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环境侵权的概念
环境侵权( environmental tort) 是从传统民法的妨害行为、干扰侵害、近邻妨害等概念演变而来的。环境侵权是指由于人类活动而导致环境污染和破坏, 从而造成他人财产权、人身权和环境权受到损害, 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特殊侵权行为。与传统的侵权行为相比, 环境侵权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 不平等性。在环境侵权中, 法律关系的主体地位往往是不平等的。加害人多为经济实力雄厚、科技力量强大的企事业单位, 而受害者多为处于弱势地位且缺少抵抗能力的公民, 由于双方地位和实力相差悬殊, 使得民法中主体平等的法律关系难以实现。
第二, 间接性。在环境侵权中, 加害人往往以环境为中介间接侵害他人权益, 而不是直接作用于受害方, 这与普通侵权有很大不同, 环境侵权本身就是对诸如大气污染、噪声污染、水污染等各种环境侵权现象的集中概括, 加害人正是通过这些介质侵害受害人权益的。
第三, 复杂性和潜伏性。受害人由于受到自身知识能力和信息获得条件的限制, 无力承担证明加害人有过失的责任。
第四,侵权对象的广泛性。环境侵权的对象一般是不特定的人或物, 侵犯的权利也是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以及其他环境权益在内的诸多权利。
环境侵权的构成要件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损害事实、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
1 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
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主要是三废污染( 废水、废气、废渣) 、噪声、固体废物、电磁辐射以及破坏自然因素等污染环境的行为。
在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的认定中, 主观过错并不是其必要的构成要件, 原因有三: 一是绝大多数的污染损害都不是出于污染者的故意和过失, 且其危害范围十分广泛, 还威胁到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存, 在这种情况下, 最重要的是保护环境和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而不应当考虑加害者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 二是由于现代企业的高度专业化和复杂化, 以及科技水平的高度发展, 使得受害人很难证明加害人的过错;三是, 一般而言, 污染企业的经营和获利, 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污染环境和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基础上的, 因此只有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才符合公平原则。
2 损害事实
根据侵权行为法补偿功能的基本要求, 无损害即无救济, 损害事实是构成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 主要指受害人受到的致病、致残、致死的人身伤害以及财产损失, 还应包含精神损害以及环境权的损害, 后两项往往被忽视。环境权主要包括采光权、宁静权、通风权等, 是环境损害事实中的全新内容。环境侵权的损害后果与其他侵权行为的损害后果有共性, 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其共性表现为, 它是侵害合法民事权益的后果, 具有法律上的补偿性、客观真实性和确定性。其特殊性表现在损害后果的潜伏性以及侵害对象的广泛性。
3 污染破环环境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理论包括原因与结果在时间上的顺序性, 事实上的客观真实性, 原因是结果的必要条件以及实质要素补充检验等。由于环境侵权的复杂性、潜伏性和广泛性的特点,使得因果关系的认定较之普通侵权更加困难,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固守原有的因果关系理论, 势必因其证明困难而使被害人请求赔偿的权利遭到否定, 因而许多国家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代替因果关系的直接严格认定。在司法实践领域, 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在环境污染案件中得到广泛承认。
在我国环境法中, 对环境侵权行为承担无过失责任的原则也作了明确规定。1982 年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是我国在环境立法方面确立无过失责任制度的先驱, 该法第42 条就是关于环境侵权无过失责任的最早规定。1984 年的《水污染防治法》第41 条吸取了《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这一规定,确立了环境侵权无过失责任制度的立法模式, 后来的《环境保护法》及其他环境污染防治法都沿用了这一模式。这些规定为我国环境侵权的无过失责任原则提供了环境法上的依据。
部分摘自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若干问题研究》 时奇文 英才高职论坛 2007 No.3(Serial No.8)
② 环境污染侵权如何救济
可以直接去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③ 环境侵权能否适用惩罚性赔偿
我国《侵权责任法》只在产品责任中引入了惩罚性赔偿，且回并非全部的产品责任都答适用惩罚性赔偿，而是只有满足以下条件才能主张惩罚性赔偿：第一，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主观上具有故意，即明知是缺陷产品仍然生产或者销售;第二，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事实，即造成了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造成除此之外的其他损害后果的情形不能主张惩罚性赔偿;第三，因果关系成立，被侵权人的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是侵权人生产或者销售的缺陷产品造成的。需要提醒大家注意两点：第一，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既非共同责任也非连带责任，而系相互独立的各自责任;第二，惩罚性赔偿以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错为前提，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因此，如果受害人不能证明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存在明知情形，则不能主张惩罚性赔偿，或者仅证明了生产者存在明知，则只可以请求生产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④ 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定的侵权责任时归责原则,
例如：工厂排污毒死了鱼塘的鱼苗，直接损失是鱼塘的鱼苗，可得利益的鱼苗成长后可以得到的实际收入，间接损失是清除鱼塘被污染的费用。也就是说根据《环法》41条：“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文海，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个人赔偿损失。”
另外要注意的，你如果要诉讼的话时效2年。
⑤ 传统法律部门的救济手段和方法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局限性。可否帮忙解答
这个课题涉及的范围很广泛，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抛砖引玉地启发一下你的思维：
传统法律部门的救济手段和方法最大的局限性在于以下几点：一是法律语言具有局限性，不可能事无巨细都能描述到；二是滞后性，尽管立法时考虑到时代特征，但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仍然无法与时俱进；三是修改程序复杂，无法及时应对社会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当然还有很多局限性）
总之，法律应当视为调整社会关系最后的手段，更多的调整手段应当用道德、习惯、风尚等方式！
⑥ 环境侵权救济方式有哪些
您好！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自行协商、和解
自行协商就是当环境侵权行为发生后，侵权人和受害人本着公平、妥善解决环境纠纷的精神，为避免问题扩大，而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自行协商比较适用于小型环境侵权案件，因为这些案件的严重性并没有太大必要走仲裁、诉讼道路，当可以私下了结时，自行协商能提高效率，因此，自行协商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解决环境侵权的方式。但其也有不足。自行协商当一方或双方不合作时就无法实施；当一方法律知识欠缺时，可能会导致协商结果不公平而不利的一方本身不知情，不利于维护自身权益等。
但总的来说，自行协商是一种能提高效率的侵权救济方式，我国认为能协商解决的问题一般尽量协商解决。
（二）调解
调解是指当事人双方发生纠纷时，请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居中调和，达成解决矛盾的协议并自觉执行的纠纷解决方式。调解可分为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人民调解、仲裁调解等。此处所讲的调解主要是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是行政机关居中调解，同样要遵守自愿公正的原则，其调解结果不具有强制力，当事人不服其调解结果可向法院诉讼；而司法调解是人民法院居中进行调节，其调解结果具有强制力，当一方不履行时另一方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三）仲裁
仲裁是指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根据事先后事后达成的仲裁协议，将民事争议提交双方选定的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仲裁具有自愿性、自主性、灵活性、专业性等特征。但我国目前在环境领域方面的仲裁很少：
前除海事纠纷外，既无环境纠纷的仲裁法规，也无环境纠纷的仲裁机构。从实践中看，我国各地成立的仲裁委员会也为把国内环境纠纷列入仲裁受理事项。这是我国需要继续改进和加强的地方。
（四）诉讼
诉讼是最强力的环境侵权救济途径。环境侵权案件一般适用无过错原则，即当受害人受到环境侵权时，无论行为人是否有过错，均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诉讼具有极强的强制力，是公民维护自身环境权利、进行环境侵权救济的最有效措施。但由于现如今公民的环境法律知识较为薄弱，环境侵权维权意识不足，除重大环境伤害案件外，公民很少为维护自身权益而对簿公堂。
如能进一步提出更加详细的信息，则可提供更为准确的法律意见。
⑦ 公民环境权应如何救济
一、引言
公民环境权是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对人的尊严及自由的日益重视而产生的。自1972年以来，中国有关环境权的立法已获得相当大的发展。[1]环境权日益为法律所接受与肯定。1989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保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而在一些地方性法律如《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6条中则更加明确地规定：“公民有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和保护环境的义务”。
本文选取环境中介组织对公民环境权的侵害情况[2]，试图探讨在这一特殊的组织侵害到公民享有在良好、适宜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时，现行法律的救济方式是什么？这种救济方式是否有效？是否存在其他的救济方式？本文将依此线以环境中介组织之一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以下简称环评）为例展开论述。
二、传统救济方式的可行性研究
（一）、行政救济方式的研究
对于环评机构侵害公民环境权的救济，现行法律只在《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29条规定：“从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单位在环境影响工作中弄虚作假的，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吊销资格证书，并处所收费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但这样的行政制裁条款显得过于单薄，在实践中也会显得不济。从环境法的立法本位来看，环境法强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立法性，而不以环境管理机构或国家权力为出发点的国家本位立法模式。[3]故公民对环境权的救济应更多地获得自救的方式与方法，而并非应当主要依赖于政府管理机构的行政制裁。
据此，在中介组织对公民的环境权加以侵害时，行政救济方式具有极大的不济之处。
（二）、民事侵权救济方式的研究
法律的另一种救济方式是追求环评机构的侵权民事责任。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无过错责任、损害结果、损害行为和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而行为的违法性已不再是构成要件。[4]也就是说。在环境权侵害案件中，排除无过错责任的免责的条件，只要有损害结果。且损害行为和结果之间存在推定因果关系的话，即构成侵权。但是在涉及环评机构的案件中，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作为专业机构，它遵循本行业和本机构的法定及内定准则和程序公允地进行环评，但因时间、成本和环境本身等准则允许的因素导致环评的结果与建设项目的实际环境污染情况存在出入，甚至可能侵犯到公民的环境时，依据以上侵权原理，这样即构成侵权。
如此定论，未免使环评机构及其人员承担过多的责任而不妥，其实，这也折射出中介机构的专业特征，体现了专业和法律观念的分歧。环评报告书的真实性，在环评的通行规则上是以“公允性”定之，即以报告书“公充地”反映建设项目的实际环评影响状况来代替真实性，但公充未必即是真实。而法律需要的真实性是否等于环评专业领域的“公允性”是一个法律解释的问题。以己之见，法律的功能在于利益的平衡。故应在环评机构与公民之间达到利益的平衡。法律当然保护公民的环境权，但若法律强制要求完全客观的真实性才是法律衡量环评机构责任的标准的话，这将是对环评行业过于苛刻的要求，可能会对环评行业造成极大的消极影响。故笔者认为，若环评机构以公充而得环评报告书，则能免责。当然，公允性须与单纯符合环评执业准则相区别，它应与环评机构的资格证书与社会信誉相当（关于这一点，后文将有详细的论述）。
如此，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在环评专业机构的责任认定，即此种公民环境的救济方式上存在一定的缺陷。
三、寻找另一种救济
为此，在中介组织对公民环境权的侵害中，笔者试图撇开行政救济和环境侵权民事救济，试图寻找另一种救济——中介组织的违约责任。[5]
（一）、救济的基础
这种救济的想法来源于建设单位与环评机构之间签订的“委托合同”[6]——建设单位委托环评机构对其建设项目进行环境预测、评价，出具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虽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建设单位与环评机构之间合同的法律性质，但环评机构与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在性质上具有相似性，参照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与特定公司之间的合同，据《注册会计师法》第16条、《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2号一审计业务约定书》第2条规定，“审计业务约定书由委托人与会计师事务所签定，其法律性质为委托合同，而非承揽合同”。这样，建设单位与环评机构之间的合同性质理应是委托合同，这也为本文的分析建立了一个法律平台。但是必须指出，该委托合同呈现出一特殊性。一般的委托合同是指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以委托人的名义和费用为委托人处理事务，委托人按约定支付报酬的协议[7]。但是在建设单位与环评机构签订的合同中，作为受托人的环评机构不是以委托人建设单位的名义办理事务，而是以自身名义来从事房地产环境影响评价活动。这也是由于环评机构提供的服务具有社会监督的性质，故机构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所造成的。从这一点上讲，合同所明确指示的双方当事人——建设单位和环评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利益对立的状态。
那么依据委托合同的本质——委托人和受托人利益的一致性原则，我们必须揭开这一“委托合同”的面纱，来探询更深层次的关系。从实质利益关系（而非形式法律关系）着眼，建设单位是名义的委托人，社会公众（特别是与建设项目的开发在环境方面有利害关系的个人或单位）才为实质的委托人。进一步说，社会公众与环评机构，不同于建设单位与环评机构，前者的利益是契合的。作为社会公众一方，它希望了解建设单位项目的环境影响状况，要求一个公正的评价结论，从而享受自己的环境权益；而
⑧ 刘超《环境侵权救济诉求下的环保法庭研究》读书笔记
呼呼好v成绩不错
⑨ 环境侵权的救济途径有哪5种哪些是自力救济，哪些是司法救济急！！
权利救济旨在通过某种积极方式的运用使受损权益得到恢复或者补救;救济的获得以侵害的事实、且需以实体权利的存在为前提;权利救济的主要方法为法律救济,主要包括司法救济、仲裁救济和行政司法救济。
⑩ 环境侵权造成损害该如何救济
（一）环境侵权损害之法制救济
1.完善环境立法，提高公益之诉的积极性
俄国法学家穆拉耶夫指出：“检察机关……这些公职人员的使命，按职务来说，主要是使他们在司法方面成为法律的监督者，公共利益和政府机关的代表。”
这实际上是从立法上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相应法律基础，也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化实现找到了水到渠成的法律路径。
首先，在立法上拓宽原告主体资格范围。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不仅仅是私人的利益，因此原告资格不应仅仅限定于直接利害关系人。随着我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和诉讼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立法中明确检察机关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当是应有之义，以此强化我国的公共环境利益保护，明确检察机关履行职责并行使环境公益诉讼的主导地位。此外，环境公益诉讼的出发点是为了公益，那么只要诉讼的唯一目的是主张公共利益，即可借鉴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逐步将自然人纳入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内。有些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等问题，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容易发现，等待相应符合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符合法律规定的组织提起，或将错过最佳环境修复期，赋予自然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则可补强诉讼的及时性。有学者担心扩大原告主体资格，可能导致滥诉，实属不必要的担忧。一方面，出于诉讼经费、时间、诉讼能力的考量，自然人提起公益诉讼毕竟在少数；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其作为国家机关，肩负检察监督、起诉等多项职能，出于司法效率的考量，缺乏滥诉的可能性。
其次，拓宽环境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协调法律之间的规定。环境问题存在滞后性、潜伏性、不可逆转性的特点，导致许多污染问题在当下难以暴露出来，而是在时隔多年后慢慢显露。鉴于此，环境公益诉讼不仅应包括已经发现的污染及破坏生态问题，更应涵括危害或可能危害环境公益的行为。具体而言，环境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应纳入损害环境公益之虞的行为。此外，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导致法律适用存疑。《环境保护法》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而《民事诉讼法》由全国人大制定，法律适用原则中有“上位法优于下位法”，但人大常委会为人大的常设机构，二者属同一位阶还是人大的位阶高，理论界莫衷一是；法律适用原则中“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但前提是属于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是否为同一机关，理论界亦争论不一，此两项法律适用原则均难以为实践提供指导。因此，亟待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改变法律规定之间不一致的现状。笔者建议，在当前制定《环境保护法典》环境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可待未来《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中，协调环境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与《环境保护法》保持一致。随着环境法治的发展，亦可待今后时机成熟时指定《环境保护法典》。就当前存在的问题，可由相关司法机关出具司法解释予以补强。
总体而言，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显然较过去的立法成熟，也一定程度推进环境法治的发展。然而，日益严重的多类型环境问题，《环境保护法》尚不足切实指导司法实践，公民维权之路依然艰辛，有待从立法上为公益之诉提供保障，增强公民、法人及其社会组织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及维权的积极性。因文章篇幅所限，笔者在此仅从大方向提出拓宽原告资格及受案范围，其他立法上的建议学界多有讨论，在此不赘述。
2.逐步推行环境税制，反哺生态系统
我国现行税制并未设立独立的环境税，但2014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将“推动消费税、资源税改革、做好房地产税、环境保护税立法相关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由此可见，环境税制改革已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