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纠纷解决

『壹』 如何正确理解并构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已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公平、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是推行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保障。近期，中国进一步倡导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中心，这无疑又是一项颇富有远见卓识的伟大构想。但对于何谓“一带一路”争端解决中心，以及该项工作应如何具体推进和开展，各界尚存较多的困惑和疑虑。
为加强对这一重要命题的基础性研究，武汉大学海外投资法律研究中心组织人手，于近期撰写了《构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研究报告》，全文将分期转载于本公众号，以飨读者。
报告将首先探讨“一带一路争端解决中心”的基本定位，并就“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现有争端解决机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在借鉴现有各类争端解决机制有益经验的基础上，为推动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中心”提供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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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带一路”争议解决现状与问题
（一）“一带一路”民商事纠纷解决
民商事争议主要是指私人主体在民商事交往过程中产生的违约和财产性侵权纠纷。由于民商事关系往往基于民商事合同，其中大都会约定争端解决方式，因此违约纠纷一般都可以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解决。有些侵权纠纷，也可以由双方在事后达成约定解决。通过合同和双方协商所不能解决的民商事争议，一般可以通过诉讼和非诉讼方式解决。
1.“一带一路”民商事纠纷的诉讼解决
依据一国国内法，寻求法院等司法机构的救济是最根本的争端解决方式。“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都能提供基本的司法救济手段。但要想通过当地诉讼解决国际民商事纠纷，仍存在较大难度和一系列的问题：
（1）沿线各国法律制度差异大。“一带一路”沿线既有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又有信奉伊斯兰法律等政教合一的国家，还有一些国家的法律同时融合了这几种法系的特征。各国法律制度差异很大，对于从事跨国商事活动的外国私人而言，很难掌握甚至通晓当地法律。
（2）沿线多国政局不稳、法制不健全。有些国家由于战乱和恐怖活动频发、政局不稳等因素，例如伊朗、阿富汗、也门；有的国家则因为独立或分立不久，法治建设起步晚，发展慢，例如原南联盟分立的黑山、塞尔维亚等。有的国家虽然法制较全，但并不完善，如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法律体系整体比较完整，但也有很多法律规定模糊，可操作性差，且不同的法律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1]
（3）沿线多国民族主义和排外势力强烈。有些国家在司法程序中对外国当事人不公，如也门、印度尼西亚、土库曼斯坦等。以也门为例，该国政府部门对当地企业采取特殊的庇护措施，外国投资者却经常遭到地方部落索要保护费。在劳资纠纷处理过程中，外国投资者也很难得到劳动管理部门的公平对待。当外国投资者利益遭受当地投资伙伴侵犯时，警察等执法部门很少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保护。[2]
（4）执法和司法程序繁琐或缓慢，司法判决执行难。一些国家，如文莱，由于生活安逸，生活节奏很慢，反映到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上，行政审批等程序随意性较强、耗时较长。[3]司法判决执行难也是沿线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在约旦、越南、阿塞拜疆等国尤为典型。以约旦为例，根据《对外投资合作指南》对约旦法律制度的调研显示，该国司法程序一般要经历3到4年，而从获得裁决到执行一般要等待12到18个月。[4]
因此，通过诉讼解决“一带一路”民商事纠纷，在很多国家都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往往并非当事人的最佳选择。如何克服属地管辖和用尽当地救济的限制，力争民商事纠纷的域外管辖及替代性争议解决是构建一带一路争议解决中心需要解决的焦点问题。
2.“一带一路”民商事纠纷的非诉讼解决
无论是从“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以和为贵”的理念，还是从民商事争议解决的实际效果来看，非诉讼解决争端的方式相对而言能够更好地解决“一带一路”民商事争议。2016年5月“中国-中东欧国家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上通过的《苏州共识》指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认同调解、仲裁等诉讼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可以为民众提供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途径。”[5]在各种非诉讼争端解决方式中，仲裁和调解尤受肯定和青睐。
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5个国家中，“大部分沿线国家（35个）都根据《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制定了本国的仲裁立法，这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仲裁解决民商事争议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6]对于仲裁立法，存在“双轨制”和“单一制”两种模式。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双轨制”，如新加坡，针对国内仲裁和国际仲裁分别适用《新加坡仲仲裁法》和《新加坡国际仲裁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采用此制的还有俄罗斯、菲律宾、越南、缅甸、文莱等国。“单一制”则是指，国内仲裁和国际仲裁适用统一的法律。采用“单一制”的国家包括英国、荷兰、埃及、毛里求斯、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老挝、柬浦寨等国。我国亦属此列，有关仲裁的法律即《仲裁法》，其中对国际仲裁进行了专章规定。
“一带一路”沿线仲裁和调解机构众多，专门的仲裁和调解机构主要包括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吉隆坡区域仲裁中心、泰国仲裁协会、泰国商事仲裁协会、柬埔寨国家商务仲裁中心、越南国际仲裁中心、黎巴嫩仲裁中心、阿布扎比商务调解仲裁中心、迪拜国际仲裁中心、迪拜金融中心-伦敦国际仲裁院、开罗国际商事仲裁区域中心、德里国际仲裁中心、俄罗斯工商会国际商事仲裁院、阿富汗商业纠纷仲裁中心、蒙古国国际及国内仲裁委员会、克罗地亚经济商会调解中心、罗马尼亚国际商业仲裁法院，等等。此外，很多国家国内司法机构中还设立了可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的法庭，如匈牙利的调解庭和仲裁庭，它们做出的裁决与普通法院判决具有同等效力。[7]
中国的仲裁制度发展也很快。从中国商事仲裁网公布的消息来看，我国国内仲裁机构目前已超过160家。[8]最近几年，我国国际仲裁制度呈现快速发展趋势，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革新：（1）涉外仲裁机构大量涌现。除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为“贸仲委”）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以外，新兴的涉外仲裁机构（包括原国内仲裁机构的转型）包括北京仲裁委员会（即北京国际仲裁中心），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即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深圳国际仲裁院（即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以及由广州仲裁委员会、香港、澳门地区的仲裁机构及法律专家共同组建设立的南沙国际仲裁中心等。（2）临时仲裁得到承认。我国《仲裁法》规定了严格的“选定仲裁委员会”的要求。因此，长期以来，我国是不承认临时仲裁的。2017年3月23日，《横琴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时仲裁规则》正式颁布，标志着临时仲裁在中国境内的真正落地。[9]可以预见，临时仲裁将会逐渐在我国仲裁实践中得到推广。（3）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引入。国际上许多知名商事争议解决机构，如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和国际商会仲裁院都已在上海自贸区设立办事处。这将有助于我国对这些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利用，拓宽纠纷解决的选择渠道。
“一带一路”沿线众多仲裁和调解机构为“一带一路”民商事主体纠纷解决提供了较多选择，但是目前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一带一路”民商事纠纷还存在以下问题：（1）仲裁机构进入他国市场的待遇问题。以我国为例，虽然众多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在我国上海自贸区设立了办事处，但中国WTO 入世议定书（“附件9”中关于服务贸易的具体承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均没有对仲裁机构法律服务作出明确规定。境外仲裁机构入驻后能否在华享受同国内仲裁机构相同的待遇，尚不明确。[10]（2）仲裁和调解机构选择多但仲裁制度并不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仲裁制度在适用规则、临时仲裁、友好仲裁、证据制度等重要问题上有很大差异。有些国家的仲裁制度局限性很大。以我国为例，我国如今仍然有很多仲裁机构不承认临时仲裁，未采纳友好仲裁。（3）裁决的执行问题。“一带一路”沿线目前还有伊拉克、土库曼斯坦、马尔代夫、也门等国没有加入《1958年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为《纽约公约》）。即便是《纽约公约》的成员，有些国家在加入时也做出了“互惠”保留，只对同为公约缔约国的国家所做的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如俄罗斯。因此，仲裁裁决在“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的承认和执行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二）“一带一路”混合争议解决
混合争议是指因国家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私人与国家之间的争端，主要表现为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投资争端。
1．“一带一路”投资环境
本文所指投资环境主要是政治法律环境，不考虑“一带一路”很多地区所存在的恐怖主义、战乱、武装冲突、自然灾害等社会风险和自然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法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来自不同背景的投资者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面临较高的政治风险，尤其是东道国投资管制行为和税收行为产生的征收风险和法律政策变动等带来的违约风险。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外资立法，及相关的执法和司法活动中没有为外资提供充分保护。
外资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1）有些国家没有专门的外资立法，关于外国投资的准入、投资行业、待遇等问题的规定散落在民法、商法、公司法等其他法律法规中。如印度、阿联酋、巴林、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等。（2）有些国家虽有专门的外资立法，但并不是正式的法律。这类国家包括土库曼斯坦、罗马尼亚和不丹等。以罗马尼亚为例，除公司法外，其有关投资的重要法律文件为1992年《促进直接投资政府经济法令》、2008年《促进投资政府紧急法令》、2014年《关于设立鼓励对经济领域有重要影响投资国家援助计划的政府决定》和《关于设立鼓励对创造工作岗位镀金地区发展投资国家援助计划的政府决定》。[11]以法规、法令，甚至政府政令的形式调整投资活动，由于政策的轻率性和多变性，很容易给投资者及其投资带来风险。（3）外资法缺乏操作性。以也门为例，虽然也门有专门的《投资法》，但并未颁布相关的实施细则，致使有关规定和政策缺乏操作性，形同虚设。[12]
执法与司法方面的问题包括：（1）程序随意且缺乏透明度，以土库曼斯坦为例，由于该国法治建设慢，常以总统令、政府决定等调整外资活动，执法过程随意，透明度较低[13]；（2）执法和司法不公。这一点上文已经有所介绍，兹不赘述。
综上可知，通过国内司法途径解决“一带一路”投资争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近年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如通过商事仲裁机构解决投资争端。“一带一路”域内已有一些商事仲裁机构可受理投资争端，包括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14]、迪拜金融中心-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中心等。另外，我国深圳国际仲裁院2016年新版仲裁规则规定：“仲裁院受理一国政府与他国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争议仲裁案件。”[15]此外，哈萨克斯坦也表示，将借鉴迪拜的做法，在阿斯塔纳建立具有国际大部分仲裁员参与的国际仲裁中心，其中专门设置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16]除了传统的法院诉讼、仲裁机制以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针对投资争端的解决还创立了一些有特色的制度。比如，埃及所创设的争议解决委员会，专门为解决投资者和政府机构之间的争议提供建议。[17]另外，我国商务部于2015年1月19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第一百二十条还建立了专门的投诉协调处理机制和外国投资投诉协调处理中心，负责外国投资者、外国投资企业与行政机关之间投资争议的协调和处理。这些可能成为未来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方向。“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在构建具体制度过程中可以考虑并参考相关的制度。
2．“一带一路”与投资有关的条约缔结情况
从双边层面来看，“一带一路”域内已有53个国家同中国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有57个国家与中国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其中有49个BITs引入了国际仲裁机制，以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多边层面最具影响力的投资条约是《华盛顿公约》。根据公约建立的ICSID主要通过仲裁和调解解决投资争端。“中心”的管辖权须基于一国对公约的批准加入，以及一国对“中心”管辖的同意。我国虽然很早就加入了《华盛顿公约》，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保留了对ICSID机制的引入。近年来，我国在对外签订投资协定时，逐渐放开，越来越多地引入ICSID机制。至今为止，在我国对外签订的BITs中，共有14个引入了ICSID机制。从ICSID的仲裁实践来看，如2014年北京城建集团公司诉也门政府案，建设工程项目被仲裁庭认定为符合《华盛顿公约》项下关于投资的要求。[18]因此，“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所涉及的许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争端，是可以通过这一机制解决的。“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是《华盛顿公约》的缔约国，只有少数国家没有加入该公约，包括缅甸、老挝、泰国、巴勒斯坦、波兰、塔吉克斯坦、印度、马尔代夫和不丹。
总的来说，“一带一路”国家在缔结与投资有关的条约方面，存在以下问题：（1）各国之间BIT缔约不充分，不能覆盖“一带一路”所有投资者及其投资。由于目前世界上不存在多边投资条约。BIT是投资者及其投资的主要国际法维权手段。从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签署BITs情况来看，“一带一路”各国之间的BIT仍然有很大的缔约空间。（2）有些BITs缺乏投资者诉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以下简称为“ISDS机制”）。以中外BITs为例，其中仍有少数缺乏ISDS机制，如中国与泰国，以及中国与土库曼斯坦间的BITs。（3）国际仲裁适用的争议范围有限。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之间的BITs来看，大部分BITs都规定，只有与征收补偿数额有关的争议可通过国际仲裁解决。有部分BITs则规定，除补偿数额争议之外，缔约双方同意的其他争议也可以提交国际仲裁。只有与缅甸、伊朗、土耳其、也门、希腊、塞浦路斯、罗马尼亚、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印度之间的BITs将国际仲裁适用的投资争端扩大到了其他投资争议。（4）ICSID机制的适用范围受限。由于“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未加入ICSID公约，ICSID仲裁机制不能完全覆盖到“一带一路”沿线投资者及其投资。以上这些问题都为“一带一路”沿线投资者通过国际仲裁解决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带来了阻碍。
3．“一带一路”投资争端仲裁实践
从“一带一路”国家在投资仲裁案件中的被诉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有不少国家屡遭投资者起诉。其中，被诉超过10次及以上的国家包括捷克、埃及、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俄罗斯、波兰、哈萨克斯坦、印度、斯洛伐克、土耳其。这直接体现出，这些国家对于外国投资者利益侵犯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国家频频被诉诸国际仲裁，一方面说明，这些国家国内法为投资者提供的救济是不充分或不被投资者所信赖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国际仲裁机制在这些国家的投资争端解决方面比较畅通。
另外，从“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仲裁所适用的仲裁机制来看，机构仲裁远比专设仲裁多。而且，在各个仲裁机构中，ICSID被适用的最多，足见这一多边投资仲裁机制的重要性。其次，SCC、ICC和PCA被适用的情况也比较多。可见西欧发达国家所建立的仲裁机制颇受“一带一路”投资者的青睐。相反，“一带一路”域内的仲裁机构，如CRCICA，明显受到冷落。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域内的仲裁机制亟待完善，以取得“一带一路”域内投资者的信赖。
（三）国家间的经贸争端解决
国家间的经贸争端，主要是在贸易和投资协定适用和解释过程中产生的国家间贸易和投资争端，具体包括投资条约解释和适用所产生的国家间争端、国家因违反WTO和其他区域贸易协定的义务所产生的的争端，以及WTO和其他贸易协定的解释所产生的争端。
1.“一带一路”国家与国家间投资条约争端解决
对于投资条约解释和适用所产生的争端，主要通过投资条约规定的国家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State-StateDispute Settlement，SSDS）来解决。SSDS机制具体适用于三种情形[19]：（1）条约规定含义不明或缔约方对条约规定有不同解读时，所引发的条约解释争端；（2）缔约一方投资者遭受缔约另一方侵害时，所触发的外交保护争端；（3）缔约一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之前，先行确认缔约另一方行为违反条约的程序。
SSDS机制中的争端解决方式一般包括外交谈判和国家间仲裁。实践中，基于投资条约的国家间仲裁案件，目前已知的总共只有三例[20]。且三案当事人都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见，“一带一路”国家因投资条约解释和适用产生的国家间争端主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不会选择诉诸国际仲裁。
2．“一带一路”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
“一带一路”区域贸易协定和安排大体有两种类型。比较多的一类是国家之间基于友好关系，为加强经贸合作而建立的框架性和原则性的区域经贸协定及组织。如，上海合作组织、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欧亚经济共同体等。这些组织和协定主要不是以规则来维系，更多地是依赖于各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因此很少有关于争端解决的安排。[21]
另一类则是规则主导型的区域贸易协定，以中国与东盟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为代表。双方订有专门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协议》[22]（以下简称为《争端解决协议》）。《争端解决协议》规定的争端解决方式包括磋商、调解、调停、仲裁，且非常注重非诉讼方式。在仲裁程序中，争端当事方可以随时同意进行调解或调停。[23]另外，《争端解决协议》并没有设立实体性的裁决机构，而是采用了临时仲裁的形式，且仲裁没有上诉程序。裁决的执行方面，虽然规定了一系列针对不履行仲裁裁决行为的补偿和中止减让或利益规定，但补偿是自愿的，中止减让或利益需满足许多条件。[24]另外，由于缺乏负责执行监督的常设机构，执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争端方的自律。总体而言，“一带一路”沿线的区域贸易协定欠缺有强制力的争端解决机制。
3．“一带一路”国家与WTO争端解决机制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适用于成员方违反WTO义务而产生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争端。争端解决适用的规则包括《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即DSU）以及WTO协定各涵盖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条款。争端解决步骤包括磋商、专家组审查、上诉机构审查、报告的执行及其监督。相比“一带一路”区域贸易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WTO争端解决机制主要有如下优越之处：（1）上诉机制。这有效地避免了专家组审理的许多错误。而且由于上诉机构是常设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WTO争端解决裁决的一致性以及成员方的预期。（2）执行机制。WTO有专门的执行监督机构，对违约方实施报告中建议的情况进行持续监督，这就保证了违约方的执行。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全球范围内最成功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一带一路”国家经贸争端的解决与WTO争端解决机制关系深切。这一方面体现在，“一带一路”沿线有许多国家都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常用客户”。在WTO进行申诉超过十次及以上的“一带一路”国家包括印度（24次）、中国（17次，仅指中国大陆）、泰国（13次）和印度尼西亚（10次）。在WTO被诉十次及以上的“一带一路”国家包括中国（39次）、印度（24次）和印度尼西亚（14次）。[25]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订立的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在争端解决部分很多都依赖于WTO。以中国为例，中国与东盟以及中国与新加坡间的贸易协定，在争端解决部分都规定，当争端当事方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就仲裁庭主席的任命取得一致意见时，应请求WTO总干事指定仲裁庭主席。[26]
“一带一路”国家在经贸争端解决中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目前“一带一路”沿线有很多并非WTO成员，包括哈萨克斯坦等13国。因此，WTO争端解决机制不能完全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争端。

『贰』 一带一路下怎样指定国际商事仲裁制度

健全的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是重要司法保障
“一带一路”（One Belt And One Road）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步入全面推进阶段。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的签署仪式标志着“一带一路”战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958年签订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纽约公约》（简称《纽约公约》）①促使仲裁的裁决相较于法院判决在全球范围内更容易被承认与执行。我国于1986年12月2日加入该公约，1987年4月2日该公约对我国生效，目前已经有150个国家或地区加入该公约②。“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几乎全部加入了《纽约公约》，一旦发生民商事纠纷，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将成为最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因此，健全的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司法保障。
“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为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正式上升为国家策略。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重要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亟需进行改革和完善。国际商事仲主要涵摄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和国际海事仲裁，也有学者称其为涉外商事仲裁。仲裁作为国际化程度极高的一种纠纷解决法律制度，因其更能体现争议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欧美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商事纠纷的主要解决方式，其开放的规则、灵活的争端解决机制，使其成为融入国际规则体系的重要平台和媒介，世界各国的国际贸易中心城市基本都是以国际著名仲裁机构为重要支撑的国际仲裁中心。因此，将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与国际规则相接轨，将会助力“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
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运行的审视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受理案件总量从2000年的731件增加到2013年的1256件，虽然受理案件的总数飞速增长，但增加的只是国内争议案件受案量，涉外案件的数量反而从2000年的543件下降到2014年的387件③。我国虽建立了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并加入《纽约公约》，但仲裁法律制度仍与国际规则存在一定的冲突。完善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仲裁机构行政化。对仲裁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及社会属性的立法规定模糊，是造成目前我国商事仲裁机构存在政行化问题的关键。纵观《仲裁法》全文，尚未明确规定仲裁机构的性质，只有第八条和第十四条涉及仲裁和仲裁委员会的独立性。在涉外仲裁的特别规定中，第六十六条指出：涉外仲裁委员会可以由中国国际商会组织设立。从中可以看出，虽然《仲裁法》确立了仲裁委员会非行政机关的法律地位，但对于何种法人组织仍没有明确规定，导致在实践中对仲裁机构的性质一直存在争议。在2007年的相关问卷调查中，被调查的仲裁机构中仍有48.8%的仲裁机构认为自己属于行政性或行政支持类事业单位。由此可见仲裁机构的独立性尚未实现④。虽然该调查问卷没有将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单独调查，但鉴于《仲裁法》中对于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属性同样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可以认为，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存在行政化属性。
临时仲裁制度缺位。依据是否常设专门的仲裁机构，可以将商事仲裁划分为两类：机构仲裁和临时仲裁。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不同，是为了解决某一特定纠纷，由争议当事人约定临时组成仲裁庭进行仲裁。与机构仲裁相比，临时仲裁的历史更为久远，是近代商事仲裁制度的起源。虽然在临时仲裁的基础上产生了更具组织性的机构仲裁，但临时仲裁仍有其自身的优势和存在的必要性。在国际商事纠纷尤其是海事争议中，大多数的海事仲裁案件都是通过临时仲裁进行解决的，其效力被世界各国广泛承认。环顾全球，几乎所有商事制度高度发达的国际仲裁机构或国家都规定了临时仲裁制度。临时仲裁的仲裁规则，可以由当事人自行设计，也可以由当事人约定选择现有的仲裁规则。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仲裁规则被广泛适用于临时仲裁，其对仲裁的程序事项作了系统、严密的规定，能够消除仲裁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充分发挥出临时仲裁的优势。这套规则不仅可以适用于临时仲裁，甚至一些常设仲裁机构也允许当事人进行选择。由于临时仲裁中当事人指定的仲裁员，往往是争议领域的权威法律专家，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仲裁结果的客观、公正，并易于被争议双方所接受。由此可见，有可供选择的临时仲裁程序与专业的仲裁员，不仅可以充分保障临时仲裁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还能够确保仲裁过程与裁决结果的可预期性和稳定性。
对我国临时仲裁制度的反思应当从国际和国内两个规则层面把握：国际规则层面，《纽约公约》规定，公约中的“裁决”一词指机构仲裁和临时仲裁所作出的裁决。作为《纽约公约》的缔约国，我国在加入时仅对互惠保留和商事保留作出声明，因此对于公约中的临时仲裁制度我国是予以承认的。
国内规则层面，我国现行《仲裁法》并不承认临时仲裁制度。《仲裁法》第十六条和十八条规定，仲裁协议中应当约定仲裁委员会，否则仲裁协议无效。诚然，临时仲裁由仲裁庭组成，在仲裁协议中无法约定仲裁委员会，故我国国内法对临时仲裁持否定态度⑤。因此造成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时，国外所作出的仲裁与我国作出的仲裁不对等。国外的临时仲裁裁决依据《纽约公约》可以在我国承认与执行，但我国所作出的仲裁裁决却因违反仲裁裁决地法而无效。这种尴尬的局面对我国的民商事主体是不公平的，并且不利于我国对《纽约公约》的遵守和履行。
网上仲裁制度尚待完善。“网上仲裁”一词源于英文“Online Arbitration”或者“Cyber Arbitration”，最早发源于欧美国家。当今国际商事的发展催生出了大量的电子商务争议纠纷，这些纠纷难以再用传统的仲裁方式解决。目前，学界对于网上仲裁的概念界定尚存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网上仲裁的全部过程是否都必须依附于互联网平台。具体来说：第一种观点认为，网上仲裁是指仲裁程序的全程，即从仲裁开始到仲裁裁决的作出，都必须依附于互联网平台的仲裁，此种界定最为严格；第二种观点最为宽松，认为只要使用了网上仲裁系统或仲裁软件的仲裁行为即为网上仲裁；第三种观点认为，以网络信息交流的形式进行的仲裁是网上仲裁。
笔者认为，囿于实践中全部过程均在互联网上进行的仲裁案件屈指可数，大多案件仅有部分仲裁程序在互联网上进行。因此，对于网上仲裁的概念界定不宜过于狭窄。因此，宜将网上仲裁界定为：仲裁程序的全部或主要过程是依附于互联网平台，采用网络信息交流的方式进行的仲裁。这里的主要过程包括：仲裁案件的立案、答辩或反诉，仲裁庭人员的选择和构成，仲裁案件的审理和裁决的作出等。
2000年我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委”）设立了专门的域名争议解决中心，提供域名争议解决服务。为应对国际电子商务纠纷，贸仲委于2009年初制定了单独的《网上仲裁规则》并于同年5月1日起实施，是国际上第一个由仲裁机构单独制定并实施的《网上仲裁规则》，引起了国际仲裁界的广泛关注。我国目前虽然已经推行网上仲裁，但网上仲裁制度仍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法律理念的制约。我国目前一些商事纠纷当事人仍受传统思想的禁锢，抑或习惯于传统的仲裁方式，对于新兴的网上仲裁望而却步。他们认为网上仲裁会造成商业信息的泄露和不当使用，或者自己的观点无法得到充分的表达和接受等⑥。相反，网上仲裁相较于传统的仲裁方式更加便捷高效。网上仲裁可以打破原有的地域限制，争议的当事人在自己的国家通过网络就可以解决纠纷，大大节约了交易的成本，良好的网上仲裁会对跨国贸易和投资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二，网上仲裁协议的有效性问题。国际商事争议当事人不愿意选择网上仲裁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网上仲裁协议属于数据电文，由于数据电文具有存储方式上的特殊性，会影响仲裁的发起或仲裁结果的有效性。我国对仲裁协议作出了扩大性解释，以确认网上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了仲裁协议可以采用“其他书面方式”。《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明确规定，将包括数据电文在内的几种形式纳入仲裁协议的范围中，由此确认网上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遗憾的是，《解释》没有对数据电文的长期有效性作出限制规定。数据电文因其特殊性，如双方当事人没有妥善保存或后期无法调取，会造成仲裁程序无法启动或仲裁裁决被撤销的后果。因此，网上仲裁协议限制性规定的缺失会削弱网上仲裁公信力。
第三，尚未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我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网上仲裁规则第三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议通过网络仲裁的案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仲裁庭也可以决定采用常规的现场开庭方式；第三十六条规定，仲裁庭可以决定证人以网络视频会议方式作证，也可以决定证人以常规现场开庭的方式及其他适当的方式作证。这两项规定表明，在网上仲裁未受到任何阻碍的情况下，仲裁庭有权将网上仲裁的方式改为现场开庭的方式。这使得网上仲裁的方式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争议的当事人可以因为意思无法得到充分保障而不适用网上仲裁方式。争议的当事人希望选择网上仲裁的方式，大多因为跨国民商事纠纷当事人地域位置较远，无法出席现场仲裁，仲裁庭随意改变仲裁的方式不仅会增加当事人的仲裁成本，也会给当事人增加诸多不便。
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构建
仲裁机构的去行政化。首先，独立性强调对仲裁机构性质的明确界定，将“仲裁委员会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的规定落到实处。正因为我国《仲裁法》尚未明确仲裁机构的性质，才会造成对于其性质问题的诸多争议。因此《仲裁法》中应增加相关规定，明确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非营利法人组织的定位。
其次，民间性强调仲裁机构在设立时应当减少行政机构的过多介入。为确保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独立性，政府应该退出对仲裁内容和发展方向进行政策性指导。除了最高院对于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报告监督制度外，不应再有其他政府机构对仲裁机构进行监督。
临时仲裁的突破与承认。对临时仲裁制度的认可，首先要摒除“临时仲裁可靠性、专业性不如机构仲裁”的陈旧理念。我国目前虽然对于临时仲裁制度存在诸多争议，但大部分对于引入临时仲裁本身都是持肯定态度的，争议的焦点在于何时将临时仲裁制度引入？我国现在是否具备引入的条件与环境？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代表着我国迈入世界经济的大环境，我国的对外贸易与投资战略也由以前的“引进来”转变为“走出去”。临时仲裁作为世界上普遍承认并且适用的制度，如果我国不积极试验，它将会变成我国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障碍。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中国涉外制度改革的试验田，目前对于是否引入临时仲裁制度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可以在自贸区内先试先行，暂停《仲裁法》部分条款在自贸区的适用，同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在自贸区内适用特别法。建议可通过以下规定确立自贸区内的临时仲裁：第一，允许当事人在自贸区内选择临时仲裁制度解决纠纷；第二，临时仲裁规则既可以自行设计，也可以适用现有的仲裁规则，可以借鉴现有的仲裁规则，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三，要明确一个仲裁机构，有权在一定情况下代为指定仲裁员，谨防因无法意思一致的选择仲裁员而阻碍临时仲裁的进程；第四，明确仲裁机构对仲裁员的监督职能；第五，要建立临时仲裁裁决的监督机制⑦。
在自贸区内有范围、有选择的循序渐进的推广临时仲裁制度，在试行的基础上吸收经验，进行改革。最终促进《仲裁法》的修改，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临时仲裁制度。
网上仲裁的推进。第一，积极推广网上仲裁。对于转变传统观念，还是需要仲裁委积极的推广网上仲裁。通过宣传的方式告知纠纷当事人，网上仲裁与传统仲裁一样，具有不公开性，同样可以保护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商业信誉。网上仲裁案件不公开审理，任何人均不得对外界透露案件实体和程序的有关信息。贸仲也要提供网络技术保障，为当事人和仲裁庭之间案件数据的在线传输提供安全保障，并对信息进行加密处理。
第二，对网上仲裁协议作限制解释。如前所述，我国将仲裁协议的“书面形式”范围扩大，承认了网上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但我国只规定电文可以作为仲裁协议予以承认，没有对电文的长期有效性作出限制规定。电文因其特殊性，如双方当事人没有妥善的保存或后期无法调取，即使仲裁裁决已经作出，也有可能因网上仲裁协议的无法查明而撤销仲裁裁决。有必要对于网上仲裁协议作出一个限制性的规定，保证仲裁裁决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建议《仲裁法》借鉴联合国贸法委《电子商务示范法》的规定，将第十六条中的“其他书面形式”解释为：如果仲裁协议通过电子数据交换签订，并且该数据电文所含信息可以调取以后备用，也应认定为书面形式。这样的修改不仅符合国际仲裁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不会因规定过于宽泛造成仲裁裁决无效。
第三，优化网上仲裁规则。建议修改贸仲委网上仲裁规则第三十三条和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开庭审理的案件，仅在网上仲裁存在阻碍无法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仲裁庭才有权将仲裁方式改为现场开庭的方式，或决定证人以常规现场开庭的方式及其他适当的方式作证。以消除网上仲裁开庭方式的不确定性，充分保障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叁』 处理相邻关系纠纷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一、原告诉求能否得到支持，即要看其提供的证据是否达到法定标准，又要看其诉求理由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1）从行政角度看：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的房屋系违章建筑。原告的思路是只要被告不能拿出建房的规划许可或产权证，就说明被告的建筑是建章，其实，这样的思路是错误的，依据规划法规定，违章建筑是一种法律事实，需要经过行政规划主管部门的行政确认，并非只要被告不能证明取得行政规划许可证，就一定是违章建筑，就必须予以拆除。

（2）从民法角度看：依照处理相邻关系的司法实践，邻地使用人如果知其越界，而不及时提出异议的，不得请求移去或变更。结合本案情况，如果确如原告所述情况，由于涉案房屋已建成，原告未及时提出异议，被告的建房不存在故意和过失，根据法益衡平原则，司法实务中以建造程度作为是否“及时”的参考因素，如果已经建成，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及时，为平衡双方之间的利益，对利益微小或并无利益的主张，邻地使用人应当负担容忍的义务，不能再行支持拆除的诉求。

二、正确理解相邻权保护的立法精神：

《民法通则》及《物权法》规定的相邻关系，是以调整毗邻不动产权利人之间利益为主，以谋求实现不动产经济利用的最大化为其制度目 的。从原告的诉求内容看，主观上将相邻侵权理解为权利人对“不动产本身”的所有权方面。经现场勘查，现实建筑布局并未对原告行使其不动产权利和利益造成客观上的妨害，原告无证据证明其房屋的使用价值存在后果上、范围上有危险或隐患以及客观损害的实际发生，其诉求理由显然不符合法律关于处理相邻关系的立法精神。

三、程序问题：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一)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二 关于审理房地产案件几个问题。

四、请求权基础问题：

最高院司法解释对“是否违建”以及“是否拆除”的判断和确认交由行政机关裁定，并未列入民事案件审理的范围，原告的请求权缺乏基础。另从《民法通则》及《物权法》关于相邻权的规定看，现行法律针对相邻权，仅限于“用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污染;损害防免”六项，原告主张的内容不属司法可裁范围。

五、证据标准问题：

原告提供的证据能证明相邻关系的存在，但尚不能证明相邻损害发生的事实。原告递交的证据得不出清楚明确的损害结论，只有主观推断，没有证据支持。

法律规定，法庭的职责并非确定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是否实施危害不动产安全的事实，法庭也不负责宣告这些事实是否确已发生，法庭只判断案件中“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是否达到足以支持其诉求的标准”，“是否达到必须拆除相邻房屋的标准”，这是法律事先设定的证据标准。原告现有证据缺乏可信度，与法律规定证据的质量规则相差悬殊。

六、诉求理由问题：

处理相邻关系的法律原则是“有利于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相邻权的保护并非针对不动产所有权本身，而是权利人对不动产的利用以及不动产功能的正常发挥。被告翻建房屋是否妨害原告对其不动产的占有、使用、处分的权利，才是法律考查的主要内容。

『肆』 一带一路给世界经济文化带来哪些影响

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红利、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将着力推动沿线国家间实现合作与对话，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

“一带一路”正在推动全球再平衡。“一带一路”鼓励向西开放，带动西部开发以及中亚、蒙古等内陆国家和地区的开发，在国际社会推行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

同时，“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动向西推广中国优质产能和比较优势产业，将使沿途、沿岸国家首先获益，也改变了历史上中亚等丝绸之路沿途地带只是作为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过道而成为发展“洼地”的面貌。

这就超越了欧洲人所开创的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推动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4)一带一路纠纷解决扩展阅读：

合作机制

加强双边合作，开展多层次、多渠道沟通磋商，推动双边关系全面发展。推动签署合作备忘录或合作规划，建设一批双边合作示范。

建立完善双边联合工作机制，研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方案、行动路线图。充分发挥现有联委会、混委会、协委会、指导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等双边机制作用，协调推动合作项目实施。

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发挥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相关国家加强沟通，让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继续发挥沿线各国区域、次区域相关国际论坛、展会以及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欧亚经济论坛、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及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博览会、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前海合作论坛等平台的建设性作用。

『伍』 如何应对一带一路 中的领土争端挑战

“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商路的延伸，也是国家利益边疆、安全边疆的延伸;该战略体现了当代中国经济产业升级、产业转型所带来的迫切需求，同时也是对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概括性表述。其实质是中华文明对近代以来西方霸权设计的政治地理的根本性重塑。...

『陆』 为何要实现高效解决道路问题的纠纷

汽车为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不同程度的交通事故和纠纷，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当事人不仅要跑交警部门、到鉴定部门进行鉴定、到保险公司定损，争议大的还要跑法院和调解机构，环节多、程序复杂，极为不便。

希望该平台可以早日开始实施！

『柒』 北京律协智库一带一路商事争议调解研究专家组成立了吗

北京12月22日消息，在北京融商一带一路法律与商事服务中心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回商事调解”答系列活动中，北京市律师协会智库“一带一路”商事争议调解研究专家组正式成立。

“一带一路”商事争议调解研究专家组成立后，将有效聚合组内专家在“一带一路”商事争议调解领域的深厚理论功底和丰富实践经验，形成新的理论成果以指导“一带一路”商事调解领域走向新纪元。

『捌』 一带一路在中美战略博弈中起到什么作用

一、中国“一带一路”的全球战略

“一带一路”是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沿线共有60多个国家，覆盖约44亿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63%，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9%。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无论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是应对危机、加快调整，许多沿线国家同中国有着共同利益。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我国同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欧洲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一带一路”是对古丝绸之路的传承和提升，获得了广泛认同。

二、推行“一带一路”的战略愿景

2014年的APEC峰会上，中国拟出资400亿美金，成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基金，中国正式启动了庞大的全球投资计划。中国的“一带一路”全球战略投资计划的最大挑战，在于产业输出。
在中国的产业输出路线图中，其实包含三个方面，一个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是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产业输出，一个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北部湾战略，主要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产业输出，一个是中国在非洲和拉美的产业输出。与美国援助欧洲的时候，美国处于全球产业链顶端，对外产业输出可谓是顺势能输出，而中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这是制约中国“一带一路”全球战略投资计划的最致命软肋。
在三大路线图中，中国最大的希望，和最大的战略利益所在，还是东南亚。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未来，系于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产业互补，目前这种互补尚不存在。大势远未成就。中亚诸国的产业特点是，资源丰富，但是工业并不发达。中国的特点是，总体上资源缺乏，同时低端制造业发达，是声名远扬的“世界制造业工厂”。
中国需要中亚的石油，由此成为中亚诸国的石油和天然气消费市场，但是，中亚诸国并不特别需要中国。中亚诸国工业处于低端水平，中国的工业亦处于全球中低端，而中国西部更是工业不振。由此，中国的制造业在中亚并无用武之地，他们只要卖油给中国的钞票。欧美的高端产品，才是畅销货。他们的需要的产业，来自欧美。

西部塌陷，制约中国。未来，中国需要进行一场“西进运动”，先造就中国西部的振兴，
由此，东南亚才是中国未来最大的战略腹地，为国家长久发展之计，中国应该将东南亚作为中国最大的势力范围，投入最多的资源去争取和争夺这块战略要地。这是决定中国未来生命线的最重要的战略版图。
中国能否收服东盟，领袖亚洲，充满了悬念。
就当下而言，中国和日本，都不是亚洲令人信服的领袖。
日本是亚洲第一强国，有经济实力，但却难说是实质意义上的大国。一方面日本无法绕过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同时，日本本土市场狭小，对于亚洲帮助有限。中国有超级大国的影响力，但是却无法对于亚洲进行经济辐射，由此造成了整个亚洲秩序的混乱。
近年来，中国在南海领域与众多国家产生争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本身不发达，无法与东盟国家形成产业落差，也就无法产生互补性。当国家间关系的竞争性大于合作性，众多纠纷就此产生。中国无法使东盟诸国心服口服。目前中国与东盟之间是一种平行发展的关系，北部湾无法成为双方资源流动中心，中国提倡多年的北部湾战略之所以一直无法实现，根源也在于此。中国与东盟过去的十年，远非“黄金十年”。

目前充当亚洲经济“雁阵”中“领头雁”的仍然是日本，获得日本援助最多的3个国家都在亚洲，目前分别是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

作为领袖，不仅意味着荣耀，更意味着责任。中国要成为亚洲领袖，成为东盟诸国可以依赖的朋友与领袖，首当其冲的，就是自身的发展能够让东盟诸国受益。

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2013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为4436亿美元，贸易顺差84.5亿美元。最典型的是中越贸易。中越双边贸易额达502亿美元，中国对越南出口贸易额为 369.4亿，越南对中国出口额为132.6亿美元。越南对华逆差达230亿，这更加深了越南对新一轮竞争的紧迫感。中越同处全球产业链低端，中国可以造的东西，越南基本上都可以造。形成同质化竞争。

中国与东盟的共兴共荣，关键在于中国。亚洲为全球增长引擎，中国为亚洲第一大国，中国需要为亚洲提供足够信心。

中国作为经济巨人，其庞大的低端产业，成为东南亚诸国横亘的高山，双方贸易亦受制于产业同构，未来要实现大的贸易跃升，产业错位至关重要。而关键即在于中国率先完成产业升级。

如中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则中国既是亚洲大国，亦是亚洲强国，合二为一，成为亚洲无可争议的领袖。在经济上，东南亚可借助中国的技术，而不是目前这样，双方抢西方的制造业订单。届时，中国庞大的市场，可以容纳众多亚洲国家的制造业，是他们的朋友与伙伴，而非对手。如此，建立在双方产业互补的基础上，中国可将东南亚变为自己最大的战略腹地，彻底实现大国崛起。造福于东南亚，才能最终收获东南亚的尊重与敬意。

同时，中国亦需要完成从生产大国，到消费大国的转型。未来，消除贫富分化，造就广泛的中产阶层，振兴大众消费，亦为中国改革的重要议题

“一带一路”不管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多方面的巨大利益，使得美国对此极为纠结。因为这种趋势使美国的单极世界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使得美国对此极为关注！

如何来阻止以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利益带的国家，实现这种规划蓝图，是美国挑起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发起一系列反制行动的重要目标。也是美国与中国在下一盘围棋！

三、美国打击“一带一路”战略支点

中国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是一种跨区域经济战略，其以海上贸易为切入点，力图打造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经济共同体。

印度洋是该战略重要组成部分。其作为全球贸易，能源，原材料的集中交流航线，地位日益重要。与此同时，中国对印度洋的依赖程度也在上升。印度洋已成为中国海外贸易，能源和原料运输的“生命线”。

在这一大背景下，斯里兰卡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无疑将在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中斯共建海上丝绸之路，将使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中占据主动地位。

在地缘政治层面，中斯两国共建海上丝绸之路可以更好的服务于中国的外交战略布局。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中国以经济合作带动与沿线国家间的政治合作，进而从政治向安全领域深入，最终将双边经济共同体提升至命运共同体。

此目标一旦实现，中国将突破美日印等国为应对中国崛起而形成的战略合围，中国的海上运输通道安全也将获得极大保障。但作为印度洋地区的新兴势力，中国缺乏战略支点。而中斯间紧密的双边关系正好使斯为中国提供战略支持成为可能。

正因为如此，美国和印度，将中国在斯里兰卡的影响视为“洪水猛兽”，因此采取支持斯里兰卡反对派推翻斯里兰卡与中国友好的政府。

新政府上台立即停止中国投入10几亿美元的科伦坡港城的建设。企图将中国挤出斯里兰卡。虽然暂时不能得逞，但是已经造成了众多的麻烦。

四、美国打击“一带一路”战略咽喉----缅甸

美国曾经企图以武力解决缅甸问题，但是后来发现没有那么简单。中国的存在，缅甸国内的多股民族武装，使得美国暂时不能动手。

但从2003年起，美国情报部门派出大批情报人员渗透至缅甸，以各种联合国组织机构、国际民间援助组织机构以及宗教团体的名义开展工作，全面搜集缅甸军人政府、各地方民族武装组织以及中国边境地区的政治、军事情报，为美国在缅甸的战略部署和决策提供准确的依据。

比如由联合国某机构引进至中缅边境一线，以医疗、卫生人道主义援助名义开展活动的XX国际组织，其后台其实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其每年50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提供，其主要任务是：搜集、监视中缅边境一线中国军队的军事部署、调动，以及政治动态等情报。

收买、挑起某地方武装阻碍中国在缅甸在建的水电项目、中国在缅甸的油气管道的施工，以及中国投资铜矿的开采。

美国在亚太战略中的重要的一环，就是企图卡住中国的海上能源和贸易运输，如果得逞就可以将中国置于死地。但是，由于中国在缅甸建造的石油、天然气管道，将中东的石油和天然气从缅甸西部运到中国云南，帮助中国降低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

由于中国在缅甸的油气管道的建成，使得西方感到了这样的战略布局，对美国的亚太战略实为不利，或将他们卡中国海上通道的这种企图打破，使美国的如意算盘落空。在此情况下，挑起缅甸当局与缅甸的民族武装的冲突，试图将中国卷入此冲突之中。不但可以牵制中国在南海和东海复杂局面下的力量，而且，把局面搅乱，让中国与缅甸打起来就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中国必须谨慎，小心陷入他国的圈套！

从表面上看，缅甸的政府军与地方民族武装发生冲突，也许这背后是否有着不可告人的“阴谋”？缅甸有众多的地方武装，为何单单是在中国边境开打？
中国边境中国居民被炸死伤多人，引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怒。事到如今，开战双方都不承认是自己所为，其来龙去脉还不清晰。此事件必须有一个调查结论，给民众一个交代。

中国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严重警告缅甸当局，必须管好自己的军队，否则中国会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应对。而且，中国军队已经在中缅边境部署了军力，以应对可能发生的不测，这是对缅甸当局的一个警告，也是对那些后面使坏的国家是一种警示！

中国需要和平安宁的环境，反对武装冲突，但是，中国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百姓，有能力反制那些敢于侵犯中国主权的国家和势力。

五、美国多点打击“一带一路”战略

美国在亚洲、非洲无论在哪里都把中国当成围堵、驱赶的对象。
在亚洲利用某些中国的周边国家，与中国在东海、南海的分歧，唆使他们“抱团”围堵中国。

在非洲，中国人去是修路、建桥、造水坝。而美国人给非洲带来的是战火、无人飞机，在35个非洲国家驻军，挑起非洲国家的内战，仅北约轰炸利比亚就逐出了三万中国石油工人，如此等等不一一列举。

由此可见，美国遏制中国的长期战略，已经渗透到了全方位的领域，最近一系列的问题出现，诸如斯里兰、缅甸、东海、南海，无一不是包络在美国的棋盘之上。尤其是中国所倡导的建立“一带一路”造福世界的战略构想，却成为了美国重点打击破坏的对象。

美国之所以这样做，不外乎是中国的影响“阻碍”了美国继续实行单级世界称霸全球的企图，而将中国当成了一个最具“威胁”的潜在“敌人”！

综上所述，美国试图扼杀中国一带一路的全球战略。

『玖』 一带一路指什么，对此有什么评价

一带一路门户网http://www.edailu.cn

目标： 助推一带一路建设
意图： 让所有人分享一带一路带来的益处
口号： 一带一路，对时代负责
使命：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守则： 共商、共建、共享、合规、敬业
愿景： 为国家赢得价值，为体系创造效益，为人才创造发展
价值观： 从事有益于人类的工作中获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