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你笑了电视中的遗言是什么
徐贞伊的爷爷的遗言是:
把宇阳股份的百分之五十给江万福
江万福的遗言是:
把汽车重心的一半财产分给徐正吉
不过到最后徐正吉没要,江万福也没去世
㈡ 古代中国皇帝和外国皇帝的区别
世界上其他统治者的权力都没有中国皇帝这样绝对、彻底、无所不及。与中国皇帝比起来,西方君主们的荣耀其实十分可疑。中国的皇帝头上只有一个虚幻的“天”,其他的一切都在他的脚下,而西方的君主头上顶着三座大山。
第一座是教皇。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曾在11世纪命令道:“所有的君主都必须亲吻教皇的脚。”欧洲的君主登基之时,要向教皇行效忠之礼,然后由后者为他戴上王冠。在中国,皇帝既是“万民之君”,又是“圣人”;既是凡人,又是“天子”;既管理政务,又垄断意识形态,拥有“教化”百姓的天然权力。在欧洲,国王和皇帝们只能掌握有限的世俗权力,却无权染指臣民的精神世界,意识形态和教育是教士们的领地。
第二座大山是法律。在中国,皇帝的话就是法律,而欧洲人明确宣布:“国王在万人之上而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国家本身并不能创造或制定法律,当然也不能够废除法律或违反法律。”因为法律的保护,一个穷人可以得意洋洋地宣布,他不欢迎国王进入他的房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第三座大山是贵族的约束。在中国,“君”与“臣”一个是天一个是地,而英语里的“King”,除了“国王”之意外,还表示“大的”、“主要的”。事实上,英国的贵族一直认为国王是自己队伍中的一员、“贵族中的第一人”。国王本身不过是最大的贵族而已,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他与其他贵族主要是朋友关系。他的那些哥们儿一不高兴,就可以联合起来,把他颠覆下王位,所以他不得不处处讨好他们,尽量考虑他们的利益。
㈢ 关于划拨土地使用权价格。。
《关于加强土地资产管理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土资发〔1999〕433号)提出:
“土地资产处置时,要考虑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平均取得和开发投入成本,合理确定土地作价水平。采用授权经营、作价出资(入股)方式处置土地资产的,按政府应收取的土地出让金额计作国家资本金或股本金”。
《关于改革土地估价结果确认和土地资产处置审批办法的通知》(国土资发[2001]44号)规定:
“明确企业的国有划拨土地权益”。
“划拨土地设定抵押权时,划拨土地使用权价格可作为使用者的权益,计入抵押标的。”“划拨土地经批准可以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价格部分可计为转让方的合法权益。”
“依据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平均取得和开发成本,评定划拨土地使用权价格,作为原土地使用者的权益,计入企业资产。”
“划拨土地需要转为有偿使用土地的,应按出让土地使用权价格与划拨土地使用权价格差额部分核算出让金,并以此计算租金或增加国家资本金、国家股本金。“
(3)让渡予转让扩展阅读:
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程序:
申请
交易双方提出转让、受让申请交易当事人申请办理转让手续同时,还应提供转让协议、土地使用证、宗地界址点图、建筑物产权证明、法人资格证明,委托书、身份证明等资料。
受理和审查
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受理申请后,应当依据相关规定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就申请地块的土地用途等征询规划管理部门意见。经审查,申请地块用途符合规划,并且符合办理协议出让手续条件的,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地价评估,确定应缴纳的土地出让金额,拟订协议出让方案。
地价评估
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对申请转让地块的出让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和划拨土地使用权权益价格进行评估,估价基准期日为拟出让时点。
确定出让金,拟订出让方案
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调决策机构应当根据土地估价结果、产业政策和土地市场情况等,集体决策、综合确定办理出让手续时应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额,并拟订协议出让方案。应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额应当按下式核定:
(1)转让后不改变用途等土地使用条件的:应缴纳的土地出让金=拟出让时的出让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拟出让时的划拨土地使用权权益价格
(2)转让后改变用途等土地使用条件的:应缴纳的土地出让金=拟出让时的新土地使用条件下出让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拟出让时的原土地使用条件下划拨土地使用权权益价格
方案报批,发出准予转让通知书
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将协议出让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审批。协议出让方案批准后,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向申请人发出《划拨土地使用权准予转让通知书》。
通知书内容包括:准予转让的标的、原土地使用权人、转让确定受让人的要求、受让人的权利、义务、应缴纳的土地出让金等。
公开交易
取得《划拨土地使用权准予转让通知书》的申请人,应当将拟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在土地有形市场等场所公开交易,确定受让人和成交价款。
签订转让合同
通过公开交易确定受让方和成交价款后,转让人应当与受让人签订转让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明确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款。
办理出让手续
受让人应在达成交易后10日内,持转让合同、原土地使用证、准予转让通知书、转让方和受让方的身份证明材料等,向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出让手续。
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批准的协议出让方案、公开交易情况等,依法收回原土地使用权人的划拨决定书,注销土地登记,收回原土地证书,与受让方签订出让合同。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划拨土地使用权
㈣ 我是大学生辩论赛仲裁组的组长,可是我不知道仲裁组具体要做些什么,请大家帮帮忙
仲裁来源于案件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的合意,是当事人将自身享有之民事权利中的处分权让渡予仲裁机关行使,其本身的程序与诉讼无异,但仲裁为一裁终局,不存在上诉问题。因此,仲裁审理的程序本身与诉讼无疑:1、仲裁事实调查;2、仲裁举证质证;3、仲裁辩论;4、仲裁合议;5、仲裁裁决等。
㈤ 一般认为国家政府的权利是由公民权利的授予转让的是否正确
“国家政府的权力是由公民权利的授予转让的”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权力来自权利人的“构建”,而不是权利人对权利的“转让”。
权力来自“权利人”的转让不等于权力来自“权利”的转让,权力不是权利转让的结果。权利可能被转让,但转让后产生的往往还是权利而不是权力。权力在很多时候是权利人“构建”出来的,在构建时他们并没有转让自己的权利。
(一)有些权利不可转让
有些权利很明显是不可转让的,如生命权、人身权、人格权等都不能转让,它们可能被权利人放弃,但放弃不是转让。有些权利是不能“作为交易让渡给他人的”,“如果允许交易,就会出现许多新的权利市场。”
(二)有些权利可以转让,但转让后产生的还是权利而不是权力
如财产权可以转让,但转让后产生了他人的权利,当甲将自己的财产转让给他人后,原来他对该财产的处分、买卖、使用的权利也就转让给了乙,乙拥有了处分、买卖、使用该财产的权利(甲不再享有对对此财产的处分、买卖、使用权,但并不意味着他不再拥有财产权,而只是不再对“此”财产拥有权利)。因此有些权利可以转让,但转让后产生的是他人的权利,而没有产生权力。即使将个人财产捐献给国家或集体,转让给国家或集体的也是权利——国家或集体拥有该财产后享有对该财产处分、买卖、使用的权利,而不是权力。权利只能在权利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之间转让,当公民捐献财产给国家或集体的时候,公民是权利人,国家或集体是另一方权利人(法人),在这一法律关系中没有权力,如果国家对公民的财产进行没收,他们之间才构成权力关系。
(三)有些权利的行使可能“产生”权力,但此权力是“构建”而并非“转让”的
有些权利的行使即使产生出权力,其权力的产生也不是权利人转让权利、而是权利人“构建”出来的,原有的权利并没有消失。如个人将财产权转让给了集体,集体在管理该财产时需要权力,但这一权力是从集体拥有对该财产的权利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不是集体外的个人转让其权利(如捐献其财产)的直接结果。即当公民的捐献行为完成后,集体已经获得其财产、依法享有财产权(利),在如何管理、使用该财产时才需要权力的运用,这时的权力是该法人中的权利人共同构建出来的。任何集体一般都拥有一定的财产,其财产权应当属于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即财产的所有权作为“权利”属于全体),这些成员就如何管理该财产都有发言权和决定权,都有对其共有财产的处理、管理权(即财产的管理权作为“权力”也属于集体),但每一个人又都不能单独享有此权力,他们必须集体开会讨论才能行使这一权力,因此这时权力是属于所有人的,是大家的,公有的。为了方便管理,节省成本,提高效益,人们通过民主商议选出管理者对该财产行使统一的管理权。集体中的成员们只是将自己对财产的直接管理权(力)转让给了管理者,自己不再亲自管理,但集体的财产所有权作为权利并没有转让出去,也没有消失,它们仍然属于集体;而作为个人的财产权转让给集体后也不能直接产生(集体的)权力,而是需要通过集体中的个人构建这个环节才能建立权力。当这种权利构建权力时,有时涉及到对本身权利的行使,如给团体交会费,是在行使个人的财产处分权,是对自己财产权的处置,但自己的财产权并没有转让(转让的是对所交会费的这部分财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有时涉及到对自己人身自由的某种限制,如定期开会,参加组织活动(在此期间则不能做其他事情),这是对自己人身自由的自我限制,但自己的人身自由不能说因此就被转让。
类似的例子还有结社权。结社是一种个人权利,许多个人行使这一权利就可能产生社团,而社团成立后有权利也有权力。社团的权利来自个人结社权的行使,但不是来自结社权的转让,社团权利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个人原有的结社权的丧失(转让意味着原有权利的不复存在),结社行为产生出一种新的权利——社团的权利,同时这些结社的个人共同构建出社团的权力,①但社团权力产生后原有的个人结社权利依旧存在,因此社团权力不是结社权转让的结果,而是结社权行使的结果。如果某个社团成员不想参加某次社团活动,不想继续交会费,此时他可能受到社团权力的强制(如批评、警告、处分,甚至除名),这可能违背他的意愿,但他必须接受(他的申诉权、退出权是另一回事),在他加入社团时他承诺了要服从社团纪律、遵守社团规章(如服从集体、统一行动、遵守纪律等等),这是他自愿的,是他行使结社自由权时连带出来的义务。结社是自然人的权利,服从组织是团体成员的义务,这一义务是作为普通主体(结社的人)在一定条件下(如成立一个团体时)为特殊主体(团体成员)设置的(但作为普通人的身份还在,其基本人权还在),与这一义务相对应的是社团权力。②在这里,其逻辑链条是,结社权的行使导致社团成立,每个行使结社权的个人同时在社团中规定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其中的义务导致社团的权力。
又如集会游行示威权,这些权利大多是许多个人聚集而共同行使的(游行示威如果是单个人的行为则是例外),如果权利由许多权利人共同行使才有意义或意义较大的话,这种权利的行使就往往会产生权力,因为在许多权利人共同行使权利时,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需要协调,在协调中必然会产生服从、指挥、管理等问题,权力因此而被需要。虽然集会游行示威只是人们的临时汇聚,在其过程中也总是有组织、纪律、统一行动、服从安排等问题,伴随着这些行为就会产生权力,也需要权力(哪怕是临时的权力)。但这些权力的存在和运作都没有使公民原有的集会游行示威权丧失,相反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的更好行使。在这里权利没有被转让,权力是权利人“行使”权利的结果,而不是“转让”权利的结果。
(四)有些权利的行使“启动”了权力,但并没有转让权利给权力
有些权利的行使只是“启动”了某种权力,但并没有转让权利给权力,其权力是更广泛的权利人行使另一权利时构建的结果。如罢工是工人的权利(但不是工会的权利,更不是工会的权力),工人罢工权的行使启动了工会相应权力的运作,但工会的这些权力是在罢工之前就存在的,是法律和其工会章程赋予并承认的。工会的权力是权利(工人们组建工会的权利)行使的结果,是工人们行使结社自由权时构建出来的。在罢工中工会拥有的是工人罢工的组织权,这种组织权具有权利和权力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工会有组织工人罢工的权利,其他社团、个人乃至政府不得干涉、禁止其依法行使这一权利(对外);同时组织工人罢工又是工会的权力,在组织罢工的过程中其会员要服从工会的统一领导和安排(对内)。工会的这种组织罢工权作为权利是工人罢工权利的延伸,工人要行使罢工权利就必须有组织,由工会代表他们并帮助他们实现其利益。法律如果对工人的罢工权表示尊重,就应当对工会组织罢工的权利也表示尊重。工会的组织罢工权作为权力往往运作于罢工之前,贯穿于罢工始终,但不是工人们转让罢工权的结果。工人罢工权的行使只是启动了工会组织罢工权在罢工过程中的运作(而工人们罢工的意向启动了罢工组织权在罢工前就已经开始运行)。启动某一权力和赋予某一权力当然不同,工会的组织罢工权不完全是罢工的工人们赋予的,其中的某些基本权力是公民们通过他们的代表构建的,一般写在《工会法》里;另一些权力是建立工会的工人们构建的,一般写在本工会章程里。
类似的例子还有诉权和申诉、控告、检举权等的行使,它们也只是可能启动权力(国家权力),但没有产生权力,也没有转让权利。公民行使起诉权的行为可能启动法院审判权的运行(权利不行使则不能启动权力),但审判权是早就存在而并不是因为某人的起诉行为才“产生”的,起诉只是使审判权由规范的静止状态进入到动态的运作状态,权力由“死”变“活”,但法院的审判权不是起诉人赋予的,而是人民在立宪时构建的。
(五)有些权利的行使产生了权力的载体,而并未产生权力本身
有些权利的行使只是产生了权力的载体,而并未产生权力本身,其作用是帮助权力所有者向权力使用者转让权力。如选举权,公民行使选举权的结果产生了国家机关,但这些机关的权力是宪法和法律事先规定好的,而不是选民们在选举时商议产生的。通过选举产生的是国家机构和人员,而不是国家机构和人员所拥有的权力。国家机构和人员的权力在国家机构和人员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是制宪者或立法者们构建出来的,只是在选举前它们还停留在纸面上,而选举的行为产生了这些权力的载体——国家机构。①公民通过行使选举权建立了国家机构,但并没有因此转让自己的选举权,选举权依然存在,与国家机构及其权力同时存在,并没有因为国家机构及其权力的出现而消失(但暂时停止——公民们通过选举组成国家机构后,选举权就暂时停止行使直至下次选举)。公民的选举行为本身并不产生国家权力,只是产生国家权力的载体(国家机构),其作用是帮助国家权力从国家(权力的所有者)手中转移到议会或国家元首(权力的使用者)的手中。
公民选举权与结社权的行使有所不同。结社权的行使导致社团的成立,而社团的权力一部分是结社者们在结社时共同商议决定的(一般写在社团章程中,属于本社团享有的权力),①一部分是法律授予的,如法律对社团的权力划出界限和范围等。②结社自由权的行使既直接产生了社团又间接产生了社团的部分权力(结社者们经商议而构建的权力),而选举权的行使只是产生了相应的国家机关,这些机关的权力基本上都是在该机关产生之前订立的,而不是公民选举时产生的(这些机关的某些具体权力可以由选举中的当选者——人民代表随后制定)。公民的选举行为是帮助国家向国家机关转移权力,而结社权的行使所完成的权力转移是从规范的权力到实施的权力的转移(即法律上赋予的每个社团对自己权力在条文上的拥有到某一个现实存在的具体社团对这一权力的实际拥有),同时它还产生了部分权力(各社团章程中自己规定的权力)。
㈥ 北京京通海投资有限公司
S*ST光明:关于公司《重整计划》执行进展情况的公告
时间:2010-08-24
--------------------------------------------------------------------------------
股票简称:S*ST 光明 - 股票代码:000587 公告编号:2010-048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整计划》执行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10年8月23日收
到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与北京京通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京通海公司”)签订的《股票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主要
内容为:
一.转让标的
1、管理人将本公司股东根据《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
下简称“重整计划“)应让渡的股票总计1,490.75万股转让予京通海公司或其
指定方。按照《重整计划》应让渡的具体比例如下:
(1)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集团”)按照16%的比例让渡
其实际持有的非流通股票(不包括已转让并质押予上海鸿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的1500万股股票),共计让渡713.89万股非流通股票;
(2)其他非流通股东按照10%的比例让渡其持有的非流通股票(包括光明
集团已转让并质押予上海鸿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非流通股票),共计让渡
575.99万股非流通股票;
(3)流通股东持有的5万股(含5万股)以上部分的流通股票按照6%的比例
进行让渡,共计让渡200.86万股流通股票;
(4)流通股东持有的不足5万股部分的流通股票,免予让渡。
2、根据上述比例,管理人应向京通海公司或其指定方转让1,490.75万股股
票(以下简称“标的股票”),其中非流通股票共计1,289.89万股,流通股票共
计200.86万股,最终转让股票数量以伊春中院裁定划转数量为准。二.转让价款
1、双方同意,京通海公司或其指定方受让标的股票1,490.75万股应向管理
人支付的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10,400万元。
2、上述转让价款由京通海公司或其指定方自协议书生效之日起3日内支付
至管理人指定的银行账户,管理人将上述转让价款用于根据重整计划支付重整
费用和清偿债权。
三、标的股票的交付
双方同意,自转让价款根据重整计划实际开始向债权人分配之日起,管理
人应根据京通海公司或其指定方意见,在15个工作日内申请伊春中院将标的股
票裁定过户至京通海公司或其指定方指定证券账户并办理完毕过户手续。
公司将对此项股权转让的进展情况及时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二0 一0 年八月二十三日
㈦ 分红权可以转让吗
【法律分析】
股东分红权能单独转让。股东可以对其享有的股权中的部分权利予以让渡和放弃。这是股东的意思自治,法律并不干预。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三十二条 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㈧ 一般认为国家政府的权力是由公民权利的授予转让的对吗
“国家政府的权力是由公民权利的授予转让的”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权力来自权利人的“构建”,而不是权利人对权利的“转让”。
权力来自“权利人”的转让不等于权力来自“权利”的转让,权力不是权利转让的结果。权利可能被转让,但转让后产生的往往还是权利而不是权力。权力在很多时候是权利人“构建”出来的,在构建时他们并没有转让自己的权利。
(一)有些权利不可转让
有些权利很明显是不可转让的,如生命权、人身权、人格权等都不能转让,它们可能被权利人放弃,但放弃不是转让。有些权利是不能“作为交易让渡给他人的”,“如果允许交易,就会出现许多新的权利市场。”
(二)有些权利可以转让,但转让后产生的还是权利而不是权力
如财产权可以转让,但转让后产生了他人的权利,当甲将自己的财产转让给他人后,原来他对该财产的处分、买卖、使用的权利也就转让给了乙,乙拥有了处分、买卖、使用该财产的权利(甲不再享有对对此财产的处分、买卖、使用权,但并不意味着他不再拥有财产权,而只是不再对“此”财产拥有权利)。因此有些权利可以转让,但转让后产生的是他人的权利,而没有产生权力。即使将个人财产捐献给国家或集体,转让给国家或集体的也是权利——国家或集体拥有该财产后享有对该财产处分、买卖、使用的权利,而不是权力。权利只能在权利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之间转让,当公民捐献财产给国家或集体的时候,公民是权利人,国家或集体是另一方权利人(法人),在这一法律关系中没有权力,如果国家对公民的财产进行没收,他们之间才构成权力关系。
(三)有些权利的行使可能“产生”权力,但此权力是“构建”而并非“转让”的
有些权利的行使即使产生出权力,其权力的产生也不是权利人转让权利、而是权利人“构建”出来的,原有的权利并没有消失。如个人将财产权转让给了集体,集体在管理该财产时需要权力,但这一权力是从集体拥有对该财产的权利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不是集体外的个人转让其权利(如捐献其财产)的直接结果。即当公民的捐献行为完成后,集体已经获得其财产、依法享有财产权(利),在如何管理、使用该财产时才需要权力的运用,这时的权力是该法人中的权利人共同构建出来的。任何集体一般都拥有一定的财产,其财产权应当属于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即财产的所有权作为“权利”属于全体),这些成员就如何管理该财产都有发言权和决定权,都有对其共有财产的处理、管理权(即财产的管理权作为“权力”也属于集体),但每一个人又都不能单独享有此权力,他们必须集体开会讨论才能行使这一权力,因此这时权力是属于所有人的,是大家的,公有的。为了方便管理,节省成本,提高效益,人们通过民主商议选出管理者对该财产行使统一的管理权。集体中的成员们只是将自己对财产的直接管理权(力)转让给了管理者,自己不再亲自管理,但集体的财产所有权作为权利并没有转让出去,也没有消失,它们仍然属于集体;而作为个人的财产权转让给集体后也不能直接产生(集体的)权力,而是需要通过集体中的个人构建这个环节才能建立权力。当这种权利构建权力时,有时涉及到对本身权利的行使,如给团体交会费,是在行使个人的财产处分权,是对自己财产权的处置,但自己的财产权并没有转让(转让的是对所交会费的这部分财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有时涉及到对自己人身自由的某种限制,如定期开会,参加组织活动(在此期间则不能做其他事情),这是对自己人身自由的自我限制,但自己的人身自由不能说因此就被转让。
类似的例子还有结社权。结社是一种个人权利,许多个人行使这一权利就可能产生社团,而社团成立后有权利也有权力。社团的权利来自个人结社权的行使,但不是来自结社权的转让,社团权利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个人原有的结社权的丧失(转让意味着原有权利的不复存在),结社行为产生出一种新的权利——社团的权利,同时这些结社的个人共同构建出社团的权力,①但社团权力产生后原有的个人结社权利依旧存在,因此社团权力不是结社权转让的结果,而是结社权行使的结果。如果某个社团成员不想参加某次社团活动,不想继续交会费,此时他可能受到社团权力的强制(如批评、警告、处分,甚至除名),这可能违背他的意愿,但他必须接受(他的申诉权、退出权是另一回事),在他加入社团时他承诺了要服从社团纪律、遵守社团规章(如服从集体、统一行动、遵守纪律等等),这是他自愿的,是他行使结社自由权时连带出来的义务。结社是自然人的权利,服从组织是团体成员的义务,这一义务是作为普通主体(结社的人)在一定条件下(如成立一个团体时)为特殊主体(团体成员)设置的(但作为普通人的身份还在,其基本人权还在),与这一义务相对应的是社团权力。②在这里,其逻辑链条是,结社权的行使导致社团成立,每个行使结社权的个人同时在社团中规定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其中的义务导致社团的权力。
又如集会游行示威权,这些权利大多是许多个人聚集而共同行使的(游行示威如果是单个人的行为则是例外),如果权利由许多权利人共同行使才有意义或意义较大的话,这种权利的行使就往往会产生权力,因为在许多权利人共同行使权利时,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需要协调,在协调中必然会产生服从、指挥、管理等问题,权力因此而被需要。虽然集会游行示威只是人们的临时汇聚,在其过程中也总是有组织、纪律、统一行动、服从安排等问题,伴随着这些行为就会产生权力,也需要权力(哪怕是临时的权力)。但这些权力的存在和运作都没有使公民原有的集会游行示威权丧失,相反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的更好行使。在这里权利没有被转让,权力是权利人“行使”权利的结果,而不是“转让”权利的结果。
(四)有些权利的行使“启动”了权力,但并没有转让权利给权力
有些权利的行使只是“启动”了某种权力,但并没有转让权利给权力,其权力是更广泛的权利人行使另一权利时构建的结果。如罢工是工人的权利(但不是工会的权利,更不是工会的权力),工人罢工权的行使启动了工会相应权力的运作,但工会的这些权力是在罢工之前就存在的,是法律和其工会章程赋予并承认的。工会的权力是权利(工人们组建工会的权利)行使的结果,是工人们行使结社自由权时构建出来的。在罢工中工会拥有的是工人罢工的组织权,这种组织权具有权利和权力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工会有组织工人罢工的权利,其他社团、个人乃至政府不得干涉、禁止其依法行使这一权利(对外);同时组织工人罢工又是工会的权力,在组织罢工的过程中其会员要服从工会的统一领导和安排(对内)。工会的这种组织罢工权作为权利是工人罢工权利的延伸,工人要行使罢工权利就必须有组织,由工会代表他们并帮助他们实现其利益。法律如果对工人的罢工权表示尊重,就应当对工会组织罢工的权利也表示尊重。工会的组织罢工权作为权力往往运作于罢工之前,贯穿于罢工始终,但不是工人们转让罢工权的结果。工人罢工权的行使只是启动了工会组织罢工权在罢工过程中的运作(而工人们罢工的意向启动了罢工组织权在罢工前就已经开始运行)。启动某一权力和赋予某一权力当然不同,工会的组织罢工权不完全是罢工的工人们赋予的,其中的某些基本权力是公民们通过他们的代表构建的,一般写在《工会法》里;另一些权力是建立工会的工人们构建的,一般写在本工会章程里。
类似的例子还有诉权和申诉、控告、检举权等的行使,它们也只是可能启动权力(国家权力),但没有产生权力,也没有转让权利。公民行使起诉权的行为可能启动法院审判权的运行(权利不行使则不能启动权力),但审判权是早就存在而并不是因为某人的起诉行为才“产生”的,起诉只是使审判权由规范的静止状态进入到动态的运作状态,权力由“死”变“活”,但法院的审判权不是起诉人赋予的,而是人民在立宪时构建的。
(五)有些权利的行使产生了权力的载体,而并未产生权力本身
有些权利的行使只是产生了权力的载体,而并未产生权力本身,其作用是帮助权力所有者向权力使用者转让权力。如选举权,公民行使选举权的结果产生了国家机关,但这些机关的权力是宪法和法律事先规定好的,而不是选民们在选举时商议产生的。通过选举产生的是国家机构和人员,而不是国家机构和人员所拥有的权力。国家机构和人员的权力在国家机构和人员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是制宪者或立法者们构建出来的,只是在选举前它们还停留在纸面上,而选举的行为产生了这些权力的载体——国家机构。①公民通过行使选举权建立了国家机构,但并没有因此转让自己的选举权,选举权依然存在,与国家机构及其权力同时存在,并没有因为国家机构及其权力的出现而消失(但暂时停止——公民们通过选举组成国家机构后,选举权就暂时停止行使直至下次选举)。公民的选举行为本身并不产生国家权力,只是产生国家权力的载体(国家机构),其作用是帮助国家权力从国家(权力的所有者)手中转移到议会或国家元首(权力的使用者)的手中。
公民选举权与结社权的行使有所不同。结社权的行使导致社团的成立,而社团的权力一部分是结社者们在结社时共同商议决定的(一般写在社团章程中,属于本社团享有的权力),①一部分是法律授予的,如法律对社团的权力划出界限和范围等。②结社自由权的行使既直接产生了社团又间接产生了社团的部分权力(结社者们经商议而构建的权力),而选举权的行使只是产生了相应的国家机关,这些机关的权力基本上都是在该机关产生之前订立的,而不是公民选举时产生的(这些机关的某些具体权力可以由选举中的当选者——人民代表随后制定)。公民的选举行为是帮助国家向国家机关转移权力,而结社权的行使所完成的权力转移是从规范的权力到实施的权力的转移(即法律上赋予的每个社团对自己权力在条文上的拥有到某一个现实存在的具体社团对这一权力的实际拥有),同时它还产生了部分权力(各社团章程中自己规定的权力)。
㈨ 存证信函是什么
是与发送的信函同一版本具有证据之不可撤消的存档文书,保存在内部的一种文书资料,一般是分序列号的。
例如:
债权让与通知书(让与人所出具)
存证信函第______号
敬启者:贵公司前于_____________年十月份陆续向本人购货,累积货款总防震人民币20万元整,本人因业务关系业于___________年十二月一日将上述债权让渡予孙李,并交付买卖契约书、签收单、请款单及发票,爰依法通知如上,请径向其给付为荷。
附二
债权让与通知书(受让人所出具)
存证信函第______号
寄件人:______
收件人:___________贸易有限公司
敬启者:按本人业已受让赵钱对贵公司的货款债权人民币20万元整,并执有买卖契约书,贵公司的签收单、请款单及发票。除爰依法规定,特此通知。并祈依原定付款日期惠予赐付。
附三
催告债权人承认债务承担书刊
存证信函第______号
寄件人:______贸易有限公司
收件人:______
敬启者:缘本公司前欠台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年十月份货款总额人民币20 万元整。今有孙李愿承担本公司对台端所欠前揭债务,并保证确实履行。查孙李殷实或靠,有口皆碑,必能依约履行。爰依法规定,希请台端于文到七日内赐为承认覆复,实所至盼。
㈩ 多数份额物权法
我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从提高共有财产使用效率的角度出发,根据国外立法经验,规定了按份共有人在共有财产的处分和重大修缮上的多数决原则,即可以由占多数份额的共有人决定对共有财产的处分和重大修缮事项,而无须经全体共有人同意。对这一规定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审判实践中应如何在提高共有财产使用效率的同时平衡共有人之间利益,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处分和重大修缮的概念
对共有财产的处分和重大修缮,是共有关系中对共有人利益影响重大的行为。所谓处分,是物的所有人决定物的命运的行为,包括法律上的处分和事实上处分。法律上的处分是改变共有财产的所有权状态,如将共有财产出卖或者赠与他人从而丧失对共有财产的所有权。有疑问的是,在共有财产上设定他物权的行为,如设定抵押权、质权等担保物权,或者地役权等用益物权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共有财产的处分行为?笔者认为,由于抵押权、质权等担保物权,是对物设定负担的行为,且当其担保的债务不获清偿时,权利人可以通过行使担保物权获得清偿,从而改变共有财产的所有权状态,因而其设定行为对共有人具有重大意义,应当属于处分行为。在共有财产上设定地役权等用益物权,也属于设定负担的行为,虽然不会引起共有财产所有权的变化,但由于其负担的长期性和对共有财产使用的重要意义,也应当属于处分行为。对共有财产的出租、出借,在一定期限内使共有财产的占有、使用权与共有人分离,但由于其对共有人的权利并无决定性的影响,应当属于对共有财产的管理行为而非处分行为。事实上的处分,是从物理上消灭共有财产,如将共有财产消耗和毁损。一般情况下,对共有财产为法律处分的情况较为常见,对共有财产进行事实处分情况相对较少。
所谓重大修缮,又称为改良,其与一般修缮的区分标准在于:第一,修缮的目的。一般修缮的目的在于维护物的日常使用、收益而进行,如对房屋水电线路的维修、对漏水房顶的局部维修等,对汽车的易损零件的更换等。重大修缮的目的则在于改变共有财产的现有状态,以提高物的使用效能或改变其用途。如对共有房屋进行翻建,将共有的平房增建为楼房,对房屋进行结构性改造等行为。其目的不是为了保持共有财产原有的使用状态,而是提高其使用效能(如增加其使用面积)或改变其用途(如将住宅改为经营用房)。第二,修缮的费用。对共有财产管理和修缮费用也是共有关系的重要内容。一般修缮费用较低,对共有人不会产生太大影响。而重大修缮费用相对于共有财产价值而言一般较高(如更换共有汽车的发动机),将会对共有人产生较大影响,应当经各共有人同意并以多数决原则确定。除重大修缮之外的一般修缮,则属于对共有财产的保存行为,各共有人可不经其他共有人同意而单独为之,如修补共有汽车的轮胎等。
多数决原则下对共有人利益的平衡保护
物权法确立对共有财产处分和重大修缮的多数决原则,是为了提高共有财产的使用效率,防止因共有人之间互相掣肘而丧失对共有财产进行有效处分和改良的机会。对是否应当采用多数决原则学者中虽有不同意见,但其纯属于立法的价值衡量与选择问题。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在衡量各方利益后选择了多数决作为处分共有财产和重大修缮的一般原则,使有关争论尘埃落定。我们在审判实践中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应当如何平衡共有人的利益,防止多数决原则成为占多数份额的共有人损害其他共有人合法权利的工具。
在按份共有关系中,各共有人的应有份额,是抽象地存在于共有财产之任何微小部分上,而对共有财产之处分,哪怕是对共有财产某一特定部分的处分,都会牵动全体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权利,因此一共有人对共有财产全体或部分的处分,若未得他共有人的同意(即处分权之授予),必然会违背自罗马法以来的“无论何人不得以大于自己所有之权利让与他人”的原则。但法律为了提高共有财产的利用效率而采取多数决原则后,对持不同意见的共有人来说,即意味着自己对共有财产所享有的应有份额,被其他共有人强行予以处分。那么持不同意见的共有人可以采取哪些方式保护自身权益呢?物权法对于其他共有人的权利保护,主要建立了以下几种机制:
第一,对多数决原则的约定排除。对于多数决原则,物权法虽然作为对共有财产处分和重大修缮的一般原则,但其并非强制性规定。共有人可以通过约定排除多数决原则的适用,从而使处分和重大修缮共有财产的决定权由全体共有人共同享有。此种约定既可单独进行,也可以包括在共有财产分管协议中。
第二,共有财产的分割请求权。在按份共有中,各国多采取随时分割主义,这是因为,物上所有权形态,以单独所有权为原则,共有为例外。由于在共有状态下对物之支配利用,各共有人间易生争议,彼此掣肘,使其效率反不及单独所有权形态,所以一旦共有人有分割共有财产以消灭共有关系的愿望,法律即应当保障其意愿的实现,以达到消灭共有这种无效率、不稳定的所有状态的目的。同时,按份共有关系之建立,依赖于共有人间彼此之信任。也正是基于此种信任,才促使共有人对自己的所有权部分权能予以让渡,从而受到其他所有人的约束。如果此种信任关系不复存在,法律当然不能再强行维持不可信而且不具效率之共有关系,使该共有人继续受束缚。其方法就是赋予其随时分割请求权。共有财产分割请求权,无论是主张处分共有财产者,还是持异议者,均可以此而退出共有关系,从而可形成单独所有或无异议的共有。特别是不同意多数共有人意见的共有人,可以通过请求分割共有财产而获得自己的应得份额,保护自身权利。需要注意的是《物权法》第九十九条规定了共有人可以订立“不得分割”的协议,从而限制其随时请求分割的权利。在订有不得分割协议的情况下,如果少数共有人不同意多数共有人处分或者重大修缮共有财产的意见,其可以以之作为《物权法》第九十九条规定的“重大事由”而直接请求分割共有财产。否则,将使该部分共有人陷入既不愿意按多数人意见处分共有财产又无法分割共有财产的困境而利益受到损害。
第三,应有份额转让权。各共有人对其应有份额,可以自由处分。当少数共有人不同意多数共有人的处分或者改良意见时,其共有基础已不可靠,其选择转让共有份额而退出共有关系,不失为良策。当然,此时其他共有人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享有优先购买权。
第四,共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当占有多数份额的共有人通过多数决的方式侵害其他共有人的合法权益时,其他共有人应当有权要求其赔偿损失。作为原告请求赔偿的共有人应当证明做出决定的共有人实施了不当的处分或者改良共有财产的行为,其主观上有过错,其行为结果侵害了原告合法权益,且损害后果与过错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各个做出不当决定的共有人之间应对原告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
共有财产处分决定的程序及法律后果
共有人同意对共有财产进行处分和重大修缮,可以以明示方式进行,也可以用默示方式进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采用口头形式。多数共有人处分共有财产或者进行重大修缮,不得侵害其他共有人的利益。
实践中,因共有财产的处分和重大修缮可能引发的诉讼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多数份额的共有人处分和改良共有财产损害少数共有人的合法权利引发的诉讼,少数共有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做出处分和改良的共有人赔偿其损失。但由于多数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处分是符合物权法规定的多数决原则的,其处分行为有效,少数共有不能主张第三人返还共有财产。
二是部分共有人未经多数共有人同意进行的处分。部分共有人未经多数共有人同意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其处分行为构成对共有财产的无权处分,对其他共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对第三人而言则是效力待定的行为。如果经过其他共有人追认,同意进行该处分的共有人所占份额超过全部份额的三分之二,则处分行为有效,否则无效。作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保护,第三人应当享有催告权和撤销权。《合同法》虽然没有规定对于无权处分的催告权和撤销权,但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实施的行为,其47条规定:“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不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对于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行为可以类推适用该条,第三人在知道无权处分的事实后,有权向共有人进行催告或者撤销合同。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其他共有人不追认处分行为的,有权为全体共有人的利益追回共有财产。同时,该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处分行为符合上述情形时,其他共有人无权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但可以向无权处分共有财产的共有人主张损害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