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侵权救济建议

⑴ 光大证券乌龙指 是大规模侵权吗

光大证券乌龙指 是大规模侵权吗
2013年8月16日11点05分上证指数出现大幅拉升大盘一分钟内涨超5%。
最高涨幅5.62%，指数最高报2198.85点，盘中逼近2200点。
11点44分上交所称系统运行正常。
下午2点，光大证券公告称策略投资部门自营业务在使用其独立的套利系统时出现问题。
有媒体将此次事件称为“光大证券乌龙指事件”。
触发原因是系统缺陷。
策略投资部使用的套利策略系统出现了问题，该系统包含订单生成系统和订单执行系统两个部分。核查中发现，订单执行系统针对高频交易在市价委托时，对可用资金额度未能进行有效校验控制，而订单生成系统存在的缺陷，会导致特定情况下生成预期外的订单。
由于订单生成系统存在的缺陷，导致在11时05分08秒之后的2秒内，瞬间重复生成26082笔预期外的市价委托订单；由于订单执行系统存在的缺陷，上述预期外的巨量市价委托订单被直接发送至交易所。问题出自系统的订单重下功能，具体错误是：11点2分时，第三次180ETF套利下单，交易员发现有24个个股申报不成功，就想使用“重下”的新功能，于是程序员在旁边指导着操作了一番，没想到这个功能没实盘验证过，程序把买入24个成分股，写成了买入24组180ETF成分股，结果生成巨量订单。

⑵ 大规模侵权

尽管现行的民事诉来讼自法规定了共同诉讼、集团诉讼，但是我国司法政策对于大规模诉讼一直采取较为消极的态度。尤其是“群发性事件”，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民事纠纷，更重要的是已经上升为一个政治问题。故而，在此类事件中，行政力量显然要高于司法力量。（三鹿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救济方式主要是赔偿，但由于受损个体复杂，一般都是一揽子赔偿方案，但这也造成受损者进一步追偿的可能性。

⑶ 临摹他人绘画作品，并且出版，侵犯著作权吗

如何保护原创者的合法权益
来小鹏：在权利产生阶段，虽然我国的著作权采用自动取得的原则，即著作权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日起产生，但为更好地维护原创者的合法权益，建议原创者向有关部门进行著作权登记。这有助于解决因著作权归属造成的著作权纠纷，并为解决著作权纠纷提供初步证据。
在权利保护阶段，原创者对于侵犯其私权利的行为，既可以采取自力救济，即与侵权人私下和解的方式，也可以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通过公力救济，即采取法律途径要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张伟君：著作权法保护美术作品原创者的合法权利，禁止对美术作品的非法复制以及临摹。特别是要禁止那些卖假画（赝品）以及抄袭剽窃原作的行为。但是，对于为了个人学习绘画需要的临摹，只要不公开发表和销售，则属于合理使用的范围。那些在合理借鉴基础上创作新作品的行为，也不应该追究其法律责任。
祝斌：一旦遭受侵权，原创者要注意收集证据，根据侵权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维权策略，合理预算索赔额，并及时向政府部门反映侵权情况，提供线索，以有力地打击大规模侵权行为。同时，行业协会要承担公益性维权责任。
临摹是否对原作者构成侵权
张伟君：临摹画不管是对原画的精确复制还是对原画的有所改变（但两幅画在视觉感受上没有明显区别），如果未经原画作者授权，都可能构成侵权，出版机构也要承担侵权责任。但是，我们要区分临摹（复制）和借鉴原画的创意或风格而自己重新创作之间的区别。模仿或借鉴原画的一些创意或者风格而重新创作出一幅在视觉感受上不同于原画的新作品，这应该属于合理借鉴的范畴，不应该被认为是侵权。事实上，相同题材的美术作品在画面构图上雷同的情形也是很常见的，不能一概认为这种情形就是侵权。
来小鹏：在我国著作权法中，临摹不完全等同于复制。临摹作品是对原作品的复制还是演绎，宜由司法部门根据临摹作品的具体情况进行个案认定。如果临摹作品为无独创性的复制品，由于复制品上未表明原作品的作者身份，则该行为实质上涉嫌构成对原作品的剽窃，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可能会成为著作权侵权行为。而当临摹作品有独创性时，临摹作品为自原画作上产生的新作品，是原画的演绎作品，临摹人对该作品也享有著作权。但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演绎作品的作者在行使其演绎作品的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该临摹作品的作者在行使其著作权时如出版发行该临摹作品，未获得原著作权人的许可，且未标明原著作权人的身份，即侵犯了原作品著作权人的演绎权与署名权，可能会成为著作权侵权行为。
侵权行为人的著作权侵权行为与出版社的出版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被看作是共同侵权行为。只有著作权侵权行为，没有出版行为，难以构成实质侵权；而没有剽窃等侵权行为，就根本没有出版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出版者对其出版行为的授权、稿件来源和署名、所编辑出版物的内容等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依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出版者尽了合理注意义务，著作权人也无证据证明出版者应当知道其出版涉及侵权的，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出版者承担停止侵权、返还其侵权所得利润的民事责任。
傅钢：对于临摹作品是否涉嫌侵权，还是应该遵循认定著作权侵权的公式：接触+实质性相似。在此事件中，无论夏俊峰的儿子对几米的作品是“临”还是“摹”，肯定都是以几米的作品作为前提的，侵权判断中的“接触”肯定是成立的。从网上公开的部分画作来看，笔者认为的确与几米的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因此在其画作公开出版的情况下认定侵权成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也有网友认为，夏健强的作品与几米的作品还是有不小的差别的，有自己独立的个性，因此不构成侵权。这是对著作权侵权的误读。事实上“独创性”是劳动成果构成作品的条件，但与判断这种劳动成果是否侵犯他人著作权并无直接关系。一种劳动成果完全可以既构成演绎作品，也侵犯他人著作权。在被控侵权作品与原告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的情况下，被控侵权的成果是否具有独创性，不影响对侵权的认定，只影响对所侵犯的专有权利的判断：如果被控侵权作品有独创性，应认定侵犯改编权等演绎权；如果被控侵权作品无独创性，应认定侵犯复制权。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除了为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的目的而合理使用之外，临摹他人作品一般会对原作者构成侵权。当然，这也要排除那种临摹水平过低导致的后作与原作差别“十万八千里”或者仅仅解决了其创意而另行创作新作品的极端情形。
出版社在编辑、审校书稿时，有着严格的审查义务，如果其出版的图书构成著作权侵权，出版社难辞其咎。实践中几乎所有的出版社在与作者或书商订立的出版合同中都约定，作者或书商保证享有所出版图书的著作权，如因图书侵犯他人权利，出版社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这种约定仅能约束合同双方，对提起侵权的权利人无约束力，出版社无法因此免责。
祝斌：每一个艺术家都有一个临摹学习的过程。临摹行为是否侵权，要看这行为是为学习等目的，还是为了盈利。其次，要看相似度。但目前，判断是否相似还没有量化的指标，在实践中，一般认为两幅作品相似度达到90%以上，可以认定为侵权。出版社出版侵权作品，必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⑷ 对大规模侵权行为如何救济法院起到了什么作用

你好，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答复如下：
大规模侵权行为可以提起共同诉讼，属于任意回的共同诉讼。一般答都会分案处理，也有个别地区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案件并案处理。法律规定详见民诉中的共同诉讼。
目前为止发公告要求参加确权的案件非常少，原因就是不诉不理制度。
法律在司法救济中的作用是裁决者。他们根据法律规定，结合个人经验和相关政策作出相对平和的裁判。可以说作用是决定性的。

⑸ 求关于三鹿奶粉事件的法律论文若干！

http://www.fydxw.com/jjlw/28-1.html http://www.law158.com/news/info/3/2008102/26904.shtml http://www.lawpass.cn/xiezuo/69.html http://www.51cmc.com/article/200809/20080920152815869235.shtml

⑹ 目前我国民法领域有哪些前沿问题

民法前沿问题

从各国和我国民法学研究的重点看，近年来民法学研究的重大问题主要包括：

一、公法与私法的关系

目前，我国已经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其中包括公法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包括民法学者的研究成果，如环境权的公法与私法保护、公法上的请求权与私法上的请求权、人格权的公法渊源和私法渊源、法律行为中的国家强制与私法自治、物权法定原则中的强制与自由等。我国正处于改革时期，妥善处理公法与私法的关系显得越来越重要。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直接对应的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两分模式。国家与社会最理想的状态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同生共长、相互促进的关系，最终促进国家的善治。任何一方的力量过小都可能引发重大的社会问题。这既是理论的逻辑，也是人类历史展现的逻辑。在当今社会普遍存在公民政治冷漠、公共领域淡泊、公民与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远的情况下，尤其应注意这一问题。在我国，不能走强调私法自治而忽视国家作用的极端，也不能因为强调国家的推动作用和主动性而忽视了群众的改革想象力和创造力。事实上，制度的形成总是社会自组织和国家推动合力的结果。中国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如改革开放后，民间组织日趋壮大，吸纳能力增强，这为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在我国，虽然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已经成为法学界的常识，但是，公法与私法关系的真正澄清和厘定，还有许多技术问题。民法学界有学者讨论过德国法关于宪法对第三人的效力问题，很多学者也都注意到了“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倾向，但大多数议论以宏观纵论居多，鞭辟入里、细致精微的微观问题分析较少。在一切部门法学中，民法学应是最擅长微观分析的学科。在公法与私法的两分已经达成共识的学术背景下，我们需要讨论更为细致的公法与私法的关系问题。如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国家赔偿与民法通则中规定的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执行职务侵权行为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某人被公安机关无端羁押，在决定赔偿数额时，应适用何种法律？如果对这类侵权行为都适用国家赔偿法，那么国家减轻其责任的合法性是什么？民法通则的规定还有什么价值？

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些典型的、引起公众关注的公法、私法交融的案件，如山东的受教育权被侵害案。对于本案，公法学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而民法学界相对寂然得多。民法学家研究的是私法问题，是社会的秩序问题，但关注公众事务，似乎也应该是我们的社会担当，也是我们的职业（或许还是一种天职）。

二、大规模侵权、风险与赔偿

在西方，因为技术的有限性和经济效益的驱动，因为产品责任而造成的大规模侵权相当严重，劳动者和消费者遭受的损害也相当严重。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石棉造成的损害。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就确认石棉是一种致癌物质，但由于找不到更合适的替代材料，石棉在工业生产中仍然被广泛使用。近年来最为突出的例子是，瑞士的ABB公司1990年收购了生产锅炉的CE公司。这一收购将ABB公司带到了亏损的边缘。这是因为CE的锅炉产品使用了含有致癌物质的石棉为隔热材料，10万名接触过这种锅炉的人（不包括CE员工）对ABB提起集体诉讼。过去10年，ABB为此先后支付了8.65亿美元的赔偿，官司却仍未了断。日本的一些健康专家预计，因石棉导致的癌症大潮还没有正式到来，在未来的40年中，日本将有10万人死于石棉引发的各类疾病。美国总统布什在2006年3月的电话讲话中，甚至还专门提到“滥用石棉损害诉讼”，呼吁要改革石棉官司的司法程序。

因为科技、权利意识以及救济技术等原因，中国的石棉损害还远远没有引起索赔风潮。但我国仍是石棉生产国，石棉制品仍被广泛应用。有专家指出，如不及时采取限制措施，石棉将成为我国公共卫生的极大隐患。目前，我国比较多发的是矽肺，这也是一种较为长期的损害。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矽肺的潜伏期不如石棉损害长。

大规模侵权涉及现代社会的风险分配问题。其各项法律制度的设计也是一个风险分配问题。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指出，晚期工业社会则主要通过反思现代化、技术民主化、全球风险控制体系来控制。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仅卷入了风险制造，而且还参与了掩盖风险真相的活动。风险分配的利益平衡必须考虑以下问题：第一，潜在损害发生之前，有关损害的知识几乎都为厂商所掌握，消费者和劳动者可能一无所知。吉登斯依据其对现代国家变迁中知识/符号系统功能的考察，指出在风险社会中，社会成员对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无法独立做出风险判断。但是，在损害发生后，消费者和劳动者则可能获得关于因果关系的知识。这样，让厂商承担责任就在双方的信息获取能力上达成了一定的平衡。第二，厂商往往因风险而获得巨大的利益，他们已被豁免了与技术有限性有关的责任，再免除其潜在损害的责任，社会政策上未免失衡。在市场经济建设初期，由于技术的有限性、劳动力的过剩、国家执法能力与风险管理和控制水平的不足，我国的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几乎还处于“失范”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让消费者和劳动者承担经济发展的成本，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无疑是不公平的：可能是很多人付出各种代价，成就了一个企业。第三，如果厂商不承担潜在损害的赔偿，可能会造成败德行为，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初期信用失范的时期。厂商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则至少可间接促进各种社会保障法以及产品责任法的适用。

大规模侵权还涉及许多问题，如公益诉讼的启动、诉讼时效、损害赔偿额的确定等，这些问题需要结合其他相关学科来研究，目前美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我国的研究还刚刚起步。

⑺ 急急急，用经济法知识分析三鹿事件和金融危机

材料一：近期，甘肃等地陆续报告多起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病例 。现已初步查明，导致这些婴幼儿患病的主要原因是患儿服用的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三鹿牌部分批次婴幼儿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是为增加原料奶或奶粉的蛋白含量而人为加入的。

材料二：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对严肃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专题做出部署。一是立即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成立由卫生部牵头、质检总局等有关部门和地方参加的国家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领导小组。二是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对患病婴幼儿实行免费救治，所需费用由财政承担。三是全面开展奶粉市场治理整顿，由质检总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对市场上所有婴幼儿奶粉进行全面检验检查，对不合格奶粉立即实施下架。四是尽快查明婴幼儿奶粉污染原因，组织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婴幼儿奶粉生产和奶牛养殖、原料奶收购、乳品加工等各环节开展检查。五是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严肃处理违法犯罪分子和相关责任人。六是有关地方和部门要认真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建立完善食品安全和质量监管机制，切实保证人民群众的食品消费安全。

9月22日，根据国家处理奶粉事件领导小组事故调查组调查，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是一起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依据《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鉴于河北省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同志对三鹿牌奶粉事件负有领导责任，对事件未及时上报、处置不力负有直接责任，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免去吴显国同志河北省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职务；鉴于在多家奶制品企业部分产品含有三聚氰胺的事件中，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监管缺失，对此，局长李长江同志负有领导责任，同意接受李长江同志引咎辞去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职务 的请求。任命王勇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免去其国务院副秘书长职务。蒙牛、伊利、光明液态奶中国名牌称号被撤销。

材料三，有关人士表示，三鹿问题奶粉事件将对中国整个乳制品行业产生重大影响，除了短期内相关企业利益受损外，这一行业的竞争主体、产品结构、企业架构、供应链等都将发生变化。

探究路径

（1）运用经济常识的有关知识，分析上述材料。

①用商品的基本属性分析。

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着，没有使用价值就没有价值。商品生产者要想实现商品的价值就必须重视产品的质量。三鹿奶粉事件说明生产者要想获利，必须严把产品质量。

②用价值规律的内容、作用分析。

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生产者要想在竞争中获利，必须使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努力提高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走科技和科学管理之路。而三鹿奶粉等厂家为了获得高额利润，没有*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生产价廉物美的放心产品，而是在奶中加进三聚氰胺，增加原料奶或奶粉的蛋白含量，坑害消费者，以牟取暴利。

③用市场经济的弱点和缺陷分析：

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在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下追求自身的利益。有些企业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不讲职业道德，一切向钱看，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三鹿奶粉事件说明了在市场经济中，国家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强化市场的监管，打击不法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违法活动，确保消费者的利益。

④用市场经济的法制性和宏观调控的法律手段分析：

市场经济的法制性是指社会经济运行有健全的法制基础，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经济活动依据市场经济的法规进行。法律手段是国家通过制定和运用经济法规来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三鹿奶粉事件说明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活动必须置于法律监督之上。国家对有关人员的处理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法制性。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再发生，每个经济活动参加者都要学法、懂法、守法和用法，用法律规范自己的经济行为。国家必须加强法律手段，使不法生产者和经营者无机可乘。

⑤用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分析：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利益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追求利益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三鹿奶粉事件说明了一些生产者和经营者为了一己私利，背离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⑥用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分析：

企业经济效益是企业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正确方法和途径是：一是依*科技进步，采用先进技术，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企业，提高企业职工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二是采用现代管理方法，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最少的消耗生产出最多的适应市场需要的产品。三鹿奶粉事件说明企业要提高经济效益必须历练内功，走科技和管理之路。搞歪门邪道不但不能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反而葬送企业。

⑦用企业经营者的素质、企业的信誉、形象和不正当竞争有关知识分析

作为国有企业经营者应该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任何企业经营者都必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要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服务群众、奉献社会；反对损人利己，敢于同制假售假、非法牟利、投机欺诈等各种违法经营行为作斗争。三鹿奶粉事件反映了一些企业的经营者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职业道德素质低下。为此加强企业经营者的素质具有重要性。

良好的信誉和企业形象对企业的生存竞争，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的信誉是指企业在一切经济交往中要诚实守信，反对失信和欺诈。企业形象是指企业的产品、服务在社会中留下的印象，以及所受到的评价和认同。企业的信誉和形象集中表现在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上，保证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才能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三鹿等奶制品企业在奶粉中添置三聚氰胺，置企业信誉和形象于不顾，导致其中国名牌称号被撤销。这些企业的做法属于不正当竞争。

⑧用市场交易原则有关知识分析：

诚实信用是现代市场交易活动的基本精神。企业经营者能诚实信用，可以企业带来效益；相反，如果缺乏诚实信用，掺杂使假、以次充好、假冒伪劣、非法销售，既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扰乱市场秩序，又破坏了企业形象。三鹿奶粉事件说明生产者和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必须做到诚实信用，企业才能做大做强。

事件回顾

近期，甘肃等地报告多例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病例，调查发现患儿多有食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历史，经相关部门调查，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婴儿“肾结石事件”。

事件发生后，国务院相关部门对此高度重视，对严肃处理做出流向部署。国家质检总局已经派出调查组赴三鹿奶粉生产企业调查事故原因，并在全国范围内对同类产品进行专项检查；工商总局加强了对市场上婴幼儿配方奶粉的监督检查。卫生部已组织联合调查组开展该事件的调查处理，并在全国范围内对可能由此造成的婴幼儿患病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同时紧急组织专家研究制定了诊疗方案，其他相关部门也已采取相应措施。到目前为止，公安部门对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重大安全事故进行调查，已依法传唤了78名有关人员。

理论思考

首先，三鹿牌部分批次的婴幼儿配方奶粉中含有的三聚氰胺，是不法分子为增加原料奶或奶粉的蛋白含量而人为加入的，这反映了不法分子采用假冒伪劣手段欺骗消费者，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违背了市场经济互利原则，严重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体现了市场经济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形式，但具有自身的弱点和缺陷，需要国家运用多种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坚持和优化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可*保证。

其次，事件发生后，国务院相关部门对此高度重视，对严肃处理做出流向部署，体现了国家实施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对经济运行状态和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和调整，把微观经济活动纳入国民经济宏观发展轨道，及时纠正经济运行中偏离宏观目标的倾向，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再次，到目前为止，公安部门对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重大安全事故进行调查，已依法传唤了78名有关人员，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要使我国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协调有序的运行，必须将市场主体行为、市场秩序、政府的宏观调控等纳入法制轨道，促使市场经济的规范化和法制化。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采取三项措施，进一步加强奶粉市场监管执法，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奶粉的违法行为，净化奶粉市场环境，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这不仅是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也是捍卫和保护公民人身安全和健康的基本要求。

最后，事件也说明市场经济需要道德建设，无论是投资者、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是独立的经济主体，需要树立自我负责的道德意识，既要使自己的经济行为尽可能为社会、他人和自己都带来好处，又要笃守诚实守信的道德规范，使整个社会生活更加文明和进步。

⑻ 屈映光的赈灾救济

屈映光幼年由祖母抚养，祖母长斋敬佛，谆谆教育孙子要救人济世。屈家是浙江台州临海的世家大族，家道殷实，在灾荒岁月常对穷人施粥施药，所以屈映光很早就从事赈灾救济工作。抗日战争前的1929年浙江闹水灾、1931年长江流域闹水灾、同年秋东北华北闹水灾、1933年察哈尔绥远闹灾，他都曾参与赈灾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成千上万的军人流血疆场，民众背井离乡成为难民，他更是坐不住了，在上海发起成立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又在佛门弟子中成立僧侣救护队，收容难民，抢救伤兵。因收容的难民日益增多，赈灾款即将用完，他于第二年躲过日本特务的跟踪，悄然离沪到香港去募捐。
在武汉的蒋介石听说屈映光到了香港，就邀请他到武汉去出任政府中新成立的救济委员会副委员长。原任命的委员长是孔子后裔孔庸之，挂名而不到任。代理委员长许世英，因为跟蒋介石有矛盾，托病躲在香港也不到任，所以屈映光实际上成了负全责的救济委员会委员长。他认为就任这个职位不是做官，而是要切切实实地做赈灾救灾工作。为了避免无米之炊，他一边募捐，一边建议政府发行一亿元救济公债筹款备用。
国民党军队在中原地区抵挡不住日寇的进攻，蒋介石竟下令炸开黄河花园的堤坝，想用水阻挡敌军。一时间桑田顿成沧海，数万人葬身鱼腹，数十万人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屈映光立即奔赴灾区，在洛阳成立救济委员会办事处，在河南邓县、陕西黄龙山及川陕交界处的黎坪创设屯垦区，让难民到那里屯垦自救。在这一次大规模的救灾工作中，他四处奔波，以致积劳成疾，但是他在发高烧时仍深入到难民中去慰问，勉励他们在国家与个人同样有难的情况下，应当尽量设法自救，为国家减轻负担。
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四川、贵州接连发生水灾和地震，屈映光马不停蹄地赶往赈灾。接着，云南传出个旧锡矿虐待童工事件，屈映光又赶去调查，解救了上百名受虐待的童工。
1941年初，由于省和省之间的矛盾，两广囤盐不卖，湖南囤米不售，造成了一边缺盐一边缺米的人为饥荒和浮肿病灾难。屈映光闻讯立即去会见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面陈利害关系，请他务必设法调济，解救这种人为灾难。
从1941年春天起，直到1942年秋冬之交，屈映光风尘仆仆地来往于浙、闽、赣、湘、鄂、黔、桂、粤等省，视察赈务，查实救济款是否真的有益于难民灾民。屈映光认为儿童和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所在，特别关注对战区儿童和流亡学生的救济工作。他每到一处，有受难儿童和流亡学生请求救济，就都会抽空亲自接见，帮助解决困难。他在处理个旧锡矿虐待童工事件中，曾亲自接见二三十名童工，当面向他们了解受虐待的情况，检查他们身上的伤痕。
救济委员会是管钱的衙门，钱虽然不多，但有的经手人难免见钱眼开，顺手牵羊。他善于以佛学济世救人的道理开导部下，又常以因果报应之说使之引以为戒。部下看到他穿粗布大褂，手持念珠，吃青菜豆腐，外出视察时不住省、市政府的招待所而大都住在难民收容所的办公室里，因此他们也就觉得贪污可耻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其他部门的贪污事件屡有所闻，但救济委员会中并未传出过什么贪污的新闻，可见屈映光在救济工作中确实是做出了一些贡献的。

⑼ 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全面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

建设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是畅通投资者诉求表达和权利救济渠道、夯实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自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下发《关于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法〔2016〕149号）以来，试点地区人民法院与证券期货监管机构、试点调解组织加强协调联动，充分发挥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作用，依法、公正、高效化解证券期货纠纷，有效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试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为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总结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决定在全国联合开展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工作。现就有关事项提出如下意见：一、工作目标

1.建立、健全有机衔接、协调联动、高效便民的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依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资本市场秩序，促进资本市场的和谐健康发展。

二、工作原则

1.依法公正原则。充分尊重投资者的程序选择权，严格遵守法定程序。调解工作的开展不得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合法权益。

2.灵活便民原则。着眼于纠纷的实际情况，灵活确定纠纷化解的方式、时间和地点，尽可能方便投资者，降低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成本。调解工作应当明确办理时限，提高工作效率，不得久调不决。

3.注重预防原则。发挥调解的矛盾预防和源头治理功能，推动健康投资文化、投资理念、投资知识的传播。人民法院、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及调解组织要加强信息共享，防止矛盾纠纷积累、激化。

三、工作内容

（一）加强调解组织管理

1.加强证券期货调解组织建设。证券期货调解组织是指由证券期货监管机构、行业组织等设立或实际管理的调解机构，应当具有规范的组织形式、固定的办公场所及调解场地、专业的调解人员和健全的调解工作制度。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证券期货调解组织的认定和管理工作，定期商最高人民法院后公布。

2.规范调解组织内部管理。调解组织应当制定工作制度和流程管理，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估体系和责任追究制度。

3.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调解组织应当加强调解员政治思想、职业道德建设和专业技能培训，完善调解员从业基本要求，制定调解员工作指南，建立、完善专职或专家调解员制度。

4.调解组织受理中小投资者的纠纷调解申请，不收取费用。

5.建立证券期货纠纷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名册制度。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将调解组织及其调解员纳入名册，做好动态更新和维护，并向证券期货纠纷当事人提供完整、准确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信息，供当事人自愿选择。

（二）健全诉调对接工作机制

1.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范围。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因证券、期货、基金等资本市场投资业务产生的合同和侵权责任纠纷，均属调解范围。证券期货监管机构、调解组织的非诉讼调解、先行赔付等，均可与司法诉讼对接。

2.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经调解组织主持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经调解员和调解组织签字盖章后，当事人可以申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确认其效力。当事人申请确认调解协议的案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章第六节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执行。

经人民法院确认有效的具有明确给付主体和给付内容的调解协议，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3.落实委派调解或者委托调解机制。人民法院在受理和审理证券期货纠纷的过程中，应当依法充分行使释明权，经双方当事人同意，采取立案前委派、立案后委托、诉中邀请等方式，引导当事人通过调解组织解决纠纷。

经人民法院委派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的，由委派调解的人民法院依法受理。

4.建立示范判决机制。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在清理处置大规模群体性纠纷的过程中，可以将涉及投资者权利保护的相关事宜委托调解组织进行集中调解。对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引发的民事赔偿群体性纠纷，需要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判决宣示法律规则、统一法律适用的，受诉人民法院可选取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具有代表性的若干个案作为示范案件，先行审理并及时作出判决；通过示范判决所确立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标准，引导其他当事人通过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解决纠纷，降低投资者维权成本，提高矛盾化解效率。

5.建立小额速调机制。为更好化解资本市场纠纷，鼓励证券期货市场经营主体基于自愿原则与调解组织事先签订协议，承诺在一定金额内无条件接受该调解组织提出的调解建议方案。纠纷发生后，经投资者申请，调解组织提出调解建议方案在该金额内的，如投资者同意，视为双方已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证券期货市场经营主体应当接受。当事人就此申请司法确认该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办理。

6.探索建立无争议事实记载机制。调解程序终结时，当事人未达成调解协议的，调解员在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后，可以用书面形式记载调解过程中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并由当事人签字确认。在诉讼程序中，除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外，当事人无需对调解过程中确认的无争议事实举证。

7.探索建立调解前置程序。有条件的人民法院对证券、期货、基金等适宜调解的纠纷，在征求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引导当事人在诉讼登记立案前由特邀调解组织或者特邀调解员先行调解。

8.充分运用在线纠纷解决方式开展工作。依托“中国投资者网”（www.investor.gov.cn）建设证券期货纠纷在线解决平台，并与人民法院办案信息平台连通，方便诉讼与调解在线对接。调解组织应当充分运用“中国投资者网”等现代传媒手段，把“面对面”与网络对话、即时化解等方式有机结合，研究制定在线纠纷解决规则，并总结推广远程调解等做法。各级人民法院要借助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探索开展在线委托或委派调解、调解协议在线司法确认，通过接受相关申请、远程审查和确认、快捷专业服务渠道、电子督促、电子送达等方法方便当事人参与多元化解工作，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三）强化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保障落实

1.充分发挥督促程序功能。符合法定条件的调解协议，可以作为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的依据。

2.调解协议所涉纠纷的司法审理范围。当事人就调解协议的履行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发生争议的，可以就调解协议问题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按照合同纠纷进行审理。当事人一方以原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方当事人以调解协议抗辩并提供调解协议书的，人民法院应当就调解协议的内容进行审理。

3.加大对多元化解机制的监管支持力度。投资者申请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证券期货市场经营主体应当积极参与调解，配合人民法院、调解组织查明事实。对于证券期货市场经营主体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已达成的调解协议的，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应当依法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

4.加强执法联动，严厉打击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人民法院和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应当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优势，对损毁证据、转移财产等可能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及时采取保全措施。对工作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及时予以查处；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司法机关处理。

5.加强经费保障和人员培训。证券期货监管机构、行业自律组织等应当为建立健全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提供必要的人员、经费和物质保障，加大对调解员的培训力度；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提供专门处理证券期货纠纷的调解室，供特邀调解组织、调解员开展工作。建立人民法院与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多层次联合培训机制，不断加强业务交流的广度和深度。

四、工作要求

1.建立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协调机制。各高级人民法院和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应当各自指定联系部门和联系人，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加强协调；强化沟通联系和信息共享，构建完善的证券期货纠纷排查预警机制，防止矛盾纠纷积累激化。

2.加强宣传和投资者教育工作。人民法院和证券期货监管机构、行业自律组织、投资者保护专门机构、调解组织应当通过多种途径，及时总结和宣传典型案例，发挥示范教育作用；加大对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宣传力度，增进各方对多元化解机制的认识，引导中小投资者转变观念、理性维权。

3.加强监督、指导、协调和管理。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者保护局成立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工作小组，具体负责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指导和协调工作。各高级人民法院要指导、督促、检查辖区内人民法院落实好证券期货多元化解机制各项工作要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指导各调解组织工作；各派出机构负责督促辖区内相关调解组织加强内部管理和规范运作，指导并支持各调解组织在本辖区开展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应当将工作情况和遇到的问题，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