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学的研究成果

⑴ 比较文学中是形象学是什么什么是译介学形象学的论文该怎么写译介学的论文怎么写 举例说明

形象学就是研究一国文学中所描述的“异国形象”。起源于20C中叶，20C末形成高潮，属于国际文学关系研究范畴。
译介学属于媒介学，其中的“介”是指“媒介”而非“介绍”之意。“译介”意指“翻译媒介”。译介学起源于20C70年代的翻译研究。译介学是比较文学中研究语言层面的变异的分歧学科，它关注的是跨语际翻译过程中发生的种种语言变异现象，即“创造性叛逆”并探讨产生这些变异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
论文只要上知网上去荡20篇看一下，确定方向，按照别人的写作方法参照自己阅读后的观点，去写即可。

⑵ 比较文学书中什么是媒介学和译介学

媒介学（mesologie)，属于比较文学范畴，是对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产生影响这一事实的途径、方法、手段及其因果关系的研究，它是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媒介有很多种，涉及各行各业，属于一种对信息进行整理的学科。
译介学属于文学类，性质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下属分支。译介学在比较文学中指对文学交流中翻译的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以前是从媒介学出发，而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来对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翻译是促成不同民族文学间发生影响的媒介方式之一，属于文字媒介。译者也与“个人媒介者”往往重合。

⑶ 四川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的项目内容

结合四川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基地的现有情况，本项目可从以下方面展开：
2）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第三世界文化研究；
3）全球交往中的东西方文学与文化关系；作为“东方学”对象的异质文明——“非西方世界”与中国：从泰戈尔、鲁迅到马尔克斯、赛义德（“非西方世界”的跨文化比较）；
4）多元文化与边缘批评；
5）从文化产生、文化传播与文化接受看20世纪的“西方文论在中国”；
6）本土传统与比较诗学：文化殖民主义还是文化相对主义；
7）寻求共同语：面向新世纪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
C. 译介学与中西文学文化关系
中西文学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全球化”进程急速迅猛，但“流”也罢，“化”也罢，都少不了路径、桥梁和媒介——以语言文字为介质的翻译。 在“流”和“化”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中，打破仅仅在语言学范畴内就翻译论翻译的局限，在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层面上开展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拓展我国传统译学研究的视野，在夯实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基础的同时创立二十一世纪的、新的意义的译介学。交流不是单行道，只不过流向总是由相关各方的发展水平所决定。
“西学东渐”谈了已经一个世纪，历史更加久远的中学西播却长期遭到了忽视。 从考察路径、桥梁和媒介也即翻译入手，以确凿的事实和丰富的史籍为依据，理出中学西播的历史脉络，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和规律。一代代的西方中国学家，不管过去或现在都是中学西播的主力军。
研究西方中国学的历史、流派、机构、人物、成果、现状等等，自然成为了译介学研究与中西文学文化关系研究的结合部。采用实证的传统方法，引入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文艺学以及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观点，以历史时代为经，以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等为纬，对中西文学文化关系的重要方面——中学西播作全景式的考察、描绘。
适应现有的人员构成和前期成果基础，以对中学西播问题的研究为突破口，争取在三五年内完成一部多卷本的，系统、全面、翔实的《中学西播史稿》。在这个过程中，也出一定数量的译介学研究和国外中国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⑷ 承认翻译文学是国别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理论依据和实际依据是什么,有何意义

咨询记录 · 回答于2021-10-26

⑸ 要交开题报告了，德语专业，只有文学，翻译，语言学三个方向，求题目，书籍，在此拜谢大神

开题报告：
研究课题：20年代的德语文学汉译活动

一.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兼及研究现状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卫茂平先生曾作过一本《德国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与民国时期》，2004年由上海外教社出版，笔者偶然在图书馆读到，这是课题的缘起。导言中提及：学界近20年来对于中国翻译文学史的讨论及成果虽蔚为可观，然关于单个语种史料详尽的却鲜有所见（英语日语方面兴许乐观些，其余小语种的状况则堪忧）。这也成了卫先生作此书的因由。但同时卫先生亦在后记中表示了遗憾：其书的资料来源基本局限于上海的主要图书馆，且受制于我国目前图书馆体制和书目编制水平的局限，所以不免有些遗漏，有时或也难免有失准确，尤其是散布在各地报纸上的译文和评论，查询起来颇有难度。

同年四川外语学院的莫光华教授在《外国文学研究》第一期刊文《中德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指出 “在比较文学的视野里，就整体水平而言，特别是与当前国内其它外语语种文学翻译研究的火热场面相比，德语文学翻译的理论研究简直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德汉译介学研究的缺位，与中德翻译文学史的梳理不足，恐怕也是忧戚相关的。

另社科院外文所的叶隽先生又为卫先生的书在《中华读书报》上专做过《德语文学汉译史的意义》一文：

“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晚清以来两大背景，必须关注，纵向是“传统赓续”，横向是“西学东渐”，而西学东渐一个重要的过滤器与输入口，是“翻译”，不将这一因素高度重视，是很难深入理解“现代中国”形成与建构的历程的。所以，就这个意义来说，清理近代以来的汉译史，极为必要。”

叶隽先生作此评论文章的初衷显然是为了借此书的出版引起学界对于德语文学汉译史的关注和深入研究，可惜这一努力似乎响应者寥寥。卫先生的书出版之后，关于德语文学汉译史就鲜有见到什么专著出现，只偶有一些熟悉的名字一两篇短小的文章零星见诸报端。于是2006年在《早期中国德语文学学科史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叶隽先生又旧事重提：“中国德语文学学科史的研究，到现在还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大量的史实湮没，需要有人仔细搜集、精心考辨、拂去尘埃，还原历史的面目。”而这一块缺失目前不知是尚在研究中还是再度被搁置起来了。

二.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基本思路

在这种情境下我们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是不是可以尝试将卫先生的研究细化并且竭尽所能地深入一些下去？全面的细化与深入或许就笔者现在的学术水平以及曦源项目的时间节点出发是不现实的，但做一个时段限于十年间的德语文学汉译情况研究也许还是具备一定程度上的可行性的。并且作为德语语言文学系的学生，我们也很期待能通过在这项项目中的实践，为中国德语文学学科史的研究尽一份绵薄之力。

而我们在此基础上选择了20年代这个被卫先生称为德语文学汉译“高潮的到来”的十年，亦不是未经慎重考虑的。

据卫茂平先生在书中的统计，20年代全国共出版德语文学汉译作品58部，其中53部出版地为上海。如果光从出版数量上而言，无论是接下来战争文学勃兴的30年代，甚而是出版事业因时局的缘故遭受重创的40年代，都比20年代要更庞大些。

但20年代这个十年间的翻译活动别与后来译介的重要性，在于许多在德语本土语境意义非凡的作者，或是被引介到现代汉语语境后在中国产生过或者仍然在产生着巨大影响的作者，在这个时期首次被译成汉语或作品最初被大量翻译。这种特殊性为许多我们所提出的问题的价值加了筹码。

这些作者中仅我们耳熟能详的就包括歌德，格林兄弟（当时也有译作格列姆或格尔木等），海涅，尼采，施笃姆（时有译为斯托尔姆，施托谟等），莱辛（时译莱森），茨威格等。还有一些初次汉译昙花一现后就在民国译坛甚而当今中国就再也杳无声迹了的名字。

当时的翻译者是怎样的身份？出于何种心态引介特定的某位作家？选择作品又是以怎样的标准？引介后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和该作者在当时的德语语境或世界范围的影响是否相称，与其对当下中国影响力相比如何？悄无声息的冷遇或者极力的推崇，种种的遭际中又隐含着怎样的意味？报刊的德语汉译书评对这些作者在汉语语境的接受史产生了何种作用？德语语言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当时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工具书的出现，德语教科书，学科术语形成的情况，或者这个学科究竟是形成了没有？）对德语文学汉译影响如何？

与此同时，20年代在中国近代史上亦是风声鹤唳的十年。

国人的团结救亡在这个十年走向高潮：中共成立、国共第一次合作、黄埔军校建立、五卅运动爆发、国民革命的开始与失败。而在此之前，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在学者们多年的努力之后也已卓有成效。

那么德中关系在这十年翻译史上是否起到某种导向性作用？哪些作品是由德语直接翻译过来的？哪些是经由日语或英语转译之作？对德语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译介的情况分别如何？

这种种的问题都是我们在着手研究时所需要反复斟酌考虑的。

三．课题创新点及难点

就创新点而言，在上面论述本课题的意义和研究现状时其实已经涉及，此处不再赘述，聊以一句话简要概括之：德语文学的汉译史这一领域目前为止学界涉足者寥寥，应该说是一块很有开垦价值的沃土。

但这样一个选题对我们而言不得不说是颇费力气的一个任务。

首先，要把这个课题做得有价值做得符合学术规范将涉及到许多历史专业的基础知识，比如史料的鉴别，史学研究方法，基本的史学理论。这对就读于复旦德语系的学生是有些不利的。虽然二人高考时选的都是历史一科，但对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毕竟还是几乎全然陌生的。所幸的是出于个人兴趣的缘故，我们在大学两年里修读过许多历史系的专业课程，比如吴晓群老师的“十五世纪以前的世界”，金寿福老师的“史学原典导读”（旧约），邹振环老师的“史学原典导读”（中国历史文选），韩升老师“东亚文明的历史进程”，许多历史系老师共同开课的“中国古典文化”，同时也听了不少史学相关讲座，专业素养的不足通过这些课程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弥补。而章清老师的“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可以说是直接启发我们定下这个课题方向的诱因。其实定下这个课题时便是抱着做一个跨学科研究的想法的。这个研究关系到的学科素养可能的确偏重了历史学甚而偏离了本身的专业，就研究方法而言与自己两年来的德国语言学习基础不太相关，本专业带来的语言能力起着几乎纯粹工具性的作用。但是这个研究的结果不出意外的话应当说无论是从中国的德语文学学科史或者中德文学关系角度来看都是颇有些意义的。而在研究这样一个课题时语言也成为我们二人相较与以历史为本科的同学的一大优势。

另外原始文献的查找也是一大问题。卫茂平先生在《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中亦头疼于资料查找的困难性，并且很率直地说“因为害怕旅途的困顿和查阅的繁难，一开始就未抱遍访全国主要图书馆的奢望”。不过我们相信这一点总还是人力可以克服的，毕竟是精力旺盛的年轻人，我们会利用假期的时间尽量多跑跑课题相关的全国主要大学的图书馆资料室和相关城市的图书馆。而且我们有足够的耐心，总还是可以挖掘出一点点新的文献史料的。并且卫先生在《考辨》附录里列出了“德语文学汉译及评论书目”、“汉译德语文学作品合集书目”、“德语文学史论、评论书目”；出版时间，出版社，译者历历在目，为我们史料的查找和考证已经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所以尽管困难，我们还是相信在卫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搜集原始文献是具备可行性的。

叶隽先生的《中国文化里所具有的“世界精神”——德国文学里的中国图景及其思想史意义》谈到：

从求真角度而言，历史学之强调“史实考辨”，其意义在重视一种知识学意义上的渐进积累，因为徒称义理，是站不住脚的。但真正的史家往往不以此为贵，反而说：“学问文章，聪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识也。”

其实任何的学术研究应当都是如此，在翻阅过大量的前人研究和原始材料后，如果能从新颖的角度入手，整合梳理并且提出自己独到的观点，才是整个研究的最大的价值所在，却也是最大的难点所在，但有没有这个悟性，却不是我们敢于妄言的了。

四．课题预期成果：

发现一些新史料，较为详细完备地梳理这10年间的德汉翻译史料文献，尽量解决以上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结题论文。

五．参考文献：

现代学术视野中的留德学人 同济大学出版社 叶隽

同济•德意志文化丛书

另一种西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叶隽

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丛书

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卫茂平

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卫茂平

异域的召唤——德国作家与中国文化 宁夏人民出版社 卫茂平，马佳欣，郑霞

中德文学关系研究文集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卫茂平，（德）屈尔曼主编

施笃姆诗意小说选 江苏人民出版社 杨武能译

歌德与中国 三联书店 杨武能

中德文学研究 辽宁教育出版社 陈铨

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3卷6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图书馆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1840——1919） 上海书店出版社 魏绍昌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 上海书店 施蛰存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上，下） 天津人民出版社 唐沅等

中国翻译词典 湖北教育出版社 林煌天等

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

⑹ 何谓翻译中的叛逆性再创造

“创造性叛逆”是法国社会文学家埃斯卡皮在他的《文学社会学》一书中针对文学交际提出来的，他解释道：“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反映在翻译过程当中，便是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最后他总结为一句话：“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也就是说，在文学翻译中，译者背离原作的初衷，增减、修改，甚至于杜撰原作内容，无疑是对原作的背离，但是，这种做法又赋予了原作一个新的面貌，成为一种再创造。但是，这种创造性不是任意的，译者必须忠实于原文，不允许对原文内容任意增删、篡改，以至损伤原文意境。
基于此，先撇下林纾那部分被指责的“讹”不谈，我们可以从上述理解直接推论出，林译的有意识叛逆和创作，完全可归入“创造性叛逆”范畴之内。这种有意识的叛逆有时竟会妙笔生花，让我们来看看两个例子。
例1：《孝女耐儿传》第四章开始一段:
“众人咸愠密昔司之柔弱，乃同声奋呼曰：“密昔司年少，不宜以老辈之言置若罔闻；且我辈以忠良相质，弗听即为愎谏。君即自甘凌虐，亦益为女伴卫其垣墉，以滋后悔。”语后，于是争举刀叉，攻其面包，牛油，海虾，生菜之属，猛如攻城，且食且曰：吾气填胸臆，几于不能下咽。”
原文当中的罗嗦话皆被省去了，增加了第一句，这样一来，可以连接上文，统领下文，使读者更能入境。另外，“老辈之言”亦属添加成分。这使得我们中国读者联想到“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俗语，我们更能够快速理解前后的意思。还有一些连词，例如：乃，且，亦，即，于是等词，这使得译文更通达流畅。文中的四字格结构：同声奋呼，置若罔闻，自甘凌虐，忠良相质，等等，更是使读者在阅读中享受汉语之美。在描绘邻居吃白食的形象时，林也加入了词语：猛如攻城，争举刀叉和且食且曰，真是绘声绘色，活灵活现！
例2：《黑奴吁天录》第十章结尾处乔治送别汤姆时两人的对话:
汤姆曰：“小主人切勿以一奴之故，致家法阻梗，于理非福。”
乔治曰：“吾自有道，亦不致取怒于二亲。”……
汤姆曰：“且吾尚有两雏，此后仰属小主人恩履矣。”
乔治曰：“谨佩良箴，至尔二儿，吾定不以常人目之。”
“家法”、“道”、“二亲”都是林纾翻译时加上的词语，这样便有了中国传统的意象，两人的礼节表现的非常形象。后两句更是增补的，林纾只不过想让两人更具国人离别时的托孤形象，以求小说自然、亲切、感人。
三、中外理论视角
从理论上讲，承认“创造性叛逆”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承认译者的主体性、创造性。在不同的符号系统里，词语与意义参照关系是有别的，正是这一差别，使机械的变异势必成为“叛逆”的行为。另外，参照体系一变，文化语境一变，一部作品的意义所赖以生存的条件一变，其面貌必然发生变化，而译者的这一赋予原作以新面貌的工作，无疑具有“创造性”。
我国首先注意到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是著名学者谢天振教授。他在《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1992）一文中，分别从媒介者、接受者和接受环境方面给予了详尽阐述。随后，又在其《译介学》、《翻译研究新视野》中做出进一步阐发和补充。谢天振教授先是分析了文学翻译的特性——创造性和叛逆性，他认为文学翻译有别于一般的翻译，文学翻译学所使用的是一种特殊语言，一种艺术语言，一种具有美学功能的艺术语言。由于语言自己所辐射出的文化意境和文化内涵，这就使翻译这门仅在语言框架之内的艺术，同文学创作一样，并非简单的将不同体系中的文学进行转化，而是一种创造性工作。与原作的创造性不同，翻译的创造性属于二度创作，即再创作。两种创作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原作的创作直接来源于现实，来源于作家的现实，译作的创作来源于原作，来源于原作作家所表现的现实。两者在地位上的孰高孰低，人们各持己见。谢教授认为在文学翻译中，译作胜出原作的现象不胜枚举，尤其是在诗歌翻译中表现最为突出。
此外，谢教授还从媒介者的角度以及接受者与接受环境的角度，对创造性叛逆作出了丰富的阐述。他指出在译介学研究中，媒介者主要是指译者。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可归为两类：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个性化翻译和节译、编译属于有意识型创造性叛逆。误译和漏译属于无意识型。另有一类转译改编所属的特殊型创造性叛逆。接受者与接受环境自然是指一种语言在经过编码转换后进入到新的文化环境后，所遇到的人与社会的反应。接受者，广义上包括译者和读者。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已体现在媒介者之中了，读者的叛逆是在译者翻译的基础上进行的。有时比译者的翻译更富创造性，更具叛逆精神。这是因为主观上他们有自己的世界观，文学观念，个人阅历，客观上仍处于当时的客观环境下。接受环境的影响是指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对译者、读者、翻译的目的、采取的文学手段等因素，皆有深刻影响。这些因素也致使译本在进入到新的文化环境后，发生了叛逆和变形。值得一提的是，上面我们避而不谈的那部分林纾的“讹”也被谢教授归入了创造性叛逆一类。
国内其他学者：许钧，孙致礼，袁莉等，均对此有研究。
在西方则存在释义学、符号学、解构主义、翻译研究等派别。释义学是20世纪60年代后盛行于西方的哲学和文化思潮，是一种探求意义和理解的理论，把翻译理论至于语言研究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勒内指出，从释义学角度来看，翻译主要关注的是文本信息，语言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可以把翻译当作语言学习的一种手段，也可以把翻译当作艺术创作的手段。
现代释义学代表人物伽达默尔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了海德格尔释义学循环的思想，开创了哲学释义学。他认为，释义学不是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是有关理解的理论。理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模式，而不是主体认识客体的主观意识活动。理解是把人的经验与世界相联系的途径。理解是视域融合。“视域就是 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含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看到的一切。”创造性叛逆就是视域融合中的意义生发。视域融合使我们有了新的视域。视域是一个动态概念，它的不断变化就是理解中意义的生成运动，而意义生成则是创造性叛逆的结果。在理解中，我们不得不背叛他者视域，同时也无法坚守自己的视域，如果没有叛逆，活动就会停下来，我们只能滞留在各自的视域中，文化传统也将失去活力，所以叛逆是理解中的必然。而赋予叛逆以意义的，则是“创造”。伽达默尔还指出，人类理解的历史性构成了人们理解的历史性，对过去文本产生的偏见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偏见本身可以看作是人们创作力的表现。它展现出理解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现代释义学对翻译研究提供了两个新视点：一是原著的生命在译本中得到更新和延续；二是肯定了译者的历史性。译者的历史性是客观存在的，因而，译作是否真正体现作者原意，则是一个仁者见仁的问题。
符号学是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一门综合学科，它已广泛地应用于分析社会各个领域出现的符号现象。符号学与翻译是有相通性的，两者都与信息或文本，即符号的用法、解释和操作有关。翻译与语言活动有关，而语言是最典型也是最重要的符号系统，翻译涉及一整套非语言因素，而符号学把翻译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下加以考察。
D．L．戈雷女士在其专著《符号学与翻译问题——关于CS皮尔士的符号学》一书中，阐明了符号翻译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翻译是符号创新过程，解释在翻译的任何一种模式，都具有双重发生率，即内部导向和外部导向。跟着直觉，以经验事实为依据，翻译意味着一个采取决定的符号过程。于是，她断定翻译在某种程度上类似用完整的信息进行游戏，那么译者就是游戏者。游戏包括一整套固定的规则，但又鼓励创造性和个人技能。结果的不确定是这种游戏的又一特点，游戏者在采取决定时总含有冒险或赌博的因素。这种因素完全是符号学的。因为符号的理解和用法永远都不是认识上的一种稳定的对等，而总是一种猜测的或创造性的推理。翻译在这里被理解为一个探索性的、尝试性的和会犯错误的语言游戏，其中产生的符号学模式受规则支配，同时解释者又改变和创造规则，这就把翻译变成了一个千变万化，永无止境，具有创造性技巧的游戏，它把翻译从它特有的抽象的语言属性中解放出来，放手推理，允许译者把他个人的创造性潜能发挥的淋漓尽致。
解构主义又称后结构主义，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思潮在西方翻译理论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并对传统翻译理论产生巨大影响，并开拓了新视野。罗朗巴特宣称“作者死了！”他认为文本一旦完成，语言符号即开始起作用。宣称原作者死亡，置疑文本中心意义的存在，使我们研究的视角转向了译者。创造性叛逆从理论上赋予了其独立的主体地位，译者有了自由权。福柯认为，原著在翻译处理过程中不断被改写，译者是创造的主体，翻译文本是创造的新生语言。从而大大提高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
尽管解构主义观点有些极端，但它却跳出了传统译论只注意文本的框框，看到了译者的创造性，尊重了译者的贡献，审视了译者所处的地位。正是译者对原著的不断改写，对原文不断解释，才赋予了原著新生命，使原著广为流传。
“翻译研究派”兴起于70年代的欧洲。该派将研究方向转为外部因素，探讨译文所处的文化背景，以及译文对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文化规范所产生的影响，凡是与翻译相关的政治、历史、经济制度、民族等因素都在其考察范围内。他们把翻译理解成一种改写和重写，译者对文本的操纵和摆布，这样一来，译者拥有了主动权，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翻译研究派代表人物之一勒菲弗尔，把翻译定义为“改写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他一再强调，翻译是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改写。他与巴斯内特还进一步指出，“作品”依靠改写而生存。离开改写，“原著可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消亡，”改写能够“造就或扼杀一位作家”。他还声称，文学是一个系统，指的是一系列互相关联的，且有某些特征的成分；这个系统是“人为”的，因为它由文本和阅读、创作和改写文本的人组成。这个系统对改写者有一系列制约作用，因此，译者不得不做“叛逆者”——在绝大多数场合下，如果他们想使自己留在他们所寄养的文化之中的话，如果他们想对自己的文化的演进施加影响的话，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四、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创造性叛逆”这种现象在文学翻译中有着普遍性。中西译论从各自的角度阐发了对翻译活动创造性、背叛性的理解，这也就承认了“创造性叛逆”的价值。林纾的“讹”，尽管我们曾试图辨证来看，但通过谢天振教授的分析，全部可以归为“创造性叛逆”的一类，当然也包括那部分删减、增补的“讹”。设身处地为这位翻译先驱想一下，他的众多谬误，我们就不难解读了。承认了他译作中的“创造性叛逆”，我们也就承认了他的创造性，他作为译者应得到的地位，承认了他对当时文学青年和社会的影响。尽管这同我们的传统翻译理论强调“案本”、“信”、“忠实”的观念似乎有相悖之处，但实际上，不存在冲突，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我们的目光不应只限在文本框架内，还应从译者主体社会环境读者的角度去分析译作。“创造性叛逆”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综观世界翻译史和理论研究，“创造性叛逆”的例子不胜枚举：庞德是如何翻译李白的诗，傅东华先生的《飘》中的译名，苏曼殊翻译的《一朵红红的玫瑰》，勒图诺尔、伏尔泰对莎翁各自的演绎，赖利格拉斯翻译的《草叶集》等等。
总之，在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是无处不在的产物。它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由于它涉及到了翻译主体性的确立、翻译话语的流传、意义的理解、文化的碰撞与交融等复杂又深刻的现实问题，因此蕴藏着具大的理论价值。同时也给我们一个机会，突破狭隘的研究层面，突破单一思维方式，用文化的视角，开拓翻译研究的新视野。

⑺ 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研究没有什么差异

错。两者的差异很大。传统的翻译研究一般只停留在语言文字层面，着重研究作品的字词句篇的翻译问题，注重对翻译技巧和方法的研究。而译介学除了研究这些问题之外，还要研究译作的接受方式，传播途径和传播媒介，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研究的视野更开阔，涉及的问题更多、更复杂。

⑻ 什么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两大主将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共同提出的，即翻译研究所要关注的就不仅仅是语言问题，它必须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展开自己的讨论。
而作为比较文学分支的译介学则更自觉地践行着转向文化的理念。本书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角度对传统的翻译之定义作了全新的界定，首次把跨文化语符翻译纳入翻译研究者的视野，系统阐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集中讨论了本雅明的翻译理论、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的翻译观、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与实践，所涉及的翻译理论家和文化理论家还包括希利斯·米勒、沃夫尔冈·伊瑟尔、爱德华·赛义德、佳亚特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安德烈·勒弗菲尔、苏珊·巴斯奈特、韦努蒂以及中国翻译家傅雷。本书在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论述翻译问题以及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对于读者了解当代西方最新的文化理论和翻译理论有着直接的帮助。本书读者对象：大学以上水平的专业研究人员、翻译实践者、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者、高校中文及外文学科的师生

⑼ 廖七一的主要研究成果

1.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翻译学概论》（全国翻译硕士研究生教材），译林出版社，2009。
2. 《胡适诗歌翻译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3. 《在美国》，苏珊·桑塔格著，译林出版社，2003。
4. 《当代英国翻译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5.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译林出版社，2000。 1. 翻译规范与研究途径, 《外语教学》，2009年第1期。
2. 跨越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东方翻译》，2009年第1期（创刊号）。
3. 胡适译诗与现代翻译规范的构建，《译苑新谭》，2009年。
4. 《域外小说集》与翻译规范，《外语研究》，2009年第6期。
5. 五四文学翻译对“信”的重构，《中国翻译》，2008年第4期。
6. 论谢天振教授的翻译研究观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2期。
7. 翻译学学科报告, 《外国语言文学及相关学科报告2007》, 重庆出版社, 2008年5月。
8. 翻译研究，《外国语言文学及相关学科报告》，2007年7月。
9. 导读，《跨文化侵越——翻译学研究模式：历史与意识形态问题》，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1月。
10. 从政治模式到文学模式的演变——论清末民初的诗歌翻译，《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11. 现代诗歌翻译的“独行之士”——论苏曼殊译诗中的“晦”与价值取向，《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1期（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 第5期全文转载）。
12. 论马君武译《哀希腊》中的“讹”， 《中国翻译》，2006年第4期。
13. 梁启超与《哀希腊》的本土化，《外语研究》，2006年第3期。
14. 翻译研究的趋势与中国译学现代化，《中国外语》，2006年第2期。
15. 胡适译诗的平民化倾向，《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年第1期。
16. 胡适译诗与新诗体建构，《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17. 交叉与融合：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2期。
18. 文本功能与地名译写，《上海翻译》，2005年第2期。
19. 多元系统，《外国文学》，2004年第4期。
20. 胡适诗歌翻译与传播媒介，《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3期。
21. 胡适译诗与经典重构，《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2期。
22. 秘密的分享者——论庞德与胡适的诗歌翻译，《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2期。
23. 译者意图与文本功能的转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24. 庞德与胡适——翻译策略的文化思考，《外国语》，2003年第6期。
25. 历史的重构与艺术的乌托邦，《外国文学》，2003年第5期。
26. 论胡适诗歌翻译的转型，《中国翻译》，2003年第5期。
27. 硬币的另一面——胡适诗歌翻译转型中的主体性，《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1期。
28. 研究范式与中国译学，《中国翻译》，2001年第5期。
29.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rview with Dr. Eugene Nida.《外国语》，2000年第3期。

⑽ 孙萍的学术成就

著作类：
1.文化视域下英汉语言文学比较研究与翻译（专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2.英汉翻译导论（英文版专著）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
3.实用英汉翻译技巧与实践（专著）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
4.实用英汉翻译新法（专著）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
5.英语知道 28篇美国小说（1）（译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6.英语知道 28篇美国小说（2）（译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7.英语知道 56个为什么（1）（译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8.英语知道 56个为什么（2）（译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9.朗文讲透美国经典名著（3）（译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
10.朗文精读美国名篇故事（3）（译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
11.特意记着（译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2.大瑟尔（译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3.谋杀者的时代（译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4.柯利希的安宁岁月（译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教材类：
1.放射医学专业英语，“十一五”规划教材，主编，原子能出版社，2006.8
2.体验英语（快速阅读教程第四册），“十五”国家规划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主编，2005.8
3.新时代交互英语（视听说第四册），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新闻出版总署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十五”国家规划教材，清华大学出版社，编委，2004.2
4.新博士生英语翻译教程，吉大研究生立项教材，吉林大学出版社，主编2002.8
论文类：
1.欠发达地区英语高层次教育改革探索 （核心期刊论文）甘肃社会科学，2007.2（新华文摘转载2008.16）
2.“文化暴徒”与“爱心慈父”（核心期刊论文）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第1期
3.On the Two Translation Strategies ― Domesticating and Foreignizing （国际期刊论文）（美国）社会科学研究，2006第2期
4.“文化暴徒”灵魂自救的心路历程探微（国际期刊论文） （美国）社会科学研究，2006第2期
5.老工业基地吉林省英语学科研究生教育与学位建设现状评估及其发展可行性分析（核心期刊论文）教育理论与实践，2006第1期
6.英语学位建设与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核心期刊论文）黑龙江高教研究，2005第11期
7.译介学理论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应用（核心期刊论文）东北师大学报，2005第6期
8.论如何在译作中再现原文的风格问题（国际期刊论文）（美国）社会科学研究，2005第2期
9.现实中的寻觅，心灵上的归宿（核心期刊论文）名作欣赏，2005第8期
10.论美国印第安文学演变历程中的内外因素（核心期刊论文）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第2期
科研项目
1.译介学视域下文学翻译的叛逆性界说研究（第一参加者）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在研）
2.英汉语言文化对比及翻译研究（主持人）吉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09.3结项）
3.文化视域下英汉语比较研究与翻译（第一参加者）吉林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在研）
4.大学英语翻译教程（主持人）吉林省教育厅普通高等学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项目（2008.11结项）
5.公共英语翻译课教学改革探新（主持人）吉林大学新世纪教育教改工程立项（2008.6结项）
6.外国文学作品研究的滞后性问题及对策（主持人）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2008.12结项）
7.建筑企业职工英语培训研究与实践（独立承担）中铁十三局人力资源部（2008.6结项）
8.吉林省英语学位建设现状评估及其出路（主要参加者）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2007.6结项）
9.公共英语翻译教学课程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主持人）吉林大学新世纪教育教改工程立项（2006.6结项）
10.体验英语快速阅读（主要参加者）国家十五规划教材立项（2005.6 结项）
11.新时代交互英语（主要参加者）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新闻出版总署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十五国家规划教材立项（2004.6结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