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招商引资合同纠纷的原因有哪些
您好:
一、招商引资合同纠纷的原因有哪些
随着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和各地政府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大,大批招商引资项目签约建设,与之相关的合同纠纷逐渐增多,占了当前民商事案件的很大部分,研究此类纠纷的成因和特点,探讨应对这类纠纷的对策,不仅有利于此类案件的公正审理,而且有助于招商引资工作依法有序开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所谓招商引资项目,大多是由地方政府出台政策,在项目审批、用地、税收等方面给予投资者一定优惠,由投资者投资建设的项目。为更多更快地吸引投资,作为引资方的政府部门对投资项目一般没有进行全面、科学、严格的评估;对投资者大开绿灯,对其的资格要求较为宽松,表现为没有对投资者的能力进行充分的调查了解,更没有要求投资者为履行合同提供担保,就草率签订合同,仓促上马。而投资者往往希望花小钱而赚大钱,有的甚至投机取巧,想采取空手套白狼的手段,套取引资方或第三方的钱财,一旦钱到手就溜之大吉。如某地的一个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投资者通过订立转让合同套取了该项目的机械设备,通过签订借款合同获得资金,通过签订工程承包合同让工程队垫资建设,资金流向不明,项目半途搁浅,留下一个负债累累的烂摊子让引资方扛。由此可见,对投资者资格实力审查不严,不要求提供履约担保是招商引资项目合同纠纷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次,引资方不对投资方的履约情况进行跟踪监督管理也是纠纷产生的一个原因。合同签订和项目上马后撒手不管,对资金的投入和使用,工程的进度、质量、费用等情况一无所知,很容易让合同一方钻空子,抽逃财产、资金。而且,由于手中没掌握有必要的资料,一旦打起官司,则会造成举证困难。
再次,由于此类合同的一方是地方政府部门或与政府有关的部门,拥有权力资源的优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能平等对待合同的另一方,也不能站在平等的立场看待和处理纠纷,往往采取整、卡、压的方式,极易导致双方矛盾激化。即使发生了诉讼,也常常以势压人,甚至通过各种途径对法院施压,致使纠纷不能尽快得到解决,损失不断扩大。
二、如何应对纠纷
为减少和妥善解决招商引资项目合同的纠纷,笔者根据民商事案件审判实践经验,对合同的当事人提出一些建议:
1、作为地方政府部门,首先要提高法律意识和法律水平,树立依法办事的理念。在签订招商引资项目合同前,应对项目进行严格认真的评估,对投资方的经济实力和信誉等进行全面详尽的了解,选择有实力,信誉好的投资人作为合作伙伴。签订合同时,要仔细推敲合同条款,该优惠的给予优惠,该约束的要设置明确的约束条款,比如设立违约处罚、履约担保等条款,以促使双方严格履行合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要对对方履行情况进行跟踪监督,确保资金到位,不流失和不被抽逃;确保项目按质按量按时完成。
2、政府部门应摆正自己的位置。在经济交往中,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在享受合同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法律和合同规定的义务。不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合同对方当事人身上,更不可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要恪守诚信原则,不因负责人的更换而单方随意变更合同甚至毁约。
3、要正确对待和处理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各种纠纷,认识到这是经济发展中的一种正常现象。一般而言,经济越发达,经济纠纷也会越多,因而对此应冷静分析,沉着应对,采取措施积极化解矛盾,这也是领导干部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的一种体现。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了纠纷,首先应当采取协商的方式解决,实在不能协商一致时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即使到了法庭,也可在法院的主持下继续协商解决纠纷;仍不能调解解决的,要充分收集相关证据,根据事实,依据法律来主张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切不可采取违法、过激的方式,以免产相反的结果。
2.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业务活动
ICSID的宗旨和业务程序
根据《华盛顿公约》,设立中心的宗旨在于专为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投资争端提供国际解决途径,即在东道国国内司法程序之外,另设国际调解和国际仲裁程序。但“中心”本身并不直接承担调解仲裁工作,而只是为解决争端提供便利,为针对各项具体争端而分别组成的调解委员会或国际仲裁庭提供必要的条件,便于他们开展调解或仲裁工作,“中心”可以受理的争端仅限于一缔约国政府(东道国)与另一缔约国国民(外国投资者)直接因国际投资而引起的法律争端。对一些虽具有东道国国籍,但事实上却归外国投资者控制的法人,经争端双方同意,也可视同另一缔约国国民,享受“外国投资者”的同等待遇。
调解和仲裁是“中心”的两种业务程序。按《公约》规定,在调解程序中,调解员仅向当事人提出解决争端的建议,供当事人参考。而在仲裁程序中,仲裁员作出的裁决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遵守和履行裁决的各项条件。《华盛顿公约》实际上是为了保障资本输出国(多为发达国家)海外投资者的利益,它尽可能把本来属于东道国的管辖权,转移给“中心”这一国际组织。由于这一原因及其他种种原因。自“中心”成立以来,受理的业务很少。到1992 年,“中心”只受理了29 起业务。
ICSID的特点
1. 1965年华盛顿公约主要规范关于缔约国与其他缔约国国民之间关于投资争端的解决机制,不涉及实体权利义务内容。
甚至对于公约名称中“投资”一词,也有意没有定义,而留待缔约国之间通过双边投资协定(BIT)或者多边协定(MAI)解决。另外有关最惠国待遇(MFNT),透明化,货币的自由兑换,征用补偿的程序与标准等等都在这些投资协定中规定。
Salini Costruttori S.P.A.诉约旦一案的仲裁庭指出,最惠国待遇并不涵盖在投资协定中针对程序作出的规定。
2. 公约本身不构成ICSID管辖权的基础。
公约的前言部分明确指出,任何缔约国不因仅仅批准、接受、核准公约就被视为接受特定案件的管辖。
在80年代中期,几乎所有的ICSID案件的管辖权均源自缔约国与投资人之间的合同约定,而现在绝大多数的案件管辖权源于缔约国的法律规定或者缔约国之间签订的双边、多边投资协定。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就将ICSID作为争端解决途径之一。
这说明,一方面ICSID越来越多的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另一方面虽然各缔约国作为主权国家,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将特定的或者特定类型的投资争议提交或者不提交ICSID,但是对于外国投资的需求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这方面的主张。
3.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不同,ICSID的案件一般都是一方为缔约国,一方为另一缔约国的国民,而争议的内容主要涉及缔约国是否违反了保护其它缔约国的国民(投资人)的国际义务。
ICSID的仲裁庭在审理案件中特别注意区分合同请求和ICSID请求。前者为私法意义上违约救济请求,而后者则主要是指缔约国违反条约义务或者其他国际法义务。在Azinian诉墨西哥一案中,仲裁庭指出单纯违反合同的政府行为并不足以构成ICSID的诉因,只有在缔约国弃绝正义(a denial of justice),如拒不受理合法诉讼,过分的迟延,严重的欠缺公正或者显然恶意的曲解法律,从而构成违反了公正对待(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作为投资人的其他缔约国国民的国际义务(在本案中直接源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才构成ICSID的诉因。
在双边投资协定中,缔约国往往约定保证履行或者遵守投资合同,这样条款被称为伞式条款(umbrella clause)。 在SGS诉巴基斯坦一案中,原告代理人即提出根据瑞士与巴基斯坦的双边条约中的伞式条款的约定,违反个别投资合同的行为升格或者转化为违反条约的行为,然而该仲裁庭却认为,将数量众多和内容各异的合同义务,都转换为国际公法上的国家义务显然不妥当。最近(2006年4月27日)在(27 April 2006) El Paso国际能源公司诉阿根廷一案中,仲裁庭再次否定了伞式条款将合同义务升格的国际义务的主张。
4.ICSID仲裁裁决的执行机制相当有效。
这是因为一方面,不同于WTO争端解决机制,ICSID裁决主要是金钱给付问题,对于缔约国而言,兑现承诺并不难。另一方面,由于ICSID与世界银行的关系,以及各缔约国均承认该仲裁裁决的效力,金钱给付裁决的执行还是十分容易解决的。
5.ICSID并没有常设的上诉机制。
虽然公约第52条规定了废置裁定的程序,但是适用范围非常有限,仅在仲裁庭组成违法,显然超越职权,腐败,严重的背离基本程序,或者没有说明理由的情况下,才可能废置裁定。
另外,在特定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要求解释裁决或者纠正计算错误。
由于公约规定的裁决和审查程序都不是由常设的机构组成,因此,ICSID并没有形成严格的案例法,后一个仲裁庭的裁决有可能与前面的判决截然不同。例如在SGS诉菲律宾一案中,仲裁庭就依据瑞士与菲律宾签订的投资协定中的伞式条款,认为违反个别投资合同的行为就构成违反条约义务的行为。
ICSID为投资者与资本接受国的纠纷提供了独立公正的平台,有利于投资者的信心,同时也有利于资本接受国更好的吸引外资,促进国际间的资本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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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际投资争议的类型
1、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争议
(1)因东道国政府的行政管理行为而引起的争议。东道国政府依其经济主权而享有管理外国投资、管理和监督外国投资者的权利,东道国政府在行使这些权利时可能会与外国投资者发生争议,这种争议可能是由于行政机关行使职权而引起的,也可能是国家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引起的。(2)因东道国政府的立法行为而引起的争议。外国投资者还可能认为东道国政府的立法侵害其利益而引起争议,特别是东道国政府在外汇管制及税收方面的法律变化最可能引起争议,当然也可能因外国投资者违反东道国法律而发生争议。
(3)因特殊原因而引起的争议。东道国政府依其经济主权对于外国投资同样享有国有化或征收的权利。因东道国政府采取上述措施或因东道国内乱都可能会给外国投资者造成损失,因而可能会涉及对国有化措施的合法性或因损失的补偿问题而发生争议。
(4)因特许协议而引起的争议。对于东道国政府与外国投资者签订的特许协议,如果是由于对协议的解释或执行产生争议,因其不会引起关于东道国政府与外国投资者间基本关系或有关各方面全部安排和完整性的根本问题而较易解决,主要是根据契约的规定进行评判。但是如果是因东道国政府违反特许协议而产生争议,则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了。
2.外国投资企业与东道国国内其他企业之间的争议
这种争议在性质上属于东道国企业之间的争议,一般适用东道国国内法调整,因而较容易解决。
3.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投资者之间的争议
这种争议主要体现为合资或合作企业中双方的利益分配及权利之争,应依其投资契约解决。
4. PPP项目发生争议和纠纷怎么办
有约从约定从约定,没有约定从法定。
5. 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议公约有多少成员国
《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议公约》(ICSID)也称“华盛顿公约”,其宗旨是为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的投资争议提供便利。我国已经加入该公约,成为该公约的成员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朱启桢于1990年2月9日在华盛顿签署的《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
序言
考虑到为经济发展进行国际合作的需要和私人国际投资在这方面的作用;注意到各缔约国和其他缔约国的国民之间可能不时发生与这种投资有关的争端;认识到虽然此种争端通常将遵守国内法律程序,但在某些情况下,采取国际解决方法可能是适当的;特别重视提供国际调解或仲裁的便利,各缔约国和其他缔约国国民如果有此要求可以将此种争端交付国际调解或仲裁;愿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主持下建立此种便利;认识到双方同意借助此种便利将此种争端交付调解或仲裁,构成了一种有约束力的协议,该协议特别要求对调解员的任何建议给予适当考虑,对任何仲裁裁决予以遵守;宣告不能仅仅由于缔约国批准、接受或核准本公约这一事实而不经其同意就认为该缔约国具有将任何特定的争端交付调解或仲裁的义务。
6. 由私投资与政府合作项目全垫资工程违法吗
七、山西省
2019年3月22日,《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中推行施工过程结算的通知(第57号)》(以下简称《通知》)发布,从5月1日起,在房建和市政工程中推行施工过程结算。
1
施工合同工期一年(含一年)以上的房建和市政工程及其附属设施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应当实施施工过程结算。
2
发包人逾期支付进度款和竣工结算款的,除承担违约责任外,还应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
3
发包人未按规定完成施工过程结算的,不应组织竣工验收,不得投入使用;对长期拖延工程结算和拖欠工程款的发包人,有关部门不得批准新项目开工。
4
发包、承包、招标代理、监理、造价咨询(包括财政评审)等单位,因违规行为影响施工过程结算难以实施的,有关职能部门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处理结果通过山西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予以公布。
7. 我国国家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争议解决方式有哪些
有关征收国有化补偿数额的争议,协商调解不成的,双方可直接选择国际仲裁
我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对这类争议的解决方法做了约定。具体如下:(1)协商。一般限定协商期为6个月,期满协商不成的可采用其他方法,故协商是必经程序。(2)当地行政或司法救济。如协商不成,投资者可以在东道国投诉行政主管机关,或向有管辖权的法院寻求救济,在我国当地救济包括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3)国际仲裁。有关征收国有化补偿数额的争议,协商调解不成的,双方可直接选择国际仲裁。我国已成为《华盛顿公约》的成员国,可以约定提交国际中心仲裁。(4)由投资者本国出面同东道国交涉解决。这种办法是通过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将投资者同东道国的争议,提交政府间协商或仲裁解决,或通过代位求偿解决。其关键在于“协商是必经程序”。
8. 政府与企业签订招商引资协议该注意些什么法律风险
(一)政府应慎审作为招商引资合同一方的当事人
有些投资商非要把政府作为合同当事人。我们一般不主张政府作为合同的一方。理由是合同双方是平等法律关系,而政府作为市场监管的主体,所以不能成为招商引资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让投资方与使用资金方来签合同,企业对企业。外商主要顾虑政策的不稳定、投资环境的变化。政府为了谈成项目,迁就投资商有意无意的作为合同当事人的一方。政府可以就某一产业领域的发展与大型企业集团,就巨额的借贷融资项目与大型的金融机构签定宏观的框架协议,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具体项目可由职能部门去签订,去履行合同。应避免在普通的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中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政府一方面可以推介本地的项目,可以组团招商;另一方面在优化投资环境上下功夫,以此来避免政府陷入到各类纠纷的尴尬境地。
(二)政府应审慎提供保证
用政府信誉作保证,用国有资产作担保,用经营权、收费权作质押。我国法律禁止政府作为担保的主体,依照我国相关法律,行政事业单位不能在经济往来中为他人提供担保,提供的担保一般也是无效的。但无效不等于不要承担责任,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的责任不超过损失的二分之一。政府目前可行的做法是集中一些有效资产,成立投资公司或资产公司,以公司的名义为招商引资、金融借贷和融资来担保,但不能以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名义为投资商提供各种类型的担保。
(三)应特别注意避免合同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
第一是合同内容必须经过充分论证,达到权责利相一致。在解决合同权利义务失衡方面,一是要看合同的本身,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要均等,核心是:有多大的义务,必然要享有相应的权利,对方享有权利的同时,必然要承担义务;第二是注意合同与合同之间的均衡,否则必然会导致恶性竞争,破坏投资环境。
(四)注意规范优惠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首先,从法律上明确优惠的原则、权限、程序、范围和时限,尽可能用法定优惠替代行政优惠。根据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的特点,制定和完善吸引外商投资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其次,要坚决摒弃比优惠政策、比让利条件的非理性招商引资方式,以理性、科学、规范的招商方式寻求引资规模和质量上的突破,实现从税收等优惠政策走向国民待遇政策,建立选择性激励机制。特别应注意税收等优惠政策与国家经济政策导向性一致,避免为吸引外资而进行税收优惠竞争。
9. 政府投资工程结算 不得以审计部门审定为准 怎么办
是否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应当根据合同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如何认定财政评审中心出具的审核结论问题的答复》规定,财政部门对财政投资的评定审核是国家对建设单位基本建设资金的监督管理,不影响建设单位与承建单位的合同效力及履行。但是,建设合同中明确约定以财政投资的审核结论作为结算依据的,审核结论应当作为结算的依据。虽然政府投资项目需要接受审计监督,但其仅为一种行政监督管理行为。政府投资的项目工程,价款结算是否要以财政评审结论为结算依据,法律上并无统一规定,而应以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合同中明确约定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的,则以审计结论为工程价款结算依据;合同中未明确约定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的,则不以审计结论结算工程价款,双方按照合同中的价款结算原则与方法进行结算。
10. 请问这种情形下,向政府部门要求补偿我们的投入,合理吗可行吗
原创:
希望对你有用
1.建议你与甲方进行沟通。
2.不能收回原投入资金。
3.合同的性质决定乙方只是托管甲方资产。用于经营,自负盈亏。
简单明了例子:我有一部小轿车,交由租赁公司。后该车在公司经营过程中,
由于车况问题,多次送修。在末获得任何经济效益的情况下。
公司要求补偿轿车多次维修费用以及在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
油费,税费。你认为这合理吗?
简单明了的例子:你为一处文物古迹投入资金维护或者扩建,
其目的是用以经营。
你父亲公司与政府是合作关系。你父亲只有管理和经营权。
不具备一定法律地位。
景区的产权,所有权等并不属于你父亲公司。
建议你找一个好的律师,先证明旅游局等相关部门,用充分证据表明甲方并末履行合同约定。
合同中有违约责任可根据违约责任来进行保护自身权益。其次应与相关部门沟通。达成调解。(这为上策)
不知道你父亲公司在标地物移交,以及合同附件中,是否有明确的注明。
如末有,不属于合同范围内。乙方不具备管理和经营权。
是否有明确的规定。
至于消防设施这一方面的问题。在标地物移交后,就视为合同生效。
简单明了的例子:还是上面那个例子中那辆轿车,当我与租赁公司
签完租赁合同,合同中约定我必须将车维护保养检查后再交由公司经营。
(即使没有这一条款)。
由于各种原因,我将车在签定合同当天就交由公司。
并办理了相关手续。
可第二天或者第N天,租赁公司告诉我这辆车轮胎损坏。
你认为我可以接受吗?
当托管行为发生后,你父亲公司是有责任保证标的物是按照合同中双方约定的方式
进行移交的。并有责任保证托管标的物如合同的描述交由你父亲公司的。
希望我的建议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