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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中国原子弹之父是谁

中国原子弹之父是钱三强。

一、钱三强（1913年10月16日—1992年6月28日），原名钱秉穹 ，核物理学家。原籍浙江湖州，生于浙江绍兴，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

二、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9年钱三强完成了博士论文——《α粒子与质子的碰撞》。1946年底，荣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

1948年，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1980年7月24日，钱三强教授在中南海以《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为题讲课。

三、1992年6月28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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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原子弹之父”的五种说法

1、第一种观点认为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这种观点影响最大，流传最广，在社会上的认可度也最高。“文革”之后，“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广为传播，主要有三条路径。

一条路径是通过报告文学这一特殊载体而传播。在1970年代末的报告文学热中，钱三强成为重点宣传对象。1978年9月26日，《文汇报》发表《热风吹雨洒江天——访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一文，公开提到“中国原子弹之父”。

1979年，北京出版社和中国科学院党委合作出版《科学的春天》，这是中国科学院部分著名科学家的报告文学集，书中收录了作家张炯采写的《向光明的中国前进——记钱三强》。

1987年10月27日，《科学报》发表文章《播春者之歌——记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奉献》。1990年1月，王春江著写的《裂变之光——记钱三强》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随后，《文汇报》、《北京晚报》进行连载，影响甚大。

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钱三强算得上是中国报告文学界的“宠儿”，“曝光”率非常高。“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也伴随着这种高密度的正面宣传，变得广为人知。

第二条路径是官方媒介的认可和宣传，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官方媒体旗帜鲜明地提出和论证了“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1999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钱三强：“中国原子弹之父”》一文，这是中国最权威的官方媒体首次正面回应有关“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问题。《人民日报》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认可。

1999年9月，由中宣部宣传教育局编写的《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的建设者》一书出版，该书为国庆五十周年而作，记录了建国以来各条战线上的模范人物数十位，其中就有《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一文，而对邓稼先的定位则是“两弹元勋”。此后，《人民日报（海外版）》于2007年和2009年两次沿用了“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

第三条路径则是大众化的、民间的研究和传播。包括学术界、科普界在内的社会各界出版的书籍、报刊之中，涉及“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内容非常多，这也是当前的主流观点。

2、第二种观点认为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之父”。此说亦影响甚大。作为杰出的核物理学家，邓稼先为中国“两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张爱萍生前就称其为“两弹”元勋。

1986年，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岁月，他的事迹经过官方媒体的披露和宣传开始为人所知；6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签署命令，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7月，国务院授予邓稼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章；月底，也就是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病逝。

由于国内媒体大量的宣传报道，特别是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邓稼先的充分肯定，有关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于1980年代末开始传播，至今不时见于书籍与报章之中。

3、第三种观点认为聂荣臻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这种观点最早见于1989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一书，该书作者是英国人克莱尔•霍林沃思，不过书中并未对此观点进行深入说明和阐述。

1999年王君编著的《我们的共和国丛书•九天揽月•建设卷》，从聂荣臻统揽全局，领导整个国防科技事业的角度，认为聂荣臻“不愧为我国的‘原子弹之父’”。

此说虽有新意，但却与人们心目中的“中国原子弹之父”差异很大，因而影响有限。其实，作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杰出领导人，对聂荣臻的评价应当是超越“之父”说的。

4、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是一个群体。此说于1980年代中期产生，影响也比较大。1987年，军旅作家董滨的报告文学《中国原子弹之父》一书出版，该书用7个故事概述了中国原子弹制造过程中，从战士到将军，从技术员到科学家，不同行业人们的贡献。

该书认为：“他们是那样浩大的一个阵容，即使是七十个故事也难尽述！但是，如果把他们的英名镌刻在共和国核工业发展的史册上，那只需要七个字便可概括——中国原子弹之父。”该书内容较为单薄，还存在不少勘误之处，客观地讲质量并不高，但由于成书于1980年代中期，首印50000册，主题鲜明，引人注目，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这一说法也被张开善先生发扬光大。

2006年，张开善在《中共党史资料》上发表《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记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功勋科学家》一文，细数王淦昌、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程开甲、彭桓武等科学家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中的贡献，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不是某一位科学家，而是一个卓越科学家群体”。

此文一经发表，其观点旋即被多家刊物和媒体转载，引起较大反响。

5、第五种观点认为不存在“中国原子弹之父”。2011年，陶纯、陈怀国著《国家命运——中国“两弹一星”的秘密历程》一书出版，由此书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也于2012年下半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影响甚大。

该书著者认为，“当代科学的发展早已不是爱迪生时代，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是一项十分宏大的系统工程，中国没有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中国的核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它取得的每一次成功都凝聚着万千人的奋斗和创造，辉煌和光荣不属于哪一个人，却属于每一个人，属于每一个在这条战线上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

其实，这一观点与第四种观点一样，都强调中国的原子弹工程是集体力量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