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权纠纷听证会案例

Ⅰ 经济林征用补偿纠纷找什么部门处理

土地征收补偿纠纷怎么解决？法律处理方式主要有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行政复议裁决、民事诉讼、征地补偿协调、裁决等方式，根据个案的不同特点应当启动不同的法律程序。
1、征地纠纷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通过行政救济途径解决行政争议的一种方法。最大特点是可以跳出某个区域，如对某省国土资源厅的行为不服则可以向国土资源部申请复议，如果在承办案件过程中担心某地方存在地方保护，则应该选择这样的救济途径。
2、征地纠纷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是指公民法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向人民法院起诉，有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裁定的司法程序。即通常我们所说的“民告官”，这是解决行政争议的重要制度。
3、征地纠纷中的民事诉讼
在征地纠纷中，大多数进行的诉讼属于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并不多，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程序都要走行政诉讼，有时候也可以走民事诉讼的程序。如果民事诉讼对我们更有利的话，则就应该设法走民事诉讼的程序。在征地纠纷中常发生的民事纠纷有：征地补偿协议纠纷；土地侵权纠纷；土地承包经营纠纷。
4、征地补偿协调裁决
征地补偿裁决也可以称之为征地补偿协调与裁决，是指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这是国家为减少、解决征地纠纷而推行的制度。机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协调，而是裁决，协调是裁决的前置，未经协调的不能进入裁决。
5、征地纠纷听证制度
征地纠纷听证制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主管部门依职权组织的听证，一种是申请人申请才组织的听证。依职权组织的听证有：拟定或者修改基准地价；编制或者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矿产资源规划；拟定或者修改区域性征地补偿标准；制定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Ⅱ 法院听证会

法院听证会
法院听证程序一般是在案件执行阶段，因该执行案件出现执行异议或案外人异议，法院执行部门会通知各方当事人参与听证。
什么是听证会
听证会起源于英美，是一种把司法审判的模式引入行政和立法程序的制度。听证会模拟司法审判，由意见相反的双方互相辩论，其结果通常对最后的处理有拘束力。在中国，除了行政程序中有听证制度外，立法中也有听证制度，已经有多个地方的人大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时进行了听证。

Ⅲ 批前公示听证后还可以诉讼吗

建议按照规定的时间，提出听证
要求出示权证的档案、送达权证回执
没有这些，就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具体问题，建议法院的外地找个律师

Ⅳ 扎克伯格出席听证会道歉了吗

华盛顿4月10日消息，美国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10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作证时表示，愿参与制定他认为对行业发展“必要且正确”的监管法规，以保护用户数据安全，但并未就社交媒体运营模式如何改进等问题作出实质承诺。

扎克伯格就脸书公司收集用户数据以精准推送广告的商业模式、是否涉嫌垄断和如何监管互联网公司等问题，接受了44名参议员长达约4个小时的提问。

扎克伯格对欧盟的做法表示认同，并在共和党籍资深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反复追问下表示，在能确定监管法规正确性的前提下，他会支持美国国会制定法规，并提出一些建议方案。

市场对扎克伯格当天的表现反应似乎较为正面，脸书股价收盘时上涨4.5％。

11日，扎克伯格还将在美众议院听证会作证。

Ⅳ 来宾中院4月22曰审理政府与曾定安行政纠纷一案有结果了吗

1 达芬奇”造假 追踪：13年间无执法部门抽检

2
社论：“听证专业户”撕破听证会的遮羞布 2011年07月17日07:36新京报[微博]社论我要评论(56) 字号：T|T

■ 社论

既然消费者代表本身就是假的，整个的听证会自然只能是一假到底，这样的听证会已然沦落为纯粹应付纸上规定的一个形式

随机抽签次次“被选中”、七年里一共参加过19次听证会，这两天网络上晒出成都有四名“价格听证专业户”，其中一名老妇竟然19次参加过各类听证会，引起网友疯狂转帖拍砖，骂声一片，直呼“被代表”，更有人称其为成都听证会的“最牛群众演员”。（7月16日《羊城晚报》）

听证代表作假，这在听证会乱象中一点都不稀奇，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让内部人士来冒充消费者；可像成都这样，连“托儿”都是固定的，一名老妇可以在七年内连续参加19次听证会，还真是无愧“史上最牛听证代表”的称号。由这样的铁杆涨价支持者来“代表”消费者，难怪每次听证会都能在外界一片反对声中，收获动辄百分之百的涨价支持率。

“人活着就是占用、消耗资源，所以政府收任何费都有理。”这样的“名言”，不知道是胡丽天老太太的真实想法，还是被收买之后的违心之言；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说法不仅毫无理性，而且根本不具有代表性。倘若她偶尔一次被抽到去“代表”消费者，那是消费者的无奈；可她19次被抽到，先后支持过涨水价、涨的士价、涨停车费、摇号购车等等，那就恐怕只有暗箱操作一种可能。

“听证专业户”的逢听必到，与听证会的逢听必涨，无疑是一种最小成本的听证造假。只要花点小恩小惠收买，听证会的过场就能顺利走完。价格听证制度本意是要尊重民意，提供一个对等博弈平台，可是，既然消费者代表本身就是假的，整个的听证会自然只能是一假到底，这样的听证会已然沦落为纯粹应付纸上规定的一个形式———“听证专业户”的存在，完全撕破了价格听证会的遮羞布。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网友的愤怒和责骂，要想让听证会的“托儿”们从良，恐怕是很难的；更何况，只要聘请“托儿”的漏洞仍在，有关部门大不了将“听证专业户”的队伍从四个扩张到四百个，然后从他们中间“随机抽签”。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从根本上完善听证会制度，用严格的立法和问责来惩罚听证会造假。

比如完善听证会代表产生的程序，制定全国统一的听证会代表抽签筛选办法，确保听证会代表的代表性。比如，明确规定只要听证会存在瑕疵，涨价动议就该被一票否决，并严格追究造假责任，而不能像现在这样，哪怕有足够证据证明听证会造假，也根本不影响涨价方案的执行。

制度上扎紧篱笆，“听证专业户”自然没了市场，听证会也才能建立起公信力。

3
起因

2011年6月21日，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网友颇受关注，这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其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其真实身份也众说纷纭，有网友称她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的女儿，由此引发很多网友对中国红十字会的非议。
郭美美

郭美玲，微博昵称“郭美美baby”湖南人。2011年6月20日，郭美玲在网上公然炫耀其奢华生活，并称自己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而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6月22日中国红十字会称“郭美美”与红十字会无关，新浪也对实名认证有误一事而致歉。
详情

“今天小白限行把小MINI开出遛遛～开着有点不习惯。”这是6月21日凌晨，“郭美美Baby”发布的一条微博。早在此之前，据媒体报道，其微博中就已发布了一系列的“炫富”内容。脸庞稚嫩、打扮时髦，再加上名包、名车、别墅，“郭美美Baby”迅速成了网民关注的焦点。

年轻、名车、豪宅……使得网民很难将其与红十字会这样的慈善组织联系在一起。“人家刚20岁就这么有出息”，“红十字会看来真的很有钱”，陆续有网友质疑说。此外，还有网友将其与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联系起来，“建议查查是啥关系”。尽管其认证已被新浪微博取消，但在个人说明里，“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仍然停留在照片旁边的显著位置。

6月21日早上，新浪微博上出现了一个名为“郭长江RC-”的未认证微博与“郭美美”互相关注。其发布三条的微博，发布不到两个小时，就引来了诸多网友的口水，不少网友认为这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的微博。有些网友还在留言中表示：“唾沫淹人啊，您闺女太高调了。”

郭长江RC-”则迅速删除了之前的三条微博，并发布了新讯息，“清者自清，八卦别人的生活真那么有趣吗？偷窥狂可以休矣。”
影响

2011年6月29日

天涯删帖

猫扑删帖

伟大的日子，在此纪念。可以说“郭美美事件”的出现，如果引导得好，绝对是好事：在全社会强化公益慈善机构的公益属性，能促进更多人捐款行善；政府积极解决事件中暴露的历史问题，促进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红十字会副会长

2011年6月22日上午，记者拨通了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的电话。一听记者提起微博上“郭美美”的名字，郭长江不禁笑出声来，“她根本不是我的女儿，我压根就没有女儿。”
红十字会官方

针对新浪微博网友“@郭美美baby”炫富事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官方网站发出声明，以下为声明全文： 一名为“郭美美baby”的网友自称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在网络炫耀其奢华的生活方式，引发网友热议甚至炒作。我会对有关信息调查、核实后，特作如下说明：

一、中国红十字会没有“红十字商会”的机构，也未设有“商业总经理”的职位，更没有“郭美美”其人。

二、为维护红十字标志的严肃性，我国《红十字会法》、《商标法》及相关法规，均严格限制第三方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使用“红十字”的标志与名称。我会保留进一步追究有关方面相关责任的权利。

三、我会一贯反对那些企图通过制造虚假信息达到对个人进行炒作的行为方式，也希望社会各界以平和心态看待此类问题，不被利用。

最后，感谢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红十字事业的支持，希望继续对红十字会工作进行监督。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谜团重重

郭美美事件”就像是一部悬疑电视剧，精彩情节不断涌现，众多谜团仍然待解。

网友再次有惊人发现：中国红十字会有工作人员办企业经商。7月1日，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料称：“中国红十字总会募捐箱办公室主任张赢方，既是红十字世博温暖基金副主任、红十字传播基金副秘书长，同时竟然也是一家叫‘心动中基传媒’公司的总经理。”

但有媒体就此向中国红十字总会求证，红十字总会没有正面回应。与此同时，网友惊奇地发现，这条微博出来没多久，与“张赢方”相关的一些网页陆续被删。

7月2日，网友“周筱赟”又有惊人发现：一通明堂（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老总韦莹是红十字传播基金秘书长，竟然开公司卖黄金白银古董。而该公司官网也自称是“中国红十字传播基金的执行单位”，承办了多项红十字会开展的活动和仪式。



4
编辑本段简介

2009年，一名叫李昌奎的云南巧家县茂租乡鹦哥村人，将18岁的女孩王家飞奸杀，并把其年

被害人

仅3岁的弟弟王家红也残忍杀害。2011年3月，云南高院推翻了一审刑的量刑，李昌奎被改判缓。近日，该判决结果经媒体曝光后，引发了广泛的质疑。在一个调查中，有将近98%的网友都认为李昌奎“应刑，比药家鑫凶残”，故称其为“赛家鑫”。更有法律工作者直呼“中国只要还有刑存在，李昌奎就该享受此待遇。”[1]
编辑本段回放奸杀少女 摔幼儿

李昌奎之前是喜欢王家飞的。他们同为昭通市巧家县茂租乡鹦哥村人，而19岁的王家飞面

被害人父母

对大自己10岁的李昌奎，并没有同意他的提亲。据查，2009年5月14日，李家与王家因琐事打架，远在西昌打工的李昌奎赶回老家。

当月16日中午1点左右，李昌奎在王家门口遇到王家飞及其弟王家红。李昌奎以两家的纠纷为由，同王家飞发生争吵抓打，抓打过程中，李昌奎将王家飞裤裆撕烂，并在王家厨房门口将王掐晕后实施强奸。

王家飞苏醒后跑向堂屋，李提起锄头猛击其头部，王家飞倒地致。随后，李昌奎转向年仅3岁的王家红，倒提起他的手脚，猛摔向铁门，致其亡。作案后，李昌奎找来一根绳子，将姐弟俩的脖子勒紧，逃离现场。

经鉴定王家飞、王家红均系颅内损伤伴机械性窒息亡。同年5月20日，李昌奎到四川省普格县城关派出所投案自首。
高法重审 刑变缓

2009年底，昭通市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和强奸罪，向昭通中院提起公诉。同时，王家也提出38万余元的赔偿请求。

庭审中，李昌奎辩称：他并不是为李家和王家的家庭琐事主动回来报复杀人的，而是受王家飞之约，专门回老家来处理感情纠葛的，并非预谋作案。

昭通中院审理后于去年7月15日作出一审判决：李昌奎犯罪手段特别凶残、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其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应依法严惩。虽李昌奎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李昌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决定执行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家属损失3万元。

一审宣判后，李昌奎提出上诉。2011年3月4日，云南省高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量刑过重。李昌奎在犯案后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好、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经济损失。遂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李昌奎刑，缓期二年执行。[2]
编辑本段异议受害者家属

缓的终审改判让受害者家属非常震惊。“法院避重就轻，对李昌奎的杀人手段、情节、后果、对社会的危害只字不提，竟只提他投案自首的情节。”王家飞的家属说，李昌奎并不是犯罪后就到公安机关投案，而是逃到西昌等地，第4天再想逃跑时被公安机关四处追捕，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去投案的。“这种自首也是被动的自首，远远不足以从轻处罚。”

此外，关于“积极赔偿”，家属说，案发后，李昌奎的家属对王家不闻不问，最后拿出了21838元，剩下的就拖着不给。“这怎么能叫积极赔偿呢？”随后，家属连同本村200多名村民联名向省高院提起申诉，提请再审程序，重新判处李昌奎刑立即执行。
舆论媒体

网友“老爷爷吃花生米”：“长久以来，我国一直主张司法专业化，如今接二连三地遭到民间的舆论‘逼宫’。司法专业化，本身需要用严密的法理让公众信服，但本案显然没有做到。此案法院判决抽象简单，不足以服众。昭通中院一审认为：李虽有自首情节，但依法不足以从轻处罚，所以判刑；云南高院二审认为：虽然李罪恶极大，但有自首、积极赔偿情节，所以缓。人命关天，可这两套‘虽然……但是’都没有把道理讲到明处，怎么就不该从轻，怎么就该从轻若是只有写判决书的法官自己明了案子的曲折所在，却惜墨如金不愿向公众阐明，那么就为谣言预留了空间。”[2]
编辑本段争议自首成了免金牌？

“药家鑫也有自首情节，而且药当天就自首了，不像李昌奎在出逃后第4天才自首。药家鑫也是有认罪、悔过的态度，也愿意积极赔偿。某种程度上讲，李昌奎的认罪与积极赔偿损失还不如药家鑫，药家鑫被执行了刑，李昌奎又有何理由不被处呢？”一名网友说。

“那么，是不是只要有自首情节就可以免？”网友维扬卧龙说，“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家伙，怎么能因自首就缓？云南高院还要对他人性化关怀，显示仁慈，那对普通老百姓的仁慈又体现在哪儿呢？”

欧木华发表评论说，即便李昌奎是在走投无路之下才自动投案的，但这依然属于自首。不过，认定自首情节并不必然要量刑从宽，这在司法实践中是非常普遍的。

记者了解到，我国法律对自首的规定相对简单模糊，大体上只有一句：“自首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而去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虽然具有自首或者立功情节，但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被告人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或者在犯罪前即为规避法律、逃避处罚而准备自首、立功的，可以不从宽处罚。”药家鑫就是这样被“判”的。因此，自首显然不能成为犯罪分子的“护身符”、“免金牌”。
不能用公众怒火杀人！

早在去年药家鑫案审理时，法学学者贺卫方就发表署名文章《要以群众狂欢的方式处一个人吗》。他指出，药案之所以引发如此强烈的关注甚至公众的怒火，比药案本身更关键的是某些媒体和个别专家的表现，也包括一审法院异乎寻常的举动（如在听众中发放问卷）。他提醒舆论要冷静：“可以依法判决一个人刑，但是可否不要以群众狂欢的方式处我们的同类？”

而在李昌奎案件中，又有很多人表示：两案的结果不同，就因为舆论的关注度不同。网友杨涛发文称，“要说两案的差异，唯一之处可能就体现在舆论的关注度不同。药家鑫案有一个擅长利用舆论的代理人，审判前就受到舆论分外关注。而李案在审判前却没有引发舆论关注。”

他说，如果仅仅是由于舆论关注不同，就让罪行更严重的李昌奎得以免，岂不是中国司法的悲哀。司法只有在任何时候都适用一个准绳，才能做到公正，赢得公信。

而一部分网友则相对冷静地表示：“要以案说案，依法断案，不能用公众的怒火来杀一个人。”
少杀、慎杀到不杀

如药家鑫案一样，李昌奎案又引发了新一轮关于“刑存废”的争议。杀还是不杀？人们众说纷纭。记者采访过的一名法学家预言，大概30年后，我国刑会被废除。去年《刑法》大修，废除了13种刑后，学界一种呼声很高的观点就是：以暴制暴不是现代法治该追求的理念，基于对生命权的尊重，刑将在我国“逐渐被废除”。因此，少杀、慎杀也是目前法院审判工作中的一个共识。

有网友认为：“冤冤相报何时了？留着李昌奎的命让他来赎罪，岂不是更好。”另有网友认为：“在如今的大环境下，即便要废除刑，也应该从立法层面进行，绝不能搞个案突破。”[2]
编辑本段进展迫于压力 决定重审

“我们坚决要求一命还两命！”昨日，王家飞的父亲王廷礼对记者说，早在一个月前，他们就向省检察院申请，要求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向法院提起抗诉，撤销终审判决。也向省高院提出申诉，希望省高院启动再审程序，改判刑。“我们向省政法委，甚至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都递交了申请书，不过到现在都没有回音。”

王廷礼还说，一审二审分别是昭通中院和省高院的法官到巧家县进行审理。一审家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参加庭审，拿到判决。但是“二审都没有通知我们家属，直到现在都没有正式给我们二审判决书。”他们是去看守所打听后才知道的，找民警借来判决书复印了一份。

随后，记者致电省高院，该院新闻中心相关人员表示，省高院对此事非常重视，目前已经派专人对此案进行重新审查，之后会向社会公布一个审查结果。至于是否会提请再审程序等等更多情况，目前还不便透露。[3][2]
受害家庭 再请律师

7月15日，据李昌奎案受害者家属向记者透露，日前云南李昌奎案受害者家属已经正式委托药家鑫案原告二审代理律师王勇为其代理律师。据家属透露，此次王勇律师接受家属委托成为其代理律师，仅收取了象征性的1元钱代理费。[4]7月16日中午，北京市中淇律师事务律师王勇今日在个人博客上发表题为《李昌奎案进入再审程序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决定，对李昌奎案进行再审，今日向家属送达了再审决定书》的博文。
正义律师 发表博文

今天（16日）中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李昌奎案件被害人家属送达了作出的再审决定书，对该案决定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本案正式开始进入了再审程序。云南高院的再审理由是：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廷礼、陈礼金不服，向本院提出申诉。本院及时对案件进行了审查。审查期间，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出检察建议，认为本院对原审被告人李昌奎的量刑偏轻，应当予以再审。经审查，本院院长认为，该案有必要另行组成合议庭予以再审，并于2011年7月10日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本案依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三项）、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零二条、三百零四条的规定，决定如下：

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

本院在再审期间不停止原判决的执行。

那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三项）的规定是：“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是：“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零二条的规定是：“人民法院受理申诉后，应当在三个月内作出决定，至迟不得超过六个月。经审查，认为有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由院长提请审判委员会决定重新审判；对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申诉，应当说服申诉人撤回申诉；对仍然坚持申诉的，应当书面通知驳回”，第三百零四条：“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经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

从上述决定再审依据的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看出，该案再审，既有当事人不服申诉，也有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这里并未提出抗诉，提出检察建议和提出抗诉，这是两个概念），同时，还有人民法院院长发现，也就是说在法律上可以启动再审的途径基本都有了（就差上级法院发现及检察院抗诉程序了）。

因此，我们对于本案毕将被拨乱反正，毕将依法纠正错案，充满了信心！

但是，案子虽然进入了审判监督程序，不代表着必然的取得了胜利，我们还会每一步都严格依法提出自己的法律意见的，直到取得最终的胜利！！！李昌奎的伏法之日，就是还法律公平、公正本来面目之时！

我们坚信，法律必胜！错案必究！人民必胜！正义必胜！

期待这次云南高院能够知错就改，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我们不会放弃依法维权，不会放弃努力的。

王 勇

2011年7月16日于北京

随后记者与北京市中淇律师事务律师王勇电话取得联系，证实了此事。[5]
高院下文 重新审理



5 前世界冠军卖艺乞讨

大运会体操冠军张尚武，盗窃获罪出狱后街头卖艺；体育总局调查此事

身高1.51米的张尚武连做20个“托马斯回旋”，站起拍拍双手，向围观的人大呼：“现在相信我是世界冠军了吧！”

昨日中午2时许，地铁1号线王府井站A出口通道内，这位2001年北京大学生运动会体操冠军，已在此卖艺乞讨半个多月。

昨日，河北省体育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已得知此事，目前正在调查。该人员还称，国家体育总局相关部门也已开始调查此事。

曾是国家队重点“苗子”

27岁的张尚武说，卖艺挣钱是为了保定老家的爷爷治病，“家里没钱，爷爷脑血栓，大小便失禁”。

1988年，5岁的张尚武进入河北保定市业余体校，12岁时入选了国家体操队。

2001年北京大运会，18岁的张尚武获得吊环金牌，还和邢傲伟、杨威等名将一起夺得了男团比赛的冠军。

对此，体操冠军邢傲伟在微博中证实，张尚武实力和天赋当时在他之上。

一度成为国家队重点栽培对象的张尚武，随后的训练中左脚跟腱断裂，退出国家队，2002年回到河北省队。

2005年，带着总额几万元的补偿金、养老保险金和“满腔抱怨”，张尚武告别十七八年的体操生涯。

“除了体操无一技之长”

张尚武说，除了体操，他身无一技之长，只能以卖艺乞讨为生。

从今年4月起，“先去了石家庄，每天卖艺乞讨能赚20多元。”他说，“我说自己是世界冠军，没人相信，在天津时，每天只收到七八元钱”。

一个多月前，张尚武来到北京。随身的背包中装有几枚奖牌和一张北京大运会获得体操男团金牌时，与队友杨威等人一起领奖的照片，已经揉皱。

“这些证明都没用，只有做托马斯回旋，才会有人给钱。”张尚武说，先后在天桥、西单、王府井等地卖艺乞讨，收入为每天三四十元，但卖艺时不断被驱赶。

世界冠军成“惯犯”

北京和天津的公安部门对于这个世界冠军很“熟悉”。

2007年7月，张尚武因在北京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盗窃笔记本电脑等共计数万元财物，被警方控制。

他供认还曾先后在丰台光彩体育馆、西城什刹海体校等地多次盗窃。今年4月，在狱中度过3年10个月后，他刑满释放。

昨日，记者从北京警方了解到，今年5月，因为在地铁4号线动物园一入口处卖艺乞讨，扰乱公共秩序，被公安部门行政警告；6月，在4号线西单站以“倒立”方式乞讨，影响正常通行，被以“扰乱公共秩序”拘留5天。

相关人员透露，张尚武在天津河西区有过盗窃自行车、盗窃汽车、拦路抢劫、抢夺、扒窃等经历，大约被处理过近30次，特别是盗窃自行车多达15次。

对此，张尚武说“那时没吃没喝，都是被生活逼的”。
张尚武在2001年北京大学生运动会上获得男子吊环金牌。

张尚武曾获北京大运会体操男团金牌，退役后曾因盗窃入狱；已在王府井乞讨半月

- 讲述

“想退役去读书，遭省队阻挠”

2002年或许是张尚武的人生转折点。

当年1月，刚参加完比利时根特体操世锦赛的张尚武在一次训练中左脚跟腱断裂，因伤退出国家队，彻底失去参加雅典奥运会的机会。

“跟腱断裂意味着一个体操运动员运动生涯的结束。”张尚武说，休养了10个月，他回到河北省体操队，“那时我仍算是队里的头号明星”。

“省队的教练并未顾及我的伤情，不让我练强项吊环，而是去练全能项目。”张尚武说，当时教练要求他练习“直体两周加转720度悬空翻”的动作。“这是超E组难度的动作，即使我受伤前都无法成功”。

因此，张尚武于2003年10月提出退役，并希望省队推荐他去河北省体校读书，学成后做一名教练。

“省队的领导告诉我，想要读书，先得练习全能项目，至于练多久，取得什么成绩，都未提及”。张尚武说，这让他感到寒心，并与领导、教练的关系恶化。“后来省体育局的领导征求我对退役的意见时，主教练说‘队里有他没我’”。

“不是我吃不了苦，真的是我受伤病困扰，动作难度太大。”张尚武一再解释。

2005年6月，张尚武从省队退役，带着总额3万元的补偿金和养老保险金。“我18年体操生涯，拿到的奖金也就4万元，大多在平时吃穿花费时，就已经用完。”张尚武说，他退役时全部积蓄只有3.8万元。

对于这一数字，河北省体工大队并不认可。昨日，该单位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培养了张尚武这么多年，他回来不久便提出退役，按照相关规定，他选择了自主择业，并领取了大约六万元的安置费用。对于费用，一般是得过什么成绩，就按照相应的标准给予费用。“我看到过白纸黑字的协议，上面还有公证。”

Ⅵ 林业法处罚条例全文

咨询记录 · 回答于2021-08-05

Ⅶ 行政诉讼法案例题。（请详细提供答案，满意的另外加分，万分感谢）

一， 这里限于评析本案中，公安机关的审批行为是否构成越权行为。这就关系到如何理解权限的行政法理。
任何行政职权都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因为任何民主政治中的权力都是受到限制和监督的。行政主体行使权力的条件和边界就是行政权限。
必须说明的是，由于行政法上的职权系指行政主体代表国家针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即针对行政相对人，所作的影响其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行为。因而行政权限也应当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该权力的权限。换句话说，行政权限是指行政主体之间法律所设定的权限，而不是指行政人之间内部分配的权限。
在本案中，针对是否颁发《治安许可证》，不论是林副局长做出决定，还是康副局长做出决定，这都属内部工作上的分工问题，不具有行政法上的意义，不构成行政法意义上的越权问题。从行政法意义上说，只有等公安机关对外做出决定以后，就意味着行政主体实施了某一行政职权；只要公安机关没有超越这一职权的权限，那就不存在越权问题。根据本案的情景，先前林副局长答应给张某颁发《治安许可证》，但没有正式发证。这说明，那时作为行政主体的公安机关尚未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只有等康某副局长正式对张某的有关颁发《治安许可证》的申请做出(否定性的)审批后，并以公安局的名义通知了张某本人，这时才意味着公安机关对外正式做出了具体行政行为。在这一案件中，公安机关只做出过一个行为，而不是两个行为；而且这个行为就是公安机关拒绝给张某颁发《治安许可证》的行为，而不是指张某所指控的“越权行为”。正因为前个行为是不存在的，那么张某对公安机关“越权”的指控也是不存在的。
二，这里限于评析本案中的民警李某是否属于行政执法人员的问题。
前面说过，行政执法人员系指依法代表行政主体并以行政主体的名义实施职务行为的个人；行政执法人员的行为效果对外而言，归属于其所属的行政主体而不是其个人。
在本案中，要解决老太太应当以李某个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赔偿之诉呢，还是以李某所属的公安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赔偿之诉，关键取决于民警李某在当时情景中的法律身份：如果当时的李某的法律身份属于自然人，那么应当以李某个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赔偿之诉；如果当时的李某的法律身份属于行政执法人员，那就当然应当以李某所属的公安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赔偿之诉了。
应当注意的是：在我们国家，公务员与行政执法人员之间不能划上等号。因为：行政执法人员一般由国家公务员承担，但行政执法人员并不只限于公务员，非国家公务成员受行政机关委托从事公务行为时也可成为行政执法人员；相反，国家公务员也不是必然地、无条件地、每时每刻地作为行政执法人员的身份出现。国家公务员从事不同行为，参与不同法律关系，便可以不同的法律身份出现：当他代表行政主体实施职务行为时，他的法律身份是行政执法人员；当他代表自己从事民事行为时，他的法律身份是自然人；当他在行政管理关系中处于被管理一方当事人时，他的法律身份又是行政相对人。
在本案中，我们同意第二种主张，但它的理由阐述得不够充分。因为，李某是否属于行政执法人员，不能作为一个抽象问题来讨论，只能置于具体的情景中作具体分析。我们不能问民警是否属于行政执法人员，只能问某个民警在某种情景中从事某种行为时是否属于行政执法人员。本案民警李某驾公务车外出执行公务，这是事实，但他到学校接送小孩显然不属公务。认定行为是否属于公务，不是看时间，也不是看使用的工具，而是看该行为的实际属性，即该行为的目的与功能。所以，李某违章撞人时，虽然用的是公务车，虽然时间仍在公务最终封闭之前(即尚未回到单位)，但接送小孩的实际目的及功能，决定了此时他在从事私务而不是公务。因此本案发生时李某的法律身份应当是自然人而不是行政执法人员，故老太太只能以李某个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赔偿之诉。
三，该案所涉其他问题鉴于本章的任务而不作讨论，这里限于评析：在本案中，乡政府做出的“倡议”行为是否属于行政指导?
本案66户农民是否有权对乡政府弃粮种花的“倡议’’行为提起诉讼，首要的关键是政府的“倡议”行为属于“行政指导”，还是“具体行政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88次会议通过，法释[2000]8号)第1条规定，“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范围。
所谓行政指导，系指国家行政机关在其所管辖事务的范围内，对于特定的行政相对人运用非强制性手段，获得相对人的同意或协助，指导行政相对人采取或不采取某种行为，以实现一定行政目的的行为。行政指导的最大特征是：它是一种规劝性、引导性行为，不具有强制性。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把它表述为“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这一表述，只是表明：行政指导是不具有强制力的；而不意味着：行政指导有两类，一类是不具有强制力的，另一类是具有强制力的。如果某种“行政指导”具有“强制力”，那只能说：这是一种名为“行政指导”，实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
行政指导行为一般通过“建议”、“倡议”、“指导”等形式表达出来，但最重要的是看它的实质内容。如果实质内容上该行为具有强制力，那不管其冠之什么名称，都按具体行政行为，而不是行政指导认定。
在本案中，乡政府的《倡议书》，从形式上看，不具有强制力，显然属于“行政指导”的范畴。但从实际操作来看，乡政府强制在一个村试点，显然不具有“指导性”，而具有“强制性”，所以，这是一种名为“行政指导”实为强制性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对66户农民的起诉理应受理。
四，，A、在听证的前一天通知申请人不对，应当是在7日以前；B、违反了听证公开的要求，应当允许群众旁听；C、听证主持人不应当是许可申请的审查人员，应当是审查人员以外的人员为听证主持人；D、张科长口头总结不对，听证应当制作笔录；E、行政机关根据张科长的口头汇报作出许可决定不对，而应当是根据听证笔录作出听证许可决定。
五，1，合议庭人员应为单数，2，工商局副局长应回避，3，县委不应干预司法审判，抗诉应由上级检察院提出

Ⅷ 关于“维护公平”“坚持正义”“承担责任”的正反两面事例

检举提供关于“公平与正义的资料 关于社会公平正义的事例三个 个税改革是社会公平的实现而非仇富 个税改革听证会的举行，既是政治民主化的体现，也是社会政治文明的进步，有利于倾听社会各个阶层的声音，吸纳民众的意见，优化公共政策。毕竟中国的个税征收机制起征点太低，即有“劫贫济富”之嫌，客观上也有悖社会公平，使社会两级分化继续扩大。而听证会的举行，调高起征点，一定程度上是“按比例贡献”原则的体现，促使社会税赋朝向社会最不利者有利的方向发展，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 但是，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却提出：“个税改革勿带仇富心理（中国青年报，9月27日）”，说不支持富人赚那么多钱就应该交出来。并说，“把富人的钱征了以后来补贴给穷人，从理论上来讲，可以平衡财富。但是，如此，谁还愿意去赚钱呢？” 这话作为一个著名经济学家讲出来，自然有他思考的角度，也有他自己的道理。但是同样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个税改革是否就是仇富或者劫富济贫？第二，个税改革是否会导致富人再不愿赚钱，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无效率？窃以为，林教授的看法是荒唐的，至少，从当前社会的现状来讲，提出这样的看法，根本就是没必要。 首先，当前个税改革或调整，是以税赋政策不公平的前提下进行的。我国的个税制度自80年代初实施以来，800的起征点已经维持了20多年不变，税赋的主要群体是工薪阶层，而即使贫苦大众，由于起征点低，也不得不缴纳一定数量的税。这样的制度，并没有体现出多少个税调节的杠杆作用，也没有体现出多少“比例平等”或者“按比例贡献”的原则，反而是“劫贫济富”，是对社会公平的一种践踏，阻碍着社会、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贫富差距、基尼系数的不断扩大，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恶性影响，直接威胁着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目前的个税改革，只是对以为不公平政策的调整，是坚持公平原则下的适当的微调，而并非对富人所赚的钱的大量剥夺，这又如何谈的上是仇富呢？ 其次，对富人适当的征税难道就一定导致他们不想去赚钱？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无效率？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关注投入产出比，强调效率无可非议。但是，就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而言，公平较之效率更关键。没有公平根本就谈不上效率，因为不公平必然导致矛盾丛生、暴力冲突甚至革命，也必然损害效率，导致无效率、正负效率相抵，甚至带来“负效应”的增长。所以，要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整合社会资源，形成合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始终把公平的价值理念放在首位。因为“公平是效率的根本保证”，公平正义既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最佳状态”。社会公平的实现，不仅不会损害效率，相反，能够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合力，实现更大的效率和效益。这样的社会，不仅富人会一如既往的靠自己的聪明才智继续打拼，实现个人创业的价值理想。底层的民众，也会看到希望，也会积极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个人致富的愿望。否则，既无利益表达途径，也无利益表达的话语权，只能遭受不公平的剥夺，连生存也维护不了，那这个社会对他们而言又有何意义？以过激的手段维护自己的生存权也就成了可能，这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只有把公正作为社会公共政策的伦理目标和首要价值，创造正义的制度环境基础，达到全社会最大程度的正义，社会的发展才能最有效率和效益，才能和谐。任何破坏正义、没有公正的制度势必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对抗甚至暴力革命，也势必是无效率的，更勿论效益与绩效。而个税改革，无疑是回应了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是顺应当前时代潮流的，不存在什么仇富、降低社会经济发展效率之说。 ＃＃＃还有宝马撞人案，强化政法机关职能作用 参考资料： http://www.qglt.com/bbs/ReadFile?whichfile=1116403&typeid=17 公平与正义——中西方法制思想(强烈推荐) http://honglide.cn/article_view.asp?id=237 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依法治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安定有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无疑在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依法治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脊梁 依法治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无法制则无和谐社会。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因素，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需要采取多种措施进行调整解决。在众多的社会调整措施中，法律调整最为重要。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具有“硬性”的社会功能和规范功能。要维护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就必须依靠法制作保障。 依法治国是促进和谐社会构建的法宝。实践证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越高，对法治的要求程度就越高。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法治，也就没有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依法治国能够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而和谐社会的构建又能为依法治国注入新的内容。 构建和谐社会是新时期我国法治建设的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法律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完善法律，确保构建和谐社会有法可依，现代社会维持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工具就是法律制度，没有对法律制度的充分尊重，就没有和谐的社会。要增强全体公民守法的自觉性。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弘扬法治精神，践行法律规范，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自觉守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与检察机关的关系 检察制度是根据我国宪法而设置的一项重要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制。检察制度的本质属性是法律监督，有国家性、专门性、广泛性、强制性等特征。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根深蒂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现象严重存在，尤其在我国改革开放期间，腐败已构成对执政党的政治挑战。而检察制度的根本意义，在于保障人民民主专政任务的实现，维护法制的统一实施和国家统一，惩治腐败和防止国家工作人员权力滥用，调节各种社会关系，平衡各种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检察工作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法律环节。各级人民检察院通过依法行使的侦查权来惩治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通过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活动开展侦查活动监督、刑事审判监督、刑罚执行监督、民事行政审判监督、行政执法监督以及内部执法活动监督，从而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正确实施，促进依法治国方针的贯彻落实。 执法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负有重大使命。维护公平正义，保持社会稳定，恰恰是检察机关神圣的职责。执法机关通过正确履行检察职能，确保国家法律正确统一实施，维护公平与正义，保持社会稳定。一方面通过打击犯罪来修补已经遭破坏的社会关系，使其恢复平衡，一方面通过各种预防和保护措施来维护平衡的各种社会关系，促使其和谐。 三、执法机关在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中必须全面履行职能 必须树立全新执法理念，服务工作大局，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检察机关应及时调整执法理念，始终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坚持“立检为公，执法为民”正确执法观的同时，更加自觉地把自身所从事的检察工作放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局中再认识，再定位，再把握，保障和促进经济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必须规范执法行为，依法行使检察权，确保司法公正。当前，我们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力度、质量、水平与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工作机制还不够科学，执行得还不够规范，导致对诉讼活动中的一些执法不严、司法不公问题，不愿监督、不会监督、不敢监督。检察机关要更好地肩负起法律监督职责，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建立公正高效的运行机制，规范自身的执法行为。以规范执法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监督能力。 必须积极发挥职能，创造一流业绩，树立检察机关形象。一是充分发挥“打击”功能，切实维护社会稳定。要围绕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全面履行检察职能，始终突出打击重点，严厉打击社会危害性大、群众反映强烈、影响人们安全感、扰乱和破坏经济发展的各类刑事犯罪活动，消除不和谐因素，保障和促进经济发展，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二是不断强化“监督”职能，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检察机关要不断强化监督职能，充分发挥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作用，公平合理高效地运用法律规则，满足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三是积极开展综合治理，不断净化社会风气。检察机关要按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部署，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极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要认真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特别是要紧密结合本地实际，大力开展特色预防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