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来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动态和成果综述

『壹』 70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腾讯会议密码是多少

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三百余年的辉煌，成为中国商界的奇迹。... 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7000万两。乾隆末年，中国对外贸易有巨额顺差，关...

『贰』 姜涛的作品

1.〈中国文明复兴的希望所在〉，2千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7年第1期。2.〈历史学的变迁〉，3千字，《学术界》(合肥)，1987年第3期。3.〈1991年太平天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6千字，《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笔名：海峰）4.〈马尔萨斯：重要的是提出了问题——为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发表200周年而作〉，7千字，《人口研究》，1998年第4期。5.〈晚清政治史〉（50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20千字，《5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又：50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19千字，《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6.〈大年师谈博士论文的写作〉，3.5千字，《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7.〈匠心独运的史学巨著一评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2千字，《人民日报》1992年6月12日。8.〈关于历史年代学问题〉，8千字，《成长中的新一代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2月；又：《安徽史学》，1993年第3期。9.〈从混沌中探寻有序一一评《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4千字，《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2期。10.〈毕生心血汇史坛——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6千字，《湖南党史》（长沙）1998年第2期。11.〈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10千字，《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12.〈百年的启迪〉，5千字，《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13.〈学者责任重，窃土源流清——评《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岛主权辨》〉，3千字，《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1期。14.〈重读《李秀成自述》〉，14千字，《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15.〈晚清史研究向何处去〉，14千字，《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16.〈近代史：一门与时俱进的学科〉，6千字，《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增刊》，2003年。17.〈上梁、筑础与大清史的学术视野〉，2千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月3日。18.〈关于清史工程的初步思考〉，2千字，《清史体裁体例问题讨论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9.〈中国近代史的再认识〉，14千字，《安徽史学》2004年第2期。20.〈刘大年与《评近代经学》〉，20千字，《近代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日译文又载刘大年著《近代中国儒学思想史》，日本汲古书院2007年版21.〈历史学的科学底蕴〉，4千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5月18日。22.〈晚清史，一身而二任〉，11千字，《清史论集》，人民出版社2007年。23.〈处处有路透长安——姜涛研究员访谈录〉（合著），29千字，《晋阳学刊》，2009年第2期，本人部分22千字。24.〈罗尔纲的道路〉，8千字，《中国首届罗尔纲学术研讨会纪念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版。

『叁』 翁同龢传怎么样

[本文首发于国学数典论坛] 台湾政治大学学者林文仁，在其著作《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两书的后记中，皆如此评价高阳：“在笔者心目中，已故的他永远是一位学院外的伟大史学家”。在《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绪论”中，林氏更用超长的篇幅，对原名许晏骈的高阳，有如许之专论： 在晚清派系研究中，却又有些常年投身此中者，因其未入学院门墙，与学院中人对彼等之职业成见，而不受闻问，徒然局限了开拓视界，或增加思考资源之可能。笔者所想及者，即以笔名“高阳”为人所熟悉之历史小说家许晏骈。老实说，笔者总觉纯以小说家名许氏，并不适切，盖在其令人称道之历史小说作品——尤以涉清代宫廷、官僚与派系者为最多——以外，许氏尚有为数不亚于其小说之考据论著行世，个中内容，固与其小说之结构具指导作用也，尤足展现许氏之家学渊源。许晏骈出身晚清仕宦名门之浙江仁和许家。许氏述及自幼即在以宫闱旧闻为床头故事之环境中成长，耳濡目染，而形成他日彼有机会结合文史家学，以探童年闻问之基础。其历史小说如此，其考据之作亦如此。事实上，学界明其所长，而能对其专长之晚清政治史、红学等，给予应有之评价者，亦非尽无，只是多为主流圈外之辈，这便使这位“学院外的史学家”，始终连在相关课堂上被提一提都极少有矣。即有，多为嗤笑之口吻，偏偏若辈一言及“高阳”即只发轻蔑之态者，十之八九未读其考据之作，甚且不知彼有是类作品，不免令人惋惜。平心而论，许氏以小说家性格，浪漫、大胆，而富于想象，部分内容因之而稍显自矜专断，遂招如“第一流的小说，往往不能具有传记般的信实”之讽评，笔者倒觉此正彼得自家学，非经学术训练而形成之过度自信，盖彼或自认不止“知书”，更有“知人”之利，而一般学者只有“知书”之限耳。是否学院正统训练出身之研究者对彼之漠视，触及其缺憾，而令彼形成更大之自矜？此恐已为心理学上之讨论，本文不与焉。笔者只想强调：即令如此，许氏在其著作中，对晚清私家日记、笔记等，阅读之全，与思考之深，确少有能出其右者。以彼几部深涉晚清派系斗争之作品而观，如《同光大老》、《翁同龢传》、《清末四公子》、《清朝的皇帝》第三册等，皆能见此特长。其中，《翁同龢传》一书，讨论尤为集中，甚见许氏用力之深。笔者向与许氏之所发覆，觉足深榷者仍多，但以晚清派系之研究论，放过许著，则必不圆满也。[1] 之所以不厌其烦，将林氏对高阳的高度评价全文照录，乃有感于今日学术界之偏弊，一曰见闻不广，二曰圈内偏见，限制了研究的开展而不自觉。林文仁所没有直接点出者，则是：如果没有高阳《清朝的皇帝》、《同光大老》、《翁同龢传》的启发，林氏《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一书，也难以达到如此之高的学术水准；高阳对晚清政治史的了解深度，只有少数学者能与之抗衡，而论高阳在研究中综合运用官书、档案、日记、笔记、函札、诗文的能力，在“知人”基础上“论世”的能力，新一代的学者或者永远无法超越。 中山大学桑兵教授在其专著《庚子亲王与晚清政局》绪论中有言：“近代好参与政坛角逐的官绅，大都心术极深，难以探测。非心智过之且能由政治角度予以理解同情，无法透视其内心思维，也就无从判断其外在言行。这可以说是对学人智慧耐力的极大考验。”[2] 我认为，高阳是极少数能通过这一严峻考验的学人之一，其过人学识，建立在家学渊源、自身资质和广泛而深入的阅读基础之上，其治学取径，不是抓住一个题目再去查找文献，而是从深度阅读中发现题目，故能收获甚丰。 读《翁同龢传》，第一感觉是作者对《翁同龢日记》不但烂熟于胸，而且能以此为中心将大量史料与《日记》熔铸为一体，打通千门万户，达到得心应手的境界，于常人未曾留意的字句中，发掘出重要信息。翁同龢早年曾短期外放陕西考差，日记中有“北望京华，东瞻淮甸，南顾吴门，一日九回，寸衷千里，甚矣，游子之不可为也”一语。北望者，念在京任大学士的父亲翁心存；东瞻者，念时任安徽巡抚的兄长翁同书；南顾者，担心太平军会攻陷家乡常熟。高阳据此分析常熟的性格：“翁同龢是孝悌君子，但本性温厚懦弱，只宜于做育人才的太平宰相，不宜于做外官，亦不宜于乱世”[3]。高阳自负“知人”，确实有他的本钱。 翁同书因处理苗沛霖事件不当获罪，被曾国藩严劾入狱，几至于死，高阳引郭则沄《十朝诗乘》“或传湘乡论劾疏草，出李文忠手，翁李不协由此”，虽不能即成定论，却予人启发。翁同龢与李鸿章缠斗多年，终致两败俱伤，虽曰政治路线、行事风格有异，内中私仇的因素也不应忽略。郭则沄任京官参密勿多年，其《庚子诗鉴》因收于《义和团史料》而为世所重，《十朝诗乘》此前则甚少见史家引用，可见高阳搜集史料的嗅觉灵敏无匹。 翁同龢之才学，确是左右逢源的根本。穆宗暴崩，迎醇王之子入宫的上谕，潘祖荫“意必宜明书为文宗嗣”，翁同龢“意必照书为嗣皇帝”[4]。高阳认为：潘祖荫的用意，“在隔断醇王与光绪的父子关系”；而翁同龢的用意，“在继穆宗之统绪，非别立一君”，排除将来废立的可能性。由此，翁同龢得到皇帝本生父醇王的极大好感，得以成为光绪帝师，也为此后的青云直上奠定了基础。 高阳之过人史识，随时皆在书中流露，而觑破清流二张的真面目仅是一例：“张之洞之一切作为，都是为了猎官；张佩纶则确有经世治国的大志，先想辅佐李鸿藻成一番事业，后来看李鸿藻不能有大作为，转移目标与李鸿章相结纳”。[5]而李鸿章之能接纳敌对阵营的清流主将为接班人，出于多重考虑，可谓深谋远虑。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淮系北洋接班计划归于失败，无意中成就了袁世凯。 翁同龢之成为南派领袖，乃是充分利用多次出任主考官的机会，将天下名士尽量收为门生，厚植梯队，张謇和文廷式之得中巍科，皆翁同龢苦心孤诣设计出的结果，其中委曲，高阳将之和盘倒出，甚是有趣。 阎敬铭忠直能干，苦心为国理财，此前已有所了解。但经高阳将阎、翁两人掌户部对国家一益一损两相对照，阎文介公谋国之忠、为官之正，凸显无遗，胡文忠、曾文正之后，恐怕一人而已。也正是在翁氏掌握财权时期，慈禧后才能大兴土木，而置关系国运极巨的海军建设于不顾，将“渤海换了昆明湖”。翁同龢、李鸿章一内一外两大汉人重臣的派系冲突，卒之毁灭了中兴的希望。 戊戌以后，康梁利用维新派在趋新士子心目中的影响力，开动强有力的宣传机器，将翁同龢塑造成维新派的名义领袖，不遗余力地突出翁、康之间的亲密关系“源远流长”，目的是为在海外筹款造势。康梁的策略经营十分成功，至今仍有深信之者。高阳揭破康氏谎言所采用的材料，可谓出人意表。盖治史者多从政治、经学方面看待两人关系，忽视了翁、康两人都是近代书法界巨子，于碑学都有极高造诣。康有为所著《广艺舟双楫》，成书于光绪十五年，奠定了近代头号书法理论家的地位；而翁同龢则被目为晚清头号书法家。然而，在康有为自编年谱和翁氏日记中，都没有留下双方就此书有所探讨的痕迹。高阳以此证明，两人在光绪十五年以前并无联系。神乎其技，堪称绝妙。 甲午中日之战，为晚清史一大转折，史家研究的文字，汗牛充栋。高阳的特出之处，是能从旧材料谈出连串新意。“李鸿章被刺事件腾播国际后，对日本颇为不利，即日本国内舆论亦抱同情中国的态度，但恭王等全然不知利用此有利形势，策动友好国家对日本施加压力。因此，日本始惧，而未几即重现狰狞面目。”[6]屈辱求和之后，李鸿章为个人、淮系名位势力着想，经过冷静算计，乃着意经营联俄路线，“必须强调日本之穷凶极恶，庶几得为联俄铺路”，以故在受伤之后的谈判中，并未据情、据理力争。专业圈内的学者，或者会认为此说乃“诛心之论”，殊不知这正是高阳艺高人胆大的地方，即“知人”而后“论世”，非顶尖高手不敢为也。联系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李鸿章利用与俄国的特殊关系对翁同龢主持的中德胶州湾谈判所进行的“搅局”行为，高阳此说自有其合理性。 李鸿章收受俄国贿赂事，至今仍有争议，有以为孤证不立者。高阳引俄国史家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所述为证，同时通过分析《翁同龢日记》所记李鸿章生辰翁氏两次拜访不遇，从旁证实在中德交涉时李鸿章已受俄国控制，其抽丝剥茧之功力，令人叹服。“正月初五为李鸿章生日，以首辅之尊，高龄七十有五，何事不能安然受儿孙门下称觞祝寿，而冒寒夜出？朝中又有何人，即有至急之事，不能登门求教，而须‘寿星’亲自往访？是则夜出乃往俄国公使馆，商吴克托穆电报中所述之事，岂不甚明？”[7] 这等运用周备的背景知识和排除法进行的推断，专业史家不敢轻易为之，盖担心历史人物行事，有时会出于常理之外。然而这种推断，未始不是为进一步的研究开辟空间。 最为精彩的，还是高阳所揭开的，自中德胶州湾交涉至戊戌政变，李鸿章运动翁氏盟友张荫桓叛翁倒翁的惊心动魄的过程。李鸿章策动倒翁和戊戌政变，首先是出于自保。光绪帝对李鸿章在中德交涉中为俄国出力的行为颇有疑心，若进一步追查难保不水落石出。故对李鸿章一系来说，只有排去翁同龢，鼓动太后重行训政，才能平稳过关。翁同龢对张荫桓的态度，经历了从倚靠到怀疑的过程，翁氏日记中的记载彰彰明甚。李鸿章以对张荫桓主办的对英借款的支持，换取张荫桓在对俄妥协上的配合，并借张荫桓此时深得光绪帝信任和赏识的有利时机，罢免翁同龢；汇丰银行借款从无折扣变成八三折放款（即实付贷款本金只得83%），按当时的“潜规则”，张荫桓从中收受回扣数额应十分惊人；在金钱诱惑面前，张荫桓做了李鸿章的帮凶，最终也难逃流放新疆的下场。 “上得山多终遇虎”。林文仁评论高阳有时“稍显自矜专断”，确为的论。《翁同龢传》第四章有一节“长信宫的异闻”，以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运用中医知识，推断出光绪六年“太后小产”，进而附会传说，以为太后与荣禄之间有“一段孽缘”，则属于“过度诠释”。吾于中医毫无了解，但就常理论之，即算是太后病情、医案显示其有类似“血崩”的症状，也不可随便下结论。盖清中期以来宫廷制度甚为严密，以权力欲极强的慈禧而言，于慈安健在之时，行此苟且之事，风险极大，多年苦心经营很容易毁于一旦。何况，就算慈禧真有通天本事瞒过他人，也不能仅仅依民间无稽之谈，即坐实此事“经手人”即为荣禄。荣禄此时受降二级处分的原因，若从派系斗争角度分析更为合理一些。 高阳此书虽有小疵，但总的来说可称胜义纷呈，其对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发覆之功，并世难有其匹。但专业史学界把他看成小说家而完全忽略，爱读其小说者大多又无法欣赏其学术著作的精妙，致使其学术成果，隐而不彰。读者如能将高阳《清朝的皇帝》、《同光大老》、《翁同龢传》与林文仁的两部专著对读，将信吾言之不诬。 注释： [1]林文仁：《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0-12页 [2]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绪论”，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16-17页。 [3] 高阳：《翁同龢传》，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6页。 [4]《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2006年，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条。 [5] 高阳：《翁同龢传》，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89-90页。 [6] 高阳：《翁同龢传》，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213页。 [7] 高阳：《翁同龢传》，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258页。

『肆』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任选一章写读后感

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政治史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然而政治史研究成果虽丰富，但有关政治派系的研究却不多，石泉先生这本书就是研究派系斗争的佳作，周祯伟：《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后感。政治派系研究的著作，在综合运用史料、梳理历史脉络、揭示事件与人物关系等方面，开挖必须极深，这一切都有赖于研究者有家世渊源或相应学术师承，或需要极高明的领悟力与洞察力，必须掌握相关史料到烂熟于胸的程度，偶尔要参用“以诗证史”之法，所以非学术素养深厚者不能为之。

说道晚清派系研究中的清浊流区分，在石先生这本书的序言中也提到，我们应该参考阅读陈寅恪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其中陈寅恪先生在“清季士大夫清流浊流之分野及其兴替”一章中说：同治至光绪末年，京官以恭亲王、李鸿藻、陈宝琛、张佩纶等，外官以沈葆桢、张之洞等为清流，京官以醇亲王奕譞、孙毓汶等，外官以李鸿章、张树声为浊流。至光绪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鸿机、张之洞等，外官以岑春煊等为清流，京官以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徐世昌等，外官以周馥、杨士镶为浊流。但清流浊流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先后互易，亦难分划整齐，此仅言其大概，读者不必过于拘泥也。陈寅恪先生在此文中多采纳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内容。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一旦给人物贴了标签，这些先入之见往往成了我们了解历史的障碍”如张佩纶以“清流健将”闻名，攻击洋务人物不遗余力，但一辈子没有攻击过李鸿章，最后甚至成为李鸿章的女婿。因盛宣怀发迹得自李鸿章提携就以为他一辈子对李氏忠心耿耿，这也是极大的误解。甲午战争时，李鸿章极力主和，盛宣怀却主战，与翁同龢联络甚为频密。而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出自荣禄举荐，故戊戌政变后荣禄要自请处分，所以治史者不可不警惕。剑桥晚清史中有这么一句话“所谓的帝党不意味着更倾向改革，后党也不意味着更保守。”谨记之。

石泉先生通过以以翁同龢为代表的南派与李鸿章为代表的北洋之间的权力抗衡、逐渐形成的帝后党争及和战演变之关联勾勒出当时的权力网络，堪称清晰明了，虽史料略显陈旧，但仍不失为晚清政局研究之典范。

读后，脑中渐渐勾勒出晚清政治派系活动的大致情况，谈及甲午战争前后的晚清政局，我们可以把目光放的更远些，因为很多问题其实从太平天国战役而来，简述之。清廷为应对太平天国之役，而不得不进行政治权力的释放。其中与晚清国运关系最密切者，乃汉族士大夫实际权力的提升。人数众多的汉族精英官僚一旦被允许参与权力分配，则相对开放之政治格局，几乎令汉族官僚遵循传统之政治文化线索，如地域、学派、师生等，展开更直接的合纵连横。也因汉族官僚所展现出的政治实力，往往成为满洲亲贵集团拉拢对象，二者之合流，遂令同光两朝政局呈现出多变的面貌。

一向被认为是导致明代后期官僚派系急剧斗争的因素之一，南北地域抗衡。于清室入关之初进一步深化，因多尔衮领导的清廷有意争取北方士大夫集团的合作，逐渐渐染北俗，遂亲北而疏南。而及至咸丰肃顺秉权期间，肃党掌握的中枢皆重用北人，在重南轻北的局面下，南人皆站在恭亲王一边，这也间接促成新局出现。奕与慈禧联合发动了辛酉政变，重返权力巅峰，因此期间倚助南人甚多，于是南人亦获得重用，再加上恭亲王热衷洋务，而南派偏重经世致用，强调务实，恰投恭亲王所好。南派领袖沈桂芬1847年进士出身，此榜乃晚清有名之榜，所出人物众多，此一丰富人脉，自为沈桂芬提供诸多帮助，而沈桂芬本人与恭亲王、慈禧关系皆好。与南派的经世致用相比，北派更注重气节，于是在恭亲王主导的洋务中，沈桂芬常为臂膀，北派李鸿藻多钳制。北派领袖李鸿藻与其北派在决策核心也面临着边缘化，为摆脱这一困境，以及对恭亲王主导的洋务路线表示不满，北派渐与醇亲王产生共鸣，近而亲近，由此，光绪十年前，满汉两大阵营恭醇之争与南北之争渐次交集，由交集面扩大而愈见波澜。但前期大致保持分享权力的稳定，至1876年，文祥死，景廉入枢而把这种权力分享上的平衡打破了，概景廉与李鸿藻交好，沈桂芬产生了危机感。1877年，李鸿藻丁忧，沈桂芬引恭亲王之力，使弟子王文韶顶李鸿藻之缺，此举打破了十年来南北同治的格局。而在野的李鸿藻积极培植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等，即所谓清流党，展开对南派的攻击。如在此期间，奉命出使俄国的崇厚即是沈桂芬所推荐的，而《里瓦几亚条约》的签订，使得朝野皆惊，清流党立即推出他们心仪人物曾纪泽出使俄国，《伊犁条约》的签订，使得北派在气势上颇为昂扬。1880年，李鸿藻丁忧毕，重回军机，而当年沈桂芬病逝，南北实力至此此消彼长已现。1882年，王文韶为清流攻击去，北派势力达到高峰。

而南北之权力竞争也成为慈禧瓦解恭亲王权位之工具，中法越南冲突的效应，引爆了清廷内部权力结构的巨大变动，慈禧借助北派力量发动甲申政潮后，建立起以醇王为核心，孙毓汶为其代理人的中枢，使过去十余年来，基本以满营恭醇之争与汉营南北之争为主线的派系斗争告一段落，读后感《周祯伟：《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后感》。同时为防止清流党阻碍新军机，慈禧大力排斥清流党，方有张佩纶、陈宝琛因中法战事仕途基本断送。

然而顶替恭亲王的醇系人马综合素质不如前任，难以避免沦为慈禧操纵权力的个人工具，至于汉官僚南北关系，则北派人马势弱，欲求振作，李鸿藻亦无人可用，而此前北派与神机营之关系，尤其与醇王及其爱将荣禄之友谊，遂使北派之政治资源终为神机营系统所吸收，此神机营系统即为日后之后党。而南派则因翁同龢反见活跃，翁同龢以帝师之位吸纳门生不遗余力，一时南派实力大增。这里提下，光绪初年，翁同龢还与北派对手李鸿藻交情深厚，与荣禄更是结为金兰。但当翁氏政治地位荣升到本派系核心地位时，与李鸿藻、荣禄的关系剧变，这就不仅仅是个人恩怨了，主要是形势转变了，日后翁同龢与李鸿章的政治交手也因此，翁同龢的政治野心必定使得李鸿章成为其施展政治手腕的主要敌人。翁李之间的主要矛盾，实由1884年后，汉族官僚集团中北派一蹶不振，李系北洋取代之，成为翁系南派主要权力竞争对手之现实下的产物，恰翁同龢于1885年底总管户部，在国家财政紧缩的状况下，遂为彼此间竞争手段更添一合法性，对立情势更复杂，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而当道德与政治利益相纠结成一团时，对李鸿章与北洋更加不利，概李操办之洋务多涉及事功，其间难免有经济问题为人攻击，而李对部下多有大家长之作风，呼来喝去，用人之明，察人之实皆有不足，不乏授人以柄之处。

1884年后北派想在决策圈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得不向西后靠拢，而与北派交好的，都成为了后党中坚，荣禄尤其是，这更加大了北派残余势力的政治倾斜。而李鸿章为首的北洋，在甲申政潮后，通过对中央决策的支持，换取到了政治经济利益上的稳固，如海军衙门与北洋海军的建立，即为醇亲王与李鸿章合作愉快的具体表现。然而随着1889年，慈禧正式交出权力，李鸿章所面对的最高领导人已成为德宗，此时，李自知其影响力当然不如德宗之师，翁同龢。1890年，醇王死，李顿失去一中介，原醇系人马自孙毓汶以下，尽归西后，后党已然呼之欲出，李鸿章向西太后靠拢以求政治自保之迫切性亦增加。

随着年龄的增长光绪帝欲求得他日于巩固权力格局时具更大之主动性，势必壮大亲附于己之官僚势力。由此帝后与翁李，满汉两条派系对抗已然呼之欲出，遂带动其余派系资源渐投于帝后权力矛盾之下，而成日后党争之基本阵势。甲午战争后，李黯然退去，德宗一心整顿原决策核心团队，不少久居中枢而向被视为后党的，如孙毓汶等被罢黜。遂在军机与总理衙门中，南派占据一定优势，然而外部环境之逐渐恶劣，使得以翁为首的南派深感自身缺乏全面执政实力之现实。此非翁同龢与南派之困境，更是无法摆脱慈禧与后党牵制的德宗之最大忧患，因此无论是挽救朝廷还是突破现实权力的窘境，压制敌对派系之斗争实力，都需要一场进一步强化德宗与南派执政合法性的政治改革，1898年的维新运动，就派系之争的角度观，便是在帝后两党的互博中写入史册的。

后党在戊戌政潮中的获胜，也彻底改变了同光两朝延续三十年的派系结构，作为汉族官僚核心之南北派系，在帝后党争中，消融瓦解，汉族官僚之决策影响力掉落到1860年来的最低点，满洲官僚重新抬头，掌握主动，重新压制汉人势力。不久废帝的议题被摆上台面讨论，后党内部亦分裂，以荣禄为首的满族官僚不赞同废帝，而以载漪为首，则主张废帝。为达目的，载漪举起排外的旗帜，企图以激进之方式，向慈禧施压，要求放权。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背景，实肇于此。最终以荣禄为首的保帝派获胜，调整完成后之后党保持了基本稳定，直至清亡。令人感慨的是经历三十余年派系之斗争，于清廷最大的伤害在于汉士大夫集团之沦落凋零，士大夫虽因政治理念、立场几乎每个朝代都介入党争，然而士大夫自有其门风与读书人之操守，虽党同伐异，却总能因清流自负而有所不为。晚清三十余年之派系斗争，最伤其根基者，莫过于将汉族士大夫推到第一线，几经倾轧消耗，至晚清最后十余年，汉族士大夫阶层作为一股势力，几从政坛消失，而代之以的是手握军权财权的政治人物与看似当道实则孤立的满洲贵族，汉族士大夫作为一股政治制衡力量的消失。而无论革命党与立宪派把改变现状的目光放在了体制外，一旦他们得到地主乡绅阶层的同情与呼应，那在也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阻挡革命的疯狂与帝国的覆灭了。

最后，派系竞争向来多为负面论述之题材，但其实它有正面功能，当人主可居于制高点，而掌握派系间之互动平衡时，则此时政治，未必不能使最高领导人更全面地吸收决策信息，从中形成更见稳妥之决策模式，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此一情形尤为明显，如同治朝，虽南北壁垒清晰，恭醇王分立明显，但仍能创造后世史家所称赞的中兴之世。究其原因，当时垂帘之两宫未逾越人主之尺度，能收并取之用，乃为重要原因，以此观之，慈禧无疑应为晚清政局之动荡负极大责任。

『伍』 周祯伟：《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后感

[周祯伟：《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后感]

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政治史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然而政治史研究成果虽丰富，但有关政治派系的研究却不多，石泉先生这本书就是研究派系斗争的佳作，周祯伟：《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后感。政治派系研究的著作，在综合运用史料、梳理历史脉络、揭示事件与人物关系等方面，开挖必须极深，这一切都有赖于研究者有家世渊源或相应学术师承，或需要极高明的领悟力与洞察力，必须掌握相关史料到烂熟于胸的程度，偶尔要参用“以诗证史”之法，所以非学术素养深厚者不能为之。

说道晚清派系研究中的清浊流区分，在石先生这本书的序言中也提到，我们应该参考阅读陈寅恪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其中陈寅恪先生在“清季士大夫清流浊流之分野及其兴替”一章中说：同治至光绪末年，京官以恭亲王、李鸿藻、陈宝琛、张佩纶等，外官以沈葆桢、张之洞等为清流，京官以醇亲王奕譞、孙毓汶等，外官以李鸿章、张树声为浊流。至光绪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鸿机、张之洞等，外官以岑春煊等为清流，京官以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徐世昌等，外官以周馥、杨士镶为浊流。但清流浊流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先后互易，亦难分划整齐，此仅言其大概，读者不必过于拘泥也。陈寅恪先生在此文中多采纳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内容。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一旦给人物贴了标签，这些先入之见往往成了我们了解历史的障碍”如张佩纶以“清流健将”闻名，攻击洋务人物不遗余力，但一辈子没有攻击过李鸿章，最后甚至成为李鸿章的女婿。因盛宣怀发迹得自李鸿章提携就以为他一辈子对李氏忠心耿耿，这也是极大的误解。甲午战争时，李鸿章极力主和，盛宣怀却主战，与翁同龢联络甚为频密。而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出自荣禄举荐，故戊戌政变后荣禄要自请处分，所以治史者不可不警惕。剑桥晚清史中有这么一句话“所谓的帝党不意味着更倾向改革，后党也不意味着更保守。”谨记之。

石泉先生通过以以翁同龢为代表的南派与李鸿章为代表的北洋之间的权力抗衡、逐渐形成的帝后党争及和战演变之关联勾勒出当时的权力网络，堪称清晰明了，虽史料略显陈旧，但仍不失为晚清政局研究之典范。

读后，脑中渐渐勾勒出晚清政治派系活动的大致情况，谈及甲午战争前后的晚清政局，我们可以把目光放的更远些，因为很多问题其实从太平天国战役而来，简述之。清廷为应对太平天国之役，而不得不进行政治权力的释放。其中与晚清国运关系最密切者，乃汉族士大夫实际权力的提升。人数众多的汉族精英官僚一旦被允许参与权力分配，则相对开放之政治格局，几乎令汉族官僚遵循传统之政治文化线索，如地域、学派、师生等，展开更直接的合纵连横。也因汉族官僚所展现出的政治实力，往往成为满洲亲贵集团拉拢对象，二者之合流，遂令同光两朝政局呈现出多变的面貌。

一向被认为是导致明代后期官僚派系急剧斗争的因素之一，南北地域抗衡。于清室入关之初进一步深化，因多尔衮领导的清廷有意争取北方士大夫集团的合作，逐渐渐染北俗，遂亲北而疏南。而及至咸丰肃顺秉权期间，肃党掌握的中枢皆重用北人，在重南轻北的局面下，南人皆站在恭亲王一边，这也间接促成新局出现。奕与慈禧联合发动了辛酉政变，重返权力巅峰，因此期间倚助南人甚多，于是南人亦获得重用，再加上恭亲王热衷洋务，而南派偏重经世致用，强调务实，恰投恭亲王所好。南派领袖沈桂芬1847年进士出身，此榜乃晚清有名之榜，所出人物众多，此一丰富人脉，自为沈桂芬提供诸多帮助，而沈桂芬本人与恭亲王、慈禧关系皆好。与南派的经世致用相比，北派更注重气节，于是在恭亲王主导的洋务中，沈桂芬常为臂膀，北派李鸿藻多钳制。北派领袖李鸿藻与其北派在决策核心也面临着边缘化，为摆脱这一困境，以及对恭亲王主导的洋务路线表示不满，北派渐与醇亲王产生共鸣，近而亲近，由此，光绪十年前，满汉两大阵营恭醇之争与南北之争渐次交集，由交集面扩大而愈见波澜。但前期大致保持分享权力的稳定，至1876年，文祥死，景廉入枢而把这种权力分享上的平衡打破了，概景廉与李鸿藻交好，沈桂芬产生了危机感。1877年，李鸿藻丁忧，沈桂芬引恭亲王之力，使弟子王文韶顶李鸿藻之缺，此举打破了十年来南北同治的格局。而在野的李鸿藻积极培植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等，即所谓清流党，展开对南派的攻击。如在此期间，奉命出使俄国的崇厚即是沈桂芬所推荐的，而《里瓦几亚条约》的签订，使得朝野皆惊，清流党立即推出他们心仪人物曾纪泽出使俄国，《伊犁条约》的签订，使得北派在气势上颇为昂扬。1880年，李鸿藻丁忧毕，重回军机，而当年沈桂芬病逝，南北实力至此此消彼长已现。1882年，王文韶为清流攻击去，北派势力达到高峰。

而南北之权力竞争也成为慈禧瓦解恭亲王权位之工具，中法越南冲突的效应，引爆了清廷内部权力结构的巨大变动，慈禧借助北派力量发动甲申政潮后，建立起以醇王为核心，孙毓汶为其代理人的中枢，使过去十余年来，基本以满营恭醇之争与汉营南北之争为主线的派系斗争告一段落，读后感《周祯伟：《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后感》。同时为防止清流党阻碍新军机，慈禧大力排斥清流党，方有张佩纶、陈宝琛因中法战事仕途基本断送。

然而顶替恭亲王的醇系人马综合素质不如前任，难以避免沦为慈禧操纵权力的个人工具，至于汉官僚南北关系，则北派人马势弱，欲求振作，李鸿藻亦无人可用，而此前北派与神机营之关系，尤其与醇王及其爱将荣禄之友谊，遂使北派之政治资源终为神机营系统所吸收，此神机营系统即为日后之后党。而南派则因翁同龢反见活跃，翁同龢以帝师之位吸纳门生不遗余力，一时南派实力大增。这里提下，光绪初年，翁同龢还与北派对手李鸿藻交情深厚，与荣禄更是结为金兰。但当翁氏政治地位荣升到本派系核心地位时，与李鸿藻、荣禄的关系剧变，这就不仅仅是个人恩怨了，主要是形势转变了，日后翁同龢与李鸿章的政治交手也因此，翁同龢的政治野心必定使得李鸿章成为其施展政治手腕的主要敌人。翁李之间的主要矛盾，实由1884年后，汉族官僚集团中北派一蹶不振，李系北洋取代之，成为翁系南派主要权力竞争对手之现实下的产物，恰翁同龢于1885年底总管户部，在国家财政紧缩的状况下，遂为彼此间竞争手段更添一合法性，对立情势更复杂，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而当道德与政治利益相纠结成一团时，对李鸿章与北洋更加不利，概李操办之洋务多涉及事功，其间难免有经济问题为人攻击，而李对部下多有大家长之作风，呼来喝去，用人之明，察人之实皆有不足，不乏授人以柄之处。

1884年后北派想在决策圈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得不向西后靠拢，而与北派交好的，都成为了后党中坚，荣禄尤其是，这更加大了北派残余势力的政治倾斜。而李鸿章为首的北洋，在甲申政潮后，通过对中央决策的支持，换取到了政治经济利益上的稳固，如海军衙门与北洋海军的建立，即为醇亲王与李鸿章合作愉快的具体表现。然而随着1889年，慈禧正式交出权力，李鸿章所面对的最高领导人已成为德宗，此时，李自知其影响力当然不如德宗之师，翁同龢。1890年，醇王死，李顿失去一中介，原醇系人马自孙毓汶以下，尽归西后，后党已然呼之欲出，李鸿章向西太后靠拢以求政治自保之迫切性亦增加。

随着年龄的增长光绪帝欲求得他日于巩固权力格局时具更大之主动性，势必壮大亲附于己之官僚势力。由此帝后与翁李，满汉两条派系对抗已然呼之欲出，遂带动其余派系资源渐投于帝后权力矛盾之下，而成日后党争之基本阵势。甲午战争后，李黯然退去，德宗一心整顿原决策核心团队，不少久居中枢而向被视为后党的，如孙毓汶等被罢黜。遂在军机与总理衙门中，南派占据一定优势，然而外部环境之逐渐恶劣，使得以翁为首的南派深感自身缺乏全面执政实力之现实。此非翁同龢与南派之困境，更是无法摆脱慈禧与后党牵制的德宗之最大忧患，因此无论是挽救朝廷还是突破现实权力的窘境，压制敌对派系之斗争实力，都需要一场进一步强化德宗与南派执政合法性的政治改革，1898年的维新运动，就派系之争的角度观，便是在帝后两党的互博中写入史册的。

后党在戊戌政潮中的获胜，也彻底改变了同光两朝延续三十年的派系结构，作为汉族官僚核心之南北派系，在帝后党争中，消融瓦解，汉族官僚之决策影响力掉落到1860年来的最低点，满洲官僚重新抬头，掌握主动，重新压制汉人势力。不久废帝的议题被摆上台面讨论，后党内部亦分裂，以荣禄为首的满族官僚不赞同废帝，而以载漪为首，则主张废帝。为达目的，载漪举起排外的旗帜，企图以激进之方式，向慈禧施压，要求放权。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背景，实肇于此。最终以荣禄为首的保帝派获胜，调整完成后之后党保持了基本稳定，直至清亡。令人感慨的是经历三十余年派系之斗争，于清廷最大的伤害在于汉士大夫集团之沦落凋零，士大夫虽因政治理念、立场几乎每个朝代都介入党争，然而士大夫自有其门风与读书人之操守，虽党同伐异，却总能因清流自负而有所不为。晚清三十余年之派系斗争，最伤其根基者，莫过于将汉族士大夫推到第一线，几经倾轧消耗，至晚清最后十余年，汉族士大夫阶层作为一股势力，几从政坛消失，而代之以的是手握军权财权的政治人物与看似当道实则孤立的满洲贵族，汉族士大夫作为一股政治制衡力量的消失。而无论革命党与立宪派把改变现状的目光放在了体制外，一旦他们得到地主乡绅阶层的同情与呼应，那在也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阻挡革命的疯狂与帝国的覆灭了。

最后，派系竞争向来多为负面论述之题材，但其实它有正面功能，当人主可居于制高点，而掌握派系间之互动平衡时，则此时政治，未必不能使最高领导人更全面地吸收决策信息，从中形成更见稳妥之决策模式，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此一情形尤为明显，如同治朝，虽南北壁垒清晰，恭醇王分立明显，但仍能创造后世史家所称赞的中兴之世。究其原因，当时垂帘之两宫未逾越人主之尺度，能收并取之用，乃为重要原因，以此观之，慈禧无疑应为晚清政局之动荡负极大责任。

〔周祯伟：《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陆』 王开玺的介绍

王开玺，1男，1949年10月10日生，汉族，河北省辛集市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1977年7月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1989年7月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尤致力于晚清政治史的研究。出版有《南国风烟》、《隔膜、冲突与趋同－－清代外交礼仪之争透析》、《清通鉴．道光卷》（合著）等著作。发表论文约 60 篇，讲授有《晚清政治史》等课程。

『柒』 “说部”指什么样的文学作品

http://manchu.yezaifei.net/yishi/shuob.php
在这里有详细的介绍,是一种满族的民间艺人传讲的英雄史诗传说.

『捌』 浙大历史系怎么样

浙江大学成立于1897年，前身"求是书院"，是中国人最早自己创办的新式高等学府之一。是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的重点大学之一。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浙江大学以严谨的求是学风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以执著的创新精神创造出了丰硕成果。

浙江大学师资队伍整体力量雄厚。现有中国科学院院士15名，中国工程院院士12名，973项目首席科学家9名，长江特聘（讲座）教授51名，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67名。高水平的研究生导师队伍和良好的科研实验条件，为开展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系史源流编辑

历史学系历史悠久，学术积累丰厚。它的前身是 1936
年建立的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史地系。1951 年后，曾改属不同的院校， 1958-1998 年间属杭州大学，是其重要的发展阶段。 1998
年秋重归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半个多世纪中，曾有一批蜚声海内外的学者如张荫麟、谭其骧、陈乐素、沈炼之，和后去海外的张其昀、钱穆、方豪等先生先后在本系执教，留下了丰厚的学术积累。

2师资阵容编辑

历史学系拥有一支颇具学术创新能力的教师队伍。全系现共有历史学教师 29
名。近年来，中青年教师已成为本系教学、研究的骨干，并在国内外学术界占据了一席之地。

3教研设施编辑

历史学系教学、研究设施齐全，拥有一幢 4000
平方米的独立教学大楼，系资料室藏有中外文图书数十万册，文物陈列室收藏有 3000
余件珍贵文物。建有专用的学生计算机房、多媒体教室、学术报告厅，以及文物、信息实验室等。

4专业分类编辑

全系现设历史学1个本科专业。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等两个专业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档案学等四个专业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1994年底，历史学系被批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现今历史学系本科各专业每年总计约招生60名，硕、博士研究生约招生40名。

5课程特色编辑

历史学系的本科课程以培养具有独立思想、掌握丰富文化知识、适合社会各类文化经贸工作需要的综合性人才为宗旨。

学生自办学术杂志
课程设置分三大模块：一为有关中外文史的基础知识，如中国文明史、世界文明史；二为实用性学科知识，如外语、多媒体信息技术应用；三为跨学科训练，如文化景观设计等。历史学教学坚持以学生为本位，务求增加学生的宏观视野，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训练学生的处事能力。

6研究重点编辑

经过 70
余年的发展，历史学系已经在学术上形成了自己务实创新的鲜明特色。宋代史、法国史研究是本系的传统重点，近年来新人辈出，学术研究更得到充实，在中外关系史、乡村社会史、晚清政治史、现代化研究、电子文件管理等各方面，都已有了相当的学术积累。多年来，本系还与国内外许多学术机构建立了稳定的学术联系。

『玖』 浙大的历史系怎么样啊详细一点啊~

浙江大学的历史系是中国最早一批有博士硕士点的学校之一.历史地理\唐宋敦煌史\近代史和世界史很强.本人是历史学硕士,对这行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