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法律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身权和智力成果权的案例
人身权案例一：被告人郭玉珍，女，36岁，初中文化，工人。1984年，郭玉珍把在原籍寄养了6年半、现年7岁的儿子向东接回上学。向东刚满半岁就离开父母，一直由外婆抚养。在这6年半中，郭玉珍每年仅回娘家看望儿子一次，因此，母子之间没有感情，在向东被接回家不到两个月时间，便6次离家出逃，有4次一人回到外婆家。同年9月26日，郭玉珍见向东放学后又未回家，即四处寻找，到晚10时许才把向东找回，十分恼怒，便用皮带抽打向东的背部。向东上床睡觉时，郭又按住他用皮带抽打其臀部。向疼痛求饶说“我不再跑了”时，才停止抽打。向穿上衣服又往屋外跑。郭将向找回后，又用皮便抽打其臀部。向谎称要“拉屎”，又往外跑，被其父找回，郭更加恼怒，当即把向的裤子扒光，用皮带抽打臀部。向疼痛难忍，在床上乱滚，并说“我真的要拉屎”。向下床拉屎时，昏倒在院坝里。后被郭发现抱回室内，向已不能站立。当晚12时许，郭见向眼神异常，即请来医生，救治无效死亡。经法医尸检鉴定：死者向东背部有皮带重复打击皮下出血伤痕，腰致臀部、两条大腿后侧有50×30公分大面积皮下出血。结论为外伤休克死亡。①本案属于亲生母亲教育子女方法不当过失杀死子女案件。
案例二：夏某与前妻离异后，经朋友撮合，于2006年情人节带着9岁儿子小华，与离异女张某及其两岁儿子，一起组成了新家庭。9月11日下午，张某趁其他人外出之机，以小华不听话为由，将烧红的火钳烙在了小华的屁股上。张某还威胁痛得大叫的小华“越闹烫得越凶，不准给任何人讲”，小华只有一动不动地咬紧牙挺住，直到自己的生殖器都被烧红火钳烙遍了，张某才收手。事后案发，张某在逃窜一段时间后投案自首，公诉机关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本案属于典型的涉及未成年被害人的再婚家庭暴力事件。①
案例一和案例二分别是亲子关系中父母非法侵害子女生命、健康权行为，其侵权行为理应受到法律制裁。 由于我国历经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古代秦律中所确认的父子关系是上下尊卑关系，自秦、汉、唐以来，中国一直奉行的是父母有绝对权利，子女仅有遵从之绝对义务为原则。②这种封建思想的影响，使未成年子女在家庭中无独立人格权，在家庭中的人身权益得不到应有保护。如：现实中的童工问题；失学儿童问题；父母不尽扶养义务伤害子女身心健康问题；父母望子成龙，将对后代的“爱”和成才希望全部寄托在一个孩子的身上，对其提出过高的要求，强迫子女读书、限制其人身自由，造成许多家庭悲剧等问题。这些事实告诉我们，目前未成年子女所处的家庭生存环境令人堪忧。父母在家庭中，不尊重子女独立人格权、剥夺子女人身自由权、生存发展权、伤害子女生命健康权、侵害子女隐私权等，给子女身心健康成长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完善亲子关系、保障子女在家庭中的人格尊严、人身权益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要求。
智力成果权如果未成年人知识产权遭到非法侵害，可以由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要求有关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予以法律保护。要求侵权人承担法律责任。例如：王珊 8 岁，常常自言自语，搞文学创作的爸爸细心地将女儿的话记录下来，竟然是一首首小诗，以后王珊又多次将自己的诗词放在校刊上发表，好几首儿童诗还得过奖呢 ! 不久，爸爸在书店发现一本儿童获奖诗词选，其中收录了女儿四篇获奖作品，于是找到出版社，索要稿酬和样书，出版社却答复： “ 我们出这样的书根本就不赚钱，只是为鼓励儿童写诗创作。再者你女儿才 8 岁，要什么稿酬 ?!” 王珊的爸爸坚持要为女儿争个明白，诉至法院。 我国《民法通则》。《著作权法》均规定了公民享有著作权，创造作品的公民就是该作品的作者；著作权属于作者。依据《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及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王珊作为诗词的作者，享有著作权，这是公民的权利。公民行使权利不受性别、民族、年龄的限制，因此出版社未经作者王珊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许可，擅自选用作者王珊的作品，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支付作者王珊稿酬。
❷ 有关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案例分析
不构成，主观上没有杀人的故意，从送被褥可以看出嫌疑人不希望看到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只不过没有积极施救。构成交通肇事逃逸吧。
❸ 侵犯人身权利的案例
人身权利又称人身非财产权，是指与人身直接相关而没有经济内容的权益。属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
人身权利，公民依法享有的与人身直接相关的权利。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部分。包括生命健康不受侵犯，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不受侵犯等。
人身权利主要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和人格尊严权，人格尊严又包括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姓名权和隐私权等。
当人身权受到侵害时，我们可以请求司法保护。
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它包括的内容比较广泛。 但主要上指人的生命、健康、人格、名誉和人身自由等权利，以及与人身直接有关的权利.。例如:公民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等。
我国《刑法》为了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 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不受侵犯，专章规定了"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利，民主权利"。《刑法》第131条明确规定: "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不受任何人，任何机关非法侵犯.违法侵犯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予以刑事处分."
案例
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5）纳溪民初字第410号
原告陈建民，男，生于1953年12月12日，汉族，中医大专文化，个体中医职业，住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安富较场坝皮化厂小区。
委托代理人刘先赋，四川五月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宣明，四川五月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科技报社。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北里1号慈云寺102号信箱。
法定代表人赵颖华，该报社总编辑。
原告陈建民与被告北京科技报社名誉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05年3月7日受理后，被告北京科技报社于3月18日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3月21日裁定驳回其管辖权异议，被告北京科技报社于3月29日提出上诉，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4月29日裁定驳回上诉。原、被告双方的举证期限三十日届满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2005年7月13日，本院传票传唤原、被告双方于7月21日上午8：30分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于7月15日回复本院，因工作忙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于2005年7月21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陈建民及其诉讼代理人宣明、刘先赋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北京科技报社的法定代表人赵颖华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法定的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建民诉称：自己从宣传中医养生学和探索生命极限的角度出发，于2004年3月20日至5月7日，由四川省雅安市公证处全程监督、公证，在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碧蜂峡开展了禁食49天的“挑战人类饥饿极限”活动。2004年5月7日，四川省雅安市公证处出具了（2004）雅市证字第506号公证书，证明：“陈建民于2004年3月20日起至2004年5月7日止，在雅安市雨城区碧峰峡景区接待中心外草坪上搭建的离地10米高的玻璃房内进行的‘挑战人类饥饿极限’活动，符合《“挑战人类饥饿极限”活动细则》的规定；陈建民在上述期间开展的‘挑战人类饥饿极限’的结果真实。“ 2005年1月4日和5日，被告北京科技报社在其《北京科技报》周刊以及网络版上公开发表《2004年中国十大科技骗局》一文，将原告禁食49天的活动评定为2004年中国十大科技骗局之首，使用了“有违公序良俗”“挑战人们道德底线”“商业闹剧”等侮辱性词语，还配以漫画丑化其形象。自己行医32年，为人诚实守信，做事敬业守法，没有不良记录，社会评价良好。被告公开发表的“2004年中国十大科技骗局”一文的报导，误导社会公众，贬损了原告的人格，诋毁了原告的信用，导致原告社会评价降低，信用程度下降，使原告精神受到损害，行医执业受到影响。起诉要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在报刊及网络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
被告北京科技报社未提交答辩意见。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
1、陈建民身份证，证明原告的自然人身份；
2、陈建民中医大专毕业文凭、执业医师证书、个体行医执照、“建民诊所”执业许可证，证明原告合法从事中医专业、行医执业的社会身份；
3、陈建民荣誉证书、奖状，证明原告在2005年1月5日以前社会评价较好的事实；
4、四川省雅安市公证处出具的（2004）雅证字第506号公证书及附件，证明原告陈建民于2004年3月20日起至5月7日止，在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碧蜂峡景区接待中心外草坪上搭建离地10米高的玻璃房内进行的“挑战人类饥饿极限”活动，符合活动的细则规定，活动结果真实的事实；
5、四川省泸州市公证处出具的（2005）泸证字第297号公证书，证明被告北京科技报社公开刊登《2004年中国十大科技骗局》一文，并插配“骗局之（1）?中医绝食四十九天”漫画的事实；
6、证人龙腾丽、蒲利华、王祖明的证词，证明被告的文章发表以后，原告陈建民的社会评价有所降低的事实；
7、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实用法医学》第180页至181页，证明成年人只饮水，不摄入其他营养，可存活40?90天的事实。
被告北京科技报社向本院提交了1份证据，即2005年1月5日?2005年1月11日《北京科技报》周刊，证明被告公开刊登《2004年中国十大科技骗局》一文，并插配“骗局之（1）?中医绝食四十九天”漫画的事实。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原告提交的第1?6组证据，以及被告提交的1份证据，经庭审质证、认证，符合本案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作为本案案件事实的定案证据。原告提交的《实用法医学》第180页至181页，与本案侵权纠纷没有法律意义的关联性，不作为本案事实的定案证据。
本院依据上述定案证据确认以下案件事实：
原告陈建民早年从事中医业务，1987年10月毕业于成都中医学院，自己开办个体诊所，长期从事中医执业活动，并获得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执业许可证照。2003年、2004年连续两年被当地卫生行政部门评为同行业先进，享有较好的社会评价。被告北京科技报社是面向全国发行报刊的事业法人单位。
2004年3月19日，原告陈建民向四川省雅安市公证处申请，要求对其从2004年3月20日至5月7日，在雅安市雨城区碧蜂峡开展“挑战人类饥饿极限”活动的全过程进行现场监督、公证。四川省雅安市公证处受理原告陈建民的公证申请以后，指派宋绍华、张勋莲、刘波、鲁健、杨卉、虞尚堂、黄婷利七名公证员全程监督、公证。3月20日12时48分，公证员刘波、鲁健对陈建民使用的玻璃房设施及其个人生活用品进行检查确认；3月20日15时，原告陈建民在公证员宋绍华、虞尚堂的检查确认和监督下，用升降机将原告陈建民送入玻璃房内，并加锁贴上封条；至5月7日15时止，原告陈建民禁食49天“挑战人类饥饿极限”活动的整个过程，先后由前述七名公证员现场监督，并有证人宋明全等47人先后参与见证。四川省雅安市公证处于5月7日出具（2004）雅市证字第506号公证书，公证证明：“陈建民于2004年3月20日起至5月7日止，在雅安市雨城区碧蜂峡景区接待中心外草坪上搭建的离地10米高的玻璃房内进行的‘挑战人类饥饿极限’活动，符合活动的细则规定，活动结果真实。”
2005年1月4日，被告北京科技报社在其所属的“北京科技报网络版”第52期和2005年1月5日?2005年1月11日《北京科技报》周刊A4版上发表《2004年中国十大科技骗局》一文，将原告陈建民禁食49天的活动评定为科技骗局。该文评论：原告陈建民禁食49天的活动是“绝食秀”；原告陈建民禁食49天的活动不光在挑战人类“生理极限”，也在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是明显违反科学常识、混淆百姓理智的商业闹剧，有违公序良俗。并在该
文中插配“骗局之（1）?中医绝食四十九天”的漫画。
原告陈建民的邻居龙腾丽、同事蒲利华和王祖明看到被告北京科技报社的前述文章后，对
原告陈建民禁食49天活动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产生怀疑，并对陈建民的人品降低信誉，也对
陈建民的中医执业医疗服务不放心。原告陈建民看到被告北京科技报社的前述文章后，认
为被告评定其禁食49天的活动是2004年中国十大科技骗局之首，侵害了自己的名誉权，诉至本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按照我国现代汉语词典的文意解释，骗是指使用欺诈的语言或虚构事实的手段，诱使他人上当的行为；骗局就是指使用欺诈的语言或虚构事实的手段诱使他人上当而设计的圈套。科技骗局，应是指以科技之名，行骗人之实的圈套。骗局是诚信的反义词，是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为的合法性和道德性的否定评判，也是对其社会公信度的否定评判。设置骗局的人是社会评价低下、缺乏社会公德、有害于社会的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损害他人情感为目的而设置骗局的行为，是应受道德谴责、法律制裁的行为。评定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实施的行为是骗局，应当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有严密的合乎逻辑的论证。原告陈建民于2004年3月20日至5月7日，在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开展禁食49天的“挑战人类饥饿极限”活动的全过程，有四川省雅安市公证处公证员的全程监督、公证，有生效公证文书证明，没有相反证据证明该活动过程和结果虚假、不真实，其客观真实性应当成立。至于原告陈建民开展的禁食活动，是否符合中医养生学，是否具有科学意义的问题，应当是科学研究的范畴，不是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自由评价禁食49天“挑战人类饥饿极限”活动，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但权利的行使不得以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为前提，更不得以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毁损他人人格。尊重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名誉权，是诚信善意的媒体经营者应当尽到的注意义务。媒体报道应当客观真实，不得传播侵害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名誉的事实。这既是媒体职业道德的要求，也是民事法律认定是否侵权的基本标准。被告北京科技报社在没有证据证明原告禁食活动虚假的前提下，对其活动的客观性予以否认，认定其禁食49天活动的程序和结果虚假，违背社会伦理道德，并公开在报刊、网络媒体上评定原告禁食49天的活动是“2004中国十大科技骗局”之首。所发表的《2004年中国十大科技骗局》一文，文章标题直接使用“科技骗局”一词，所指责的对象是明确具体的本案原告。该“骗局”一词是对原告名声和信誉的诋毁；文中使用“有违公序良俗”“挑战人们道德底线”等词语，贬损原告的人格信誉；文中插配“骗局之（1）?中医绝食四十九天”的漫画，丑化原告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依照我国宪法、民法对公民人身权保护的规定，应属于法律禁止的行为。被告北京科技报社公开发表《2004年中国十大科技骗局》一文的行为，主观有过错；行为具有违法性，其违法行为与原告的名声、信誉受到损害的结果具有因果关系，符合我国民事侵权的构成要件，被告北京科技报社的行为构成了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
名誉是指社会或他人对特定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品德、才干、名声、信誉、形象等的综合评价。良好的名誉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社会竞争的重要条件。名誉权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赖自己的名誉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法律规定禁止以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的名誉。每一个公民都有权保护自己的名誉，享有名誉所体现的利益，维护自己的名誉不受非法侵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的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公民的名誉权受到侵害，应当得到法律的救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名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原告要求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恢复名誉，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主张，符合法律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8万元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名誉权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该《解释》第十条规定，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应考虑下列六种因素：（1）侵权人的过错程度；（2）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3）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4）侵权人获利的情况；（5）侵权人承担责任的能力；（6）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原告陈建民主张赔偿精神抚慰金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具体的赔偿数额，结合本案具体案情，综合上述六种因素，确定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为1万元比较适宜。据此，为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七）、（九）、（十）项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北京科技报社停止对原告陈建民的名誉侵害，将存留于网络版上的《2004年中国十大科技骗局》一文及插图，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删除，以消除影响；
二、被告北京科技报社公开向原告陈建民赔礼道歉，其内容经本院审查以后，在其《北京科技报》周刊以及原网络版发表的位置，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刊载；逾期不履行，本院将本案生效判决书在同等级别的报刊、网络媒体予以刊登，所产生的费用由被告承担；
三、被告北京科技报社赔偿原告陈建民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本案案件受理费3000元，其他诉讼费500元，共计3500元，由被告北京科技报社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林 万 泉
审 判 员 邱 彪
审 判 员 雷 跃 贵
二00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卓 波
❹ 人身权侵权案件是否具有可仲裁性
您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中只做了排除性的列举，没有列举出来应该理解为可以提请仲裁：第三条下列纠纷不能仲裁：（一）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第四条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第五条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
❺ 侵权案例三,请高手帮忙
一，侵犯了人身权，可以，根据迷失诉讼法
二，超市，因为保安为超市的工作人员
三，有证据了，超市赔偿，不能，因为物品的丢失不能提起精神赔偿
四，不能，民事案件，一案不再理
五，能，必须证据支持
六，可以
❻ 求大学生与高校人身侵权的一切资料，
近几年来，我国民事诉讼中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迅猛增加，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公民法律意识、诉讼意识逐步提高的结果。但是部分公民对诉讼的认识其实是不完整的、甚至存在着断章取义的错误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却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层法院当事人对“法律事实”同“真实事实”一定程度上的差别不能正确理解，导致当事人对法律及法院的信任度大打折扣。在本文中，笔者将依据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理论就在侵权诉讼中当事人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范围以及法官对事实、证据的认定问题进行实践性的浅显论述。
一、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理论
一般侵权行为，又称直接侵权行为，是指直接因行为人的故意或者过失侵害他人权利的不法行为和故意违背公共秩序、道德准则而加害于他人的不当行为。理论上讲，一般侵权行为侵害公民的生命、健康权的侵权责任构成一般包括以下四个要件：
一是违法行为。违法行为是指公民或者法人违反法定义务、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实施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侵害人身权的违法行为是指公民或者法人违反法定义务，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实施的，以公民人身权为侵害客体的作为或者不作为。
二是损害事实。损害事实是指一定的行为致使权利主体财产权、人身权受到侵犯，并造成财产利益和非财产利益的减少或者灭失的客观事实。这是构成这一民事责任的首要条件，只有当行为人的违法行为造成损害事实，行为人才承担民事责任。这里的损害，从广义上讲，包括财产上的损害和人身上的损害即造成受害人在财产上或者人身上的不利益。
三是因果关系。作为构成侵害公民生命权、健康权的民事责任要件的因果关系，就是指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的前因后果的联系，只有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这种因果关系，说明损害是由违法行为所引起的，行为人才承担民事责任。确定因果关系就是要从客观现象中去寻找揭示他们之间存在的不依照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联系。四是主观过错。主观过错是构成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权的民事责任的主观要件。违法行为人只有在实施违法行为当时主观存在过错才承担民事责任。过错就是违法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的一种心理状态，他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状态。在诉讼上，以上四项内容必须要由提出诉讼请求的人进行举证，当事人必须全面地论证自己的观点。理论上讲，这是一项很困难的举证责任，相比较合同严格责任来说，诉讼请求人需要强得多的诉讼举证能力，这也是合同诉讼与侵权诉讼最重要的区别之一。但这一孑然不同的归责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往往被诉讼参与人忽视了，这也是近两年来人身侵权诉讼比例大幅度上升、且胜诉率不合理性偏高的关键因素。
二、诉讼程序中的证据认定分析
由以上侵权纠纷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分配以及法官对侵权诉讼事实证据和赔偿标准的认定规则。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仅仅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都没有相应系统的规定对此特点予以明确，这一法律状况使得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侵害事实以及损失范围等事实问题的确定没有严格的法律依据，而只能凭借审判经验或者想当然的（只追求实体真实而忽视程序公正）进行审理，在很多情况下，违背了诉讼程序和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
（一）、违法行为与侵害事实
行为人违反法定义务实施侵害行为是侵权赔偿的第一要件。在侵权诉讼中，它是整个案件事实的起因，也是赔偿请求成立的最重要条件。在基层法院诉讼实践中，大部分原告当事人除了提供大量证明效力很低的证人证言以外，很难再举出其他证据对“过去的事情”进行证明。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而法官又被禁止主动调查取证，这样法官就很难认定侵害行为是否发生以及发生的具体过程。本人认为，如果原告当事人尽到了以下几种证明责任，法官应当认定违法行为与侵害事实的存在。
1、被告承认实施了违法行为的。依照《证据规则》第八条的规定，被告方当事人的承认能够免除原告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2、公安侦查机关的侦查结论能够证明违法行为存在的。公安机关是专门负责治安管理及侦查的国家机关，依照《证据规则》第七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其具有详实的侵权损害行为过程内容文书证具有较高的证明效力。对于实践中没有明确的侦查结论确定所诉违法行为具体过程的情况，法官对其证明效力应当区别对待：
①公安机关对有关当事人进行了相应治安处罚。公安机关对当事人的治安处罚决定能够确定其行为的违法性，虽然没有完全详实的违法行为的具体过程，但该类决定在一定程度上认定了当事人双方曾经发生过纠纷，在纠纷发生过程中行为人确实实施了某种违法行为，对原告所诉的事实能够起到一定的印证作用。
②公安机关档案材料中没有任何带有结论性的或表明公安机关意见的文书，只有一些对当事人及现场证人的调查笔录。对于当事人的被询（讯）问笔录，在诉讼中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只能做为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或答辩；而对于非当事人的被询问笔录，只能作为书面证人证言性质的证据使用，对于这类证言，理论上讲，如果当事人没有机会对证人证言进行当庭询问质证的话，仍然不能达到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证据的要求。但由于其调查机关的特殊性及调查事故的及时性决定了其证据效力应比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为了诉讼之需所调查的笔录或书面证人证言证据效力要高。
③部分当事人以举证困难为由笼统的申请法院到公安机关调查证据材料，实践中，由于当事人没有选择（出于选择能力的缺乏或者是对国家机关的绝对信任）的申请调查证据材料，最终导致所调查的材料证明了对申请者不利的事实。现实中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受传统思想观念影响和公民法治意识不高所决定的，如果要求个别当事人来承担这种制度性社会责任的话，对该当事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但如果法官“有选择”的适用所调查材料的话，无论怎样选择都有损于程序公正与法官的中立角色。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申请人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所导致的不能真实表达自己意志现象在诉讼程序中的体现，当事人甚至不能预见自己将要提供一份包含什么样内容的证明材料。对于这类证据材料不能一概归类于“自认”而径行作出对申请人不利的判断或判决，法官应当考虑如何把严格的举证责任及其规则灵活地适用于诉讼实践中，既不能教条地歪曲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制定的本意，也不能使其完全脱离社会现实。
3、原告方提供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出庭作证证人证明违法行为存在的。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并不是所有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都经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对于未经公安机关处理过的轻微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违法行为，而被告又不承认的，原告当事人必然将承担较严格的举证责任。依照法律规定的有关原则，原告只要能提供两个以上、与双方当事人无利害关系、能够亲自出庭作证、接受双方当事人当庭询问及当庭质证证明违法行为存在的，依法应当确认该违法行为的存在。
4、由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中国尚未健全，很多学者也正在致力于该问题的研究。在基层法院司法实践中，原告当事人很少能够完整的承担此举证责任，大多数情况下，原告及其代理人（包括律师）在证明违法行为是否存在时，只能提供大量未出庭证人的书面证言。如果能够综合考虑这些证言材料，实际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纠纷确实曾经发生过的事实，只是违法行为的具体发生过程以及侵权责任的划分不能很明确的以法定形式呈现出来。对这些因证据效力问题或当事人诉讼能力较低的普遍社会现象所导致的“案件事实不清”的情况，基层法官事实上不得不承担起了除依法审判之外的更重大的行政责任。由于种种原因，法官既不能片面地追求程序公正，以事实不清、原告未尽到举证责任为由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也不能武断地以追求实体公正为借口，把想当然的违法事实或者法官通过扮演侦查机关的角色违法主动调查的事实情况作为认定被告违法行为存在的依据。本人认为，在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出台之前，审判人员应当在严格依法组织质证、认证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法官主观能动性，凭借审判经验，以最合理的、最符合实际的方式把法律条文运用到司法实践中。
（二）、损害事实与损失计算
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违法行为都必然的导致损害事实的发生，而损害事实的发生是原告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最根本原因，损失数额以及损失的计算方法实质决定了双方当事人在民事责任上的最根本利益，同时也成为双方当事人判断诉讼胜负的实质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3条至第147条对以上费用的计算及排除情况所做的相应规定，同时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的有关规定，理论上能够确定损失范围及计算标准。但是现实中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非那么简单，首先必须处理好当事人对事实部分的举证与法官对法律部分的适用之间的选择问题。依照“法官知法”这一法律格言，当事人只需对事实部分进行举证，而具体法律的适用完全由法官负责。这样，由于法律明确规定了“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及“损害赔偿的项目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住宿费和财产直接损失”，那么，法官对所有人身损害案件的赔偿都应依法主动的把这些项目列入其中，并依照相关标准确定总体数额，诉讼当事人无权提出任何异议。但是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根据不同严重程度的损害事实，受害人必然有着不同的损失项目及不同的损失计算标准，法官如果一概而论，审理必然就脱离了事实，对当事人也是不公平的，司法公正也就无从谈起。对此，笔者认为，把损失范围列入事实部分，由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把计算标准列入法律部分，由法官决定其适用，但赋予当事人因损失程度特殊而提出异议并申请法官适当考虑的权利以及当事人因其诉讼请求特殊而提供相应法律依据的义务。这样，在当事人所能证明的损失范围及损失程度的事实部分的基础之上，法官准确适用相关法律及计算标准，并公平确定损失数额。
①医疗费：当事人应当承担三方面的证明责任，一是医疗费实收票据；二是证明此费用系治该伤所必需；三是后期继续治疗属确需及技术评估数额。
②误工费：当事人应当承担误工事实存在的证明责任，即必须证明误工确属必需；有固定收入或有“经营性不确定收入”的，要以法律所认可的形式证明收入数额及因误工确实减少了收入。至于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的法定标准则应有法官负责查明，而最终确定的数额应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受害人个人相应的社会价值。
③住院伙食补助费和护理费：当事人应当承担住院事实存在的证明责任，对护理费应当另外严格证明伤情严重、必需专人护理的事实，至于两项费用计算的法定标准则由法官依法查明。
④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丧葬费、死亡补偿费：此四类费用需要当事人证明受害人残疾及残疾程度或者死亡的事实，费用计算标准及数额完全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确定，当事人无权提出任何异议。
⑤被扶养人生活费：当事人应当证明受害人死亡或残疾致丧失劳动能力的事实，同时证明被扶养人及其无其他生活来源的事实。
⑥交通费、住宿费：当事人必须提供相应票据，同时证明该费用是属必需（包括费用支出的具体明细及其合理性）。另外，诉讼实践中还存在着其他一些有关问题。依据“不能因违法而获益”的法学理论，受害人的损失赔偿数额应当以实际发生损失范围为限。
但实践中存在部分原告借用诉讼渠道报复被告当事人的现象，这样不但违背了实体法的精神，损害了侵权债务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严重损害了法院诉讼的尊严及其在人民心中的地位。
①部分当事人乱列赔偿项目重复计算损失的问题。住院伙食补助费及误工费和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的规定相衔接地对受害人本人的日常生活费用给予了较为完整的保护，受害人定残日就必然在住院结束日之后，两者在计算日期上不应出现重复。对于死者生前或者残疾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抚养的、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人，误工费同被扶养人生活费相衔接地对其给予的较为完整的法律保护，并同样以住院结束之日为界不能重复计算。护理费是对较严重伤情受害人在住院期间进行专门护理的人员误工损失的法律保护，护理及护理人员数量必须由医疗部门专业性诊断来确定，受害人亲戚朋友的经常探视或长期守护依法不应属于此意义上的护理。与前两者不同的是，法律并未保护残疾者（住院结束后）的护理费用。
②我国票据制度不健全现状导致票面损失远远高出实际必要损失所显露出来的社会问题。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票据制度管理尚不够严格，再加上中国“熟人社会”的历史传统，一名普通公民通过不正当途径搜集大量餐饮、交通、住宿等服务性行业的票据显得非常简单和平常，当事人也可能采用“移花接木型”假证蒙骗法院。所以，对于医疗费、交通费、住宿费三项“凭据支付”的损失项目，法官如果一概依照票据认定损失数额，必然造成这些票据性费用在原、被告之间的严重不合理分配，使得原告因违法行为而获益成为可能。对此，我国在逐步完善票据管理制度及相关行业财务监督制度的同时，应加强原告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即要求原告详实证明以上费用确属医疗、交通、住宿等所必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所开具的医疗费票据的严肃程度不同，对于基层医疗机构开具的 “手写式”、“单联式”医疗费票据来说，当事人可能以“举证便利原则”逃避举证责任的承担，我国应建立与鉴定人员、勘验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相类似的医疗结构相关人员出庭作证制度。
③法院机关在鉴定过程中发挥过度积极的作用，使得当事人对法院审理该案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对受害人伤情的鉴定属于对损伤程度的医学认证，由原告在提出相关赔偿请求时作为待证的损害事实，对损伤程度的证明责任自然应有双方当事人来承担。在诉讼实践中，比较普遍的情况是“当事人一张嘴，审判员跑断腿”，只要当事人提出了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申请，其余的事完全由法院法官“包揽”，而“包揽”鉴定的结果是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对该结论更加不信任，认为是暗箱操作的结果，这种不信任必然一直延续到审判结束，乃至无限期的延续。
（三）、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事实是否是违法行为人的具体行为造成的决定着违法行为人要不要承担受害人诉讼请求上的赔偿要求，即，原告当事人必须举证、论证证明损害事实同违法行为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的规定，把“侵害公民身体”同“造成伤害”关联在一起，实质上隐含了把因果关系作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之一的法律原则。但是这一点在司法实践中往往被法官武断地忽略了，这就无意间减轻了原告当事人的法定举证责任，同时存在要求被告当事人对与其行为没有法律意义上因果关系的损失承担责任的可能。通过对相关诉讼程序的分析，违法行为的存在与否需要侦查机关、证人等社会科学方面的证据材料来证实，而损害事实（这里的损害事实并非指损失数额事实，而是专指受害人的身体、健康受到侵犯的医学上的损害事实）存在与否却只能由医疗机构等自然科学方面的证据材料来证实，对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有由法医学分析才能直接证明，即必须把对违法行为的侦查结论同对损害事实的诊断证明结合起来，并从法医学角度确定具体违法行为导致相应的损害事实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1、一个生理平常的人在同样侵害行为的侵犯下，发生同样程度损害事实的可能性。即，如果该损害事实与该侵害行为存在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么行为人就必须对行为引起的损失承担法律责任；但如果所诉具体侵害行为不可能导致所诉的损害事实，那么行为人就不应当对该损害事实承担责任。另外，受害人由于身体弱势及其他“抗侵犯能力”较差的原因，在同样侵权行为侵犯下造成了较重的损害事实，也同行为人的侵犯行为有着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违法行为实施人不能以此理由进行抗辩。
2、生理非正常人在该侵害行为实施后，导致了潜在病发的损害事实。即侵害行为仅仅构成了受害人潜在疾病发作的条件，侵害行为与该损害事实之间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违法行为人也就不应对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如果侵权行为人对受害人的潜在病情知晓，仅以该具体违法行为为手段，并目的性的引发该潜在病症，那么造成损害事实的侵权行为就转变成了具体的“引发病症行为”，而不再是表面的违法行为本身，该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就发生了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四）、主观过错与责任划分
大多数学者认为，一般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即申请人必须能够用客观事实证明侵权人的主观上存在着故意或过失。与因医疗、交通及其他特殊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不同的是，一般人身侵权案件的双方当事人之间无客观上的举证能力差距，且对事件发生的预见能力、防止能力及预防义务也无特殊的法定要件，所以无需以过错推定或者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来对一般人身损害案件的受害一方当事人进行特殊的保护。对行为人直接侵权行为主观过错上的认定规则上，无论故意还是过失都同样地要对因该行为实际造成的损失承担民事方面的责任。但具体侵权行为的发生环境应当影响民事责任承担的划分标准，侵害人应当依照过错责任原则在正常预见的损害发生程度范围之内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八条至第一百三十二条对因过错引起的责任划分问题作了较详细的分类规定。从诉讼程序的角度讲，当事人除提供相应证明材料外，更重要的诉讼责任就是对当事人过错情况及双方当事人责任分担的理论性分析，即，在那样的具体情况下，社会规则（包括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希望公民作出如何的选择——应然行为，并比照当事人实际做出的选择——实然行为，无论是施害人，还是受害人，其各自的实然行为与应然行为的差距越大，则应对实际损失承担越重的民事责任，并以此依据划分责任分担比例。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原、被告对主观过错及责任划分的举证、论证过程实际上就是说服法官支持或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一方当事人主张的过程。这一过程是诉讼参与人对整个案件事实进行综合性分析的过程，而对这一责任划分的分析规则除开社会生活、逻辑推理、审判经验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详尽具体的法律规定对其进行约束。实际生活中，一般侵权行为的发生总有一个矛盾激化的过程，而最终损害的事实发生本身也是一个责任不断转化的过程。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必须充分考虑受害人及其他人员在矛盾激化中所起到的作用，法律应当要求双方当事人承担平等的避免损害事实发生的社会责任，而对于受害人同时又是施害人、而施害人同时又是受害人的情况，就应更是如此。
三、适合于基层法院的体制改革建议
以上通过诉讼程序上的要求保证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是基于当事人对诉讼游戏规则的完全知晓来阐述的，但是基层法院审判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了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的不熟悉以及其诉讼能力与法律要求之间较大的差距，使得诉讼不能依照既定的规则展开。法官审理案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把推理性很强的法律条文适用于实践性很强的社会具体问题之中，在中国法制建设还不够完善的现状下，法官审判过程中的一项重要的职能就是在法律条文的“理论性”与社会具体问题的“实践性”两者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特别是在基层法院，当这种“实践性”与“推理性”差距较大时，法官的这一寻找平衡点的任务就会相当繁重。针对这种现实，笔者认为应从制度上保证我国法制建设的顺利过渡，以真正实现我国法院系统“公正与效率”的工作主题。
1、主体诉讼能力方面，建议仿照刑事诉讼中“指定辩护”原则，建立民事诉讼的“委托代理建议制度”，即对低诉讼能力当事人，法官应当建议其委托代理人代为诉讼。事实证明，由于程序公正的要求，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对能否真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谓低诉讼能力人群，除开那些聋、哑、盲等生理因素外，主要是从其对诉讼程序的知晓和理解水平来划分的。立案法官对当事人知识水平、理解与表达能力、程序规则的遵守意识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后，以有利于最大程度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提高庭审质量与效率为目的，对当事人提出聘请委托代理人进行诉讼的法律建议。这一制度并非强制当事人进行委托，仅以此促进我国诉讼代理制度化的进程。
2、建议建立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告知制度，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新的诉讼规则改变传统职权主义模式为现代当事人主义模式，即当事人负责自主地提出诉讼请求、自主地论证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以取得法律的支持。但是这种规则的转变在一定时期内还不能被当事人完全知晓、理解与遵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过渡时期承担取得当事人对诉讼规则的知晓、理解与遵守的职责，且立案（送达）法官应当确保当事人真正知晓、彻底理解、保证遵守诉讼规则，并对顺利诉讼承担责任。告知内容上主要应当是举证责任原则与举证不能的诉讼风险，告知的目的主要是提高当事人的举证意识以及对诉讼风险的正确认识，告知的意义主要是防止由于当事人对“败诉”的不正确认识导致的信访、缠诉等诉讼后遗症问题，这也是我国部分公民整体素质特别是法律素质较低的现实对我国法院改革提出的必然要求。
同时，在基层法院，针对当事人举证能力较低的现实，为了真正保证“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的实现，为了提高庭审质量与效率，还应当建立“立案法官指导举证制度”，这样既能在具体诉讼问题上提高当事人的举证能力，还能促使当事人提早进入诉讼角色，并达到以较长时间的举证指导逐步走向当事人对诉讼规则的自觉遵守与执行。这一制度旨在使当事人在进入诉讼程序时能够平等的把握诉讼“游戏规则”，法官对当事人的举证指导应当在庭前送达的过程中完成。由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这一“城市规则”在基层法院实施中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立案法官指导举证制度”就成为基层法院一项很必要的制度。
3、进一步提高法官的调解工作水平，以在过渡期内达到司法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国家政策。法律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在中国，法官除了依照法律审理该类案件外，更大程度上是把社会公德作为审理该类案件的依据。法官在承担依法审判的职责的同时，还担任着裁决职能之外的一种行政性责任，即，凡经法院审理的案件必须彻底解决纠纷，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具体案件的审理；而有的时候为了能缓解矛盾，甚至可以把具体案件的审理放在很次要的位置，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法官审判职能的内在的政治需要。
参考资料：1、《中国人身权法律保护判例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第517-522页。
❼ 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身权和智力成果权的案例
人身权案例一：被告人郭玉珍，女，36岁，初中文化，工人。1984年，郭玉珍把在原籍寄养了6年半、现年7岁的儿子向东接回上学。向东刚满半岁就离开父母，一直由外婆抚养。在这6年半中，郭玉珍每年仅回娘家看望儿子一次，因此，母子之间没有感情，在向东被接回家不到两个月时间，便6次离家出逃，有4次一人回到外婆家。同年9月26日，郭玉珍见向东放学后又未回家，即四处寻找，到晚10时许才把向东找回，十分恼怒，便用皮带抽打向东的背部。向东上床睡觉时，郭又按住他用皮带抽打其臀部。向疼痛求饶说“我不再跑了”时，才停止抽打。向穿上衣服又往屋外跑。郭将向找回后，又用皮便抽打其臀部。向谎称要“拉屎”，又往外跑，被其父找回，郭更加恼怒，当即把向的裤子扒光，用皮带抽打臀部。向疼痛难忍，在床上乱滚，并说“我真的要拉屎”。向下床拉屎时，昏倒在院坝里。后被郭发现抱回室内，向已不能站立。当晚12时许，郭见向眼神异常，即请来医生，救治无效死亡。经法医尸检鉴定：死者向东背部有皮带重复打击皮下出血伤痕，腰致臀部、两条大腿后侧有50×30公分大面积皮下出血。结论为外伤休克死亡。①本案属于亲生母亲教育子女方法不当过失杀死子女案件。
案例二：夏某与前妻离异后，经朋友撮合，于2006年情人节带着9岁儿子小华，与离异女张某及其两岁儿子，一起组成了新家庭。9月11日下午，张某趁其他人外出之机，以小华不听话为由，将烧红的火钳烙在了小华的屁股上。张某还威胁痛得大叫的小华“越闹烫得越凶，不准给任何人讲”，小华只有一动不动地咬紧牙挺住，直到自己的生殖器都被烧红火钳烙遍了，张某才收手。事后案发，张某在逃窜一段时间后投案自首，公诉机关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本案属于典型的涉及未成年被害人的再婚家庭暴力事件。①
案例一和案例二分别是亲子关系中父母非法侵害子女生命、健康权行为，其侵权行为理应受到法律制裁。 由于我国历经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古代秦律中所确认的父子关系是上下尊卑关系，自秦、汉、唐以来，中国一直奉行的是父母有绝对权利，子女仅有遵从之绝对义务为原则。②这种封建思想的影响，使未成年子女在家庭中无独立人格权，在家庭中的人身权益得不到应有保护。如：现实中的童工问题；失学儿童问题；父母不尽扶养义务伤害子女身心健康问题；父母望子成龙，将对后代的“爱”和成才希望全部寄托在一个孩子的身上，对其提出过高的要求，强迫子女读书、限制其人身自由，造成许多家庭悲剧等问题。这些事实告诉我们，目前未成年子女所处的家庭生存环境令人堪忧。父母在家庭中，不尊重子女独立人格权、剥夺子女人身自由权、生存发展权、伤害子女生命健康权、侵害子女隐私权等，给子女身心健康成长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完善亲子关系、保障子女在家庭中的人格尊严、人身权益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要求。
智力成果权如果未成年人知识产权遭到非法侵害，可以由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要求有关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予以法律保护。要求侵权人承担法律责任。例如：王珊 8 岁，常常自言自语，搞文学创作的爸爸细心地将女儿的话记录下来，竟然是一首首小诗，以后王珊又多次将自己的诗词放在校刊上发表，好几首儿童诗还得过奖呢 ! 不久，爸爸在书店发现一本儿童获奖诗词选，其中收录了女儿四篇获奖作品，于是找到出版社，索要稿酬和样书，出版社却答复： “ 我们出这样的书根本就不赚钱，只是为鼓励儿童写诗创作。再者你女儿才 8 岁，要什么稿酬 ?!” 王珊的爸爸坚持要为女儿争个明白，诉至法院。我国《民法通则》。《著作权法》均规定了公民享有著作权，创造作品的公民就是该作品的作者；著作权属于作者。依据《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及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王珊作为诗词的作者，享有著作权，这是公民的权利。公民行使权利不受性别、民族、年龄的限制，因此出版社未经作者王珊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许可，擅自选用作者王珊的作品，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支付作者王珊稿酬。
❽ 关于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案例分析
2002年2月2日晚9时，犯罪嫌疑人费某、刘某等4人酒后由费驾驶面包车在某村公路上行驶，骑自行车的贾某被他们的面包车迎面撞倒后当场昏迷，4人将贾某抬到面包车上准备送往医院。费、刘二人在开车去往医院的途中，因发现没带钱，就把昏迷中的贾放到一间废弃的小屋中，并往贾上衣内放了10块钱，尔后二人开车离去。当晚，刘回家后怕贾在小屋内冻死，又从家里拿了旧被子和旧褥子，送到小屋并盖在贾的身上。2月3日上午，满身灰尘和血迹的贾某苏醒后，自己回到家。事后，经法医鉴定，贾某受了轻伤。费、刘的行为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
答：其行为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中止）。间接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危害后果，却放任这种后果发生。费、刘等人因车祸将人撞伤，在送医院途中因未带钱而把昏迷的伤员遗弃在废弃的小屋，他们应当知道这样可能会造成贾某冻死或流血死亡，但却放任其结果发生，因此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然而，当晚刘某拿了被盖等搭在贾某身上，中止了自己的犯罪行为，因此是犯罪中止，依法应减轻或免除处罚。
❾ 如何回答这道教师侵犯学生人身权的案例题
首先想到的是偏远地区老师还是以那种鞭打学生为教学管理形式,由此感到痛心.为什么中国的教师素质水平参差不齐,为什么教师们总是以学生的考试分数高低而定论其将来,为什么教育部门在鼓励支持重视发展高等教育时,没有对学生们的初中六年重视呢?
教师对学生来说就是他们的人生第二为父母,当考试不及格时,做老师和家长的当然心急,但是请问老师们,当你还是位学生因为考试没有及格时你们是怎样想的呢 ???
当着全班同学老师打学生,这是什么行为啊?侵犯了人身自由权,虽然不负刑事责任,但是要受到道德和良心声谴责,更要对自己这份职责做反省;依法赔偿损失,赔礼道歉受行政处分,学校也要承担相应责任!
在此并不是要对肇事者做出是非判断;而是请大家由此事深省中国教育事业还有待完善的问题,大家一起积极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
❿ 大学生有那些合法权利被学校侵犯
大学生的权利及保护现状
一、大学生应该有那些权利？
大学生绝大多数是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因此，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大学生应该享有法律规定的各项权利。具体说来，大学生应该享有的权利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作为公民应当享有法规规定的的权利，具体包括:受教育权、人格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财产权、等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公民应当享有的权利。
另一方面，作为受教育者的具体权利：我国《教育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 （一）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三）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四）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分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另外，我国《高等教育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补助或者减免学费”；第五十七条规定：“高等学校的学生，可以在校内组织学生团体。”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条规定：学生在校期间依法享有下列权利：（一）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使用学校提供的教育教学资源；（二）参加社会服务、勤工助学，在校内组织、参加学生团体及文娱体育等活动；（三）申请奖学金、助学金及助学贷款；（四）在思想品德、学业成绩等方面获得公正评价，完成学校规定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五）对学校给予的处分或者处理有异议，向学校、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职员工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二、学生和学校到底是什么关系？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学校与主管部门是行政隶属关系，这种关系影响到校内各种主体关系，在学校与学生之间构建起“一律是我说你服从的关系”，这种绝对的行政服从关系在今天是行不通的。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来把握: 一方面，高校是一种教育机构，大学生是受教育者，因而高校与大学生是教育与受教育的关系。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对于学校和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权利义务都分别作出了规定，为高校和大学生享有其法定权利、履行法定义务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高校是一种组织管理系统，学生是该系统中的一个要素，就是说，高校是组织者，学生是被组织者，因而高校和学生又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高校作为履行特定职能的特定主体，依法享有在其特定职能范围内自定规章、自主管理的特别权利，《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都明确规定了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法律也规定大学生应遵守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承担认可和服从学校管束的义务，否则高校有权依据自定规则限制甚至剥夺学生的权利，甚至从根本上改变学生的法律地位。
有人认为是司法关系、合同关系，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公法关系。学生与学校的关系，从学生的角度看，是利用学校教育教学设施的关系；从学校的角度看，则是教育、管理和保护的关系。学校的教育、管理和保护的权利义务与学生的受教育的权利义务均来源于公法，其行为都受公法调整，这就要求双方要正确理解权利义务的边界，按照规定的程序，依法行使权利，依法履行义务，才能在高等学校形成教育教学和学校生活的和谐状态。长期以来，学生与学校的关系没有厘清，源于学校内部关系不受司法干预。1999年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永考试作弊诉学校案明确了学校管理属于行政管理范畴，应当受司法监督。不受监督的规定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
这几年来，随着学生权利意识的觉醒，大学生状告学校侵权的纠分时有发生[2]，其实，这从另一个侧面来看，也是学校管理观念滞后的一个表现。毫无疑问，目前绝大多数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还是一种说教式的“政治工作”。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依然强调意志统一和绝对的服从，这种管理思想，在学生自费入学、自主择业前提下，显然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
囿于传统的“从严管理”惯性，大部分高校很少从法律角度认真思考学校与学生的关系。比如学校制定的一些规章制度、校纪校规，总是片面强调学生的义务而绝口不提其享有的权利，对法治原则的遵从不足，甚至与法治的要求背道而驰，使得高校学生工作成了法治轨道以外的一个孤岛。二者的关系应该是，学生的权利多一点，学校的义务也就多一点，反之亦然。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近代意义上的法治，则是以民主政治为前提的。毫无疑问，无论学校与学生之间是身份关系还是契约关系，学生始终是弱者的角色。而民主意味着要承认学生有管理学校的权利。
从上世纪90年代末普通高校全部实行并轨招生以来，学校收取费用，并为此提供服务，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已经是一种契约关系，而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一种纵向的服从与被服从。这样一来，管理者的管理活动不能再是一种单纯的“行政”行为，高校在学生管理工作中，更多的应该是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出现，他们之间应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学校与学生之间关系的转变，也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相关的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以及校纪校规。
三、大学生权利的保护现状：
中国目前对学生权利保护意识强烈的属吉林大学。吉林大学提出依法治校的口号，并针对学生出版了《大学生的权利及其维护》一书。据悉，这本由吉大团委组织编写的学生读物，尚为国内第一部研究大学生权利的专著。书中不仅详尽论述了大学生享有的各项权利，还通过一些典型案例讲解了学生该如何有效维权。“大学生具有生活方式选择权，例如结婚权利、恋爱权利、拒绝寝室被随意搜查检查权利、学习方式选择权”。这本权利读本似乎与3月份出台的新版《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不谋而合。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近代意义上的法治，则是以民主政治为前提的。毫无疑问，无论学校与学生之间是身份关系还是契约关系，学生始终是弱者的角色。而民主意味着要承认学生有管理学校的权利。在吉林大学，我们也看到了可喜的一面，比如说吉林大学校务委员会的成员，除校领导、资深学者外，还吸收了学生，学生代表可以直接通过校务委员会对学校的管理提出建议。而全校20名校部机关党风建设监督员中，也有3位是学生。毫无疑问，“学生要当家，学校要守法”，这正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走向法治化的必由之路。
2005年3月29日教育部颁布了新修订的《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从2005年9月1日开始，新《规定》将正式实施。新《规定》明确了对学生处分的界限，特别提出学校要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而且，新《规定》区别于旧《规定》的一个重要之处是，贯彻程序正当原则，规定学校作出涉及学生权益的管理行为时必须遵守权限、条件、时限以及告知、送达等程序规则，防止学校恣意专断地滥用学生管理权。新《规定》增设学生权益保护制度，规定学生对退学处理或违纪处理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和申诉权，体现了“无救济就无管理”的法治思想。新《规定》把学校的自由裁量权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并要求学校遵守管理程序，其法理价值在于保持一种外部压力，促使学校作出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可审查性，从而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新《规定》在落实学籍管理权方面实行了5个取消：取消对学生转专业的程序、时间要求；取消对具体校务管理的要求；取消对学生学习活动统一时间的限制；取消国家对考试、补考、成绩评定方式以及因学业成绩留级降级、重修、退学的不及格课程门数方面的规定；取消学生在校最长学习时限的规定；取消“公共体育课不及格不准毕业，做结业处理”的规定。这些方面均由学校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规定。在学籍管理方面还权于校，切实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为学校尊重学生个性差异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新《规定》将“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可以开除学籍的规定改为“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受到处罚，性质恶劣的”予以开除学籍。在新《规定》中，关于大学生的婚姻问题只字未提。新《规定》也没有禁止大学生在校结婚后怀孕。
四、校园听证制度对大学生权利保护的意义
从我国目前对大学生权利保护的现状来看，虽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许多方面仍需完善。听证制度的缺失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听证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大学生权利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校园听证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大学法治的重要方面。建立了听证制度将为大学生权利诉求提供一个可行而有效的保护。设立听证程序，为受处罚的当事人提供了一个法定的陈述和申辩的机会。受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如果实施了行政违法行为，那就应当接受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受处罚的当事人对行政机关所认定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提出异议。因此，通过设立听证程序，使受处罚的当事人可以运用要求听证的权利，向行政机关陈述或申辩自已可以从轻、减轻甚至不能处罚的理由，从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建立我国大学校园的听证制度
一、什么是听证制度
听证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决定前，由行政机关告知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行政相对人有表达意见、提供证据以及行政机关听取意见、接纳证据的程序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制度。一般认为，听证制度的基本内容主要是：1、告知和通知。告知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决定前将决定的事实和法律理由依法定形式告知给利害关系人。通知是行政机关将有关听证的事项在法定期限内通告利害关系人，以使利害关系人有充分的时间准备参加听证。告知和通知在行政程序中发挥着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沟通作用，是听证中不可缺少的程序，对行政相对人的听证权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2、公开听证。听证必须公开，让社会民众有机会了解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作出的过程，从而实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但听证如涉及到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听证可以不公开进行。3、委托代理。行政相对人并不一定都能自如地运用法律维护自已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允许其获得必要的法律帮助。在听证中，行政相对人可以委托代理人参加听证，以维护自已的合法权益。4、对抗辩论。对抗辩论是由行政机关提出决定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行政相对人对此提出质疑和反诘，从而使案件事实更趋真实可靠，行政决定更趋于公正、合理。5、制作笔录。听证过程必须以记录的形式保存下来，行政机关必须以笔录作为作出行政决定的唯一依据。
听证制度在我国是个“舶来品”。1993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实行的价格审查制度，可以说是价格听证制度的雏形。此后，有关省市相继建立了价格听证制度。1996年3月通过的《行政处罚法》，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听证制度做了规定。1997年通过的《价格法》和2000年3月通过的《立法法》，又对价格决策和地方立法听证做了规定。法律法规关于听证制度的规定，加速了听证程序建设和听证制度的实施推广。中央和地方的很多政府部门制定了专门的听证程序或规则、办法。听证在价格决策、地方立法、行政处罚、国家赔偿等诸多领域被广泛采用。如前所述，对学生的管理得许多方面（包括对学生的管理）都属于行政行为，所以建立我国大学校园的听证制度是可行的。二、建立我国大学校园的听证制度
1、适用范围：
本人认为，大学校园听证制度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学校内部处罚方面的听证制度：对于考试作弊或成绩评定等方面不服学校处理的；对于学校不予颁发学位证的处罚不服的；对于学校给与记过等处分不服的；等等学生均有权提请公开听证。（2）、学校在内部管理方面涉及到全体学生利益的行政行为应当公开听证。如在招生的过程中被认为显失公平定的；学费杂费等费用的收取被学生及其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合理的；食堂管理和收费以及饭菜价格被认为不合理的；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的评定被认为是不公平的；公寓的收费及管理被认为是不合理的；等方面学生均有权提请公开听证。（3）、学校基础建设重大项目等关系到学生利益一系列环节也应当建立听证制度，要保护学生的知情权和参与管理权。
总之，由于学校的这些行政行为关系到学生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受教育权、获取公正评价权等等很法律保护的权利。通过听证程序来规范学校的行政行为，可以确保学生权利有效合理的予以保护。我们不仅要仿效吉林大学让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而且还应当建立有效的听证制度，真正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2、具体程序：
学校应当设立听证监督委员会，由学校的知名教授担任委员，发挥教授治校的作用，监督学校规范听证，切实保护学生权利。如上所述，学生对学校内部处罚不服的以及对学校收费管理等方面认为不公平的均有权向申诉和听证委员会提出申诉和听证。对学生要求举行听证的，委员会应当组织学校具体部门依法举行听证。而对于学校在重大项目建设方面，应当在决策之前就召开听证会面向学校师生，公开征求意见并作出规范操作的报告，已示廉洁公正。具体如下：
对于学生因不服学校行政处罚应当适用的听证程序：（1）、学校在处罚学生时应当告知学生有要求听证权利，受处罚的当事人（学生）如要求听证的，应当被告知可要求听证权利后的三天内向该行政机关提出。受处罚的当事人提出要求听证的方式，可以是书面形式，也可以是口头形式。对受处罚人以口头形式提出的听证要求，学校内部具体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应当记录在案，以确认受处罚的当事人行使了要求听证的权利的事实。（2）、学校内部行政机关在收到受处罚的当事人的听证要求后，应当着手准备有关举行听证的事项。如，学校内部具体行政机关已经确定举行听证，则应当在听证的七天前，将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通知受处罚的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和有关人员，如受害人。为保证听证的有效性，听证通知应当以书面形式到达受处罚的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和有关人员。（3）、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应当公开举行。公民可以参加旁听。新闻记者可以采访。（4）、听证应当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的调查人员主持。这种调查与审查人员的分离，有助于确认调查结果的公正性、全面性。受处的当事人认为主持听证的人员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的，有权向该行政机关申请其回避。（5）、受处罚的当事人可以自已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理参加听证。在我国，可以充当委托代理人的有：取得律师营业执照的律师；当事人的近亲属，即当事人的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和同胞兄弟姐妹；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当事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经行政机关许可的其它公民。（6）、在听证过程中，应先由本案的调查人员提出受处罚的当事人的违法的实事、证据和行政处罚的建议；然后由受处罚的当事人对此进行申辩和质证。听证主持人可视具体情况结束听证程序。（7）、行政机关应当对整个听证过程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给受处罚的当事人审核无误签字或者盖章。（8）、在听证程序结束后，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行政处罚法>>的第38条之规定作出决定。
对学校收费管理等方面认为不公平的以及学校在重大项目建设决策等方面的听证程序参照价格听证程序，由听证监督委员会主持。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在校学生均有权提出听证要求，可选出学生代表参与；（2）、学校内部行政机关在收到受处罚的当事人的听证要求后，应当着手准备有关举行听证的事项。如，学校内部具体行政机关已经确定举行听证，则应当在听证的七天前，将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通知受处罚的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和有关人员，（3）、听证应当由由听证监督委员会主持。（4）、学校内部具体行政机关应当向学生解释收费等管理依据，（5）、学生应当推举代表提出异议，（6）、学校行政机关应当对整个听证过程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给学生代表核对无误签字或者盖章。
注释：
[1]、《中国大学生正逐渐沦为"弱势群体" 》 自中国新闻网 2004年09月27日
[2]、如：一、1998年6月，北京科技大学拒绝给该校94级学生田永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理由是田永在1996年2月的考试中作弊而被学校取消了学籍。1999年年初，田永将学校告上法庭。法院经过审理，判决被告北科大向田永颁发毕业证书。二、1999年9月24日，北京大学无线电子学系电子物理专业博士生刘燕文因对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的不授予其博士学位的决定不服，而将这所著名学府推上了被告席。三、重庆大学学生董佐在2004年5月23日毕业前一个月的英语补考中，叫同寝室同学廖某代考，结果被发现，学校随即勒令其退学并发给他肄业证书。董佐向学校申诉无果后，将学校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判决被告重庆大学颁发结业证书、撤销行政处分。董佐一审胜诉。四、2004年因为雇佣“枪手”代考英语四级，四川理工学院5名大学生受到学校勒令退学处罚。申诉无望后，5名学生将学校告上法庭，要求撤销学校处罚决定。法院认定，学校处理程序违法，判令学校重新处理。五、河南郑州大学学生董斐因补考作弊，被学校勒令退学。为追讨继续受教育的权利，董斐将母校告上法庭。2005年3月3日，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撤销了郑州大学对原告董斐作出的“勒令退学”的处分决定。
参考资料：
1、《中国大学生正逐渐沦为"弱势群体"》自中国新闻网
2、朱永新：《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系统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胡劲松：《论教育公平的内在规定性及其特征—法理学的视角》原载《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一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7月刊
4、劳凯生：《变革社会中的教育权与受教育权：教育法学基本问题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3年1月版
5、[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第3版，承绪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6、郑贤君：《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保护》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3月版
7、《学生权利及其司法保护》2004年4月版
8、罗豪才、应松年主编：<<行政程序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