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纠纷的定义

⑴ 如何理顺村社区两委、网格员关系

摘要 网格员和社区工作者区别在于：

⑵ 如何区分诈骗与经济纠纷

经济纠纷与诈骗，主要从主观上进行区别。即，当事人是否愿意归还及不能按期归还的版原因。正当的经济纠权纷，贷款人或占有人并不否认借贷关系，并表示设法归还。即使不能按期归还，往往是因为遇到了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困难，如由于合同约定不明确、遗忘、或者无力归还导致的。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诈骗，则往往表现为携款潜逃，或是大肆挥霍或赌博，根本不想归还。

根据2001年1月21日《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的规定：根据司法实践，对于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非法获取资金，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能归还，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
（2）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
（3）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
（4）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
（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
（7）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

⑶ 矛盾纠纷有哪些类型

有赡养纠纷、房屋纠纷（常见的），还有合同纠纷、工程合同纠纷、商务纠纷、医疗纠纷、旅游纠纷、劳动纠纷、土地承包经营纠纷。

1、房产纠纷

房地产纠纷是指在房地产开发、经营和管理过程中，当事人之间因房地产权益而产生的争议。实际上也就是房产(房屋权益)纠纷和地产(土地权益)纠纷的总称。其当事人既可以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可以是房地产管理机关，其中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包括涉外房地产关系中的外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和港澳台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2、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是指因合同的生效、解释、履行、变更、终止等行为而引起的合同当事人的所有争议。合同纠纷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争议主体对于导致合同法律关系产生、变更与消灭的法律事实以及法律关系的内容有着不同的观点与看法。合同纠纷的范围涵盖了一项合同的从成立到终止的整个过程。

3、劳动争议

劳动争议，是指劳动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因执行劳动法律、法规和履行劳动合同而发生的纠纷，即劳动者与所在单位之间因劳动关系中的权利义务而发生的纠纷。

4、医疗纠纷

医疗纠纷是指发生在医疗卫生、预防保健、医学美容等具有合法资质的医疗企事业法人或机构的纠纷，目前中国的医疗纠纷是特别不好处理的事情。

广义的医疗纠纷包括医患双方发生的民事纠纷（民事赔偿等）、行政纠纷（行政处罚等）、刑事责任（医疗事故罪等）。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自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

5、旅游纠纷

旅游纠纷是指旅游者与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之间因旅游发生的合同纠纷或者侵权纠纷。 旅游纠纷有有以下解决途径： 一是与旅游经营者协商和解， 二是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 三是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 四是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 五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⑷ 如何做好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的思考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利益关系发生重大调整，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民间纠纷的类型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种矛盾纠纷不断增多，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呈现出了矛盾纠纷主体多元，成因复杂，调解难度日益加大，矛盾易激化等特点，原有的调解工作机制已难以满足新形势对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新要求。目前，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已成为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要因素，因此，建立和完善立足于基层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使纠纷得以及时、便捷、公正、妥善解决，对于社会稳定、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意义重大。同时，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在一定意义上起着优化和合理使用司法资源、保护司法、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纠纷解决机制生态性平衡的作用。
一、当前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
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性转换，促进了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思想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深刻变革，带来了人们思想情绪的波动和利益格局的巨变，各种社会矛盾进入了高发期。社会矛盾的凸显，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还有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什们样的年代，主观因素都是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直接原因。如个体对物质、利益的占有欲；个体对事物偏激的喜好；不断发展变化的个体需求的不满足；社会道德天平失衡；不患贫而患不均；争强好胜；情感好恶等等。客观因素是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根本性原因，如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均；新旧体制变革脱节导致主体之间利益冲突等等。
(一)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人民的生活水平整体不断提高。但区域优势、潜力优势、中心城市优势等等的开发与发展，随之导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不少群众不从主观和客观方面去找原因，“不患贫而患不均”，由“不均”而导致心理失衡、失衡导致失控，最终导致了矛盾纠纷的产生。
(二)人口资源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
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70%，在对社会资源，社会福利等公共产品占有方面，城镇人口本身就比农村人口享有了较优厚的待遇，而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意识，城乡矛盾也较突出。以人口比例矛盾来说，目前一对农村夫妇普遍生育2个以上小孩，城镇夫妇只生育1个小孩，少数城镇夫妇还不愿意生育，从而导致城乡人口比例越拉越大；同时，农业科技的全面普及及土地资源、自然资源挖掘潜力越来越低，引发农民人均收入的不断萎缩，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剩余，以就业、收入为核心的利益冲突，在个人、群体、行业、家庭、社区、城乡、地区以及彼此之间矛盾数量剧增，且纠纷的性质越来越复杂。
(三)新旧体制转轨，社会控制系统的缺陷与失控
任何体制的变革，都会带动思想、经济、体制、政治以及相互之间的深刻变化，尤其是当前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多元的利益主体共生，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加之社会诚信尚未完全建立，法制不健全，市场秩序缺乏规范，固有的各种弊病相继显露出来。如医疗秩序，一方面是国家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进行秩序整顿，另一方面是医疗价格居高不下，各种涉及医疗卫生行业的“潜规则”在利益的驱使下屡禁不止，医患纠纷大量频发。
二、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
从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整体状况来看，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特点主要表现以下方面：
（一）主体多元化
随着新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秩序打破了旧经济模式和地区封锁，建立了竞争机制，各种利益主体应运而生。伴随各类主体的活动，矛盾纠纷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发生日益增多。它不仅发生在公民之间，而且发生在公民、法人、非法人团体和组织之间，甚至发生在政府、干部与群众之间。由于经济发展的驱动、渐进深入的改革、自上而下的法治化进程，导致基层矛盾纠纷不断增多。从纠纷的主体看，基层矛盾纠纷的主体正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仅以农民这一社会主体为例，随着阶层、群体的分化，传统定义上的农民分化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乡镇管理者、农村管理者等阶层。
（二）内容复杂化
由于个体获取经济利益的不平衡性、差异性，矛盾纠纷已由过去简单的“一因一果”，代之以“一因多果”或“多因多果”[③]。查阅每一件矛盾纠纷的处理，我们会发现当前各种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各种成因交织在一起。往往既有历史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利益因素，也有处理方法不当的因素；既有群众要求合理的一面，也有群众对党和国家政策不理解，要求过高、不顾大局的一面。有的同治安、民事、刑事案件交织在一起，有的经济、行政、政治因素交织在一起，有的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还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如计划生育、征地拆迁、基层选举等，在矛盾纠纷的此消彼长过程中，还关联其他诸多不稳定因素，其后果不是涉及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利益，而是涉及众多当事人的利益，增加了当前矛盾纠纷的复杂性。
（三）类型多样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纠纷类型增多。跨区域、跨行业纠纷，劳资纠纷，商品经营、信贷、投资纠纷，企业合伙、转包、拍卖、兼并、破产纠纷，土地征用、划拨、流转纠纷，安全生产纠纷，婚姻财产纠纷，优抚救济纠纷，赡养抚养纠纷等不断涌现，类型呈现多样化。
（四）调处疑难化
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纠纷频发，诱因复杂，加之往往是主体的合理诉求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表达诉求的不合法方式交织在一起，经济利益诉求与维护民主权利的要求交织在一起，导致了矛盾纠纷调处的疑难化。一是认定纠纷性质难，只有具备一定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政策知识，熟知阶段与阶段之间的政策法规，才能正确认定纠纷的内容和性质；二是复合化的纠纷涉及面广，单靠一个部门难以奏效，有些纠纷处理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尤其是群众的自发行为被别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混淆是非，不仅导致调处的疑难化，更加速了矛盾纠纷的激化和恶化，使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工作受到影响和威胁，甚至容易酿成恶性事件。
三、现今矛盾纠纷调处机制现状
(一)从机构、人员、经费、处理机制及调研情况和实际工作来看，目前运行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构设置，基本上是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成立由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为具体责任人，所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领导小组，在一个部门设立办公室，再层层召开会议，下发文件，执行督办和量化考核的运作方式。从表面上看，确实做到了领导到位，组织到位，人员到位，督办到位，考核到位，但实质上收效甚微。一是缺人办事，从上到下机构人员大多数是兼职，把矛盾纠纷调处作为本职工作的不多，尤其是在基层机构。据调查，占相当数量的司法所、矛盾调处中心、政法办、综治办工作人员排列一长串，但除司法助理员在编，在职外，大多数为单位兼职人员，或老、弱、病、残人员；二是工作落实不到位，会议材料、文件材料、督办检查材料一大堆，但真正能拿出结案卷宗的不多，如用结案数与辖区纠纷数对照，差距更大。三是中介组织不下基层，律师事务所、仲裁机构、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服务中心等中介组织，基本上设置在县级以上，定时或受邀请开展工作，资源没有较好整合，合力尚未形成，法律服务与社会矛盾纠纷的调处明显脱节；四是工作经费无保障，社会矛盾纠纷的调解，除人民法院外，按法规政策都是免收费用的。但每调处一件纠纷，无需取证，无需差旅，座在办公室内召集调解，就把事情处理好是很少的，更多的是几年、十几年，几十次均没有调处成功的纠纷，而司法行政部门和其他单位又没有经费用于人民调解工作，能纳入预算的就更为鲜见。
(二)从矛盾纠纷调处的困境来看，一是诉讼调处的困境，基层各级调解组织一方面是兼职，另一方面按规定不能收取任何费用，工作辛辛苦苦白忙活，还得倒贴差旅费，中介组织因无利可图，又延伸不到基层，其结果是人民法院诉讼和非诉讼案件大量积压，而中介组织门庭冷落，民间调解更是日渐弱化，或是在基层调解组织与法院之间呈拉锯式的推拖。二是非诉讼调处的局限性，从非诉讼解决纠纷的能力来看，非诉讼调处对解决常见性纠纷具有重要作用，广大群众越来越离不开非诉讼调解，但对困扰党和政府的重大矛盾纠纷的调处显得无能为力，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基层调解组织只能执行政策，不能制定政策，而困扰党和政府的重大矛盾纠纷，据相关部门统计，95%以上源于政策前后脱节，或非现行政策力所能及。同时，非诉讼调处，以主体双方互谅互让为原则，以协商调和的方法为前提，不可能做到自治性和行政性的统一，更不具备权威性、终结性。三是调处机制运行方式的脱节，虽然诉讼调处机制、仲裁机制、行政机关纠纷处理机制、以及信访制度等共同组成了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调处体系，但由于存在结构、布局不合理和各自为政、适用依据不一的现状，解决纠纷的效力不高，与现代社会所追求的效益、自治、自律、灵活等价值目标不一致，尤其是涉及政策脱节，行政能力失控所造成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运作不畅，矛盾纠纷调处难度加大。因此，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是我们目前急需解决的课题。
四、建立和完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的思考
有社会就有纠纷，纠纷不可避免，对于一个社会而言，重要的不是如何消灭或压制纠纷，而是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从而去其弊而存其利，降低纠纷给社会带来的风险与危害，把解决纠纷的成本减少到最低程度，使纠纷解决的效果达到最佳程度。
解决社会矛盾纠纷，认识矛盾纠纷所处的社会背景，熟知法律、法规和政策是基础，它主要解决处理矛盾纠纷如何定性，如何选择突破口的问题；建立完善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是关键环节，它解决有人办事、怎样办事的问题。我国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矛盾纠纷解决形式，但在当前矛盾纠纷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疑难化等特点的情况下，必须建立和完善立足于基层的，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和纽带，以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调解形式为依托和支撑，相互协调、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一）深入研究和完善人民调解制度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国家，尤其是儒家文化崇尚以和为贵、以和为美、以和为善的思想更是在中华文华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对大多数老百姓而言，发生纠纷后，往往希望纠纷能迅速解决而又不伤和气，而将纠纷诉诸法院，通常被认为是关系极端破裂的标志。人民调解应该是中国独有的特色制度，其优势在于组织健全，扎根基层，了解实情，反应灵敏，有牢固的群众基础人，是不可替代的。他的作用在于有利于增强人民内部的团结，有利于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实践证明，人民调解符合我国国情，应当继续加强和完善。
矛盾纠纷的产生在广大群众中，在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建设，机构设置理应以基层为基础，以乡村(社区)为前沿阵地。针对乡镇(社区)人少事多，缺编缺员突出的实际，完善基层组织建设，整合人力资源，保证有人办事是前提。积极引导有关新兴社会组织开展人民调解工作，推动人民调解组织向保险、金融、建筑及城市拆迁、土地流转、工商交易等矛盾纠纷多发的行业和领域延伸。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还应加大对人民调解组织的扶持力度，不仅要加强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全面提高其自身素质；还应将调解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拨出专项资金以保证人民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为人民调解工作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
加强立法，进一步明确人民调解制度的性质。目前我国的宪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对人民调解虽有明确规定，但较为笼统、原则，缺少对调解范围、调解程序、调解协议效力、经费保障等内容的明确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可操作性较差。因此，应加快人民调解的立法步伐，进一步明确人民调解的性质、地位、任务、方针，明确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机构，明确人民调解工作的基本程序和工作规范以及调解员工作补贴等政策扶持措施，使人民调解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同时，立法应对人民调解受案范围保持开放式结构，人民调解积极参与到各类社会矛盾（包括轻微刑事案件）的化解中。
目前，我国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的实践中，探索出了很多有效的矛盾纠纷解决办法，但依据不一、做法不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纠纷解决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这就迫切需要从理论的高度进行总结提高，把成功的做法和经验上升为法律或规则。一是社会矛盾纠纷主体在基层，应以基层调处为基础，不宜采取自上而下的解决方式。二是应建立和完善矛盾纠纷排查机制、信息沟通机制、预防机制、应急处置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确保信息畅通。并正确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和情感的手段，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采用沟通、协调、协商、部门分流、信访等多种方法，多做思想工作，从思想上，情感上消除矛盾隐患，平息矛盾纠纷。特别是尖锐的矛盾纠纷，要顾全安定团结大局，及时协调相关部门化解矛盾，原则上不动用强制力量，不宜以诉讼的方式处理，确保矛盾纠纷在控制下调处。应制定非诉讼纠纷调处规则体系，保证纠纷调处程序公正，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引导公民形成正确、理性的法治理念，依法寻求法律援助、依法伸张正义，为构建法治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三）完善多元化、多渠道的纠纷调处机制
实践证明，调解和诉讼并非化解矛盾的唯一途径，仲裁、法律服务、法律援助、信访部门分流处理都是化解矛盾的有效方法。关键是要认真总结经验，理顺关系，使各类矛盾纠纷的解决有章可循，有路可走，科学有序地得到处理。
构建多元化、多渠道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首先要保证中介组织合理分设，确保矛盾纠纷随时发生，随时得到处理。因此，应将机构设置到矛盾纠纷原发地--社区（乡镇、村），将组织、机构建立到人民群众中去；其次要理顺部门矛盾纠纷调处关系，合理分流处理矛盾纠纷，克服随意性与临时性，增强规范性，确保群众解决纠纷有章可依，有路可循，机构调处职责明确，部门之间衔接有序，最大限度地为社会与民众提供规范的矛盾纠纷调处；第三要突出纠纷解决的终决权力。人民法院应以非诉讼调处为基础，体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强制力作为后盾的最终解决权，严肃法律尊严和最高权威。
（四）强化行政解决纠纷的功能
行政机关在纠纷解决中具有专业性、综合性、高效性和主动性的特有优势，是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全面规范和确认行政机关和基层政府在民间纠纷处理中的地位和职责，将其与人民调解等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区分开来，并充分发挥其特有功能，使其成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承上（司法）启下（民间）的重要构成部分。随着用工纠纷、土地纠纷、医疗纠纷、产品质量纠纷等特殊纠纷的增加，专门性的行政处理机制愈发显得重要。例如，在解决拖欠务工人员工资的问题上，劳动监察部门的积极介入远比诉诸司法更为高效、经济，对务工人员利益权益的维护效果更好。
（五）加强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的指导
根据《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指导人民调解工作是人民法院的一项法定职责。从法院判决案件的角度讲，依法支持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纠纷的处理，就是人民调解工作的坚强后盾。因而，人民调解与审判工作（主要从民商事案件审理而言，包括诉讼调解）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示范、互相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
人民法院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建立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反馈制度和司法建议制度，加强对个案指导。对涉及调解协议被人民法院判决变更、撤销或者确认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将生效裁判文书寄送当在司法行政机关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发现人民调解员违反自愿原则，强迫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应当及时向司法行政机关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纠正的建议，以保证提高人民调解协议的质量。同时，从诉讼立法上将人民调解设为某些特定类型民事纠纷的诉讼前置程序，建立庭前调解制度。即这些类型案件的解决施行“先调后诉”，当事人在起诉前需先提出调解申请；如未提出调解申请而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同时告知当事人向人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或者依据职权将案件移送相关人民调解组织调解。要坚持合法、自愿原则，晓之以理、明之以法，不放弃任何能够调解解决的机会。
总之，矛盾纠纷调处解决多元化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关键是实现各纠纷解决机构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协调，形成民间调解、行政解决纠纷和诉讼之间的合理衔接[⑦]。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体系重整过程中，进一步加大普法和依法治理力度，不断完善以基层调处为基础、以人民调解员等调处力量为主体、各级行政部门协调联动、法院诉讼为终结裁决的统一协调、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多元化、多渠道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运作体系，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迫切需要，也是适应社会发展，构建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⑸ 物业管理矛盾纠纷怎样处理

您好：
物业管理矛盾纠纷处理治理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很多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签订合同时，往往对于物业合同的性质没有明确定义，有的小区中双方签订的是“服务合同”，而有的小区中双方签订的则是“委托合同”。
这是因为对于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的认识不同所造成的。如果双方签订的是物业委托合同性质的，那么就代表着由业主委托物业管理企业对小区进行管理，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是委托与被委托关系。
在委托关系的情况下，一旦小区的管理出现了问题，比如遭到盗窃等，那么后果将与物业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同时由于委托合同的委托人依法可随意终止合同，而不需要任何理由，这也不利于小区物业管理的稳定性。
解决方法：在签订物业管理合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合同的性质应该为服务合同，而不是委托合同。其最简单的方法是先看物业合同的名称，如果是服务合同，一般这个合同的名称是“物业管理服务合同”，而不是“物业管理委托合同”。
与开发商关系纠纷
《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了房地产开发与物业管理相分离的原则，应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出物业管理企业。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小区物业管理企业均是由开发商派生出来的，即便实行招投标，由于难以真正建立公平竞争的招投标机制，开发商派生出来的物业管理企业仍处于优势地位，往往是其中标，这种建设与管理的“父子关系”依然普遍存在。当物业出现质量或销售时不切实际的承诺等涉及开发商的问题引发纠纷后，物业管理企业常以其与开发商是两独立法人，无任何关系拒绝处理，而开发商往往是项目公司，一个小区成立一个项目公司，建设完成结算完毕后就不存在了，售后服务、保修等矛盾无法解决。
解决方法：入住小区的业主们在符合条件后，也就是说小区内房屋出售并交付使用的建筑面积达到50%以上，或者首套房屋出售并且交付使用已经满2年的，一定要及时召开业主大会成立业主委员会，通过业主委员会来维护自身权益。
公共配套设施纠纷
例：某楼盘的地下停车库被开发商卖给了个人，使得小区的停车费用涨价，造成车库有空位而业主却无法停车的现象，间接侵害了业主的利益。
这类纠纷其实牵涉到的问题就是小区的公共配套设施的“主人”到底是谁的问题，究竟是开发商还是全体业主。在《物业管理条例》中，目前只对停车位作了相关的明确规定，即“小区内的机动车停车场(库)，应当提供给本小区内的业主和使用人使用。停车位不得转让给小区外的单位和个人;停车位有空余的，可以临时出租给物业管理区域外的单位和个人。”而没有对共用设施和共用部位的权属等问题作出规定
同时，目前物业部分在共用设施、共用部位的权属问题还涉及到维修和费用的承担问题。比如哪些部位、设施、设备属于全体业主共同共有;哪些属于部分业主共同共有;未分摊共用建筑面积的地下停车库权属，应属全体业主还是属于开发商，如果属于全体业主，权证应如何发放、保管、使用，收益应如何处理，维修基金如何筹集、如何分摊。而对于开发商已出售的地下停车库应如何处理，对于开发商建设的地面多层钢结构移动车位的权属应如何认定，部分业主或个别业主是否能对此提起诉讼，部分业主或个别业主对共用设施、共用部位的收益如何处理能否提起诉讼等，目前尚没有明确规定。
解决方法：这一系列问题目前有待相关部门制定相关法规。不过总的来说，业主们还需提高自身的维权意识，及时发现问题进行解决。
物业费纠纷
物业费纠纷来自两方面：一、物业费包含的费用项目;二、物业费收取不到。
物业费，一般来说是指保安费、保洁费、保绿费、管理费4项，但对于很多业主来说，很容易把这4项内容与额外的日常公共设施设备维修费以及电梯水泵运营能耗费等混合在一起。同时，由于物业管理公司在收取了物业费用后，有的开发票、有的给收据，使得很多业主对于自己缴纳的“物业费”究竟包含了一些什么内容不甚清楚。因此，在某些小区里其收缴率相当低，有的甚至低至20～30%，使得物业管理难以为继，造成其他已缴费业主的心理不平衡。《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只讲了合理公开收费问题，而基本物业服务费由哪些构成没有罗列出来，造成应该付的不付，而不该付的也付的怪现象。
解决方法：在收费方面，物业公司应该在给予业主的相关物业费用缴费收据上，将相关的收费目录名称和费用全部罗列清楚，不能简单地以一个“物业费”的名称来取代其中各类的费用名称。
建立完善物业管理纠纷调解机制的对策
(一)建立完善各级物业管理纠纷调解组织。积极探索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互衔接的物业管理纠纷调解模式，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在预防物业管理纠纷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县(区)、街道和社区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职能作用，发挥好对所辖区物业纠纷调解工作组织领导和整体协调作用，综合协调调解解决辖区重大疑难物业管理纠纷。基层司法所要负责调解本辖区复杂性物业管理纠纷，指导社区人民调解组织开展物业纠纷调解工作。建立社区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以预防物业管理纠纷为主，宣传物业管理法规政策，调解一般性物业管理纠纷。
(二)大力加强物业纠纷调解队伍建设。认真做好物业管理纠纷调解员的选任工作。实行专兼职相结合，从房管部门、司法机关、社区居委会、社区律师或在社区有一定威望的群众中，挑选一批热爱公益、公道正派、素质较高的人员担任人民调解员。深入开展“律师进社区”活动，组织广大律师、法律工作者深入社区积极参与社区物业纠纷的调处工作，为社区人民调解工作提供法律保障。充分发挥律师职能优势，利用自身的法律知识，担任社区物业公司的法律顾问，提供决策咨询法律服务，确保物业公司规范有序健康发展。司法局要加强对物业纠纷调解队伍的管理，定期共同组织开展物业纠纷调解业务培训，对于成绩突出的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三)加大物业管理纠纷排查力度。组织社区调解员深入小区调查走访，对群众反映的有关物业管理方面的问题认真登记，甄别问题性质，对于属于物业管理纠纷的要切实做好人民调解工作，对于不属于物业管理纠纷的，要引导群众通过其他正当手段解决问题，做好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的衔接。注重敏感时段和敏感地区的物业管理纠纷排查，对入住率超过50%的新住宅小区给予高度关注，进一步加强对业主大会的筹建给予帮助引导，着重做好对物业公司选聘和退出引发的矛盾纠纷预防和调处工作。 (四)加强业务培训和法治宣传。充分利用社区工作覆盖面宽、贴近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运用具体案例在社区群众中开展生动直观的法治宣传和人民调解工作宣传，引导居民学法用法、知法守法，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组织业主委员会的主要成员、物业公司的负责人、街道办事处及居委会有关人员进行业务及法律培训，引导物业服务企业增强依法守约意识、服务意识，按照合同约定为业主提供质价相符服务。引导全社会了解物业管理行业特征，澄清对于物业管理的认识误区，厘清对物业管理的职能定位，进一步提升对物业管理行业的认识度。

⑹ "家务" 的定义

家务，又称家事、家政，陕西人也叫过日子、过日月、过光景等。家务是指家庭日常生活事务的习俗。家务内容复杂，既有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又有缝新补烂。洗洗换换，也有饲养家畜、家禽、还有房屋的修建，家俱的购置、保管使用，生男育女，缔结婚姻，孩子教育，老人、亲友往来，红白喜事应酬，逢年过节的生活安排，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纠纷的处理等等，家务事琐碎而繁杂，且变化多，因此有“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说法。
家庭主妇是承担家务的主要角色，家务管理好坏与家庭主妇有很大的关系。陕西妇女很会料理家务，一般能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各样家俱摆放得井井有条，过日子很仔细，很能吃苦，起早睡晚，精打细算，防前攒后，俭俭朴朴，有“穿不穷，吃不穷，计划不到一世穷”、“一顿省一口，一年省几斗”等说法。妯娌之间互敬互让，和睦相处，尊大爱小，邻里和睦，既能体贴人，又能帮助、周济人。同时注重家族的声誉，对孩子管教甚严，教育孩子从小勤劳、正直。对丈夫很体贴、很贤惠，能忍让，自己喝菜汤、稀粥，好饭让给丈夫吃。对公婆很孝敬，问寒问暖，端汤递饭，恭恭敬敬，甚至对乞丐也彬彬有礼，乐于施舍。整天转锅台，转磨道，还得上山或下地劳动，还会描凤绣花。陕北人叫结过婚的女人是婆姨，陕北婆姨更会过日月。
主妇是家务习俗的传播者，“多年媳妇熬成婆”，主妇当了婆婆后，备尝当女人的酸甜苦辣，她深谙其中之道，因此对家庭新来的成员——儿媳妇非常关心和体贴。择媳妇时讲究门风，爱好温顺、勤俭、伶俐、有本事的，对新媳妇有试验其本事的习俗。关中有让新媳妇为婆婆做面条的习俗，陕北也有让新媳妇擀杂面试验其手艺的习俗，也有的地方有试验新媳妇做针线活看其巧拙的习俗。所以，好的家庭特别重视对闺女家务活、待人接物等的训练，这叫有家教。对有家教的女儿人们是十分喜欢的。
家务的主要决策者是家长，家长又叫家主、户主、当家的、理事的、掌柜的。旧时大家族的家长一般由长房长子中的壮年男子担任。家长有绝对权威，对内维持家庭的正常秩序，对外代表家庭处理全权事务，俗语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家长对不服管教的家庭其他成员可以训斥、罚跪，甚至动用家法——鞭笞、捆绑。但是旧时家庭人多口杂，所以有“家有十五口，七嘴八舌头，你要吃猪肉，他要喝烧酒”的说法。旧时几代同堂，妯娌之间，常有纠纷，弟兄之间也明争暗斗，互攒体己，变相吞占财物，互闹矛盾，家长也甚难当，其时家长是封建专制式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家族逐渐减少，专制的家长制也逐渐被民主家政所代替，男女平等，妇女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增多，妇女主要承担家务劳动的习俗也在逐渐改变，不少地方男子也参与家务活。
在一些家庭里，名义上是男子当户主，但实际上主妇是一把手，主妇说了算，所以有“妻管严”的说法，城镇尤其突出。随着现代化，不少家务劳动被机器代替，妇女也有更多的机会参加社会活动、文化娱乐活动，家务也有了新的内容。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有的地方不少家庭管理也实行责任制，家族成员责任分明，各干其事，收入公开，生产忙忙碌碌，日子红红火火。有的家庭还实行包干负责、按劳取酬的办法，家务职责清楚，分配也合理，可以调动家庭成员的积极性，利于家庭劳动致富，家门顺和。

⑺ 被人打伤了是矛盾纠纷还是刑事案件

如果被人打伤了，主要看打伤的程度，若构成轻伤或者重伤，则构成刑事案件。否则属于矛盾纠纷。

⑻ 怎样理解在矛盾纠纷的排解公安机关的职能和职责群体性事件

学过政治的人都知道公安机关的定义，是维护统治阶级公共秩序的。回在我国是维护政府答机构和社会公共秩序的。理论上不是解决矛盾纠纷的主要机关，当然，社会秩序混乱的根源是有社会矛盾纠纷，所以他的工作中有协调处理矛盾纠纷的必要。

⑼ 重大矛盾纠纷的定义

为了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进一步畅通信访渠道，加大矛盾纠纷化解力度，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小事不出村、难事不出乡、大事不出县”。铜鼓县从3月中旬开始，在全县范围内大力开展县﹑乡﹑村三级书记大接访活动。该县结合本县实际，创新工作举措，在大接访活动中推行 “三三制”，努力做到三公开、三结合、三包干。截止5月初，共接待来访84起，涉及人数500余人，其中个体访62次，集体访22次，解决78起，其余6起正在处理中。

三公开，即：公开接访领导姓名，公开接访时间，公开接访地点。在县四大班子领导接访前一个星期起利用铜鼓电视台、《铜鼓通讯》公开接访领导姓名﹑职务﹑主管及分管工作，公开接访时间﹑接访地点。同时，各乡镇场在集镇所在地、人口密集地等场所提前3—5天公开接访领导﹑接访时间﹑接访地点，从而做到让群众早知道﹑早了解。县政府办副主任、信访局局长蔡晓河介绍说：实行“三公开”后，大大方便了群众，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

三结合。首先，干部下访与书记大接访活动相结合。该县在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活动中，从各单位各部门抽调了千名党员干部到乡村﹑农户﹑包案对象家庭、社区﹑企业开展“五进五促五同活动”，与书记大接访活动有机结合起来。高桥乡﹑排埠镇党委书记与乡镇干部及“五进五促五同”干部一起带案下访，积极化解矛盾，解决疑难问题。其次，消化重点重复信访案件与书记大接访相结合。县委胡书记胡国瑞带头把5件重点重复信访案件作为大接访活动的攻坚点，在他的带头示范下，25名县级党员领导干部共化解重复信访案件32起。再次，村民代表随访与书记大接访相结合。各乡镇场在党委书记公开大接访之日，聘请当地懂政策法规，有威信的村民一起同乡党委书记接访，通过他们宣传政策，化解矛盾，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如：永宁镇党委书记充分发挥村民代表作用成功化解了8起山林纠纷。

三包干，即：包情况掌握抓稳控，包困难解决带教育，包依法处理促和谐。三级书记接访时间，都安排2—3名法律工作者随同，用法律和案例讲解，使上访对象对政策理解掌握得更加全面准确。县委副书记、县长杨玉平于4月13——14日在信访局接待室公开接访，共签批59起来访，涉及群众100余人。同时，事后立刻召开解决协调会，对于本级政府能解决问题及困难给予及时解决，对于涉及到其它单位和部门的问题，由党委书记牵头并安排专人专职负责协调解决。温泉镇温泉村陈章和的劳动伤害案，在劳动部门依法仲裁得不到落实的情况下，向法院起诉时，出现两地法院相互推诿的情况，陈章和因此不断上访；4月2日接访后，温泉镇党委书记金四清帮助其争取宜春市法院的重视，最终得到成功调解。

⑽ 如何界定"村霸

如何界定“村霸”？七个特征一目了然

2017-03-14 17:07:46【源自网络】

3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他表示，2017年检察机关将突出惩治欺压百姓、胡作非为的“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推动完善乡村治理。

“村霸”到底有哪些典型特征？“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存在的根基是什么？如何加以惩治和预防？媒体记者近日专访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三局局长孙忠诚。

如何界定“村霸”？

孙忠诚表示，严格来说，“村霸”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法律术语，而是对农村一些流氓恶势力的通俗用语。“村霸”的特征有七个，符合其中之一的，一般均可归属于“村霸”范畴：

一是横行乡里，称霸一方，严重干扰破坏村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

二是无事生非、无理取闹、打架斗殴、聚众闹事，危害农民群众利益，群众不敢惹、乡村干部不敢管的；

三是倚强凌弱、强拿强要、强买强卖，欺行霸市或坐地纳贡、结伙哄抢的；

四是有组织、有固定成员，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扰乱和危害农村社会治安秩序，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

五是对乡村干部不满，寻衅滋事、无理取闹，或者依仗其家族、亲属势力或利用其物质财富操纵农村基层组织选举的；

六是诬告陷害，利用热点难点、矛盾纠纷煽动群众，操纵闹事，破坏农村安定团结的；

七是受雇于人、充当打手，残害无辜的。

如何区别对待宗族中的恶势力？

在农村治理中，宗族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区别对待其中的恶势力？

孙忠诚表示，宗族的确在农村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当前也有一些地方宗族势力的发展出现扭曲，演变成为争夺家族利益甚至一己私利而从事非法活动，侵害农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影响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一股恶势力。对于涉嫌违法犯罪的宗族恶势力，必须毫不手软，进一步加大整治力度。

对“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治理中面临哪些困难？

孙忠诚表示，目前，在治理“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工作中，仍然面临一些困难。

一是部分农村经济发展落后，教育水平跟不上，产业发展不足，许多适龄青年无书可读、无业可就，很容易蹚入“村霸”浑水。

二是存在个别基层组织人员为“村霸”充当保护“保护伞”的行为。

三是一些地方基层“两委”班子选举制度不健全、不透明，“村霸”拉票、贿选，或为当选“两委”而拉拢成气候的“村霸”、宗族势力，从而沦为其欺行霸市的爪牙。

四是有些基层组织弱化，作为民间纠纷第一道防线的村调解委员会、治保会等面对矛盾纠纷不愿管、不敢管；而一些村民法治观念淡薄，面对不法侵害多数选择忍气吞声，助长了“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嚣张气焰，同时也造成执法、司法部门无从了解相关犯罪行径，无从查办和治理。

如何建立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的长效机制？

孙忠诚表示，建立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必须建立长效机制。

一是要加强检察、纪检监察、公安、社会综治的协作配合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二是要发挥检察职能，配合纪检监察、组织人事部门和换届选举机构共同维护好“两委”换届工作秩序，积极有效预防各类干扰、操纵和破坏换届选举的职务犯罪，杜绝“村霸”和宗族恶势力操纵选举。

三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健全村调解委员会、治保会、民兵等组织，壮大农村社会治安力量。

四是加大宣传，及时曝光查办的典型案例，向群众展示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成效。

同时，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增强农民群众法制观念，促进其自觉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