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成果

A. 国学是什么

国学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百家学说为根基，它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道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和同时期的先秦诗赋、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

一般来说“国学”又称“汉学”或“中国学”，泛指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学术。国学包括中国古代的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以及中医学、农学、术数、地理、政治、经济及书画、音乐、建筑等诸多方面。

(1)国学成果扩展阅读：

国学是以先秦的经典及诸子百家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道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和同时期的先秦诗赋、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先秦诸子百家学说是共存共鸣的，没有主从关系。

如果按时期所起作用而论，各家学说在各个时期都发挥着或显性或隐性作用，只是作用在的领域不同而已；各家学说也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政治领域的道家与法家、军事领域的道家、兵家、医学领域的道家、医家、还有其它各领域的各家（名家、墨家、农家……）等等。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国学

B. 李光德的主要成果

自1989年起，先后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国际书画研究会、中国国学研究会、国际汉学研究会、中国艺术学会等权威性学术团体。现任艺术学科书法硕士研究生导师、汉字文化与计算机科学博士生副导师、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专家、重庆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主持并完成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十五规划年度课题《东亚书法史研究》和两项省部级重点课题。目前正在主持教育部2008年规划课题《中国书法艺术对外传播研究》。书法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重大展览，并多次获奖，被刻碑、立传。书法作品流传到日本、韩国、瑞典、美国和新加坡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先后出版了《书学丛言》《中国古今女美术家传略》《中华书学大辞典》《东亚书法史纲要》《韩国书艺史》《韩国书艺精鉴》共6部个人专著，在各级刊物上发表了学术论文20多篇。另有个人专著《汉字书法与对外传播》正在出版之中。迄今已有学术研究成果500多万字。
治学严谨，精益求精。学术积淀丰厚，被业内专家誉为“东亚书法史学”的开创者；拥有私家珍藏图书16000多册，涵盖了文学、艺术、历史、地理诸类学科和多种大型类书、丛书以及相关工具书，2007年被“全国第十七届书市”和“全国首届图书交易博览会”授予“十佳藏书人”称号，名列第二，是重庆市几十所高校中唯一获此殊荣者。个人事迹被载入《世界名人录·中国卷》。

C. 国学创新的影响

现代白话作家群，也相对关注文言派。
或支持辞赋革新运动，是“国学热”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验证了王首倡的“国学创新”“新国风运动”的正确性。江浙名家陈鱼观先生（著有文言文若干篇），对辞赋革新运动的理解与创作实践，值得推举。孙五郎（孙福倩），则是军旅辞赋家，其对古典语体的驾驭能力，其才远显其能力非凡，其《歇马山赋》系列，可谓“大赋长歌”——意境创造引人入胜、别有洞天；语质底蕴回锋起合，犹若东坡缓兮，而西坡突险，气韵满卷奔腾，势吞当关，麾指万夫也。其《歇马山赋》（总赋）、《歇马山石赋》、《歇马山泉赋》、《歇马山杜鹃花赋》的成就，标志着辞赋革新派山水题材创作臻于成熟。其军旅生涯，戎马边城，挥墨风云，世称“孙军门”。孙军门，开当代边塞军旅新国风，与之素未蒙面的黑省辞赋家王泽生热赞道：“孙福倩，竞匡庐而拔辞采，踏冰河而凝风骨，实为辞赋革新之鼎器也。”。
国学创新是个大的战略性的理论，其轮廓统摄了新古文运动，现代语体作家，亦出现使用古典格式表达的情形，其中，吉林公主岭作家——贾世韬（原名贾峻峰，常用笔名：北溟、伯衡、孟泓，自号七星山人。有《雪庐作品选集》，已出版随笔、散文、诗词、楹联、诗歌、报告文学、特写、传记等卷，计3600余篇（首），510余万字。），就是新古文运动的杰出代表，著有《长城赋》、《和氏璧赋》、《语言赋》等。其四六体辞赋数量虽不多，《画史三字经》等诗体赋成就却斐然。贾之文字，可以作为“新古文运动”经典的证据。因为新古文运动，属于国学创新（新国风）。曰：“贾世韬的文学功底十分深厚，属于学者型作家。”中社学者日不落评价道：“贾世韬是新国风之重要作者、文学实践家。”。在三千里关东大地上，贾世韬先生以“塞外风骨”，独树一帜，形成“贾派诗风”，其新国风成就蕴于推敲之中，酷比“岛瘦郊寒”，世称“新贾岛”。
贾世韬——新国风之成就目录：
《中国画史万言三字经》、《中华百工百艺圣祖宗师歌》（12篇）、《长征颂组词》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组词》、《公主岭七英祭》（7首）、《长城行》（古风）
《长白山天池舟中作》（古风）、《毛竹魂》（古风）、《画虎大师歌》（古风）
《神州茶》、《中华酒》、《百花齐放歌》、《百鸟和鸣歌》、《百树争荣歌》
《百兽共乐歌》、《花谱歌》
天津出版社一位老学者曰：吾写诗多用典，今人甚为不明也。今人读古的能有几人呢？大多走马观花，即便系统的高校国学教育，也离国学研究要求的书目相差悬殊得天壤也。仅一部《四库全书》就收录了乾隆18世纪以前中国几乎所有重要的古本，四库全书的编纂历史时间前后历经20余年：
1、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
2、整理图书：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
又近三年，抄完第二、三、四部-“北四阁”。
从1782年——1787年又抄三部-“南三阁”。
《四库全书》的问世，是国家动用了全国第一流的大批学者，参纂人数惊人与投入资财府库车载。近代，虽毁于战火几部，但完整卷宗尚在，研究国学者，必修之。因其是继明〈永乐大典〉（现存残卷）之后最伟大的中华文明网络全书。该书共收录古籍三千五百零三（3503）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该书缺憾：
1、过分重视儒家著作。
2、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学异端之”，禁传其术。
3、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
4、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篡改。
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诞生了一大批在经学大师、古书学大师、考证学大师、辩斗大师、维新大师、教育学大师、讲学大师、述略大师、史学大师、思想大师，如：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和冯友兰等人取得了重大的学术成就，尤其是20世纪初的诗学、甲骨文、历史哲学、文学等领域的国学成就，多为重大发现，震惊世界。但网络有关人士认为：毛泽东才是真正的国学大师。理由是：
1、毛研读了存世的几乎所有的中国典籍。
2、毛对“武、体、医、兵、子、戏、诗、书、文、宗、工、农...”这些领域的研究与建树成就了“毛泽东思想”。
对于毛的认可，理所当然。世人云：钱钟书是我国最后逝世的一位国学大师。现在健在的季羡林、文怀沙等人，年龄近百岁，成为而今国学界之泰斗。然则，当下国学大师的帽子，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真真假假，如何评判一个合格的国学者的标准是什么呢？这是衡量王提出的“国学创新”工程的重要指标：
1、某一领域有原创性成果。
2、精通小学与各体式古诗文辞。
3、汲取外学，中西兼通，治学指归民族本位与传统文化。
能通国故之典籍者，确为寥若晨星也。然，但为辞赋开山，创新以贯通，不求闻达与卓绝，如此魅力之人格，乃合国学之要也。
国学复兴，是一个极具魅力的领域。国内“读经运动”尘埃飞扬、“蒙学教育”乡村可闻、孔子学院海外开办...这些似乎离百姓遥远而“迂阔、酸腐”的东东，一夜竹笋遍山，伴随着汉服表演、唐装走俏、祭祖大典风行、寻根热不断涌现、竹帛简文贴满商品上，那些“论语、孟子”等旧学典籍，一次次被人们从故纸堆里翻转出来，压满书桌。从1919年新文化运动，喊“打倒孔家店”，激烈的反对“国学”，到今日传统文化的回归——所谓的“国学热”，其间之存疑何故也？冷热之间，转眼相隔百年。四库全书，与新文化运动之间，间隔也是百余年。百年轮回，弹指间，道大其中，规律孰辨；百年风骚，回眸处，大师故去，谁主浮沉？今之神州，网络普及；世界寥廓，小小环球，俨然一村落也。和平与发展这两个重大主题需求传统资源为中国增辉，增其内涵。中华文明五千年，世界独绝，如继续被冷落，绝其根脉，子孙当憾。因此，铁肩担道义，王蒋首倡“新国风运动”，首创“国学创新学说”，弥国学教育之缺位，构和谐社会之学术，凝造文化复兴，究察文化虚弱之现状，视野全球，创新正规化国学，王蒋甘当先锋，毋庸置疑。问题是国学要不要创新的问题，而是怎样创新得更好的问题。创新国学是责任，是义务，国学创新真正存于民族文化生命实践之中。幽幽春秋，大业千古，大赋当歌，创新兮伦伦高峨，大智兮国学，大气兮国学，大美兮国学。

D. 周肇祥的成就

周肇祥于 1926年9 月30 日至1928年2月任古物陈列所所长。他接任后非常重视古物鉴定整理，他认为古物陈列所为古物荟萃之所，文物数量大而且种类繁多，如果精粗混淆将会遗笑中外。故呈准内务部设立鉴定委员会附属于该所，廷聘中外文物鉴定专家对所内文物进行鉴定。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会于1927年2月正式成立，随即拟定鉴定细则，对古物逐一鉴别，各职员随时记录，再根据记录编辑古物鉴定册。并主持编辑《古物陈列所书画目录》、《书画集》等书。这项工作持续了一年多，极大地改变了所内文物好坏混杂的状况。
1926年冬，在德国汉萨航空公司的资助下，德、瑞科学家组成以斯文赫定（Sven Hedin)为首的“远征队”欲到中国西北做全面的科学考察。此有损我国主权有的文化侵略行为引起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的义愤，于是包括古物陈列所在内的北京各学术团体成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来维护国家的文化主权。
1927年3月，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理事会推选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李四光、北京大学考古学会袁复礼、清华国学研究院李济等为代表与斯文赫定进行谈判。经过多次谈判，最终斯文赫定接受中方条件：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主办西北科学考活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理事会委任中外团员及中外团长，监督并指挥考查团进行的一切事务。4月20日议决19条合作办法，对中外团长的职责以及采集品和考查成果的归属都作了明确的规定，4月26日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由当日执行主席周肇祥和斯文赫定签字通过。此举抵御了洋人的文化侵略，维护了中国的主权也，也扩大了古物陈列所的社会影响。

E. 什么是国学如何看待国学热为什么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国学和文学数学的意思不同，并非是国家之学或者治国之学。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以国学大师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所分，则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

任继愈(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我们这代人主要生活在20世纪。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可以分成两半。前一半是受屈辱的时代，八国联军侵华就是20世纪开始的那年发生的;后半段，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后半段又可以分为两半来看:前一半搞运动比较多，后一半搞建设比较多。文化的特点是它像流水一样不容易隔断。中国的文化有多少年就得算多少年，有3000年就得算3000年，5000年就是5000年。这种文化的继生性特点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无法否认的。没有传统就没有今天，大家都是在旧的文化基础上建设新的文化。接上去，发展，这是国学的目的，国学就是传统文化。
汤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学”的提出实际是从清末开始的。当时我们国势衰败，西学传入。西学是强势文化。当时西学的传入与印度文化传入不一样，印度文化是和平传入。西学带着武力，依靠船坚炮利传入。正因为有西学的传入，才有“国学”的提法，不然“国学”很难普及。20世纪前半叶，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争论一直没有间断。看待西学的冲击，一方面要看它的破坏作用;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西学的冲击，它刺激了我们，使我们反省，反省我们自己的缺陷，把他们好的东西拿来充实我们自己。不吸收是绝对不行的。从历史上看，没有佛教的传入，就不大会有宋明理学的出现。西学冲击刺激了我们。我们才发现自己也有哲学。我们经过梳理，从经学、子学中分离出了现代哲学独立学科。有人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经学、子学里本来就有大量的哲学学说。
袁行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1840年以后，中国的一些有志之士努力向西方寻找救亡图存之道，西学东渐成为社会的潮流。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学者担心自己国家固有的学术文化衰微，遂又提倡国学，于是出现了关于中学与西学的各种不同观点和争论。现在我们平心静气地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承认:国学不能救中国，也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然而，现代化并不是全盘西化，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中国的国情。国情既包括中国的现状，也包括中国的历史，以及中国的学术和文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入研究国学是很有必要的。何况国学中的确有许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东西，这些优秀的文明成果可以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积极的作用。
余敦康(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抗战时期，一大批国学大师涌现，抵抗日本，爱国救亡。包括冯友兰、贺麟、熊十力、梁漱溟、钱穆、陈寅恪等都是这时候出来的，当时对于鼓动中国人民的士气起了很大作用。他们都有留学背景，提出新儒学，新心学等。所以他们绝不是脱离时代的，不是书斋式的研究国学，而是与民族与时代主题息息相关的。
上世纪70年代末，国门打开，外国人来观光，提出要看孔庙。可是“批林批孔”把孔子给批倒了。于是就找了李先念同志，他当时任副总理。李先念同志找到《历史研究》，让写篇文章。这个任务交给了庞朴。庞公当时是副总编。庞朴就找我们来商量，说这怎么搞啊，掉脑袋的事呀。七想八想，孔子政治家别说了，哲学家也别说了，教育家总可以说吧:伟大的教育家，第一个把官学变成私学，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这么一写，然后就在《历史研究》发表，后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是我们给孔子第一次平反。后来形势慢慢好了，又有了《孔子再评价》等文章。
21世纪的中国:国学和我们在一起
任继愈:我们中国与世界上别的国家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外国的历史讲不了5000年，1000年都讲不了，美国讲两百年，再往前追，就是印地安那史了，要不就是欧洲移民史。英国、法国的历史也不长。古巴比伦文化，成了现在的伊拉克。真正几千年不断的只有我们一家。这很特殊，为什么没有断，不但不断，还有发展?这很值得研究。“国学”题目就两个字，可做起来是做不完的。怎么让中国的文化获得新发展，开拓出新局面，这是我们的任务。温故而知新。这个“故”需要我们重新认识。
汤一介:21世纪弘扬国学，一要打牢根基，二要吸收先进的文化。费孝通先生在文化问题上提出一个观念，叫文化自觉。他概括了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四句话的意思是强调，各种文化要知道自己文化的美，要学习展现别人文化的美，美的文化要放在一起共享，这样就天下大同了。文化自觉的提出，我认为有深刻意义。一个民族不知道自己民族的价值，这个民族怎么存在?不知道别人文化的好处也不行。我从来不认为儒家思想都是正确的，都适应现在的社会。但儒家思想是我们民族精神之所在，是我们文化传统之所在。打断这个传统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儒家思想中对解决人类的三大问题都有很好的资源。第一，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自笛卡尔后就讲“主客二分法”，一直主张认识自然，利用自然，让自然为人类服务，所谓“人类中心论”。结果发展到后来，人破坏了自然。但中国不一样，中国传统文化讲“天人合一”。朱熹有句话讲得特别好:“天即人，人即天。人之此生得之于天，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人与天是不能分离的，有了人，天的使命就在于人。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儒家也提出了很多这方面的理论。孟子的仁政学说，其核心是“有恒产则有恒心。”百姓没有恒产，怎么能有良好的道德规范?这就是孟子的仁政思想。第三，人的自身问题。人的身心问题有内外两个方面。现在社会问题多，原因之一就是人的内部外部问题没有解决好。宋明理学提出“孔颜乐处”的命题，就是追求人的身心内外的和谐。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达到这个境界，人的身心内外就和谐了。儒家思想里有很多资源，我们要整理出来，解决当今的人类社会所存在的问题。
袁行霈:我在1992年写的《国学研究发刊辞》中有这样一段话:“不管愿不愿承认，也不管是不是喜欢，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之中，并以自己的言谈行为显示着这个传统的或优或劣的特色。而国学作为固有文化传统深层的部分，已经渗进民众的心灵，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现代生活。”我今天重申这段话是想表明:对国学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必须认真面对、认真研究，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应当抱着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发展的态度来对待国学。要把国学放到中国和世界的大格局中加以研究，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全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现在中外文化交流呈现明显的入超状态，有人统计，文化的进出口比例为14:1，这未必是精确的统计，但值得我们注意。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我们在广泛吸取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有责任将优秀的中华文明介绍给世界，与各国人民共享。
余敦康:中国人自古以来一直有一种精神在支撑着他。为什么中国能够凝聚这么多人，这么多中国人组成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有外国人参观中央民族大学，看了以后说，这在我们那儿是不可能的。要让以色列的和巴勒斯坦的孩子们在一起上学，非打成一锅粥不可。可是中国56个民族，不管什么宗教、民族，都能和睦相处。这里面有一种内在的凝聚力。协和万邦，万邦都能和谐共处，这不就是联合国的宗旨吗。国学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国学就是文化，文化不是纸面上的东西，而是中国人的生命方式，根深蒂固地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统，成为基因。你不了解这个基因，违背了它，你就会失败。当年搞人民公社，把家庭取消，吃食堂，搞大兵团作战，男队女队，结果全国人民没饭吃。改革开放搞家庭联产承包。这场发自农村家庭的改革，国家没有投一分钱，粮食问题两年就解决了。就是两个字，家庭。家庭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几千年都是如此，家庭是个经济体、生活体，又是个血缘体，还是个文化体。这个文化是不是国学?它没有学，可是他与国学血脉相通。国学在这里不是一种理论形态的东西，而是文化，人的生活方式。一个人可以没有学过、接触过经典的东西，但是在文化上、精神上都会有一种认同感。
态度很重要:国学是无用之大用
任继愈:开办《国学》版，就是要在媒体上加强中国历史传统教育。我们的历史光辉灿烂，也很丰富，经验很多，奋发图强的经验，克服困难的经验，抵抗外族侵略的经验，发明创造的经验，都是有价值的。要把它们继承下来，首先就得要让人们知道。媒体跟学校不一样，一个学校才几千人、万把人，而媒体的读者要多得多，影响是全社会的。所以，责任重大，也很艰巨。
汤一介:我认为当前把国学在报刊的版面推出来，对文化的建设，对民族精神的建设发扬，对加强民族凝聚力，对我们在世界展现自己的面貌等方面无疑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我们要记住，不能只要国学。只讲国学，我们就孤立自己了。所谓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等提法是不对的。要美美与共，要共同享受美好的文化。欧洲文化中心论破产了，不能再搞中国文化中心论。这是不明智的，也做不到。袁行霈:国学是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内容十分丰富的学问，不要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它。如果仅仅满足于从国学中寻找某些对工商管理、金融、经济、公关等等有用的技巧和方法，那就太简单化了。国学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能促使人把自己掌握的技术用到造福于人类的正道上来，这是人文无用之大用。在21世纪国学仍然不可能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真正从事国学研究的人不可能很多，也不必太多。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要耐得住冷板凳，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从事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同时要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
余敦康:光明日报办《国学》版影响面很大。国学不单单是一个知识性的东西。千万不能把国学只当做国故。那样的话国学就只是过去的、古老的东西，成了一个故事堆。我们的国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传统文化的一个总称。应该去这么讲，是回答我们现在中国人生存的主题。可是我们没有把它提出来，把自发的东西搞成自觉的东
西。《国学》还是要面向大众为好。现在很多外国人学习汉语，学习的地方起个什么名字呢:孔子学院。它怎么不叫秦始皇学院、汉武帝学院?孔子代表一种文化，一种符号。国学就是中国的根。不要把国学看做具体的东西，唱个昆曲，学段京剧，就是弘扬国学，不要这么理解国学。国学是广义的中国文化，是传统。
中新社北京十一月二十六日电(记者徐长安)中国当代知名学者袁行霈今天在此间呼吁，当代的国学已经具备了各方面的有利条件，足以使之成为不同于以往的新国学，“现在已经是重建国学的时候了”。

中央文史研究馆国学论坛今天开幕。袁行霈以馆长身份做了长达六千多言的主旨报告。他说，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期，正当西方文明实现了向近代化的转型，中华文明急需吸取其营养奋起直追的历史关头，清朝统治者却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丧失了历史机遇。现在，中国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突飞猛进，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于世界前列。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加自觉地发展与中国地位相称的、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先进文化，是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

袁行霈说，今天是一个新的继往开来的时代。此时，我们所研究的“国学”也应当以一种新的、富有当代特色的形态出现。国学的当代意义是围绕着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宏伟目标来实现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研究态度。研究国学，应以承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国学作为传统文化中深层的、学术性的部分，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密切相关。

这位学者强调，对待国学应当抱三种态度，即分析、开放、前瞻的态度。要分清国学中的精华和糟粕，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要处理好中外的关系，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既要吸取世界上各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也要让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走向世界。要正确对待古今的关系，立足当前面向未来，建立具有当代形态和前瞻意义的新国学。

他同时告诫，研究“国学”不是复古倒退，也不是抱残守缺。继承传统文化，要有所取舍，不能复古倒退；吸取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要取舍由我，不能不分优劣，全盘西化。复古倒退和全盘西化都丧失了文化自主创新的立场，都是没有前途的。自觉地创造我们自己的、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的新文化，乃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关键所在。

F. 余恕诚的主要科研成果

《唐诗风貌》（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2000年5月第二版)
《李商隐诗歌集解》（与刘学锴教授合著，中华书局，1988年12月版，2004年增订重排第二版；台湾洪叶文化有限公司，1992年版）
《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与刘学锴教授合著，中华书局，2001年版）
《李商隐》（与刘学锴教授合著，中华书局，1980年11月版）
《李商隐诗选》（与刘学锴教授合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8月第一版，1986年11月修订再版，至2002年重印6次）
《李商隐研究资料汇编》（与刘学锴教授合著，中华书局，2001年版）
《王安石文选译》（与刘学锴教授合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杜甫诗选读》（活页文选，上、下两辑，中华书局，1999年8月～12月版） 《历代名人传记选》（与叶孟明、张先觉合著)（黄山书社，1985年版）
《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三卷》（与刘学锴、陶敏共同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
《唐诗风貌及其文化底蕴》（台湾文津出版社，1999年8月版）
《中国文学史》（合著，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唐宋词概论》（与丁放合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唐代文学论著集成（第一卷）》（与叶帮义合著，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
《诗情画意的安徽》（与周啸天、丁放合著）（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0世纪中国诗学研究》（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主编 中学教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唐诗风貌》（中华书局，2010年4月版）
《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与吴怀东合著）（中华书局，2012年1月版） 《李白与长江》（《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赋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文学遗产》，2004年5期）
《唐诗所表现的生活理想与精神风貌》（《文学遗产》，1982年2期）
《战士之歌与军幕文士之歌》（《文学遗产》，1985年1期）
《杜甫在肃代之际的政治心理变化》（《文学遗产》，1992年4期）
《韩白诗风差异与中唐进士阶层思想作风分野》（《文学遗产》，1993年5期）
《初唐诗坛的建设与期待》（《文学遗产》，1996年5期）
《李商隐诗歌的多义性及其对心灵世界的开拓》（《文学遗产》，1997年2期）
《强韵考论》（与张柏青合作）（《国学研究》，2000年7期）
《樊南文集旧笺补正》（与刘学锴教授合著）（《中国古籍研究》，1996年11月，创刊号）
《论唐代叙情长篇》（《文史哲》，1991年4期）
《论政治对李杜诗歌创作的正面推动作用》（《江淮论坛》，1995年3期）
《从阮旨遥深到玉溪要眇》(《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
《樊南文与玉溪诗》（《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
《“诗家三李”说考论》（《文艺研究》，2003第4期）
《李商隐开成末南游江乡说再辨正》（与刘学锴教授合著，《文学遗产》，1980年第3期）
《古代散文欣赏的三个角度》（《文史知识》，2005年第7期）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与文体之间的交流互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2005年5月27日
《20世纪李杜研究及其差异》（《文学遗产》，2006年2期）
《追求“知音”的教学境界》（《中国高等教育》，2004年19期）
《中国诗学研究》（《中国高等教育》，2004年10期）

G. 王楷的代表性成果

1．《天然与修为：荀子道德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荀子诚论发微》，《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4期；
3．《养心莫善于诚：荀子诚论的精神修持意蕴》，载《哲学与文化》（台湾），2009年，第11期；
4．《从“知者利仁”到“仁者安仁”——荀子道德论证的两层结构》，《哲学与文化》（台湾），2008，11期；
5．《荀子性恶论考辨》，载《国学研究》，2007年，第20卷；
6．《性恶与德性：荀子道德基础之建立——一种德行伦理学的视角》，《哲学与文化》（台湾），2007（12）；
7．《吕大临时中说新探——一种<中庸>诠释学视域下的考察》，《文明探索》（台湾），2007年（49卷）。

H. 胡逢祥的主要成果

1、《中国近代史学思潮和流派》(专著，与张文建合作)，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
2、《社会变革与文化传统——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专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世界史地研究》，《华东师大学报》1984年4期，《新华文摘》1984年12期转载。
4、《二十世纪初日本近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学术月刊》1985年9期。
5、《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史学》，《历史研究》1985年5期。
6、《梁启超史学理论体系新探》，《学术月刊》1986年第12期，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大学历史学论文读本系列·史学史读本》。
7、《晚清经世思潮与当代史研究》，《华东师大学报》1990年1期，《新华文摘》1990年第5期转载。
8、《中西史学源起比较论》，《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4期。
9、《试论中西古代史学发展的不同途径和特点》，《学术月刊》1997年第9期。
10、《科学与人文之间——关于现代史学建设路向的一点思索》，《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 期，《高校文科学术文摘》2003年第6期和《光明日报》摘要介绍。
11、《中国现代史学的制度建设及其运作》，《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4年11期“论点摘要”介绍。
12、《历史学的自省:从经验到理性的转折——略评20世纪上半叶我国的史学史研究》，《华东师大学报》2004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4年第7期转载。
13、《社会转型中的现代国学思潮及其走向》，《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10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24期转载。 1、《晚清经世思潮与当代史研究》，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86.1-1993.12)论文类三等奖。
2、《社会变革与文化传统》，获上海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2000-2001)著作类三等奖。

I. 许苏民的主要成果目录

1、《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简论》（“哲学现代化”丛书之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
2、《文化哲学》（1990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
3、《历史的悲剧意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
4、《比较文化研究史（中学西渐卷，西学东渐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
5、《李光地传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
6、《明清启蒙学术流变》（“国学丛书”之一，与此同时萧箑父先生合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
7、《李贽的真与奇》（“明清文化名人”丛书之一，1998年1月，南京出版社，南京）。
8、《许苏民集》（“思想者”丛书之一，1998年11月，学林出版社，上海）。
9、《戴震与中国文化》（“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丛书之一，2000年5月，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
10、《人文精神论》（“哲学与文化新知”丛书之一，2000年5月，湖北人民出版社，武汉）。
11、《王夫之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与萧箑父先生合著，2002年4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 1、论艺术和宗教给予哲学发展的影响，《大学生学报》1980年第1期
2、试论普列汉诺夫关于社会意识两种基本形态的学说，《江汉论坛》1981年第2期
3、论中国近代的三种乌托邦，《华中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4、古代元气说对天体起源和生命现象的解释，《自然辩证法学习通讯》1981年第2期
5、先秦时代朴素知行辩证法的逻辑发展，《华中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
6、论吕坤的哲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华中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
7、论社会心理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中介，《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84年第3期
8、论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意识学说及其方法论意义，《哲学史方法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1月版
9、王夫之论“知”和“能”，《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版
10、论作为中国近现代哲学发展环节的鲁迅早期思想，《中国近现代哲学史论文集》吉林大学社科学报编辑部1984年5月版
11、人的现代化，《青年论坛》1984年10月创刊号、《新华文摘》1985年第2期
12、中华民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学习与实践》1985年第8期
13、自由的命运及其他（合沈大德合作），《青年论坛》1985年第3期
14、徐光启对中世纪自然科学传统方法的批判，《哲学研究》1985年第2期
15、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三个环节，《哲学研究》1985年第12期
16、论愚昧与开化，《江海学刊》1985年第5期
17、论“钱神”与“花神”的历史价值，《江汉论坛》1985年第5期
18、提高中华民族的理论兴趣，《长江日报》1985年11月25日
19、关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论纲，《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1985年第20期
20、冲突与融合──西学东渐片论，《学习与探索》1986年第1期、《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版、《中外学者论中国传统文化》重庆出版社1988年2月版、《东方的黎明》巴蜀书社1988年10月
21、民族文化心理素质是不同文化类型的基本内核，《江汉论坛》1986年第10期、《新华文摘》1987年第2期
22、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6年第5期
23、浮士德式的追求，《颤动──写在“文革”十年之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24、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青年论坛》1986年11月号
25、摆脱历史情性之路，《中国青年报》1986年11月21日、“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讨论”第1期、《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6年增刊
26、马克思晚年的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1987年第3期，人民出版社出版、《青年思想家》1987年5月试刊号
27、“一塌糊涂的泥塘中的光彩和锋芒”──论皮日休的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江汉论坛》1987年第6期
28、中国比较文化研究史的分明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
29、论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江海学刊》1987年第5期
30、论精神文明建设一定要适合物质文明建设的性质，《重庆社会科学》1987年增刊
31、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结合部，《江汉论坛》1988年第2期
32、形似而神异──中学西渐片论，《学习与探索》1988年第3期
33、关于文化交流的历史哲学反思，《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34、去伪存真：现代化转换中的儒家人格，《东岳论丛》1988年第5期“儒学与现代化笔谈”
35、文化心理的表层、中层与深层结构，《人文杂志》1988年第6期
36、论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结构的历史演化，《江海学刊》1989年第6期
37、论文化变异与文化传承，《理论学习月刊》1988年第11期
38、世纪末的反省，《蛇口通讯报》1989年1月10日
39、对外开放与中西文化冲突及我们的选择，《开放时代》1989年第1期
40、中国启蒙者的传统，《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1期
41、走出困惑：一个新的文化定义，《贵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42、文化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生长点，《光明日报》1989年3月6日
43、文化哲学：走向21世纪的世界哲学主潮，《江汉论坛》1989年第6期
44、论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福建学刊》1989年第2期
45、文化离析与文化整合，《江淮论坛》1989年第3期
46、关于“五四”反思的反思，《天津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
47、中国近代文化自觉三题，《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9年第3期
48、论文化发生的精神现象学机制，《理论学习月刊》1989年第5期
49、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历史文化遗产，《江汉论坛》1990年第2期
50、亡灵·辞藻·利益──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一书的方法论意义，《福建学刊》1990年第2期
51、普列汉诺夫的美学贡献，《社会科学动态》1990年第6期
52、海内外中国民族性问题研究述评，《天津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53、罗曼·罗兰与中国文化，《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0年第5期
54、寻找振奋民族精神的兴奋点，《长江日报》1990年12月28日
55、中国近四百年各派文化主张源流考，《江汉论坛》1991年第2期、《新华文摘》1991年第4期
56、对外开放：民族文化的新生，《文明建设》1992年第2期
57、西方比较文化研究史的两大传统及其在现代的汇合，《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2年第3期
58、危机探寻──西方比较文化研究史的分期、特点及其规律性，《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6期
59、论李光地的思想贡献及其历史进步意义，《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2年第5期
60、关于民族精神研究的若干方法论问题──兼论中华民族精神及其历史发展，《哲学研究》1993年第2期
61、“源头活水”与“中国特色”，《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3年第3期
62、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精神文明建设，《湖北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63、沿波讨源 返本开新──论王夫之思想的历史地位，《船山学刊》1993年第1期
64、明清之际的新道德观与近代新文化，《光明日报》1994年1月3日“史林”第1期
65、论鲁迅晚年的文化观，《福建学刊》1994年第6期
66、知性主体精神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江汉论坛》1994年第5期、《新华文摘》1994年第10期
67、以现代精神融摄传统文化精华，《现代与传统》1994年第2期
68、明清启蒙学术论纲，《不尽长江滚滚来》东方出版社1994年9月版
69、情愫的执著与理性的吊诡──中国本位文化论者与西化论者的论战，《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4年第6期
70、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观，《理论学习月刊》1995年第1期
71、东西文化论战：中国与俄国，《现代与传统》1995年12月第九辑
72、人文精神论纲，《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5期
“百期纪念专号”
73、乾嘉学术中的知性精神──戴震、章学诚思想片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3月版
74、中国近代学者对明清之际启蒙学术的认同（与萧箑父先生合作），《光明日报》1996年11月5日、《新华文摘》1997年第1期。
75、重新评估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0版。
76、“爱智”漫议，《光明日报》1997年3月26日
77、评“魏晋风度”与“宋明气象”，《开放时代》1997年第3期
78、前现代性·古典主义·后现代派，《开放时代》1997年第6期
79、如何对待王小波、顾准的思想遗产，《岭南文化时报》1997年第12月
80、明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晚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探析，《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81、皮日休评传，《湖北历代思想家评传》武汉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82、戴震哲学对于现代人文精神建设的启迪，《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8年第2期
83、“知性” 谈，《光明日报》1998年7月10日
84、学术·学术经典·思想与学问的关系──对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观点的质疑兼评“现代学术经典”之争，《开放时代》1999年第4期
85、论真善美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兼论形上之爱与真善美的统一，《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9年第3期“名家专号”
86、从新量学、新心学到新人学，《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9年第4期“名家专栏”
87、李贽之死，《光明日报》1999年6月11日
88、“崇高”浅说，《光明日报》1999年9月3日
89、致王元化先生论“五四”再认识问题，《开放时代》2000年第3期
90、契真融美见精神──《吹沙二集》读后，关于美与真之关系的思考，《学术月刊》2000年第5期、《毅圃》（香港）2000年3月总第24期
91、也谈清学史：思想与思想家──与朱维铮先生商榷，《光明日报》2000年5月19日
9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对李贽著作的误读，《东南学术》2000年第5期
93、“文化─历史”哲学的探索，《我的哲学思想──中国当代部分哲学家学术自述》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
94、探寻人类心灵底蕴的文化哲学，《今日中国哲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
95、灵均芳草伯牙琴──读萧箑父〈吹沙集〉，《读书》1993年第1期
96、读冯天瑜《中华原典精神》，《中国文化》1995年第4期
97、论哲学形上学的理性，《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1期 1、《学问、智慧与性灵──朴学与长江文化》、《长江文化文库·思想学术系列》之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开发学人心灵”的科学思想，《江汉论坛》2003年第2期
3、先验批判、经验反思与不受人惑的方，《福建论坛》文史哲版，2003.5
4、“开发学人心灵”的科学思想，《江汉论坛》，2003.3
5、论钱大昕的史学思想，《开放时代》，2003.6

J. 我想知道现在的国学什么最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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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为何冷门成热门 热追的都是好的？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ture.china.com.cn 时间： 2010-01-13 责任编辑: 钟明

随着国学热、历史热、儒学热等等热潮，以前诸多冷门的专业和冷僻的领域，一个一个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热点，仿佛非谈国学不足以证明自己是中国人，非尊圣贤不足以说明自己是炎黄子孙。而前不久，“曹操墓发掘”事件又将考古学推上了热潮的前锋。

然而，传统文化热的同时，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忧虑，同样是社会文明的基础，物理、化学、数学等这些自然科学却并没有赶上社会追捧的潮流，一冷一热间，到底蕴含着什么样的玄机？

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是不是所有留下的都是好的？又是不是所有被人们热追的都是好的？

那么，到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又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去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

冷门为何成热门

“曹操墓发掘”事件引发了中国社会对于考古学的热潮，不管是专家学者，还是草根百姓，无不卷入其中，一个专业的问题忽然间就成了社会话题甚至是娱乐话题，角色的变化让人惊讶。

实际上，在考古之间，儒学、历史学、国学都曾经历过同样的蜕变，在现代化的今天，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人们对于这些原本冷僻的学科和领域充满兴趣？著名文化学者、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认为这是随着中华民族经济政治地位崛起的一种文化认同感。

朱汉民说：“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华民族不管是经济还是政治地位都在提高，这也使得我们的民族自信心、文化上的认同感越来越强。另外，现代化发展很快，文化上自然会出现空缺，原来的东西不太适应了，完全引进西方文化，对于一个有着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的民族来说，总是有一些隔膜的，这时候人们就希望在传统文化中寻找一个价值和精神上的依托。而中国文明作为唯一个没有中断过的古文明，也确实能够提供许多精神上的、价值上的支援。这是传统文化热的原因。”

著名学者秋风认为中国人一向对历史感兴趣，中国人了解世界的途径也往往是了解历史。但是另外一方面，秋风也认为现在的传统文化热背后，其实并不仅是文化的因素，他说：“这些年来，很多文化现象背后其实是经济利益在推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很平常的事，文化事件中的权力影响太重了。”

自然学科的败北

与国学、历史等不同的是，同样作为社会文明基础的自然科学则没有享受到类似的尊荣。对此，朱汉民认为，自然科学的专业性决定了它不会是一门大众学科。他说：“人文社会科学所涉及的、所考虑的问题，往往是每个人都会遇到或者都要面临的问题，比如说人际关系的问题、安身立命的问题等等，它和所有人都有关。而自然科学则不同，它非常专业，普通人很难明白。另外，它和普通人的关系其实并不是很大，人们只要享受自然科学的成果就可以了，不需要去研究它、明白它，这和你用手机，并不需要会做手机是一个道理。”

秋风也表示：“自然科学的高度专业性决定了它不会是大众学科。而且，社会科学关注人类共有的问题，价值观等等，这必然会使得每个人都去关注，其实不必一定要作为一门学科来看，因为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思考这些问题。自然科学则不同，对大多数人来说，不需要去懂这些东西，自然也就很难引起人们的共鸣。”

传统的并非都好

传统文化热的背后，伴随着人们对于传统文化不加选择的追捧，这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著名学者袁伟时曾明确表示反对少儿读经，作家王蒙也曾对《三字经》表示过质疑。朱汉民表示：“传统的经典，往往都是历史的产物，有好的，也有不再适合时代发展的。现在看来，需要进行一些鉴别，普遍的解决人际关系的理论、培养人格和道德修养的东西，这在什么时候都是有用的。而另外一些维护等级社会的、和现代公民社会相冲突的，自然不能再提倡了。”

秋风则认为主流的学者、具有历史文化知识的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对公众加以引导，提供一些鉴别的方法。他说：“其实大多数人在学传统文化时都是有选择的，但是这种选择未必就是正确的。人们对曹操感兴趣，无非是因为他是个有智慧和计谋的军事家。知识分子应该在这些方面多写一些文章，对公众加以引导，什么样的是应该学的，什么样的不好。”

需要哪样的文化

那么在现代化的今天，究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秋风认为首先应该改变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他说：“其实不管是反对传统文化的人还是支持的人，本质上都是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对立起来了，或者说分割开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很多解读传统文化的学者，他们解读的都是什么呢？要么是宫廷斗争，要么是商业管理，等等等等，但是没有一个以现代化的角度去解读传统文化的学者，没有一个人是从自由、公平、人格独立的角度去解读的。”

秋风认为传统文化其实和现代化并不对立，他说：“就说自由、公平、人格独立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传统文化中同样有很多，不说别的，儒家学说里面就有很多相关的内容，孔子对于君子的论述，其实也就是追求独立的人格。不管是亚里士多德、康德，还是孔子，他们的论述里面都有类似的东西，只是说法不同而已。这些是人类普遍的问题，是共性，现在很多复兴国学、复兴儒学的人都在强调特殊性，我很反对这个。我们要复兴和追求的东西，不应该是那些特殊性，恰恰应该是共性。”

朱汉民

岳麓书院院长。国学研究专家。兼任国际儒联理事、中国实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学术委员、船山学社副社长等职。

秋风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著名文化学者，文化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