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不向行政机关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能否直接起诉
可以的。只要能够有证据证明基本的事实即可。行政诉讼，更多的证明责任是行政方。
法律依据：《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九条 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 件：
（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第五十条 起诉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
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出具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并告知对方当事人。
第三十四条 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
『贰』 政府信息公开存在哪些难点或问题
第一，信息公开的广度深度远未达到群众的期望和现代政府的要求。我国80％ 以上的信息掌握在政府机关翻，而且大多处于封闭和闲置状态。原因之一是保密范围过于宽泛，甚至滥用保密措施。很多政务信息一旦被贴上保密的标签(即便是没有必要保密的事项)，也会成为政府部门不公开的理由，导致许多信息被永久尘封而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原因之二是信息归属认识错位。很多行政人员认为，政府信息是政府行政的结果，当然归属于政府所有，既然归政府所有，政府就有权决定信息公开的范围。原因之三是我国民众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缺失，使得政府垄断信息的行为没有得到来自权利和民主的抵制，因为公众还较少地意识到自己才真正是信息的“最终所有者”，政府垄断信息和随意伸缩信息公开边界是侵犯公民知情权。
第二，信息公开的渠道过窄。政府向社会公开信息有两种方式，一是政府依职责主动公开，公开的内容包括政策、法规、规则、程序等。公开的载体包括政府公报、简报、新闻等。这些载体因为范围上的严格限定，往往存在着很多“盲区”，有时并不能成为一些群体获取政府信息的方便渠道。二是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3条赋予了公民申请公开相关信息的权利，但是在一些流程尚未理顺的前提下，因为受到严格程序、复杂流程、高昂成本等因素的制约，民众权利实现存在一定的难度。
第三，因为缺乏法律约束，公开信息也呈现出很多乱象。法治社会下，法律对于政府信息公开和不公开的内容、公开的程序以及违规应该承担的法律后果会作出严格规定，以保证信息公开的秩序化和规范化。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未颁布前，使得许多政府信息要么被政府进行“弹性过滤”，要么千篇一律，无法实现其作为公共资源的消费价值。
『叁』 申请人诉被申请人政府信息公开纠纷一案，请问该法院是否应该履行申请人申请强制执行
行政机关不履行法院的生效判决，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行政诉讼法》第九十六条 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应当归还的罚款或者应当给付的款额，通知银行从该行政机关的账户内划拨;
(二)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的，从期满之日起，对该行政机关负责人按日处五十元至一百元的罚款;
(三)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的情况予以公告;
(四)向监察机关或者该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接受司法建议的机关，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告知人民法院;
(五)拒不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肆』 以申请政府信息公开遭到拒绝提起行政诉讼，可以提出哪些诉讼请求
1、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33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2、诉讼求范围：由上条可以得出请求范围，要求政府部门公开或更正相应信息，确认其行为违法，造成 损失的可以要求赔偿。
『伍』 胜诉的政府信息公开案
1、案情介绍
根据省、市‘三年大变样’的口号，为积极推进项目建设工作，该地块的拆迁许可由原张家口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发给桥东区人民政府，并于2010年6月下达了拆迁通知，该居民区将由张家口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施拆迁。李颖（化名）是河北省张家口是桥东区陵园路靶场东侧的居民。由于拆迁政策的要求，在这里居住了多年的她不得不另觅住所...
双方就拆迁补偿问题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拆迁公司于2010年7月拆除了桥东区东侧的居民房，李颖决定委托专业律师来为自己维权。
2、法律分析
经过认真的研究之后，王优银律师于2010年12月底向张家口市住房和建设局递交了一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公开建设用地批准书等政府批文。桥东区人民政府及桥东区城市建设重点工程指挥部在接到这份申请书后并没有做出答复...案子遇到困难，停滞不前。
王优银律师凭借着多年的工作经验明白张家口市住房和建设局这么做的目的：并不想公开政府信息，这更说明了其中的猫腻。知己知彼，律师认为他们在法定期间并未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并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于2011年1月底向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申请行政复议。该机关依法已予受理。胜利的天秤已慢慢倾向律师。在审理过程中王优银律师向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供了有利的证据，证明了被申请方的一些违法点。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经过审理、调查及申请方提交的证据在2011年3月底审理终结。
3、判决结果
审理结果如下：被申请人的答复书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了答复。因此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责令被申请人依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
4、律师建议
『陆』 行政机关违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该如何处理
答：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0条的规定，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和监察机关负责对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答：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5条的规定，行政机关违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由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答：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4条的规定，行政机关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的，由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依法给予处分。 答：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3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机关应当予以调查处理。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答：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5条的规定，通过其他组织、个人以有偿服务方式提供政府信息的，由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答：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5条的规定，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的，由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作者：政府网站编辑：王增荣
『柒』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4条与第23条是否矛盾
并不矛盾。
这两条的区别在于权利人同意公开。
分别规定了权利人是否同意公开的不同应对法律条款。
『捌』 政府部门如果没按规定期限内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人公开信息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参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三十三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版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权开义务的，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机关应当予以调查处理。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实践中，如果政府部门既不公开也不给予答复说明不予公开的理由，可直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直接要求确认行政不作为，这个是能得到支持的。
『玖』 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法之间的冲突哪些方面存在
4月24日，新华社授权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根据规定，《条例》将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从此，中国的政务信息公开步入“有法可依”时代。
在推进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如何评价《条例》的出台？《条例》为改变政府和公众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哪些可能？如何防止行政机关规避《条例》的规定，不公开本应公开的信息？如何修订《保密法》，协调其与《条例》的立法精神？《条例》有没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上升为国家立法？
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公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电子政务示范工程专家组成员
莫于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参与信息公开立法
《条例》为维护知情权提供法律依据
背景：2006年底，全国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在积极起草中。然而此后数月，一直没有下文，引起舆论的极大关注。现在，该《条例》正式出台，中国政务信息公开从此进入“有法可依”时代。
新京报：《条例》为改变政府和公众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哪些可能？
汪玉凯：一是政务公开有了法律依据。政务公开以前靠行政权力推动，缺乏法律基础，一些应该公开的政务信息没有公开；法律的明确规定，会约束政府行为，一些公共权力行使的非理性会受到一定抑制。其实，一些地方存在公权力被滥用，很大程度就是政府和公众信息不对称状态造成的；信息不对称状态被打破后，公众知情权得到尊重，就可以自由表达，从而制约政府权力行使的非理性。
二是为公众知情权提供法律保障。该公开的信息没有公开，公众可以追究有关部门责任。过去公众完全处在被动接受的地位，如果政府不公开有关信息，公众也无能为力。《条例》为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甚至互动权提供了法律依据。
再次，贯彻实施《条例》，为构建阳光政府提供了重要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以后，政府不断公布信息，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和互动权不断得到保障，有助于改变过去暗箱操作、自由裁量权行使过大导致的腐败现象。
当然，《条例》实施过程还会面临很多困难和阻碍。比如“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政府将掌握的信息作为获取资源的手段，千方百计维护旧体制的惯性。所以伴随《条例》实施，会有一个各方博弈的过程。
防止例外范围随意扩大化
背景：《条例》第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新京报：有人担心第八条会成为一个不公开的理由，威胁公民知情权的实现。如何看待这种担心？
汪玉凯：这可能是《条例》实施过程中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有国家安全、国家主权、信息安全、公共秩序的问题，不公开的例外就是指这一块。我们担心的是“例外”范围的不当扩大化，所以应该制定配套的具体制度办法，将《条例》规定的内容细化。在信息不公开方面，哪些信息不公开？特别不公开的信息应该分类别细化，使政府各个机构有可操作的依据。这样也能经得起公众检验，保证国家信息安全和主权，防止例外范围扩大化，消除人们的担心。
姜明安：对这些规定的解释必须与《条例》的基本精神和立法目的保持一致，且遵循“公开是原则，保密是例外”的现代行政的要求，所谓“例外”，即必须有法律、法规的明确、具体规定，发生争议，最终由司法判断。
《保密法》和《档案法》应尽快修改
背景：《条例》第14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明确审查的程序和责任。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下简称《保密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行政机关对政府信息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公开时，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报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保密工作部门确定。
新京报：有人认为，这是“明确规定了信息公开前的保密审查机制条款”，是“信息公开与保密条款的抵牾”。对此你怎么看？
莫于川：要看到，《保密法》规定的保密制度，是分级分类确定密级并自觉遵守为主，只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审查，但许多情况似乎可以理解为是保密工作部门来协助做好保密工作。这次正式公布的《条例》第14条的规定，实际上是与《保密法》一致的：首先要求行政机关自己进行审查，只是在遇到疑难问题，自己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公开时，依法报给包括保密工作部门在内的有关部门确定，这种情况也可理解为是一种行政协助机制，协助该行政机关做好公开工作，不必将其理解为一种保密审查机制。
新京报：修改《保密法》的基本思路应该怎样？如何与《条例》的立法精神相协调？
莫于川：在坚持若干底线的基础上更加民主、更加开放。这里的底线基础是保守国家秘密和安全、商业秘密和安全、私人权益和安全。谁违背这个原则都是不行的，都会失去平衡、造成损害，增大社会成本、影响社会和谐。至于是通过新的立法来补充，还是修改现有法律，这都是有可能的。面对法律文件的立、改、废，仍然需要强调下位法服从上位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基本法理。
姜明安：公民知情权的有效实现取决于修改《保密法》、《档案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制定相关的配套法规和规章。《条例》属于行政法规范畴，其位阶低于《保密法》和《档案法》。《保密法》和《档案法》都是上世纪制定的，有些规定与政务信息公开原则有冲突。如果我们不对这种立法精神和体现这种立法精神的相关规定进行修改、修正，《条例》的实施就可能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此外，为保证《条例》在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全面实施，还必须抓紧制定相关的配套法规和规章，如前不久颁布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行政诉讼是《条例》有效贯彻的关键
背景：早在《行政许可法》实施之后不久，就有学者撰文直指法律实施中有法不依的现象，担心良好的法律被成功规避，立法者的智慧总是赶不上执法者。同样的疑问也存在于《条例》的贯彻实施。
新京报：怎样避免贯彻实施《条例》出现有法不依的问题？
姜明安：《条例》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方式和程序均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要得到严格贯彻执行，政府必须进行认真扎实的工作：要设立信息公开的专门工作机构；要建立信息收集、储存、保管、交换、查阅、设立、发布的专门制度、场所、设施；要对现有的信息进行清理、分类和对未来的信息源进行预测，确定公开方案等。
另外，公民知情权的有效实现取决于对违反《条例》行为责任的严肃追究和对侵犯公民信息获取权的有效救济。政府信息掌握在政府机关手里，如果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由于种种原因，不愿将其掌握的应当公开的信息公开。那么，必须要有督促、监督和保障措施，如考核、评议、监察、行政相对人举报、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等。在所有这些措施中，行政诉讼应该是最重要、最有效的措施：行政相对人依法申请获得某种信息，行政机关违法拒绝的，可诉诸司法审查；法院经审查，如认为相应信息属于依法应公开的范围，可判决行政机关限期提供，如行政机关拖延提供造成相对人损失的，法院还可判决行政机关赔偿。只有做到了这些，才能避免“有法不依”。
审判、检察信息公开也应受法律调整
背景：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政务信息公开法》是作为由国务院起草或提请审议的二类立法项目被写入规划的。而今年是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期的最后一年，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立法计划，《政务信息公开法》并没有被列入。
新京报：《政务信息公开法》没有如期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立法计划，有哪些原因？
莫于川：政务信息立法的思路主要有两种：有人主张先在行政机关内部搞《条例》，待实施一段时间，总结经验教训之后再制定法律。也有人认为，经过一些地方的试验，信息公开立法的某些问题已很清楚，所以主张制定一部政务信息公开法就可以。实践证明，后一种思路还是有相当难度。
《条例》虽然只是行政机关对自己的约束，把各地进行的探索统一规范，但即便这样的做法，难度也是很大的，光是协调一些部门的看法都很困难。还要看到，该法在立法规划中列为第二类计划，也即着手进行一些研究起草工作，如果条件成熟就安排审议的法律草案，未能在规划期内制定出来是很普遍、很正常的事情。
新京报：《条例》上升为法律还需要哪些条件？
莫于川：上升为法律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由全国人大这样的最高权力机关制定法律，比政府自己给自己做出规定当然好得多；但这需要经验教训的积累过程。从《条例》出台到法律出台，正好有一个时间周期。这个周期内可以形成三步三台阶：一是一些地方的积极探索，如上海、广州等地方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与实施过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同时为《条例》出台创造了条件；二是在此基础上制定出行政法规，也就是刚公布的《条例》；三是在《条例》实施过程中积累经验，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出有关法律创造更好的条件。这样一种前进步子可能更稳当，也是大家更能接受的行政模式、行政行为方式的改变路径，阻力也会少一些。
十一届人大立法规划正在起草过程当中，我估计《政务信息公开法》还是会写进去的。因为经过五年左右的探索，将《条例》上升到法律应该说会比较成熟；待到法律出台，不仅行政机关，包括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在内的其他国家机关，政务信息公开行为都应受到法律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