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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刑事辩护律师审察、运用证据指南
作者:顾永忠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0-11
页数:275
内容简介:
《刑事辩护律师审察、运用证据指南》的写作有两个目的——律师如何审查证据及如何运用证据。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看起来好像是从法官如何审查判断证据以正确定案及如何审查排除非法证据的角度制定的,实际上涉及参与刑事诉讼的各方人员,包括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及辩护律师、被告人等。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讲,其对刑辩律师提出的要求更为迫切,律师的诉讼角色更为重要。
在刑事诉讼中,律师对证据的审查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并且是一种为辩护做准备的手段,审查证据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在刑事诉讼中正确、有效地运用证据为辩护服务。所谓运用证据对干辩护律师来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针对控方以及其他有关方面的证据进行质证,即根据对证据进行审查发现问题,从证据的资格、证明力以及证明标准等方面提出置疑性的,甚至否定性的意见;二是将自己收集、调取的证据在经过认真审查,确认没有问题或至少没有为控方或法官能够发现的明显问题后向法庭举证,以支持自己的辩护观点。
作者简介:
顾永忠,哲学学士、刑法学硕士、诉讼法学博士。长期从事刑法、刑事诉讼法学教学、研究工作,并从事专职律师十年。现为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理事。
❷ 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如何进行质证
按我们对“质证”的传统理解,“质证”之“质”应为质疑之意。辩护律师对证据的质证,应局限于从合法性、真实性与相关性三个方面发表质疑性、否定性、挑战性的观点。
辩护律师进行质证,应当采取如下做法:
第一,应当坚持质证是对证据提出质疑性意见的前提,同时把质证的范围拓宽到证据的证明目的的方面。也就是说,辩护律师进行质证的维度,不仅包括证据本身的合法性、真实性与相关性,还包括证据的证明目的或者说证明对象。在刑事审判中,应当仿照民事案件质证的做法,律师对证据的证明目的也进行质证。这时,应当以检察机关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为基础,说明证据中的哪些内容不能证明,甚至是否定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辩护律师对证据中有利于被告人的部分的强调,其实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在证明目的方面提出质疑。
第二,在进行具体表达的时候,辩护律师可以这样说:“下面辩护人结合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从证据的‘三性’以及证明目的等方面对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辩护律师也可以更为具体地说:“检察机关的起诉书指控被告张三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该证据中有如下几个方面与此存在冲突。”如果法官问辩护律师“你是否对证据有异议?”辩护律师可以说:“辩护人对该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中有如下几个方面与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相冲突(或说不相协调)。”
第三,辩护律师对于证据的意见,如果不能纳入到前述对证据的“三性”、证明目的的异议的框架中,即不可在质证环节发表。有些观点对于辩护特别有价值,比如强调证人证言中可证明被告人主动投案的部分,律师可以简洁地说一说,不宜展开,因为这本身并不属于对证据的质证。
❸ 如何进行诉讼中案件质证
人民法院实行“一证一举一质”和“一组一举一质”的质证方式,当事人应对证据材料的证明效力进行辩论和反驳,对证据材料进行审验、质疑、辩驳必须当庭明示是承认或否认,当事人举证和质证的次序:先由原告出示证据,由被告进行质证;再由被告出示证据,由原告进行质证。就同一事实,一方当事人举出的证据,另一方不认可的,举证责任转移,由不认可的当事人举出反驳证据。就同一事实,一方当事人举出的证据,对方进行反驳,反驳理由充足的,原举证的一方可重新举证。
1、质证准备
收到对方的证据后,应当与当事人紧密沟通,就对方提交的证据形成质证观点,主要围绕证据的三性(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询问当事人这些证据是否存在、真实?对我方不利的证据有否可以否认的可能?比如说传真。这个过程同样应当慎重,同时有否证据可以反驳对方的这些证据。同时,对于复杂的案件,我个人觉得还是要求逐一对对方的证据提出的质证意见形成文字,类似于我们的证据清单一样,以便开庭过程中有所准备,在庭审后可以根据庭审情况的变化作修正,在提交代理词中一并提交给法庭。同时,应当及时与承办审判人员联系,询问对方的举证期限何时届满,届满前有否补充证据等。(注:“证据的关联性”,是指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的客观联系,这种联系具体来说有因果联系、条件联系、时间联系、空间联系、必然联系、偶然联系等,其中最常见、最主要的是因果联系。一切倾向于证明待证事实可能存在或可能不存在的证据均为相关证据,否则不具有关联性。)
2、质证技巧
总的一个原则是围绕着“三性”进行。首先要听清楚对方在提供这些证据所要证明的内容。紧紧围绕对证据的合法性(证据主体是否合法、证据形式是否合法、证据取得方式是否合法、证据程序是否合法)、真实性、关联性展开质、辩、验、判。逐一识别、判断。就证据来源形成是否合法、与诉求的关系、有否完全质证、是否可用推定等发表综合意见:(1)原件/复印件;(2)证据的来源是否合法;(3)证据是否存在瑕疵、伪造的痕迹;(4)证据本身内容上是否矛盾;(5)证据与本案是否存在关联性;(6)证据是否能达到对方所说的证明目的;(7)证据是否与无需举证的事实相违背。如:某人生日为67年2月29日,而67年是没有2月29日的。词语表达有:“这份材料真实性无法确认,这份材料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这份证据无法达到对方所说的证明目的,这份证据来源不合法”等等。当然每个证据的质证意见均应从三性着手,质证意见要有层次感,要有条理:
1、
2、
3、首先是合法性的确认,其次真实性,最后是关联性。也可以从形式到内容进行表述。但是,要注意:观点要鲜明,不要含糊其辞。
3、对日常常见的一些证据的质证内容:
a、公证书:公证是有地域管辖的;公证法第二十五条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办理公证,可以向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行为地或者事实发生地的公证机构提出。超出管辖的公证书效力是有问题的。公证只能证明签字行为是真实的,不能证明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能证明待证行为是合法的。待证事实与行为是否合法有效,应当依据法律判断。公证书中如证明待证事实合法有效或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等内容,应当是违法的。
b、鉴定报告:是谁委托鉴定的?鉴定机构及人员的资格证书有没有?委托的材料是什么?鉴定的依据?鉴定的过程?这里要注意的是:鉴定的检材有否双方封存,所鉴定的东西是不是双方争议的东西。如公章,一个单位如有二个公章如何鉴定,如纺织品的鉴定,单方鉴定怎么能确定所提交的样品是双方争议的产品。
c、传真件:传真件非原件,不可单独作为证据。确定是否发出的证据,哪个电话,这门电话的所有人及通话清单有否?只有有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才可作为证据使用,通过一系列传真和其他书面证据能够证明其连续性的,特别是双方互有传真往来彼此是相互衔接的,足以认定传真件的真实性并具有证据效力。所以我方如是接收方,如证据对我方不利,我方可以否认收到传真。
d、录音录像资料:材料中的双方是谁?除非是提供方的资料中显示的是对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的意思表达,否则,一旦资料中人员不出庭,就无法确定资料的真实性。所以资料中的主体问题。另外要审查的是录音录像资料有否剪接或拼凑的痕迹。
e、证人证言:在获得证人名单后,应与当事人沟通,证人是否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否了解案件事实、是否与双方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否有人做工作来作证。质证时应就下列问题询问:利害关系;是否主观判断;内容是否不肯定;内容是否与现有双方认可的证据相冲突。当然询问证人是个技巧问题,后面论述。
f、补强证据:补强证据规则,是指法律规定,因某一证据的证明力较弱,不能将其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只有在其他证据以佐证方式对其证明力给予补充、加强的情况下,法院才能将该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则。
《证据规定》第六十九条明确了补强证据规则的适用范围,即只有在下列五种情况下才能适用该规则:
1、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
2、与一方当事人或者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
3、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
4、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
5、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所以如对方提出此外的所谓补强证据,可以予以否认。律师在整个庭审过程中,都应当全神贯注,不仅应听明白审判人员的每一次发问内容,而且更应认真倾听对方的发言,并注意观察这些发言对审判人员的影响。在认真的倾听和观察中敏锐地捕捉到对方发言中的破绽,有针对性的找准自己的进攻方向。绝不可忽视对方的发言,也绝不可轻易地放弃反驳。这一点不仅在法庭辩论阶段应如此,在法庭调查阶段也应如此。惟此才能牢牢掌握庭审的主动权,才能展示出律师应有的风采。
❹ 「刑事辩护」律师办理刑事案件时证据质证有哪些技巧
1.书证和物证。《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讲: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未附有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2.证人证言。《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讲: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处于明显醉酒、麻醉品中毒或者精神药物麻醉状态,以致不能正确表达的证人所提供的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除外。3.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①询问证人没有个别进行而取得的证言;②没有经证人核对确认并签名(盖章)、按指印的书面证言;③询问聋哑人或者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人员、外国人,应当提供翻译而未提供的。4.具有下列情形的证人,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出庭作证;经依法通知不出庭作证证人的书面证言经质证无法确认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①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该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②人民法院认为其他应当出庭作证的。5.被害人的陈述这在审查认定上和证人证言是一样的。6.鉴定意见鉴定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①鉴定机构不具备法定的资格和条件,或者鉴定事项超出本鉴定机构项目范围或者鉴定能力的;②鉴定人不具备法定的资格和条件、鉴定人不具有相关专业技术或者职称、鉴定人违反回避规定的;③鉴定程序、方法有错误的;④鉴定意见与证明对象没有关联的;⑤鉴定对象与送检材料、样本不一致的;⑥送检材料、样本来源不明或者确实被污染且不具备鉴定条件的;⑦违反有关鉴定特定标准的;⑧鉴定文书缺少签名、盖章的;⑨其他违反有关规定的情形。7.勘验、检查笔录勘验、检查笔录存在明显不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的情形,并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者说明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8.视听资料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听资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①视听资料经审查或者鉴定无法确定真伪的;②对视听资料的制作和取得的时间、地点、方式等有异议,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者提供必要证明的。
❺ 刑事案件如何质证
一、物证、书证的提取未附笔录或清单,来源不明。
相关法规:《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七十三条在勘验、检查、搜查过程中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未附笔录或者清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物证、书证的收集程序、方式有下列瑕疵,经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
(一)勘验、检查、搜查、提取笔录或者扣押清单上没有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签名,或者对物品的名称、特征、数量、质量等注明不详的;
(二)物证的照片、录像、复制品,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未注明与原件核对无异,无复制时间,或者无被收集、调取人签名、盖章的;
(三)物证的照片、录像、复制品,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没有制作人关于制作过程和原物、原件存放地点的说明,或者说明中无签名的;
(四)有其他瑕疵的。
对物证、书证的来源、收集程序有疑问,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该物证、书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二、实物证据的保管、鉴定过程是否完整、合法,鉴定检材是否合格。
相关法规:《刑事诉讼法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三)物证、书证在收集、保管、鉴定过程中是否受损或者改变。
三、可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是否全面收集。
相关法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四、检察机关对于扣押的金银、文物、名贵字画、违禁品以及其它不易辨别真伪的贵重物品没有及时鉴定。
相关法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款 依法扣押文物、金银、珠宝、名贵字画等贵重财物的,应当拍照或者录像,并及时鉴定、估价。
五、公安机关向有关部门调取物证及书面证据时,没有《调取证据通知书》或被调查单位未在书面证据材料上签字。
相关法规:《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五十九条 公安机关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取证据,应当经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开具调取证据通知书。被调取单位、个人应当在通知书上盖章或者签名,拒绝盖章或者签名的,公安机关应当注明。必要时,应当采用录音或者录像等方式固定证据内容及取证过程。
总之,在对物证、书证进行审查判断时,紧紧围绕“保管链条的证明”这一主轴线,审查其来源、收集、保管、鉴定、出示等各个环节,从中找到有效辩点。
❻ 刑事诉讼中质证的方式有哪些
关于刑事庭审质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又进一步规定:“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从广义上说,质证是指在诉讼过程中,由法律允许的质证主体对包括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内的各种证据采取询问、辩认、质疑、说明、解释、咨询、辩驳等形式,从而对法官的内心确信形式特定证明力的一种诉讼活动。狭义的质证,主要指在庭审过程中由诉讼当事人就法庭上所出示的证据进行的对质、核实等活动。质证的本质特征在于“质”,即对证据的质疑和质问,而且这种“疑”和“问”都带有当面对抗的性质。虽然在质证的过程中可能要对证据进行辨认、说明和解释,但是这些行为并不代表质证的本质特征。由此可见,质证虽带有审查证据的性质,但并非所有对证据的审查都属于质证。对本方证据的审查不属于质证的范畴,从中立角度对证据进行的质疑和质问才是质证,才体现了质证的本质特征。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证据必须在法庭上公开出示并经公开质证才能予以采纳,这表明我国已在刑事诉讼立法上确定了质证是刑事庭审的必经程序。但从当前我国的刑事诉讼实践来看,公诉人提出的证据一般较少受到激烈的盘询和质疑,而法庭上公诉人对辩护方所举证据却鲜有高质量的质询,质证程序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❼ 刑事案件辩方如何对控方证据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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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刑事庭审质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又进一步规定:“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从广义上说,质证是指在诉讼过程中,由法律允许的质证主体对包括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内的各种证据采取询问、辩认、质疑、说明、解释、咨询、辩驳等形式,从而对法官的内心确信形式特定证明力的一种诉讼活动。狭义的质证,主要指在庭审过程中由诉讼当事人就法庭上所出示的证据进行的对质、核实等活动。质证的本质特征在于“质”,即对证据的质疑和质问,而且这种“疑”和“问”都带有当面对抗的性质。虽然在质证的过程中可能要对证据进行辨认、说明和解释,但是这些行为并不代表质证的本质特征。由此可见,质证虽带有审查证据的性质,但并非所有对证据的审查都属于质证。对本方证据的审查不属于质证的范畴,从中立角度对证据进行的质疑和质问才是质证,才体现了质证的本质特征。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证据必须在法庭上公开出示并经公开质证才能予以采纳,这表明我国已在刑事诉讼立法上确定了质证是刑事庭审的必经程序。但从当前我国的刑事诉讼实践来看,公诉人提出的证据一般较少受到激烈的盘询和质疑,而法庭上公诉人对辩护方所举证据却鲜有高质量的质询,质证程序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目前我国法学界对刑事质证的概念尚未达到一致的盾法,可谓众说纷纭。较早的法学词典对质证的定义是:“指出问题,要求证人作进一步的陈述,以解除疑异,并确认证明作用的诉讼活动,是审查和核实证人证言的一种方式”,或是“在刑事审判的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被害人、被告人和辩护人在法庭上对与证人证言有关的疑难问题,以提问的方式进行核实查证的诉讼活动。
对制裁证要领的争议主要是关于质证对象范围方面的分歧,即在质证程序中“被质疑证据”的范围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观点:第一类认为质证对象仅限于证人证言;第二类认为质证对象为所有证据;第三类认为质证对象是与实物证据相对立的言词证据。近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趋向于赞同质证对象应为一切证据的观点。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一类言词证据的盘询质疑仅仅是质证制度中较特殊的一部分内容。笔者认为质证对象应为一切证据。
据此笔者认为刑事庭审质证的概念是:指刑事庭审过程中,在法官的指挥下,控辩各方对当庭举出的所有证据相互进行质疑和辩驳,以此为法官的认证提供依据的诉讼活动。
二 刑事庭审质证的法律关系
法律制度一经确立后,即在相关领域形成了特定的法律关系。质证制度一经确立后,就在控辩双方及相关的证人、鉴定人等接受质询的人之间形成了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对该种程序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妨称为质证法律关系。由于法律关系是法律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化,因此通过对质证法律关系的剖析,能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一制度的本质。
对于一切法律关系而言,其都不外乎由主体、客体和内容三要件构成,质证法律关系也不能例外。因此,对质证法律关系的认识也就是对其所含的诸构成要件的认识。
(一)、刑事庭审质证法律关系的主体
在刑事质证活动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是刑事质证法律关系的主体。其范围包括:1、检察官(当事人)。在英、美法系检察官也是当事人,本文只就大陆法系做一探讨。检察书在提起刑事诉讼后即代表国家对犯罪行使诉讼权,对被告人是否有罪有指证的责任。因此,检察官必须通过对各类证据进行质证,合理排除被告人无罪的所有疑点。当事人是指与案件的审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包括被告人、被害人、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和被告。由于当事人与诉讼的结果有最终的利害关系,因此,当事人对诉讼证据应有质证的权利。2、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有根据事实和法律,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都应当减轻、免除处罚的责任,因此通过质证排除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是辩护人维护被告人权利的重要手段。诉讼代理人受当事人委托参加诉讼,在受托范围内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也应有质证的权利。此外,由于质证是一项对法律专业和诉讼技能互相配合的诉讼活动,因此,作为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的律师实际上在质证活动中要发挥比当事人更大的作用。3、接受质证的人。在以人证作为证据方法的场合,提供证词的证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接受质证的人。如以鉴定结论、勘验笔录作为证据的,鉴定人、勘验人是接受质证的人,如以物作为证据方法的,负责收集物证的侦查人员以及物的所有人、保管人、持有人等与证物有关的人均有可能是接受质证的人,如以书证、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收集证据的侦查人员、以及该书证、视听资料本身的制作者及其它等与证据相关的人员是接受质证的人。
对于未成年人能否成为质证的主体,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由于未成年人能够在其认识范围内作证,因此,在其作证的范围内应当有接受质询的义务。如果未成年人作为被告人,由于法律同样赋予其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因此,其应有对证人及相关人员就证据问题进行质询的权利。
对于上述人员作为质证法律关系的主体在理论上应不会有太大的争议,争议主要体现在审判人员能否作为质证的主体。因此,要从质证的本质和审判人员的职责进行分析。质证在本质上运用质询、辩论等对抗的方式来揭示证据证明力的活动,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说服审判人员采纳某一证据作为判决的依据。而审判人员的职责是对于质证的结果进行“认证”。而审判人员的职责是对于质证的结果进行“认证”。在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会就证据的某些问题进行发问,但是这只能是“认证”权的延伸,其范围只限在控辩双方在质证的范围内,未能表述清楚,或者审判人员未能听清的内容。也就是说审判人员不是质证的主体,但是其对质证活动应有监督权和指挥权,以确保庭审活动有秩序、高效率地进行。
(二)、刑事庭审质证法律关系的客体
即是质证这一诉讼活动的诉讼标的。对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而言,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是本案的诉讼标的。但对于质证这一特定的诉讼活动而言,其诉讼标的就是特定的,即某项证据资料在诉讼中的证明力。通常情况下,凡是规定能够作为证据资料的,都必须经过质证才能确定其证明力大小,并作为裁判的依据。对此也存在例外的情况,例如:某些常识、显而易见的事实、可以根据已知的事实简单推理得出结论等,无须经过质证就可以被裁判所采纳。此外,根据我国证据学来说,证据必须同时具备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三性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因此,证据资料的证明力大小应由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所决定。因此,质证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就是证实证据资料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
(三)、刑事庭审质证法律关系的内容
是控辩双方和接受质询的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权利义务关系是相对应的关系,一方主体在行使质证权利的同时也就是另一方主体履行受质问义务的过程。在控辩双方和证人之间是质询和受质询的关系。通常情况下,受质询的人有回答控辩双方提问的义务,对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有权拒绝回答,其次,对控辩双方而言,同时有向对方进行质证的权利和回答对方质询的义务。
三 刑事庭审质证的基础规则
借鉴国外的有关立法规定,结合我国刑事司法的实际情况,笔者以为在我国的刑事庭审质证程序中应确立以下的基本规则。
(一)、充分质证规则
这是最重要的基本规则之一,也是实现控辩各方质证权利的根本保障。主要内容是:一是指所有证据材料都必须经过在庭审中控方(包括公诉人、被害人或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等)、辩方(包括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认、质疑、说明、解释方能作为定案根据;二是指每个证据都应该给予控辩双方对其进行充分的辩论、驳斥的机会。
(二)、严格程序规则
这是保证质证活动顺利进行的基本规则。其内容包括:庭审质证程序必须实行“谁举证、谁主询、谁答疑”原则,质证主体每一项质证行为都应当遵循法官的指挥,询问必须经法官同意后才可进行,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询问顺序进行质疑等。如果一方违反规则,擅自询问,或打断对方的正常询问,法官应予以制止,以维护法庭程序和质证的顺利进行
(三)、证据中心规则
这是保证质证效率和效果的基本规则,主要指质证必须围绕当庭当示的某些特定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等问题进行质证,在质证环节中不允许随意地进行其它事实问题或法律适用等的辩论,质证必须对事不对人,严禁一切借质证之名进行人身攻击、恶意侮辱他人人格、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行为。
(四)、质证自愿规则
一般来说,控辩各方是否质证以及对哪些证据进行质证被认为是质证主体的权利。主持和指挥质证程序的法官不适合去干涉控辩各方行使这种权利的自由,以保障刑事质证依照控辩各方的意愿有序进行。当然,必须同时在立法上明确不质证和不能充分质证的后果,以促进质证主体积极有效进行使质证权。为防止故意的诉讼拖延,法官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对控辩双方的证据进行询问,但必须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而且必须严格限制。
(五)、禁止性规则
针对质证程序的特点,设计一些较具体的禁止性规则对于确保质证活动的顺利进行和高效地实现质证目的非常必要。这类规则主要应包括禁止诱导性询问、禁止质证已方证人和限制重复询问规则等。
四 刑事庭审质证的模式
一般认为,刑事质证程序的模式从属于刑事诉讼程序的模式,当前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程序的模式主要有三种:法官主质型、控辩方主质型和兼容型质证模式。
(一)、法官主质型质证模式
法官主质型质证模式主要在大陆法系国家适有。是在批判地继承和改造纠问式诉讼形式的基础上,并吸收英国的辩论式诉讼形式形成的混合式诉讼形式,其主要特点是注重发挥法官在质证中的作用,而不强调当事人在质证中的积极作用。这种模式下,法官拥有很大的职权,可以主动询问被告人、公诉人。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各种证据。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均以法官为中心,在法官的控制下开展询问、调查,办案的效率自然也就比较高,但是这一模式的弊端主要是庭审法官越俎代疱,削弱了公诉人的控诉职能,并且受到检察机关的起诉材料的影响,难以客观公正的听取辩护意见,从而导致控、辩失衡,这对于查明案件真相、作出公正的判决是极为不利的。
(二)、控辩方主质型质证模式
控辩方主质型质证模式主要在英美汉系国家适用。在继承和改造控告式诉讼的基础上,形成了辩论式诉讼模式,其主要特点是:注重被告人、辩护人和公诉人、诉讼代理人在诉讼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强调控、辩双方的力量平衡,赋予双方当事人以平等的诉讼地位各自提出证据以支持自己的主张,法官只负责主持法庭辩论,处于消极仲裁者的地位,一般不主动直接调查收集证据,这种模式的优点是防止法官先主为主,在对案件进行审理之前作出预断,这种模式强调遵守法定程序和注重被告人合汉权利的保护,因而更符合设立质证程序的本意,其缺点是:1、惩罚犯罪方面的力度不够,并且难以把遵守法定程序和寻求客观真实有效地结合起来。2、这种质证模式容易导致诉讼过分拖延,乃至降低诉讼效率。
(三)、兼容型质证模式
兼容型质证模式主要在二战后的意大利、日本等国家被使用。是法官主质型质证模式和控辩方主质型质模式的有机融合,这种质证模式弥补了法官主质型质证模式存在过分强调法官的能动性,忽略和限制被告人及辩护人在庭审质证中的积极主动性,不利于辩护职能的发挥,不利于法官从正反两个方面兼听而明的缺点。同时也弥补了控辩方主质型质证模式存在的案件的审理过分依赖于控辩双方的调查和辩论。因而,案件处理结果很可能会依赖于控辩双方的经验和辩论技巧,寻求客观真实变成空谈和这种质证模式容易导致诉讼拖延缺点,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控辩双方在法官的指挥下进行质证,法官在庭审质证的过程中也并不是消极被动的。在公诉人、诉讼代理人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询问以后,法官就案件的相关部分,可以在控辩双方询问结束以后作补充性询问。兼容型质证模式的优点是吸取了前两种质证模式的长处,兼顾了公平和效率,具有可借鉴性。
五 刑事庭审质证制度在我国的实施情况
(一)、漠视辩方权力导致控辩双方在庭审质证中的地位不平等
据材料在侦查阶段就已经开始形成,并固定成形,但这些证据作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根本不可能见到,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使律师能够提前介入,帮助犯罪嫌疑人,但由于质证前司法机关对有些证据的采集的程序是否合法以及其本身的真假,作为辩方难以予以证实,即使是质证,也很难达到量明案件真相的目的。我国《刑事诉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人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就强调了犯罪嫌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权,应当配合侦查机关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由于这种情况是在极为秘密的方式中进行的,外界根本无法知晓。实践中,侦查机关采用刑讯副供的这种对他们来说奉为“捷径”的方式获取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如果被告人在庭审质证时说这是刑讯逼供形成的,又怎么去证实呢?这样一来,质证的意义又有何在呢?相反,由于犯罪嫌疑人人身被限制,找寻证据的可能性很少,即使是其辩护人(在侦查阶段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还没有给律师一个明确的称呼),由于法律没有赋予其足够的权力,获取证据的渠道少之又少。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以看到,律师在侦察阶段是不享有调查取证权,虽然在审查起诉阶段,法律赋予了律师这种权力,但这是有条件限制的。《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它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告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方的这种带条件的权力同控辩方依靠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表现出来的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单从证据材料数量的掌握上,辩方就已经处于绝对的劣势,质证时极容易形成一边倒的局面,这样就会使质证这一庭审程序中极为重要的环节,往往流于形式,根本不利于查明案件真相,打击犯罪,保障无辜的人不受追究。
(二)、证据展示制度对刑事庭审质证的影响
跟据我国司法实践,刑事案件中,证据展示的范围、方式、时间对于刑事庭审质证的作用的发挥具有直接的影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只能‘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而对于案件事实部分的证据仍在禁看之列,这对于辩方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了解和做抗辩准备不会起到有益作用,因此也显得没有多大的意义。而根据《刑事诉讼》第36条的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制的犯罪事实材料………”但此处规定的“犯罪事实材料”只能是《刑事诉讼法》第三者150条规定的“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及照片。”控方在审查起诉时只向法院移交这部公材料,所以辩护律师通过法院所获无几,根本无法对控方证据材料作全面了解,从而影响辩方的辩护权的充公实现,最终导致质证失去了实际意义。
(三)、法官在刑事庭审质证活动中的作用
司法实践中法官在法庭上对证据直接进行查问的仍然过多,去庭调查往往是以法官的职权询问为主。法官甚至在庭前的调查和阅卷中就形成了对实体问题的预断,从而使控辩双方的质证实际上成了印证其预断的表演。而且,法官在这种预断形成的“内心确信”的驱使下,往往会对控辩双方之间的质证活动持漠视态度,甚至对质证横加干涉。
法官在庭审质证程序中的定位应主要是质证程序的指挥者和秩序维持者,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成为直接的质证主体。而为限制法官司的恣意,例外情况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具体来说,法官在质证中的作用应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法官拥有对质证的引导权。在当事人双方或一方陷入案件枝节问题或偏离案件事实时,由法官加以引导,使询问紧紧围绕对裁决有决定和影响作用的事实和情节进行。其次,法官司应该保障控辩双方具有均等的质疑、询问机会。再次,庭审质证禁止性规则中规定的禁止权应当由法官来行使。
我国的诉讼制度还存在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即案件的最终处理要经过不出庭的庭长、审委会成员、院长决定。由于出庭的法官未必对案件的处理有最终决定权,这就直接影响到控辩双方对质证的积极性。
(四)、证人出庭率低,导致质证的质量度不高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作了重大改革,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要求证人原则上应当出庭,接受以交叉询问方式进行的质证,必要时还要接受法官的询问。从而使法庭能够直接审查证人的作证资格,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合理判断主客观因素对证人作证的影响,辩别证方的真伪。但是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做证的简直是少的可怜。这种情况的出现导致法庭审理事实上深化了法官对控方卷宗笔录的书面或口头审查:由于证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均不出庭作证,法官对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的调查,仅局限于摘录和宣读控方卷所记载的笔寻。这种庭审方式使得质证变成了“纸上谈兵”而流于形式。导致证人不出庭用出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而:1、法律规定不明,且相互矛盾,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对于条款中的“作证”是出庭作证还是不出庭只是向司法人员提供证人证言,没有明确的规定。同时《刑事诉讼法》157条又规定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对未到庭的证人证言,应当当庭宣读,然后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就算完事了。以上可以看出证人履行作证义务既可以出庭作证,当庭向法庭口头陈述自己的所知道的案情,也可以不出庭作证,由司法人员其证言制定成笔录在法庭上宣读一下就可以了,在这种有选择的情况下,容易造成成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现象。2、证人的义务与现任脱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作证是公民的义务,但是对于证人拒绝作证,却没有规定负什么法律责任,受什么惩罚,也没有规定,对证人拒绝作证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因此,证人不出庭作证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3、由于没有具体的保护措施,没有专职人员以及行之有效的保护机制,对证人的保护只停留在事后保护、人身保护、宣言式保护范围内,忽视了对证人事前预防及财产方面的保护,因此在法律不能提供给社会大众一致有效的法律保障时,个人最好的对策是明哲保身,少染是非。4、目前部分法官受自身素质影响,没有充分认识到证人出庭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在执行证人出庭作证时采取消极应付的方法,认为证人证言已经在卷宗中出现,出不出庭都不碍大局,这样一来质证也往往只是走过场,走形式。
此外,关于鉴定人、勘验人、侦查人员出庭接受质证的比例就更低了。
在此,笔者认为尽管严格要求每个案件都传唤所有相关人员出庭接受质证是没有必要的,但对一些重大、疑难案件,仍然有必要强调相关人员都要出庭接受质证,以保证判决的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