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侵权判定

㈡ 我从网上下的一些资料(教程)刻成碟去买算不算违法,侵权行为

算

4月26日是知识产权日，所谓知识产权则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公共组织对其在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等领域内，主要基于脑力劳动创造完成的智力成果所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在我们的身边，通过脑力劳动创造完成的智力成果无处不在，我们的生活也离不开它们，但同时盗版也就有了市场。
任何未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擅自对软件进行复制、传播的行为，或以其它方式超出许可范围传播、销售和使用软件的行为，都是软件盗版行为。盗版也是侵犯了受相关知识产权法保护的软件著作权人的财产权的行为。
盗版的产品与正版相比，要便宜的多，但其质量也就要差很多，对我们也就有许多伤害。我想，这个道理大家都是懂的，所以，要拒绝盗版，就要从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从拒绝购买一张自己喜欢且便宜的盗版CD开始。
在我们身边，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除了使用、传播盗版产品，还有出售、购买有害出版物

版权、版权的异化及盗版

被某些中国人奉为神明的比尔·盖茨曾经就中国的盗版问题说过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中国人喜欢偷，如果他们偷，我们希望他们偷微软的产品。

这段话充分暴露的西方垄断资本家妖魔化中国的嘴脸，是对中国广大计算机用户乃至中国人民的污蔑，是一块试图掩盖西方国家借助知识霸权压榨第三世界人民的遮羞布。在这里，比尔·盖茨使用了这样一个三段论的推理：大前提：盗版就是偷

小前提：中国人喜欢盗版

结论：中国人喜欢偷

我认为，比尔·盖茨的大前提与小前提都是错误的，因而结论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以下试从版权的本质、版权的异化以及盗版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分析中国存在的盗版现象。

一、何为版权？

关于版权。《辞海》（1989年版第1666页）对版权是这样定义的——亦称“著作权”、“作者权”。一般指作者依法对其创作的作品享有的某种独占权利。“版权”一词源出英文“right”，意即“抄录、复制”之权。各国因法律和传统不同，对版权的解释亦不相同。一般认为，版权是一种民事权利，作为法律概念是一种法律权利，又是一种所有权，主要表现为作者对其作品使用的支配权和享受报酬权，包括身份权、署名权、发表权、作品完整性权、复制权、传播权、演绎权和享受报酬权等。

由此我们看到，版权事实上是由以下四个要素组成的：身份权、处置权、作品完整性权、获益权。（一）身份权

所谓身份权，就是作者作为作品创造者的身份不容替代的权利。这才是最本质意义上的版权。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个人从事文化、艺术创作也好，科学研究与发明也好，他首先希望的就是自己的名字能同作品一起让别人知道。

《圣经》的开篇《创世纪》第一句话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这表明上帝向人类昭示的第一个真理就是他是世界的创造者，或者说他对这个世界拥有“版权”。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直截了当的说出了他写《史记》的目的，就是要个名分。这个名分至关重要。可以说，如果人类社会不认可这个身份权，世界上绝大多数名著巨作都不会存在了！

当然这种身份权不仅使用于个体，也适用于集体。我们不知道《摩诃婆罗多》的确切作者是谁，但承认他是印度史诗；我们也不知道《茉莉花》是谁首先唱的，但认定它是江苏民歌。

身份权是唯一的、独享的，不可转让和继承的。

由身份权派生出署名权，署名权是对身份权的确认和肯定。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某某与某某为某个作品的署名权打得不可开交而对簿公堂。这种“打”是正确的，是值得鼓励的！

（二）处置权

一部作品的名分确定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置的问题。是传诸后世，还是放诸名山，是由人传抄、复制，还是传子不传女，这也是作者的一项权利。

与身份权不同，处置权可以转让，也可以继承。清代著名的“吕留良案”，康熙写了一本为自己辩护的《大义觉迷录》，颁发全国。康熙死后，这本书就给禁掉了，流传民间的大都被收缴焚毁。这是康熙的后代在行使他们的处置权。

当然处置权是受社会历史条件限制的，因而不是最基本的版权。《金瓶梅》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整的发表权；老子过涵谷关，被令尹拦下，想不发表《道德经》都难。

（三）作品完整权

作品的完整权首先要求作品不被篡改，其次要求作品不被增删。作品不容篡改是一项基本版权，也是古今中外保护得比较好的，但不被增删就难了。因此我们应当这样理解完整权：就是作品的主题在本质上未受到他人改动。

所以我们说，尽管《红楼梦》的后四十回是高鄂所续，《白鹿原》被编辑删节修改过，曹雪芹和陈忠实的版权并未因此而受到侵害。

（四）受益权

这也是最基本的版权。作者因他的作品或者得到直接的物质报酬，或者扬名，或者其内容被人接受，或者将来获得上述好处，对于作者来说都可以算做获益。

《金刚经》的作者（佛教集体）虽然没有得到稿费，却宣传了教义；施耐庵也没有住上中央电视台为剧组安排的宾馆，但也流芳百世。他们都拥有获益权。当然如果象某些大师那样，既宣传了“大法”，又拥有绿卡、豪宅，那当然更是获益匪浅了。

二、盗版侵犯了软件商哪项权利？

几乎国内外的软件厂商都认为，目前在中国盛行的盗版现象，对他们的利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而事实究竟怎么样呢？通过以上的正本清源，我们明白了版权的四个要素。那我们以微软为主逐一做一分析。

（一）先说身份权。我们可以说软件盗版对于微软的身份权没有丝毫的损害。因为无论是盗版的Windows也好，Office也好，盗版的生产、经营、使用者都承认那是微软的产品，许多盗版软件甚至还复制了正版的包装。从来没听说有人在Win98后面注上“巨硬公司出品”。

（二）处置权。软件盗版对微软的发表权没有侵害。没有哪个人在中关村卖Windows 2500，因为微软还没有发布。如果说有所侵害的话，那就是盗版商无视了微软对其产品的复制权。但复制权算不算一种基本版权呢？我认为不算。因为作为知识产品，只要允许公开发布同时可以复制，它事实上就不应当禁止别人再去复制它。举个例子，假如说Windows 是比尔·盖茨家传秘籍，规定除了传给小盖茨外不给别人，那么他人复制Windows 是不合理的，否则，就是合理的。

（三）作品完整权。盗版软件没有对微软的产品在本质上进行篡改，所以微软也不存在作品完整性被侵害的问题。

（四）受益权。毫无疑问微软是盗版的极大受益者。微软的Windows 操作系统垄断了中文操作系统平台，靠得是什么？是无数经营者和个人用户的盗版！WORD击败久富盛名的国产软件，靠得是什么？也是盗版！可以说，在中国没有盗版就没有微软的今天。

那么其他的软件公司有没有从软件盗版中受益呢？同样有！盗版提高了被盗版软件的知名度，这是“名”上的收益；消费者通过使用盗版相信某某软件是好的，这是“教义”上的收益；盗版软件促进了正版软件的销售，这是“报酬”上的收益。

盗版软件怎么会促进正版软件的销售呢？且听我分析。软件的发售无非有两个途径：一是零售，二是预装。所谓预装就是软件商直接把软件卖给电脑制造商，由其安装在电脑里。制造商向谁收钱？羊毛不会出在驴身上，到头来还是最终用户掏腰包。

我们知道，软件不是一般的产品，使用它们是需要有个熟悉的过程、需要训练的。我王佩编写了一个作图软件PhotoMarket5.0，准备预装到联想电脑里，每台电脑多收你800元，你愿意吗？你当然不会同意。因为你从没有听说过有王佩这个名字，也没有用过他的产品。但被盗版过的软件就不同了。以生产图形和多媒体软件闻名的ADOBE公司就可以把Photo Deluxe 预装进电脑，而不怕没人买。为什么？因为稍微用过电脑的人都知道有个PhotoShop。他们产品何以家喻户晓？盗版使然也。

另外，盗版不仅促进了预装销售，还促进了零售。因为能够消费得起的社团或个人还是喜欢买正版的。正版软件的好处不用商业软件联盟宣传大家也心知肚明。它们的安全性更高，可以获得技术支持。还有一点相信大家也同意，手拿正版软件同拿一张盗版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消费者为什么下决心买你的正版软件而不是别人的？原因我在上面已经论述过了。

既然这样说，为什么中国人不买正版呢？还有人问，盗版确实使软件商少收入了很多钱啊，这难道不是对版权的侵害吗？这两个问题，我将在下面论述。

三、版权观念的异化

现代的知识产权观念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它带着深刻的资本主义的烙印。

资本家为了攫取高额利润和剩余价值，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对知识产品进行垄断和控制：（一）将人类已有的文明成果霸占为己有；（二）对知识产品进行不合理定价；（三）无限扩大了版权的概念。我们以下分别论述。

（一）资本家将人类已有的文明成果霸占为己有。现代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的历经几千年无数代人民努力奋斗而积累起来的。但资产阶级无视这一常识，将这些文明成果统统据为私有并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机器使这种强取豪夺合法化。

最典型的例子是《圣经》。美国是个号称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在其货币上赫然印着“我们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圣经》据说是美国销量最大的图书。美国信徒使用的《圣经》一般有两个版本，一个是16世纪英国詹姆斯一世翻译的“钦定詹姆斯版”King James Version），由于使用比较古老英语，美国人在此基础上用现代英语编写了“新美国标准版圣经”（New America Standard Bible）。但就在每本“新美国标准版圣经”上赫然印着：“版权归Foundation Publications,Inc.公司所有”字样。美国的牧师在其著作和讲章中都无一例外地注明“引自《新美国标准版圣经》，版权已获许可”。这简直是莫大的讽刺！根据《圣经》里的说法，《圣经》是上帝通过先知启示给人类的真理。按历史书的说法，他是希伯人、犹太人的作品，无论哪种情况，也轮不到美国人声明版权！你可能说，美国人做了翻译和改写工作呀。我说这就是对版权的无限扩大化！是一种霸占和强取！难道因为我在北大荒犁过地，那里的地就归我所有吗？《圣经》就是那块地，编译的人不过是犁地的。

在计算机行业这是这样。从机器语言到汇编语言到C 语言到各种应用软件，哪个不是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的。我们还要拿微软举例子：微软的Windows借鉴（或者用比尔·盖茨喜欢的一个词--偷）了多少Macintosh？IE浏览器借鉴了多少Netscape？这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的事了。

到底是谁在盗窃？谁在偷？谁在拦路抢劫？

（二）资本家对知识产品进行不合理定价。

根据《商业周刊》的统计，微软公司1999年的市值为4072.2亿美元，居全球1000家之首。微软为什么能短时间内聚敛这么巨大的财富？迷信知识经济的人会说这是知识产生的价值。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即使微软拥有100个爱迪生、高斯、爱因斯坦，它也没有理由创造这么多价值。微软的财富是依靠其垄断地位从美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身上剥削来的；ADOBE 公司的财富也是依靠它在图形软件方面的垄断地位获取的。

我们知道，一项软件产品的定价应当是成本加合理的利润率。软件的成本是那些呢？无非包括软件开发费用、管理费用、市场、广告、销售费用、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办公等费用。这些费用加起来能有多少呢？肯定比4072.2亿美元少得多吧。剩下的是什么？是超额利润。比尔·盖茨的个人资产不下4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资本家。凭的是什么？无非是对全球千万微软产品用户的剥削（当然这种剥削将最终转嫁到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头上）。

有人可能要说，微软的开发费用很高的，微软的员工的收入高，普普通通的一个软件员就是一个百万富翁。这并不能为微软辩护，这只说明一点，微软的软件员也是资本家，他们共同参与了对全球用户的剥削。由此联想到一位中国信息产业的元老鼓吹的让北大出100个百万富翁的说法，不能不让人感到知识资本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毒害之深。

一个软件到底定价多少才算合理呢？我不准备在这里展开细致的讨论。请大家注意一个现象，最近金山公司正在搞一个“红色风暴”活动，《金山词霸2000》的定价才28元（原本计划卖168元），由此可见，软件定价的伸缩幅度是很大的。

更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软件商不能用在其国内软件的定价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知识产品作为一种存在巨额利润的特殊产品，其成本早在发达国家收回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是发达国家掠夺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所造成的。发达国家有义务以适合发展中国家当地购买力的价格出售其知识产品。

（三）资本家无限扩大了版权的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将版权的概念无限扩大化。如上面关于《美国标准版圣经》的例子中提到的，资本家眼里的版权不但含盖了原创的作品，而且将对他人作品的轻微改编、改造也算在版权保护之列。这是极其不合理的。

资本家同时将对版权的非本质损害也算做侵犯版权，并使用其掌握的政治、经济工具加以干涉。

尤其变本加厉的是，以微软为首的资本家还提出了“每户授权”的概念。所谓“每户授权”就是指假如我有100台电脑，如果我准备安装Windows操作系统，我必须购买100个Windows“许可证”。这简直是毫无天理了。

（四）将对知识产品的合理使用诬为盗窃。摩西十诫第八条规定：“不可偷窃”，这里指的是实实在在的盗窃。但西方垄断资本家将对知识产品的合理使用诬为偷窃，并统称为“盗版”。

诚如我们以上所分析的，真正意义上盗版只有四种：一、窃取或篡改版权人的身份权；二、未经版权人许可而处置作品；三、篡改作品的完整性；四、剥夺版权人的受益权。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使用非正版软件并未侵害版权人上述四项权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盗版，不是偷窃；以赢利为目的复制、销售版权人的作品可能侵犯到版权人的处置权和受益权，但也应当具体分析。这就要分析版权人单方面为自己规定的处置权和受益权是否合理？

四、盗版问题及我们的策略

无可否认，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标准衡量，我国存在比较普遍的盗版问题。但如同我们以上分析的，虽然我们使用盗版，我们并不理亏。真正应当理亏的是那些疯狂剥削人民的知识资本家。所以在盗版与反盗版问题上，我们一定不能向这些国家缴械投降。

然而斗争又要讲究策略。我国正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合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对待版权问题上，一定要慎重，同资本家的斗争也要“有理、有利、有节”。因此我们应当采取以下策略。

（一）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分析对待版权问题。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接受资本主义的知识产权体系。

（二）利用国际讲坛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知识领域的垄断和剥削进行揭露和斗争。

（三）利用我国的《价格法》等相关法律对以微软为代表的国外软件公司进行价格听证，依法促使其制定合理的与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相适应的软件价格。

（四）抓住契机，利用对我方有利的事件迫使知识资本家让步。比如Intel PIII处理器以及Win98存在的安全漏洞问题，都可以成为我们合理斗争的砝码。

（五）大力扶植国内软件生产厂商，在政策上给予倾斜。例如政府在采购办公用软件时应当优先考虑WPS2000等国产软件。

（六）在盗版问题上，区别对待实质损害和一般损害问题，区别制造、经销和使用三个不同的环节。对未造成实质损害的盗版问题，不予深究；对制造者和经销可以根据实际的实质性损害进行一定的制裁，对使用者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都不应处罚。

（七）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教育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使他们认清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人民的本质。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每个人责任心和使命感。号召广大知识分子为我国信息产业的振兴奋斗。

㈢ 关于《白鹿原》的文化立场

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能够反映那一时期小说艺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把这部作品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格局里考量，无论就其思想容量还是就其审美境界而言，都有其独特的、无可取代的地位。即使与当代世界小说创作中的那些著名作品比，《白鹿原》也应该说是独标一帜的。因此，早就该有一本关于它的评论专集出版了。
一

好的作品，是经得起反复阅读，反复评论的，包括否定性的批评。早在1993年《白鹿原》问世之初，就好评如潮，不仅评论界以一种显然久违了的热情表示了肯定与称赞，而且广大读者争相购买、传阅、议论，新闻媒体也好不容易找到了做文章的题目，一时间形成了所谓“陕军东征”的热门话题。当然，也存在着争议，有些不同看法，这本来是很正常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一本《白鹿原》评论集，我以为无论对读者领略这部作品的深层意蕴，对研究者作进一步的探讨，抑或对作家本人，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我举双手赞成。因此，当这本评论集经过先后几位论者多方搜求并最终由李建军编定时，何启治先生打电话给我，命我作序，我便欣然允诺，虽然自分能力有限。

我是在《白鹿原》刚刚刊行问世时就仔细读过这部作品的，作者的笔力和作品的凝重、苍茫，令我折服，让我震惊，一时思绪浪涌，兴感云屯。直觉告诉我，在秦地的柳青、杜鹏程这些当代小说大师之后，陈忠实攀上了一个新的制高点，他同时也大大超越了自己的同辈作家。然而我至今没有写过一篇《白鹿原》的评论，只在北京关于这部作品的研讨会上做过一次不长的发言，另外在一篇关于文学鉴赏的地域文化因素的论文和一篇叫做《“陕军东征”之我见》的文章里作为个例，有所涉及。所以如此，一是我想让自己初读后的纷繁思絮和激越情怀沉淀沉淀；二是在稍长一点的时段里印证自己最初的那些直觉，它们也同样需要接受时间的检验与磨洗。新近，为了写这篇序言，我又重读了《白鹿原》，感觉依旧新颖。那厚重而又极具表现力的语言，那细致而又洗练到让人难以忘怀的细节，那一个个命运独特而又个性突出的人物性格以及他们的命运，那整体的浑厚、苍凉而又深邃得颇带神秘感的地域文化特色，还有那血泪交流、悲剧交叠的沉重的历史氛围，等等，都仍然引我遐思，让我感喟。我坚信它有恒久的艺术魅力，虽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评论，我仍然觉得有话可说，我应该相信自己初读时的直觉。

二

收在这本评论集中的文章，有许多在初发表时我就在有关报刊上读过，还有相当一些，过去不曾读过。无论以前是否曾经寓目，这次写序，我都把入选的文字，从头到尾，逐篇读过，并且做了笔记。读完这些评论之后，我有这样一些突出感受：其一，《白鹿原》以其丰厚的内蕴，包括思想的、文化的、政治的、伦理的、社会历史的，民俗风习的、人情人性的等等，还有相当成熟的艺术技巧，包括结构、叙述、语言运用等等，为批评家们提供了评说的对象，供他们开掘、阐释、发挥。评说的角度是多方位、多层次、多侧面的，同时也是深入肌理的。这说明《白鹿原》是经得起批评的，它没有被有分量的批评压碎，而是在这些批评中更见光华。其二，这本评论集中所收的文章，并非《白鹿原》评论的全部，而是选收。尽管水平互见参差，但多数言之有物，持之有故，足备一家之说，能够从中见出九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具体作品的评论上所可能达到的境界。其三，可以明显看出，虽然评论对象是同一个《白鹿原》，但批评家的个性差异是相当大的，各人的才性、气质、行文风格自不必说，就是批评观念，批评方法，批评标准也相当不同，因而就在总体上形成了一种的多元互补的评论格局。这种格局，恰好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多元大格局在一部具体作品评论中的缩微展示，可以以小见大。其四，，《白鹿原》是很难说尽的，尽管这个集子选收了四十余篇评论和阐释文章，但还有一些重要的方面，没有涉及到，或虽有涉及却缺乏必要的深度和力度。这说明，对《白鹿原》的研究，还大有可以深入的余地和可以拓展的空间。其五，《白鹿原》的接受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它的艺术审美价值，文化历史价值和思想认知价值的基本上被承认，它的终于能在上一世纪中国长篇艺术精品长廊里占有一个公认的位置，广大读者的欢迎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但出版社的力荐，评论界的卓有见地的阐释与评价，则尤其功不可没。

收在本书中的首篇评论是雷达的《废墟上的精魂》。这篇文字，理路沉雄劲锐，穿透力极好，写得华滋勃郁，情文并茂，且论证分析，多有独到见地，能够发人所未发，见人所难见，可以说是第一篇给了《白鹿原》以系统全面的准确评价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仅以其准确的评价，对于一般读者的阅读，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许多见解至今未被超越，而且相当真实地记录了批评主体在欣赏作品时所体验到的巨大的震撼和魅力。好的评论文章，当然能够从中见出对批评对象的准确把握，但这也同时未始不可以从中见出批评家本人的学力，阅历，眼光和识断。《废墟上的精魂》正是如此。职业的评论家，固然有一双特别挑剔的眼睛，但如果遇到好的作品，总会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并且会在这一兴奋中迅速建立起与作家作品的交流关系，激活自己相对应的知识积累和人生体验，形成共鸣和共振，于是万途竞萌，灵感纷至沓来，秉笔而书，便有了好的批评文字。我敢断言，雷达的《白鹿原》论正是在类似于这样的昂奋状态下形诸笔墨的。评论的水平，不是评论对象的水平，而是评论家的水平，也就是说敏锐地捕捉对象和准确地把握对象的能力，正足以见出评论家的实力。在我所读过的雷达的作家品论中，这篇《废墟上的精魂》是很有代表性的，属于他的上乘之作。正是《白鹿原》的成功和出现，为如雷达这样颇具实力的评论家们提供了对象，提供了驰骋才思的空间。这样，我们便在《白鹿原》的评论中，看到了当代中国几代批评家的一次小小的汇集，一次实力和水平的展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果说，《白鹿原》能够反映九十年代我国文学创作所达到的水平，那么，围绕《白鹿原》而形成的这道评论的风景线，也能够反映我国当代文学批评所达到的水平。

三

朱寨称《白鹿原》为“扛鼎之作”。鼎乃国之重器，扛鼎，誉其举重的神力。朱寨是当代文学批评界公认为德高望重的前辈，他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参照，因而，他的这个评价就颇具权威性。其实，绝大多数有关《白鹿原》的精彩评论，只要说到点子上，触及要害处，都无不证明了他的上述论断。

世纪之末，中国的文化思想有一股反思的潮流，其反思的对象以中华民族的百年历史行程为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军事、道德、学术等几乎所有社会生活的领域，但反思的主体始终是以知识界，即我们这个民族专司思考的群体，为骨干，为中坚的。这股反思的潮流，初起于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不久。就是说，它是被一场持续十年的人为的浩劫提上日程的。当其初起之时，是以接续伤痕文学并很快漫卷文坛的“反思文学”为先导的。到八十年代中期，这种反思开始突破纯政治的眼界，有了更多的文化方面的探究与扣问，甚至出现了相当自觉的文化传统的溯源，这就在文学潮流上衍变出了名噪一时的“文化寻根”小说。进入九十年代，由于历史发展的某些特殊的条件，再加上新旧世纪之交面临的种种机遇和挑战，以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回顾与前瞻的心理趋向，知识界的反思，逐步向更广阔的学术领域扩展，而文学的反思，也仿佛是总结了、综合了七十年代反思文学和八十年代“文化寻根”小说的成果，向更深邃、更幽微的历史生活的层面突进了。《白鹿原》就是这一反思潮流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单以小说而论，在它之前面世的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在它之后面世的王蒙的“季节系列”，刘心武的《四牌楼》，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李佩甫的《羊的门》等，都具有明显的反思性质。反思，必然要变换角度，变换评价的观念和标准，不可能完全站在事情发生的当时的立场上。就时间的跨度而言，《白鹿原》的主要故事都发生在上一世纪的前五十年，只有少数地方提到六十年代的“文革”。类似的题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等，都涉及过。但《白鹿原》写出了新意。它虽然仍有政治的视角，但却不再拘泥于原先的政治框架和僵化观念，而且超越了事件发生当时狭隘的党派意识。更重要的是作家有了更为开阔的大文化的视野，在这样的视野之下，许多过去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东西，充实到艺术的画卷中来了，许多过去根本不可能看到的那些深隐的，乃至多少显得神秘的层面、因素和意义，终于开掘出来了。在我看来，这就是《白鹿原》能够给人以震撼，让人耳目一新的重要原因了。“扛鼎”之议，首先与此有关。因此，许多有眼光的评论家，都注意到了《白鹿原》的这种变换角度的反思的特点。雷达为了说明这一点，还专门把《白鹿原》和《艳阳天》作了对照的分析和评论。指出浩然因为事事、处处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挂钩，而“不知遗漏了多少文化意蕴和精神空间”。王仲生《民族秘史的扣询和构筑》，洋洋万言，更是把反思作为自己展开全部论述的一个基本支点。王仲生既然把反思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上来对待，他就不能不首先着眼于创作主体的分析。他认为，作家是站在一个现代的立足点上来进行反思的，处于这一反思的中心的，始终是人的命运。这样，他就从《白鹿原》叙事中捕捉到了更为根本、更为要害的民族生存问题。在他看来，民族生存问题的思考与探究，既是《白鹿原》反思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点。而王仲生也正是从“民族生存的历史反思”，“民族生存的文化反思”，“民族生存的生命反思”这样三个不同的角度，支撑起他解读《白鹿原》的理性架构。评论家在这里既评价着作家的反思，同时也是伴随作家而进行着他自己的反思。评论家的这种由反思而引致的反思，虽说是在作家反思的延长线上，却相互发明，起着一种放大原作品的反思的作用。

关于反思，王仲生还说，陈忠实不是听从既定的结论，并从这结论出发，预设框架，而是立足于自己对生活的解读和反思。其实不止王仲生，其他批评家都是从反思的角度，读出了《白鹿原》的新意，找到自己的兴奋点的。李星的评论文章题为《世纪末的回眸》，回眸，也就是反思。文学的反思，当然离不开理性之光的透析与烛照，但它是审美的，而非论理的。它体现在作家所创造的有血有肉的历史画卷中，渗透于活动在这幅画卷里的一个一个非常具体的人物的命运中，性格中，心理活动和外部行动中。因此，批评家也像一般读者一样，在《白鹿原》中首先看到的是作家笔下的人物及其命运，而反思的性质及意义，则是从对人物性格及其命运的解析中读出的。比如李星就从陈忠实的同时也可以说是他自己的“世纪回眸”中读出了“白嘉轩就是几千年中国宗法封建文化所造就的一个人格的典型”；读出了“白嘉轩是陈忠实贡献于中国和世界的中国家族文化的最后一位族长，也是最后一个男子汉。在他身上包容了伟大的中国文化传统全部的价值——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确实，白嘉轩是读者翻开《白鹿原》所碰到的第一个人物，也很可能是读完《白鹿原》给他留下难忘印象的第一个人物。雷达的感受与李星接近，他说白嘉轩实际上是作者要写的人格神，他看出了这个人物身上传统文化的积淀，更看出了人物身上的悲剧性的矛盾。

揭示出白嘉轩性格和命运在百年历史行程中的深层矛盾，就会很自然地触及作家自身的文化立场，所以雷达说：“我始终认为，陈忠实《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这是一个表述得很深刻的见解，用这样的眼光分析与评价除白嘉轩以外的其他写得有特色、见光彩的人物，如田小娥、黑娃、鹿子霖、朱先生、冷先生、鹿三等，也都无不切合。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呢？我以为，作家文化价值取向上的这一矛盾不是凭空产生的，既有其历史的根据，更有其现实的根据。从历史的根据来看，陈忠实在《白鹿原》里面对的是二十世纪前半世纪的历史生活，而他的立足点却站在世纪之末。这就是说，实写的前五十年是包含了后五十年历史生活的参照和文化观念的演进的。如果前推五十年，在前半个世纪刚结束时，《白鹿原》这样的作品，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整个二十世纪，都是中华民族从宗法的封建专制的农耕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转折期，过渡期。在这段时间内，社会现实中充满了新与旧的冲突。一方面是产生于农耕社会的传统文化在外来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不可避免的解体，另一方面又是这种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遗产的顽强存在。但它的必然走向没落的命运，却也是注定了的，无法挽回的。不过，一种古老文明的走向没落和解体，是因为它在总体上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并不是说它已经没有了任何带有某种恒久性的可供后来者吸收与借鉴的因素。然而，在非常具体的冲突中，对立的双方都容易取一种极端的、绝对的态度。以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为例，它既有如“五四”运动的主将们所判定的“礼教吃人”的一面，也有如在“仁义白鹿村”的族长白嘉轩身上表现出来的被朱寨称为“忠诚刚烈坚毅直朴的灵光神韵”。以个人品格而论，他、朱先生、鹿三，都有许多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应该被肯定的东西。文学的反思，是从历史实际出发的，不是从抽象的政治或文化理念出发的，而历史本身就充满了矛盾，怎么能指望作家的观念变成单一的无矛盾的呢？《白鹿原》的力量，恰恰在于它非常真实地提供了像生活本身一样充满了矛盾的历史画卷，它的这种矛盾性和复杂性，就使得不同的读者，不同的批评家，可以对它进行多方面的解读。

四

在陈忠实的《白鹿原》里，这道亿万斯年就一直耸立于灞水水滨，展延于终南山下的古原，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是白、鹿两大家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是寄托了作家某种象征性意蕴的载体，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象征。

在作品中，作家叙述过关于白鹿的渺远的传说。传说是美丽的，迷人的，有几分神秘，甚至与作家的人格理想相表里，贯穿于作品之中。李建军在《一部令人震撼的民族秘史》中，专门对白鹿意象的象征意义进行了解读，认为这个象征增加了作品的诗意。他还把陈忠实的白鹿意象与艾特玛托夫笔下的白鹿意象作了对照，并且联想到历代帝王的鹿苑和所谓“中原逐鹿”之类进行了发挥，是很能见出一种学术想象力的神采的。白鹿原作为一个具体的地理存在，有其临水的高岸，上部平舒逶迤的地貌，渐次抬升以至终南山麓，这个地理的存在比白鹿的传说，白鹿原的得名，都要远为长久得多。但白鹿的传说是一种文化，因而古原之以白鹿为名，也就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的性质了。当然，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或象征，白鹿原包含的不只是白鹿意象这一点，更重要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在其全部活动中所形成的传统、习俗、心理、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等等。

现在看来，有关《白鹿原》的评论，绝大多数都采取了文化的视角，着重于开掘这部作品所包蕴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质素，在这方面也确有不少相当精到的见地。然而，《白鹿原》提供的并非一种泛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的画卷，而是有非常具体的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画卷。相当一批评论家的评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有所论列。

那么，浓郁而又深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在《白鹿原》中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首先，来自作家处理的这个特殊的题材，来自他在作品中所描写的物象。以环境而论，包括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也包括风声习气、歌谣礼俗等，这些，评论家们显然都注意到了。但是，对于如小说这样的长篇叙事性作品来说，更重要的是与人物的性格有关，而这一点，如果不说是空白，至少评论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与阐释。不少评论只是一般地说到地域文化品格，而落实到具体人物性格的分析上就常常语焉不详了。其实，在《白鹿原》的人物画廊里，如主要人物白嘉轩，智者朱先生，长工鹿三和他的儿子土匪黑娃，医人冷先生，甚至刚烈而又苦命的田小娥，都无不可以作地域文化角度的深入解析。在这些人物中，朱先生似乎是最容易从地域文化角度阐释的人物了。一是他有文化人的身份，是白嘉轩以至黑娃等人物的精神导师，在人们心目中扮演着真正的教父角色；二是作家明确提出了他作为关学传人的学者素养和知识背景。王仲生在分析这个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和文化价值时，除了对其作为从封建时代末世转入半封建时代的乡村知识分子的一般情况作了必要的论说外，还对这位半是智者，半是圣人的老夫子的关学背景提了几笔。王仲生追溯到宋代关学鼻祖张载，强调了关学重实践，重经世致用的传统，这是很对的，增加了解读这一人物的文化维度和学术维度。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关学重实学，而未沉溺于后来理学家空谈心性的泥淖，本身就需要解释，需要说明。以张载而论，他固然重实学，重经世致用，但也有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古倾向。从重实学、重经世致用上看，其道统乃儒者的积极人世观念。然而，关学作为一个产生于周秦故地的儒学学派来说，传统儒者的道统，并不是它的唯一的思想资源。白鹿原地处周秦故地的腹部，这一带地方是华夏辉煌的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和摇篮，同时，也是这一文明在其发展的鼎盛期的中心。这一带地处北国，水深土厚，属大陆型气候，雨量并不丰沛，生产条件相对艰苦，因而自古以来民风淳厚、尚实，这一点在文学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这只要对比一下《诗经》中的秦风、豳风与产生南国的《楚辞》，就看得相当清楚了。正因为这种尚实的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所以不仅张载如此，而且在始于张载的关学学统中，这一特点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以明清之际被康熙帝玄烨誉为“关中大儒”的二曲先生李yóng＠①为例，他也是以重实学、重经世致用而流誉当世的。早年颇为重视各项实际学问，著述甚丰。晚年闭门谢客，反身自修，主“悔过自新”之说，仅与流寓关中的大学者顾炎武过从密切，而顾的学问，也以尚实为特色。周秦故地孕育出来的尚实的传统，不仅在关学中获得了它的辉煌的学术体现，而且通过关学的传统，强化着这一地域本来就有的民间的尚实文化传统。自金入元的大学者、诗人元好问说：“关中风土完厚，民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其着眼点就不只是关学，而更看重的是“秦汉之旧”，在朱先生身上，如果说这种尚实的特点，由于作者对他的理想化的，有时甚至是半仙半道的艺术处理，而不无飘逸之处的话，那么，白嘉轩则表现得尤其分明。

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它的存在，一但形成一种传统，其对于人的性格、心理，乃至思想、学术的影响与熏染，都是巨大的。它不仅能从生长于此地的普通人身上见出，而且在这里的文化人的身上，作家艺术家的身上也有相当典型的表现。单就创作方法来说，始自柳青，到路遥、陈忠实两位茅盾文学奖得主的深厚的现实主义血脉，其形成和传续的因素可能很多，然而，谁也无法否认尚实的地域文化要素承传的事实。不仅如此，从更广的学术文化的历史承传来看，昆山顾炎武，西游秦中，晚年定居关中华阴，他的学问当然不能简单地以关学概括，但他借鉴关学以形成其经世致用的特点，也是无法否定的事实。

其次，作品的地域文化风貌更来自于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自身。小说，作为作家审美创造的产物，虚构的产物，必然会打上他自己的精神印记。陈忠实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生于白鹿原，长于白鹿原，几十年工作在这里，学习在这里，连《白鹿原》的写作，也躲开了喧嚣的西安城，是在他白鹿原坡下的农村家里干的。退一步讲，即使这作品在西安市区建国路71号的作协大院里写，也还是在包容了白鹿原在内的三秦地域文化的中心地带。直到作品写出时的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段里，他所受到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和濡染，都是在三秦文化的具体形态下进行的，即使接受他民族、他地域文化的影响，也都或在三秦文化的参照下，或以三秦文化为框架、为视角。因此，三秦地域文化对他的习染，至少不在例如白嘉轩、乃至朱先生之下。为了写这部小说，陈忠实甚至非常认真地研究过分割辖管白鹿原的三县县志。而县志，在中国传统的史志类图书中是最典型的地域文化著作。

研究和评论《白鹿原》的地域文化特点，如果不对创作主体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许多问题都很难最终说清楚，现在看来，这一点恰恰在《白鹿原》的评论中几近于空白。刘勰《文心雕龙》上有“觇文辄见其心”，“披文以入情”的话。这里的“心”和“情”，指的都是创作主体的主观方面。在这本评论集中，除了陈忠实谈到他自己创作《白鹿原》的体会时所作的一部分说明，除了李下叔《捡几片岁月的叶子》提供的少量情况，很少有人通过作品的分析与论证，细致地剖析过作家的心灵历程。批评家们看到的主要是民族文化的历史，即使沿着作者摘引于卷首的巴尔扎克“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方向寻绎、发挥，也多着眼于作品提供的外在的艺术画卷，而很少论及这帧所谓“民族的秘史”，其实也同时就是一部被外化了的作家自己心灵的秘史。照我看来，这也许是《白鹿原》研究大可以开拓的一个领域。

五

尽管《白鹿原》的评论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的和空白的方面，但读完这些评论，我们仍然不能不惊叹于这部作品竟然能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和如此大的艺术空间，供给操各种枪法的批评家们去评说，去发挥，去驰骋他们的才思。同时许多批评家也能够把他们的批评方法发挥到相当高的水平。

不少批评家谈到了《白鹿原》的史诗特点。史诗作为一种类型的长篇小说的质素和特点，至少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史，一个是诗。评论家们论评《白鹿原》的史诗品格，其实更多的是着眼于史，而在诗的方面则开掘和发挥得很不够。例如白烨的《史志意蕴·史诗风格》，在抓住史诗一点上做文章，是很可取的，但一是讲“史”多，而基本未涉及“志”，讲史，亦更多涉及百年的政治纠葛，至于“史诗”之“诗”，则作为风格，一笔带过，其实在这里是大有文章可做的。畅广元在与屈雅君、李凌泽的对话《负重的民族秘史》里很赞赏作家“秉笔直书的史家心态”，说“陈忠实放胆写了白灵蒙冤，黑娃屈死，白孝文得逞，把宗法制下小生产者为主要构成因子的革命所带来的历史局限，作为历史的真实活脱脱地呈现给作为读者的后来人，令其品味昨日，审度今朝，透析明天”。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深刻而又犀利的判断。然而陈忠实《白鹿原》的重史，自觉地追求诗史效应，就关中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传统来说，其实是渊源有目的。周秦故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不仅有距今七、八千年的姜寨文化遗址，半坡文化遗址，而且有更早的“蓝田猿人”头骨石和稍晚的“大荔人”头骨化石出土。在汉民族的早期历史上，虽然没有出现类似于荷马史诗那样的文学形态，但并非没有自己的史诗，《诗经》中的《公刘》、《绵》等叙述周祖先的传说和历史的篇什，至少是带有史诗性质的。而这些诗的产生地，正好在关中一带。重视史，是华夏民族的重要传统，顾准把这种文化称为“史官文化”，虽更多地着眼于它的负面，但却抓住了重史这个不争的事实。先秦典籍中的《尚书》，在唐刘知几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中，被列为“记言”之史。它的被韩愈在《进学解》里形容为“佶屈聱牙”的“周诰殷盘”，显然早于孔子因鲁史而作的编年《春秋》。周《诰》之类，就产生在以关中为中心的周地。史的传统，到两汉达到了它的辉煌期。它的两个代表人物，西汉的司马迁和东汉的班固，都是关中人。一在左冯羽，一在右扶风。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太史公书》），还有他的伟岸人格，而给后世文学和史学以巨大的影响，开百代之轨则。班固的《汉书》以其严谨而称著。司马迁和班固，都出生在史官的家族。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就是治史的；班固之父班彪也是史家，而他的才气横溢的妹妹班昭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成就的女史家，因为有了这个妹妹，《汉书》才最终划上了完满的句号。司马迁曾在《屈原贾生列传》里给屈原以可“与日光争光”的崇高评价，而他的《史记》也被后人目为“无韵之《离骚》”。就是说，以审美的眼光读史，人们在司马迁身上到了诗与史的结合，从史中读出了诗。这在关中的地域文化史上，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传统。准此，则我以为，在当代秦地的小说家中，始于柳青、杜鹏程，迄于陈忠实的史诗效应的追求，其文化溯源，至少是一直可以上溯到周秦、两汉的，一如白鹿原的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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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小娥是《白鹿原》人物悲剧中最典型的女性代表。生来一副美人模样，被白鹿原老老少少都惦记着。

她一生经历过四个男人，从财东家的二房，逃脱到和黑娃过朴实平凡的日子，再到和鹿子霖越过伦理的界限，本心一点点的偏离，后来迫于无奈在鹿子霖的指使下勾搭了白孝文。

因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田小娥嫁给财东作二房，虽然衣食无忧，却受到不平等对待，受尽非人的待遇，以及大太太的管教，毫无地位。

最终最爱田小娥的人还是白孝文，这个在她最难的时候，一直对她不离不弃，也只有白孝文一直关心她，接济她的生活。而黑娃自从踏上革命的道路，再也没回来过。一个女人最需要的是陪伴，而在她需要的时候是白孝文陪着他，她当然更爱白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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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的片尾曲是中国男歌手韩磊演唱的。

1991年开始踏入中国流行音乐界，1991年7月韩磊参加了北京举行的《新人新声》大型演出。截至2014年，韩磊总共8次登上央视春晚，演唱过接近700余首影视歌曲。2015年1月22日，央视春晚官方确认韩磊加盟2015羊年央视春晚。

歌名：白鹿原片尾曲

歌手：韩磊

作词：葛根塔娜

作曲：赵季平

歌词：

夜漫漫，月隐星淡，男人的仇无涯

夜漫漫，月隐星淡，灼痛了白鹿莽原

生生灭灭，一时一晌，黄土承载旧时光

生生灭灭，一时一晌，黄土承载旧时光

嘿~！日子依旧要过，麦子还会再长

昼茫茫，日照山川，女人的泪不干

昼茫茫，日照山川，养鱼了滋水 滋水桑田

生生灭灭，一时一晌，黄土承载旧时光

生生灭灭，一时一晌，黄土承载旧时光

嘿~！日子总会亮堂，麦子终又再黄，麦子终又再黄

(8)白鹿原侵权判定扩展阅读：

白鹿原的片尾曲，作者也没有给出具体的名字，它是由葛根塔娜作词，赵季平作曲。由中国男歌手。韩磊担任主唱，歌曲收纳于专辑《白鹿原 影视原声》中。讲述了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之间恩怨纷争的故事。白鹿原的片尾曲也是对该剧故事的释义。并由获第十届中国金唱片奖的歌手韩磊演唱。

在电影版的《白鹿原》片尾曲使用了四句小诗，由于没有和原作者联系好，最后自称是原作者的王元朝以侵权名义将影片的联合出品单位和发行方告上法庭。这件事最终确认是《白鹿原》片尾曲演唱者，词确实是原告写的。之后和平的解决这件事。

㈨ 《白鹿原》中冷先生让她大女儿变成了哑巴，你怎么看

《白鹿原》是由陈忠实先生著作的小说，写的是在渭河平原一带历经五十年变迁的雄伟史诗。它如同一幅中国农村色彩斑斓，惊心动魄的画卷。讲述一个家族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而代代不停斗争的故事。《白鹿原》发生了许许多多惊天动地的故事，有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争、情人反目，更有日寇入侵、三年内战。致，特别耐人寻味。

在那样的冷落下，冷秋月是崩溃的，后来，一次与自己的公公酒后乱性之下，一向恪守礼仪的她无法接受此事，心理防线塌了，她开始心理扭曲，导致行为也失常了。她将这样一件丑事四处的宣扬，被她父亲知道后，为了两家跟冷秋月的名誉，他只能忍痛将自己的女儿毒哑。要说他的父亲做得对不对，我想社会现实所逼，无可奈何。但是还是要说，要是一开始两个没有感情基础的人没有成婚，这样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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