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前人研究成果

『壹』 聊斋研究历史及现状

《聊斋志异》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至今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笔者从评点文本的整理与考辨、评点的思想价值、小说理论价值、评点家、评点史等方面，对这30年的成果进行爬梳整理，力求作出客观的评述，并提出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希望对《聊斋志异》评点研究有所推进。

古代的文人墨客，读书时经常在句里行间，书头文尾，加以简要的评语或施以丹黄圈点，用以品藻诗文，抒发体会，人们把这种形式称作“评点”或“评注”，是中国特有的文学批评形式之一。由于其表现形式零碎、不成系统、故一直以来被遗忘在历史尘埃里。直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的解放和认识的逐步深入，随着对“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的深入讨论，人们才将关注目光投射到评点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上来。《聊斋志异》评点研究就是随着这股思潮涌现出的新的学术课题。

通行的是：将与作品连为一体的批评称之为“评点”，其形式包括序跋、读法、眉批、旁批、夹批、总批和圈点 [1] (P6)。可以看出，与文本紧密结合的批评是评点的主体，鉴于此，对于只以单篇形式独立存在、没有批语与之相呼应的序跋为对象的研究文章，本文暂不收录。本文从评点文本的整理与考辨、评点的思想价值、评点小说理论价值、评点家、评点史、评点形式等方面，对近30年的《聊斋志异》评点的研究现状进行爬梳整理，力求作出客观的评述，并提出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希望对《聊斋志异》评点研究有所推进。

一、

在古代，小说地位无法与正统的诗文相比，因而依附于它的“小说评点”，其处境可想而知。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大量小说评点者的真实姓名湮没无闻，能够刊刻随原著一起传播的评点本毕竟有限。未被发现的评点本尚且不论，就是被公认为《聊斋志异》评点大家的冯镇峦和但明伦等评点本的相关资料也十分有限。因此，对评点本的搜集、整理、考辨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2] (P1-12)、[3] (P75-92)； [4] (P78-87)虽然王渔洋在《聊斋志异》的传播及评点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小说原著版本的复杂性及传抄过程中的偏差，导致王渔洋评点也出现异文。如万隆 [5] (P85-93)认为王渔洋批语为32条，而王清平 [6] (P111-115)则坚持是36条。后者立论翔实，论据有力，故较为可信。《〈聊斋志异〉“王评”考述》 [7] (P13-19)一文，对王渔洋评点写作时间、蒲松龄抄录王评的形式等加以考证。以上三篇文章无疑为我们认识王士禛评点之原貌有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张菊如《王批〈聊斋志异〉评价》 [8] (P120-128)发现有正书局排印出版的《原本加批〈聊斋志异〉》的付排印本是《王批〈聊斋志异〉》，只不过被增删篡改过。杨海儒 [9] (P136-155)亦对“有正本”提出了质疑，认为有正本已非蒲著之原貌，而是经过书商的篡改。这两篇文章均是经过细心考辨得出的结论，对正确认识“有正本”之发展演变有指导作用。

总的看来，关于评点本的整理考辨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这只是冰山一角，有待解决的问题还很多，需要广大学者同仁的继续努力。

二、

该文将评点放到但明伦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其价值，无疑有新颖之处。汪庆元《〈聊斋志异〉方舒岩评点初探》 [12] (P85-98)认为方评多是触时事而发，他以强烈的爱憎赞扬了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批判了封建统治势力、封建知识分子的软弱，小市民的虚荣及其封建道德观念等等。可见方评的批判力度与广度要超过其他诸家。该文持论中肯，论证严谨，具有参考价值和认识价值。

21世纪以来关于思想方面的学术成果虽然比较少，但研究视角有所拓展。如张稔穰《冯镇峦、但明伦等对〈聊斋志异〉思想内容的评点》 [13] (P75-83)认为但明伦、冯镇峦等人的评点与金圣叹的小说评点比较起来，更重视对作品思想内涵的挖掘。他们评点的依据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评点内容涉及作者立言本旨、作品中人物言行心理、作品写到的社会现象等许多方面。陈昌茂、毛翔《论〈聊斋志异〉但明伦评点本中的孝悌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14] (P72-77)一文，从对但明伦其名的阐释入手，对“孝”和“悌”进行分类并加以评述。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试图挖掘但明伦关于“孝悌”思想的现代意义。另外何金文、董玉洪、张文、张四妮等文，王先霈等人的专著中间偶有涉及，兹不赘述。

三、

从文学理论的角度观照小说评点，是当今小说评点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研究比较深入的部分。关注的焦点大致集中在评点包含的创作动机、篇章结构、艺术形象塑造等方面。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利于深化《聊斋志异》的研究，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亦有重要意义，也是我们当下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值得参考和借鉴的对象。如孙一珍 [10] (P282-310)总结出但评关于艺术创作的八大辩证关系、塑造艺术形象的十种笔法等，是较早进行《聊斋志异》评点研究的成果之一。盛瑞裕 [11] (P340-353)的《聊斋但评特色之我见》承袭了孙一珍的思路，他将艺术形式分为文法和章法两种，与孙一珍的分法多有交叉。赵馥的《但明伦小说鉴赏体系之研究》 [15] (P93-98)一文，一改视评点零散琐屑、无系统的观点，从鉴赏家审美情感之再现、聊斋艺术美之升华、立体化的审美鉴赏体系、聊斋艺术客观效应之反馈等四个方面阐述了但评的审美体系。这篇文章立论严谨，论据明晰，观点新颖，深化了对但明伦评点的系统化研究。

《冯镇峦评本〈聊斋志异〉初探》 [16] (P83-89)认为冯氏是把《聊斋志异》当作“小说”来分析和批评的，准确地把握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为冯镇峦其人其事其评点的研究开了一个好头。在《明清小说评点中的“另类”——冯镇峦、但明伦等对〈聊斋志异〉艺术规律的发掘》 [17] (P123-130)中，张稔穰先生指出：在小说理论史上，冯、但等人对《聊斋志异》的评点第一次肯定了文言小说集体例驳杂的合理性及其审美意义。他们指出了《聊斋》故事的“虚构”特色，分析了“志异”产生的深层原因，挖掘出了蒲松龄塑造鬼狐形象的特点及主要方法，并对一些独特的“文法”进行了分析和命名。该文材料丰赡，论述详尽，是一篇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四、评点之传播价值研究

小说评点的兴起和发展是以推动小说的商业传播为其主要目的，评点几乎成了小说传播的一种促销手段。《聊斋志异》评点的繁荣也离不开这个原因。以往人们只关注评点的理论价值，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视野的扩大，研究方法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行除理论价值以外的其他价值的研究，如传播价值。盛瑞裕 [11] (P340-353)先生独具慧眼，他认识到了评点的传播价值和商业价值，认为《聊斋》评点，往往能因评点家的真知灼见而一语中的，起到“传作者苦心，开读者了悟”的作用，成为沟通作者和读者心灵的桥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不容低估的存在价值。文章对这个问题虽着墨不多，但把握准确。这对《聊斋志异》评点的多视角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进入21世纪后，小说评点传播价值的研究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据谭帆先生认为，小说评点的传播价值大致表现为内外两端。就外在现象而言，表现为小说评点对小说的传播和普及的促进；就内在形态而言，则表现为评点本身在欣赏层面上对读者的阅读影响和指导作用 [1] (P117)。张文 [19]主要着眼点是但明伦评点对读者阅读的影响和指导作用，是内在形态的研究。黄晓明 [30]则着眼于评点的外在现象，强调评点活动对《聊斋志异》的文本的改动，以及其地位的不断攀升中所起的作用。

五、评点家研究

评点家研究是评点内容研究深化的表现之一。关于评点家的生平资料，疑问颇多，鲜有详备者。故近年来，一部分学者致力于评点家其人其事的考证。八十年代，孙一珍和盛德瑞的文章中对但明伦其人其事有所涉及，但都未作深入考察。九十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如吴丕的《但明伦小传》 [31] (P83-87)和寇金富的《著名聊斋评论家但明伦》 [32] (P35-37)，就是专门介绍但明伦的文章。吴先生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但明伦其人其事，在肯定他文学造诣的基础上，对历史上把但明伦誉为“名贤”和“了不起的军事家”这一观点提出异议，并举出大量的事实证明其“交易退敌术”的荒谬，目的在于让人们了解真实的但明伦。寇金富则恰恰相反，他是以赞扬为基调，对其所犯过的历史错误则一笔带过而着重肯定其评点《聊斋志异》所作的贡献。在继承了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山东师范大学张文 [19]又向纵深挖掘，他根据《清朝贡举年表》、《清朝御史题名录》、《广顺州志》、《清史稿》等文献资料，撰写的《但明伦论》一节，论据充足、可靠，论证逻辑严谨，可以看作是关于但明伦比较详细、客观、公正的考述，显示了较高的学术功底。

何金文、胡邦炜的《冯镇峦评本〈聊斋志异〉初探》 [16] (P83-89)是研究冯镇峦评点的早期成果。关于冯镇峦其人其事其文，有简短介绍，认为“在四川清代的学术史上，冯镇峦无疑是一个值得发掘的人物。”关于冯镇峦的籍贯，学者们一般根据其在《读聊斋杂说》“涪陵冯镇峦远村氏”的落款以及《喻序》推出：冯镇峦，字远村，涪陵人。涪陵究竟何指？研究者一般认为是今四川涪陵。据李胜、张勤 [26] (P134-137)考，冯镇峦之籍贯“涪陵”，乃用隋唐及宋时古称，实为当时之合州即今日之重庆合川。材料有据，考辨有力，表现出了其相当的学术功力。

《聊斋志异》方评的出现比较晚，关于其作者方舒岩，后人知之甚少。汪庆元的《〈聊斋志异〉方舒岩评点初探》 [12] (P85-98)，根据评点对其籍贯及其评点年代作出了初步推测：方舒岩，浙江淳安县人，他评点《聊斋志异》应该是嘉庆十六年以后的几年间中的事情。关于方舒岩的研究有待于史料的进一步发掘。吕扬、张菊如、刘世德及董玉洪、孙虎堂、黄晓明、张四妮等人论文中均对部分评点家生平有所介绍。

六、评点史的研究

不容置疑，科学每前进一步，都是以继承吸收前人成果为基础的，因此对清人研究成果进行爬梳整理是十分有必要的。吕扬的《〈聊斋志异〉研究史话》 [33] (P90-94)、赵伯陶《读〈聊斋〉札记——〈聊斋〉清人旧评刍议》 [34] (P71-83)、黄洽的《自出手眼，别开天地——清人〈聊斋志异〉的评点述说》 [35] (P72-75)等均是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宏观介绍了清代《聊斋志异》的评点情况或研究情况，但论述各有侧重。吕扬以宏观的视野，把《聊斋志异》三百多年的研究史进行梳理，将其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为“志异”正名时期。如高珩、唐梦赉等人对“子不语”派的批判；二是从《聊斋志异》成书到冯评出现，这个时期的评点和评论大多是放在对蒲的创作意图和小说艺术成就的探讨上；三是评点期。这个时期评点本大量出现，对《聊斋志异》展开了全面的研究。黄洽则是从评点内容着手，将清人《聊斋志异》评点也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为《聊斋志异》正名、对小说思想价值的揭示、对小说创作特色的分析。这两种分法各有其合理之处，对我们系统了解《聊斋志异》评点的总体概况有一定帮助。

据盛伟 [36] (P75-80)先生统计，现存《聊斋志异》评本有十六、七家之多。其成就孰高孰低，人们议论纷纷。如何用一种较为合理的标尺为参照物，去衡量各家的成就与价值？赵伯陶找到了“小说评点派”这把尺子。他从小说评点派的角度观照诸家评点，认为王渔洋与冯镇峦、何守奇、但明伦三家不同，是文人兴之所至下的笔墨，而三家评点亦各有轩轾。冯评重在宏观把握，但评显示了卓越的艺术鉴赏力，往往于微观之处见精神。何评较冯、但二家为单薄，但其闪光之处也值得玩味。综观四家评点，作者可谓是抓住了它们的主要特色。亦有学者就某一家评点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分析，比如张文的《但评研究综述》 [37] (P8-11)，就是针对近30年但明伦评点研究成果的归纳总结。

七、评点形式的研究

近30年关于“评点”批评方式本身特征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集中在对评点形式、评点方法的探索与总结以及评点语言特色等问题。评点具体形式包含哪些，历来观点不一。如黄晓明 [30]认为《聊斋志异》评点的形式包括：1、序跋；2、边缘批语；3、行间批语；4、本文后总批，包括作者自评；5、强调符号；6文后附录；7、插图等。笔者认为这种分法将评点的外延过度扩大，消解了“评点”之所以为“评点”的特性。孙树木《浅谈冯镇峦对〈聊斋志异〉的评点》 [38] (P69-71)一文中，对冯评中大量的夹评予以观照，并归纳出比较法、比喻法、借用法等冯镇峦常用的评点方法。对于各家评点的语言特色，亦有学者关注，如张文 [19]对但明伦评点语言的特色的挖掘，认为但评有“评点细致、富有层次、语带禅机、幽默风趣、擅长譬喻，有详细的论述”等诸多优点。张四妮 [20]归纳总结了冯镇峦叙事简洁、喜用典故、语言容量大的特点。与其他问题相比较而言，评点形式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的拓展。

八、影响评点的文化因素的研究

文学是文化之花。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孕育其的土壤——文化。因此，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和审视《聊斋志异》诸家评点，是研究走向深入的表现，也是研究向多元、现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视角较少为人注意，值得认真研究。

今之学者蒋玉斌 [39] (P95-98，111)打破以往研究“只关注评点本身的拘囿”，将关注的目光扩展到整个清代的文化史，特别是清代的学风。认为清代的经世致用、考据、崇尚古文之风深深影响了《聊斋志异》的评点。他指出“在清代学风的文化背景之下观照《聊斋志异》评点，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把握《聊斋志异》评点的理论价值，并进一步探讨小说评点(尤其是文言小说评点)在理论史上的独特地位。毋庸讳言，这也有利于我们准确而深入地理解饱含蒲松龄‘孤愤’之情的《聊斋志异》的深刻内涵。”文章视野宽广，阐释精深，论述详密，考证谨严，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董玉洪 [40] (P86-87)亦是从文化层面上去探索影响《聊斋志异》评点勃兴的文化背景及原因，他指出：小说评点形式的成熟和《聊斋志异》本身批判现实和崇尚真情的题材魅力共同促成《聊斋志异》评点的勃兴及广泛传播。将《聊斋志异》评点放在小说评点史、清代的文化史、思想史的三维坐标上去予以定位，这样的尝试有利于正确认识和评价《聊斋志异》的价值。除此之外，黄晓明、张四妮等人的文章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

九、回顾与展望

近三十年来，《聊斋志异》评点虽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不乏见解新颖、学术价值较高的论著。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有些论文缺乏对研究的推进作用和对他人的启发意义。研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甚至有待于新的突破。

1、新资料的发现和整理。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和利用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资料的突破往往会带来研究的新进展。《聊斋志异》一些评点本尚有许多相关基础资料不详，存在大量可以挖掘的空间，因此还需要学者们进一步的努力。

2、研究范围的进一步拓展。探究范围的大小与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直接的关系。既有的成绩并不表明我们的研究范围已经穷尽了。因为客观方面，有许多材料有待发掘或正在被不断发现；主观方面，与研究者的思维、视野的转变和拓展有关系。以现有成果来看，新世纪以来，研究者们往往将目光锁定在冯评、但评上。而其他各家有的仅仅是整理出来而没有人去研究，有的至今为止只有一篇概括性介绍的文字，我们理应发掘其有价值的资源。

3、更新和改进研究方法。已有成果大多从小说理论角度看评点，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关注。评点在中国小说史上虽然是以“批评”的面貌出现的，但其实际所表现的内涵远非文学可以涵盖。今之学者应当建立在对新学科、新方法吸收的基础上，把小说评点从以往纯作理论批评研究的狭隘视角中解放出来，研究影响《聊斋志异》评点产生的文化、社会、经济等因素，把握其多重的文化价值。

十、结语

小说评点是中国特有的文学批评形式，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必定会推进中国小说理论的建设和特色文学理论的建设。《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名著之一，在国际上也有重要的影响。关于它的评点理应得到重视。

『贰』 《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是什么

《聊斋志异》在艺术上兼采众体之长，不仅继承了魏晋志怪和唐人传奇的优秀传统，而且还从史传文学、白话小说中吸取了有益的营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代表了我国古代文言小说所已经达到和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 一、作者有意将幻异境界与现实社会联结在一起，以寄托自己的孤愤和理想，使作品既驰骋天外，充满浓郁的浪漫气息；又立足现实，蕴含有深厚的生活内容。幻想性与真实性的相反相成，对立统一，构成了《聊斋志异》的突出特点。 二、大量的非现实性艺术形象的塑造成功，是《聊斋志异》的主要艺术成就。这些形象塑造的基本方式是：以他们作为“人”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为核心，巧妙地融合进他们作为“物”的自然属性或幻想属性，使之成为一种人性和物性复合统一的艺术形象。这样，这些花妖狐魅既多具人情，和易可亲，使人忘其为异类；又蕴含着他们本体的固有气质和超现实的神异性，让人觉得可望而不可即，大大增强了形象的美感。 三、《聊斋志异》的情节离奇曲折，幻诞诡谲，但在作品提供的特定情境之内，却又顺理成章，是按照某种固有的逻辑必然出现的。其情节的内在逻辑，主要包括人物性格逻辑和幻想逻辑，二者往往蕴含在同一个情节系列中，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构成了作品幻中有真、真中有幻的艺术特色。 四、《聊斋志异》采用的是优美、典雅、精炼、传神的文言，又做到了文言体式与生活神髓的高度统一，因此形成一种既典雅工丽又清新活泼的语言风格。无论是人物语言还是作品的叙述、描写语言，都在文言形式中蕴含着强烈的生活气息，极富描摹力和表现力，大大增强了文言小说的小说性和趣味性。

『叁』 李时人的研究成果

一、主要著述
《西游记考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3月版。
《金瓶梅新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8月版。
《古训新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2月版。
《中国旅游文学大观·诗词卷》（上下册），（陕西）三秦古籍出版社，1998年8月版。
《全唐五代小说》（五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
《李汝珍及其〈镜花缘〉》，（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
《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漫话》，（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9年3月版。
《古代短篇小说名作评注》（与何满子合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8月版。
《古今山水名胜诗词辞典》（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版。
《中国古代禁毁小说大全》（主编），黄山书社，1992年5月版。
《明清小说鉴赏辞典》（与何满子合作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9月版。
二、主要论文
《也谈〈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徐州师院学报》1981年3期。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与蔡镜浩合作），《徐州师院学报》1982年3期。
《金瓶梅》中“金华酒”非“兰陵酒”考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2期。
《〈西游记〉中的唐僧出世故事》，《文学遗产》1983年3期。
《贾三近作〈金瓶梅〉说不能成立──兼论考证的态度与方法》，《徐州师院学报》1983年4期。
《〈西游记〉闹天宫故事形成考辨》，《徐州师院学报》1984年2期。
《关于〈说岳全传〉》，《中国通俗小说阅读提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和孙悟空形象的渊源》，《西游记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中国古代小说的主题问题和研究方法》，1985年1月22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关于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主题研究”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1期。
《“百丈”也是人名》，《读书》1985年1期。
《谈〈金瓶梅〉的初刻本》，《文学遗产》1985年2期
《写情入物，苍凉凄动——〈诗经·秦风·蒹葭〉欣赏》，《名作欣赏》1985年2期
《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成书问题——与徐朔方先生商榷》，《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3期。
《朱鼎臣〈西游释厄传〉考》，《明清小说论丛》第3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说唱词话”和〈金瓶梅词话〉》，《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5期。
《日本学者关于孙悟空形象来源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1985年18期。
《〈聊斋志异〉与〈池北偶谈〉》，与于盛庭合作，《明清小说研究》2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2月版。
《元代社会思想文化状况和杂剧繁盛》，《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85年12月31日。
《“词话”新证》，《文学遗产》1986年1期。
《〈万历野获编〉“金瓶梅”条写作时间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1期。
《中国古代小说的仿作和续书问题思考》，《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86年7月1日。
《〈四游记〉版本考》，《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2期。
《〈谈金瓶梅初刻本〉补正》，《文学遗产》1986年3期。
《关于〈红楼梦〉及其他古代小说研究问题的思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3期。
《美人图及其人体美观念——读〈卫风·硕人〉》，《诗经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文化意义的〈文心雕龙〉和对它的文化审视》，《学习与探索》1987年1期。
《李汝珍“河南县丞之任”初考》，《明清小说研究》6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2月版。
《金瓶梅：中国16世纪后期社会风俗史》，《文学遗产》1987年5期。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发微》，《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2期。
《兰陵笑笑生》，《中国十大小说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版。
《李汝珍》，《中国十大小说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版。
《站在新的时代文化的高度观照〈金瓶梅〉》，《学习与探索》1990年3期。
《论〈金瓶梅〉的性描写》，《中国小说中的性描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萧兵的楚辞研究及有关问题》，《文学遗产》1992年4期。
《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泛论——中国小说与中国文化谈片之一》，《北方论丛》1993年3期。
《中国古代小说的美学新风貌——谈〈金瓶梅〉的艺术新创造》，《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3期。
《三国演义：亚史诗和亚经典》，《光明日报·文艺观察》1994年11月9日。
《三国演义纵横谈》，《文汇报》1994年11月27日。
《西门庆：中国“前资本主义”商人的悲剧象征》，《光明日报·文艺观察》1995年7月19日。
《孙吴政权与江南世族》，《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增刊》。
《出入乾嘉：李当珍及其〈镜花缘〉创作》，《国学研究》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李渔小说创作论》，《文学评论》1997年3期。
《“世纪之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1997年5期。
《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的传播与影响》，《复旦学报》1998年6期。
《小说观念与〈全唐五代小说〉的编纂》，《文学评论》1999年3期。
《20世纪唐五代小说研究的回顾——“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之一》，《零陵师专学报》1999年4期。
《20世纪宋元小说研究的回顾——“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之二》，《零陵师专学报》2000年1期。
《20世纪《金瓶梅》研究的回顾——“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之三》，《零陵师专学报》2000年4期。
《越南汉文古籍〈岭南摭怪〉的渊源成书》，中华书局《文史》53辑，2001年4月。
《新罗崔致远生平著述及其汉文小说双女坟记的创作流传》，中华书局《文史》57辑，2001年12月。
《〈三国演义〉：史诗性质和社会精神现象》，《求是学刊》2002年4期。
《一部有开拓意义的研究力作——聂付生〈冯梦龙研究〉序言》，《浙江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1期。
《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道路与理论建设》，《光明日报·文学遗产》2003年3月26日。
《唐代女冠诗人：女性文学中的特殊现象——〈唐代女冠诗人研究〉代序》，《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4期。
《卓然不群：〈何满子学术论文集〉》，《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8期。
《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论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6期。
《中国古代小说与古代朝鲜半岛汉文小说》》，《人民政协报·学术版》2004年1月12日。
《论古代文学的“地域研究”与“流派研究” ——兼评邱昌员〈历代江西词人论稿〉》，《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1期。
《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与杨彬合作，《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3期。
《〈游仙窟〉的日本古钞本和古刊本》，与詹绪左合作，《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3期。
《〈水浒传〉的“社会风俗史”意义及其“精神意象”》，《求是学刊》2007年1期。
《〈游仙窟〉古钞本、古刊本勘误与质疑》，与詹绪左合作，《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6期。
《唐代文言小说“诗化”的文学史意义——兼评邱昌员〈诗与唐代文言小说研究〉》，《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5期。
《中国古代小说与朝鲜半岛古代小说的渊源发展》，与聂付生合作，《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期。
《中国古代小说与越南古代小说的渊源发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2期。
《关于古代小说研究的一点思考》，《北方论丛》2009年3期。
《越南古代汉文诗叙论》，与刘廷乾合作，《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6期。

『肆』 目前研究《聊斋志异》的有关著名学者和期刊作品有哪些

你好，
《聊斋志异》做为名著，研究人颇多。我不知道你研究偏重于哪方面，现在简单列举一些。
1. 从《聊斋志异》的性别话语质疑传统文学经典的合法性
期刊： 《河北学刊》 -2005年4期 徐艳蕊
2.传教目的下的跨文化操纵——论《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最早译介
期刊：《上海翻译》 -2011年2期 李海军
3. 《聊斋志异》美学思想新探
期刊：《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4期 叶旦捷
4. 翟理斯译《聊斋志异选》的注释与译本的接受
期刊：《明清小说研究》 2007年2期 孙轶旻
5. 试论《聊斋志异》在西方的最早译介
期刊： 《明清小说研究》 2008年2期 王燕
6. 追随蒲松龄的足迹——《聊斋志异》英译概述
期刊： 《外国语文（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9年5期 李海军
7. 《聊斋志异》异人幻象在日本短篇小说中的变身
期刊：《山东社会科学》 2011年11期 王晓平
8. 《聊斋志异》日译本的随俗与导俗
期刊： 《山东社会科学》 2011年8期 王晓平
9. 《聊斋志异》日本翻案的跨文化操控
期刊：《山东社会科学》 2011年4期 王晓平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如果我的回答，能帮到你一点，请及时采纳，也是一份鼓励。

『伍』 《<聊斋志异>的艺术特色》+论文的哪些观点是参考了相关的研究成果

『陆』 聊斋志异的女性形象研究现状

声中外的文学名著《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倾其一生心血之结晶，她不仅是蒲的“孤愤”的释放，而且也是他在寂寞塾师生活中的幻影。其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塑造了一系列狐鬼花妖的女性形象。她们大多温柔美丽、闲雅大方、精明能干以及自主自立，体现了一些可贵的进步思想。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在意识观念、言行举止等方面仍受到偏见的压迫和种种歧视，在情感生活、家庭生活等方面依然背负着传统的重荷。可以说，在绚烂多彩的女性光环下时时晃动着男权意识的精神枷锁。
《聊斋志异》中众多男女形象，细细品味，别有风味。但是比较一下男女形象，就会感到诧异，男性往往不如女性强，是相当弱小、需要帮助是人物。女性则是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的强者形象。这无疑是对“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的传统的改变。作为生物性别（sex）和作为社会性别（gender）的女性是混淆的。本文将对《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作一个分析。
《聊》中女性的主体意识觉醒了，首先表现在自主意识上，她们具有不依赖外在力量，自由地支配自身的一切活动的意识。在婚恋问题上，女性可以大胆追求个人的幸福，而不是被动的接受。男女间由“君子好逑”转为“女子好逑”，由“仲可怀也，畏我父母”到“仲可怀也，即可思嫁”。女子成了求偶的主动者，常是无媒自嫁。这种情况在《聊斋》中比比皆是。《红玉》中的红玉是主动爬上冯家的墙头，对冯生含笑示爱；《莲香》中的莲香、李氏都是主动扣开桑郎之斋而求桑郎眷注；《鸦头》中的鸦头接客第一夜就与情人一起私奔了；《翩翩》中的翩翩也是主动让“疮瘠余生竟遇怜”的；《云萝公主》中的云萝公主、《蕙 芳》中的蕙芳更是带着婢女、嫁妆主动上门；《白秋练》中的白秋练既主动登舟依慕，更以 自己经营预测之长助心爱者之父赢利，终于使一心注重门第的父亲回心转意；还有《细侯》中的细侯，《菱角》中的菱角，《嘉平公子》中的鬼女温姬都是这一类女性。
《聊斋》所反映的女性自主意识觉醒的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与异性不论是结合或离异都迅速、果断。只要两情相悦，即可以身相许；如感情破裂，缘分尽了，就各奔东西。世俗繁琐的婚嫁仪式、离婚的种种骇人后果，她们都拂若轻尘。上文提到的《聊斋》中情爱方面女子的主动性大大加强了，事实上在离异方面，女子也往往处于主动地位。因一见钟情而以身相许，一旦发现其庐山真面目，即拂袖而去，连招呼都不打一声。《阿霞》中的阿霞，因景星“祖德厚，名列桂籍”，以身相托，可当对方薄情寡义暴露时，就不告而去；《武孝廉》、《云翠仙》、《丑狐》中的狐仙都是在男主人公贫穷、困苦时以身相许，还为之带来安康与财富，可只要他们忘恩负义，或要出妻，或要卖妻，狐仙发现后，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惩罚，然后决然离去。《聊》中的女性在婚姻观念上是比较开放了，想结婚就结，想离婚就离，简直可以和21世纪女性思想相媲美了。
书中又体现恋人在同居过程中，女性总是能保持个性，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不断克服弱点，增进相互了解，培养和检验感情。典型篇章如《阿纤》、《细柳》、《颜氏》等。《阿纤》中阿纤嫁与三郎后，遭到大伯猜疑，离家出走，三郎找到阿纤，请与偕归，阿纤道：“我以人不齿数故，遂与母偕隐；今又返而依人，谁不加白眼?如欲复还，当与大兄分炊”三郎尊重她的意见，与兄长分居，小夫妻从此和和美美；《细柳》中善相人的细柳预知高生将不永寿，过门后，请求让她来当家。高生尊重她的要求。当出现一次意外后，高生“不忍以家政累之，仍欲自任”，细柳不肯，从此，“晨兴夜寐，经纪弥勤。”成为家庭主持；《荷花三娘子》中的荷花三娘子以化石、化衣来制止宗生过分的欲望，“宗惧而罢。由是两情甚谐。”《翩翩》中的翩翩以所着衣化树叶来警告旧病复发、调戏女友花城的罗子浮。这些巧妙的方法既保全了对方的情面，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主体意识其次在女性职业观上，《聊斋志异》也有很大的进步。即从传统的单一的“相夫教子”到多样化的追求。譬如《黄英》中贫穷的马子才与黄英结成婚姻，他以黄英卖花致富为耻，宁愿住在简陋的房子里，黄英对他说：“君不愿富，妾亦不能贫也。无已，析君居：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何害。”黄英正是既尊重对方，又保持个性独立和职业追求。《细柳》中的细柳对针线、烹饪之类不太经心，却善于田产、租税的。《颜氏》中的颜氏表现出她超人的才智胆识，因其丈夫的屡试屡败，她负气易装成男子，亲涉场屋，果中进士，累官至御史，富比王侯，后托疾乞归，使夫承其衔。这可以说是古代女子“参政”的一个幻影吧！这些女性一改传统中妇女在家庭中的从属被动地位，而变得才能突出，懂经营，善管理，风头十足，地位直与丈夫对等， 甚至过之。而男子倒处在依附地位了，《黄英》中的马子才不就感叹：“徒依裙带而食，真无一毫丈夫气矣。”使自己这个做丈 夫的好没面子吗?这在前人小说中恐怕极少见了。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能力很强，比其中的男性能力要强的多。男性大多是无能和懦弱的书生。首先他们往往既中不了功名，又不会持家生活。“一旦男人在工作中找不到尊严，他将会丧失自己男子气概。男人的气质不是别人施与的，也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你自己正来的，是通过赢得一场场为荣誉而战的小小战斗而挣来的……”。①《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在求取功名的道路上是找不到尊严的，他们的男性气质也随之逐步丧失了，真正的 “百无一用是书生”，只能眼看着家里破落下去，如王慕贞(《小梅》)、马子才(《黄英》)。其次是面对困难、危险却无丈夫气，显得胆小怕事，十分懦弱。如商家两兄弟：“讼不得直，负屈归，举家悲愤。兄弟谋留父尸，张再讼之本”，其无能表现遭到了三官的痛责(《商三官》)。再如金大用，想去报仇，但一听见江湖多水寇，便“徘徊不知所谋”，终于不敢去(《庚娘》)。还有董生，父为贼所搒掠，生捉戈欲往，但一听说“此去恐无生理”，便皇然。再经妻牵衣泣，“生壮念顿消”，竟置老父于不顾了(《董生》)。正因为如此，他们只能求助于女性，相应的也强化了女性。对《聊斋志异》中的女性稍作梳理，可分三类：其一、持家、理财之能手。封建社会的家庭以男子为核心，女子称丈夫为“当家的”，自然男子在维持家计上应居于主导地位。但奇怪的是，我们在《聊斋志异》中很少能见到善于维持生计的男子，相反倒是女子在这方面才能突出，主动担负重任，解决了许多家庭生存危机。《柳生》中周生妻一死，便“家室萧条，不可聊赖”，后遇一女，成婚后“女持家逾于男子，择醇笃者授以资本，而均其息。每诸商会计于檐下，女垂帘听之；盘中误下一珠，辄指其讹。内外无敢欺。数年，伙商盈百，家数十巨万矣”。而且该女似乎很有主见。《小二》篇中小二亦很有主见，当受官府相逼时，女曰：“货殖之来也苟，固宜有散亡。然蛇蝎之乡，不可久居。”言语明智且不失一种大度。迁居后，“女为人灵巧，善居积，经纪过于男子。尝开琉璃厂……诸肆莫能及……居数年，财益称雄，而女督课婢仆严，食指数百无冗口。”如此看来，小二各方面能力都在男子之上，而其夫丁生形象则黯然失色，充其量是个配角。
其二，行侠仗义，惩恶扬善之侠女。这种侠客角色担当者大多为男性，女性则寥寥，且多是出于强烈的为亲人报仇的偏执意念。《聊斋志异》中也有此类女性，《侠女》篇中侠女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为父报仇，但为了报顾家“养母之德”，为顾生贫不能婚而延一线之续。此女在作品中表现得相当冷艳，且极有主见，不是要紧之事，决不露容沾手。三年埋名，夜夜查仇人门路，行事可见亦很周全。身手又好，终于得以报仇。该侠女行侠的有意思之处在于包括了为顾生生子续了香火，却又不嫁与顾生，最终一走了之，实在是一怪侠。《商三官》中的三官也是这种女性总之，《聊斋》此类女性行动洒脱，果断磊落，来去自如，毫无拖泥带水、婆婆妈妈之感。其行侠之举绝不输于《田七郎》中的田七郎，《红玉》中虬髯丈夫，但因是女性所为，读来更令人难忘。
其三，女性比男子更有谋略，更有主见，更有能力 (有些是缘于仙术)，较男性的发展要全面。因而在男女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起到了引导男子行动或恢复其能力的作用，在男女两性中处于第一性的地位。女性劝导男子省身行事，处事老练。如《辛十四娘》中冯生生性轻脱，看不清利害关系。辛十四娘便告诫他：“君诚乡曲之儇子也!轻薄之态，施之君子，则丧吾德；施之小人，则杀吾身。 君祸不远矣!我不忍见君流落，请从此辞。”生告悔，辛便 与其约法三章：“从今闭户绝交游，勿浪饮。“但冯生终因生性难改，遭了陷害。下狱后，幸亏辛十四娘巧设计谋，才得以昭雪。还有些男性患有痴呆的毛病。与一些正常人所应有的能力表现相比，出现偏差，甚至干脆丧失。在《聊斋志异》中大量存在着痴书生形象，如为意中人阿宝的一句戏言而自残，砍去一手指，后又魂寄鹦鹉以近芳泽的孙子楚(《阿宝》)。广而言之，还有众多孝痴、功名痴等等。如此，“聊斋”几乎成了个男子的“痴人院”了。这些痴人的共同特点是不谙世理，不懂世事，我行我素。耿去病等的“狂”也是如此，只是 “痴”偏重于痴呆、傻，“狂”偏重于疯颠。他们生存、行动范围 狭小，追求单一，与正常人的精神状态已发生偏离。“痴”“狂” 本来就是种病态的表现，如果精神病态，也就无法具备一个正常人所应有的能力。从他们在作品中的表现来看，也称不 上是正常的完整的男人。他们不仅少了几分粗野的男子气，而且在各种欲望的追求上、日常行动能力上也大大萎缩了。
《小翠》中的元丰生下来就是痴呆儿。十六岁不能知牝牡，在小翠治愈其痴之前，日常行为表现仅是做游戏、拾球、号哭、流涕等等。元丰是一个完全痴呆的典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女性化的倾向。元丰是一个怯弱的男子，他更象一个旧体制中受压迫的女性。他有着女性的怯弱和女性的某些气质。多愁善感，好哭泣流泪，他的哀乐完全取决于小翠对他的态度。小翠倒象一个丈夫对待妻子一样对待他。这是一个乾坤颠倒的世界，男女的主客地位、性格气质发生了变易。正是在这个虚构的幻想世界里，蒲松龄有意无意地改变了乾坤定位、阳刚阴柔的规定、男主女辅的地位。
作者几次在“异史氏曰”中对女性大大称赞了一番，喜爱之情溢于言表。而这里的男性却似乎表现得很懦弱，很不成熟，作者批评他们在这些女性面前都应“愧死”，实在是恨铁不成钢。
如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蒲松龄笔下的女性形象体现出可贵的进步思想：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不适用了，其中的女子多才多艺，有吟诗作曲的，有善于经营的，有在官场平步青云的。二，女性不再是被动和无助的，而是主动者，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三，很多女子强于男子，甚至更多的是给男性以慰藉和激励，给男性以财富和荣耀。
二、
《聊斋志异》中的男女关系确实有点令人不可思议，那些少男少女一见面就发生性关系。《聊斋》是一本写给男人的书②，不管欣赏它的读者是否相信鬼或妖的存在，他们大概都不会害怕碰到“毕怡庵式的艳遇”。这也许是蒲松龄在孤独的时候的幻影，从他的生平看，自幼聪慧好学，19岁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考皆第一而闻名籍里。补博士弟子员。但后来却屡应省试不第，直至71岁时才成贡生。为生活所迫蒲松龄除了应同邑人宝应县知县孙蕙之请，为其做幕宾数年之外，主要是在本县西铺村毕际友家做私塾的教师，舌耕笔耘，几近40年，直至71岁时方撤帐归家。在这40年当中他远离故乡，虽然已有妻室，但是长期分离，又是一个贫穷的教书的，多年考试没有取得功名，也就没有了富裕的家产和任何权势， 从当时世俗的眼光看，他几乎不具备恣意享受女色的现实条件,并且《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在20岁前后开始创作的③ ，他那时正身强力壮，出现这种性幻想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康德就已经注意到缺失对想象力的激发作用，他曾说过：“由于想象力在观念上比感官更丰富多产，所以如果有情欲的加入，则缺失对象比有一个对象还更能激发想象力”。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生活与美学》中说：“当一个人在西伯利亚苔原地带或者伏尔加河上游的干燥地带的时候，他也许梦想神奇的花园，内有非凡的树木，长着珊瑚的枝，翠玉的叶，红宝石的果。”蒲松龄为克服各种缺失、求得满足，就调动他自己的各种心智力量，不仅包括情感的反应，也包括认知活动的变化，尤其是想象力特别的活跃。所以说《聊斋志异》中光辉灿烂的女性实质上是蒲松龄在严重缺乏状态下渴慕异性的愿望而已。
《聊斋志异》中前来与书生幽会的异类女性全都很年轻，很漂亮，乍一相见，书生就被她们的姿色迷住。一般而言，年长的或姿色差的总是热心的象淫媒一样喜欢成人之美，年轻、漂亮的女性大多采取了自荐枕席的方式。但是对异性的审美在《聊》中不是男子的特权，女性也有此权力和癖好，打破了单一的郎才女貌的模式。貌美不是女性的独有，蒲笔下的男子可能没有高贵的门第，但他们或者是胸藏万卷、唱诗吟赋的文人雅士，或者豪迈洒脱、风标修洁的美男子，或者是好放生好施舍的善良男人。《罗刹海市》中的马骥“美风姿。少倜傥，喜歌舞”，《嘉干公子》中的嘉平公子“年十七八”“风仪秀美”，温姬在后来看清他实是绣花枕头一个，后悔自己以貌取人，愤然离去；《伍秋月》中的秦邮“为人慷慨有力，广交游”。《白秋练》中的慕生“聪慧喜读”。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蒙娜·西苏在《杜美莎的笑声》中，曾对男性和女性的性冲动做过这样的分析，她认为女性的性愉悦是多元形态的，兼有包容、占有、奉献等多种心理特征；而男性的性冲动则以阳具为中心，突出的是一种攻击和占有的欲望。尽管从生理解剖学的角度看是可疑的，但从文化性别角色的历史积淀来说，是切中要害的。蒲松龄虽然没有超出西苏的论断，但是对男性之美色的描写却是大胆的、反传统的。他能把女性从单一的被动的审视对象变成主动的审美者无疑是进步的。这可以说是蒲松龄朴素的男女平等思想的体现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在对待女性的贞洁问题上，蒲松龄认为女性是否贞洁，必须看她的本性，不在于是否处女，他尊妇女为人，强调人的本性。在一些篇目当中让书生惬意的是，异类女性保持 着肉体的童贞，或“鸡头之肉，依然处子”（《连锁》）；或“罗襦衿解，俨然处子”（《莲香》）。但是这并非蒲松龄的追求，我们看《聂小倩》中的宁采臣知道聂小倩是受妖物役使就男害男，不但没有嫌弃反而寄予了同情和帮助。《霍女》篇则表现得更奇特，霍女“三易其主不为贞”，她在干什么呢?“妾生平于吝者则破之，于邪者则诳之也。”这分明是惩恶仗义。蒲松龄对她还是持肯定的态度，表现出了很大的解放意识。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一些现代人都做不到的）。因为贞洁问题在明清两代极受重视，如冯梦龙、凌蒙初，就大力赞扬未过门就为亡夫守节、一被别人性侵犯就自杀的烈女；方苞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推崇备至。类似的观点姚鼐在《贞女论》、《孝节陈夫人传》中也表达了对守节的赞美。可见虽时代相近，蒲松龄和他们的观点相差的有多大啊！
《聊斋志异》中的《娇娜》篇更带有对两性关系的思索性的内涵，这篇小说前半部分是写孔雪笠见到美丽的狐女娇娜产生爱悦之情，后半部分在孔雪笠和另一狐女松姑成婚后，仍然写他与娇娜的关系，松姑反被抛到一边：先是孔雪笠奋不顾身从鬼物爪中抢救下娇娜，被暴雷震毙；后是娇娜不顾男女大防与孔雪笠口吻相接，将丹丸吐入其口中，嘘入其喉下。作者最后自道其心思：“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忘讥，听其声可 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燕），则色授神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玩味小说情节和夫子自道，可以认为作者是用了并不明确的语言，表达了他感觉到的一个人生问题：得到“艳妻”不算美满，更重要的是“腻友”般心灵、精神上的契合，不言而喻，美满应是两者的统一。蒲松龄在当时就有如此先进的男女关系观念，不能不让我们拍案叫绝。

『柒』 聊斋志异人物形象的塑造丰富的想象力体现在哪

《聊斋志异》与四大名著在体裁上的不同是：《聊斋志异》是文言短篇小说集，而四大名著是长篇小说。
1、《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中国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全书共有短篇小说491篇(张友鹤《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朱其铠《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为494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艺术成就很高。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堪称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
2、四大名著
中国的四大名著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部著作历久不衰，是汉语文学史中不可多得的经典作品。其中的故事、场景、人物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四部著作都有很高的文学水平和艺术成就。细致的刻画和所蕴含的深刻思想都为历代读者所称道。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四座伟大丰碑。
（1）《三国演义》
别名:三国志通俗演义
作者:(元末明初)罗贯中
回数:共一百二十回
介绍:综合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结合陈寿的《三国志》、范晔《后汉书》、元代《三国志平话》、和裴松之注的史料，以及作者个人对社会人生的体悟写成。现所见刊本以明嘉靖本最早，分24卷，240则。清初毛宗岗父子又做了一些修改，并成为现在最常见的120回本。《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
《三国演义》故事开始于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结束于王浚平吴，描写了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魏、蜀、吴三国之间的军事、政治斗争。文字浅显、人物形象刻画深刻、情节曲折、结构宏大。
元末明初，我国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尤其是章回体小说步入日臻完善的阶段。中国的第一部章回体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即《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通过生活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杰出的小说大家--罗贯中的椽笔诞生并风行于世的。他在我国的文学发展史上，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同时，为世界文学的宝库，也增添了灿烂的光彩。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全书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咤叱风云的英雄人物。在对三国历史的把握上，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以刘备集团作为描写的中心，对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加以歌颂，对曹操则极力揭露鞭挞。今天我们对于作者的这种拥刘反曹的倾向应有辩证的认识。尊刘反曹是民间传说的主要倾向，在罗贯中时代隐含着人民对汉族复兴的希望。
《三国演义》刻画了近200个人物形象，其中诸葛亮、曹操、关羽、刘备等人性格尤为突出。诸葛亮是作者心目中的"贤相"的化身，他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具有近世济民再造太平盛世的雄心壮志，而且作者还赋予他呼风唤雨、神机妙算的奇异本领。曹操是一位奸雄，他生活的信条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历史上是"宁我负人，休人负我。")，既有雄才大略，又残暴奸诈，是一个政治野心家阴谋家，这与历史上的真曹操是不可混同的。关羽"威猛刚毅"、"义重如山"。但他的义气是以个人恩怨为前提的，并非国家民族之大义。刘备被作者塑造成为仁民爱物、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仁君典型。
作者罗贯中(1330年一1400年之间)，名本，号湖海散人，明代通俗小说家。他的籍贯一说是太原(今山西)，一说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不可确考。据传说，罗贯中曾充任过元末农民起义军张士诚的幕客.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他还创作有《隋唐志传》等通俗小说和《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戏剧。另外，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水浒传》后三十回也是其所作。
在我国文学史上，也许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够像《三国演义》那样长时期地吸引如此众多的读者，几百年来，她差不多被我们整个民族一代又一代地不停流传，阅读、可以说《三国演义》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我们民族生活的每个角落。《名家彩绘四大名著·三国演义》由戴郭邦、陈白一、戴宏海等35名丹青高手，以如椽彩笔绘就292幅国画。各位画家风格各异，流派纷呈，或工笔、如穿针引线，一丝不苟，或写意，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多姿多彩地展示了三国时期宏大的战争场面和从多的人物形象，达到了《三国演义》绘画创作的顶峰，同时也展示了国画这一中华未瑰宝的独特风彩。尤其是其中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章，如桃园结义、大闹凤仪亭、煮酒论英雄，三顾茅庐、舌战群儒、草船借箭、七擒孟获等，精彩纷呈。
（2）《水浒传》
别名:《忠义水浒传》
作者:(元末明初)施耐庵，另外，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水浒传》后三十回 是罗贯中所作。
明高儒《百川书志》著录其所见本，前署"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认为是施耐庵所作，王圻《续文献通考》认为是罗贯中所作。
回数:《水浒传》在流传中，出现了多种不同的本子。现在所见的，主要有100回本、120回本和70回本。100回本在"招安"后，有"征辽"和镇压方腊起义等情节;120回本又插增了镇压田虎、王庆的情节。后金圣叹将此书删改，去掉了招安及以后的事，称为70回(实为71回)。
介绍:《水浒传》是由作者在《宣和遗事》及相关话本、故事的基础上创作而成。全书以描写农民战争为主要题材，塑造了宋江、吴用、李逵、武松、林冲、鲁智深等梁山英雄，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故事曲折、语言生动、人物性格鲜明，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作者:施耐庵(1296~1371)名耳，又名肇瑞，彦端，字子安，号耐庵。籍贯:江苏兴化白驹场人。祖籍泰州海陵县，住苏州阊门外施家巷，后迁居当时兴化县白驹场(今江苏省大丰市白驹镇)。相传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施之常的后裔。施耐庵7岁时，家里贫穷，无法上学。但他聪明好学，经常借书看，请邻居教，有时还到学府去旁听。就这样，他读了《大学》、《论语》、《诗经》、《礼记》等许多书。13岁时，已能在大庭广众之中，对答如流，下笔琳琅。一次，邻居老人病故，约请在浒墅关教私塾的季秀才来写祭文。季秀才未能及时赶到，别人就提议让彦端试试。施耐庵少年气盛，欲显其才，也不推让，走过来一挥而就。后来，季秀才看了这篇既幼稚又有才气的祭文，称赞不已。主动提出让施耐庵到浒墅关去读书，并且不收他费。后来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施耐庵。 施耐庵在浒墅关读书，十分刻苦，他不仅熟读诸子百家，而且各种书都去浏览。当时刊行的《大宋宣和遗事》，讲吴用智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杨志卖刀"等故事，引起了施耐庵的兴趣，他常常在课余阅读。还同小伙伴们一起舞刀弄棒，练习武艺。那时，苏州城里经常说唱些如《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同乐院燕青搏鱼》、《李逵负荆》等话本和杂剧，施耐庵有时也去消遣，对这些"仗义英雄"、"擎天好汉"流露出敬佩之情。
施耐庵的小说《水浒传》中有极其生动的生活场景，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水浒108将身份不同，性情各异，是我国古代小说中的一朵奇葩。《名家彩绘四大名著·水浒传》随文融入293幅国画，由戴郭邦、贺友直、陈白一等41位国画名家联袂绘制，众画家以妙手神笔绘就极具生动的生活场景，人物情节，惟妙惟肖，意韵深远。
（3）《西游记》
别名:《西游释厄传》
作者:(明)吴承恩
回数:共一百回(实一百零一回)
介绍:西游记以民间传说的唐僧取经的故事和有关话本及杂剧(元末明初杨讷作)基础上创作而成。西游记前七回叙述孙悟空出世，有大闹天宫等故事。此后写孙悟空随唐僧西天取经，沿途除妖降魔、战胜困难的故事。书中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等形象刻画生动，规模宏大，结构完整，是中国古典小说中伟大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
内容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一到七回)介绍孙悟空的神通广大，大闹天宫;第二部分(八到十二回)叙三藏取经的缘由;第三部分(十三到一百回)是全书故事的主体，写悟空等降伏妖魔，最终到达西天取回真经。
作者吴承恩(约1504年-约1582年)，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江苏淮安人。吴承恩大约40岁才补得一个岁贡生，到北京等待分配官职，没有被选上，由于母老家贫，去做了长兴县丞，终因受人诬告，两年后"拂袖而归"，晚年以卖文为生，活了将近80岁。
吴承恩的神话小说《西游记》，规模宏伟，情节曲折、语言生动，又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想象极其丰富，是我国古代小说中的瑰宝。《名家彩绘四大名著·西游记》延请戴敦邦、赵宏本等40余名画坛名宿绘制240幅艺术含金量相当高的国画，或豪放粗犷，或质朴秀丽，画科有人、神、魔、怪、山、水、花、虫、鸟、兽等多姿多彩，画法则或工笔勾勒，或写意挥洒，风格或豪放粗犷，或朴拙秀丽，技法上钩勒、渲染、烘托、泼墨、淋漓尽致，多姿多彩地展现了小说中最精彩的场面。文以画平添风采，画借文独具魅力，图文相间，水乳交融。
（4）《红楼梦》
别名:《石头记》《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 《情僧录》 《大观琐录》 《金玉缘》 《情界铨》
作者:曹雪芹(前八十回);无名氏(后四十回，程伟元、高鹗整理)
回数:红楼梦共一百二十回。前八十回在撰写、修改过程中就以抄本的方式流传。乾隆五十年(1791年)，程伟元将前八十回及后四十回续稿以活字排印，从此一百二十回本流行。但前八十回的文字曾有改动。
介绍:红楼梦写于十八世纪中叶的清乾隆时代，内容"大旨谈情"。隋唐以前中华文化受尚古尚朴潜规则影响，没有专门研究、开示、描画心性的作品传世，而佛教却特别重视研究、开示、描写心性，有很高成就，禅宗更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立宗宗旨。隋唐政权能够成立与佛教在中国迅速发展密切相关，隋唐之后，佛教对社会风气、政治生态影响仍然举足轻重。红楼梦是中国唯一一部明确以"谈情"为主旨，并且取得极高成就的小说。红楼梦所谈的情与先天之性有关，与后天学力有关，与伪相反。《易·系辞上》:"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在外十九年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后汉书·耿国传》:"夷狄情伪难知，不可许。"宋·陈亮《丙午秋答朱元晦秘书书》:"天下之情伪，岂一人之智虑所能尽防哉!"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三》:"儒家释家，情伪日增，门径各别，可勿与辩也。"红楼梦的分旨是:类似于史记功能的《石头记》;类似于世情小说的《风月宝鉴》;类似于传奇的《金陵十二钗》;类似于见闻录的《情僧录》。多个旨意融于一书，一击两鸣，一笔多用，一言两味或者多味，在红楼梦里比比皆是。难度极高，成就极高、极大。
作者:曹雪芹，中国清代小说家，名沾，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出生地:南京(金陵);祖籍辽阳，生于1715年，卒于1763年。其先世原是汉族，后为满洲正曹雪芹白旗包衣(家奴)。 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祖父曹寅，父辈的曹颙和曹頫相继担任江宁织造达60余年之久，颇受康熙帝宠信。曹雪芹在富贵荣华中长大。雍正初年，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牵连，曹家遭受多次打击，曹頫被革职入狱，家产抄没，举家迁回北京，家道从此日渐衰微。这一转折，使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更清醒地认识了封建社会制度的实质。从此他生活一贫如洗。他能诗会画，擅长写作，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专心致志地从事小说《红楼梦》的写作和修订，披阅10载，增删5次，写出了这部把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推向巅峰的文学巨著。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幼子夭亡，曹雪芹陷于过度忧伤和悲痛，到这一年的除夕(1764年2月1日)，因贫病无医而逝世(关于曹雪芹逝世的年份，另有乾隆二十八年和二十九年两种说法)，入葬费用由好友资助。
《红楼梦》以其丰富的内容，曲折的情节，深刻的思想认识，精湛的艺术手法成为中国最具成就的古典小说及章回小说的巅峰之作，以至于以一部作品构成了一门学术性的独立研究学科--红学，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高鹗先世清初即寓居北京。少年时喜冶游。中年一度在外课馆。熟谙经史，工于八股文，诗词、小说、戏曲、绘画及金石之学亦颇通晓。诗宗盛唐，词风近于花间派，论文则"辞必端其本，修之乃立诚"，强调以意为主。他热衷仕进，累试不第，乾隆五十三年(1788)，始为顺天乡试举人。六十年进士。历官内阁中书，内阁侍读。嘉庆六年(1801)为顺天乡试同考官。十四年，由侍读选江南道监察御史。十八年，升刑科给事中。在任以"操守谨、政事勤、才具长"见称。晚年家贫官冷，两袖清风。所以虽著作如林，却多未及问世而赍志以终。《红楼梦》后四十回传为高鹗，程伟元所续。但目前观点认为，后四十回为无名氏所续;高鹗与程伟元只是编纂者。

『捌』 《聊斋志异》此书题目的意思是什么

代著名作家蒲松龄的名著《聊斋志异》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中国古典文学精品，是传世藏书。

那么，《聊斋志异》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该书作者是一位什么人呢？它留给我们后人什么启示呢？为了共同研究《聊斋志异》这部传世藏书，笔者谈谈对《聊斋志异》这本书的理解，与各位老师商榷。

一、《聊斋志异》是本什么书？

蒲松龄先生为何把书定名为《聊斋志异》呢？笔者是这样理解的：

首先，从字意上去分析，据商务印书馆1983年1月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聊，有三种意思，即（1）姑且（2）略微（3）闲谈（P710）从这三种意思来看，在这里聊字显然是指闲谈的意思。斋有四种解释，即（1）斋戒（2）信仰佛教、道教等宗教的人所吃的素食（3）舍饭给僧人（4）屋子（P1449）根据该书的内容，这个斋字在这里似应指屋子意思。志的意思是指志向、志愿（P1490）笔者认为在这里似乎志向、志愿都兼而有之，从总体上说笔者的理解，倾向于志向这一解释。异的解释有五种意思，即（1）有分别，不相同，（2）奇异（3）惊奇、奇怪（4）另外的、别的（5）分开（P1372）在这里笔者认为其异字指的是有分别、不相同或另外的、别的、分开的意思。

那么，把这本书的名字，综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屋子里所闲谈的内容或者说的事情是有着不相同的志向；或者说在这个屋子里闲谈的内容是与一般的事情在志向上是分开的，也可以说是有分别的。

现在就让我们去思索一下，在这个屋子里他们闲谈的是什么内容呢？笔者认为，用现在的话说，他们所谓的闲谈，就是在进行不明飞行物的研究、或者说在破解千古之谜。说的更确切一些，就是他们这个飞碟研究小组或者飞碟研究会在召开学术研讨会。《聊斋志异》这本书实际上就是一本飞碟目击报告汇编。1984年由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的苏路编写的《华夏碟形》一书中第47页，称《聊斋志异》为后人留下了一篇绝妙的UFO目击报告。1988年兵器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台湾著名飞碟专家吕应钟先生的《星空碟形》一书第71页称《聊斋志异》是一部脍炙人口的古典文学作品。又说：“事实上，《聊斋志异》不是一部纯虚构的短篇小说......代之以《古典报告文学》当较为恰当。

综上所述，《聊斋志异》是本什么书呢？笔者认为《聊斋志异》是一部远在清代就保留下来的飞碟目击报告汇编，是飞碟研究工作者所开展的学术研究成果汇编。

二、作者是位什么人？

那么，《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先生是位什么人呢？笔者认为他是一个扎扎实实从事千古之谜研究的人员，是一位开展飞碟研究的工作者，而他的书斋就是开展飞碟研究的埸所。而他所留下的名著《聊斋志异》就是他毕生中对飞碟研究的巨大贡献。

蒲先生的书斋，实际上就是飞碟研究的活动埸所，也就是类似于现在的UFO研究会，而蒲先生带领的一部分飞碟爱好者，所从事的研究成果正是《聊斋志异》所记载的内容。而蒲先生本人在书斋中，聊的全过程里担任的角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溜川飞碟研究会的理事长兼秘书长的双重职务。也就是说，他既主持研究工作，又从事文字的整理事务。

三、《聊斋志异》对我们的启示有哪些？

《聊斋志异》是二百年前的一本书，而它对我们有着许多启示。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1）《聊斋志异》与现今很多事情相吻合：从《聊斋志异》中可以看出，早在二百多年前的许多稀奇古怪的事就已经有了。象黑龙江省孟照国遇到的外星人；山西师范大学贾天泉教授调查的人的再生现象；山东龙口根艺品厂厂长成守禄遇到的“起死回生”；济南第三中学校长刘承宏见到的借尸还魂和火球出没现象；不少老人遇到的“天灯引路”和除夕夜的水饺搬家或水饺调包；世界各地发现的不明飞行物......都和《聊斋志异》中所记载的内容十分相似。这说明，从事飞碟现象的研究，早在二百多年前就已系统的开展了起来。

（2）从事飞碟研究道路坎坷：从《聊斋志异》一书中可以看出，从事飞碟研究，自古以来就是道路坎坷，始终走着一条曲折不平的艰难之路。

岁月已经即将踏入二十一世纪了，然而在飞碟是否存在？不明飞行物是真是假？飞碟研究工作者是精神有病还是具有超前意识？进行飞碟研究是搞封建迷信还是开展科学研究？......至今在人们头脑里，仍然是象迷雾笼罩一般。目前社会上对这项事业的持否定和怀疑观点者多，专心致志从事此项研究者少，对此事业全力支持投资相助者不多，而说三道四指责批评者不少。某些埸合、某种事件、某个人物发生了与飞碟有联系的失误，那很快就成为否定飞碟的借口，而某地、某时出现的目击案例，往往又以证据不足，不可轻信而残遭“枪毙”。根据上述状况，可以得知二百多年前，从事该项研究，所遭非议定然难免。蒲先生所以把他们的所见所闻，用聊来表示，而以志异来暗示其真正的研究内容，不是很可以理解吗？笔者认为早在二百多年前，我们的老前辈都能潜心的进行千古之谜的研究，到如今科技水平大为提高、检测手段如此先进、思想素质逐步增强、学术研究空前繁荣、学术论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团体得以注册登记......今天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扩大对飞碟的探索和研究呢？

（3）飞碟研究组织早就存在：从《聊斋志异》一书看，我国飞碟研究队 伍早在二百年前就已形成，而且是建立在人口比较稀少的县城里。那么，在人口比较集中的州、府以及京城里是否还有这种研究队伍呢？笔者认为也不排除存在的可能性。之所以这样推论，是因为京城和州、府之中的人口比较密集、信息比较灵通，对外交流比较频繁、获得目击案例的机会相对来说就会更多一些。既然县城里都能收集到如此广泛的目击报告，那么在京城和州、府所在地，这各情况能会少吗？而有了这种千古之谜，就难免会在某个“斋”里相互在一起“聊”，尽管没有文字记载，但笔者认为这种“聊”应该是不会少的。而在某处“斋”里进行的这种“聊”，实际上就是一种飞碟研究组织，这部分“聊”的人，就是一支飞碟研究队伍。

（4）可以借鉴的材料：从我们目前研究的不少案例中，有许多现象在《聊斋志异》中已经记载，虽然作者是以鬼、神、妖精......一类的形象加以描述，但实际上就是第三类接触所遇到的飞现象。

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飞碟接触中第三类接触有人感到不可理解和难以置信。然而，当你翻阅《聊斋志异》之后，你就会发现，早在二百多年前、这各现象就已经有了，而且还有所记载。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些记载中的情况加以对照，从中可以借鉴一些有益的经验，得到很大的收获。

（5）提高了信心：从《聊斋志异》中，笔者认为我们UFO研究工作者应该提高信心。因为二百年前对千古之谜，就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那么我们比起过去的条件要优越多了、环境宽松多了、经验丰富多了、资料充实多了1、信息渠道多了、检测手段先进多了、研究队伍庞大多了......有这样的优越条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提高信心呢？

蒲松龄先生在“斋”里能研究出硕果来，我们在宽敞的办公埸所里、面对着先进的通讯设施和庞大的信息网络装置，以及世界各地的目击资料、我们怎么能不提高信心呢？现在，我们创造丰硕的成果，不是比起蒲老先生来要方便的多和容易的多吗？

综上所述，《聊斋志异》是一部传世藏书，是家喻户晓的名著。笔者认为《聊斋志异》不仅仅如此，而且是一部探索千古之谜和研究飞碟现象的目击报告汇编，是古人留给我们UFO研究工作者的宝贵资料。通过阅读《聊斋志异》我们应该提高自己的信心，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为早日解开UFO这一千古之谜而努力奋斗。

『玖』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记录了很多灵异事件，这些故事都是有原型的吗

蒲松龄写《聊斋志异》的故事，素材来源有三个:一是前人故事，他拿来加工一下;二是，听取当时人的故事;三便是丰富的想象。据说蒲松龄为了有好的素材，用以创作《聊斋志异》，便在路边摆了一个茶摊，凡是能讲出好故事的人，都可以免费喝茶。

蒲松龄号柳泉居士，他为什么号柳泉呢?是因为他的住所有柳树泉水相伴?还是因为他向往与柳树泉水相伴的生活?其实都不是，说来柳泉居士这个号的由来，缘起于一个意外。据说他在又一次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因为一时不知道怎么写开头，就乱写:“自二柳夹泉以来，”其实这是他在路上看到一眼泉两旁有两棵柳，考官不知道，以为他写的是典故，而自已不知道，就送了他“柳泉居士”这个称号。此后，“柳泉居士”的号便便真正成了他的名号了。

『拾』 我从聊斋志异中学会了什么

鬼狐是好朋友，人来才凶险。聊斋志异本身就是借着鬼狐来讽刺当时的社会，蒲松龄怀才不遇才会借此来发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