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被告侵权，货值金额怎么算，未销售的按进价还是销价算。法律依据是什么。咨询了一个法院
一、老的办法：两高2001年《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规定：“销售金额”，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出售伪劣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货值金额以违法生产、销售的伪劣产品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按照国家计委、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1997年4月22日联合发布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的规定，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确定。
也就是说，货值金额的计算方法依次是伪劣产品的标价——同类合格产品市场中间价——评估价。
二、新的办法：两高《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7号）改变了2001年规定的货值金额的计算方法，提出：
查获的未销售的伪劣卷烟、雪茄烟，能够查清销售价格的，按照实际销售价格计算。无法查清实际销售价格，有品牌的，按照该品牌卷烟、雪茄烟的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零售价格计算；无品牌的，按照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上年度卷烟平均零售价格计算”。
也就是说，货值金额的计算方法依次是伪劣产品的实际销售价格——正品市场中间价——同类产品市场中间价。
三、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9号）规定：
未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标价或者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侵权产品没有标价或者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格的，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
四、上海高院、市检、公安、司法局制发的《关于尚未销售的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货值金额计算方法的意见》（沪检发[2007]18号）规定：
“尚未销售的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货值金额，按照标价或者已经查清的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标价与实际销售平均价格不一致的，按照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行为人不能提出具体查证实际销售价格线索的，或者行为人提出具体查证实际销售价格线索，但司法机关查证后不予认定的，按照被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
也就是说，货值金额的计算方法依次是伪劣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标价——正品市场中间价。
『贰』 商标侵权赔偿数额多少的计算方式
一、赔偿的计算方式有三种
《商标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在被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前款所称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根据这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商标侵权赔偿有三种计算方式：1、侵权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2、被侵权人因为侵权而受到的损失；3、法定赔偿。
二、第一种计算方式（侵权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的适用
对于侵权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如果严格按照财务制度进行计算那是非常复杂的，一是在实务中几乎不可能取得侵权人的完整、真实的财务记录，二是侵权人很可能并没有实际的获利，比如侵权刚开始就被发现，所有的货物还没有销售出去或者销售量非常的小，还不够前期的包装等费用。高院的解释将这个问题进一步简单处理了。解释第十四条：“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可以根据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商品单位利润乘积计算；该商品单位利润无法查明的，按照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计算。”在中粮集团诉北京嘉裕东方葡萄酒有限公司等公司商标侵权案件中，法院判决被告1552.7479万元人民币。该案件因为标的额为一个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于赔偿的计算据本人了解适用的就是第一种计算方式，而且比较明确就适用了解释第十四条。中粮集团起诉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的好，迅速查封了被告的货物，并取得了部分财务资料。法院根据财务资料计算出被告侵权产品的销售量，并大致计算出每瓶酒的利润为9元，最后得出了1552.7479万元人民币的数字，以此为赔偿数额。
三、第二种计算方式（被侵权人因为侵权而受到的损失）的适用
这种方式很是没谱，被侵权人因为侵权而受到的损失如何计算？解释第十五条：“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可以根据权利人因侵权所造成商品销售减少量或者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乘积计算。”这种方式在实务中实际是难以适用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销量下降了就是因为侵权造成的。销量下降有无数种原因，每种产品都有其生命周期，在产品生命末期必然是要下降的。如果产品处于生命旺盛期，销量很可能并没有下降，那么这又如何去计算呢？单位利润的下降同样有千万种原因，有时厂家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自行下调价格，那么单位利润必然要下降，这与侵权人是没有关系的。
在实务中目前很少看到按这种方式计算赔偿的。
四、第三种计算方式（法定赔偿）的适用
解释第十六条：“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
法定赔偿是有前提条件的，只有在前两种方式都无法计算时才适用。法定赔偿由法官在0到50万元自由裁量，在50万元以下法官说了算，0到50万元这个幅度太大，但是请放心，法官也不是可以随意说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侵权行为的性质、期间、后果，商标的声誉，商标使用许可费的数额，商标使用许可的种类、时间、范围及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等因素综合确定。”法官要根据规定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其中商标使用许可是比较好适用的，在实务中也有的法院按照许可费直接计算侵权赔偿，按许可费来计算赔偿，赔偿数额很可能会大于50万元。
『叁』 如何计算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货值金额
一、赔偿的计算方式有三种
《商标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在被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前款所称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根据这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商标侵权赔偿有三种计算方式：1、侵权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2、被侵权人因为侵权而受到的损失；3、法定赔偿。
法律规定了三种赔偿计算方式，在实务中如何适用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第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据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时，可以根据权利人选择的计算方法计算赔偿数额。”这就是说被侵权人可以自行选择是适用第一种计算方式还是第二种计算方式，如果这两种方式都无法计算，那么由法院直接适用第三种方式。
二、第一种计算方式（侵权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的适用
对于侵权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如果严格按照财务制度进行计算那是非常复杂的，一是在实务中几乎不可能取得侵权人的完整、真实的财务记录，二是侵权人很可能并没有实际的获利，比如侵权刚开始就被发现，所有的货物还没有销售出去或者销售量非常的小，还不够前期的包装等费用。高院的解释将这个问题进一步简单处理了。解释第十四条：“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可以根据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商品单位利润乘积计算；该商品单位利润无法查明的，按照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计算。”在中粮集团诉北京嘉裕东方葡萄酒有限公司等公司商标侵权案件中，法院判决被告1552.7479万元人民币。该案件因为标的额为一个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于赔偿的计算据本人了解适用的就是第一种计算方式，而且比较明确就适用了解释第十四条。中粮集团起诉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的好，迅速查封了被告的货物，并取得了部分财务资料。法院根据财务资料计算出被告侵权产品的销售量，并大致计算出每瓶酒的利润为9元，最后得出了1552.7479万元人民币的数字，以此为赔偿数额。
这种方式在实务中适用比较多，从调查取证的角度来看也相对容易一些，所以为首选方式。
三、第二种计算方式（被侵权人因为侵权而受到的损失）的适用
这种方式很是没谱，被侵权人因为侵权而受到的损失如何计算？解释第十五条：“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可以根据权利人因侵权所造成商品销售减少量或者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乘积计算。”这种方式在实务中实际是难以适用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销量下降了就是因为侵权造成的。销量下降有无数种原因，每种产品都有其生命周期，在产品生命末期必然是要下降的。如果产品处于生命旺盛期，销量很可能并没有下降，那么这又如何去计算呢？单位利润的下降同样有千万种原因，有时厂家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自行下调价格，那么单位利润必然要下降，这与侵权人是没有关系的。
在实务中目前很少看到按这种方式计算赔偿的。
四、第三种计算方式（法定赔偿）的适用
解释第十六条：“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
法定赔偿是有前提条件的，只有在前两种方式都无法计算时才适用。法定赔偿由法官在0到50万元自由裁量，在50万元以下法官说了算，0到50万元这个幅度太大，但是请放心，法官也不是可以随意说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侵权行为的性质、期间、后果，商标的声誉，商标使用许可费的数额，商标使用许可的种类、时间、范围及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等因素综合确定。”法官要根据规定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其中商标使用许可是比较好适用的，在实务中也有的法院按照许可费直接计算侵权赔偿，按许可费来计算赔偿，赔偿数额很可能会大于50万元。
『肆』 商标侵权非法经营额如何计算
非法经营额是行政执法特别是商标专用权保护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首先，它是实施行政处罚的重要基础，行政处罚的罚款额度是在非法经营额的基础上作出的;其次，它是确定罪与非罪即追究侵权人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的重要依据，也是判定侵权情节是否严重或特别严重的具体标准;再次，它也是追究侵权人的民事责任特别是确定赔偿额的必要条件。关于非法经营额的概念，法律法规或研究著作中鲜有明确的定义，对其理解和掌握不管是在理论还是实务中出入都比较大，特别是在司法和行政执法实践中，由于此概念的不明确甚至歧义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混乱，影响了执法公正，降低了执法效果。笔者认为，非法经营额应指商标侵权人生产、销售或提供侵权便利如仓储、运输、邮寄、隐匿的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真品或正品的价值。 一、非法经营额与销售金额、非法所得等概念的区别。 (1)一般来说，销售金额与销售收入、案值同义，其中案值这一概念既不是专业的法律用语，也不是行政执法的规范用语，只是一种历史形成的习惯用语，行政或司法文书中不应当出现这样的概念。非法经营额与销售金额相比，首先是概念不同，销售金额指侵权人销售侵权商品所获得的经济数额，包括成本和纯利润;而非法经营额的定义如上所述。其次是范围不同，销售金额指侵权人销售侵权商品所获得的全部金额;而非法经营额除销售环节外，商标侵权人生产或提供侵权便利如仓储、运输、邮寄、隐匿的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价值均包含在内。 (2)非法所得也叫违法所得，与非法收入、非法获利同义。非法经营额与违法所得相比，首先是概念不同，非法所得是指侵权人生产或经销侵权商品所获得的纯利润;其次是计算方法不同，生产成本与销售价或销售价与进价之差即为非法所得。另外，关于非法经营额与销售金额、非法所得在侵权构成方面的区别，非法经营额是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销售金额、非法所得却非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换言之，只要侵权人构成商标侵权行为就一定有非法经营额，但未必有销售金额或非法所得。 二、计算标准和方法应统一 由于对非法经营额的概念理解的不一致导致其出现三种计算标准，即分别有以真品价、侵权物品销售价、假货成本价计算三种标准，比较一下这三种计算标准各自的特点： 首先，立足点不同，以假货成本价计算的标准，仅仅考虑到权利人的已失利益;以侵权物品销售价计算的标准考虑到了权利人的已失利益也考虑到了侵权人的既得利益;而以真品价计算的标准不仅考虑到对权利人造成的有形损失而且考虑到无形损失，其中有形损失既包括权利人的已失利益还包括权利人的应得利益，无形损失则指权利人的注册商标价值贬损和信誉度的降低。其次，从数额高低来看，以真品价计算出的非法经营额肯定高于以侵权物品销售价计算出的非法经营额，同样，以侵权物品销售价计算出的非法经营额肯定高于以假货成本价计算出的非法经营额。则按照三种不同标准计算出的非法经营额所得出的处罚结果或刑事责任后果也会大相径庭。 那么在当前商标权保护中应当采取哪种标准呢?毫无疑问，以假货成本价计算的标准肯定不可取;以侵权物品销售价计算的标准是一种折中的选择，所以它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最新的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司法解释同样采取了这一标准)，但它也是一种比较符合实际但是却难以根除侵权痼疾的策略，所以它常常为权利人所力主摈弃。采取这种计算标准的负面影响至少有两点：一是这种计算方法客观上使侵权人降低生产和销售成本，从而既损害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和消费安全也严重损害权利人的商标声誉;二是即使侵权人不降低生产和销售成本，而是从营销策略如超低价销售、销售渠道如占据中低消费群体从而千方百计排挤权利人的市场，同样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这同样损害权利人的利益，也蒙蔽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而以真品价计算的标准的优点至少有三个：一是有利于震慑侵权人的违法行为，加大惩治侵权的力度;二是通过打击违法犯罪，有利于保障全社会的消费安全;三是计算方法简单、明确，执法风险小，执法效率高。笔者认为，为了走出知识产权保护的怪圈，在更大程度上净化经济环境，以立法的方式采用此计算标准已经是当务之急。 《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非法经营额无法计算的，罚款数额为10万元以下。那么此处的“非法经营额无法计算”应如何理解呢? 在一些商标侵权案件中，一些侵权人通常采取不开据进货、售货单据，不留进货、售货记录，库房存货与销售现场分离，在销售现场仅摆放几份侵权商品样品等手段，隐瞒侵权真实情况，给行政执法设置障碍，试图规避法律、逃避打击。因此，简单来说，“非法经营额无法计算”适用于侵权人不提供或未如实、有效提供可据以查证其非法经营额的信息包括单据、记录、供货人等，商标行政执法机关又无法查明其非法经营额的情况由于“非法经营额无法计算”的概念太抽象，在实际执法中较难以掌握，因此，在理解和适用这一概念时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对于涉嫌侵权人不提供或未如实、有效提供可据以查证其非法经营额的信息不能一概而论判定其属于非法经营额无法计算的情形，应结合其他情况予以综合考虑，如涉嫌侵权人是不是有过侵权或屡次侵权的记录，或者从产品的上位供货商、下位销售商或代理商证明其有没有生产、销售侵权商品的事实;二是《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五个二条赋予了行政执法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在案件查处过程中，仍然应周密调查、严格取证，尽量查实涉嫌侵权人的非法经营额的信息，不要轻易判定其非法经营额无法计算;三是在案件查处过程中，只要行政处罚决定还没有作出，非法经营额的信息什么时候发现什么时候采用。 屡次侵权是指同一商标侵权人被行政执法机关给予一次处罚后又继续进行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关于屡次侵权与刑事责任追究问题，首先，我们看到，有关知识产权的司法解释曾规定，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只有非法经营额达到一定数量才能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但司法解释同时还规定，非法经营额虽未达到该标准，但侵权人受到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理或刑事处罚又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仍然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在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初步结论，即在考虑侵权人的犯罪情节时，一般来说达到一定数额的非法经营额是侵权人情节严重的标准之一，但如果行为人具有两次以上假冒他人注册商标行为，而且累计数额较大，仍然视为情节严重，在这里每次侵权的非法经营额的数量和多少对于确定侵权人的刑事责任仍然具有实质意义。其次，关于屡次侵权中的非法经营额能否累计计算问题。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对屡次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人，只要未经处理的，其非法经营额均应累计计算。 五、构成知识产权犯罪的非法经营额的标准不应区分个人和单位 关于商标执法的一些法律法规中针对单位和个人的假冒商标犯罪构成曾规定了不同的非法经营额标准，如单位非法经营数额须在50万元以上，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这种规定有明显的不合理之处，在实际执法活动中也难以操作。首先，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主体日趋多元化和单体化，“单位”的概念已经日益弱化和淡化。其次，区分单位和个人的标准，给侵权行为人以可乘之机，因其可以假单位的之名行个人实施侵权行为主实从而逃避法律制裁。我们欣喜地看到，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最新司法解释，已经明确取消了单位和个人的区别。
『伍』 假冒注册商标商品货值金额的认定标准如何确定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未遂)的定罪量刑标准，具体考量的依据就是“货值金额”的大小，但没有规定“货值金额”的计算方法。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一》)规定按照标价、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估价机构确定等递进式方法计算。而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二》)又规定首先按照标价或者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没有标价或者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格的，再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两种计算方式存在较大差异:《解释一》标价与市场中间价格是递进关系，而《解释二》标价与实际销售平均价格是选择关系;《解释一》市场中间价格是同类合格产品的价格，而《解释二》是被侵权产品的价格;穷尽各种办法仍然无法查清时，《解释一》规定可以委托估价机构确定，《解释二》则直接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计算。 在司法实践中，“货值金额”的计算方法也不尽一致，一般是四种计算方法:一是有标价的，直接按标价计算;二是没有标价的，如果能查明行为人销售产品的实际销售价格，则按实际销售价格计算;三是既没有标价，又无法查明行为人的实际销售价格的，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确定，鉴定根据则按照同类假冒商品或正品的市场中间价计算;四是在市场上购买同类侵权产品所获得的相关价格凭证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相关价格凭证(如从其他案件中发现的与本案相同的侵权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等材料)。 严格分析《解释一》和《解释二》的计算方法，实际上对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未遂)中“货值金额”的计算均不能完全适用。《解释一》适用的对象是未销售的伪劣产品，不仅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与销售伪劣产品罪侵犯的客体不同，而且在罪名设置和犯罪性质上存在较大差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一个罪名，典型的数额犯;而假冒注册商标与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是两个罪名，分别属于情节犯和数额犯。《解释二》规定的是“非法经营数额”，适用的对象是假冒注册商标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假冒专利罪等情节犯，而对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等数额犯，由于法条规定的是“违法所得数额”和“销售金额”，似也没有适用的余地。当然，如果不严格区分“非法经营数额”和“销售金额”，认为前者在内涵和外延上包含后者，则可以适用。司法实践中计算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未销售部分的“货值金额”，应结合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特点和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需要，参照两个解释特别是《解释二》的精神适用。 首先，应当努力查明实际销售价格。刑法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确定为按照实际销售价格计算的“销售金额”，就在于“销售金额”能从量上直观反映行为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规模、行为持续时间、危害范围以及行为人的非难可能性。实践中行为人一般是先定价后销售，故尚未销售部分同样存在销售价格，司法机关可综合销售单、进货单、送货单、记账单、销售价格表等书证，嫌疑人的供述，购买商的证言，结合其购买原材料的价格、生产成本以及市场上同类假冒商品的价格查明。 其次，按标价计算是次要选择。标价计算固然具有直观便利、省去公诉部门证明负担等优点，但标价本身的不确定性会带来处理结果的巨大差异:有时行为人为了树立产品形象或者采用营销策略，故意贴高标价，如果按标价计算显然对行为人不利，也不公平;有时行为人为逃避处罚或者避税，故意标价很低，而其实际销售价格远远高于标价，这时如果按标价计算则又可能会轻纵行为人。因此，只有当实际销售价格难以查明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 最后，对没有标价和难以查清实际销售价格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司法机关当然可以委托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依据假冒商品实物状况并结合市场调查同类物品中间价格情况作出估价鉴定。至于市场中间价格的计价依据，应采纳假冒商品的市场中间价，还是被假冒正品的市场中间价，则应取决于实际销售价格与正品价格的差距大小。通常情况下，行为人以假乱真，销售伪而不劣的商品，销售定价会与正品的价格相当，消费者会误认为是正品而购买，这不仅会给权利人的正常市场份额带来损失，也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所以无论是从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还是消费者的利益出发，应当以正品的价格计算。但对于知假买假型销售行为，行为人的销售定价远低于正品的价格，消费者一般也明知是假名牌，不可能支付正品的价格，这时如果仍然以正品的价格计算就会带来量刑的不均衡:行为人已经销售的既遂部分按照较低的实际销售价格计算，没有销售的未遂部分反而按照更高的正品价格计算，很可能使得对有实际销售行为的量刑反而低于对无实际销售行为的量刑，而前者的社会危害性显然大于后者。因此应按照假冒商品的市场中间价计算。
『陆』 商标遭遇侵权时，索赔数额怎么确定
《商标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在被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前款所称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根据这条的规定，大家可以看出商标侵权赔偿有三种计算方式：1、侵权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2、被侵权人因为侵权而受到的损失；3、法定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 人民法院依据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时，可以根据权利人选择的计算方法计算赔偿数额。”这就是说被侵权人可以自行选择是适用第一种计算方式还是第二种计算方式，如果这两种方式都无法计算，那么由法院直接适用第三种方式。
下面我们就对三种计算方法在实务中的操作简单阐述比较下：
一、侵权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的适用
对于侵权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按照常规的做法，一般情况下，应该是对侵权人的财务状况进行审查核算就能得出的。但是在实务中，不管是被侵权人所委托的律师，还是拥有国家权力的司法机关，都几乎不可能取得侵权人的完整、真实的财务记录信息；另外此方法也有一定的硬伤，试想一下侵权人很可能并没有实际的获利，例如侵权刚开始就被发现，所有的货物还没有销售出去或者销售量非常的小，还不够前期的包装等费用。这种情况下的获利就是十分少的或者根本没有的。那么怎么能依据侵权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起诉呢，很可能被侵权人所得到的数额都不值得去起诉，因为和起诉的成本相比，可能最后得到的结果是南辕北辙的。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将这个问题进一步简单处理了。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可以根据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商品单位利润乘积计算；该商品单位利润无法查明的，按照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计算。” 这样一来就为被侵权人的计算带来了一定的便利。也更多的能为被侵权人所接受，所以这种计算方法在实务中适用比较多，从调查取证的角度来看也相对容易一些。在上述计算赔偿数额时，要确定侵权人的侵权期间，否则，无法计算赔偿数额，侵权人开始到侵权结束的这段时间。侵权时间分为三种情况：1、侵权开始日至侵权人停止侵权日；2、侵权开始日至侵权被制止日；3、连续侵权的，自起诉日向前推两年。对于第三点连续侵权的，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自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超过二年起诉的，如果侵权行为在起诉时仍在持续，在该注册商标专用权有效期限内，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应当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计算。”明确了侵权期间，才能计算得出具体的量和数额。
二、被侵权人因为侵权而受到的损失的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十五条：“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可以根据权利人因侵权所造成商品销售减少量或者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乘积计算。”这种方法在实务中是难以适用的。因为任何一种商品都是有生命周期的。被侵权商品的销量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简单的认为是因为侵权造成的。商品销量下降有很多种因素，比如A公司有一种软件，市场初期，A公司商品投入早，需求量大，销量不错，市场中期，多家公司都有类似的产品投放市场，客户选择多了，有可能其他公司的比A公司的产品更好，这时A公司的产品销量就会下降，这一时期又恰好A公司的产品商标被侵权，这就不能简单的认为是因为侵权造成销量下降的。再比如A公司有一种软件，市场初期，A公司商品投入早，需求量大，销量不错，市场中期，多家公司都有类似的产品投放市场，客户选择多了，但是A公司的产品已经具有知名度和口碑，销量不降反升，而且比以前更好，而这一时期A公司的产品商标也被侵权，那么此种情况A公司的损失在哪里？又该如何去计算被侵权人因为侵权而受到的损失呢？所以在市场经济杠杆调节下被侵权人的产品销量的升降，在一定程度上与侵权人是没有必然关系的。也因此在实务中目前很少看到按这种方式计算赔偿数额。
三、法定赔偿的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
『柒』 侵犯知识产权案件怎么看数额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4年12月8日颁布(自2004年12月22日起施行)《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其中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认定的数额标准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笔者在此结合该《解释》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数额问题加以研究。
一、数额在认定和处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的作用
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犯罪数额作为大多数犯罪的构成要件，是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本质的最明显、最普遍的表现和定型化。它与其他构成要件一起，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与量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即使在那些犯罪数额没有规定为构成要件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犯罪数额也属于定罪或量刑时需考虑的主要情节，并对定罪量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就我国现行刑法分析，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条文规定一般均直接或间接地将犯罪数额作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定罪量刑的依据，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数额是区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与民事侵权行为的重要根据
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许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构成都是以一定量的数额作为起点的，即只有当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达到一定量时，才能构成犯罪，否则就不能认定为犯罪，而只能作为民事侵权行为处理。
首先，刑法明文规定一定量的数额是构成某些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必备条件。例如，《刑法》第214条(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以及第218条(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等条文中，均明确规定“销售金额数额较大”、“违法所得数额较大”、“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构成要件。也即行为人的行为只有在侵犯知识产权的相关数额达到“较大”或“巨大”的情况下，才构成犯罪并适用刑法有关条文中所规定的刑种和刑度。
其次，一定量的数额是衡量某些以“情节严重”、“造成重大损失”等为构成要件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主要根据。我们看到，我国刑法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中，有些条文虽未明文规定一定量的数额是构成犯罪的必备条件，但却明文规定“情节严重”或“造成重大损失”等内容为某些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构成要件。例如，《刑法》第213条(假冒注册商标罪)、第215条(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第216条(假冒专利罪)以及第219条(侵犯商业秘密罪)等条文中，均明确规定“情节严重”或“造成重大损失”等内容，并把这些因素作为这些罪的构成要件。由于这些犯罪一般均涉及到数额，因而，认定相关行为的“情节”、“损失”之程度，从立法精神到司法实践都应该(或实际上)是以一定量的犯罪数额作为起点的。也正是由于这一点，笔者认为，犯罪的数额同样也对这些没有明文规定“数额”要求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与民事侵权行为的界定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二)数额是衡量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罪重和罪轻的主要标志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的大小，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是成正比的。一般而言，数额大的，危害严重；数额小的，危害较轻。我国刑法不仅把一定量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根据，而且还把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的大小作为划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罪重和罪轻的一个主要标志，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的数额对确定适用刑罚档次具有重要作用。在我国刑法中(除对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只规定“数额巨大”一个档次外)一般把一些明确规定数额要求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之数额分成二个档次，即销售或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并相应规定应当适用不同的刑罚档次。对一些没有明确规定数额要求而只规定情节或后果要求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我国刑法中(除对假冒专利罪只规定“情节严重”一个档次外)一般也分成二个档次，即“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造成重大损失”和“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并相应规定应当适用不同的刑罚档次。同时，相关的司法解释对于何为“情节严重”，何为“情节特别严重”，以及何为“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主要从数额上作出不同的规定，以利于司法实践在认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可以正确地适用不同的刑罚档次。
其次，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的数额对选择具体刑罚具有重要作用。众所周知，我国刑法中的法定刑规定主要是采用相对确定刑的标准，也即刑法对各种具体犯罪行为所规定的相应刑罚标准并非绝对确定，而是有着一定幅度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宽幅性的数额档次与宽幅性的刑罚标准是相对应的。换言之，随着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在一定档次范围内的变化，刑罚的轻重也就相应地在一定刑罚标准的幅度内浮动。如果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刚刚到达某个数额档次的起点，处刑就在与之相适应的刑罚标准幅度内从轻，反之，如果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已经接近某个数额档次的终点，处刑则应在与之相适应的刑罚标准幅度内从重。如果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突破了该数额档次的极限，刑罚就随之升格。据调查，目前司法实践中，有些司法机关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数额档次和刑罚档次内，给每个单位数额(例如千元或万元)规定确定刑罚的标准。笔者认为，尽管这些做法有可以探讨之处，但在结合考虑其他情节的前提下，对定量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确定相应定量的刑种和刑度，无疑对量刑科学化和规范化具有推进作用。
当然，尽管数额在认定和处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数额是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定罪量刑中的绝对或唯一标准呢？对此，理论上有完全不同的观点。有人主张“唯数额论”，认为对于刑法规定数额为构成要件的犯罪，犯罪数额能够直接反映和决定其社会危害程度，是决定罪与非罪的一个绝对标准。而反对者则认为，犯罪数额虽然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其社会危害性和是否构成犯罪的唯一的因素和绝对的标准。①有学者指出，“刑法将某些定量因素要件化或者将某些要件定量化，并不表明具备这些要件的行为就一定达到了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其是否构成犯罪，仍然要受到犯罪构成‘情节要求’的限制。如数额犯中，犯罪数额虽已达到定罪的数额标准，但综合其他情节，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也不能认定为犯罪。”②因此，从立法的科学性上考虑，在刑法分则条文中单独规定数额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是不妥的。③对于上述两种观点，笔者赞成后一种观点。在涉及到数额的犯罪中，无论刑法是否将犯罪数额规定为构成要件，其始终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犯罪是复杂多变的，而影响犯罪社会危害性程度的主客观因素也必然是多种多样的。即使在犯罪数额是构成要件的犯罪中，犯罪数额也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从而成为定罪的唯一和绝对的标准。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仍然要考虑其他多种情节因素。同样，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犯罪数额只是众多犯罪情节中的一个重要情节，而绝不是全部。我们不能不重视犯罪数额在认定和处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的重要作用，因为，毕竟在其他情节相同的情况下，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涉及的犯罪数额越大，社会危害性也越大，反之亦然。但是我们也不能“唯数额论”，而片面地认为认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只看数额，而不必看其他犯罪情节，这是因为在有些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仅体现在犯罪的数额上，而且还体现在其他情节之中。
当然，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不“唯数额论”这一点已经在我国刑法规定和司法实践中有所体现。例如，刑法在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中，并没有完全将犯罪数额作为所有犯罪的构成要件，有些犯罪的构成要件中只规定“情节严重”、“造成重大损失”等内容，尽管这些情节主要是由数额决定的，但是，实际上仍存在着除数额以外的其他内容。又例如，“两高”的上述《解释》在规定了相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构成中的数额的同时，还专门把“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等作为认定和处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标准，从而体现了数额在认定有些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时并非唯一标准的精神。
需要指出的是，比较2001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中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的规定，我们不难发现，“两高”的《解释》对此作了一定的调整，其中大多数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的标准均作了降低规定，例如，原来规定个人假冒他人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即可追诉；而新的解释则规定，个人假冒他人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此可见，对于大多数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数额认定，新标准只有原标准的二分之一，“两高”的《解释》明显扩大了认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范围，从而加大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力度。
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的分类
由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的数额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概念，我们可依照刑法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数额进行以下分类：
1·以非法经营数额作为数额标准。现行刑法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并没有非法经营数额这一提法，所谓非法经营数额均是由相关的司法解释所使用的术语。例如，“两高”的《解释》中明确将非法经营数额作为假冒注册商标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假冒专利罪、侵犯著作权罪等犯罪的认定标准之一。之所以将非法经营数额作为认定某些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标准，主要是因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集中表现为侵权的量，而侵权的量又集中表现在相关非法经营数额上。
理论上一般认为，所谓非法经营数额，是指行为人在实施相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所涉及的侵权产品的总数额。根据“两高”《解释》规定，非法经营数额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过程中，制造、储存、运输、销售侵权产品的价值。对于这里所指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是否包括为造假、卖假而投入的成本？理论和实践中意见还不很统一。有人认为，一些侵权者为造假、卖假而投入的机器设备、支付的房租和造假人员的工资等，也应当计入非法经营数额。④有人则认为，对于这些投入一般不宜认定为非法经营数额，因为这些数额在实践中难以计算，在没有查到侵权产品的情况下，也很难认定这些投入就是为了造假或卖假所用。但是，如果确有证据证明这些投入专门是为了造假或卖假所用的，可以作为非法经营数额的一个情节认定。⑤
笔者认为，为造假、卖假而投入的机器设备、支付的房租和造假人员的工资等投入不应该计算在非法经营数额之中，理由是：首先，非法经营数额实际上集中体现在侵权产品的价值之中，而按照“两高”《解释》规定，已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实际销售的价格计算。制造、储存、运输和未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标价或者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侵权产品没有标价或者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格的，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由于在经营过程中相关的投入实际上已经体现在侵权产品的价值之中，如果再将这些投入计入非法经营数额，就可能出现重复计算的问题。其次，要正确计算这些投入也确非易事，特别是这种计算对证据的要求太高，在很多情况下较难证明相关的投入就是专门用于造假、卖假的。再次，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过程中的很多投入并非作为一次性侵权产品的成本，例如，设备可以用很长时间，如果要作计算，实际上还存在折旧的问题，更何况有些东西还无法折旧。因此，如果要将这些投入计算在非法经营数额中太复杂，必然会给司法实践的认定带来困难。
在计算非法经营数额时，是否应该考虑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价格？理论和实践中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侵权产品销售了多少，实际上对权利人造成的市场损失就是多少，因而应当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价格计算非法经营数额。⑥这一观点显然没有被“两高”的《解释》所采纳，按照“两高”《解释》规定，非法经营数额一般均应该按照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价格”或“标价”或“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只有在侵权产品没有标价或者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格的，才能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笔者认为，“两高”《解释》中所采用的计算非法经营数额的标准是比较科学和正确的。因为，以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价格作为计算非法经营数额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首先，尽管在通常情况下，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价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给权利人所造成的损害程度，但并不能真实反映行为人的非法经营中的实际销售价格，因为实际销售价格一般都远远低于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价格。其次，侵权产品的销售量并非一定与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份额有联系或相对应。也即在市场上侵权产品有时确实会挤占一些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份额，但两者在数量上不会是等同的，因为有许多人并非不买假货，就一定会买真货，特别是在假货的价格与真货的价格相差悬殊时，有些人甚至还会因为假货便宜而故意买假货，如果没有假货，也可能不买真货。所以侵权产品的销售量与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份额不能等量齐观。
2·以销售金额作为数额标准。这主要体现在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的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中。刑法明确将“销售金额数额较大”作为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构成要件；而《解释》第2条则规定，销售金额在2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根据《解释》第9条规定，这里所指的“销售金额”，是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笔者认为，对于“销售金额”的把握，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销售金额只存在于已经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中，如果相关的商品还没有销售，则不存在所谓销售金额，因而也不存在数额较大而构成犯罪的情况。就此而言，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不存在有所谓未遂问题，因为，销售金额是本罪的一个构成要件，没有销售金额就不能构成犯罪。其次，其中的“所得”是指行为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后实际所获得的违法收入的情况；而其中的“应得”则是指行为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后尚未实际收到货款的情况。
3·以违法所得数额作为数额标准。这在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的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刑法规定中已有体现，刑法分别将“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和“违法所得数额巨大”作为构成两罪的数额标准。应该看到，“两高”《解释》对于假冒注册商标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假冒专利罪等构成情节的解释中，均把违法所得数额作为衡量是否“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需要注意的是，“两高”的《解释》中并没有将“违法所得数额”独立规定为定罪的数额标准，一般均同时规定“违法所得数额”与“非法经营数额”两种数额，以供司法实践中选择适用。也即行为人在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无论是非法经营数额还是违法所得数额均属于选择数额，只要其中有一种数额达到标准即可构成犯罪。
司法实践中对于何为“违法所得数额”，颇有争议，认识很不一致。例如，1993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立案标准的规定》中把“违法所得数额”理解为“销售收入”，即将违法所得数额与销售金额等同。上述“两高”《解释》则并未对“违法所得数额”的含义作出解释。理论上通常认为，所谓违法所得数额实际上就是非法获利数额。因为既然是违法所得，当然就是其侵权活动后的投入与产出之比，行为人实际获利了多少，才是非法所得数额。笔者认为，违法所得数额与销售金额不是同一概念，违法所得数额理应理解为实际获利(即扣除成本后的盈利部分)的数额；而销售金额则是指销售货物后实际所获得的收入。两者不能等同，在通常的情况下，销售金额肯定要比违法所得数额大。由于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认定中没有把违法所得数额作为唯一的标准，因此，这种对违法所得数额的理解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即使出现行为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非法经营数额巨大但没有获利的案件、侵权产品没有销售出去的案件、销售出去后无法计算利润的案件等，我们仍然可以按照非法经营数额认定犯罪，而不至于出现没有标准的情况。
4·以犯罪行为直接涉及的物件数量作为数额标准。这主要体现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的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中。例如，《解释》第3条明确规定，伪造、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在2万件以上的，即属于“情节严重”；而数量在10万件以上的，则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另外，《解释》还在规定一般非法经营数额和违法所得数额标准的同时，对于“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假冒两项以上他人专利”规定了相对较低的非法经营数额和违法所得数额标准。所有这些显然均属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直接涉及的物件数量，这些数量的大小直接影响和决定了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
对于上述规定中所指的“件”，应作如何理解？司法实践中在较长时间里认识并不一致，特别是涉及到一些不同的计量单位，如大盒中的小盒、大袋中的小袋等，是以大盒、大袋作为标准，抑或以小盒、小袋作为计量标准？另外，实践中还有在一个商品上标有几个商标标识，究竟应该以一个还是以几个作为计量标准？所有这些问题均很值得研究并需要加以明确。针对这些问题，这次《解释》明确规定，这里所谓的“件”是指标有完整商标图样的一份标识。
5·以行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作为数额标准。这主要体现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的假冒专利罪中。例如，《解释》第4条规定，假冒他人专利，给专利权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即可构成假冒专利罪。
应该看到，从上述有关刑法和司法实践规定的各种类型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中，极大多数均是以人民币的计量单位(即“元”)作为计数标准的；也有一部分是以“件”、“项”、“种”作为计数标准。笔者认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认定中计量单位的多样性，是由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手段的多样性和侵犯知识产权活动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刑法和司法实践中根据不同的犯罪对计量单位作出不同的规定不仅是必要的，也是科学的。因为在有些犯罪中如果统一用人民币“元”作为计量单位，并不能完全体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如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中，行为人实施制造、销售实际金额可能并不多，但如果涉及的件数很多，则同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理应构成犯罪。
另外，“两高”《解释》对有些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认定规定了几个不同的标准，通常情况下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即构成犯罪，但是，如果同时符合数个标准，具体量刑时应以哪个标准为依据？这显然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由于行为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多个数额均已达到“两高”《解释》中的标准，行为人构成犯罪应该没有问题，而在量刑时则应该按照超过标准多的数额加以认定，并将其他达到标准的数额作为情节加以考虑。因为，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同时有几个数额达标的情况通常应该比仅有一个数额达标的情况要严重，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也相应要大一些。
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认定相关问题的讨论
(一)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数额认定的不同标准
我国《刑法》第220条明确规定，单位犯知识产权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自然人犯知识产权罪的规定处罚。由此规定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刑法所规定的所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单位均可以成为犯罪主体。理论上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的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是否应该采用不同的数额认定标准，颇有争议。有人认为，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而言，事实上单位犯罪比自然人犯罪所造成的损害(特别是对知识产权权利人权利的侵害)往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没有必要对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规定不同的数额认定标准。有人甚至认为，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客观上容易放纵犯罪，应当予以取消，对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应适用同一数额标准。⑦有人具体阐述了不应规定不同数额标准的理由，主要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这种做法也容易使犯罪人规避法律；同时这种做法的法律依据不足，因为刑法条文并未从数额上对知识产权犯罪进行单位和自然人区分。⑧
笔者对上述观点不能苟同，认为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的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应该采用不同的数额认定标准，理由是：首先，就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看，在立法上对于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实际是有不同的刑事责任要求的，这集中体现在法定刑的规定上。在刑法许多犯罪的规定中，单位犯罪的法定刑要比自然人犯罪的法定刑低，特别是在法定最高刑上表现最为明显，许多自然人犯罪规定有死刑的，而单位犯罪则极大多数均不存在有死刑。可见，我国刑事立法的精神对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是强调要作区分的。其次，现有涉及经济犯罪的所有刑法司法解释对于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均作了不同的数额认定标准规定，差距大多为5倍有些甚至高达15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作为经济犯罪的一种，没有理由与众不同。再次，考察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不能仅仅从对知识产权权利人权利的侵害角度看，而应该综合加以考虑。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一般是由单位的负责人或其他成员共同实施的，其涉及的人员一般很多，如果与自然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采用一样标准，完全可能扩大打击面，造成刑罚适用过度。而且由于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谋取的是单位利益，对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完全按照自然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的认定标准处理，既不符合主客观一致的刑事责任要求，也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由上述分析可见，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规定不同的数额认定标准是完全必要的，这既符合刑法立法精神，也符合司法实践中的一贯做法，同时并不违背刑法基本原理。但是，对于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数额认定标准的差距究竟应该规定多大，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由于不同犯罪中单位犯罪的危害可能有所不同，所以有关差距应该根据不同的犯罪作出不同的规定，没有必要采用同一种标准。需要指出的是，这次“两高”《解释》在总结了以往相关司法解释的经验基础上，调整了有关自然人刑事责任和单位刑事责任的定罪量刑标准上的差距，即从原来的5倍左右差距降低至3倍。与原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相比，“两高”《解释》显然将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构成要件放宽了，从而突出了惩治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力度。
(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规定的模式
目前，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数额规定的模式基本上采用由刑法作概括性规定，由司法解释分别对各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作出相应的数额标准。也即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条文中规定“情节严重”、“数额较大”、“数额巨大”、“造成重大损失”等定罪和量刑的要件，而由“两高”《解释》(原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通过《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具体规定符合各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具体情节要求的数额标准。
对于这种模式，理论上存在不同的意见。许多学者认为，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数额实际上是判定罪与非罪、罪重罪轻的重要标准，这完全应该属于立法的内容。因此，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闭会期间的常务委员会才能对此作出立法解释。除非有授权，司法解释无权就数额问题作出解释。另外，由于刑法未明确规定犯罪数额标准，就必然导致司法机关不得不颁布大量的司法解释，通过司法解释将刑法的弹性规定具体化、细密化，导致司法实践中真正适用的不是刑法而是司法解释。⑨特别是通过大量详细的司法解释，刑法典中概括型的数额规定实际上都变成了数目型的数额规定，否则法官就会无所适从。在许多法官眼中，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具体数额标准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而刑法典中概括型的数额规定最后只是一种简单的标识，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