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友阿”商标权之争：是恶意注册还是商标侵权
焦点一：是否侵权？ 原告索俪榕系河北省邯郸市人，原告诉称，其于2006年12月7日依法经核准注册“友阿”商标，取得该注册商标专用权，享有在先权。 原告认为，被告湖南友谊阿波罗股份有限公司未经其许可，擅自在其旗下商场分别使用“友阿百货、友阿电器、友阿奥特莱斯、友阿春天”字样，在其APP应用上使用“友阿微购”、“玩购友阿”字样，在其股票上使用“友阿股份”的简称。 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系在与原告注册商标核准的相同或者类似的行业上突出醒目地使用，侵犯了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 对此，原告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湖南友谊阿波罗股份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侵犯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立即拆除其店面中带有原告注册商标的标识、销毁其侵犯商标专用权的包装及宣传，立即停止“友阿”用于网络购物、股票简称及广告宣传活动，承担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等五项诉请。 被告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代理律师认为，原告所诉分公司企业名称已经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核准使用，具有合法性；自被告的控股公司湖南友谊阿波罗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改制更名后，“友谊阿波罗”即成为控股公司商号，并成为知名百货零售特有名称。由于“友阿”简称被政府机构、媒体等公众广泛使用，从而成为“友谊阿波罗”公认的简称。 被告的代理律师同时认为，从组成要素上看，原告注册的商标“友阿”与被告的标识存在较大差异，如“友阿百货”是四个字的偏正结构短语，且“友阿百货”、“友阿电器”、“友阿奥特莱斯”等都表明了其销售的商品类型，故不存在侵权。 焦点二：“友阿”与“友阿百货”等会否产生混淆误认？ 原告索俪榕的代理律师表示，被告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分支机构与分支机构电商、门店店招、友阿微购、玩购友阿、玻璃门贴、商场导引台以及相应的广告宣传上，突出使用了“友阿”的商标，侵犯了其商标专用权，友阿股票的简称也使用了“友阿”的字样。 原告索俪榕的代理律师说，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相近似的文字作为企业的字号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突出使用，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被告的代理律师则认为，关于店招等使用“友阿”商标的情形，他们予以认可。但关于友阿微购和玩购友阿，这只是微信公众平台及手机APP应用软件，原告未能证明存在在线销售商品的事实。而“友阿股份”是被告在证券交易市场的股票简称，且上述名称不具有标示服务来源的功能，不属于服务商标的使用。 同时，被告的代理律师表示，在湖南民众的潜在意识里，提到“友阿”就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友阿集团”及其提供的百货零售服务，“友阿”已具有较强显著性与较高知名度，从而不会导致相关公众对于“友阿奥特莱斯”、“友阿春天”、“友阿百货”、“友阿电器”等百货零售标识与“友阿”商标的混淆或误认。因此，二者的标识不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近似。 焦点三：原告是否恶意注册商标？ 原告代理律师在法庭上表示，原告索俪榕系河北省邯郸市人，目前在筹划成立友阿超市公司，后在去年授权给湖南本土企业使用“友阿”商标时，才发现遭到侵权。 而被告的代理律师辩称，在2004年原告申请注册“友阿”商标前，原告实际上已经居住在长沙，而并非其一直声称的居住在河北邯郸。其有可能刻意隐瞒真实身份。 被告的代理律师还说，通过初步调查得知，原告在2004年与他人合伙开办了知识产权代理和知识产权咨询公司，且在两家公司中持有33%的股份，原告还在长沙有缴纳社保的记录，原告的曾用名也报考过专利代理人的资格考试，“原告可以称之为知识产权‘业内人士’。” 对于原告的真实身份，原告代理律师称对原告身份不详。他与原告平常只通过网络进行联系。 因该案重大复杂，法庭将择日对案件进行宣判。
❷ 商标侵权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商标侵权 工商已经处罚 现在被侵权公司发律师函是什么情况
工商处罚和商标注册抄人发袭律师函，是两个概念。工商行政处罚，是工商局常规的行政管理，发现你或你公司的商标侵权行为，而采取的制止行为，这代表工商局有所为，对市场进行了监督与管理。但工商局，不代表法律，对商标注册人的侵权造成的损失，也不会因为工商局的罚款而结束。商标注册人发律师函，主要就是告知你已经侵犯商标注册人权利，最终向你追索你在侵犯他人商标权利的时候，给商标注册人造成的经济损失。为此，在我不知道你所说的律师函的内容的时候，你只能关注商标侵权的事件中，律师函要表达的内容。但你在不进行再次侵权行为的前提下，你可以不用理会律师函。等他们找到你的时候，再说具体要求，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请一个对商标侵权案件精通的律师，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总之，对于商标侵权案件来说，少说多看，以免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商标注册人的律师或法务团队采集到对你不利的证据。
❸ 如何判定商标间接侵权人的主观故意行为
间接侵权是指行为人没有实施直接侵权行为，但为直接侵权者提供实质性帮助，或者引诱、教唆他人直接侵权。
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六）项规定了帮助型商标间接侵权，即故意为他人实施商标侵权行为提供经营场所、运输、仓储等便利条件。市场开办者故意为商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提供经营场所的便利条件，依法构成帮助型商标间接侵权。
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六）项将帮助型商标间接侵权责任的主观构成要件明确界定为“故意”。故意，是指行为人知道侵权行为存在，而追求或放任侵权行为发生。因而，构成“故意”的前提是“知道”。然而，关于“知道”的解读，存在诸多争议。就“知道”标准而言，包括 “明知”“应知”和“有理由知道”，“知道”的内容也有“概括知晓”与“具体知晓”之分。
1.知道的标准：“明知”而非“应知”或“有理由知道”
明知，是指行为人明确知道侵权事实存在。明知不同于应知和有理由知道。所谓应知，是指根据行为人的预见能力和预见范围，如果其应当预见侵权行为的发生，但由于未尽到“合理理性人”的注意和谨慎义务，从而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或扩大。有理由知道是指，如果一个“合理理性人”通过实施合理注意义务将会知道该事实，该行为人就会被认为推定知道该事实。由此可见，应知、有理由知道都为行为人设置了注意义务，行为人履行了注意义务就应当知道侵权事实的存在，没有履行该义务，就有着应当知道而不知道的过错。
从法律解释角度分析，构成商标间接侵权的主观故意的“知道”不应当包括应知和有理由知道：首先，故意与过失的内部构造不同。二者均由“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构造而成，故意的“认识因素”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意志因素”是希望或放任损害结果的发生；过失的“认识因素”是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后果，“意志因素”是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轻信能够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二者“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有明显不同，不能混淆和误用。应知和有理由知道为行为人设置了注意义务，判定时以行为人的预见能力和预见范围为基础，因此，其属于过失的认识因素。如果将应知、有理由知道作为判断商标间接侵权责任的主观要件，就等于在故意的意志因素中嵌入过失的认识因素，这在法律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其次，商标间接侵权责任中不应当给行为人设置注意义务。危险是注意义务的产生根源，危险的制造者或管控者应承担损害预见义务或损害防止义务。而商标间接侵权的行为人，如市场开办者，并非直接实施商标侵权行为人，不是侵权危险的制造者和管理者，没有义务管理和控制侵权危险。
2.知道的内容：“具体知晓”而非“概括知晓”
对于知道的具体内容，可分为“概括知晓”与“具体知晓”。不应将“概括知晓”或“大概知道”作为判断行为人主观故意的标准，而应采取“具体知晓”标准，即行为人确切知道实际发生的侵权事实，这也是“明知”的应有之义。
首先，行为人只有“具体知晓”才能采取措施制止侵权。“具体知晓”与“概括知晓”是关于知道对象不同的描述。“具体知晓”的对象是特定的，能确切知晓某直接侵权人实施了何种侵犯权利人商标权的行为，而“概括知晓”只是对侵权行为有普遍性的认知。当市场开办者知晓哪一商户销售了何种商品侵犯了谁的商标权时，才构成“具体知晓”，如果仅知晓其市场内存在售假行为，而不清楚具体的商户，就属于“概括知晓”。明知某具体侵权行为，市场开办者才能采取措施制止侵权行为，此时，其未采取制止措施，就可理解为具有间接侵权的故意。
其次，“具体知晓”符合商标间接侵权制度的设立初衷。在科技与商业十分发达的当下，商标直接侵权由以往集中化、专业化向分散化、业余化方向发展。面对众多、分散的商标侵权者，要求“间接侵权者”与“直接侵权者”就损害后果负连带责任，商标权人就能通过起诉更具有实力的“间接侵权者”及时获得有效的救济。间接侵权制度有效地解决了权利人搜索成本与诉讼成本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偏向于权利人的制度设计。然而，这种偏向必须要有所限制，否则将不适当地扩大商标权人的权利范围，对竞争造成损害。如果采用“概括知晓”标准，不管行为人是否知道特定侵权行为存在，其就可能承担间接侵权的责任，会进一步了扩大商标权人的权利，有违间接侵权制度只是适当扩大权利人救济范围的理论基础，而且也会损害公共利益。
最后，“概括知晓”有悖于实质性非侵权用途理论。间接侵权人为直接侵权人提供的帮助条件包括技术、仓储、经营场所等。这些帮助条件具有合法使用和侵权使用两面性。市场开办者开办市场时，其目的并非将市场专门或主要用于售假的经营场所，因此，应当给予市场生存空间。如果泛泛地猜测市场内可能有商户存在侵权，就推定市场开办者有帮助侵权的主观故意，无疑是加大了市场开办者的法律责任。
参考资料：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6-09/08/content_116284.htm?div=-1
❹ 遭到代理律师商标侵权为由敲诈巨款报案如何介决
如果商标侵权客观事实存在，要求赔偿侵权损失且不存在威胁、恐吓等违法情况的话，不属于敲诈，报案公安将不予受理。
另外，如果商标侵权构成犯罪的话，将会导致自身承担刑事责任。
❺ 代理律师知法犯法侵权商标维权为名。法院诉讼敲诈犯罪巨款媒利。如何处理
就凭你在问题中表现出来的法律知识，你必输无疑。
❻ 商标侵权判定中如何确定商品类别
案情回放
原告海尔曼斯公司诉称，原告创建于1993年5月，是一家从事针织服装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的企业集团。原告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为25类，至今已连续使用13年。2006年3月，被告在南京市开设了两家“海尔曼斯宠宠服饰店”。被告销售的宠物饰品（羊毛衣）上也粘贴了“海尔曼斯”商标标识。原告认为被告经营的宠物用品商品类别为第20类，和原告的商品类别不相同、不类似，但客观上，严重损害了原告“海尔曼斯”商标的形象和声誉，给原告的注册商标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故请求法院：跨类保护“海尔曼斯”商标，并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犯“海尔曼斯”商标专用权行为，赔偿经济损失2万元等。
被告吴珠琴辩称，“海尔曼斯”虽然很有名气，但其本人作为个体工商户，经营的是宠物服饰，与原告经营的产品不同，与原告也不是同行业，被告没有侵权故意，且在原告起诉前已被工商查处，产品被暂扣。只有少量产品售出，即使侵权也不可能造成原告2万元经济损失。
原告海尔曼斯公司于1993年5月20日成立。2001年1月28日，海尔曼斯公司在商品国际分类第25类上获得“海尔曼斯”文字商标的专用权，核定使用商品为服装、针织服装等。
2006年3月24日，被告吴珠琴开设“南京宠宠服饰店”，并领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经营宠物服饰销售?并异地经营。同时在经营场所悬挂“海尔曼斯宠宠服饰店”字样广告和招贴。同年5月，原告海尔曼斯公司工作人员在被告经营场所购买了注标“海尔曼斯”标识的宠物羊毛衣，被告出具的收据上加盖有“海尔曼斯宠宠服饰店”印章。2006年5月9日，南京市江宁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山工商所工作人员对被告经营场所进行检查，暂扣宠物服装210件等。
法官点评
被告吴珠琴销售标有“海尔曼斯”商标的宠物服装并以不同字体突出使用“海尔曼斯”文字进行广告宣传行为如何定性，被告在与原告不同商品类别上使用原告注册商标是否构成商标侵权。
原告海尔曼斯公司注册取得的在商品分类第25类核定使用商品上“海尔曼斯”文字商标专有使用权应受法律保护，且其有权标明该商标为注册商标标记。被告吴珠琴在购进无标识的宠物服装后，擅自添加“海尔曼斯”注册商标标识，该标识与原告注册商标标识完全相同。被告事实上并未在任何商品类别上注册该商标，对该注册商标标识被告虽陈述是其委托他人制造，但其未能提供实际制造该注册商标标识的制造者，因此，应视为被告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被告行为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标识。同时被告在假冒注册商标标识时，主观上存在明显的恶意，在明知原告注册商标在一定范围内享有较高知名度情况下，其直言不讳称就是因为“海尔曼斯”知名度高，为了便于其产品销售才擅自在无标识的产品上全部附加上原告的注册商标标识，该行为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生产制造行为。虽然从注册商标的分类来看，似乎宠物服装与原告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类别不同，但由于原告主要产品就是针织服装或针织品和羊毛衫，被告经销的宠物服装同样也是针织品，只是针织品的用途存在差异。
商品是否类似，应当以相关公众的一般认识综合判断。而对宠物，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环境的改善及观念的变化等，在城乡特别是城市范围内更是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对宠物的认识也随之改变，甚至成为这部分人日常生活乐趣之一。所以，从相关普通消费者角度来讲，一般会认为针织品和宠物用针织品两者之者存在一定的特定联系，因此，即使两者用途之间存在差异，仍很容易造成普通消费者对商品来源的混淆或误认。这里的混淆或误认不是商品之间的混淆或误认，而是商品来源的混淆或误认。被告行为本身也是基于原告商标的知名度，才添加原告的注册商标标识，因为商标本身即是传递商品品质的信息，商标不仅仅是一种标识，它是用在商品上的识别标记，从而发挥产品来源的识别功能。法律之所以对商标进行保护，还因为商标使消费者消费时易于识别并体现产品的信誉。被告主观上即是为了“搭便车”的不正当目的，看中的就是原告商标的声誉和产品信誉，或者说是原告的商誉，商誉以商标为载体，并通过产品建立同消费者的联系，消费者会基于对商标的认知和产品品质而消费，商标所代表的商誉从根本上指引着消费者选购商品，使商标具有了获取收益的能力，成为商标的价值源泉。被告正是为了自身的不正当利益，有违公认的商业道德，在自己经销的宠物服装上标注原告有一定声誉的商标标识。不仅如此，被告还在其经营场所突出使用原告注册商标文字，擅自在工商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字号前附加“海尔曼斯”并私刻印章。被告这些行为的目的非常明显，本质上都是为了利用原告商标所代表的优质产品的信誉误导公众。所以说，被告以上几种行为均已构成商标侵权。
对于原告请求认定其商标为中国驰名商标问题。中国驰名商标在商标侵权案件中，只涉及是否应扩大商标的保护范围，也就是是否需要跨类保护。跨类保护并非全类保护，应根据具体案件事实确定。虽然人民法院在审理商标侵权纠纷中，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和案件具体情况，可以对涉及的注册商标是否驰名依法作出认定。但本案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被告的侵权行为主观故意明显，侵权性质恶劣。因此在原告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护时，法院不需要对涉案商标是否中国驰名作出判断和认定，因此对原告关于认定中国驰名商标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
❼ 如何认定商标侵权，商标纠纷诉讼时需要哪些证据
一、如何认定商标侵权
关于如何界定商标是否侵权，应当着重考虑以下因素：
1、被告是否存在主观恶意导致权利冲突发生的原因固然存在一些偶然的巧合，但较多情形下，仍是由于一方恶意搭便车，以牟取不正当利益所致。因此，审查被告的主观过错、主观恶意对侵权判断是十分必要的。
2、是否相同或相似，并造成混淆当事人所经营的商品与商品之间、服务与服务之间、商品与服务之间是否相同或类似，并造成混淆和误认，亦是判断侵权构成与否的重要因素。在判断时，既要对争议的主要部分进行对比，又要结合整体进行判断。
3、标识应当具有一定的显著性，如果是一般的经营者和普通的消费者都普遍认同的通用名称，一方当事人就不享有独占的权利，也不能排斥其他经营者的合法使用。
二、商标纠纷诉讼时需要哪些证据
（一）原告除提交当事人主体资格证据外，还应当提交下列权利证据，以证明自己享有商标权或商标许可使用权：
商标注册人起诉的，应当提交证明其商标权真实有效的文件，包括商标注册证。
利害关系人起诉的，应提交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在商标局备案的材料及商标注册证。未经备案的应当提交商标注册人的证明，或者证明其享有权利的其他证据。
独占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单独向人民法院起诉；排他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与商标注册人可以共同起诉，在商标注册人不起诉的情况下，可以自行提起诉讼，但应当提交商标注册人已知有侵权行为发生而明示放弃起诉或不起诉的证明材料；普通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经商标注册人的明确授权，可以提起诉讼。
商标财产权利的继承人起诉的，应当提交已经继承或者正在继承的证据材料。
（二）原告应当提交下列侵权证据，以证明被告已经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商标权的行为：
原告应当提交被控侵权产品及其销售发票等证据。
（三）原告应当提交下列赔偿证据，以证明其提出的赔偿数额有事实依据：
原告应当提交能证明其提出的赔偿数额的证据，如被侵权人在被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的证据或者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的证据，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的证据。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
❽ 恶意商标权诉讼中的恶意怎么判定
一、恶意诉讼的构成要件
通常认为，恶意诉讼是一种侵权行为，因此，需要满足一般侵权行为的四个要件，即主观过错、违法行为、损害后果以及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某种具体的诉讼行为属于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至少应当满足以下构成要件：
1、一方当事人以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方式提出了某项请求，或者以提出某项请求相威胁。
2、提出请求的一方当事人具有主观上的恶意。
3、具有实际的损害后果。
4、提出请求的一方当事人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也有观点认为，应当结合知识产权诉讼的特点，对传统侵权行为的四个构成要件作出适应性的解释，归纳为三个要件：“一是无事实依据和正当理由提起民事诉讼，尤其是知识产权诉讼中没有权利基础。二是故意以损害他人为目的。三是致使其他人受到了损失”。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违法性并非在于提起诉讼本身，因为只要是权利人即享有诉权，其违法性主要体现在诉讼的提起在客观上所依据的基础并不存在或不稳固，任何一个理性的诉讼当事人不会认为其诉讼具有正当性。恶意诉讼与普通诉讼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起诉时主观方面的“恶意”。
二、主观恶意的认定标准
侵权行为的主观过错一般包括故意或过失，对恶意诉讼的范围应严格限定，过失应该排除在外[iii]。无论如何，“主观恶意”都是公认的恶意诉讼的构成要件之一。毋庸置疑，商标权人提起侵权诉讼之时，其商标权通常都处于有效状态。那么，在商标被撤销或宣告无效后，如何判定其在前提起的商标侵权诉讼是否是基于“恶意”呢？
最高2004报告认为，“恶意诉讼中的“恶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知自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是具有侵害对方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的诉讼目的”。可见，提起恶意诉讼的原告，首先，其主观上一定是“明知”状态，即明知自己的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起诉并非基于正当维权的目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所谓恶意，是指提出请求的一方当事人明知其请求缺乏正当理由，以有悖于权利设置时的目的的方式，不正当地行使诉讼权利，意图使另一方当事人受到财产或信誉上的损害” 。
众所周知，主观状态着实难以用直接证据加以证明。因此，多数情况下只能根据间接证据形成的证据链予以推断。比如，在专利领域，“可以从三个方面推断行为人的“明知”状态：一是行为人的背景，包括行为人在该领域从事活动的时间及技术职务，在该领域的地位等；二是行为人的行为表现，如行为人伪造证据，或者为公开技术伪造保密协议，以起诉打击对方；三是其他因素。如行为人在诉讼外向人表明其诉讼没有事实法律依据，或者将明知没有新颖性的技术申报专利，并告他人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