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书可以组什么词语
书~
书籍 书刊 书塾 书香 书法 书签 书记 书契 书翰 书简 书缄 书生 书蠹 书卷 书丹
书箧 书信 书写 书斋 书札 书典 书簏 书剑 书案 书院 书牍 书画 书脑 书云 书空
书启 书脊 书疏 书绅 书本 书传 书筠 书包 书函 书眉 书林 书吏 书房 书目 书幌
书办 书童 书肆 书史 书币 书厨 书坊 书田 书佐 书帙 书背 书文 书帷 书策 书问
书僮 书诺 书社 书寓 书舍 书痴 书口 书帕 书字 书意 书楼 书虫 书架 书影 书面
书筒 书鱼 书具 书帏 书帖 书判 书刀 书台 书扉 书经 书橱 书仪 书带 书柜 书名
书家 书客 书辞 书店 书狱 书序 书数 书桌 书笈 书贾 书肺 书册 书圃 书奏 书局
书计 书子 书堂 书囊 书学 书裙 书品 书阁 书词 书礼 书笥 书人 书符 书题 书体
书砚 书证 书诏 书馆 书颠 书囿 书衣 书师 书屋 书根 书素 书坛 书会 书气 书艺
书镇 书报 书抄 书呈 书估 书行 书策 书府 书论 书手 书檄 书稿 书方 书介 书可
书尺 书命 书语 书味 书城 书椠 书种 书圣 书金 书几 书亭 书藁 书迂 书札 书页
书板 书状 书程 书尾 书叙 书库 书观 书佣 书筵 书殿 书钞 书箱 书格 书号 书迷
书蟫 书业 书谒 书迹 书友 书草 书刺 书工 书皮 书评 书理 书髓 书差 书袠 书役
书术 书旨 书帽 书铺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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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书 令书 发书 休书 蚕书 储书 好书 道书 主书 礼书 追书 捷书 温书 监书 元书
薤书 成书 邹书 古书 泥书
2. 有关明人求学的故事简介
为你奉上古代名人求学的故事，请你参考，有疑问请你追问！
<<悬梁刺股>>
东汉时候，有个人名叫孙敬，是著名的政治家。他年轻时勤奋好学，经常关起门，独自一人不停地读书。 每天从早到晚读书，常常是废寝忘食。读书时间长，劳累了，还不休息。时间久了，疲倦得直打瞌睡。 他怕影响自己的读书学习，就想出了一个特别的办法。古时候，男子的头发很长。他就找一根绳子， 一头牢牢的绑在房梁上。当他读书疲劳时打盹了，头一低，绳子就会牵住头发，这样会把头皮扯痛了， 马上就清醒了，再继续读书学习。
这就时孙敬悬梁的故事。
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名叫苏秦，也是出名的政治家。在年轻时，由于学问不多不深，曾到好多地方做事， 都不受重视。回家后，家人对他也很冷淡，瞧不起他。这对他的刺激很大。所以，他下定决心，发奋读书。 他常常读书到深夜，很疲倦，常打盹，直想睡觉。他也想出了一个方法，准备一把锥子，一打瞌睡， 就用锥子往自己的大腿上刺一下。这样，猛然间感到疼痛，使自己清醒起来，再坚持读书。 这就使苏秦"刺股"的故事。
〔注〕：从孙敬和苏秦两个人读书的故事引申出"悬梁刺股"这句成语，用来比喻发奋读书，刻苦学习的精神。 他们这种努力学习的精神是好的，但是他们这种发奋学习的方式方法不必效仿。
《陈平忍辱苦读书》
陈平西汉名相，少时家贫，与哥哥相依为命，为了秉承父命，光耀门庭，不事生产，闭门读书，却为大嫂所不容，为了消弭兄嫂的矛盾，面对一再羞辱，隐忍不发，随着大嫂的变本加厉，终于忍无可忍，出走离家，欲浪迹天涯，被哥哥追回后，又不计前嫌，阻兄休嫂，在当地传为美谈。终有一老着，慕名前来，免费收徒授课，学成后，辅佐刘邦，成就了一番霸业。
《陆羽弃佛从文》
唐朝著名学者陆羽，从小是个孤儿，被智积禅师抚养长大。陆羽虽身在庙中，却不愿终日诵经念佛，而是喜欢吟读诗书。陆羽执意下山求学，遭到了禅师的反对。禅师为了给陆羽出难题，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教育他，便叫他学习冲茶。在钻研茶艺的过程中，陆羽碰到了一位好心的老婆婆，不仅学会了复杂的冲茶的技巧，更学会了不少读书和做人的道理。当陆羽最终将一杯热气腾腾的苦丁茶端到禅师面前时，禅师终于答应了他下山读书的要求。后来，陆羽撰写了广为流传的《茶经》，把祖国的茶艺文化发扬光大！
《少年包拯学断案》
包拯包青天，自幼聪颖，勤学好问，尤喜推理断案，其家父与知县交往密切，包拯从小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的断案知识，尤其在焚庙杀僧一案中，包拯根据现场的蛛丝马迹，剥茧抽丝，排查出犯罪嫌疑人后，又假扮阎王，审清事实真相，协助知县缉拿凶手，为民除害。他努力学习律法刑理知识，为长大以后断案如神，为民伸冤，打下了深厚的知识基础。
《万斯同闭门苦读》
清朝初期的著名学者、史学家万斯同参与编撰了我国重要史书《二十四史》。但万斯同小的时候也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万斯同由于贪玩，在宾客们面前丢了面子，从而遭到了宾客们的批评。万斯同恼怒之下，掀翻了宾客们的桌子，被父亲关到了书屋里。万斯同从生气、厌恶读书，到闭门思过，并从《茶经》中受到启发，开始用心读书。转眼一年多过去了，万斯同在书屋中读了很多书，父亲原谅了儿子，而万斯同也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万斯同经过长期的勤学苦读，终于成为一位通晓历史遍览群书的著名学者，并参与了《二十四史》之《明史》的编修工作。
《唐伯虎潜心学画》
唐伯虎是明朝著名的画家和文学家，小的时候在画画方面显示了超人的才华。唐伯虎拜师，拜在大画家沈周门下，学习自然更加刻苦勤奋，掌握绘画技艺很快，深受沈周的称赞。不料，由于沈周的称赞，这次使一向谦虚的唐伯虎也渐渐地产生了自满的情绪，沈周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一次吃饭，沈周让唐伯虎去开窗户，唐伯虎发现自己手下的窗户竟是老师沈周的一幅画，唐伯虎非常惭愧，从此潜心学画。
《林则徐对联立志》
这个故事讲的是清代著名的民族英雄林则。林则徐小时候就天资聪慧，两次机会下，作了两幅对联，这两幅对联表达了林则徐的远大志向。林则徐不仅敢于立志，而且读书刻苦，长大后成就了一番大事业，受到了后世的敬仰。
《文天祥少年正气》
南宋末年著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少年时生活困苦，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才有机会读书。一次，文天祥被有钱的同学误会是小偷，他据理力争，不许别人践踏自己的尊严，终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而且通过这件事，更加树立了文天祥金榜题名的志向。
《叶天士拜师谦学》
叶天士自恃医术高明，看不起同行薛雪。有一次，叶天士的母亲病了，他束手无策，多亏薛雪不计前嫌，治好了他母亲的病。从此，叶天士明白了天外有天，人上有人的道理。于是他寻访天下名医，虚心求教，终于成了真正的江南第一名医。
《李清照少女填词》
宋代女诗人李清照才思敏捷，一生留下了许多千古绝唱。她个性爽直、自由、不羁一格，从小就表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这个故事讲述的就是她触景生情，即兴填词的故事。
《杨禄禅陈家沟学艺》
杨禄禅受到乡里恶霸的欺负，他不甘心受辱。一个人离开了家，到陈家沟拜师学艺。拳师陈长兴从不把拳法传外人，杨禄禅也不例外。不过，杨禄禅的执着精神终于感动了陈长兴，终于学到了拳法，惩治了恶霸，也开创了杨式太极拳。
《王献之依缸习字》
王献之，字子敬，是东晋大书法家书——圣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他自己也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王献之三四岁的时候，母亲就教他背诗诵诗，到五六岁的时候，就能够出口成章，顺口吟出几句诗来。和他的哥哥王凝之相比，越发显得机警聪敏，而且还特别喜欢习字。王献之家有一只大水缸，本片的故事，正与这个大水缸密不可分！
《朱元璋放牛读书》
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从小连私塾都没有念过，但是他聪颖过人，勤学好问，终于成为建立明朝的开国皇帝。
《柳公权戒骄成名》
柳公权从小就显示出在书法方面的过人天赋，他写的字远近闻名。他也因此有些骄傲。不过，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没有手的老人，竟然发现老人用脚写的字比用他手写的还好。从此，他时时把“戒骄”记在心中，勤奋练字，虚心学习，终于成为一代书法大家。
《匡衡凿壁偷光》
西汉时期，有一个特别有学问的人，叫匡衡，匡衡小的时候家境贫寒，为了读书，他凿通了邻居文不识家的墙，借着偷来一缕烛光读书，终于感动了邻居文不识，在大家的帮助下，小匡衡学有所成。在汉元帝的时候，由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推荐，匡衡被封郎中，迁博士。
《屈原洞中苦读》
这个故事讲述了，屈原小时侯不顾长辈的反对，不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躲到山洞里偷读《诗经》。经过整整三年，他熟读了《诗经》305篇，从这些民歌民谣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终于成为一位伟大诗人。
《王十朋苦学书法》
王十朋从小聪颖过人，文思敏捷，可是书法却不如人意。于是，他痛下决心，一定要练好书法。终于，宝印叔叔的指点下，他终于悟到了书法真谛，成为一名大书法家和文学家。
《王羲之吃墨》
被后人称为“书圣”的王羲之，小的时候是一个呆头呆脑的孩子，每天都带着自己心爱的小鹅悠悠逛逛。王羲之每天刻苦练字，却被老师卫夫人称作是死字，王羲之很是苦恼，在小鹅的启发下，王羲之在书房写成了金光灿灿的“之”字，但却误将馒头沾墨汁吃到了嘴里，留下了王羲之吃一代伟人林肯“只曾于学校中，接受过几个月的正式教育而已”。虽然林肯的家庭环境并未提供他太多正式学习的机会，但好学不倦的林肯，却不愿因此限制自己，不肯轻易地放弃每一个有所学习的契机。一生不曾忘却“读书”的林肯，当在伊利诺州依靠为当地农民剥玉米和杀猪为生时，他总将自己工作中往来的农夫、商人们，视为自己的老师；而那些置身肯德基森林中的士儒们，更理所当然地成为林肯平日请教的对象。直至已身为美国总统，林肯仍不时在床上读歌德的诗集呢！所谓“限制”，往往是我们自找的。
语言大师侯宝林只上过三年小学，但勤奋好学。一次，他为了买到自己想买的一部明代笑话书《谑浪》，他得知北京图书馆有这本书，时值冬日，他顶着狂风，冒着大雪，一连18天都跑到图书馆去抄书，一部18万字的书，终于被他抄录到手。
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
顾炎武自幼勤学。他6岁启蒙，10岁开始读史书、文学名著。11岁那年，他的祖父蠡源公要求他读完《资治通鉴》，并告诫说：“现在有的人图省事，只浏览一下《纲目》之类的书便以为万事皆了了，我认为这是不足取的。”这番话使顾炎武领悟到,读书做学问是件老老实实的事，必须认真忠实地对待它。顾炎武勤奋治学，他采取了“自督读书”的措施：首先，他给自己规定每天必须读完的卷数；其次，他限定自己每天读完后把所读的书抄写一遍。他读完《资治通鉴》后，一部书就变成了两部书；再次，要求自己每读一本书都要做笔记，写下心得体会。他的一部分读书笔记，后来汇成了著名的《日知录》一书；最后，他在每年春秋两季，都要温习前半年读过的书籍，边默诵，边请人朗读，发现差异，立刻查对。他规定每天这样温课200页，温习不完，决不休息。墨的故事。
3. 《老王》的作者，文中提到的‘默存’是代表作最为出名
是作者的丈夫钱钟书， 钱钟书(1910.11.21-1998.12.19),现代著名学者、作家。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
代表作：《围城》、《管锥编》（并非管锥篇）、《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
4. 怨言五笔怎么打
五笔输入法： nnhy 基本解释： --- 书 （书） shū 成本的著作：书籍。《晋书·殷浩传》载殷浩虽被黜放，口无怨言，但终日书空作“咄咄怪事”
5. 颜之推的事迹与成就
颜之推（公元531—约595年）字介，原籍琅邪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北齐文学家，世居建康（今南京市），生于士族官僚家庭，世传《周官》、《左氏春秋》。他早传家业，12岁时听讲老庄之学，因“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生活上“好饮酒，多任纵，不修边幅。”他博览群书，为文辞情并茂，得梁湘东王赏识，19岁就被任为国左常侍。后投奔北齐，历20年，累官至黄门侍郎。公元577年 ，北齐为北周所灭，他被征为御史上士。公元581年 ，隋灭北周，他又于隋文帝开皇年间，被召为学士，不久以疾终。依他自叙，“予一生而三化，备苶苦而蓼辛”。叹息“三为亡国之人”。传世著作有《颜氏家训》和《还冤志》等。《颜氏家训》共二十篇，是颜之推为了用儒家思想教训子孙，以保持自己家庭的传统与地位，而写出的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教科书。这是他一生关于士大夫立身、治家、处事、为学的经验总结，在封建家庭教育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影响。后世称此书为“家教规范”。
（一）教育作用与教育目的
颜之推宣扬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三等，即上智之人，下愚之人和中庸之人。他说：“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他认为上智之人是无须教育的，因为上智是天赋的英才，不学自知、不教自晓。其次，下愚之人“虽教无益”，尽管教他，都是无效果的，因为“下愚”是无法改变的。颜之推强调中庸之人必须受教育，因为不受教育就会无知识，陷于“不知”的愚昧状态。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教育中庸之人，使之完善德性，增长知识。
关于教育的目的，颜之推指出：“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已，修身以求进也。”行道的“道”自然是儒家之道，即儒家宣扬的那一套政治理想和道德修养的内容；“修身以求进”思想渊源于孔子的“修已以安人”，善于“为已”（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才能更有效地“利世也”（治国平天下）。从这一教育目的出发，颜之推批判当时士大夫教育的腐朽没落，严重脱离实际，培养出来的人庸碌无能，知识浅薄，缺乏任事的实际能力。他认为传统的儒学教育必须改革，培养的既不是难以应世经务的清谈家，也不是空疏无用的章句博士，而是于国家有实际效用的各方面的统治人才，它包括：朝廷之臣、文史之臣、军旅之臣、蓠屏之臣、使命之臣、兴造之臣。从政治家到各种专门人才，都应培养。这些人才应专精一职，具有“应世任务”的能力，是国家实际有用的人才。颜之推的这种观点，冲破了传统儒家的培养比较抽象的君子、圣人的教育目标，而以各种实用人才的培养作为教育的重要目标。
（二）论教育内容
为了培养“行道以利世”的实用人才，颜之推提倡“实学”的教育内容。他认为培养出来的人才必须“德艺同厚”。所谓“德”，即恢复儒家的传统道德教育，加强孝悌仁义的教育。所谓“艺”，即恢复儒家的经学教育并兼及“百家之书”，以及社会实际生治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和技艺。
关于“艺”的教育，当然是以五经为主。他认为学习五经，主要是学习其中立身处世的道理，“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但读书不能止限于《五经》，还应博览群书，通“百家之言”。此外，他还重视学习“杂艺”。他认为在社会动荡的非常时期，学习“杂艺”可以使人在战乱“无人庇荫”的情况下“得以自资”，保全个体的生存和士族的政治、经济地位。颜之推倡导的“杂艺”内容相当广泛，主要包括文章、书法、弹琴、博弈、绘画、算术、卜筮、医学、习射、投壶等，这些技艺在生活中有实用意义，也有个人保健、娱乐的价值。但这些“杂艺”“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
值得注意的是，颜之推强调士大夫子弟要“知稼穑之艰难”，学习一些农业生产知识，这与孔子轻视农业生产的态度有所不同。
（三）论学习态度和方法
1．虚心务实：颜之推提倡虚心务实的学习态度，他反对妄自尊大，骄傲浮夸的学风。
2．博习广见：颜之推指出：“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他认为只有尽可能地扩大获取知识的范围，并把所学的知识进行比较、鉴别，才能更接近客观的真理。他提倡既要博览群书，又要接触世务，籍以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所谓“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
3．勤勉惜时：颜之推强调学习要刻苦钻研，勤勉努力，他罗列了历史上许多动人事例，说明即使迟钝的人，只要勤学不倦，也可以达到精通和熟练的程度。同时，他认为人的一生都要学习，应珍惜时光，年幼“固须早教”，少年也不可“失机”，晚年如果“失之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他说早年学习“如日出之光”，前途无量；而“老而学者”，虽然如“秉烛夜行”，但总比“瞑目而无见”要好得多。
4．相互切磋：颜之推赞赏《尚书》中的“好问则裕”和《学记》中的“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的说法，提倡师友之间相互切磋，相互启明，认为只有在学习上好问求教与切磋交流，才能较快地增进知识而避免错误。
（四）论家庭教育
1．提倡尽早施教
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要及早进行，有条件的还应在儿童未出生时就实行胎教。儿童出生之后，便应以明白孝仁礼义的人“导习之”。稍长，看他“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之时，就该加意“教诲”，该做的事就引导他去做，不该做的就不让他做。如此教育下去，到９岁以后，自可“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
颜之推认为早期教育之所以重要，至少有两条原因：其一，幼童时期学习效果较好，得益较大。他说：“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他根据幼童阶段与成年以后的不同心理特征，说明幼年时期受外界干扰少，精神专注，记忆力旺盛，能保持长久的记忆。而成年人思想复杂，精神不易集中，记忆力逐渐衰退。其二，人在年幼时期，心理纯净，各种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尚未形成，可塑性很大。颜之推认为这个时期，儿童受到的好的教育与环境影响，抑或坏的教育与环境影响，都会在儿童心灵上打上很深的烙印，长大以后也难以改变。
2．提倡严格教育
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应当从严入手，严与慈相结合，不能因为儿童细小而一味溺爱和放任，父母在子女面前要严肃庄重，有一定威信。他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他认为善于教育子女的父母，能把对子女的爱护和教育结合起来，便会收到良好的效果。相反，如果没有处理好两者关系，“无教而有爱”，让孩子任性放纵，必将铸成大错。
3．注重环境习染
颜之推继承孔子、孟子等儒家学者关于“慎择友”的教育思想，十分重视让儿童置身于比较优良的社会交往的环境之中。他认为家庭教育要注意选邻择友，是因为儿童的心理处于发展阶段，尚未定型，而儿童的好奇心和模仿性都很强，总在观看模仿别人的一举一动，无形之中，周围人的为人处世给儿童以“熏渍陶”、“潜移暗化”。因此，邻友对于儿童的影响，有时甚至可能比父母的作用还大。这就是“必慎交游”的道理。孔子说：“无友不如己者”，择友确实不是一件易事，贤人是难以找到的，但有优于我者，便很可贵的了。对他就应景仰向慕，与之交游，向他学习。
4．重视家庭的语言教育
他认为语言的学习应该成为儿童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家庭教育中，子女学习正确的语言，是做父母的重要责任。一事一物、不经查考，不敢随便称呼。学习语言应注意规范，不应强调方言，要重视通用语言。
5．注重道德教育
颜之推承袭了孔孟以孝悌仁义等道德规范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十分注意对子女道德的教育。他认为士大夫子弟的教育应该“德艺周厚”，以德育为根本。他指出知识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基础，并为道德教育服务。由于德艺二者关系的密切，因此有可能、也有必要通过阅读记载前人道德范例书籍的途径来进行道德教育。
颜之推对子女的道德教育，是以孝悌等人伦道德教育为基础，以树立仁义的信念为主要任务，以实践仁义为最终目的。他教育子女为实践仁义道德的准则，应不惜任何代价，以至牺牲生命。他认为立志尤为重要，士大夫子弟只有确立远大的志向、理想，才经得起任何磨难，坚持不懈，成就大业。他说：“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他教育子女以实行尧舜的政治思想为志向，继承世代的家业，注重气节的培养，不以依附权贵、屈节求官为生活目标。
颜之推根据自己积累的经验与当时的现实，还特别重视为人之道的教育。他所强调的为人之道，首先是“厚重”（“轻薄”的反义）。他认为“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历史上许多文人都由“轻薄”而终为败累，残遇杀祸。他认为要吸取这个惨痛的教训，就必须养成忠君、孝顺、谦恭、礼让这些“厚重”的道德品质。其次，他主张“少欲知足”。如果“不知其穷”的情性任其发展，不加以限制，就是如秦始皇、汉武帝“富有四海，贵为天子”的大人物，也会自取败累，至于一般士庶更不用说了。其三，“无多言”、“无多事”。颜之推欣赏“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的铭言，认为“天道”，原来如此。所以，“论政得失”、“献书言计”等，都属于多言性质。同理，也不应该多做事。如果不是你份内的事，你就不必想它，不必做它。至于主持公道，打抱不平，“游侠之徒，非君子之所为也”。由此可见，颜之推所传授给子女的为人之道，是他历官四朝的经验总结，在政治腐败、朝政多变的封建专制社会里，不失为一种在丧乱之世明哲保身，以免“杀身之祸”的处世哲学。然而，在今天看来，这种做人处世方法是不足为训的，它反映了消极遁世、利己主义的思想情绪，与先秦儒家的积极入世态度也有很大的距离。 [编辑本段]颜氏家训《颜氏家训》是我国南北朝时北齐文学家颜之推的传世代表作。他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处世哲学，写成《颜氏家训》一书告戒子孙。《颜氏家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也是一部学术著作。成为了我国封建时代家教的集大成之作，被誉为“家教规范”。全书共20篇。颜之推（531～591以后），字介。颜氏原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先世随东晋渡江，寓居建康。侯景之乱，梁元帝萧绎自立于江陵，之推任散骑侍郎。承圣三年（554），西魏破江陵，之推被俘西去。他为回江南，乘黄河水涨，从弘农（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偷渡，经砥柱之险，先逃奔北齐。但南方陈朝代替了梁朝，之推南归之愿未遂，即留居北齐，官至黄门侍郎。577年齐亡入周。隋代周后，又仕于隋。家训一书在隋灭陈（589）以后完成。
颜之推出身士族，深受儒家名教礼法影响，又信仰佛教。但他博识有才辩，处事勤敏，应对闲明，所以在南北胡汉各政权之下，先后都受宠任。他年逾六十的一生中，“三为亡国之人”，行踪遍及江南、河北、关中，又死在南北统一之后的隋开皇年间，所以经验、阅历都较丰富，非南朝或北朝局促一隅的高门士族所可比拟。该书虽流露一些迂腐观点，但也包含不少有关南北朝社会、政治、文化的细致的观察和通达的议论。书中记载的许多情况，有很高史料价值。诸如对南北士族风尚的异同、治学为文之方法，乃至语言杂艺都进行比较，求其得失。谈到梁代子弟之脆弱、邺下读书人教子之方法，以及江南侨姓之未有力田等等，都是密切有关南北朝史事的。《书证》、《音辞》两篇，反映了颜之推的学术成就。注释该书的，有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周法高《颜氏家训汇注》。该书有邓嗣禹的英文译本。
6. “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中“吴越”指什么
是吴方言吧。这个网页上有，去看看吧。
“颜之推谜题”
音韵学的经典名文《颜氏家训·音辞篇》论及当时的南语、北语："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此实一篇之精髓，是关乎中国语言史和汉语方言史的头等重要的论题，惜乎在昔学人累千载而不悟，本文揭明并命名为"颜之推谜题"并加以论证。
一、颜之推及《颜氏家训》
南北朝后期的杰出学者颜之推，祖籍琅邪。西晋末年,其九世祖颜含追随琅邪王司马睿，《晋书·颜含传》："元帝初镇下邳，复命为参军。"《晋书·诸葛恢传》："元帝为安东将军"，"颜含并居显要"。西元316年西晋覆亡，317年司马睿于建康（今南京）称帝，是为东晋元帝，颜含历任要职。颜之推晚年著《观我生赋》述其家世："吾王所以东运，我祖于是南翔，去琅邪之迁越，宅金陵之旧章，作羽仪于新邑，树杞梓于水乡。"颜之推自认为建康人，他生于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年），卒于隋文帝开皇后期（590年后）。[①]
颜之推出身于南朝士族，生当南朝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梁书·武帝纪》赞："征赋所及之乡，文轨傍通之地，南超万里，西拓五千。......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颜之推年轻时博览群书，故有十分深厚的文化修养、学术造诣。24岁时（554年）被俘至北方，26岁（556年）起仕北齐，47岁（577年）入周，581年杨坚建立隋王朝，之推仕隋十余年。他历仕南朝、北朝，晚年著成《颜氏家训》，分裂的年代、动乱的年代造成了他的特殊经历，他的特殊经历成就了他这本名著。这本书旧时奉为"家训"之祖。其实应视为一部比较文化学的著作。在《颜氏家训》中，他胪陈了分裂已历二百余年的南朝、北朝的风俗、民情、经学、书法、音韵等诸多方面的情况，比较其异同，间下己见，或褒美、或指摘，难能可贵的是，不偏不倚，不主一方。
今人范文澜先生评论颜之推说："他是当时南北两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经历南北两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学北学的短长，当时所有大小知识，他几乎都钻研过，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颜氏家训》二十篇就是这些见解的记录。《颜氏家训》的佳处在于立论平实，平而不流于凡庸，实而多异于世俗，在南方浮华北方粗野的气氛中，《颜氏家训》保持平实的作风，自成一家言。"[②]颜之推在其著作中，多处表现了不盲从的精神，是其所当是，非其所当非。《颜氏家训》关于学术的所见所闻、所述所论，可信度是很高的。现在让我们进一步细读《颜氏家训·音辞篇》。
二、《颜氏家训·音辞篇》与"颜之推谜题"
《颜氏家训》共二十篇，我们语言学人最重视的是其《音辞篇》，周祖谟先生《颜氏家训音辞篇注补》云："考家训此篇专为辨析声韵而作，斟酌古今，掎摭利病，具有精义，实为研求古音者所当深究。"笔者进一步指出，跟其他诸篇的宗旨一样，《音辞篇》胪述了南朝和北朝语言（方言）的特点，比较其差异，至少在中国语言学史上首次揭示了语言（方言）接触感染的大问题。也多处叙述了南北语言学者观点的分歧，忠实地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定时段的语言的状况和语言研究的水平，是中国语言学史上一篇经典性的文字。
《颜氏家训·音辞篇》论道："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谕，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搉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
古往今来，许多学人都乐于称引颜之推的这段话以说明当时南北语言的歧异，但是恕我不恭，有些理解有误；至于作深刻的体味，得其精义的，则更付阙如。学人们津津乐道的往往是"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这八句。其实，此八例，颜之推明明确确地冠以"其谬失轻微者"六字，又明明确确地殿以"如此之例，两失甚多"八字。试问：颜之推所说的"谬失轻微者"若此，那么，"谬失"重大者呢？请看紧踞其上的文字，也是颜之推他自己说的：南语北语"皆有深弊"！我们这些1500多年后的读者不禁急切地盼望他将"深弊"讲个分明，那就能使我们知道当时南北语言的比"甚多"的"轻微""谬失"更"深"层的特点。然而令人大失所望，颜之推只肯说四个字："不可具论"，他就把这个千斤重的命题了了！遗憾之至！遗憾之至！颜之推这位大学者就这样给中国语言学史留下了一道谜题！道道地地的千古之谜！[③]
不过，从我们后人看来，还有"不幸"中之"幸"，那就是，亏得颜之推还是多说了两句，他指出了南语、北语的"深弊"之"污染源"，即"南染吴越，北杂夷虏"。因此，"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四句十六字就是颜之推设定的千古之谜。本文价值之一在于：揭明并命名为"颜之推谜题"。这谜题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因为它关系到整个中国语言史以及汉语方言史。
三、释"北""南"兼"吴越"
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颜之推所说的"南染吴越，北杂夷虏"两句中的"北"、"南"二字，含义是什么？
我们需要体认广阔的背景，从而来确定其确切意义。笔者勾稽了《颜氏家训》一书中相关用语，加以排比。在颜书中，"北"、"北方"、"北土"、"北间"、"河北"、"江北"、"邺下"、"山东"、"中原"指北方；"南"、"南方"、"南间"、"江南"、"江东"、"江左"指南方。"北人"指北方人，"北俗"指北方风俗；"南人"、"江南人"指南方人，例句甚夥，文繁不录。兹摘一些二者对言的文例于下：
《风操篇》："今南北风俗，言其祖及二亲，无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耳。"《省事篇》："吾自南及北，未尝一言与时人论身分也。"（以上"南""北"兼言）《归心篇》："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两万斛船。此实验也。"《音辞篇》："江南至今行此分别，昭然易晓；而河北混同一音，虽依古读，不可行于今也。"（以上"江南""河北"对言）《治家篇》："河北妇人，织纴组紃之事，黼黻锦绣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也。"（"河北""江东"对言）《文章篇》："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山东风俗，不通击难。"（"江南""山东"对言）《书证篇》："今中原苦菜则如此也。......江南别有苦菜。"（"中原""江南"对言）《治家篇》："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此"北土""江南"对言）《治家篇》："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南间贫素，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齐整；家人妻子，不免饥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顇奴，仅充而已。"（以上"江东""邺下"，"南间""河北"彼此对言）
现在我们将使用"内证法"的语域缩小到《音辞篇》本身，以考察其"南"、"北"二字的真义。"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的上文是："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连珠般的方位词！我们可以从《颜氏家训》全书，作出初步推断：这"南染吴越、北杂夷虏"中的"南"、是指南北朝时期的南方的语言（语音），"北"是指北方的语言（语音），这该不会有争论吧！
接着要讨论"吴越"意指什么？例证浩繁，不胜枚举，现只略举数例，也兼及其同义词语和相关词语：《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时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亮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讬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於人。吾计决矣！'"魏收《檄梁文》："唯彼吴越，独阻声教，侯景竖子，本无土业，以金陵逋逃之薮，江南流离之地，......。"（《艺文类聚》卷五八）《隋书·史祥传》："晋王兵马即入建业，清荡吴越，旦夕非远。"我们也可采用"内证法"，即以颜之推证颜之推，其晚年所著《观我生赋》述其家世："吾王所以东运，我祖于是南翔，去琅邪之迁越，宅金陵之旧章，作羽仪于新邑，树杞梓于水乡。"颜氏此赋单用一个"越"字是照顾骈文的平仄。而《三国志》中孙权则单用一个"吴"字。总之，大量文献例证都表明"吴越"只有一义，即指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六朝所统治的南方区域。颜之推所讲的"南染吴越"的"吴越"，本义与上述并无二致，借代以指吴越地区即南方地区的语言（方言）。
需要字字深究！"北杂夷虏"好懂好讲，"南染吴越"呢，"南"指南方的语言或方言，"吴越"也指南方的语言或方言，岂非二者同指一物？我们必须分析句子："杂""染"都是动词，动词的前面是A项，后面是B项，任何一个粗通汉语的人都只能得出A≠B,即"北"≠"夷虏"，"南"≠"吴越"。"北"≠"夷虏"意思是汉语的北方话跟少数民族的语言不同，这容易明白。可是"南"≠"吴越"，怎么理解？"南"指吴方言，"吴越"就不能指吴方言，那么"吴越"指什么？"吴越"指吴方言，"南"就不能指"吴方言"，那么"南"指什么？二者必居其一。
面对这一难题，有人会说，"南"指吴方言，那"吴越"就指南方的某种或某些少数民族语言，显然这解释是比附"北杂夷虏"。可是这与颜之推的原意相符吗？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有一节"南方各族人民的融合"，其中提到自东而西散处的山越，荆、雍州蛮，傒人，俚人，僚族，爨族，论其实，全是弱势民族，其中东部有些民族的语言可能跟汉语吴方言有接触。不过，我们读《颜氏家训》，应该细细咀嚼，根据颜之推的经历，我们可以推测他也许会对鲜卑语和汉语吴方言有一定的了解，不过以他的价值观衡量，"夷虏"之语和吴越方言都位居次等，至于吴方言与东南某些弱势民族语的关系则未必会引起像他这样的士大夫的留意，作为南方高等士族的文化代表人物，颜之推写《家训》，注意的中心是南方、北方的大事，他写"音辞篇"，评点的是南、北士人的主要语言即强势语言，例如"至邺已来，唯见崔子约、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颇事言词，少为切正"。他十分严格："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云为品物，未考书记者，不敢辄名，汝曹所知也。"如果熟谙两晋南北朝史，就更不会错误地理解"南染吴越"了：永嘉之乱使北方大批士族逃到江淮地区，他们面对的主要是土著居民吴人，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吴人，绝非南方的弱势少数民族。
要准确理解"南染吴越"，只能指向第二选择："吴越"指吴方言，"南"就不能指"吴方言"。那么"南"指什么？
笔者认为，只有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以及语言史背景下，讨论才会有意义，在这儿有必要重申拙见。我在拙文《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1961－1964年写成，1988年方发表）中说："我们认为吴方言在古代是北抵淮河的，江淮之间本为吴语的地盘，四世纪永嘉之乱，北方汉族人民的大批南迁，江淮之间以至江南的今南京、镇江甚至常州、常熟一带为北方话所占领。"我在《客家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一文（1992年）中说："这批南迁的汉人把汉语北方方言由黄河流域带到了长江中下游，使公元4－6世纪的汉语方言地图大为改观。" "300年的分裂，人为的隔绝使得原本一源的黄河流域的北方方言与淮南、长江中下游的北方方言二者间的分歧逐渐加大。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自颜含随晋元帝渡江，至颜之推已历九世，若至颜思鲁、颜愍楚，则为十世。这么长时期，南方一支必然受原地方言的影响；而北方，少数民族的各种语言尤其是匈奴、鲜卑的阿尔泰语作为统治者的语言对北朝汉语的影响自不在小。到了南北朝后期，即梁与北齐、北周鼎峙时，中国已形成了两个通语，黄河流域以洛阳话为标准，而江淮地区则以金陵话为标准。《颜氏家训·音辞篇》指出‘帝王都邑'的语言具有权威性：‘独金陵与洛下耳'。"[④]
四、述四五世纪江淮地区的"语言入侵"
颜之推谜题的表述就是"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本质就是"南北语深弊论"，可简之为"深弊论"。
关于"北杂夷虏"而致成的"深弊"问题，在汉魏时，已有很多少数民族移居内地，西晋王朝的"八王之乱"（291－306年）导致居住在北方的少数民族纷纷起事，永嘉（307－313）、建兴（313－317）时，黄河流域遍地战火。公元316年西晋王朝覆灭，中国北方进人了十六国时期，大战不已，达百余年之久。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此后是东魏北齐、西魏北周，都是鲜卑族或鲜卑化的汉人为主建立的王朝，当时的"国语"就是鲜卑语。在北方，二百多年来匈奴语、鲜卑语等阿尔泰语作为"主态语言"[⑤]即统治者的语言对北朝汉语必有有影响，这是可以想见的（关于本文自创术语"主态语言"，请见"结语"）。然而要论证，却非易事，我承认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研究。[⑥]
现在较详细地阐释"南染吴越"，追迹其前前后后。
非汉语的古吴语和其后的汉语的古吴方言，其区域本北抵淮河，古文献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条极其珍贵的记载：《左传》哀公十二年："卫侯会吴于郧"，"吴人藩卫侯之舍"，"太宰嚭说，乃舍卫侯，卫侯归，效夷言。"《左传》所述的"夷言"即古吴语，"郧"地在江淮间，今江苏省海安县境。前473年越灭吴，《吕氏春秋·贵直论·知化》："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原来吴国和越国同种同语。前333年楚威王击杀越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可见自淮以南至于浙江皆为楚属地，越从此溃散，余众散处东海之滨。[⑦]而战国后期的荀子（约前313－前238）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荀子·儒效篇》）可见"越"地的文化、语言还保持特色，足以与"楚"、"夏"鼎峙。至此汉语史上的又一个大难题横亘在我们面前：本为非汉语的古吴语什么时候变成汉语的古吴方言？也就是说，自淮河以南至浙江的居民何时放弃吴语，而改说汉语，从而形成汉语的古吴方言？这个问题不容回避，但是难以回答。《史记·齐悼惠王世家》："高祖六年，立肥为齐王，食七十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可见语言也是诸侯立国的要素。汉高十二年又封侄刘濞为吴王，尽得吴越故地，值得注意的是，春秋吴王夫差的都城是姑苏（今苏州），而汉代吴国国都是广陵（今扬州）。吴楚七国之乱削平后，此地区的统治者在汉景帝、武帝时是江都王刘非、广陵王刘胥，都城仍是广陵。扬州今属江淮方言区，而古广陵则是吴地。《晋书·华谭传》："华谭"，"广陵人"，"博士王济于众中嘲之曰：‘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晋书·祖逖传》："会朝廷将遣戴若思为都督，逖以若思是吴人，......意甚怏怏。"《晋书·戴若思传》："戴若思，广陵人也。"《隋书·李密传》："密复说让曰：‘昏主蒙尘，播荡吴越。'"昏主指隋炀帝，其时正在江都（今扬州），可见到隋代，今扬州还被北人看作吴越之地。据《旧唐书·李密传》，李密是京兆长安人。
淮河以南历来是吴语区的状况?B style='color:white;background-color:#004699'>中�剿氖兰褪狈⑸�卮蟊浠�＝�瓷�锟蒲А⒒肪晨蒲в幸皇跤?quot;生物入侵"[⑧]，我想借用其意，将"语言（方言）入侵"引进历史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语言（方言）入侵"是指由于人群的大规模的迁徙，一种语言（方言）由原所在地"侵入""扩张"到另一新地区，其结果或者被原土著语言（方言）同化了，或者在新区‘打败'了当地语言（方言），‘喧宾夺主'、‘反客为主'。在中国语言史上，四世纪开始，同时发生两场"语言入侵"，首先是逐渐进居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大举进入中原，成为统治民族，当然其语言也成了主态语言（按，汉语仍是强势语言）。这一波"语言入侵"推起了新一波的"语言入侵"，即黄河流域的汉语北方方言大举"入侵"吴方言区，迫使吴方言全线退却，丧失自淮河至今常州地区的地盘，本文研究的是后者。
人，可以说是语言的载体，"语言入侵"只能由大规模人群迁移引起。自永嘉之乱起，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的首领相继在北方建立了许多王国，并经常南侵，从永嘉至刘宋末一百多年间，多次发生南逃的移民狂潮。《宋书·州郡志》序："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晋书·王导传》云："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颜之推云："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观我生赋》"畴百家之或在"自注）北人被迫南迁不是散户、或小规模的逃难，而是聚族迁徙，是有坚强领导，严密管理的大规模的集体运动，一个官员或士族首领任宗主或被推为行主，带领宗亲、乡党、部曲、门徒、义附、奴婢，少则数十家，多则上千家。如《晋书·郗鉴传》："郗鉴"，"高平金乡人"，"遂共推鉴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峄山"，后由郗鉴带至江东。东晋、南朝为了安置、管理南来的北方士庶，按照其原籍建置，设立侨州郡县制度，《隋书·食货志》："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这种大规模的集团移民，到达新居住地后，也多是聚族而居，原来同县、同郡的家族聚居在一起。从今黄河中下游地区南徙的皇室及卿相等上等士族迁居于首都建康及其附近（可谓之"胴体"），如琅琊王氏、琅琊颜氏、彭城刘氏、汝南周氏、太原王氏，次等士族则居于今南京的"两翼"：东侧镇江、武进一带，还有镇江对岸的扬州地区；西侧的当涂、芜湖、宣城一线，还有和县、滁州以西地区。史籍明载移居京口（今镇江）者如：《晋书·徐邈传》："祖澄之为州治中，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迁至广陵者，如《晋书·苏峻传》："苏峻字子高，长广掖人也。""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峻惧，率其所部数百家泛海南渡，既到广陵。"至建康西侧定居的有：《世说新语·德行》："桓常侍"条引《桓彝别传》："彝字茂伦，谯国龙亢人，汉五更桓荣十世孙也。""避乱渡江，累迁散骑常侍。"《晋书·桓彝传》："彝上疏......但以坟柏在此郡，欲暂结名义，遂补彝宣城内史。"《北齐书·裴英起传》："裴英起，河东人。其先晋末渡淮，寓居淮南之寿阳县。"《梁书·裴邃传》："裴邃字渊明，河东闻喜人，......祖寿孙，寓居寿阳。"寿阳在今安徽寿县。从以上所引，可见今江苏、安徽两省的江淮之间和长江南岸是北方来的难民奔逃的居住地。
现在我们来着重考察晋宋的"南徐州"和"南兖州"。《宋书·州郡志》"南徐州"序："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移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者，......文帝元嘉八年更以江北为南兖州，江南为南徐州，治京口。"周一良先生《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1938）文中有一统计表：侨人对全州人口百分数：南徐州53.63％，南兖州31.87％。[⑨]
现代历史地理专家对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的建置记载的研究，使我们能够勾勒出一幅彼时北方移民自淮至江南的分布图：今安徽的江淮之间和皖南东部满是南下流民；江苏的江北是"南兖州"，江南的北部是"南徐州"，移民南抵今常州、常熟一带。因为他们是集团性地迁徙，原同县、同郡、甚至同州的难民仍旧集团式地定居，因此他们的语言没有被原地方言所融化，反而"定居"下来，繁衍开去，喧宾夺主，竟达二百余年之久。如此长时间，这支"入侵"语言自身必然演化，当然也不可能不受当地原土著语言的影响，从而具备了一些新的特点（自然也包括吴语的成分），到了颜之推、陆德明、陆法言的时代，这支淮南至江南的汉语就形成了南方通语。
总之，永嘉之乱促使在中国东南方发生一波"语言入侵"，汉语北方话鸠占鹊巢，盘据于吴方言的北域，反客为主，也接受了"客"的影响，最终成了南方通语。
晋灭吴后，吴人大受挫折，特别是永嘉之乱时北方的大批世家大族迁移到吴地，此后一直成了东晋和南朝地区的主要统治者，他们的语言必然得到重视、普及和推广。待到南朝后期，颜之推说："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可见在南方，是个双语社会，颜之推所说的南方庶人是指土著吴人中的下层民众，操吴语。而官员和士人都说北方方言，自北方而来的士族的后裔自然如此，即使吴人中的上层士族也多改说北语。《宋书·顾琛传》："顾琛"，"吴郡吴人也"，"先是，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渊之字思玄，吴兴乌程人也"。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云："史言江东贵达者，唯此数人吴音不变，则其余士族，虽本吴人，亦不操吴音，断可知矣。"
中国东晋南朝时期北方话"入侵"江淮后的原地士族和庶民使用语言的状况，跟欧洲的一段语言历史竟惊人地相似！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大师梅耶（Antoine Meillet）说："拉丁语为罗马帝国整个西部地区所接受，既是因为它具有一种比罗马所征服的各个民族更高的文化。......在高卢，贵族阶级自罗马征服高卢以后就从事研究拉丁语。从帝国初期起，高卢贵族的文化就已经是十足的拉丁文化。但是高卢语并没有因此而消灭，人民还把它保持着并使用了许久。"当然最终高卢地区的民众还是放弃了高卢语。梅耶讲得何等的正确："一种更高的文化权威使一个民族改变了它的语言。"[⑩]请读《三国志·魏志·齐王芳传》注引袁淮劝曹爽放弃淮汉以南的一段话："吴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贤，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与中国相抗。"所以借永嘉之乱的契机，北方权威文化遂得以席卷江淮，而使江淮民众最终改变了自己的方言。
其后的情况，可以勾画出一个轮廓，四世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两场"语言入侵"，经两百多年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北方的少数民族多被同化，其语言也就逐渐消失。隋唐自北统一中国，阻断了南语、北语的分裂，使北朝通语占了上风，在江淮流域的南朝通语其平分秋色的地位则逐渐削弱，它的"血缘"后裔是今江淮方言或称下江官话。自古即存在的吴语，虽然在4世纪以后失去了北域江淮地区，但是仍然延续下去，直到今日，仍然是中国的一支很强势的方言。在今天的中国东部，汉语方言呈三分局面：淮北是北方官话方言，自淮至江南北部为江淮官话，其南吴方言，完全可以说，这局面在南北朝时已经形成。
我们要提到一个在海外很有影响的学术观点。丁邦新先生在1988年的《吴语中的闽语成分》云："南北朝时代的吴语就是现在闽语的前身，而那时的北语则是现在吴语的来源。"1992年的《汉语方言史和方言区域史的研究》重申此说。[11]丁先生1995年《重建汉语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我们应该拟测两种切韵音系，一种代表北方的邺下方言，另一种代表南方的金陵方言。""官话是从邺下切韵的系统演变而来，吴语则是从金陵切韵的系统演变而来。"[12]拙文《泰州方言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1988年方发表）正与丁先生的看法相反：南下到江淮地区的北语是现代江淮方言的前身，而四世纪前本北抵淮河，东晋南朝后退居今常州以南的吴语与现代吴方言一脉相承，如今重申旧说，加密论证，以就正于丁先生和学界同仁。
五、二陆与颜之推
现在我们研究跟颜之推几乎同时的两位著名学者的类似的观点。陆法言（约559－？）[13]的《切韵》成于601年，《切韵·序》说："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陆德明（约550－630）的《经典释文》写定于王世充称帝期间（606－621）。[14]《经典释文·序录》："楚夏声异，南北语殊。""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异，或失在浮浅，或滞于沉浊。"二陆以"吴楚、燕赵"，"江东、河北"，"河北、江南"各自对言，至此我们不妨回到本文第三节之首，那里列举了《颜氏家训》书中的对言词语："南"对"北"，"江南"对"河北"，"河北"对"江东"，"江南"对"山东"，"中原"对"江南"，"北土"对"江南"，"江东"对"邺下"，"南间"对"河北"。我们可以再回味一下颜之推的"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这段话和二陆的南北方音的"浮浅、沉浊"、"轻浅、重浊"何其相似乃尔！以往有很多论著虽然同时引用三位先贤的话，可是都未能明确指出颜之推和二陆的评论都是就原本一源的北方通语和南方通语的歧异而言的，二陆和颜各打五十大板的是士人讲的北方通语和南方通语，绝不是指摘北方话和吴方言二者。三人言论若合符节。
六、结语
笔者自1958年开始研究家乡通泰方言，对其历史致力尤多。及长，读陈寅恪先生《从史实论切韵》、《东晋南朝之吴语》和周祖谟先生《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窃慕焉而欲效之。自幼爱史的习惯驱使我读了大量文史典籍，《颜氏家训》是其一。其《音辞篇》"南染吴越，北杂夷
7. 古时五更相隔的时间是怎么计算出的
中国古代按2小时为一个时辰计算时间，一昼夜共12个时辰。夜里的时辰叫更，夜里共划定5个时辰。一更：19-21点；二更：21-23点；三更：23-1点；四更：1-3点；五更：3-5点。
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诗中说：“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8. 古代人用毛笔写错字怎么修正
在古代文献中，时常可以见到用"黄纸"写书的记载。晋荀勗《穆天子传叙》说："谨以二尺黄纸写上"；《晋书·刘卞传》载，刘卞入太学，"吏访问令写黄纸一鹿车"。北宋宋祁《宋景文公笔记》"释俗"条更说："古人写书，尽用黄纸，故谓之'黄卷'。"这种"黄纸"是用黄檗（柏）汁染过的，颜色发黄，以防虫蛀。这种染纸法在造纸技术上称为"入黄（也写作'入潢'）"或"染黄"。纸卷大多经过"入黄"，有的是先写后染，也有的先染后写。我国很早就使用药物以保护书籍纸张，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有"染潢及治书法"一节，详细叙述了用黄檗汁染书的方法。从现存古本抄卷看，不少尽管已经破损断烂，但很少有蛀蚀的现象，可见这种防蛀法是行之有效的。
纸卷写错了字，自然不能像简册那样刮削修改，古人或用纸贴，或用粉涂，效果都不理想，于是有人发明用雌黄来涂改。雌黄又名鸡冠石，可用作绘画颜料，用来涂写错字，不仅颜色与黄纸相仿，而且错字"一漫即灭，仍久而不脱"。这种涂改法至迟在南北朝时期已有了，《齐民要术》在"染潢及治书法"后，就有"雌黄治书法"一节；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也有"以雌黄改'宵'为'肎'"的记载。后人于是讥讽曲解古书、妄加评论者为"信口雌黄"。
"信口"就是随便的意思，可"雌黄"又是什么呢？原来，雌黄还有一个学名叫三硫化二砷，它是一种橙黄色的略微透明的东西，燃烧时会发出大蒜一样的臭味。人们可以把它用作颜料或褪色剂。
文选·刘峻《广绝交论》："雌黄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李善注引晋孙盛《晋阳秋》："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辄更易之，时号口中雌黄。"雌黄是一种橙黄色的矿物，即鸡冠石，除了作为涂改之用，也可作颜料。现今流传下来的隋人《文选·运命论》，其抄本残余的400余字中，有7处字迹用黄色颜料涂改遮盖，便是雌黄涂改后的痕迹。
9. 钱钟书，林语堂，余秋雨的个人介绍以及他们的作品都有哪些
钱钟书，字默存，号槐聚，
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十岁入东林小学，在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接受中学教育，十九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
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
1935年，先生与杨绛先生完婚，然后同赴英伦留学。两年以后，先生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副博士（B．litt）学位。之后随杨绛先生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1938年，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先生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 。
抗战结束后，先生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作品集《人兽鬼》、小说《围城》、诗论《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949年，先生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先生受到冲击，并于1969年11月与杨先生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3月回京，当年8月《管锥编》定稿 。
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19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 出版。
1998年12月19日，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钱锺书主要著作年表
1937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
《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毕业论文）
1941 《写在人生边上》（开明书店1941年12月出版）
1945 《猫》（《文艺复兴》1月10日）
《人兽鬼》（开明书店6月出版）
1947 《围城》（晨光出版公司5月出版）
1948 《谈艺录》（开明书店1949年6月初版）
1958 《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8月出版）
1978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明报月刊》7月）
1979 《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
《管锥编》（中华书局8月初版）
1980 《诗可以怨》（《文学评论》1981年1期）
1981 《管锥编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9月出版）
1984 《也是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3月出版）
《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9月第1版）
1985 《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2月出版）
1988 《模糊的铜镜》（《随笔》1988年第5期）
1995 《槐聚诗存》（三联书店3月出版）
1996 《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月出版）
钱钟书先生其人其书
钱钟书先生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等。钱钟书先生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1935年赴牛津大学攻读，获B．Litt．（Oxon）学位。后又至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
归国后，曾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国立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中央图书馆外文部总编纂等。解放后，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53年转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新时期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还曾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98年12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钱先生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绩。
解放前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用英文撰写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文论及诗文评论《谈艺录》。其中《围城》有独特成就，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谈艺录》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解放后，钱先生出版有《宋诗选注》、《管锥编》五卷、《七缀集》、《槐聚诗存》等。钱先生还参与《毛泽东选集》的外文翻译工作。主持过《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他的《宋诗选注》在诗选与注释上都卓有高明识见，还对中外诗学中带规律性的一些问题作了精当的阐述。《管锥编》则是论述《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传》、《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外传》、《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学术巨著，体大思精，旁征博引，是数十年学术积累的力作，曾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钱先生的治学特点是贯通中西、古今互见的方法，融汇多种学科知识，探幽入微，钩玄提要，在当代学术界自成一家。因其多方面的成就，被誉为文化大家。60年来，钱钟书先生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淡泊名利，甘愿寂寞，辛勤研究，饮誉海内外，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培养了几代学人，是中国的宝贵财富。
钱钟书先生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对于我们建设中国新文化，特别是在科学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钱钟书先生给予中国文化的主要影响：一是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观照中国与世界。在精熟中国文化和通览世界文化的基础上，钱钟书先生在观察中西文化事物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头脑和一种深刻的洞察力。他不拒绝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也不盲从任何一个权威。他毕生致力于确定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艺术宫殿中的适当位置，从而促使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加入到世界文学艺术的总的格局中去。为此，他既深刻地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蕴和独特价值，也恰切地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他既批评中国人由于某些幻觉而对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毫不留情地横扫了西方人由于无知而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偏见。钱著对于推进中外文化的交流，对于使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学术，使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化，起了很好的作用。二是以一种新的学术规范发展和深化中国学研究。中国是诗书礼义之邦，中国的学问源远流长，中国学早已蔚成世界之显学。在这个领域，一方面是勤谨笃实，硕果累累，另一方面却是陈陈相因，难以出新。思想方法上的僵化固守和学术方法上的划地为牢，极大地阻滞了前进的速度。在这种亟待变革的形势下，钱钟书先生的治学方法应运而生。他数十年间所实践的“打通”、“参互”、“比较”的方法，努力使中国学自觉地成为一个科学的、开放的体系，从而获致一个更深、更广、更新的发展。三是以一种现代意识统领文学创作。钱钟书先生生活在一个农业国，但是，他却没有小生产所固有的狭隘保守观念；他的术业专攻是中国古代文学，但是，他却没有三家村学究的陈腐迂阔做派。钱钟书先生的创作贯注着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并不多见的，有别于同时代的一般作品而与世界文学潮流颇为合拍。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的文学创作都不是那种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具有真正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国人也为外国人所喜爱的作品。四是以一种高尚的形象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人格上的榜样。在三、四十年代，钱钟书先生不向恶势力俯首，用文学作品辛辣地嘲弄了那个黑暗社会。1949年以后，钱钟书先生虽然“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文革”中更是受尽凌辱和折磨，但是，智者是不可征服的。钱钟书先生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他作为一个学者，要为祖国和世界文化做出贡献的历史使命。他不走冷门，不投热机，不计利钝，不易操守，反对树宗立派，只是一心一意地搞研究、出成果。在当今之世，这种品格更其难能可贵。
《管锥编》是钱钟书先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本书用典雅的文言写成，引用了大量英、法、德、意、西原文，是一部不可多得、必然传世的多卷本学术著作。三联书店版4册（中华书局版5册）近130万字，是作者研读《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种古籍时，所作的札记和随笔的总汇。本书考论词章及义理，打通时间、空间、语言、文化和学科的壁障，其间多有新说创见，皆发前人之覆者，颇能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时之豪杰。书中引述四千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所论除了文学之外，还兼及几乎全部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本书未刊部分尚有考论《礼记》、《庄子》、《全唐文》、《杜少陵诗集》、《玉溪生诗注》、《昌黎集》、《简斋集》等十种书的札记。显而易见，这部高品位的著作是钱钟书先生数十年心血的结晶。本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尽管出版者中华书局起初并没有为该书申报“国家图书奖”，然而，博学的评委们还是公正地将其列入了首届获奖名单。
《谈艺录》是中国最后一部集传统诗话之大成的书，也是第一部广采西方人文、社科新学来诠评中国古典诗学诗艺的书。全书45万字，古来诗家作品多所评骘，唐以后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更被重点论列。本书征引或评述了宋以来的诗话近130种，中国诗话史上的重要著作几乎都被涉及。举凡作者之心思才力、作品之沿革因创、批评之流敝起衰等等，都包容其中。各节论述具体入微，多所创见，行文则或兼综、或条贯，或评点、或专论，长短自如，不拘一格。采二西而反三隅，引述西方论著500余种，内容包括曾作为思想理论界显学的佛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新批评和较新起的流派如超现实主义、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等。本书是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必读书。
《七缀集》是文艺论集。本书基本上是《旧文四篇》和《也是集》的合编。收入本书的是七篇被钱先生戏称为“半中不西、半洋不古的研究文章”。此书当与《管锥编》参互而读。集中每篇文章就是《管锥编》中某一节之铺张扬厉、充类至尽；《管锥编》中每节札记则如本书各篇之缩略提纲。
《宋诗选注》是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一。卷首之序为钱钟书先生多年潜心研究宋诗之后写成的一篇重要诗学论文。文中不仅对宋诗的历史地位及其成败得失见解独到，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理论多所建树，而且对诗文选政颇有创见。钱先生素喜以小说家自居，故往往以小说家笔法勾勒形象、点染轶事；语虽简约，人物却活脱跳出。其论评皆警醒显豁，深入浅出，具体落实，常常别出心裁。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唯一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现代文学经典，有论者认为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围城》内涵充盈，兼以理胜于情，是小说中的宋诗。所谓“围城”，如书中人物所说，是脱胎于两句欧洲成语。英国人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法国人的说法是：结婚犹如“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本书的主人公方鸿渐本来不知道有“围城”之说，然而，当他听人说到“围城”，并且经过后来的坎坷，便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想法。”“围城”是对一种人生情境的形象概括，也是对一种心理意态的巧妙把捉。“围城”所描绘的，乃是人类理想主义和幻想破灭的永恒循环。古往今来，多少人都是从自以为天佑神助开始，而从意识到造化弄人结束。《围城》中时起时伏，处处申说的，都是理想的不断升腾和一再破灭。经常是事将成矣而毁即随之，浪抛心力而已。许多人终身处于“围城”境遇而不察，因此，“围城”完全可以作为人类身处困境、屡遭挫折的象征。钱钟书先生旁观浮生，思虑沉潜；指点世态，寄慨遥深，以形而下示形而上，使读者对人生恍然如有所知。本书风格幽默，妙譬可人，读之颇可领略汉语文字的丰赡粹美。
《人．兽．鬼》是短篇小说集，共收作品四篇。其中，《上帝的梦》描写了人的孤独和人际关系的疏离；《猫》讽刺了一群无聊的知识分子，可以看作《围城》的雏型；《灵感》所表现的是自作自受和精神产品的异化；《纪念》则是写家人、夫妇间无法弥合与沟通的疏隔。
《写在人生边上》是散文集。收入《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等十篇。作者带着“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以旁观者的姿态对世道人心发表看法，博闻善说，睿智幽默，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算得上一个独特的品种。
《槐聚诗存》是钱钟书先生自己选定、并由杨绛先生抄录保存下来的旧体诗集。钱先生自幼读书学诗，几十年间所作我看至少也有上千首。但钱先生自觉比较满意而收入本集的，却尚不足三百首，足见其标格之高。书中言志、抒情、感时、论诗之作，应有尽有，殊耐吟咏。其中古意、无题诸章，最具李义山风致。作者在序中自叙少年学诗门径以及编定本书之原则与经过，皆是首度披露，必能引起读者极大兴趣。
详细生平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写《围城》时的钱钟书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
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谁有能力和耐心做那些事呢？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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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情于书��两耳不闻窗外事
有外国记者曾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简直把钱钟书看作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
其实如果没有《围城》，也许多数人并不知道钱钟书，但知道的人中又有谁真正了解他和他的文字？有人甚至认定他是一个爱吊书袋的学究，或把他的绝俗看成老式的清高。
然而面对《管锥编》却有人惊叹：“其内容之渊博，思路之开阔，联想之活泼，想像之奇特，实属人类罕见。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记得古今中外如此浩瀚的内容？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
他文风恣意幽默，充满智慧与哲理以及对世俗的笑骂与揶揄，他以一册仅仅十篇的散文集就位列现代散文大家，而其为数不多的几篇短片小说更是风格迥异，寓意深刻，令人惊叹叫绝。
他去世之后，一个热爱他的读者曾在报纸上撰文纪念，标题是《世界上惟一的钱钟书走了》，这句话，可以代表所有对钱钟书有一点点或更多了解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他潜心读书研究，不好拜客访友，也讨厌、憎恨别人拜访，客来常以病谢，积函多不作复。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他的形象便越加扑朔迷离，如云中之龙，见首不见尾，时露一鳞半爪，令人想像、神往。钱钟书非故作高深，故弄玄虚，大学者惜时如金，不借口舌而扬名，不浪掷光阴于交游，此其一；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此其二。胡思乱想是别人的事，于钱钟书却无关。
童心苍老��不幸成为神话或靶子
钱钟书的性格很独特，他有一般才子恃才傲物的性格，也有一般才子不具备的童心，然而面对一系列相继而来的风雨，他的童心不得不跟着变得苍老，虽然他的才气仍不减当年，但他的热情与欲望却在逐年递减，钱钟书一度开始沉默。在许多年间，他似乎没有什么新作问世，放下手中犀利的笔，他开始由创作走向研究，用半辈子寒窗的寂寞，默默地为世界文化奉献着自己的智慧。
也许正是由于当年的《围城》和后来的《管锥编》，他不幸成为了神话或靶子。迄今为止，钱钟书被学界关注评论的历史，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来，许多中外著名人士，都对钱钟书作了极高评价，称之为“二十世纪人类最智慧的头颅”。
偶有文章涉及如何评论钱钟书的议题，亦歧见旁出，也有一些人认为，钱钟书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应该给他过高的评价。一位博士生曾发表《我看钱钟书》一文，声称：“在钱钟书身上体现着中国现当代学人的根本欠缺：缺乏体系性建构的能力。”表示要给钱钟书“上课”；1997年1月《羊城晚报·新闻周刊》上也有人撰文，批评钱钟书不行，钱学有病。
无论别人如何褒贬，钱钟书却等闲视之，1989年《钱钟书研究》编委会成立，他对这事却极力反对，曾向发起人之一、学者舒展抗议：“昆仑山快把我压死了。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又说：“读书人如叫驴推磨，若累了，抬起头来嘶叫两三声，然后又老老实实低下头去，亦复踏陈迹也。”
横扫清华��风华绝代的幽默才子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立即名震校园，不仅因为他数学只考了15分，更主要的是他的国文、英文水平使不少同学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到清华后的志愿是：横扫清华图书馆。他的中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或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
孔庆茂的《钱钟书传》中曾写到一则趣事：同学中一位叫许振德的男生爱上了一位漂亮女生，在课堂上就不住地向女生暗送秋波，钱钟书本来上课就不听讲，他把许的眼睛向不同方向观看的眼神变化都画了下来，题为《许眼变化图》，没等下课就把画传递给其他同学，一时在班上传为笑谈。直到若干年后，居住在美国的许振德每提起旧事，还禁不住哈哈大笑，传为美谈。这也许是钱氏最得意的绘画作品。
1933年钱钟书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长亲自告诉他要破格录取他留校，陈福田、吴宓等教授都去做他的工作，想挽留他，希望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可他一口拒绝道：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率真狂傲可见一斑。
痴气率真��未将直气折王侯
虽然是学者，但钱钟书处理起平常的事情也并不是一个“道貌的儒者”，生性率真的他反而有某些学者所不具备的痴气，甚或是“凶玩”。
有一种说法是在“文革”期间钱钟书为了夫人杨绛与一对年轻夫妇打架，杨绛在《干校六记》中亦有记载，但后来那对年轻夫妇又站出来说杨绛之说不实。一时间，学界也被搅得沸沸扬扬，许多学者也都卷入了这场纷争，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也许我们并不关心个中曲直，但钱老先生以年迈之驱为妻子与年轻人拼力相殴，其率真痴气反倒让我觉的真实与纯粹，天下又有哪个女子可以接受一个不敢为妻子出头的男人呢？也许正是钱氏曾被神话，当我们看到他平凡的一面时反而会觉得“可爱”。
有句老话：不为雄名疏贱野，惟将直气折王侯。但在钱钟书，也许连折王侯也不必了。
据黄永玉先生讲“文革”期间，某天忽然有部门通知学部要钱钟书去参加国宴。钱钟书道：“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结果钱先生没有出门。
又一次黄永玉要写一个有关“凤凰涅盘”的文字根据，但一点材料也没有。《辞源》，《辞海》，《中华大辞典》，《佛学大辞典》，《人民日报》资料室，北京城的民族学院、佛教协会都请教过了，没有！
忽然想起钱先生，连忙挂了个电话，钱先生就在电话里说了以下的这些话：
“这算什么根据？是郭沫若1921年自己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目。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你哪里找去？凤凰跳进火里再生的故事那是有的，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纹样，也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从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中国都有点关系……这样吧！你去翻一翻大英网络……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网络全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结果马上找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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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睿智的钱钟书
力行不倦��打造中西文化园林
钱钟书的涉猎广泛与博闻强记是出了名的，有大量的报道说他过目不忘，有着照相机的记忆功能。但说起他的文学成就，真正为人推崇的当属《管锥编》。
对于《管锥编》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评价，从夏志清到司马长风，从柯灵、舒展到李洪岩，见仁见智，不胜枚举。
我第一次读到《管锥编》，却已是1994年了，在此之前也只是读过《围城》和他的部分散文及短篇小说，虽然喜欢得不得了，但真正在书店里翻动他的《管锥编》时却大有窒息之感，也许是出差在外的心情所致。当时在济南的一个古籍书店，我终于将一套五卷本的《管锥编》捧回了旅馆，连夜拜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五册。其中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前四册从先秦至隋代以来的经史子集1158页内容的增订，而第二部分是对前四册及增订内容进行的再增订。钱氏六十五岁做《管锥编》，七十二岁出版《管锥编增订》，而年近八十又做《管锥编增订》之二，以如此之高龄对自己已经功业垂成的巨著作如此缜密繁琐的订补，且旁征博引涉及中西，仅引文就包括中、英、德、法、拉丁等数种语言。其治学精神着实让人感动且叹服，似在学界未有第二人。
将自己一生饱学之识汇于一册，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有人称钱钟书为文学宝库、昆仑或是大海，但在我看来，《管锥编》更像是匠心别具的文化园林，将世间文化精华移天缩地，巧妙陈置，相映成趣，打造成立体的风景，让人流连其中，惊异忘返。我曾顺着他的目光，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这片“文化风景”，而钱钟书正是这座“文化园林”的向导和打理者。
黄谨曾有言：当代学人，最不可思议者，当数钱钟书。他不仅有惊人的渊博和睿智，更有无与伦比的文化包容力；他能够像魔术师一般，把种种本不亲和甚至相互排斥的东西，不落痕迹、天衣无缝地融和在一起。此言极是。
林语堂(1895．10．3-1976．3．26)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
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著作书目：
《剪拂集》(杂文集)1928，北新
《新的文评》(评论集)1930，北新
《语言学论丛》1932，开明
《欧风美语》(散文集)1933，人间
《大荒集》(杂文集)1934，生活
《我的话》(第1卷，杂文集，又名《行素集》)，1934，时代
《我的话》(第2卷，杂文集，又名《拙荆集》)，1936，时代
《林语堂幽默文选》1936．万象
《生活的发见》1938，东京创元社
《新生的中国》1939，林氏出版社
《俚语集》(杂文集)1940，上海朔风书店
《第一流》 1941，上海地球出版社
《语堂文存》1941，林氏出版社
《中国圣人》1941，上海朔风书店
《中国文化精神》1941，上海国风书店
《讽颂集》蒋旗译，1941，国华编译社
《爱与刺》1941，明日出版社
《锦秀集》1941，上海朔风书店
《生活的艺术》1941，上海西风社
《有不斋文集》(杂文集)1941，人文书店
《雅人雅事》(杂文集)1941，上海一流书店
《语堂随笔》1941，上海人间出版社
《拨荆集》(杂文集)1941，香港光华出版社
《瞬息京华》(长篇小说，又名《京华烟云》)张振玉译，1940，上海若干出版社
《文人画像》1947，上海金屋书店
《啼笑皆非》1947(5版)，商务
《林语堂散文集》1954，香港世界文摘出版社
《无所不谈》(1一2集，杂文集)1969，文星书局；1—3合集，1974，开明
《平心论高鄂》(杂文集)1966，文星书局
《语堂文集》1978，开明
《林语堂经典名著》(1— 35卷)1986，台湾金兰文化出版社
《文人剪影》(散文集)与人合集，1986，重庆人民出版社
《中国人》(杂文集)1988，浙江人民
《赖柏英》(长篇小说)1988，湖南文艺
《人生的盛宴》(散文集) 1988，湖南文艺
林语堂语录
两脚踏东西文化
两脚踏东西文化
一心评宇宙文章
——《我的话》
彻悟与痛苦
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
——《吾国吾民》
稀罕
人类之足引以自傲者总是极为稀少，而这个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满足者亦属罕有。
——《吾国吾民》
倘无幽默
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
——《一夕话》
倘无女子
没有女子的世界，必定没有礼俗、宗教、传统及社会阶级。世上没的天性守礼的男子，也没的天性不守礼的女子。假定没有女人，我们必不会居住千篇一律的弄堂，而必住在三角门窗八角澡盆的房屋，而且也不知饭厅与卧室之区别，有何意义。男子喜欢在卧室吃饭，在饭厅安眠的。
——《金圣叹之生理
10. 这两本字典哪一本好
当然是现代汉语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