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香港公司商标侵权
回答如下：
1.就算是香港法律保护的合法公司，在大陆被起诉也有应诉义务，其义务与大陆其他法人实体进行民事诉讼时应履行义务没有任何不同。
也就是说，根据现行大陆与香港民事诉讼进行的相关司法解释，香港律政司在大陆法院要求下有协助义务，需要协助送达传票。如果香港公司不应诉，以缺席判决论。
2.香港公司缺席判决不影响判决书的法律效力，仍然必须履行。考虑到大陆公司同时起诉香港公司与内地经销商，所以肯定存在责任分配问题。
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涉及港澳台也属于涉外民事诉讼，涉外民事诉讼区别于普通民事诉讼，有较长的答辩期，审限以及执行期限，所以香港公司的履行很可能晚于内地经销商，执行起来所需时间也较长（因为需要香港司法机关的协助），但是不存在不需履行的可能。
3.判决书仍然具有法律效力，事后的名称变更不影响变更前的法律责任追究，因为根据现行公司法，即使变更名称，办公地点，仍然是原来的经营实体，哪怕分立合并这种情况仍然需要承担之前主体存在的法律责任。
同时，大陆公司追讨的本就是他的商标侵权行为，只要损失已经发生而且追讨还在诉讼时效之内，就不以香港公司以后的行为作为转移，
主要问题是香港公司没有任何资产的话，执行就比较困难了，香港的破产法比我们宽松，公司破产了就很难追究了。建议可以在起诉书中要求内地经销商与香港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所谓连带责任，即使香港公司无力履行，大陆经销商也必须履行全部赔偿责任，只享有赔偿后再向香港公司追讨的权利，这样对大陆公司是最有利的，因为经销商资产在内地，执行更容易快捷。
4.如果香港公司不履行判决，股东是否承责不可一概而论。根据现行公司法，如果可以证明公司存在本身就是为了从事非法交易或者根本没有实际资产（所谓皮包公司），那么股东就需要承担全部责任，否则股东以出资为限承责，此时也就是说公司无力承责就破产，股东无额外责任。
股东是哪里的人并不影响上述判断标准，只不过如果股东是外国人将产生适用法律以及涉外诉讼的问题。一般而言，如果无法证明香港公司以诈骗为主业，那么直接起诉股东是不可以的。
希望我的回答可以帮到你。
继续就你的提问回答如下：
1、如果有实际证据能够证明公司就是皮包公司，那么可以直接将公司以及公司股东列为共同被告。但是必须在起诉书中说明侵权行为出于股东授意，公司并没有承责能力，甚至设立初衷就是为了诈骗等事实。
如果有证据，起诉不被法官驳回或者要求变更，那么大陆公司的赔偿责任人里面就包括香港公司的股东了。至于股东如何承担责任，取决于判决，一般而言会先以香港公司资产清偿，无法清偿部分才到股东。
2.如果你想由股东全额承担，方法很简单，要求股东和香港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如上所述，连带责任不问责任人之间如何分配，只要求其中一方有偿还能力即可，这样对原告而言最有利。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追究股东责任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要证明不存在实际经营行为，是皮包公司本来就很难。而且不同于公司，个人财产的清查执行起来会更加困难。
但是如果股东在大陆有财产，那么会简单很多，怕他脱逃转移甚至可以申请查封冻结（仅限于大陆的财产，香港那边的财产要经过那边的法律程序，比较复杂）。
PS
国内是可以起诉香港公司的，因为此处是侵权案件，按照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侵权行为发生地以及侵权结果发生地在中国，国内的法院就有管辖权，此时不用适用原告就被告原则去香港起诉，国内也可以起诉，您可以查下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九章。只不过审理的权限一般在中级人民法院，只有少数基层人民法院（例如广州，深圳）可以审理此类案件。
香港适用英美法系，“揭开法人面纱”理论（即跳过空壳公司直接追究股东责任）是英美法系首先倡导的，最早的案例也发生在英国。所以香港法律遵循英国传统也是支持的，但是仍然有严格的限制而已，限制已经如前述，具体你可以找下香港那边的案例就知道了。
杨影律师的意见很中肯，起诉大陆的经销商肯定是最方便的，不过此时必须考虑经销商的承责能力问题。按照我国《商标法》，大陆公司是可以把经销商以及香港公司都起诉的，此时虽然比较麻烦，但是责任的承担和履行比较有保障。当然，如果经销商财产丰厚，此时只起诉他也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忘记的是，经销商被起诉一定会把香港公司拉进来的，因为他们才是授权者，他们有义务保障权力的合法性。此时面临的选择不过是把香港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起诉还是作为第三人而已。此时与一开始起诉二者本质区别不大。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希望对你有用。
❷ 判决商标侵权案件的规则有哪些，香奈儿商标侵权案件
以下依照《商标法》、以及有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在商标侵权案件中结合“全面赔偿原则”，就如何确定赔偿额提出分析。
关于在商标侵权案件中，赔偿确定的依据。《商标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在被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由此可见，在商标侵权案件中，确立赔偿时须要原告举证证明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为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原告举证证明被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这里几个问题需要说明：
第一、侵权期间如何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十八条，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自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超过二年起诉的，如果侵权行为在起诉时仍在持续，在该注册商标专用权有效期限内，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应当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可知，侵权期间一般是2年，上述2年的起算日期是原告向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之日起。
第二、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的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可以根据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商品单位利润乘积计算;该商品单位利润无法查明的，按照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计算。上述司法解释对于计算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提供了两种计算方式。其一为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商品单位利润乘积，也即用侵权商品销售量乘以侵权商品的单位利润得出的数额。其二为侵权商品销售量与注册商品的单位利润乘积，也即用侵权商品销售量乘以原告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得出的数额。当然使用第二种方式的前提是在侵权商品单位利润无法查明的情况下。另外，这里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即无论是侵权商品的单位利润还是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中的“利润”，有销售利润、营业利润和净利润之分，很显然上述利润逐级递减。那么究竟适用那个利润作为计算基础呢?
2007年4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诉浙江华田工业有限公司、南京联润汽车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台州华田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台州嘉吉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侵犯“雅哈”及“yamaha”注册商标专用权终审民事判决书中，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一般按照侵权人的营业利润计算，对于完全以侵权为业的侵权人，可以按照销售利润计算。该规定在计算相关问题时，可以作为参照。本案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主张以侵权获利来确定赔偿额，计算的是营业利润，并非销售利润和净利润，已扣除相关的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无需扣除企业的所得税。因台州华田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台州嘉吉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拒绝向原审法院提交营业利润和成本的相关证据，也未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故浙江华田工业有限公司关于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主张的计算方法未扣除经营成本、所得税等费用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可知侵权损害赔偿中的利润，一般是营业利润，而对于那些以侵权为业的以销售利润为准。很显然，这样计算表明了对于故意实施商标侵权行为的惩罚倾向。
第三、被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遭受的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可以根据权利人因侵权所造成商品销售减少量或者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乘积计算。由此可见，关于被侵权人所遭受的损失，上述司法解释也提供了两种计算方式。其中之一就是以被侵权人因为侵权所造成商品销售减少量乘以被侵权人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所得出的乘积;其中之二就是以侵权商品销售量乘以被侵权人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所得出的乘积。
就第二种计算方式与第三种计算方式比较可见，针对同样的案件，采用不同的计算方式就会得出不同的赔偿数额。例如，在一侵权案件中，被告生产了侵权商品共500件，侵权商品单位利润为10元，注册商标商品单位利润为12元。原告因为被告侵权销售减少100件。在上述例证中，采取不同的选择标准，会有不同的赔偿结果。以下逐一计算，首先以所获利益为计算原则计算，有两种计算方式，第一是用侵权商品销售量乘以侵权商品的单位利润得出的数额，即500×10=5000;第二假如侵权商品单位利润无法计算，则用侵权商品销售量乘以原告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得出的数额，即500×12=6000元。其次以遭受损失为计算原则计算，也有两种计算方式，第一是以被侵权人因为侵权所造成商品销售减少量乘以被侵权人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所得出的乘积，即100×12=1200，第二是以侵权商品销售量乘以被侵权人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所得出的乘积，即500×12=6000元。
很显然，上述计算方式中，以侵权商品销售量乘以被侵权人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所得出的乘积为最高。而《商标法》第五十六条对于被侵权人所获利益以及侵权人遭受损失的规定，属于选择性质的，即原告可以选择以所获利益作为计算标准，也可以选择以遭受损失为计算标准。在上述例证中，以所获利益作为计算标准，原告可以获得5000元或6000元的赔偿，但是原告获得6000元赔偿的前提是被告侵权商品单位利润无法核算;而在上述例证中，以遭受损失作为计算标准，原告可以获得1200元或6000元的赔偿，但是上述赔偿的计算取决于原告的选择。故，上述例证表明不同的计算方式会得出差异很大的赔偿结果，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依据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时，可以根据权利人选择的计算方法计算赔偿数额”的原因。即在商标侵权案件中，为了获得更大的赔偿额，原告可以选择被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遭受的损失，并采用以侵权商品数量与注册商标商品单位利润乘积为的计算方式。
第四、法定赔偿的确定。
《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前款所称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上述五十万的赔偿如何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侵权行为的性质、期间、后果，商标的声誉，商标使用许可费的数额，商标使用许可的种类、时间、范围及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等因素综合确定。
2007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在无锡召开了2006年度全国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上提出“对于难以证明侵权受损或侵权获利的具体数额，但有证据证明前述数额明显超过法定赔偿最高限额的，不适用法定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应当综合全案的证据情况，在50万元以上合理确定赔偿额。在依据法定赔偿方法确定赔偿责任或依据其他方法确定赔偿责任需要酌定具体计算因素时，可以考虑当事人的主观过错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责任”。由此可见，对于《商标法》五十六条所确定的法定赔偿，司法机关的态度是既要尊重法律、也要尊重客观事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有些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原告明确适用法定赔偿原则的前提下，最后实际的赔偿额超过了50万。
第五、对于商标侵权中的故意侵权，不仅仅应当适用“全面赔偿原则”，而且应当对于侵权人给予一定的民事制裁。
2007年4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诉浙江华田工业有限公司、南京联润汽车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台州华田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台州嘉吉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侵犯“雅马哈”及“yamaha”注册商标专用权二审民事判决书中，认为“鉴于浙江华田工业有限公司侵权故意较为明显，且在原审法院和本院审理期间，均未提供完整的财务资料，原审法院据此推定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主张的赔偿数额成立并无不妥。因本案侵权产品的单位利润和侵权所得利益能够查清，浙江华田工业有限公司关于本案应当适用侵权产品数量乘以注册商标产品利润的计算方法或者适用50万元以下赔偿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可知，对于那些故意实施商标侵权行为，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将有关侵权商品销售数量以及侵权商品单位利润等举证责任部分转移给被告，在被告拒绝举证的前提下，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❸ 香港注册了一个商标，和国内的一个品牌只差一个字母，算不算商标侵权
1、香港的商标和大陆的商标是两码事，香港注册的商标在大陆等于没回有注册，不能当注册商标答用；
你的香港商标在国内等于没有，因此，在国内这个只差一个字母的商标所有人可以告你侵权的。
2、不清楚你说的商标信是什么，你自己设计的商标，不注册也可以用，只是得不到国家的保护，因此你想销售产品时，注册一个成功可能性高一点的商标（找代理机构检索或者自己检索一下），直接就能用了，在商标右上角标一个 R 就行（表示商标已经注册），没注册可以标一个TM，表示这个是你的商标。
此外，国内的鞋类的商标有人卖，3万左右一个吧，不想等1年多的注册时间，也可以买个。
❹ 金钻商标侵权案例
该行为已经构来成商自标侵权行为，可以去工商局投诉，通过行政执法打假具有威慑力，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但这也不妨碍您起诉要求民事赔偿。关于证据，除了要证明企业造假的事实，还要收集对方销售范围、生产获利数额以及你方因此受损的数额。商标侵权案件取证比较困难，侵权人因侵权所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❺ 比较知名的商标侵权的案例有哪些
时间：2010年—2012年
案情：从名不见经传，到现在的凉茶第一罐，“王老吉”创造了一个商业奇迹。但是，这奇迹中间却夹杂着两家公司的恩怨。从2010年开始，广药集团与加多宝之间就展开了“王老吉”的商标之争。
结果：北京一中院就鸿道有限公司(加多宝)提出的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于2012年5月9日作出的仲裁裁决的申请作出裁定，驳回鸿道集团提出的撤销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240号仲裁裁决的申请。该裁定为终审裁定，暂时为广药集团和加多宝的“王老吉”商标争夺案画上了句号。
时间：2012年—2015年
案情：乔丹和中国体育用品公司乔丹体育自2012年以来官司不断，同年10月，飞人乔丹向商评委提出争议申请，认为乔丹体育注册上述商标的行为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所指的诚实信用原则；2015年初乔丹再次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中国乔丹体育公司撤销关于“QIAODAN”、“侨丹”、“乔丹王”在内的多个争议商标。
结果：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起诉中国体育用品公司乔丹体育“商标争议案”耗时三年，迎来终审判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78起乔丹体育商标争议案中的32起做出了终审判决：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了迈克尔·乔丹撤销乔丹体育争议商标注册的上诉请求，保持乔丹体育争议商标的注册。
时间：2015年
案情：2004 年，周某买下了一个注册于 1996 年、名为“百伦”的商标，随后又注册了包括“新百伦”在内的一系列联合商标，并在 2008 年拿到“新百伦”商标的批准。而早年曾以“纽巴伦”为名在国内进行宣传的New Balance，因为其 2006 年成立的上海公司名为新百伦，便开始使用“新百伦”作为中文名，于是拥有中文商标的企业向广州中院提起侵权诉讼。
结果：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商标权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该院认为，美国New Balance公司在中国的关联公司——新百伦贸易(中国)有限公司因使用他人已注册商标“新百伦”，构成对他人商标专用权的侵犯，须赔偿对方9800万元。
❻ 香港公司侵犯商标权该怎么办
目前存在较多的大陆公司和个人在香港申请主体与大陆地区知名品牌和知名企业名称相同的公司名称，回到大陆地区生产和销售，意图依傍大陆知名品牌和知名企业的良好商誉，造成消费者的混淆和误认，牟取非法利益。
通过突出使用香港公司字号混淆知名品牌商品已经成为较为常见的仿冒侵权行为。香港企业注册环境较为宽松，两个香港公司字号只要一字之差或者文字的位置不同，都可同时核准注册。由于香港和大陆的司法体制不同，在香港成立的仿冒公司，如通过大陆的行政或和司法体制，难以根除香港仿冒企业的仿冒行为。
检测侵权行为难度大。一般企业主动检测香港字号侵权难度较大，因为字号侵权有别于普通商标侵权案件，一般企业很少主动检测新申请的香港公司行为，但是近似商标的检测企业做的很到位。
大陆法院商标侵权诉讼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由于香港字号侵权行为，侵权主体在香港，而大陆法院无法撤销或者加责与香港公司，导致侵权主体在被起诉之后能很快找到新的大陆合作对象继续该侵权行为。
诉讼索赔难度大。香港字号侵权行为主体是香港公司，一般会授权大陆个体工商户或关联公司进行仿冒产品的宣传和销售。由于香港公司的财产受香港法律保护，大陆法院无法追偿，因此诉讼赔偿难以认定以及执行。
突出使用香港公司字号侵权的打击方案
（1）维权原则：及时检测，及时维权，先行政后司法。
（2）香港公司字号投诉
对于侵权主体，从注册之日起至今未超过12个月，可以向香港香港公司注册处提出香港公司字号近似投诉，通过行政途径，变更上述主体的仿冒字号。
则处长可由注册时起计12个月内，以书面指示该公司在处长指明的期限内更改公司名称。
（3）香港诉讼维权
对于侵权主体，从注册之日起至今超过12个月，可以向香港地方法院和香港高等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更换香港侵权字号，停止侵权行为，消除影响，赔偿损失。
案件操作远期目标
（1）定期检测香港公司字号
定期检测，登录香港公司注册处官网，下载新注册公司名单（每周更新）
重点检测，登录香港公司注册处网上查册中心网站，以名称起首查册方式查询当前所有以“某某”为字号的公司信息。
（2）及时投诉侵权主体
尽可能快速及时投诉侵权主体，一方面可以给予侵权个人迎头痛击，另一方也可以减少因为侵权给贵司带来的损失。
（3）一段时期的集中打击可以有效减少类似侵权行为人的基数。
因为突出使用香港公司字号侵权的行为人是一些相对固定群体，如果某个品牌对其打击力度很大，他们会转而仿冒其他品牌。我司在长期对此类案件打击过程中已经总结出规律，基本上以一年为周期的打击方案较为合理，侵权行为人一般在受到一至两个打击周期后不会继续侵权。
❼ 如何制裁香港商标侵权与假冒行为
商标侵权是指:行为人未经商标权人许可，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或者其他干涉、妨碍商标权人使用其注册商标，损害商标权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假冒伪劣产品指产品或商品冒用其它牌名进行伪造，或质量低劣。假冒产品是指使用不真实的厂名、厂址、商标、产品名称、产品标识等从而使客户、消费者误以为该产品就是正版的产品。伪劣产品是指质量低劣或者失去使用性能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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❽ 香港商标法和内地法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香港虽属于中国，但香港的商标法和中国大陆的商标法却有很大的区别，其主要包括：
1)使用原则与注册原则的区别。
香港的商标法以使用原则为主，注册原则为辅;而中国大陆的商标法以注册原则为主，使用原则为辅。
2)获取商标权时间的计算方法不同。
虽说香港商标权的有效期与中国大陆商标权的有效期都为10年，但在两地商标权的取得时间却不同。在香港商标权的取得时间系从提交商标注册申请之日计算，而在中国大陆商标权的取得时间却从商标被核准注册之日起计算。
3)自然人申请商标限制不同。
香港商标法和中国大际陆商标法都允许自然人申请商标，香港对自然人申请商标没有特殊限制，但中国大陆商标法从2007年2月12日起，自然人申请商标开始设定一定的限制，以自然人名义申请商标注册的，需提供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等相关材料。
4)商品或服务选择要求不同。
在香港一次商标注册申请可根据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选多类商品或服务，写明商品或服务时可填整个类别的商品或服务;而根据中国大陆商标法只能一类一标一注册，选择商品或服务也只能在一类项下最多选10个商品，否则加收费用。
5)防御商标规定的不同。
防御商标是商标所有人在不同类别的商品或服务上注册若干相同商标，主要使用的商标为基础注册商标，其余为防御商标。香港商标法明确规定了可申请防御商标，更加有利于保护驰名商标，而在中国大陆防御商标只是学理概念，尚未成为法律规定的概念。
6)实践中所需时间不同。
在香港从申请到取得商标权的时间约需6-9个月，而在中国大陆从申请到取得商标权的时间约为2年或更长时间。
7)主管部门及权利不同。
香港主管商标注册的部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知识产权署商标注册处;中国大陆主管商标注册的部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香港海关是唯一有权查处商标侵权行为的机关，而中国大陆查处商标侵权行为的机关一般为各级工商局公平交易部门。
8)代理制度的区别。
依据香港商标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权利人可以委托任何人士、合伙商行或公司在商标注册处的任何法律程序中以商标代理人身份行事，只要代理人有在香港的住所或
业务地址;而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在中国大陆申请商标注册和办理其他商标事宜的，应当委托国家认可的具有商标代理资格的组织代理。
❾ 有没有香港公司的商号与内地商标同名侵权的案例多谢！
一纸判决决定企业命运
2002年12月，北京二中法院依法审理了一起新类型的“傍名牌”案件。此案涉及的商品，不是汽车这样的高消费产品，而是百姓家庭使用的再普通不过的压力锅。
原告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苏泊尔炊具股份有限公司是专营生产压力锅及铝制品的企业。“苏泊尔”是原告经过多年经营创建的一个“品牌”。然而，被告宁海县搪铝制品厂生产、销售的“HOSDEN”牌压力锅，在内外包装、使用说明书、提示标签和锅盖上，均突出使用“苏泊尔”文字，足以构成与原告商标的混淆，造成消费者的误认。
“我们的压力锅使用的‘HOSDEN’商标是经过苏泊尔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合法授权的，我们在产品包装上如实标注了被许可人的名称、商品产地和商标许可的来源，正是尽到了我们对消费者的诚信义务，我们没有侵权！”被告在法庭上振振有词。
这起案件不仅反映了我国商标制度和商号制度衔接上的漏洞，被告的抗辩也向法庭提出了一个悖论：历尽艰辛耗费几年甚至数十载创下的“品牌”，转瞬之间就被“李鬼”盗用，可“李鬼”还披着看似合法的外衣。
在现有立法中没有明确的条文予以规范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有效维护民族品牌的利益，用法律的手段剥掉“假悟空”身上的“袈裟”？
合法与侵权，诚信与欺骗，成为了摆在北京二中法院法官面前的一道难题。
经过认真审理，合议庭认为被告的行为客观上造成了消费者对 被告产品上突出使用的“苏泊尔”文字的关注，易使相关消费者误认为“苏泊尔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为原告的关联企业，该产品系原告制造或经原告授权制造。被告的行为旨在借用“苏泊尔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中“苏泊尔”之名“搭便车”，其利用原告“苏泊尔”品牌声誉的主观故意十分明显。
二中院法官们创造性地适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基本原则，认定被告的行为使消费者产生了混淆，抢占了原告应有的市场优势，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行为。
据此，二中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并赔偿原告相应的经济损失。该判决结果获得了良好的社会评价。“傍名牌”者必须“一停二赔三道歉”。
这一纸判决，给侵权者予以了沉重的打击，也有力助推了“苏泊尔”品牌价值的大幅提升。在破除了侵权者的困扰之后，苏泊尔公司凭借一口口小小的压力锅，年销售额就达10亿多元，在全国压力锅市场的占有率超过50％，稳占半壁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