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美国税改是否会导致全球资金回归美国
美国真的有意做税改的话,只会影响世界的经济,资金并不会全部回归,全球的资金并不全是在美国。虽然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消费市场,还有投资的目的地,进行税改要经过投票等其他环节来做最后的决定。
有人指出,不能通过简单去比较各个国家企业的税率就去得出企业投资必将流向低税率国家的定论。因为还有其他的很多有因素。
由此可以得出,在全球化经济时代,尤其是变化性更快的数字经济,国际税收变得越来越严峻,国际税收的漏洞也使那些跨国企业漏税严重,导致了各国财政状况的恶化。
② 世界第二大美元资产国是哪
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12日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连续第三年下滑,但中国吸引外资总量逆势上涨,继续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当天发布的《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说,受美国税改政策以及部分经济体加强外资项目审查的影响,去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1.3万亿美元,较2017年减少13%,连续第三年出现下滑。
贸发会议秘书长穆希萨·基图伊表示:“外国直接投资继续困在危机后的低点。这对国际社会应对贫困和气候危机等迫在眉睫的全球挑战来说,不是个好兆头。”
具体来看,2018年流入发达经济体的FDI总额减少27%,降至2004年来最低。其中,美国税改导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资本回流美国,致使去年欧洲吸引外资总量减半;而受“脱欧”影响,英国外资流入也大幅减少了36%;另外,美国FDI流入量也缩水9%至2520亿美元,但美国仍是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
与发达经济体FDI流入量锐减相比,去年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FDI呈现小幅增长态势,增幅为2%。同时,发展中经济体吸引FDI占全球总额的比重升至54%,创下历史新高。其中,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外资流入增长4%,成为全球外资流入最多的地区。
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FDI流入量增长近4%,达约1390亿美元,继续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表示,中国投资环境的进一步开放和便利化,是中国保持对外资吸引力的主要原因。
报告预测,2019年全球FDI有望温和复苏,预计增长10%,约达1.5万亿美元,但仍低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完)
附报告全文:
联合国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全球发布稿
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主编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
日内瓦万国宫
2019年6月12日
一、全球投资趋势和前景
201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量继续下降,减少13%至1.3万亿美元。这是全球FDI连续第三年下降。主要是由于美国2017年底实施的税改促使美国跨国企业在2018年前两个季度将大量留存的海外收益汇回,导致发达国家中一些传统外资流入大国的FDI流入出现负增长。此外,部分主要外资吸收国加强外资项目审查机制,将一些大型外资项目拒之门外,也减少了外资流入。
1.外资流入趋势
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了了27%,降至2004年来最低。流入欧洲的投资减少了一半,不到2000亿美元,主要原因是资金汇回导致了几个主要外资流入国出现净流出。流入爱尔兰和瑞士的FDI分别为- 660亿美元以及– 870亿美元。受脱欧进程影响,英国外资流入也大幅下降了36%。流入美国的外资也减少了9%,至2520亿美元。这主要是由于跨境并购下降了三分之一。流入澳大利亚的FDI达到60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小幅增长,增长了2%。由于发展中经济体外资流入的增长以及发达经济体外资流入的大幅下降,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FDI的比重上升到54%,创历史新高。
· 虽然非洲许多较大的外资接受国吸收外资水平下降,但流入该地区的FDI仍然增长了11%,达460亿美元。这一增长得益于对资源的持续投资、投资的多样化以及南非在持续几年投资低迷后的复苏。
· 作为全球外资流入最多的地区,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外资流入增长了4%,保持稳定。该区域公布的绿地投资项目的金额翻了一番,从2017年的停滞状态强劲反弹,显示了持续的投资活力。
·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外资下降了6%,未能保持2017年的增长势头,重回过去长期下滑的局面。该地区外资仍然比大宗商品繁荣时的峰值低27%。
流入转型经济体的FDI在2018年继续呈下降趋势,减少了28%至340亿美元,主要原因是流入俄罗斯的资金减少了49%。
在全球前20大外资流入目的地中,发展中及转型经济体仍占一半。美国仍是最大的外资接受国,外资流入达2520亿美元;其次是中国,为1390亿美元。中国香港及新加坡分别排在第3和第4位。
2.对外投资趋势
2018年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大幅下降了40%,为5580亿美元。美国跨国公司的大规模资金回流使美国对外投资出现负的净流出,导致美国未能进入2018年全球20大对外投资经济体名单。但欧洲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增长了11%,达到4180亿美元。法国成为第三大投资来源国,2018年对外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
发展中经济体对外投资下降了10%,降至4170亿美元。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对外投资下降了3%,为4010亿美元;中国对外投资连续第二年下降。拉美和加勒比的对外投资急剧下降。
3.进入模式
2018年下半年全球并购交易出现增长,缓冲了美国税改导致的全球FDI的下降。全年跨境并购额增长了18%。这主要由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推动的。
2018年全球绿地投资出现反弹,同比增长41%,达9610亿美元,但各地区很不均衡。制造业绿地投资扭转了长期下滑趋势,已宣布的项目金额同比增加了35%。大部分绿地投资发生在亚洲,但非洲的绿地投资也大幅增长了60%,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绿地投资急剧下降。
4.全球FDI前景
随着美国税改对美企海外收益回汇的影响逐渐减弱,预计2019年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将出现反弹。绿地投资对全球FDI趋势有预示作用。2018年宣布的绿地项目同比增长了42%,表明跨国公司计划在今后几年扩大投资。
但受投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地缘政治因素影响,2019年全球FDI的复苏将是温和的,预计增长10%,约1.5万亿美元,仍低于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
自2008年以来,外国直接投资趋势呈现长期低迷的趋势。主要原因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回报率下降、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呈现轻资产倾向以及全球投资政策环境恶化。
国际生产日益呈现轻资产特点,其持续扩张很大程度上是由无形资产以及非股权形式的国际生产方式驱动的。这体现在特许权使用费、许可费和服务贸易的增长明显快于外国直接投资和货物贸易的增长。2018年全球100强跨国公司的排名也证明工业跨国公司正在下滑,一些企业甚至掉出了榜单。
跨国公司是全球研发的主要投入者。全球100强跨国公司的研发支出占全球企业研发的三分之一以上。科技、制药和汽车企业是最大的研发投入者。发展中经济体100强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与销售额之比)明显更低。跨国公司在研发领域的绿地投资相当可观,且保持增长。过去五年,跨国公司共宣布了5300个海外研发项目,占绿地投资项目的6%以上,高于之前五年的4000个。45%的项目位于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大多数与研发有关的外资项目都是附加值相对较低的设计、开发和测试活动,而不是基础研究。
国有跨国公司数量稳定,但国外收购放缓。全球有近1500家国有跨国公司,与2017年持平。欧洲跨国企业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多,另外45%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其中18%来自中国。全球100强跨国公司中,国有跨国公司占16家。国有跨国公司的并购额占全球的比例从2008 - 2013年年均超过10%逐渐下降至2018年的4%。
二、全球投资政策最新发展
1.外国投资限制和法规不断增长
2018年,约55个国家和经济体出台了至少112项影响外国投资的政策措施。其中三分之二的措施致力于自由化、促进和便利新的投资。34%的措施对外资作出了新的限制或规定,这是自2003年以来的最高比例。它们主要反映了对关键基础设施、核心技术和其他敏感商业资产的外国所有权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关切。针对国家安全问题,发达国家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
由于政府干预,2018年许多超过5000万美元的跨境并购均告失败。至少有22笔交易因监管或政治原因被冻结或撤销,为2017年的两倍。出于国家安全考虑,9起被暂停,3起因反垄断主管机构的关切而被撤销,另外3起因其他监管原因被中止。此外,有7笔交易因东道国当局的批准延迟而被放弃。
2.各国在加强外商投资的审查机制
近年来,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审查变得更加普遍。至少有24个国家(占全球FDI总量的56%)建立了专门的外国投资审查机制。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最初是作为限制外国参与国防工业的一种手段。此后逐渐扩大到保护其他战略性产业和关键基础设施,现在则被用来保护被认为在新工业革命时代对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的核心科技和技术。
从2011年以来,至少有11个国家引入了新的筛查机制,至少有41项对现有制度的修订。大多数修订通过增加接受审查的部门或活动、降低审查门槛或扩大外国投资的定义,扩大了审查的范围。其他新的法规扩大了外国投资者的披露义务,延长了审查程序的法定时限,或对不遵守通知义务的行为引入了新的民事、刑事或行政处罚。
但总的看,吸引投资仍是国别投资政策的主流。大多数新的投资政策措施仍然朝着自由化和促进及便利投资的方向发展。许多国家取消或降低了各种行业外资准入限制。简化或精简外国投资行政程序的趋势仍在继续。此外,一些国家为特定行业或地区的投资提供了新的财政激励措施。
3.国际投资政策制定依然活跃
2018年,签署了40项新的国际投资协定,包括30个双边投资协定和10个有投资条款的其他协定。一些新的协定,包括主要投资国签订的大型区域性协定,纳入了一些新的条款,将对全球国际投资协定体制产生深远影响。同时,许多国家还在制定新的投资协定范本和指导原则,以此对未来双边及区域投资协定的谈判和制订施加影响。
与此同时,终止生效的国际投资协定数量继续上升。2018年,至少有24项终止生效,其中20项是单方面的,4项是替代性的(通过新条约的生效)。截至2018年底,终止生效的国际投资协定总数达到309个(其中61%发生在2010年以后)。
截至2018年底,全球共有3317个国际投资协定,包括2932个双边投资条约和385个有投资条款的其他协定。其中生效的国际投资协定有2658个。
4.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案件持续增长
2018年,投资者根据国际投资协定提起了71起公开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案件,与过去三年的水平基本持平。投资者国家争端案件总数已达942起。几乎所有争端案件都是基于老一代投资条约。迄今为止,已有117个国家对一项或多项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案件作出回应。
2018年公布的仲裁裁决中,超过三分之二是基于管辖权或案情做出的有利于投资者的裁决。到2018年年底,602项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案件得到裁决。
三、中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
2018年,中国仍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外资吸收国,吸收外资逆势上涨,全球排名第二。2018年中国吸收外资创历史新高,达1390亿美元,占全球吸收外资总量的10%以上。全球排名仅次于美国。
中国投资环境进一步开放和便利化。2018年,中国《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禁止和限制类产业不断减少,服务业以及一些制造行业加大了对外资的开放,取消或放松了对外资持股的限制。同时,投资环境不断优化、便利化。体现在外资流入上,是制造业吸收外资的快速增长和大型并购交易的增长。
中国外资流入有望继续保持高水平。2019年年初,中国颁布了新的《外商投资法》,建立了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并宣布了一系列投资便利化以及市场开放的措施,这些都有利于进一步吸引外资。受中美贸易摩擦等影响,外国投资者采取了多元化的投资策略,部分外资向东南亚和南亚转移。但总体来看,流入中国的外资仍有望继续保持高质量、高水平。
中国对外投资全球排名第二,未来有望保持在较高水平。2018年中国对外投资连续第二年减少至1300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当前全球投资政策环境不稳定,保护主义抬头,主要吸收外资国对外资准入的审查进一步加严,将一些大型的并购项目拒之门外。同时,中国加强了对外投资的有序管理,这是中国对外投资下降18%的主要原因。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参与国际竞争的客观需要和“一带一路”双边合作的推动,以及中国企业在加强出口导向型的对外投资以绕过贸易壁垒,减轻贸易战影响,中国的对外投资将保持在较高水平。
③ 请问在美国gaap会计制度下,无形资产可以不摊销吗
可以摊销啊!中国和美国都是基本上一致的
④ 美国最新无形资产会计准则是什么时候颁布的
美抄国FASB公布了第142号准则公告——《商誉和无形资产》(以下简称“该准则”),并要求所有企业都必须遵照执行。该准则的公布,标志着美国在商誉会计这一会计领域方面又取得重大进展。
希望帮到你!谢谢
望采纳
⑤ 美国大幅减税中国该如何应对
特朗普放大招!美国大幅减税,中国该如何应对?
思考
我们当然不能小觑美国的税改政策,但是,情况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糟。
设想一下,如果美国大幅减税,进一步拉大与发展中国家的税务负担差距,其他国家有没有可能在资本外逃等一系列压力下,也被迫做出减税等其他财税政策的调整呢?事实上,英国、法国以及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已推动减税立法。而如果这一设想真的实现的话,这一轮全球减税战无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减美国减税的政策效应。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此前我们所作的分析都是基于一般经济学常理的判断,而现实中的经济活动,远比理论要复杂难以掌握地多。
从美国国内来看,美国减税真的将百分百推动跨国企业回流吗?不尽然。税率仅仅是影响企业投资的因素之一,其他包括宏观政策、商业环境、人才条件等,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而在梅新育看来,单一的财税政策,也很难提振美国经济,还需要跟接下来的福利等一系列社会改革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最好的作用。这一点,自然也是跨国资本需要审慎考虑的。
梅新育指出,很重要的一点是,“从特朗普访华称中国的政体适合中国人民,到近期一系列的动作来看,他偏向于减少对外部世界的干预,专注于本国经济改革,激励生产劳动……这个构想对中国乃至外部世界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中美不是敌人,美国专注于国内经济发展,提振其经济,对我国也不是坏事。
在梅新育看来,当下的中国最应该做的,还是专注自己的一系列改革,不要被外界的动作乱了阵脚。美国的税改或许对我国有一定的冲击压力,但这同样可以转化为改革的契机。
当下中国的财税依然存在一些潜伏性问题,比如税率较高,转移支付和减免太多等。如果能以此为契机,对减免项目、转移支付优惠进行一定程度的压缩,减少不必要的财政支出,同时降低税率,那么中国的财政改革也将迎来广阔的空间。
在这一过程中,专注自己脚下,拓宽税基,赢得更加公平、安全和可持续的财税政策,重振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活动,才是当下的中国,最该坚持的思路。
⑥ 美国在取消遗产税后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美国遗产税的起征点较高,并按物价指数浮动。1999年的起征点为65万美元,税率实行超额累进制,最高税率达55%。
中国尚未开征此税种。
1916年,美国开始正式征收联邦遗产税,后来又开征相关的赠予税和隔代遗产转让税,并且从1977年起,遗产税和赠予税使用统一的税率。
一位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即俗称的绿卡持有人)死亡时,不管他的遗产位于地球上哪里,其继承人(除配偶之外)有义务申报遗产总额,并缴纳遗产税。非公民或非永久居民在美国的遗产,以当事人是否在美国正式居住(Domicile)来判定他们去世后是否必须交付美国的遗产税和赠与税。这里所谓正式居住的定义不是与移民局有无居留权的标准,也与所得税法里居民的概念不同。所得税法里的居民以当事人在美国居住的时间(大于31天)为标准,直截了当。而遗产税里的正式居住其实界线模糊不清。例如当事人有意在美国长住,无意返回原居地,就成了正式居住人士。然而如果其人际关系等仍在原居地,则这类的人士在遗产税及赠与税上又不在美国联邦政府的管辖之内。
遗产的定义,包括动产和不动产、有形和无形的个人财产。比如货币是有形资产,而公司股份、债券、保险单、退休金、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益等是无形资产。无形资产中的各项一般都按当时的公平市场价格来确定其价值,比如房产、股票等究竟值多少钱,按照当时的市价来确定。联帮遗产税使用超额累进制,税率分成18个等级,从18 %到50 %,和遗产总值直接相关,遗产越多,税率越高。
不过并不是遗产总额的每一分钱都必须缴纳遗产税,换言之,遗产的净值并不等于可征税遗产额。从遗产总值中扣除债务、丧葬费用、配偶继承的数额,捐献给慈善机构的数额,再扣除豁免额之后的数目,才是可征税遗产。联邦法律规定可以从每宗遗产或赠与的净值里减掉一定数额,称为豁免额。遗产或赠与的数额少于豁免额,则不用交税。美国国会曾经两度表决通过废止遗产税的法案,规定在10年内逐步废除遗产税及其相关的赠予税、隔代遗产税,用20%的资本利得税取而代之,但两次都被当时的克林顿总统否决。布什总统上任之后,宣布1.6万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其中就包括在2010年前逐步取消遗产税。得益于这个计划,在遗产税方面,2002年的豁免额从原来的75万元上调到100万元,最高税率则从55%减低到50%。今年的豁免额为150万元,最高税率是48%。赠与税和遗产税的税率相同,但从2002年至今,豁免额都是100万元。
在遗产的归属和分配的问题上,财产所有人的经过公证的遗嘱,是的唯一凭据。如果财产所有人死前没有遗嘱,那么他名下所有资产自动转给配偶,不必缴纳遗产税;要是死者没有遗嘱也没有配偶,遗产并不会自动被死者的子孙或亲属继承,而是必须经由法院来判决。通常法院也会根据与死者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分配,只是这个过程的所有费用(约5万-8万美元),都由继承人支付。所以大多数的美国人会及早订立自己的遗嘱,明确指定遗产分配方式,比如多少比例留给配偶或子女,多少比例捐给社会等等。
先课税再分配,是美国遗产税制度最显著的特点。法律规定,遗产管理人或遗嘱执行人必须在原财产所有者死亡后9个月内,负责以现金方式缴清税款,然后才可以进行遗产分配。一时钱不凑手,申请延期缴付,也不得超过6个月。如果某人在2000年留下200多万的可征税遗产,按当时200万-250万美元区段的遗产税率49%计算,他的继承人必须先缴纳近百万的遗产税,然后才能拿到这笔财产。可征税遗产的总额越大,税率越高,继承人需要先缴纳的税款也越多。在纽约长岛有一座美丽的庄园,原来是美国总统希思福家的豪宅。房子依山傍海,花木葱茏,现在变成公共博物馆,就是因为希思福的子孙不争气,拿不出钱来缴纳遗产税,这种豪宅短期内又卖不出去,只好将祖宗辛苦建起的家园捐献出去。
我们中国人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是天经地义的事。美国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其中以亚洲和欧洲传统文化背景的人居多--反对继续征收遗产税。他们认为,美国人在活着的时候,就必须应付所得税,房产税,消费税……等等一系列名目繁多的税务,结果辛苦了一辈子,好不容易攒下一点积蓄留给后人,却还要交纳什么遗产税!遗产税一方面是对当事人私人财产的重复课税,不公平;另一方面加重了继承人的痛苦,不道德。而且,现在遗产的税收中有一半来自遗产总价值在500万美元以下的阶层,这些人算不上大富翁,真正的大富豪死后的可征税遗产只是他们财产的一小部分,因此征收遗产税对平均分配社会财富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再有,从继承人的角度上来讲,在缴纳了遗产税之后,其实际继承的遗产已经大大缩水,而他同时还必须交纳个人所得税,两税相加,联合税率可以高达70%以上!私人财产的大部分被联邦政府拿走,减少了国民资本,妨碍储蓄、劳动力供应和经济增长。据美国独立商业联合会的统计数据,因为高昂的遗产税,有70%的农场主、家庭企业主无法将企业传给下一代。
反对者自然就要逃避遗产税。他们在美国这个金融、保险、信托业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窍门。比如,父母可以把大笔财产捐赠给医院或某个福利基金会,条件是在儿子的有生之年,接受捐赠的一方必须以很高的利率定期支付利息,一直到儿子也死了,这个医院或基金会才算真正拥有这笔钱。如此一来,政府一分钱遗产税都收不到,儿子却依然稳稳坐在金山银山上。再比如,他们可以利用银行的联邦529大学储蓄计划。孩子一出生,就为他们开设一个529教育基金储蓄户口。户口内逐年存入的钱交给有名的投资管理基金会去管理经营,直到将钱取出来缴学费时才缴税。这样开户时父母或祖父母是资产的拥有人,利用这个计划马上可以省很多所得税,到取钱缴交学费时,钱到子女名下,用子女的税率报税,而学生没有收入,税率要低得多得多。总之,合法地逃避遗产税的办法还有很多,堪称花样百出,本文不能一一详述。
2001年,120名顶级富翁联名在《纽约时报》的社论版以广告方式刊登请愿书,要求国会继续保留遗产税。他们的理由是:减掉豁免额之后,死亡后应当缴纳遗产税的人不足美国总人口的2%,表明遗产税高度集中地针对富人征收。征收遗产税不仅有利于促进向社会慈善机构捐赠,更有利于平均社会财富。取消遗产税将导致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每年减少300亿美元的税收,迫使当局必须增加其他项目的税率,或者削减医疗保健、社会保障、环保及其他计划的开支。于是百万富翁或亿万富翁的继承人更加富有,但一般靠薪资收入为生的普通家庭的经济利益,社会福利将受到很大的损害。
被誉为股神的美国著名投资家,大保险集团BerkshireHathaway的大股东沃伦·巴菲特,是签署和支持这份请愿书的人士之一。他拥有公司36%的股份,每年获得巨额的投资回报,以305亿美元个人资产的身价雄踞全球富豪排行第二名。他曾经在公司股东大会上公开地说:那种以为只要投对娘胎便可一世衣食无忧的想法,损害了我心中的公平观念。他在请愿书中更进一步表示:取消遗产税是个大错误,是极其愚蠢的。取消遗产税会造就一个贵族阶级,等于挑选2000年奥运会金牌得主的最大儿子充当2020年的奥运选手。我们认为,就运动会的比赛而言,这是绝对愚蠢的做法。废除了遗产税,将使国家出现财富贵族,意味著某些人将根据世袭而不是根据才干来掌握国家资源。 在自己的遗嘱里,他准备将自己个人财产的99%捐献给慈善事业,用于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以及为计划生育方面的医学研究提供资金。
和巴菲特一样不近人情的,还有王牌金融家索罗斯,明确表示会将自己在投资基金会里的工作交给长子,但遗产则将捐给美国的公益机构和东欧的教育机构;建筑工程界巨子约瑟夫·雅各布斯,宣布将来留给独生女儿的只是自己公司价值100万美元的股份,其余大部分遗产捐给慈善事业;号称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夫妇,名下的资产超过400亿美元,迄今为止已经捐出了超过250亿美元,他在遗嘱中计划将遗产的98%捐给自己创办的、以他和妻子名字命名的比尔和梅林达基金会,用于研究艾滋病和疟疾的疫苗,和为世界贫穷国家提供援助……
这些人大多都是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背景,他们更信仰个人奋斗,更相信白手起家。因为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原本都不是富家子弟,前文提到的巴菲特就是在60年代靠13万美元起家的,据统计,美国百万富翁的财产只有10%来自继承。富豪们普遍认为,真正的幸福来自于自己的努力,让子孙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是一个人一生中能够做的最愚蠢的一件事(约瑟夫·雅各布斯语)。两年前欧洲金融世家罗斯柴尔德家族23岁的继承人拉斐尔因吸毒暴死街头,至今还是美国富人们教育子女的警训。
不管主张废除和保留遗产税的两派意见是如何站在自己的利益上据理力争,相执不下,减免遗产税的计划已经在布什政府的减税法案里,开始启动。不过这个减税法案只有十年期效,大部分的减税项目将于2010年失效。最近有共和党国人表示,准备在国会推动一项立法,使布什的减税法案成为永久性。白宫也有官员指出,即使没有新的立法,布什的减税法案仍将持续,我们不认为,美国国会会再度徵收遗产税。然而,遗产税及其相关税项在2010年后是否继续征收,或者是否恢复目前的税率,仍有待下一届新总统的进一步的决定。
⑦ 美国税改惊动了谁
12月7日消息, 当地时间12月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最终投票通过共和党税改法案。根据这一税改法案,企业税税率将大幅下降,个人所得税也将有所减免,多项税制将被简化。美国税收制度将迎来30年来最大幅度修改,其外溢效应正成为全球性话题。那么,美国税改到底“惊动”了谁?对当地华人华侨及留学生等,有何影响?今后个人赴美有优惠吗?
【留学生受冲击 博士生:重新考虑科研之路怎么走】
资料图:中国游客办理出国签证。
美国税改对企业有影响,那么对中国老百姓有影响吗?当然有。据报道,由于美国“落地生”政策这条宪法,宝宝出生在美国领土上即为美国公民。有中国父母也希望孩子未来能直接留在美国生活工作。留在美国生活,就会面临交税等问题,税改后,“美宝们”未来将不再需要缴纳原本每年需要支付的4050美元税额。
此外,新税改法案通过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几乎翻倍:单身人士的免征额从6350美元提高至1.2万美元,家庭(已婚人士)的免征额从此前的1.27万美元调高至2.4万美元。
对于在美国买房的人来说,房屋的租金收益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而本次税改中的个人所得税起征额大幅提高,将会减少购房人个人所得税,增加租金收益。
如此看来,相信此次税改将掀起移民美国的热潮,赴美人群将会增加,但申请难度估计也会相应增大。
⑧ 人民日报:美国减税实际上就是在挑起税务战.是否构成
美国联邦政府2017年4月26日推出的税改方案,号称力度史无前例。如果这一方案能够在国会全部获通过,对美国的全球竞争力将产生重要影响。
税改的好处不言而喻。一则吸引美企扎根美国。仅企业所得税率从35%左右降至15%上下,就将使美企税负大大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约25%的平均水平,而降低的部分可转换为企业的利润。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与城市研究所联办的税收政策中心测算,今年美国企业盈利预期将增加1080亿美元,明年将增2150亿美元。此外,15%的税率已接近部分避税天堂,加上美国经济体量庞大带来的规模效应,有望使实体经济步入良性循环。美国税收基金会测算,在最佳状态,税改将整体使美国内生产总值增加6.9至8.2个百分点,新增就业岗位200万个。
二则牵动企业流入或回流美国。虽然美国政府表示会对在海外留置利润不归的美企征税,但已有透露表示,方案中的税率将是带有优惠性质的低税率。据估计,美国企业离岸利润留存约2.6万亿美元。如此一来,苹果等海外存利、持现企业,面临着诸如欧盟等地的额外征税重压和美国的优惠低税率该何去何从,可想而知。
三则笼络民众。美个税约占国税总额的70%,若各项税改方案均能落实,自然使税基缩小、税款降低。美民众对联邦政府支持率也会随之上升,有利特朗普续推新政。
美国税改,纳税人赚了,谁亏了呢?显然是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可能被波及的其他国家。
从他国视角看,美国减税实际上就是在挑起税务战。作为反应,一些有实力的国家会加入这场竞争,或竞相减税,或以邻为壑,或设立避税天堂。目前,这一迹象在英、法等发达国家已露端倪。这样做不仅会使国际税收秩序陷入混乱,更会使业已形成的G20等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框架下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等反国际税收恶性竞争成果缩水。此外,美国税改将使部分无力搞税收竞争的出口导向型国家直接受损。
就美国联邦政府而言,财政巨额减收将不可避免。据多家机构估计,如此税改将使美政府未来10年财政减收2万亿至6万亿美元。这对于一个债台高筑、过段时间就得裱糊一下债务上限这个“顶棚”的美国政府而言,风险不小。同时,参与美国联邦政府牵头的投资项目风险也随之变高。未来美国经济建设不但要减税,还需大兴土木搞基建。一面少收钱,一面多花钱,且还要吸引私人投资者往基建上投钱。试问,钱从哪里来,谁又敢跟投?
此外,对企业而言,减税省下来的钱干什么,这既是问题,也是风险。若美实体经济投资率仍弱,利润率不高,而炒股等金融交易仍很挣钱,企业则会回购股票装点股价,其他投资者亦将尾随。减税省下的钱便会像量宽时期那样,推高金融泡沫。这样,税改不但失效,还可能成为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导火索。
总体看,美国税改方案即便在国会通过、顺利铺开,未来也需要在国内做好引导,善用这笔钱,同时与其他国家搞好国际税政协调,防止相互伤害,危及全球经济。
⑨ 美国税改以后,会不会导致全球的资金回归美国
美国税改最值得担心的,与其说是降低税率,不如说是争夺税基,即通过执行税将以往不纳税的国际交易纳入美国纳税范围,或利用税收杠杆迫使企业将生产环节留在美国境内。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尤其是流动性更强的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国际税收的协调问题变得日益严峻。国际税收漏洞使跨国企业得以疯狂避税,竞争性减税可能恶化各国政府财政状况,争夺税基则可能导致双重征税、供应链扭曲等问题。因此,税收问题已不仅是一国内政,而是需国际合作的多边问题。
⑩ 美30年来最大规模减税法案效果有限是真的吗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20日通过30年来美国最大规模减税法案。分析人士认为,减税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有限,而且部分涉及跨国企业的条款可能违反双边税收协定和国际贸易准则。
全球税基争夺或将开启
针对跨国企业的税收改革,这份法案除了推行“属地制”征税原则和对美国企业海外利润一次性征税外,还推出了税基侵蚀与反滥用税,即如果跨国企业与海外分支机构或总部的交易降低了这些企业在美国的纳税义务,美国政府将对此类交易征税。这种新税种将限制跨国企业通过此类内部交易来避税,还将阻止他们将产业或知识产权、专利等无形资产转移到其他国家。
这一条款已经招致美国贸易伙伴的反对。日前,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等欧洲五国财长联合致信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称美国减税法案的部分内容可能违反目前双边税收协定和世界贸易规则。
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克莱德·赫夫鲍尔说,税基侵蚀税将破坏当前的全球产业链,有可能引发美国贸易和投资伙伴的抗议和报复,甚至可能引发在世贸组织的诉讼。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税收的协调变得日益严峻。萨默斯表示,美国不应加入全球竞争性减税,而应成为全球税务协调的关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