鸠鲁派、斯多噶派和怀疑派应运而生。在个体与整体的分离中, 它对人的本性等问题做了三个不同向度的探究,即“自我的个体性”、“自我的普遍性”和“自我的差异性”, 从而大大深化了人类的自我认识。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 古希腊民众能够把人看得高于一切, 重视人的能动作用( 人是万物的尺度) , 做到了尊重奴隶的潜在人格, 最大限度地发挥奴隶的积极作用, 不仅运用了“经济人”、“社会人”( “自我的普遍性”) 的调控手段, 还运用了“复杂人”( “自我的个体性”、“自我的差异性”) 等现代人还在研究的高级管理手段, 从而把人本管理思想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因而, 在奴隶制生产条件下, 尽管奴隶常被物化为生产工具, 但那也只是适用于军事和政治领域。即使在这两个领域也不是绝对的, 他们可以充当雅典的警察和低级办事人员, 有时也作为后勤和辅助人员同主人一起上战场。所以, “有些人基于道德或经济上的人本主义, 对于此种蓄奴的古老制度曾有所顾忌。普通民众在经济领域对待奴隶, 往往以人为本。人道主义的情感以哲学副产品的方式兴起了”, 而哲学的兴起又会影响到更多的希腊民众, 因此, 到了“大希腊时代的末期, 释放奴隶的情形有显著的增加”, 这个时代的世界主义也使人忽略了种族界限。
综上所述, 由于古希腊的产业性质, 地产的相对狭小, 人本主义哲学的兴起及古希腊人的民族特性等因素的影响, 希腊民众在思想上往往非常重视以人为本的管理智慧, 并把它应用于实际的经济生活领域。它的成果之一便是今天所见到的希腊建筑和工艺品的精美绝伦, 让人很难想象, 它们大都出自希腊奴隶之手。
古希腊的人本思想, 在漫长的中世纪里, 被宗教神学视为异端,受到残酷的扼杀。直到文艺复兴时代才得以复生, 并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因而, 现代西方管理思想起源于古希腊时期, 这是无庸置疑的。首先, 二者的发展过程极为相似, 都经历了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的演变过程, 但程度不同; 其次, 发展的最终目的都是逐渐地向人性回归, 但人性的内涵不同, 现代西方管理思想所探讨的人性内涵更为丰富。但有些经济学者却认为“西方管理思想萌芽于文艺复兴时期”, 这未免有些学术上的近视眼现象, 并未对历史, 尤其是古代、中世纪作深入的探讨。还是让我们重温多年前顾准先生留下的这段文字吧: “欧洲文明的传统, 离不开希腊。希腊的社会经济类型、希腊思想, 被罗马几乎全盘继承。谁都承认, 文艺复兴是世界近代化, 亦即资本主义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外国人承认这一点, 随而肯定, 迄今的西欧文明可以名之曰希腊罗马文明。中国人也承认这一点, 可是他们目光所及, 以中世纪为限, 不再上溯到希腊罗马时代。种种误会, 可以说大部分由之而起。”确切地说, 西方管理思想应当是萌芽于古希腊时期, 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 得益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 发展于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期, 成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即20 世纪70 年代末到80 年代初这段时期。由于“20 世纪70 年代以后日本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在国际竞争中使欧美企业连连败北, 使得西方企业界和管理界开始对西方的管理思想进行了深入地思考, 从而形成了许多不同观点的管理思想, 企图为西方的企业找出一种灵丹妙药。”所以, “进入20 世纪80 年代后, 西方新的管理思想也正在形成而且处于不断的演化之中。在这种演化过程中表现出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西方的现代管理思想明显地向人性回归, 对于人的研究大大地加强了。”这种演化过程与古希腊的演化过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不是历史的巧合, 而是历史的必然, 因为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 历史是不能被割断的,正如列所说: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 也就是说, 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 , 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 近似于螺旋的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