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

Ⅰ 什么是“三位一体”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

所谓“三位一体”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体系，是指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建立综治部门综合协调，有关部门各负其责，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既充分发挥作用，又相互衔接配合，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工作机制。

Ⅱ 法院如何立足诉讼调解健全“大调解”工作机制求解答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和谐司法”的理念，并要求全国各级法院大力推行和谐主义诉讼模式，努力创建和谐的诉讼秩序，着力维护和谐的司法环境。要实现这一要求，立足诉讼调解健全“大调解”工作机制无疑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加强法院调解，将调解从民事案件向刑事附带民事、行政案件以及执行案件延伸，大力推行民事调解、刑事附带民事调解、行政协调以及执行和解等和谐的办案方式，充分利用法院审判职能并发挥社会资源建立“大调解”工作格局，去年以来，我院共审结案件1519件，其中调解1215件，调解结案率80%，不仅在法律程序上解决纠纷，而且能最大限度的消除不和谐因数，从而让社会关系恢复或者达到一种真正的和谐状态。 一、树立“大调解”工作新目标 （一）以定纷止争为目标。定纷止争是司法的基本功能，也是司法所应达到的基本目标。采用判决的方式结案对当事人来说，是一种被动性的定纷止争，是一种形式上的定纷止争。而调解结案则是在双方当事人的参与下，自愿协商，相互妥协达成的一致，是一种主动性的、实质性的定纷止争。调解结案的案件，不仅要力争从根源上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纷争，使当事人真正从内心里服调息诉，而且还要通过调解促进当事人之间关系的稳定和改善，从而充分体现出调解有别于判决的价值所在。 （二）以案结事了为目标。调解案件决不能仅仅满足于把案件办理完毕，简单地追求调解率和结案率，而是要通过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使纠纷能得到妥善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能得以真正化解，确保案件不留“后遗症”。要把“事能不能了”作为考评调解效果和法官调解能力的一个最根本的标准。 （三）以胜败皆服为目标。采用判决的方式结案不易让双方当事人都心服口服，而调解则以其独特的过程和方式，为达到胜败皆服的目标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调解案件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发挥好这一优势，着力提高调解艺术，通过合理的引导，努力实现双方当事人的“双赢” 二、构建调解工作新机制、拓宽纠纷解决渠道 全面加强调解工作不能靠简单下达目标任务来实现，要用制度来促进调解工作取得大的突破。 （一）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以根本上化解矛盾纠纷为目标，以调解、和解、协调等多种方式并举，全面实现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行业调解、行政调解及其他社会组织调解等非诉调解工作的衔接及良性互动，从而形成的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系统。保障这种机制有效运行，就要求人民法院搭建三个纠纷分流平台，一是紧紧依靠当地党委的领导和政府的支持，搭建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平台；二是加强对人民调解的指导和培训工作，搭建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衔接平台；三是充分发挥舆论导向作用，搭建人民群众积极寻求非诉解决纠纷的引导平台。通过三个纠纷分流平台，拓展矛盾纠纷的化解渠道，避免各类纠纷都靠法院裁判的情况发生，从而保证人民法院真正起到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主力军作用。 （二）建立委托调解工作机制。所谓委托调解工作机制，是在民事诉讼文书委托送达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的，就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及所属的人民法庭，委托基层政权组织中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负责民事案件中诉讼文书的送达、组织当事人调解等项工作的具体落实。该项制度的设立不仅能够很好地解决送达难问题，而且能够充分发挥民调组织在解决民事纠纷中的积极能动作用。民调组织人员在送达诉讼文书的过程中，可以疏导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抵触情绪，开展庭前调解工作，缓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敌对立场，帮助人民法院进行诉讼调解工作。特别是民调组织人员熟悉当地情况，可以更方便的了解当事人发生纠纷的起因、过程以及责任，还可以深入了解当事人的心里情绪，因此其在送达诉讼文书的过程中，就可以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为法院进行诉讼调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而提高调解成功率。 （三）建立并完善调解激励机制。为了能够有效激活矛盾纠纷调解主体的内在动力，提高调解工作的积极主动性，除进行必要的思想动员外，还必须建立完善的调解激励机制，以制度推动调解工作的有序开展。一是案件立案前，就鼓励当事人自愿选择非诉方式解决纠纷；二是建立非诉民调主体的指导培训机制，提高非诉调解的合法有效率和当事人主动履行率；三是依靠政府的支持，建立非诉民调主体的经济补偿机制，提高从事民调工作的积极性；四是完善法院内部的调解激励机制，使广大干警能够坚决贯彻落实“能调则调”的矛盾纠纷解决方式。通过以上激励机制，进一步推进民事调解工作规范化、制度化进程，提高各类调解主体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最大程度的彻底化解社会矛盾。 （四）实行先行调解和全程调解机制。将调解置于诉讼过程中每一阶段和环节之首，作为办案人员开展工作的必经程序，同时将调解贯穿于诉讼的全过程和不同的诉讼阶段，根据案件特点，选择合适的时机进行调解，不放过任何一个调解机会，以使案件尽可能得到调解。如在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时进行“送达调”；询问被告答辩时进行“答辩调”；双方当事人同时到庭后进行“即时调”；庭前准备阶段在交换证据时进行“听证调”；庭审阶段进行“庭审调”；同时法院发挥双方委托代理律师作用，促使当事人庭外和解，进行“庭外调”；以及在定期宣判送达前，应一方当事人请求进行“庭后调”。通过全程调解，实现立案阶段分流一批、准备阶段终结一批、庭审阶段化解一批、宣判之后平息一批的效果。 三、创新调解工作方法、顺利化解矛盾纠纷 调解不同于判决的简单说理和法律论证，其不仅要求调解人员具备良好的理论功底，而且要求调解人员必须具备丰富的调解方法和调解艺术。而每个人的调解方法和调解艺术又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形成的，它需要不断的积累和探索，所以，要提高审判人员的调解技能，就需要鼓励审判人员去探索属于他们自己的调解艺术和调解方式除 做好诉讼调解工作，不仅要在观念上、机制上更新，更要善于总结与开拓有效的调解方法。实践中总结的“比照案例调解法”、“亲情调解法”、“委托调解法”、“趁热打铁调解法”、“冷处理调解法”等方法，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掌握必要的调解方法外，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要准确把握调解自愿原则。调解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协商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在正常情况下，不应当存在强制调解。首先就调解主体、调解程序、调解结果等方面的选择上，还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其次法官调解主要是通过行使释明权，来消除当事人对事实、法律的误解，平衡双方的利益；第三，通过非诉调解组织、律师及有影响力的第三人调解，主要还是倚赖其权威、影响力、社会资源等对当事人施加影响、帮助、引导作用，并非限制当事人的意志自由；第四，自愿原则是制约强制调解的最好制度保障，避免以调解为借口损害当事人的利益。 （二）要准确把握调解与判决的关系。我们在强调调解的同时，还要注意把握好调解与判决的辩证关系，贯彻“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要求，依法调整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在调解工作中，不能违背当事人的意志强制调解，不能久调不决、拖延诉讼，更不能以调解为名，片面为一方的利益而压制另一方当事人。 （三）坚持民主原则。调解过程中的民主原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要保证双方当事人之间地位的平等，全面地、平等地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确保协商过程的民主。调解协议的达成应是双方当事人平等参与、自愿协商的结果，而不是一方当事人利用其某些方面的优势地位，使另一方当事人屈就的结果。另一方面是指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应根据情况和需要，广泛吸收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或参与，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解决矛盾和纠纷。当前，要特别注意发挥好人民陪审员在调解中所起的作用，在调解过程中大力弘扬司法民主。 四、更新调解工作理念、全面加强调解工作 首先要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考虑，认清法院所应当承担的积极的社会责任。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是时代的主题，是党的十七大报告的核心和灵魂。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时期。要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以化解社会矛盾、增加和谐因素为主要任务。虽然仅靠法院的努力尚不能解决全部社会矛盾纠纷，但是，司法的社会化要求法院成为纠纷解决的主力，从而推动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一体化建立，保障诉讼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等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实践中互相配合、互相协调，以共同解决现实当中的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其次要以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为目标，正确认识加强调解工作的合理性。我们司法活动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法律效果可以理解为案件裁判在形式上的合理，社会效果可以理解为纠纷解决在实质上的合理。法官在同一程序中很难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真正统一，而只有当事人自愿协商达成纠纷解决的协议，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因此，我们应当通过加大调解工作力度，最大限度以调解结案，从而全面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第三要从人民群众法、情、理相互交融的传统中，来树立调解是解决纠纷最佳方式的价值取向。调解制度在我国具有深厚的传统，其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主要方式一直在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进行，从举证责任入手，逐步向程序正规化和当事人主义的目标渐进，调解制度也经历了“调解为主”到“着重调解”再到“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调解”的淡化过程，大量的案件都是“一判了之”，很容易给人造成“司法万能”的印象，也给国家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造成一种印象，就是解决矛盾纠纷是法院一家的事情。这直接导致众多社会矛盾纠纷都涌到法院，严重削弱了法院解决矛盾纠纷的能力。这与人民群众要求尽快、彻底解决纠纷的愿望相背离，而调解恰恰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这一需求。 第四要从继承和发扬我国优良司法传统的角度，认识做好调解工作就是司法为民的体现。陕甘宁边区时代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其主要特点就是“深入农村、依靠群众、方便人民、审判与调解相结合”，它符合我国乡土、情理社会的特征，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被人民群众受接受。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来界定，本质上就是司法为民。我国的社会经济虽然经过划时代的飞跃发展，但乡土人情的社会特征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人民群众对司法的需求仍然是“和为贵”。做好调解工作就是从根本上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就是司法为民。 五、目前调解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首先，调解原则的规定不尽合理。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这一规定确定了法院调解民事案件的三个基本原则：第一，自愿原则；第二，合法原则；第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这三个基本原则中“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争议较大，而前两原则基本合理，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忽视当事人权利的错误倾向，在此逐一加以分析。 调解的本质特征是始终尊重当事人意志，使当事人在自愿的前提下参加调解过程，在互谅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从而使纠纷得以解决。自愿原则正体现了调解的这一本质特征，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之一，本不应有任何异议，但如前所述，我国调解制度采用的是职权主义原则，调解是作为法院的一种结案方式，法官在调解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导致了法官的作用大而当事人作用小，法官主动而当事人消极，法官权力大而当事人权利小的职权主义诉讼格局，使得法律规定的自愿原则难以很好的实现，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非自愿的强制调解现象。调解由于其简便快捷，成为许多法官青睐的结案方式，为了追求高结案率违背当事人意志进行调解或迫使当事人接受非自愿达成的调解方案。 调解追求的不是法律上的公平合理，合法原则是为了防止损害第三方利益的恶意调解。如果当事人自愿放弃部分权利以尽快解决纠纷，也是其两相权衡之后，认为于己有利而决定的。因而应尊重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应以法律错误或显失公平为由干预调解。 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无助于调解的达成，也并不现实。案件事实与是非是否清楚实际上与调解的合法性或有效性并没有必然联系。因为若强调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则须进行严格调查，从而耗时、耗资，牺牲程序利益。当事人选择调解方式解决其争议，是由于调解的经济效益，而非查明事实，分清是非。过于强调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混淆了调解与审判的区别，缺乏实际操作性。 （二）调解程序的设定不健全。 1、庭前调解的适用条件不规范、不明确。法院调解可在诉讼终结前的任何阶段进行，法官启动调解程序的随意性较大，承办法官与合议庭认为必要时可以随时组织当事人调解，造成诉讼调解中法官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过于突出，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受到一定压制，当事人自由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诉讼权受到侵害，同时也为“强制调解”、“恣意性调解”留下了广泛的空间，失去法院调解所具有的独特的公正价值。因此，有必要对调解的前提条件作一个更明确、更具体化、更适合司法实践的规定，使之符合公开原则之规定。 2、在调解的主体上，目前法律并没有规定具体的调解主体。《民诉法》第86条规定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由审判员一人主持，也可由合议庭主持，但从司法实践看，为提高办案效率，法院调解几乎百分之百由审判员一人主持。即使是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合议庭进行调解也仅仅是流于形式，实际上是由承办人一人说了算。这就容易造成办人情案、关系案，甚至造成严重侵犯一方当事人权利的情况。 3、在调解的期限上，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民诉法》规定，“调解不成的应及时判决”，但并未规定调解的期限，往往是当事人已经就某一事实明确表态不能接受调解，而法院仅仅以调解没有期限的规定进行拖延，使当事人在心理上造成疲态，从而不得不接受调解的结果。 4、调审合二为一。我国法院调解实行的是调审结合模式，即调解与审判相互结合，调解和审判可以动态转换、交互运行，这种调解模式和运转机制有避免重复劳动、提高审判效率的优势，但从另一角度看，调审结合的调解模式在实践中必然引起调解和审判二者价值的矛盾与冲突。由于调解人员具有双重身份及地位上的优势，以合意为基础的调解常常演变为法官主持引导下的强制性调解，并直接给当事人形成心理上的压力，影响当事人自由合意的形成，结果是以调解形式得出判决结果。 5、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得不到有效限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8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同法第91条规定：“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然而，由于案件审理期限和法官的情感原因，尽管当事人也可以拒绝在协议上签字，但其付出的代价可能是无法估算的，那就是“审而不决”，或是在同一法官审判时得不到公正判决。 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同时法院还肩负着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责任，二者必须相互交融，法院的作用才能更好的发挥。只有树立这样的理念，才能做好调解工作，才能从根本上让社会和当事人成为最终的受益者。（华蓥市人民法院院长 蒋伟林）

Ⅲ 如何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

依法预来防化解社会矛源盾纠纷是法治社会的重要保障。《决定》提出要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完善仲裁制度；健全行政裁决制度。我们要积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依法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

Ⅳ 大调解机制的概述

 可以说，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因此，概念作为研究的结果，同时也是研究的开始，在我们的理论研究中，常常把它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以此引出要研究的问题。
大调解中“大”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解，目前对大调解的理解主要有三种：站在法院的角度，对内所称的大调解是全员、全程的诉讼调解，除法院自己调解外，还包括委托协助调解，对外所称大调解强调诉讼调解与其他单位、其他调解的有效对接；站在司法局的角度，大调解主要指人民调解，尽管一定程度上揉合了行政调解和其他民间调解力量，强调的是人民调解的网络建设；站在党委的角度，指党政领导，政法综治部门牵头协调，司法部门指导、其他部门参与、各种手段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纠纷排查和处理各种矛盾的机制。本文所称的大调解，是指党政主导、主体多元、手段多样、方式灵活、反应灵敏、协调顺畅的矛盾纠纷的协商和处理。 大调解植根于深厚的调解文化。我国调解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当时人们之间的争端由部族首领按照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通过协商予以解决。而对于本氏族个别不遵守习惯的人，则是依靠社会舆论和社会道德力量，采取调和的办法，使其归顺，认识错误，达到平息矛盾、排除争纷、调整好相互间关系的目的，以维持正常社会生活秩序和生产秩序。可以说，这就是调解的原始形式。
奴隶社会的调解与原始社会相比，在性质和内容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并具有了官府调解和民间调解的划分。周代专门设有“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的“调人”之职。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也提倡调解，他在做鲁国司寇时就宣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进入封建社会后，统治阶级为了推行礼治和道德教化，更加注重发挥调解的息事省讼功能。《汉书百官卿表》“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缴。”啬夫主要职责就是调解争讼。唐代乡里讼事，则先由里正、村正、坊正调解。到了宋代，调解制度正式得到法律确认并被引入司法程序。地方官员“当以职务教化为先，刑罚为后”，“每遇听讼，于父子之间，则劝息教慈;于兄弟之间，则劝以爱友。” 在元朝，调解被广泛用于解决民事纠纷，乡里设社，社长负有调解职责。其《至元新格》规定社长的职能之一就是“诸论诉讼婚姻、家财、田宅、债负，若不系违法事重，并听社长以量谕解免使妨废农务，烦扰官司。”此后明朝的《教民榜文》和清朝的《大清民事诉讼法典》都有关于调解的规定。
到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同时，也大力推动了调解制度的发展。特别是自1941年起，各根据地民主政权相继颁布了适用本地区的有关调解工作的单行条例和专门指示，如《山东省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晋西北村调解暂行办法》等，使调解工作走上了制度化与法律化轨道。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加强，调解制度也走上了一条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地位，1989年国务院颁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和2002年司法部发布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性质、任务和原则等作出规定，确立了我国现行的人民调解制度。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将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着重调解”改为“自愿合法调解”，确立了现行的诉讼调解制度。1999年颁布的《行政复议法》取消了1990年《行政复议条例》关于“复议机关审理复议案件，不适用调解”的规定，2007年颁布的国务院《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两种案件可以适用调解，在行政复议中也最终确立了调解制度。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各类矛盾纠纷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群体性等特点。与此同时，传统的调解类型也面临种种困境，难以适应及时缓和大量纠纷的现实需要，在解决纠纷上的作用日趋下降。这使得惯于把人民调解作为“防止纠纷的第一道防线”的国家产生了构筑一种更具实效、更具权威的纠纷解决方式的内在需要， 以改变过去各种调解单兵作战、各自为政的调处格局。2003年4月，江苏省南通市借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验，结合重建调解网络，率先在全国建立“党政领导、政法牵头、司法为主、各方参与”的大调解机制， 其他地方如山东陵县、浙江诸暨、上海浦东等也都建立了各具地方特色的大调解机制，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从大调解的涵义就可以看出，它有着一些带有强烈时代气息，并有别于传统调解一些特点，或可称之为创新，这些创新是人民群众在实际工作中辛勤探索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1、纠纷解决资源的全面整合。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大多牵涉面广、复杂程度高，且多是交叉到多个政府部门。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由于彼此缺乏信息交流，条块分割，各自为政，不能形成有机的统一整体，解决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社会纠纷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大调解对外而言，就是要整合纠纷的各种解决力量，调动一切可用因素，采取综合手段把纠纷处理好、解决好。
2、诉求表达渠道的有效畅通。矛盾纠纷解决的前提就是诉求表达渠道的有效畅通。当纠纷解决涉及多个部门职责时，部门与部门之间推诿、拖延现象时有发生，随着时间的拖延，当事人花费的成本越来越大，矛盾纠纷日趋复杂，当事人的调解、和解意愿逐渐降低，很容易导致矛盾激化，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而构筑大调解机制，其目的就是杜绝推诿、拖延、梗阻现象的发生，畅通群众的诉求表达渠道，给当事人提供更多的便宜及时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
3、调解方式方法的积极主动。大调解机制的运行基础并非依赖于新建一个机构去越俎代庖代为履行各相关部门的调解职能，而是通过各相关部门调解工作触角的延伸和调解工作网络的对接，主动排查社会矛盾，及时报告疑难纠纷，做到早发现、早沟通、早化解，以保证调解工作“以防为主、调防结合、多种手段、协同作战”战略预期的有效实现。
4、纠纷调解领域的适当扩张。传统的人民调解的范围限于民事纠纷，行政调解的范围除行政赔偿争议外，也仅限于民事纠纷。但在大调解机制中，从各地制定的相关制度来看，其受案范围不仅包括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民事争议，也涵盖了公民、法人或其他有关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发生的行政争议。

Ⅳ 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包括哪些内容

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分为：诉讼和非诉讼。

一、诉讼方式即法院判决；

二、非诉讼方式包括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当事人和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仲裁、信访等。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与传统的“一元化”化解矛盾的方式方法相比较而言的。简单地说，就是由于当前矛盾纠纷主体的多元化、类型的多元化、诉求的多元化，化解矛盾纠纷的思路、方法、措施、途径等也应多元化。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结成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运作调整系统。

(5)建立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扩展阅读：

调解方式

调解员可以采用其认为有利于当事人达成和解的方式对争议进行调解。

这种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调解程序开始之后，调解员可以单独或同时会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进行调解；调解员单独会见一方当事人的，可向他方当事人通报单独会见的情况，当事人另有要求的除外；调解员可以对争议进行面对面的调解，也可以进行背对背的调解。

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可以要求当事人，提出书面或口头的建议或方案；调解员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聘请有关专家就技术性问题提供咨询建议或鉴定意见；。

调解员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交补充材料；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可以根据已掌握的情况，依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向当事人提出解决争议的建议。

经过调解，在当事人之间仍无法达成和解的情况下，调解员可以提出最后的建议或方案。调解在调解中心所在地进行。如当事人另有约定，经调解中心同意，或由调解中心建议并经当事人一致同意，亦可在其它地点进行。

由此产生的费用，由当事人承担。聘请有关行业的专家参与调解工作，所产生的费用，由当事人承担，经过调解，如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由各方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上签字及/或盖章，应当事人的要求，调解员可根据和解协议的内容，作出调解书，由调解员在调解书上签字并加盖调解中心的印章。

除非为执行或履行之目的，和解协议或调解书不得公开。双方当事人签订和解协议时，可以在和解协议中加入仲裁条款。

Ⅵ 什么是大调解工作机制

三位一体大调解的概念。所谓三位一体大调解是指在党委的领导下，人民法院、人民调解委员会和行政主体分工合作、相互支持，共同构建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相互衔接、相互促进、相互结合的新时期矛盾纠纷的预防和解决机制。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三位一体调解既是一个概念问题，又是一个机制问题。人民调解是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司法调解是维护司法公正，解决诉讼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只有在结构上既强调各自作用的发挥，又强调他们之间相互协调、相互衔接、相互作用，从才能而达到服务社会和谐发展的最佳效果。

Ⅶ 如何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

1、2015年10月13日，中央深改组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内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容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指明了方向。2、法院要主动与城建、卫生、交警、工商、妇联等相关部门加强联系，对劳动争议、交通事故赔偿、婚姻家庭等纠纷实行横向联动调解。3、法院要与乡镇、村、居委会建立纵向联动机制，建立起村级调解、社区调解、乡镇调解、行政裁决与法院调解有机衔接的直通车，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解决纠纷、化解矛盾、减少诉讼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彰显和谐司法理念。4、浙江省诸暨市由政法委牵头，司法局具体负责，组织法院、公安局、卫生局、工商局、保险公司等单位组成调解中心，统一公地点，统一人员管理，解决矛盾纠纷的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