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侵权和维权的案例
本意是为了亲身体验夜上海的繁华璀璨，于是1992年7月的一天，正在上海拍戏的港星刘嘉玲夜逛南京路，没想到这一逛竟逛出一桩引起轰动的官司来。一脚跨进原为永安公司现为华联商厦的底层化妆品柜台，刘嘉玲便看到了另一个自己。那是一幅小型广告旗，旗中的“美人”肖像正是留着短发的刘嘉玲。再一看，不得了，化妆品专柜中陈列的“雅丽丝”牌美容露、玉兰油、摩丝等都使用了印有刘嘉玲头像的彩色说明书，连作为“买一送一”赠品的香皂的彩色包装上也印有“刘美人”。
“我从未与大陆任何公司签订过广告或肖像使用协议，怎么这家公司未经我同意就用我的肖像做商品广告呢？”诧异之余，刘嘉玲又来到了市百一店，结果她又发现了有自己的肖像的“雅丽丝”产品，产地是广东汕头。
找律师，无论如何也要通过法律来解决这样的侵权行为。刘嘉玲当即下了决心。
是年月18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刘嘉玲肖像侵权案，引起全国新闻界的关注。除了个中的明星效应外，这起化妆品肖像侵权案也被法律界视为是“敲开了中国无形资产司法保护的大门”。
刘嘉玲起诉的被告有三个，即第一被告汕头雅丽丝实业公司，第二被告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和第三被告上海市华联商厦。本来要价1000万，但法院在审理和判决这些案件时，赔偿数额还未突破过万元，最后索赔100万，商业巨头联手“封杀”刘嘉玲，刘嘉玲与“两店”和解撤诉，最终汕头雅丽丝承认侵权，愿意赔礼道歉，并愿意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刘嘉玲得到10万元。本案是调解结案。赔偿的10万元也被刘捐赠给了希望工程。
以营利为目的，未经公民同意利用其肖像做广告、商标、装饰商业场所等，属于侵犯公民肖像权的行为
⑵ 侵权 案例分析
代理分委托代理、指定代理、法定代理等
甲应是代理中的委托代理
能起诉A，因为甲的行为是代表A公司的
⑶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案例分析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案例分析
案例一：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物流需求及对策[1]
一、产品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战略目标
一种产品在从进入市场，到最后衰落退出市场的整个生命周期内，企业或者企业家针对自己的产品在各个阶段会制定不同的战略目标，在引入期以吸引顾客为主要目的，在成长期以占领市场为目标，在成熟期为打造企业品牌，而在衰退期的战略目的则是开发新产品。从销售方面来讲，在此目标的指引下，企业合理安排企业的人力和财力，为创造利润形成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我们知道在以HI 为核心的营销方式中，渠道的变化制约着企业物流需求模式选择的变化，所以营销方式的转变，会改变企业的物流需求。此外，从供应角度来讲，产品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战略目标，对于供应商的选择，企业采购决策、库存管理等等也同样产生的巨大的影响。也就是说，从整个产品的供应链角度来看，产品不同生命周期的不同的战略目标，需要不同的供应链战略与其匹配，企业应当在此角度上以动态的眼光来选择自己的物流运作模式。
二、产品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物流需求及对策
1.引入期
在产品的引入阶段，新产品投入市场，此时顾客对产品还不了解，除了少数追求新奇的顾客外，几乎没有人实际购买该产品，产品的边际利润较高、潜在需求不确定性却很大。企业的战略目标在这个时候主要集中在“吸引顾客”阶段，企业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终端的促销上，广告投入非常大。而在物流需求方面，既然引入新产品的最初目标是要在市场获得立足之处，那么能满足顾客随时可以获得存货就显得至关重要。而且顾客购买体现出小批量，高频率，交货的及时性，一旦出现缺货，就有可能抵消营销战略所取得的成果。因此在这一阶段，物流模式选择需要有高度的产品可得性和灵活性，在制订新产品的物流支持计划时，必须考虑厂商应具有迅速而准确地提供产品补给的能力。
此外，由于是市场开发阶段，对于市场的实际需求很难做到准确的预测，所以针对顾客小批量并且不稳定的购买，企业如果保持大量的库存和存货是致命的，因此在新产品引入阶段，如何权衡充分满足顾客需要又回避高代价的物流支持是管理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刚投入市场时，零售商可能在提供销售补贴的情况下才同意储备新产品，订货频率不稳定，缺货将大大抵消促销努力，产品未被市场认同而夭折的比例较高。此时在设计供应链时，原材料、零部件应小批量采购，尽量减少企业自身的库存，但同时又要和供应商保持信息共享，能快速及时的发货。而对于企业生产物流而言，同样要在减少产成品库存的基础上，能够即使按照订单柔性生产。在销售物流方面，完善分销渠道，简化“生产商——经销商——零售商”这一传统的渠道模式，因为中间环节越多，送货周期越长，交货即使性越差，并且对于小批量货物的分销，很难形成规模效应，中间环节越多，物流成本越大。
2.成长期
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成长阶段，产品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市场认可，并且需求预测较为准确。企业在这一阶段的战略任务是抢占市场，扩大市场占有率，当然这一时期也需要开始收回企业当初投入在引入期的的成本费用。物流活动的重点已从不惜任何代价提供所需服务，变为更趋平衡的服务与成本绩效。此时，企业的关键是要尽可能实现收支平衡的销售量，然后扩大其市场覆盖面。
在成长阶段，市场营销面临的挑战是要按需求增长的速度进行销售。处于这种成长周期的企业为了满足企业供应链管理战略和竞争战略的匹配，开始改变原来的柔性化供应链设计，开始转向赢利性的供应链，最大程度上追求规模效应，降低成本。企业在这个阶段具有最大的机会去设计物流作业以获取利润，物流活动开始真正成为企业的“第三利润源”。
针对这一阶段的物流需求的对策如下：
（1）较大批量地采购原料与发货。因为在成长阶段最大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占领市场份额，扩大产品知名度。故为了满足顾客需求及节约相应成本，我们可以大批量采购及发货，产生规模效应，创造更大的销售增长点，这样也可给新进来的竞争者以压力，以此来巩固企业本身的市场地位。
（2）建立广泛、密集的分销的物流体系。在成长阶段，企业为扩大市场占有率和巩固市场地位，会建立广泛且密集的产品分销网络，而这一网络的建设离不开强大的物流网络支持。这一阶段的物流决策在于选择合适的经销商稳定自己销售网络，建立与分销商的供应链伙伴关系，让分销商及时反馈顾客的需求信息，以便改进产品的存在的问题。
（3）改变供应链设计，让物流创造“利润”。销售量的上升引起的大批量采购、大批量发货、都使得企业的物流系统得到充分利用，运输、流通加工、装卸搬运等物流功能的劳动生产率和设备利用率也得到很大的提高，改变供应链设计，合理安排物流运作，让企业的供应链成为真正的“价值链”。
3.成熟期
经过成长期之后，随着购买产品的人数增多，市场需求趋于饱和，产品便进入了成熟期阶段，产品边际利润降低，潜在需求不确定性变小。在这一时期，企业的战略目标是营造品牌，以产品品牌延长产品生命周期。饱和成熟阶段具有激烈竞争的特点，因为某种产品的成功，往往会引来各种替代的竞争，作为响应，调整价格和服务就成为企业的一种标准的战略措施。面对激烈的竞争和较低的边际收益，企业要打造自己的品牌，就必须提高顾客忠诚度，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物流部门来完成，提高物流服务水平成了这一时期物流需求的核心。一般来说，企业在这个阶段的物流决策有以下两种：（1）成立大型配送中心，覆盖所有的销售网络，完善现代增值物流服务。由于在这一阶段需求稳定，每个销售网点的需求量和配送中心的发货量都是可以控制的，需要多少、缺货多少也能得到及时得反馈。由于在成长期企业已经建立了广阔得销售渠道，所以在这一阶段得配送线路方案相当于已经明确，企业需要重点考虑的是配送中心的选址和配送方式的选择。一般情况下，在产品的成熟饱和期，由于顾客对产品价格比较敏感，企业在营销角度都会通过降价来扩大销售，这样产品的边际收益大大降低，所以再做直达终端的配送方案成本过高。从而，除大型的核心客户以外，企业的配送终点一般截至到批发商和零售商的仓库，让顾客自己前来取货的方式。而对于配送中心的选址则取决于各个网点的需求量。
（2）物流外包，利用第三方物流公司来降低物流成本，同时又提高增值服务。对于第一种对策而言，成立大型自动化的配送中心，要求企业在物流信息系统、装卸搬运、车辆运输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对于中小型企业而言，这是一件难以实现的事情。此外，由于在这一阶段企业的目标是打造品牌，也就是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样物流服务的改善是为了提升企业竞争力，而不是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样，企业应当分清主次，将这一阶段的物流需求交由第三方物流公司来完成。这样不但能降低物流成本，而且还可以享有专门的物流公司提供的专业化服务。
4.衰退期
随着科技的发展、新产品和替代品的出现以及消费习惯的改变等原因，产品的销售量和利润持续下降，产品从而进入了衰退期。产品的需求量和销售量迅速下降，同时市场上出现替代品和新产品，使顾客的消费习惯发生改变。此时成本较高的企业就会由于无利可图而陆续停止生产，该类产品的生命周期也就陆续结束，以至最后完全撤出市场。当一种产品行将消亡时，企业的管理部门所面临的抉择是要在放弃出售产品或继续配送等可选方案之间进行平衡。于是，一方面，企业的物流活动必须被定位于继续维持相应的递送业务；另一方面，当产品万一被剔除时又不至于冒过多的风险。此时作为企业的目标，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比起最大限度地减少物流活动成本显得更为重要。
企业在这一阶段的战略目标是开发新产品，对于$%& 的投入较多，对于原有产品的物流投入减少到零，企业不再需要大量采购原材料和零部件，甚至只需要把积压的库存处理掉。即使偶尔会有顾客需求购买，对于衰退期这种低需求量并且响应时间不高的物流需求来说，保持较高的安全库存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采用按定单生产才是最适合的。所以，合适的物流需求对策是’产品存储在制造商处，利用直接发货或在途合并递送到顾客处。
综上所述，产品生命周期虽然多是用来描述企业的市场营销策略，但它为基本的物流战略展示了随时根据服务需求进行调整的范围。对于物流活动来说，与市场营销组合的其他要素一样，在战略上需要根据市场竞争状况进行适当的调整。物流活动所支持的服务层次和性质会随生命周期而变化。一般说来，新产品在引入阶段需要高水准的物流活动和灵活性，以适应物流量计划的迅速变化；在生命周期的成长阶段和饱和成熟阶段中，重点就会转移到服务与成本的合理化上；而在衰退阶段，厂商则需要对物流活动进行定位，使风险处于最低限度。
案例二: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音乐文化产业发展研究[2]
数字音乐免费下载、侵权下载影响音乐产业持续发展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有研究认为这种现象将严重打击生产创作者的积极性，从而影响高质量音乐产品的持续生产。从事传统唱片生产的业界人士更是忧心忡忡，有的甚至在产业重大技术变革面前感到一筹莫展。
一、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音乐产品类型
音乐产品的形式有唱片、歌曲、乐曲、演员、演出等，但从人们的欣赏、消费习惯来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歌手是音乐产品最重要的一种形式，音乐产品即主要指演员，在具体问题中也讨论歌曲、唱片和演出。有研究者认为，音乐产品潮流或者说生产方式可以分为原创潮流、网络潮流、选秀潮流三种，在综合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生产特点提出企业经纪型、网络流行型、选秀潮流型和公共文化事业型四种音乐产品类型。
企业经纪型是指由经纪公司或唱片公司经过一定的市场投入培养、推广出来的演员；网络流行型指的是通过在网上免费下载、试听音乐，再通过歌曲流传带动演唱者知名度提高的演艺歌手；选秀潮流型是指在电视选秀节目中迅速走红的歌手。在中国音乐生活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类型，那就是公共文化事业潮流，即由公共事业体制培养，为公共文化事业服务的演员。
产品生命周期就是产品从进入市场到退出市场所经历的市场生命循环过程，进入和退出市场标志着周期的开始和结束。产品生命周期可以划分为导人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四个阶段。导入期是指新产品刚刚进入市场的试销时期，是销量缓慢增长的时期；成长期是产品被市场迅速接受和利润大量增加的时期；成熟期是产品已被大多数的潜在购买者所接受，销量减慢的时期，竞争的日趋激烈导致利润日趋稳定甚至下降；衰退期指销售下降的趋势增强以及利润不断下降的时期(见下图)。严格地说，产品投入市场之前的开发期也是生产者必须考虑的重要阶段，对于文化创意产品来说，开发阶段的企划对产品的成功与否尤其重要。
Image:产品生命周期曲线图.
产品生命周期概念最初是用来分析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并不适合分析艺术创作。但是当音乐的工业生产特征越来越明显、市场化运作越来越重要的时候，这个概念的运用便对音乐产品的投入、生产、营销策略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对于歌手这种特殊的音乐产品来说，开发期是进行歌手风格内容定位、作品创作、音乐制作、形象包装设计的过程；导入期指歌手开始媒体亮相、网络打榜、小规模演出、单曲试发行；成长期指加速媒体宣传、市场发布、唱片发行销售及开演唱会等工作的过程；成熟期是唱片发行销售和开演唱会产生市场价值的主要时期；衰退期中歌手或逐渐淡出市场，或推陈出新，甚至全面转型以吸引听众、观众。不同类型的音乐产品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特点，以下逐一进行分析。
二、各类型音乐产品的艺术特点和生产特点
(一)企业经纪型
在唱片公司主导音乐市场的生产模式中，歌手一般会和经纪公司或唱片公司合作，由这些实力比较雄厚的企业进行策划、包装、推广，才能在市场上赢得一定的影响力和市场份额。这一类型的歌手一般都有比较好的音乐素养，或某一方面独特的音乐才能、特点，创作出来的音乐作品一般都有较高的专业艺术水准，从而有市场推广和持续发展、经营的潜力。
在音乐市场活跃繁荣、竞争激烈，文化娱乐产品交叉竞争的背景下，作为音乐产品的歌手、歌曲要赢得市场认同，其本身音乐水准、特点固然重要，但在产品导人期和成长期里，持续的市场投入，多渠道、多形式的持续宣传十分重要，仅靠歌手自身的力量远不足以完成从好作品到好产品的飞跃。精良的配器、录音、母带处理，精美的印刷包装，精心的媒体宣传策划，成熟的唱片发行渠道，都需要经纪企业的大力投入才有可能完成。开大型演唱会更是涉及演出审批申报、场地租赁、安全保障、舞美设计施工、票务推广销售、乐队排练演出、演出现场接待调度等一系列工作，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如果没有经纪企业的支持，许多歌手参加一次大型比赛的各种费用都难以承担。因此，在投入较大、回报较小的导入期、成长期，一般只有企业经纪代理的歌手才有可能进入艺术市场的成熟期，获得较为可观的市场业绩。
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经纪企业一般都要精心企划，包括市场分析、艺人定位、造型设计等，这种尚无回报的开发阶段工作为产品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艺术水准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机制。经纪公司虽然也存在一定的迎合市场需求的倾向，但是优秀的音乐制作人、优秀的音乐制作公司都会有自己的艺术追求和艺术风格，能够在引领市场风尚中推动艺术创作。
听众的审美趣味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当一个歌手的风格不再适应市场需求的时候，成功的转型策划会使产品生命周期的衰退阶段转化为蜕变阶段，从而延长艺人的艺术生命。
(二)网络流行型
网络传唱、流行的歌曲的最大特点是通俗易懂、适合广大的网民娱乐欣赏口味，免费试听、下载的数字传播方式，使得网上歌曲尤其是普通的尚未成名的歌手几乎没有什么收益，下载率、点击率是这类歌曲最主要的目的。“通俗文化”当然不等同于“低俗文化”，但为了迎合大多数人而创作、制作的歌曲与专业公司经过周密策划、精心打造的音乐相比，总体来说艺术价值要低，配器、录音等需要资金投入支持的技术指标更是如此。
绝大多数这类音乐产品在导入期就难以进一步发展，没有收益，个人也难有持续的投入。进入不了成熟期甚至进入不了成长期，作为自我投资的歌手往往难以在音乐产业中持续发展。网络更多的是艺人以及业余爱好者的音乐趣味展示平台，也为小众化的音乐听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只有极少数网络歌曲、网络歌手能获得一定的规模影响，进入专业合作平台获得发展。
(三)选秀潮流型
2005年电视台的音乐选秀节目出乎意料的火爆，这为音乐产业提供了一个新的类型，为歌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音乐原创性差、专业水准参差不齐是这类音乐产品的主要特点。总体来说，音乐只是参加选秀的歌手获得成功的一部分因素，艺术性也只是选秀音乐的一部分要素。歌手的性格气质、与评委观众的互动乃至与媒体的合作关系等非音乐元素却非常重要。
这类歌手只有极少数能进入成长期和成熟期，并且即便进入了成熟期，也很快进入衰退期。选秀活动调动了大量的专业，尤其是非专业爱好者的参与，与其说这是音乐活动，不如说是娱乐活动、媒体活动，对音乐水准的提高作用不大，但它是音乐产业发展的一种力量，和其他媒体传播一起构成音乐产品走向市场的一个环节。
(四)公共文化事业型
公共文化事业型音乐产品在中国音乐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新中国成立以来专业音乐团体、院校一直是中国音乐文化的主要生产者，公共事业体制培养以公共文化事业服务为主的演员，音乐同其他文化产品一样承担着国家意识形态宣传的功能。这一体制内同时生产传播民族文化、体现音乐专业文化的产品。当国家意志、民族精神和艺术家认识有机融合时，该体制将培养出一大批优秀艺术家、创作一大批优秀的艺术作品。
一般来说，这类演员和音乐生产的周期都比较长。
从导入期来看，国家培养一个优秀演员往往要花很长时间，作为特殊人才，其往往在少年时期就进入专业团体或院校，在系统严格的训练中，在国家给予的演出机会中，逐渐成长，直至成熟。因为体制资源力量大、市场需求大，生产出的音乐产品不仅数量多，且不乏质量高者。
自古音乐就承担着一定的公共文化事业功能。“乐”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乐”具有教化民众、陶冶民风的作用，这是音乐在古代公共文化功能的体现。现代音乐亦是公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公共文化体制传统悠久的欧洲，还是商业体制发达的北美都是如此。
政府不但投资高雅艺术或者国立文化机构，还投资为本地年轻音乐家修建排演场地，创造公共价值。这些公共空间是年轻音乐家互相影响、交流创作思想的免费排练所。美国一些大学和社区也设有艺术家中心，以很低的费用向艺术家开放，为艺术家交流、创作提供场所。
数字音乐、网络音乐的盛行，表面上为所有的音乐创作者提供了无限的机会，为音乐生产带来了无限的机会。但是在音乐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相关文化娱乐替代产品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多数音乐产品将无法走出产品生命周期的导人期而进入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经纪是市场经济比较成熟时的音乐发展模式，数字音乐时代亦如此。尽量缩短产品导入期，加快成长期的发展步伐，延长成熟期的市场运作，是经纪企业的最优战略。音乐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在于现场表演的真实生动，市场收益的潜力很大一部分也在于此，在唱片市场受免费数字下载冲击的背景下更是如此。
企业经纪型音乐产品、公共文化事业型音乐产品持续发展能力强，在国家文化产业规划已经出台，支持力度将进一步加大的背景下，善于市场企划运作的音乐生产者将在为听众带来更多艺术享受的同时，为自身带来更大的产业发展机遇。
从国家产业政策的角度来看，应加强市场建设，减少对民营音乐企业的准入政策限制，增加国际范围内合理的音乐交流，增加对各种体制下艺术家的基本支持，扶持更多音乐产品从开发期进入市场导入期。
尚未成熟、市场风险承受力比较弱的产品在导入期，尤其需要国家在排练、交流、演出场地以及扶持基金上的支持，以减少对艺术作品发布的各种限制，从而推动更多歌手尽快进入成长期。
在成长期、成熟期，产品及其所属企业进入市场回报阶段，国家应该加强打击音乐盗版的力度，维护音乐生产者的合法利益，利益得到保障才有可能促使其生产更多更好的音乐产品，进入良性循环发展的轨道。另外，加强音乐素质教育，提高全民音乐艺术修养，培养音乐艺术消费群体，也是国家推动音乐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环节和有效途径。产业的发展毕竟不是一个完全自然演化的过程，在国家大力推行产业转型时期政策的导向作用尤为重要。
⑷ 侵权责任法案例分析
1，紧急抄避险，不承担民事责任。
2，教唆侵权行为，连带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九条。或者《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148条
3，由胡某和王某共同承担。理由同上。
4，友胡某承担，理由同上。
5，胡某和王某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29条
同学 还来得及吧
⑸ 求外观专利侵权案例，带图的，带分析的！
您好！我给您讲一个关于外观专利侵权的案例（选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姜颖女士讲述的案例。）
北京李先生加州牛肉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李先生公司），成立于1996年，主营牛肉面生意。自2008年开始，陆续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了几项餐具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2009年9月，李先生公司偶然发现北京志瑞祥美国加州牛肉面餐饮连锁有限公司（志瑞祥公司）也做着牛肉面生意，并且在经营场所，也使用着和李先生公司专利一样的餐具。于是李先生公司以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将志瑞祥公司告上了法庭。
由于案件起源就是这些餐具，那么先分析一下李先生公司为什么会获得外观专利权呢？
对于外观设计专利而言，并不要求具有多么高深的技术，或是解决多么大的技术难题，只要对工业产品做出的富有美感的新颖设计就可以。但是这种工业设计必须要不同于之前已经存在的设计，这种不同不仅仅指不相同，而是不同之处要有足够的区分度，使得我们乍一看就能将两者区别开来。
李先生的餐具，明显不同于我们日常接触的餐具，他们或是设计了独特的部位，或是独特的设计形状，不仅使它们与日常餐具区分开来，也丰富了我们的视野和生活，应该得到法律的鼓励与保护。
而对比李先生公司和志瑞祥公司的餐具，从对比中发现，无论形状，还是大小，无论款式还是颜色，无论是正面还是背面，都区别不大，几乎是完全一样。虽然局部细微有差别，但不会影响盘子的整理的视觉效果，对于消费者而言说，不会仅仅是乍一看就能区分两者的不同。
志瑞祥公司在接到诉状之后表示，自己所使用的餐具并不是自己仿造生产的，也不是刻意定制与之相似的餐具，而是在福建的某供销商处购买的，并拿出了一份《购销合同》的复印件，以证明自己是通过合法渠道购买而来。 同时进一步提出，即使两家餐具构成近似，自己也是无心之失，所谓不知者无罪，不应该赔偿经济损失和承担侵权责任。 同时进一步提出，即使两家餐具构成近似，自己也是无心之失，不应该赔偿经济损失和侵权责任。
我国专利制度对被告是否知道原告专利，采取的是推断原则，换言之，只要侵权产品进入了专利保护范围，就推定被告是知道或应该知道原告的，实际上是不是知道在所不问，这就是专利制度的特殊之处。专利申请一旦提出之后，就被要求向社会公开，广而告知，任何人都有可能或有渠道知道包括专利方案，设计图片等专利的具体情况。专利权人只有公开技术，才能换来法律上10年或者20年的专有保护。专利权限一过，大家就可以自由使用。但对专利信息的公开不是无偿奉献，所以任何人都有责任避免对他人专利造成损害，否则就会承担法律责任。所以不知者无罪不能适用于这项专利制度。
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了，“外观设计专利权被授予后，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既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外观设计产品。” 换言之，外观设计专利并不禁止他人使用外观设计专利，是允许使用的。
而志瑞祥公司的情况，是用于生产经营，虽然非属制造和进口，但事实上，志瑞祥公司以加盟费的名义将餐具打包在硬件设备费用中，连同其他硬件设备提供给加盟商，视为销售餐具的行为；而在当年制作的网站背景上，展示了各种餐具衬托下的菜品，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加盟，并从中收取加盟费，所以网页展示的行为构成了许诺销售。
但即便是这样，志瑞祥公司也不并一定要赔偿李先生公司的经济损失。因为根据专利法第七十条规定，“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许诺销售或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制作并售出的专利侵权产品，能证明该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志瑞祥公司认为，提供的《购销合同》复印件，可以证明自己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而来，自己不需要承担经济赔偿。如果追究责任，也是追究福建的供销商的责任。
法官审理认为：该《购销合同》存在三大致命伤。
第一，缺乏原件，能被法院认可的证据必须满足真实性的要求，所以所有提供的书面证据材料必须都是原件，而复印件是容易修改和伪造的，法院自然难以凭复印件认定其真实性；
第二、时间错位，也就是签订购销合同时，公司甚至都还没有成立，那么合同上怎么能出现公司的公章呢？
第三、履行无据，合同目的在于履行，商业化活动中能够证明合同得到履行的证据就是往来发票和收据，然而志瑞祥公司同样没有提交合同得到履行的证明凭证。
法院判定：
综合考虑上述三大因素，法院没有支持志瑞祥公司对餐具具有合法来源的主张，认定志瑞祥公司的行为构成对李先生公司的外观设计专利的侵犯，判决志瑞祥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在综合考虑餐具的实际价值，志瑞祥公司持续销售侵权餐具的时间，由此可能给李先生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等因素以后，判决志瑞祥公司赔偿李先生公司经济损失22000元。
以上，希望对您有帮助！请采纳！
⑹ 急求今年来关于产品外观侵权案例
侵权商品的销售者只要能够证明自己是“善意”即不承担赔偿责任。即要证明不知情，且为合法取得。
⑺ 侵权责任法案例分析题目
酒店对宾客负担安全保障义务,包括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本案中,酒店保安不制止,对甲的损专害构成间接侵权属,应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具体先由乙对甲进行赔偿,若甲无法赔偿或没有完全赔偿能力,酒店就应在它未尽的义务范围内对甲进行赔偿。
⑻ 侵权案例分析
1） 刘某诉王某，基于劳务关系，可依据侵权责任法提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内纠纷之诉。
2） 刘某诉张某，基于侵容权。
3） 张某与王某的关系，如果属于承揽关系，那么最终的赔偿可能转嫁给张某，如果属于劳务关系，可能最终的赔偿转嫁给王某。
4） 张某与王某之间的帐如何算，是难点，可能连带，可能需要二次诉讼，具体要看站在谁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
⑼ 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例，
我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专罪。第二百二十条属规定：“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要承担刑事责任，如果法定代表人并不知情的话，并不用承担责任。股东就更不用了，因为股东与其投资的公司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当然，如果该股东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并对该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负有责任，则也会受到刑事处罚。
除了承担刑事责任外，侵犯知识产权的单位还要承担赔偿受害人损失的民事责任。
⑽ 请列举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典型案例
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
王卫国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一、前言
自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保护法”）于1993年10月颁布以来，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诉讼和非诉案件急剧增加。据报道，1996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案件总计达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这些投诉涉及到质量、价格、虚假广告、假冒商品、计量和欺诈骗销等问题。其中，欺诈骗销案件上升幅度最大，为上一年的137.9%。[2] 在这类案件中经常适用的就是消费者保护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条款——第49条，其条文如下：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正是这一规定在近几年里大大地激励了被称作“打假运动”的反欺诈斗争。适用这一规定的案件大量出现。在街头巷尾、新闻媒体、法院、大学课堂和政府机关，这些案件成了人们议论纷纷甚至争论不休的对象。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已经成为中国消费者保护领域的一个热点。
当然，这仅仅是开始。要使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得到更有效地运用并促进消费者保护立法进一步发展，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加以澄清。为此，与澳大利益的经验尤其是与澳大利亚《商业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条进行比较，是值得尝试的。[3] 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条文如下：
第52条 （1）企业不得在贸易或经营中实施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
（2）本节以下条文中的任何语句，均不得被推断地视作对前款之一般性规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将首先介绍几个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有关的案例，然后提出若干法律问题，采用比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后在结语中提出一些评论意见。
二、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有关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东某厂的年轻业务员王海来北京出差，他偶然买到一本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书。他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吸引。为了验证这一规定的可行性，他来到隆福大厦，见到一种标明“日本制造”，单价85元的“索尼”耳机。他怀疑这是假货，便买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经证实为假货后，他返回隆福大厦，又买了10副相同的耳机，然后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予以加倍赔偿。商场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机并赔偿200元，但拒绝对后10副给与任何赔偿，理由是，他是“知假买假”，“钻法律的空子”。王还感到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因而决心继续战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来到北京。他光顾了多家商店，购买了他认为是假货的商品，经证实后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赔偿。多数商店满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数加以拒绝。
王海的举动被新闻媒介披露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他被多数普通百姓甚至被许多经营者当作英雄加以赞誉，同时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惊。1996年12月，中国消费者基金会向他颁发了奖金。
与此同时，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学界争论的话题。有些官员和学者对此持批评意见。例如，国内贸易部的一位官员认为，以获利为目的购买假货再要求加倍赔偿的人不是现行立法范围内的真正“消费者”，因此“知假买假”的不能得到赔偿。在他的心目中买了东西并加以使用才是消费者，买了东西不用则不是消费者。[4]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知假买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由此获得的利益属于不当得利。[5]
相反地，有许多法律工作者和学者支持王海的举动。他们指出，“消费者”一词是相对于“经营者”而言，任何与经营者进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经营者的外，都应当被看作是消费者。他们认为，“知假买假”然后索取加倍赔偿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为它有助于打击假冒产品，因而有利于民众和社会。还有人认为，不能把索赔者的所得说成是不当得利，因为这种索赔是以法律的规定为根据的，况且，索取赔偿还要耗费大量时间、劳务和费用。[6]
1996年初，王海转战中国南方，在许多大商场买假索赔。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处之，使他不得不无功而返。其中的教训，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总结的，在于没有运用法律诉讼的武器；仅仅借助于新闻媒体和舆论的压力是不够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胜利者。他紧随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详见下文）之后，状告伊势丹有限公司销售电话有欺诈行为。结果，他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获得了加倍赔偿。[7]
2．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
1996年春天，当王海在南京屡屡受挫的时候，一位姓耿的消费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场买了三套被标明为“羊绒衫”的“圣柏”牌保暖衬衫。在商场出具的发票上，写明了货品为“羊绒衬衫”，而事实上该货品的羊绒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衬衫不是羊绒，商场有欺诈行为为由，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支付双倍赔偿。遭到拒绝后，他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原告于1月4日在被告处购买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场购买了同样的衬衫并获得了赔偿，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识。法院这样判决的另一个理由是，把含有2%羊绒的衬衫标作“羊绒衬衫”并无不当，被告并未构成欺诈行为。
一位青年学者，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李友根，写了一篇论文对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进行了评析。[8] 他提出了据认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个问题：第一，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是否有权获得消费者保护法的补救？第二，被告推销该商品的这种方式是否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第三，在原告得知实情的情况下，被告的这种方式是否仍然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因而能够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关于加倍赔偿的规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买假者不为消费者”的判断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如果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他就没有资格依据消费者保护法请求退货，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它。而这样一来，他又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消费者。
李友根认为，认定欺诈行为的标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规定。消费者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根据纺织部的有关规定，羊绒含量低于5%的不可称为羊绒制品。而另一个标准是普通消费者（而不是专家）的认知水平。据此他得出结论，由于在一般消费者看来羊绒含量仅2%的衬衫不能被称作“羊绒衬衫”，该商场构成了欺诈行为。
3．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 何山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官员，参加过消费者保护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经营名人字画的乐万达商行购买了两幅画。这两幅画，一为独马，一为群马，是作为已去世的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真迹出售的。一个月以后，何山以“怀疑有假，特诉请保护”为由在北京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这两幅画为临摹仿制品，被告有欺诈行为，故责令被告按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向原告支付双倍赔偿。[9]
这个案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也引发了许多讨论。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在会上，如何正确理解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立法原意再次成为中心话题。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宿迟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所说的“为生活消费需要”的含义不应作狭义的限制性解释，“消费者”一语按其原意不过是指生产者、经营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张，凡是到商店购物的顾客，都应被视作是消费者；至于购买的动机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问题，但不属于法律问题。[1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家广根据他所在法院的审判实践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认为，只要商品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就应当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消费者的购物动机则在所不论。[12]
宿迟先生对“欺诈行为必须是故意行为”的观点作出了回应。他指出，商家对其所经营的商品，在进货时有认真审查的义务，未尽此义务者在主观上至少属于放任态度，应被认定为故意。[13]
在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以后，许多以此为样板的案件诉至法院。但是并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下一个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谊商城购买了3尊秦始皇兵马俑。几天之后，她得知该兵马俑为仿制品，遂与商城进行交涉，要求按售价的一倍赔偿。遭到拒绝后，她以该商品没有任何足以表明其为仿制品的标示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商城提出反诉，称原告在购买这些秦俑时已明知其为仿制品，其购买的目的是要获取双倍赔偿，因而构成欺诈行为。法院认为，原告本应知道她购买的这批货物不可能是真品，因为秦始皇兵马俑是国家禁止市场交易的珍贵文物。也就是说，正常的消费者在卖主既没有说明真相但也没有称其为真品的情况下，都应该意识到该货物是仿制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认为，被告本应通过明示该秦俑为仿制品而对商品性质作出严谨、明确地表述，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致发生误解。最后，法院判决被告给予退货，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用双方各负担一半。[14]
三、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无定论。人们已经发表的许多各不相同的见解当然很有价值，但大多数局限于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况且，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所要作的并不仅仅是解释法律，而且是改革和发展法律。
就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围绕以上案件所进行的讨论中，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被忽略了，这就是该条文的性质，这本应成为论证推理的出发点。
1．性质和目的
在中国，人们已经公认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在性质上属于惩罚性赔偿规定，而且，它是中国第一个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例。[15] 众所周知，在大陆法系，惩罚性赔偿从未被承认为民事责任的一种形式。我国的《民法通则》追随了这一传统，因而在该法中见不到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据认为，原则上，“民事责任以恢复被侵害的民事权利为目的”，因此，“民事责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惩罚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学者坚持认为民事责任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制裁，遏制不法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补偿，对受损害的权利加以补救。[17] 这一观点为承认惩罚性赔偿留下了余地。 这里要提到另一个因素是当今中国在“借鉴外国经验”中对各大法系的兼收并蓄态度。我们毫不犹豫地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因为它符合我们社会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与大陆法系的概念体系相一致。而且，我们是按照我国的社会条件来采用这一制度的，因此，我国现行法上的惩罚性赔偿与普通法系的惩罚性赔偿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在普通法体系中，“惩罚性”赔偿指的是为惩罚他方当事人而判给一方当事人的赔偿金。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欺诈）于补偿性赔偿金之外适用的。“它不仅宣示了法院对被告行为的不认许，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这种行为，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这种行为。”[18] 科处惩罚性赔偿金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惩罚和制止”不法行为人。[19]
但是，在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除惩罚和制止外）鼓励消费者同欺诈行为和假货作斗争。[20] 根据中外消费者保护运动的经验，这种鼓励对于惩罚和制止的目的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知道，在现代市场中，销售假货和实施欺诈行为的事件众多而分散。首先，由于这种行为发生的高频率，销售假货或者欺诈的提供服务的行为不仅是对个别消费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对全体消费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国，消费者权利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权利，而不是单纯的私人权利。所以，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对这种行为，法律应采取特殊手段来加以治理。 其次，由于这种行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个“责任机率”问题。也就是说，在实践中，有大量的消费者基于种种原因而放弃了他们的请求权，这样，行为人因其不法行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于他们由此获得的利润，实施这种侵权行为便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勾当。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可以提高行使请求权的案件数量和单个案件的赔偿数额，使“责任机率”上升，从而使不法行为人感到无利可图甚至反受其害。这样，就可以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 立法上采用惩罚性赔偿所考虑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请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实践中，受害的消费者所获得的补偿性赔偿金往往低于他们的实际损失。有一些成本，如为进行追索所付出的费用和时间、耗费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虑等等，也很难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补偿。这就是许多消费者不愿认真对待其权利的一个原因。惩罚性赔偿可望为请求人提供较充分的补偿。即使有人获得高于其实际损失的赔偿，这也不能说是不公平。这种收入可以被视作对他的打假行动的奖励，因为这种行动不仅对他自己有利而且对公众有利。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资助打假”的政策。 从表面上看，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并非旨在创建责任；更确切地说，它是要建立一种行为规范，凡不遵守此规范者将承担本法的其他条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规定的后果。”[21] 但是，同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一样，该条文在司法实践中也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与之有关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笔者看来，该条文在实践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于它的两个特点：第一，根据有关的解释，第52条是受侵权行为法的一般规则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说：“公认的概念，例如关于欺诈和出售假货的侵权行为的概念以及人们多年以来对它们作出的分析，可被证明是有助于依据第52条的案件的判决。”根据普通法，“在被告的行为是他为自己获取利益而故意为之，而这种利益可能大大超过他可能付给原告的赔偿的情况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惩罚性赔偿的自由裁量权。[23] 第二，第52条中的行为规则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按照澳大利亚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见，“第52条没有一定的界限。”[24] “鉴于消费者保护构成第52条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绝对该条文的适用范围划出明确的边界。”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可以充分运用这一法律武器，因而对欺诈行为的有效的惩罚和制止是能够实现的。
2．适用范围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范围显然不应当被限定为“购买并使用者”。购买者的动机并不是适用该条文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无独有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据说，该条所关心的是企业对人们实施的行为，而他对这种的行为的唯一要求就是该交易必须具有贸易或商业的性质。[25] 至于与企业交易的人，探究他们是否为消费者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在该条文中根本没有出现“消费者”的字样。
的确，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学者所指出的，我国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不可被解释为对第49条适用范围的限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样的意思。该款表明，商业法对于援引其他条文的语句对该条第1款进行随意解释的做法保持着戒备状态。
在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识”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同假货作斗争，它当然不会排斥那些具有进行这种斗争所必要的商品知识的人。难道法律预期那些对商品一无所知的人有能力与售假者对簿公堂吗？这使笔者想起了英国法官在侵权行为法历史上有名的“蛋壳脑袋”案件中创立的一项规则：“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认识，以其所见者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这意味着，不法行为人没有资格对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显然，一个欺诈行为不会因为它被识破而变成正当行为。
3．对行为的定义
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关键词是“欺诈行为”。与此相类似，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以“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为核心，这一用语似乎经过了更为仔细和精确地推敲。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与“欺诈行为”的含义及其应用有关的一些问题，同时与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经验作一些比较。在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发布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处罚办法”）第2条中，“欺诈消费者行为”被定义为“经营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或者服务中，采取了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这一定义在司法实践中常常被参照引用。这里有若干要点需要加以澄清。
（1）行为的检验方法
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和处罚办法的规定，对“欺诈行为”应当以客观的方法检验和认定，即根据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务时所采用的手段来加以判断。处罚办法第3条列举了一些典型的欺诈行为，其中包括：（1）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虚假的“清仓价”、“甩卖价”、“最低价”、“优惠价”或者其他欺骗性价格表示销售商品的；（3）以虚假的商品说明、商品标准、实物样品等方式销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实名称和标记销售商品的；（5）采取雇佣他人等方式进行欺骗性的销售诱导的；（6）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对商品作虚假宣传的，等等。当然，还有销售假冒商品和失效、变质商品的行为，这些规定在该办法的第4条中。在实践中，所有这些行为都可以根据客观的事实（或者说，经营行为的外观）加以确定。
可以发现，澳大利亚法院在适用商业法第52条是也采用了客观检验法。法官们认为，“某一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需要根据关于该行为及其关联事实与情况的证据来加以确定的事实问题。不论行为是否可能产生误解，只要所有的这些情况表明它包含或传达了错误的陈述，它就可以被归入第52条所称的误导。”[27]
（2）行为的结果
按照中国民法，从理论上讲，“欺诈行为”的概念有别于“因受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后者是指受害人的行为，而前者指不法行为人的行为；后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确定欺诈行为时，实际结果并不是必要条件。
虽然处罚办法第2条含有“使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字样，这并不意味着要求有实际的损失或损害发生。只要商家的行为按其性质足以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并且足以给他们带来某种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认定为欺诈行为。
在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规定更为直接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没有必要证明争议中的行为实际地使人上当受骗或者发生误解”。[28]
(3)主观要素
按照中国民法的概念，欺诈行为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客观要素，另一个是主观要素。客观要素是指某种作为或不作为，如虚假陈述，或者隐瞒实情。主观要素是指实施这种作为或不作为时的故意。如果一个人知道他的陈述或隐瞒将会损及他人而立意为之，就构成故意。
就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而论，主观要素是否为必要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法学界有些人士认为，商家进货的疏忽大意应当被认定为故意。这种说法既不确切也无必要。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政策，第49条规定的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无过错责任（或者说严格责任）。这种责任可以由特别法规定，而消费者保护法就具有特别法的性质。[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观状态是无需考虑的。
澳大利亚法学家在解释商业法第52条时持有同样的观点。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条，被告的内在意志是无关紧要的。需要关注的仅仅在于该行为是否有误导性或欺骗性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如果一家企业被控在陈述过去或现在的事实中违反了第52条，该企业的意志状态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该陈述包含了该企业的意志状态。是否违反第52条取决于该陈述是否在事实上包含或传达了虚假的含意，而不取决于该企业的意图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这种侵权行为更为客观，但是，在这里适用假设的理智之人的概念并非十分正确。一个人看着观众，或者他们中的一部分，……问他们该行为是否具有误导或欺骗性，但要提出的问题并不单单是他们（或者他）已被误导。该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由法院决定的问题。”[31]
4．请求人的主观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者保护案件可以被看作是个别经营者与全体消费者之间的案件。可以恰当地说，特定请求人的主观状态并不影响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影响其适用的不过是经营者行为的客观状态。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该行为是否已使一般消费者产生误解？这一点是在经营者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如果经营者的行为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构成欺诈；即使特定请求人为“知假买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不构成欺诈，即使该请求人确实发生了误解也是如此。
这一观点已经为我国司法实践所采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一案就是一例。从这一案件中可以归纳出来的处理方案是，如果经营者的行为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但是可能使个别人发生误解，就不能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这时，可以适用《民法通则》第59条的规定。[32]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民法通则》第61条的规定，其法律后果之一就是各方当事人应当将其由该行为所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对方。至于因该行为所致损失的承担，则取决于当事人的过错和因果关系的状况。如果经营者有过错并且他的行为是损失发生的必要条件，即使它不是请求人发生误解的充分条件，他也应当支付补偿性赔偿；反之，则应由请求人承担自己的损失。如果双方都有过错，他们就应按照其责任比例分担损失。 澳大利亚的经验可以为上述观点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础上总结说：“一个陈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听了之后都不会当真，而某个愚蠢之人竟受其误导，对此应如何处理？一方面，对违反第52条的检验方法是客观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检验法显然并不适合。另一方面，虽然请求人事实上受误导，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听到同样的陈述时却不会受误导，这样的情况也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对第52条的违反。”[33]
5．因果关系
一个经营者，如果他的行为足以误导那些具备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费者，则他不得以请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为抗辩。另一方面，如果经营者尽管有言辞不实或者据实未报的情节，但其行为还不足以误导具备正常的注意的消费者，那么，他就不能被认定为构成欺诈。在这种情况下，因过分疏忽大意而陷于误解的人不应受到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保护。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经营者的风险应当被限定在他们应该和能够预见并防止一般消费者发生误解的范围之内。
在澳大利亚，“在许多案例中，法院曾考虑应如何处理引起未尽合理注意而陷于误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个涉及名称相同的餐馆的案件中，弗兰克(franki)法官表达了“过分愚蠢之人”不应受保护的观点。[35] 还有一个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级律师被认为是信赖了一份买卖合同所附的误导性的规划证书。在该案中，法院指出：“或许可以设想，在一个案件中，请求人是如此地疏于保护自己的权益，以致可以发现这样的事实，即被控陈述在当时情况下并不是他订立合同的真正诱因。在这样的案件中，虚假陈述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要素已经因请求人过失的介入而被切断。”[36]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商业法第52条中没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证明被控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负担是由原告承担的。正如澳大利亚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赔偿，请求人必须证明被主张已蒙受的损失或损害是‘基于’违反该法的行为。”[37]
与此相比较，在中国，依照消费者保护法提出请求的人通常不承担这种负担；他只须证明自己在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的情况下已经为获得商品或者服务支付了价金。关于实际损失或者损害的证据通常是不必要的，因为双倍赔偿可能已经足够。当然，请求人可以获得超过双倍价金的赔偿，只要他能够证明自己确实蒙受了数额超过双倍价金的损失或损害。根据民法的原则，受害人有权就实际损失或损害请求充分赔偿。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适用关于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尽管这种途径不如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提供的途径来得便捷。
四、结语
毫无疑问，消费者保护法作为特别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来说，民事责任制度中有关规则的协同是不可或缺的。这也许是困难的，因为特别法与普通法之间的歧异要通过法律解释甚至通过法律改革来弥合。另一个问题是，许多法官习惯于将民法的一般概念适用于当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适用的特别法规的规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应当更加经常地运用案例研究，并改进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于大陆法系传统的思维方法一般是演绎法，在解释甚至创造法律规则方面，中国的法官不象他们的澳大利亚同行那样的活跃。由此不难理解，在澳大利亚，对商业法第52条的解释总是来自司法实践，而相反地，在中国，对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大多出自学术研究。
（原载《法学》1998年第3期，P. 22～28。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1998年第6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