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关于大学科技成果转化
申报科技成果是需要政府给投钱的,政府给了钱导师才有的花,你懂的。哎,很多所谓的科技成果都是为了成果而成果,不具备什么价值……
2. 如何进一步提高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给出一些建议
一是激发创新主体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积极性。科研人员积极性不高,是导致我国科技版成果转移转化权率偏低的根本原因,金智创新认为,要想有效的提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效率,需要积极探索有效的奖励机制与模式,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新型研发机构等协同开展成果转化。推动成果转化与创新创业互动融合,
二是重视科技成果转移中间机构。一般来说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主要由三方组成,一是由科研机构提供前沿科技成果,二是有技术需求的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但是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等,无法高校的沟通,这个时候就需要重视科技成果转移中间机构的,充分发挥其沟通协同的作用。让企业和高校能够各取所需,提高各自的工作效率。
三是开展科技成果信息汇交与发布。围绕新一代信息网络、智能绿色制造等重点产业领域,以国家财政科技计划成果和科技奖励成果为重点,发布一批能够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投资规模与产业带动作用大的重大科技成果包,探索市场化的科技成果产业化路径。
3. 如何打通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近日,清华大学工会组织的一次教职工板书书法比赛,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据报道,此次共有近40名教师报名参赛,来自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央美院、清华大学的6位书法名家担任比赛评委。
随着PPT等办公软件的广泛使用,一切正在发生改变。别致的形式、精美的图文,确实吸引了学生的眼球,而且因为可以提前制作,一些不必要的课堂书写过程也可以省去,让课堂节奏更加有张有弛。但被PPT所“异化”,正是社会焦虑之处——刷出更多存在感的成了PPT而不是任课老师,一些老师把更多重点放在PPT制作的精美上而非课堂气氛的掌握及互动上。在学生间流传这样一句话,“对待板书的老师,我们一般都独立笔记;对待PPT的老师,我们一般都集体拷贝”,似乎是对这种“异化”的消极回应。
数字化终归是大势所趋,全媒体化教学势不可挡,要求回到粉笔板书的“慢”与“传统”的时代,只能是美好的想象,不可能也不现实。但借粉笔板书所传递出的情绪,却值得我们所有人珍视并深思。时代在前进,技术在进步,但教与学、师与生之间的关系与本质不该过多受到干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无论在任何时代背景下都应得到坚守与秉承。
来源:中国教育报
4. 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的科研成果
历届学院抄学生在读期间,科研与袭学术成果卓著。如2000、2001级学生在校期间,累计发表论文40篇,有部分论文在IEEE上发表;在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挑战杯”竞赛中,获得国家级奖项4个、省级奖项14个;2003至2005年期间,在国际、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上,获得国际特等奖3人次、国际一等奖9人次、国际二等奖27人次。毕业生前景广阔。读研率达80%以上,其中出国读研率在20%以上,一大批毕业生已在其研究或工作领域崭露头角。
部分获奖情况
浙江大学学生工作创新奖二等奖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获团系统组织工作奖
第五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彭伊莎(05理科班,理学院)
国际数学建模竞赛:
潘姚华(05混合班)、赵心怡(05文科班)等三支队伍9位同学获得国际一等奖,占浙江大学所获一等奖的75%
浙江省“网新国际杯”程序设计竞赛:
欧阳嘉林(06工科平台)等五位同学获得一等奖
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吴昊(05混合班)、朱旸(05混合班)、刘泽(07混合班)等多位同学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被SCI, EI或ISTP收录)。
5. 大学如何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实现生产力的意义 在当前,科技成果转化的作用和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1.重视科技成果转化是世界竞争发展的需要。
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的竞争愈来愈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表现科技成果(特别是高技术成果)转化数量、质量和转化速度的竞争。
归根结底是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程度及其市场占有率的竞争。
2.科技成果转化是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关键。
发展经济要依靠科技进步,发挥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而只有把作为第一生产力重要体现的科技成果在生产实践中得到广泛的作用,才能有效地提高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
3.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最好形式。
新技术的产生并不等于新产业的形成,要使科技成果变成现实的生产力,特别是要形成规模效益,就需要科技工作者与经济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制定有力措施,创造有利于成果转化的环境条件,加快成果转化的步伐,为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难点、热点、重点问题作出贡献。
6. 我国多少家高校将建设技术转移办公室
教育部科技司、中关村管委会4月26日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在京高校科技成果转版化实施方案》,将在权12家高校率先建设技术转移办公室。高校是北京重要的创新资源,具有丰富的科技人才和创新成果,也是中关村示范区建设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方案同时计划建设概念验证中心和校企协同创新中心,促进科学家、企业家、投资人早期深度融合,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并举办全球前沿技术大赛,挖掘转化前沿颠覆性技术。为解决好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问题,方案还将建立政策落实协调机制,完善科研人员和成果转化人才考核评价机制。来源:新华网
7. 如何唤醒高校沉睡的高价值专利
普及这方面的知识,让大家积极。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深入发展,除了知识产权部门在主动培育和挖掘高价值专利,国内部分高校在探索科研成果转移转化、打通专利转化通道、激发师生创新热情方面也取得明显成效。
西南交通大学则在全国率先建立了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制度,学校与职务发明人按照30%和70%的比例共享专利权。四川省知识产权局局长谢商
华说:“相较于学校拥有职务科技成果的全部专利权、科研团队仅享有专利转化收益的制度,西南交大这种让职务发明人拥有科研成果‘所有权’的做法,更有效地
激发了科研人员推动成果转化的动力和热情。这种新办法施行1年多以来,已有超过150项职务发明专利完成了分割确权,8家高科技创业公司成立。”
8.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该怎么办
一篇来自于《中国青年报》的文章供你参考!
“国家制定政策,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市场导向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讨论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案(草案)》(下称《修正案》)强调。《修正案》完善了科技成果信息发布、处置收益分配等制度,突出了企业在科研方向选择、项目实施等方面的主体作用,强化了知识产权保护。
引人注意的是,大学教授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将更加自由。《修正案》规定,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科技人员可以在完成本职工作的情况下兼职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或者在一定期限内离岗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应当建立制度规定或者与科技人员约定兼职、离岗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期间和期满后的权利和义务。
《修正案》的推出无疑是我国经济从坐享人口红利到释放改革红利的踏实一步。遥遥相对应的是李约瑟之问,这位对中国社会深有研究的英国学者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对这个问题的诸多答案之中,“转化应用”是个频频出现的关键词。鲁迅先生恨铁不成钢地写道:“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
有创造,却无创新;有创业,却无产业。这不得不令人惋惜。抛开中西国民性的争议,如何从聪明的创造走向智慧的应用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方面,无论围观网友如何痛惜某大学已经不是当年的某大学,就发表的科研成果而言,外国的月亮真的不那么圆了,实打实的数据证明中国有大楼亦有大师的的高校、尤其是顶尖高校在世界PK中并不含糊。
另一方面,在这个全民创业的时代。根据国家科技部提供的资料,目前全国5100家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每年完成的科研成果3万项,但其中能够转化并批量生产的仅有20%左右,形成产业规模的仅有5%。根据教育部门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还不到20%、专利实施率不到15%,而发达国家高达70%~80%。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影响因子高学术影响力大的核心刊物上发表的好文章、在试验和实践中漫漫求索获得的专利该怎么应用?谁来应用?
《修正案》提供了一种可能:高校教授兼职或者离岗创业。
理想的情况下,创造者最熟悉自己的成果,他们投身市场,在市场中发挥自己智慧的价值,并通过实践的检验打磨产品。兼职及离岗期限的设置,也可以为教授保留学者的身份,降低失败的成本。
科研与创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很多成果诞生时根本看不出未来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变化。毕达哥拉斯讲解勾股定理,有人问他:有什么用处呢?他嘲笑地给了那人几个钱,说:这就是你要的用处。必然有许多有志于投身科研的人如严耕望所说“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对象牙塔外的市场并不感兴趣。保护他们工作的纯粹也是大学的责任之一。
同时,对于相当一部分科研工作者而言,格物致知后的经世致用也是人生的追求之一。高校严格的财务和人事制度多少是一种束缚。老老实实地做学校的项目,项目结束时还需要绞尽脑汁地凑发票,何况进入市场每天真金白银的进出呢?既做老师又做老板,算不算不务正业?评估怎么算?会不会影响以后升副教授、教授?
《修正案》为这类人打开了一扇窗户。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学校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的细则尤为重要。不仅要杜绝一边抓钱一边抓身份的投机,也要防止政策传达不灵创业老师两头受气的情况。更关键的是在财务、人事评估机制上有所变化,规则明白清晰。
此外,毕竟会搞科研不等同于懂经营,直接把创业学者丢到市场上,对于个人的成长而言或许是好事,但对于提高整个国家的科技转换效率来说有点危险。在市场和高校之间的创业服务衔接,或许是需要抓紧的关键一步。
9. 合作机制——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
合作机制是指科技合作系统里各参与方之间相互联系的工作方式与运行内容,即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保证参与各方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顺利进行,从而实现资源的交换和共享。科研单位与企业的合作,是发达国家在知识的转让方面的重要特色,不仅将知识和新技术迅速地扩散,而且也有效地保证了对于科研的持续正向激励。国外科研单位与企业的合作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李征峰,熊超,2002)。
(一)科学园区模式
科学园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了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作为科学、教育与工业结合的一种经济、社会现象,科学园区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斯坦福研究园和苏联的新西伯利亚科学城。之后,它们作为高校、科研机构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科研成果转化的集结地,依靠智力资源开发对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强烈影响,受到了各国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美国成功地建立了许多科技园区,加速了美国科技成果转化领先于世界的步伐。1951年,举世闻名的硅谷建立,硅谷是以斯坦福大学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高技术密集区,孕育了享誉世界的现代科技文化。科技园区的创立,成为人才的孵化器,为致力于创业的有志者提供了技术、信息和资金的保障。它一方面扶持大学创办各种高技术开发公司,加快大学科研成果向产业的转化过程;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在那些有应用前景并能在较短时间内开发出高技术产品的科研项目进行研究。这种创新中心一般由NSF(国家科学基金)资助,创新中心通过多种方式扶持这些高技术公司,旨在帮助高新技术公司尽快将其科研成果产业化(郑立文,冯英娟,2003)。
西方发达国家在科技成果产业化道路的探索上都致力于科学园区设施的建立与各项规章制度的完善,为科技成果转化注入催化剂。英国的科学园是根据企业规模大小、成熟度高低的顺序依次进入创新园、科学园和企业园。这些企业大多依托一流大学形成一个产业群体或者簇群,集群之中的企业不是相互竞争关系,而是相互依托、互生互存、共同促进的新型企业生存方式。除斯坦福研究园、剑桥科学园等少数科学城是在综合研究能力极强的大学基础上建立的以外,多数科学园区都是由若干个大学和科研机构联合组成的,通过聚集效应提高高科技开发能力,如法兰西科学城集中了法国60%的大学和43%的科研机构,共有3万多科研人员和8000多家高科技公司(李征峰,熊超,2002)。为了产生集群效应,日本政府出资在全国建立了筑波大学科学城、关西科学城、横滨市高新技术园地、九州七县的高新技术园等合作研究的场地(徐鹏杰,2010)。另外,德国也非常重视利用高技术园区的建设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自1983年起,德国政府制定了新技术创业企业促进规划,创建技、工、贸、金四位一体的高新技术科技园区80多个,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发展(万金荣,2006)。
科学城和高新技术园的设立,既培养和积聚了大批新的科技人才,又促进了大学教学模式的变革,而且最主要的是集约、规模、快速地促进了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产品的研发。科学园区的规划一般由国家、地方、国家与地方联合或者有条件的大学来承担。科学园区建设资金的来源有各种渠道,包括政府拨款、工业界资助、民间集资、风险投资、外国投资等。许多国家在建设科学园区进程中,都十分重视通过制定专门的或相关的法律、法规,对科学园区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如房地产租售优惠、设备折旧优惠、税收优惠、贷款优惠、外资引进优惠等,还有的国家为投资者提供一系列的技术服务咨询和行政帮助。
(二)科研机构自办公司模式
科技成果与产业化还有一段距离,仅仅转让给企业或利用技术创办一家新型科技企业,技术成果并不一定能得到顺利转化。为此,许多国外的科研单位,尤其是高校都自办公司,积极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在美国,很多高校的科研人员离开学校自己建立公司,开发自己的科研成果,依赖现有公司的各种有利条件来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即所谓的“高校派生企业公司(Academic Spin of Firms)”。因此,美国高校的企业活动往往是个人的创业行为,校办科技企业并不多。除此以外,美国政府对于大学的财务运作采取非常开放的态度,一些名校都拥有巨额财产和基金。哈佛大学资产年报酬率高达20%以上,其中占基金1/3的国内股的投资报酬率为38.5%;耶鲁大学还成立专门商业机构促销研究成果,仅此一项1998年获利4000万美元(李征峰,熊超,2002)。
在德国,大学支持和帮助师生创办公司。柏林工业大学技术转让处经常举办培训班,给学生传授自己当老板的经验及必要的知识,了解法律程序等。大学支持愿意创业的毕业生开办自己的公司,在初创两年内可以给学生提供用房、仪器设备等优惠条件,教授在他们的公司开业初期可以给予咨询。巴伐利亚州促进新公司成立的法规规定,大学的师生创立新公司,可以有1/2的时间做公司的事情,工资可以由大学提供,在半年以内该公司可以免费使用大学的设备等(迟宝旭,2005)。
在澳大利亚,全国36所公立大学中已有34所高校拥有自己的公司来销售各种研究成果或通过国内外培训增加收入。1996年,由澳大利亚高校经营的大约50家商业性实体,其总收入超达2.8亿美元,1997年的收入达到前三年总和的两倍。
(三)中介搭桥模式
中介搭桥模式就是利用专门的中介组织,帮助科研单位科技成果向产业界转化。英国教学公司是由英国贸工部、环境部、科学与工程研究委员会等共同组建的中介机构,其目的是帮助高校与企业建立伙伴关系,目前,该机构已与近百所大学建立科研联系。英国近一半的大学还设有多学科研究中心,专门从事促进高校与企业建立研究、开发、技术转让和培训等方面协作关系的工作,如剑桥大学1973年就成立了沃夫森产业联络办公室,协调帮助各院系和个人建立同产业界的合作,并衍生出许多高科技企业。美国和德国也不例外,美国多数大学建有技术转让机构,充当大学向产业界技术转让的桥梁。德国的中介服务机构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帮助各个行业的中小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促进研究成果尽快在实际中应用。日本也于1998年成立了第一家高科技孵化中心股份公司,其注册资金1000万日元,全部由东京大学教师出资。此外日本还在多所国立大学建立了与社会联合、合作为业务的“研究合作处”(李征峰,熊超,2002)。
(四)研企合作模式
研企合作是科研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内在需要,也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各国在研究院与企业合作实践上各具特色。合作的方式大体分为合作研究和委托研究两种。英国、美国的科研单位多数是通过联合聘请教授和科研人员、资助研究发展项目和相互提供服务等形式与企业界建立广泛联系。在英国,大学接受企业的资助,开发应用科研成果,促进科研成果向经济界转化。美国的合作研究方式大致分为4种:①单一的工业企业对大学研究计划提供资金,工业企业则有权在大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研制工作。②公司对大学研究计划提供资金,联合研制,共同取得成果。③工业-大学联合建立实验室,实验室共用。④大学-工业合作研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在许多大学设立大学-工业合作研究中心,简称IUCRC,为了加强跨学科与高技术领域的研究与开发,80年代又在大学建立工程研究中心,简称ERC。这种研究中心以企业为主体,企业提出课题需求,进行行业共性技术攻关,并获得政府研究基金的资助。如曼彻斯特大学聚合体研究中心于1980年由曼彻斯特大学和14家大企业联合成立,这些大企业提供了该中心所需经费的50%以上。当今美国的合作研究中心已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研体制发展的决定因素,在开发“大科学”工程中起着领导作用。
在日本,合作研究被称为共同研究制度,是大学的研究人员和民间企业的研究人员利用企业提供的经费,对共同的研究课题在对等的基础上开展的联合研究。如日立、日本电气、富士通公司和东京大学合作进行集成电路和中央演算装置的开发。接受企业的委托研究在日本被称作委托研究制度,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不妨碍各自教学科研的情况下,接受民间企业委托的研究课题,利用企业提供的资金进行研究。
在德国也存在类似的合作,高等学校接受企业的科研任务,与企业进行“合同研究”,为企业的生产需要服务。如亚深高等工科学校的机床研究所,每年都能从工业部门取得科研经费的1/3。
(五)“官产研”三位一体模式
官(国家科研机构)、产(企业)、研(科研单位)三方面的科研,由于性质和任务不同,其内容和侧重点也不一样。科技力量这种分工的弊端是各自为政、互相隔绝,尤其对国家重大科研课题不利。对此,一些发达国家促成三方面的合作,以利于发挥各自优势,组成最佳联合攻关队伍。如德国的弗朗霍夫协会就是在政府机构、科研组织和企业群体整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官产学研”一体化组织。该协会的经费来源于联邦政府、州政府和企业界,各自承担1/3。其主要从事理论、应用及开发研究,所承担工业研究课题的60%受中小企业委托。该协会的研究成果已经在现代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杨萍,张源,2010)。
日本的“官产研”三位一体,是以政府科研机构为主导,以企业科研力量为主体,吸收大学参加的三结合体制。日本政府鼓励与引导产学研结合,积极采取扶持政策及鼓励措施,为科研成果拥有者与有意进行技术开发的企业牵线搭桥。在技术专家的指导与咨询的基础上,广泛收集有研发价值的科技成果,向企业推荐并协助开发。为促进科研院所与企业开展共同研究,自1987年起,日本文部省首先在国立大学设立“合作研究中心”,为产学合作提供固定的场所和必要的研究条件。可以说,日本的“官产研”三位一体,不仅促进了日本科技水平的提高,缩短了科研成果到产品开发的时间,而且培养了一批新技术人才。
在美国,一些高新技术、尖端技术项目开发难度大、耗资大、风险大,不是个别企业哪怕是大公司能胜任的。受阿波罗计划和欧洲空间计划的影响,由美国若干大公司合资,联合有关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组建并成立的研究开发集团应运而生,有力地促进了企业、高校、研究机构、政府及中介组织的合作。国家实验室于1974年建立了“新技术转移联合体”,成员有300多个国家实验室和几个政府部门及部分工业企业,其主要任务是要通过信息交流,帮助工业界寻找合适的研究开发伙伴,建立示范项目,加速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倪力亚,1996)。
除了以上几种合作模式外,一些国家还充分利用国外的优势资源,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美国通过政府间合作、民间科技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研发中心以及获取来自国际基金会或非政府组织国际基金会的资助等方式,广泛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日本也与瑞典、英国的剑桥大学、格拉斯哥大学、诺丁汉大学建立了国际交流合作关系,共同开展电子学方面的尖端科学研究。
10. 新公司科技成果转化公司 依托大学,怎么写自己公司的简介
你把公司的科技成果全部写出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