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信息网络侵权证据采信规则

⑴ 证据采信规则的证据采信规则的基本原则

证据采信规则的原则是对证据采信的重大问题所作的原则规定，它是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对正确进行证据采信活动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1.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刑事诉讼中，有关提供证据，收集、调取证据，审查认定证据，以及其他涉及证据的各项规定，都体现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证据采信过程中，实事求是原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证据的来源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臆造出来的；第二，在证据采信过程中，必须坚持主观服从客观，防止主观随意性；第三，证据的采信必须经过示证、质证和控辩双方的询问才能采用。
2.惟一性的原则
全案的证据经过排列、组合之后，必须是排除了一切矛盾，而达到每一个证据的前后一致，证据与证据之间一致，全案证据同案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和结果一致，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体系，全案证据所得出的结论是本案惟一的结论。
3.疑案从无的原则
无论是从惩罚犯罪的目的出发，还是为了保障人权，都要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由于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证明，承认“可知论”并不等于每个案件都可以查得水落石出。疑案从无是无罪推定原则的一个派出规则，也是证据采信规则的重要法则。对任何一个案件的认定必须依靠确实、充分的证据，如果不能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告人的罪行，达不到证明标准，就必须转化为“无罪的判定”。实行疑案从无的证据采信规则的指导意义在于：第一，当证据与证据之间有矛盾不能排除时，应当采取疑案从无的原则，存疑不起诉。第二，当证据采信达不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仍然要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定罪量刑。

⑵ 手机短信证据如何才能被采信

要有确实的手机短信内容这样才能做为证据被采信

⑶ 民诉案证据采信原则

您好！采信证据，即采证，亦称认证，是指法官在诉讼过程中，主要是在庭审时，就当事人举证、质证、法庭辩论过程中，所涉及的与待证事实有关联的证据材料加以审查认定，以确认其证据能力上的可采性、证据力的大小与强弱并决定是否采信以及如何采信的诉讼行为与职能活动。法官的采证行为是相对于当事人的举证以及质证行为而言的，和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实际运作过程。举证为质证的基本前提，举证和质证则是采证的共同必要前提和基础，当事人的举证与质证体现的是一种利害关系的对抗状态，与举证、质证程序的动态活动方式而言，采证程序则基本处于一种静态之中，表明法官处于一种中立、超然地位，有利于体现司法公正。以下笔者就采证过程中如何正确运用推定、司法认知、盖然性规则谈点浅见。一、推定规则的运用推定是指法官借助于已知的现存事实，并据以推断出另一相关事实存在的假设。其根据是事物之间的常态联系，而这种联系是人们通过日常生活中长期、反复地实践和运用而取得的一种因果关系经验，这种因果关系是事物的现象之间体现出一种内存的必然性联系，即每当一种现象实际存在，另一种现象必定出现，具有的伴生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或已知事实，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明确规定了推定可以作为诉讼证明的一种方式。推定一般分为法律上的推定和事实上的推定。法律上的推定是指法官依照法律预先设置的有关规则，以已知的基础事实的存在而推定其他事实的存在。目前，我国在立法上采用法律推定的规定较少，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0条规定“有证据证明持有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这种推定就是法律推定。此外，还有些规定散见在一些实体法或诉讼法中，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25条规定继承人在遗产处理前不作放弃继承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受遗赠人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没有作出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11条第4款规定的作者推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43条、第53条、第55条、第66条的规定等等，这些规定中的“视为”、“视同”就是推定。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即被公证的事项作为证明对象时，可推定为属实，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已明确规定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必须查证属实”。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责任人过错推定等等。事实上的推定是指法官基于职务上的需要根据一定的经验法则，就已知的事实作基础，进而推论出未知事实的证明手段。例如，当事人只要证明自己对某片土地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如无反证，即可推定地上地下的建筑物、设施及种植物归其所有；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生有一小孩，如无反证，推定这孩子为他们的婚生子；当事人提供的书证上载明地点、时间的，推定其为制作时的地点、时间；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时，推定对方当事人的主张为真实等等。法律上的推定和事实上的推定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法律上的推定主要表达了立法者的审判意图，具有法定性，其运用将导致举证责任向相对一方当事人转移，即基础事实被证明后，把有关推定事实不存在的举证责任转移至对方当事人。而事实上的推定属于逻辑上的一种演绎推论，是人类理性思维的一种高度产物，具有相对性和不确定性，证明效果上要弱于法律推定，因此，它没有转移举证责任的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在规定事实推定可以作为一种证明方式的同时，又混淆其与法律推定的本质区别，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为尽管事实推定是根据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相互排斥关系等法则作为推理机理的，但是，作为事物的发展规律而言，凡事都有例外，这是由于事物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相互依存关系所决定的。同时，被据以证明的事实的真实程度与案情的复杂程度、法官的社会阅历和业务素质等都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系。故在适用推定规则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一）作为推定前提的基础事实必须真实、可靠。基础事实是否真实、可靠，对于推定的结果正确与否至关重要。因此，在当事人对基础事实进行质证时，只要以反证反驳使其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即可导致推定不成立。（二）应以法律推定作为推定的常规方式，而以事实推定作为补充，不宜滥用事实推定。只有按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当事人才无须举证，仅根据已知事实推定的事实假定，不发生举证责任转移的结果。（三）事实推定而得出的结论只是一种假定，这种假定被认定为真实的前提是相对方当事人不予反证。

二、司法认知规则的运用司法认知是指当事人对显著的事实和法律，无须举证，而由法院直接予以确认的证据规则。运用司法认知规则的优点：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避免有关法院就不同的裁判对同一事实的认定产生冲突；避免重复性劳动并节约社会资源。司法认知的内容包括显著的法律和事实，这里的法律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本国法律、外国法律及国际条约。事实，即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自然规律以及已为法院所知悉的事实。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规定，能够作为司法认知的事项为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由于这种标准设置的过于狭义或严格，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司法认知的范围作了扩充解释和规定：（一）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自然规律和定理；（二）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三）已为有效公证书所证明的事实。但司法认知范围规定的仍显得过于偏窄，根据当代各国的发展方向，其司法认知的范围已呈现日渐扩大和更加明晰化的趋势，体现了处于信息时代世界新的面貌的一些特征，即愈来愈多的知识和信息使人们在把客观事物作为认知对象时增加了智能化上的实现功能，已知的知识和信息领域大大缩小了未知的空间。因此，在立法上增加认知事项的范围势在必行。同时，对法官业务素质和专业化水平将愈来要求愈高。笔者认为，在当前情况下正确采用司法认知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法院既可根据当事人申请，也可依职权自行采用司法认知。司法认知一般以当事人请求为条件，但对法官已知或应当知道的的事实可依职权自动认知。如，对属于普通知识或通常经验以及同一法院或上级法院曾裁判所确定过的事实等，当事人即使未提出申请，法庭也应当依职权直接进行司法认知，法官不能对周知的事实装聋作哑。（二）要保障当事人的抗辩权。即便是显著的事实也有违背事实真相的时候，比如，有关舆论或发布的信息对人们在理解上产生的误导，从而产生以讹传讹的情形。故应当给当事人抗辩的机会，以便予以核实或澄清。（三）“众所周知”的事实范围界定在审判法院的管辖区域较为科学、较为实际。过于宽泛，在审判实践中实际上没有确切的标准可循，可操作性相对较弱，而一些事实，如自然灾害、重大事件或某一地区的自然概貌、交通状况等为人所知悉的范围很可能限于某一地域，要求在没有限制范围内都为人们普遍知晓，标准显得过高。（四）“对众所周知事实”的判断，应采用合议庭的方式，必须经过合议庭的一致认为，方可采用司法认知。三、盖然性规则的运用。盖然性规则是指由于受到主观和客观上条件的限制，法官就某一案件事实的认定，依据庭审中对证据调查、审核、协商之后而形成一定程度内心确信的一种证明规则。在对“盖然性”的认识和理解上，根据不同的方式和角度，可以：（一）从法官自由心证角度来认识和理解盖然性。即“属实”的标准，是法官主观信以为真，是相对真实而并非绝对真实，相对真实的程度由法官自由裁量。（二）从举证责任分配的角度来认识盖然性。法官以某一待证事实成立的可信程度和不成立的可信程度相比较，分配可信程度低的一方当事人负举证责任。（三）从逻辑推理来看待盖然性。即不要求用严格意义上的演绎推理方法来评价证据，对证据评价可以采取不完全的归纳方式。（四）从优势证据的角度来论证盖然性。所谓优势证据，是指证据力较强，相对其他证据更有可信价值的证据，与举证数量无关。我国在立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上对证明标准的设置为“高度的盖然性”，即在形式目标上以追求“客观真实”为标准。如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第64条第3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64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等。同时，又实际承认这种标准具有客观上的局限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第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虽然是作为追求“客观真实”的过滤器，但上诉程序的启动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审判监督程序虽可依职权进行，但也离不开当事人的积极推动，加之调解结案仍占相当的比重等，根本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客观真实”。我国之所以设置“高度盖然性”的标准，主要因素之一就是法官素质问题，法官作为审判主体具有双重人格属性，即司法者和自然人，其怀有常人的意志、性格、情感、欲望、偏见、经历等生理、心理和社会诸多因素，进而制约其对事实客观性的认识。同时，个人的人格要素，如政治经验、法律经验、生活经验、聪明、教养、意思力、家庭环境、交际环境、社会地位等，都对事实的认定有着重大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就我国目前盖然性规则的运用应遵循：（一）坚持规则法定的原则，保持中立、超然的地位。即包括证据规则在内的各种程序规则的设置必须是明确的、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尽量减少由法官据情自由裁量的范围。同时，依照举证规则自动调节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并对当事人的不当行为进行干预，以规则监护人的身份保障当事人的对抗式诉讼有序的进行。（二）尽量减少法官依职权取证的范围。法官不对当事人举证不能承担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相互有矛盾、无法认定的由人民法院负责调查收集的规定过于扩大法官依职权取证的范围，这实际上是一种公权介入私权的不当救济，它以形式上的公平掩盖了程序上的实质性的不公平。因此，法官依职权取证的范围应主要限定于当事人确因客观上的原因无法自行收集的证据，以及涉及到公民人身权益的证据。（三）任何证据，包括法官依职权收集到的证据，在采证之前，必须接受当事人的质证，否则，不能产生证据效力或作为定案证据。同时，就此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述认定的根据和理由。（四）对于一些特殊类型案件，如欺诈以及婚姻、继承等与人身权益相关的案件，法官内心确信度应达到更高的标准，如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应取得全体成员的一致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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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证据采信规则的内涵

刑诉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对于什么是“清楚、确实、充分”，公、检、法三机关的认识不仅有分歧，而且做法也不一致。证据采信规则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1.作为定案根据的每一个证据必须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
2.根据认识论的矛盾法则，全案的证据之间一致，全案证据同案件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和结果一致，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体系；
3.作为证明对象的案件事实、情节均有相应的一定数量的证据加以证明；
4.全案证据所得出的结论是本案惟一的结论，排除其他可能性。
证据不足是指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未达到排他性证据规则，即未达到上述四项标准。在司法实践中证据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第一，据以定案的某个或某些证据不真实、不可靠，即不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第二，作为犯罪构成的某个要件或几个要件的案件事实没有必要的证据加以证明。例如关于犯罪客观方面要件的证明，作为犯罪的客观方面，应包括行为的方式、对象、结果以及行为赖以存在的时空条件。所有这些环节必须要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实，缺少任何一个环节所必需的证据，均可视为证据不足。
总之，作为犯罪构成的四大要件，是案件事实的基本内容，每一个要件必须具备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就是基本证据不具备，就是证据不足。第三，据以定案的全部证据（或者说全案证据）未排除矛盾，证明结果不具排他性。如果定案的证据在判决前存在疑点，矛盾没有排除，既有肯定有罪的证据，又有否定有罪的证据，不能得出惟一的结论，就形成一个疑案，疑案的存在就是证据不足的表现。
对于凡是证据不足（即未达到排他性证据规则）的案件，应当根据“疑案从无”规则，由检察院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或由法院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⑸ 人民法院对证据的采信原则

（1）未经法庭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法院裁判的依据。这是司法解释第31条第1款的规定，是法院采信证据的最基本规则。任何证据只有经过质证，才有可能作为裁判依据。这不仅是因为没有经过质证的证据，就等于是没有经过考验，其证明力和可信度是很值得怀疑的，而且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保障和尊重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权利。
（2）复议机关在复议过程中收集和补充的证据，不能作为法院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根据。这是司法解释第31条第2款的规定，目的仍然在于保证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必须在作出决定时已经有充分确凿的证据。由此，也间接地禁止复议机关在复议过程中为原具体行政行为收集和补充证据。
（3）被告在二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在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法院撤销或者变更一审裁判的依据。
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目的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无论是从惩罚犯罪的目的出发，还是为了保障人权，都要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由于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证明，承认“可知论”并不等于每个案件都可以查得水落石出。疑案从无是无罪推定原则的一个派出规则，也是证据采信规则的重要法则。对任何一个案件的认定必须依靠确实、充分的证据，如果不能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告人的罪行，达不到证明标准，就必须转化为“无罪的判定”。实行疑案从无的证据采信规则的指导意义在于：第一，当证据与证据之间有矛盾不能排除时，应当采取疑案从无的原则，存疑不起诉。第二，当证据采信达不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仍然要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定罪量刑。

⑹ 如何完善网络游戏侵权认定标准

您好，
一、网络游戏侵权案件中虚拟财产认定问题。
目前，网络游戏虚拟财产已基本被法学界和审判实践认同。如网络运营商投资开发网络、提供电子邮件系统服务、游戏商开发游戏等等，都需要付出大量的金钱和劳动，而游戏玩家通过设立游戏账号，以金钱获取游戏账号内的虚拟人物、装备及等级，这些金钱的支付和劳动的付出，使网络虚拟财产具有财产性，当网络虚拟财产同现实中的货币价值挂钩时，其经济价值就突显出来，所以从网络虚拟财产的获得方式上看，网络虚拟财产具有独立的经济价值。
二、网络游戏侵权案件管辖权的确认问题。
在网络游戏中，取得虚拟财产的过程是一个游戏的过程，而游戏必须以取得一个注册账号为始，因此账号是虚拟财产取得的基础。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
网络著作权纠纷和网络游戏侵权纠纷，同属于网络侵权纠纷。因此，网络侵权纠纷确定的网络侵权行为地也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因此，网络游戏侵权纠纷，可以参照上述规定确定侵权行为地。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网络侵权行为地及管辖法院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互联网公司认为，由于双方签订的游戏平台服务条款中已规定如双方发生争议，应当由互联网公司所在地的法院审理该案。故徐某向其游戏账号id注册地的法院提起诉讼不当，故向原审法院提起管辖权异议。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徐某账户内游戏被删除和修改的侵权结果是通过电脑终端反馈于互联网公司，徐某游戏账号id注册地为某区网络俱乐部属于本案侵权结果发生地，故硚口区人民法院享有管辖权，裁定维持硚口区人民法院驳回上诉人对本案管辖权的异议。
三、网络游戏侵权纠纷举证期限的确认、举证责任的分担及侵权责任的承担问题。
关于举证期限的确认问题。虽然民事诉讼法对于当事人何时举证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条明确了人民法院有权指定当事人的举证期限。同时结合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7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人民法院确定当事人举证期限一般在庭审之前。但也有些例外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12月11日颁发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规定》中第1条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33条第3款规定的举证期限又作出补充说明，即在原人民法院指定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基础事实的举证期限届满后，如果针对某一特定事实或特定证据或者基于特定原因，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酌情指定当事人提供证据或者反证的期限，该期限不受不得少于30日的限制。同时该规定第3条还规定：“当事人在一审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在驳回当事人管辖权异议的裁定生效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重新指定不少于三十日的举证期限。但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人民法院可以指定少于三十日的举证期限。”第6条还规定：“当事人申请延长举证期限经人民法院准许的，为平等保护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延长的举证期限适用于其他当事人。”从上述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规定来看，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举证期限还是相对宽泛，其目的是尽量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关于举证责任的分担及侵权责任的承担问题。网络虚拟财产虽然作为一种电磁记录产生于特定游戏运营商的服务器，并且通常只能存储在特定服务器上，而网络游戏的实现必须依靠网络游戏运营商的服务支持以及物理服务器的运行，使网络游戏这种虚拟财产在一定程度上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能被人们所支配，使它具有一定的价值。作为游戏运营商只是在服务器上保存这些数据，但没有对其任意修改、删除的权利。由于网络侵权案件属于一种特殊的侵权案件，依照民法原理确定的公平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网络运营商基于技术、人力、财力、游戏运营控制等方面的优势，应当对其自身不存在过错而承担举证责任。而对游戏玩家而言，应当对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包括网络游戏中的id与游戏玩家之间的真实主体身份情况、游戏玩家实施游戏过程中的相关游戏装备、等级、程度等等信息资料，而这些信息资料作为游戏运营商应当给予妥善保管。如果游戏运营商因其过错不能提供相应的游戏数据，网络游戏运营商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由此可见，网络游戏侵权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⑺ 网络侵权投诉法律法规有哪些

网络侵权投诉法律法规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21次会议通过)
为正确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的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是指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他人姓名权、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人身权益引起的纠纷案件。
第二条 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终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
第三条 原告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起诉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原告仅起诉网络用户，网络用户请求追加涉嫌侵权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原告仅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请求追加可以确定的网络用户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四条 原告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涉嫌侵权的信息系网络用户发布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请求及案件的具体情况，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向人民法院提供能够确定涉嫌侵权的网络用户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网络地址等信息。
网络服务提供者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对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处罚等措施。
原告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的信息请求追加网络用户为被告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五条 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被侵权人以书面形式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公示的方式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的通知，包含下列内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
(一)通知人的姓名(名称)和联系方式;
(二)要求采取必要措施的网络地址或者足以准确定位侵权内容的相关信息;
(三)通知人要求删除相关信息的理由。
被侵权人发送的通知未满足上述条件，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张免除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六条 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的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是否及时，应当根据网络服务的性质、有效通知的形式和准确程度，网络信息侵害权益的类型和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
第七条 其发布的信息被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的网络用户，主张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收到通知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被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的网络用户，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通知内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八条 因通知人的通知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错误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被采取措施的网络用户请求通知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被错误采取措施的网络用户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相应恢复措施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受技术条件限制无法恢复的除外。
第九条 人民法院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应当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一)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以人工或者自动方式对侵权网络信息以推荐、排名、选择、编辑、整理、修改等方式作出处理;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具备的管理信息的能力，以及所提供服务的性质、方式及其引发侵权的可能性大小;
(三)该网络信息侵害人身权益的类型及明显程度;
(四)该网络信息的社会影响程度或者一定时间内的浏览量;
(五)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预防侵权措施的技术可能性及其是否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
(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针对同一网络用户的重复侵权行为或者同一侵权信息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
(七)与本案相关的其他因素。
第十条 人民法院认定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转载网络信息行为的过错及其程度，应当综合以下因素：
(一)转载主体所承担的与其性质、影响范围相适应的注意义务;
(二)所转载信息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明显程度;
(三)对所转载信息是否作出实质性修改，是否添加或者修改文章标题，导致其与内容严重不符以及误导公众的可能性。
第十一条 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诽谤、诋毁等手段，损害公众对经营主体的信赖，降低其产品或者服务的社会评价，经营主体请求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第十二条 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公开自然人基因信息、病历资料、健康检查资料、犯罪记录、家庭住址、私人活动等个人隐私和其他个人信息，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经自然人书面同意且在约定范围内公开;
(二)为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且在必要范围内;
(三)学校、科研机构等基于公共利益为学术研究或者统计的目的，经自然人书面同意，且公开的方式不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
(四)自然人自行在网络上公开的信息或者其他已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
(五)以合法渠道获取的个人信息;
(六)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另有规定。
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方式公开前款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个人信息，或者公开该信息侵害权利人值得保护的重大利益，权利人请求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国家机关行使职权公开个人信息的，不适用本条规定。
第十三条 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根据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文书和公开实施的职权行为等信息来源所发布的信息，有下列情形之一，侵害他人人身权益，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布的信息与前述信息来源内容不符;
(二)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添加侮辱性内容、诽谤性信息、不当标题或者通过增删信息、调整结构、改变顺序等方式致人误解;
(三)前述信息来源已被公开更正，但网络用户拒绝更正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予更正;
(四)前述信息来源已被公开更正，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仍然发布更正之前的信息。
第十四条 被侵权人与构成侵权的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达成一方支付报酬，另一方提供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服务的协议，人民法院应认定为无效。
擅自篡改、删除、屏蔽特定网络信息或者以断开链接的方式阻止他人获取网络信息，发布该信息的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接受他人委托实施该行为的，委托人与受托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十五条 雇佣、组织、教唆或者帮助他人发布、转发网络信息侵害他人人身权益，被侵权人请求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判决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或者恢复名誉等责任形式的，应当与侵权的具体方式和所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侵权人拒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在网络上发布公告或者公布裁判文书等合理的方式执行，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侵权人承担。
第十七条 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或者严重精神损害，被侵权人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请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八条 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可以认定为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规定的财产损失。合理开支包括被侵权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
被侵权人因人身权益受侵害造成的财产损失或者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在50万元以下的范围内确定赔偿数额。
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予以确定。
第十九条 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本规定施行后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规定。

⑻ 什么样的证据才会被采信，证据的三性是哪些

符合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的证据，经过庭审质证，才会被人民法院采信

⑼ 对证据的采信有什么具体原则

1.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刑事诉讼中，有关提供证据，收集、调取证据，审查认定证据，以及其他涉及证据的各项规定，都体现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证据采信过程中，实事求是原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证据的来源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臆造出来的；第二，在证据采信过程中，必须坚持主观服从客观，防止主观随意性；第三，证据的采信必须经过示证、质证和控辩双方的询问才能采用。 2.惟一性的原则 全案的证据经过排列、组合之后，必须是排除了一切矛盾，而达到每一个证据的前后一致，证据与证据之间一致，全案证据同案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和结果一致，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体系，全案证据所得出的结论是本案惟一的结论。 3.疑案从无的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目的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无论是从惩罚犯罪的目的出发，还是为了保障人权，都要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由于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证明，承认“可知论”并不等于每个案件都可以查得水落石出。疑案从无是无罪推定原则的一个派出规则，也是证据采信规则的重要法则。对任何一个案件的认定必须依靠确实、充分的证据，如果不能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告人的罪行，达不到证明标准，就必须转化为“无罪的判定”。实行疑案从无的证据采信规则的指导意义在于：第一，当证据与证据之间有矛盾不能排除时，应当采取疑案从无的原则，存疑不起诉。第二，当证据采信达不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仍然要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定罪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