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

① 怎样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精神损害赔偿要注

一、怎样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现代社会人们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但是对于法律具体条款的理解和运用，大多数人还存在一些误解。有些当事人即使仅受了一点轻微伤，也认为自己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而且精神上的伤害是无法用数额来限定的，所以，很多当事人都认为不论自己要求多少精神损害抚慰金都不为过。但实际上，法院在审判时，对精神损害的赔偿金额会根据以下几个因素来考虑：
第一，以一般人的角度来说，这个数额能否补偿受害人或其近亲属所受的精神损害，能否起到抚慰的作用。
第二，要看这个数额对于加害人来说能否直到制裁的作用，使其避免下次再犯。
第三，要看这个数额能否对加害人或者受害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下的人有一般的警示作用。所以说，即使是最相类似的案件，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也很有可能是不一致的。司法实践中，各地对精神损害一般都会有一个最高限额，如果有，当事人应当参照这一限额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提出具体的索赔数额。如果当事人一味要求超高的精神损害赔偿金，最终只会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二、精神损害赔偿要注意什么
（一）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及继受问题
死亡赔偿金性质为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它是对死者还是对继受人的呢？以汽车肇事人是否对受害人本人为标准，可分为直接损害和反射的损害，如受害人因车祸死亡，其父母所遭受的损害就是反射的损害。在精神损害赔偿场合，遭受反射损害的受害人，本身就是蒙受精神痛苦之人，其作为损害赔偿请求权人所请求赔偿的通常是自己所遭受的精神损害，因此精神损害无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之分。由此而论交通事故死亡赔偿金是直接对受害人亲属的，并非因受害人死亡而继受死亡赔偿金。换言之交通事故死亡赔偿金不存在继受问题。
（二）植物人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从伤情等级划分来看，植物人是最重的一种。精神损害赔偿系对精神痛苦的抚慰性、填补性，精神赔偿对痛苦没有感知的植物人似乎不和逻辑。曾世雄、王家福先生对此曾有论述，认为意识能力虽为主观标准，但其着重者乃某一事实在法律上利害关系之判断，即某一事实发生或不发生，在法律上权利义务关系会发生如何变化之判断，与痛苦之感受，属于身体机能之直接反应，截然两事。不可否认，对痛苦无感受能力之人予以抚慰金救济如同精神损害以金钱为赔偿方法一样，逻辑上并不妥当，但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非逻辑，对于正义的追求并不必然遵循严密的逻辑法则。我们就不能以受害人无法感受痛苦而否定其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我们更不能拘泥于某些含糊不清的概念而忘记侵权行为法制裁不法行为和补救无辜受害人的职责，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使命。
（三）以责论处与精神损害赔偿
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17条规定：公安机关在查明事故原因后，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认定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

② 环境侵权是否有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和侵权的行为形式或类型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版条，侵害权了人身权益，造成精神损害，就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环境污染也是可以造成人身损害，如，某化工厂排放了工业废气，被某歌唱家在练歌时吸入而使得肺部和喉咙受到严重损害，从此以后不能再唱歌，精神受到极大伤害，也是能够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

③ 环境侵权救济方式有哪些

您好！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自行协商、和解
自行协商就是当环境侵权行为发生后，侵权人和受害人本着公平、妥善解决环境纠纷的精神，为避免问题扩大，而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自行协商比较适用于小型环境侵权案件，因为这些案件的严重性并没有太大必要走仲裁、诉讼道路，当可以私下了结时，自行协商能提高效率，因此，自行协商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解决环境侵权的方式。但其也有不足。自行协商当一方或双方不合作时就无法实施；当一方法律知识欠缺时，可能会导致协商结果不公平而不利的一方本身不知情，不利于维护自身权益等。
但总的来说，自行协商是一种能提高效率的侵权救济方式，我国认为能协商解决的问题一般尽量协商解决。
（二）调解
调解是指当事人双方发生纠纷时，请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居中调和，达成解决矛盾的协议并自觉执行的纠纷解决方式。调解可分为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人民调解、仲裁调解等。此处所讲的调解主要是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是行政机关居中调解，同样要遵守自愿公正的原则，其调解结果不具有强制力，当事人不服其调解结果可向法院诉讼；而司法调解是人民法院居中进行调节，其调解结果具有强制力，当一方不履行时另一方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三）仲裁
仲裁是指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根据事先后事后达成的仲裁协议，将民事争议提交双方选定的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仲裁具有自愿性、自主性、灵活性、专业性等特征。但我国目前在环境领域方面的仲裁很少：
前除海事纠纷外，既无环境纠纷的仲裁法规，也无环境纠纷的仲裁机构。从实践中看，我国各地成立的仲裁委员会也为把国内环境纠纷列入仲裁受理事项。这是我国需要继续改进和加强的地方。
（四）诉讼
诉讼是最强力的环境侵权救济途径。环境侵权案件一般适用无过错原则，即当受害人受到环境侵权时，无论行为人是否有过错，均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诉讼具有极强的强制力，是公民维护自身环境权利、进行环境侵权救济的最有效措施。但由于现如今公民的环境法律知识较为薄弱，环境侵权维权意识不足，除重大环境伤害案件外，公民很少为维护自身权益而对簿公堂。
如能进一步提出更加详细的信息，则可提供更为准确的法律意见。

④ 环境侵权能否适用惩罚性赔偿

我国《侵权责任法》只在产品责任中引入了惩罚性赔偿，且回并非全部的产品责任都答适用惩罚性赔偿，而是只有满足以下条件才能主张惩罚性赔偿：第一，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主观上具有故意，即明知是缺陷产品仍然生产或者销售;第二，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事实，即造成了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造成除此之外的其他损害后果的情形不能主张惩罚性赔偿;第三，因果关系成立，被侵权人的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是侵权人生产或者销售的缺陷产品造成的。需要提醒大家注意两点：第一，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既非共同责任也非连带责任，而系相互独立的各自责任;第二，惩罚性赔偿以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错为前提，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因此，如果受害人不能证明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存在明知情形，则不能主张惩罚性赔偿，或者仅证明了生产者存在明知，则只可以请求生产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⑤ 污染环境侵权的责任如何划分

相关的概念

同一般侵权一样，在环境侵权损害中，只有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致害人才应对其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但另一方面，在环境侵权损害赔偿中，由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多因一果的情况普遍存在，不仅因果关系的认定极为复杂，而且客观上还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具体表现在：1、环境侵权不同于一般侵权，其污染行为往往是通过环境即以环境为媒介而作用于人或物，致害过程具有间接性，其因果关系通常不会立即显现出来;2、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其损害结果的产生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加之很多污染还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果关系的判断极为困难。3、由于认识能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制约，人们对各种污染物在环境中迁移、扩散、转化的规律以及致害机理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尚不能很快作出科学说明。

在一般侵权责任中，受害人负有证明其所受损害与加害人行为间具有因果关系的义务。然而在环境污染侵权中，正是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和证明的困难性，如果坚持这一证明分配原则，在大多数情况下，受害人难以获得赔偿。这与人们对工业事故损害赔偿的总原则和法感情是不相吻合的。一种常见的缓解方法是采用推定因果关系规则，即在污染环境侵权责任中，只要证明企业已经排放了可能危及人身健康或造成财产损害的物质，而公众的人身或财产已在排污后或正在受到损害，就可以推定这种危害是由该排污行为所致[21].在推定因果关系中，所采取的确定损害与原因的具体标准即是相当因果关系，即在污染环境公害案件中，如果在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盖然性联系，则应解释为在法律上存在着因果关系[22].

推定因果关系规则实质上并未根本解决受害人的证明责任和证明的困难问题。在环境污染侵权中，应当改变的是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这方面做出了极为显著的贡献，顺应了我们所处时代的公平正义理念，弥补了我国环境侵权法领域的一项重大缺陷，解决了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因果关系认定所面临的困难。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3)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这是我国最高审判机关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作出的关于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中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的具体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如果加害人能够证明其污染行为与被害人所受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加害人则不承担民事责任，否则即推定加害人的行为与被害人所受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而应承担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该项司法解释已根本性地改变了因果关系在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构成中的地位和作用，考虑到证明一项不存在事情的高度困难性，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在该领域中因果关系理论上的认识似已与前述法规目的说接近。

注意的事项

在我国环境侵权损害赔偿中，因果关系推定与由加害人承担举证责任(即人们常谓之举证责任倒置)并不一致。两者之目的虽然都是为了维护受人之利益，但手段不同，最终效果也各异。就因果关系推定而言，并未改变受害人承担举证责任的地位，所改变者仅是证明的程度或法律所采的因果关系学说。改变对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从而根本性地免除了受害人的证明义务，因而属全面彻底之解决办法。此举虽加重了排污企业的负担，但是在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诉讼中，由于环境污染损害涉及到许多科学技术、生产工艺和损害机理等问题，通常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才能取得有关证据，而环境污染损害的受害人往往又是普通公民，由于基于本人文化知识和技术手段的限制，要证明环境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如果在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诉讼中仍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环境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认定，受害人的民事权益也将无法得到保护。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才规定由环境侵权的加害人即被告承担，这完全符合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之目的和现代民法所追求的实质正义理念。

⑥ 哪种网络侵权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怎么认定

您好，《最高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的解释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
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如何认定：网络侵权是指在网络环境下所发生的侵权行为。所谓网络是指将地理位置不同，并具有独立功能的多个计算机系统通过通信设备和线路连接起来以功能完善的网络软件及网络操作系统等，实现网络中资源共享的系统。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⑦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与评算》具体内容是什么

内容提要

本书是在认真解读《精神赔偿解释》基本价值取向和明确“说法”的基础上，借鉴主要典型国家和地区对精神损害赔偿制 度的立法和实务经验，集中就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和评算问题，进行一番考察和研究。贴切地说，本书是对《精神赔偿解释》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进一步“说法”，在学术上对不断发展的精神损害赔偿理论的深层探索。
现将本书的主要内容简介如下：
第一章《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评定与中国现行法律的实践》，主要概述现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确立和成因，剖析其法哲理基础和社会功能。指出对中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适用不一致认识的原因和重新解读的必要，比较详细地解析了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为精神赔偿数额评定奠定了法律基础。本章侧重对十几年来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与评算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综述，这些内容是提挚本书的“纲”，为其他章节展示“纲举而目张”。
第二章《对中外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与评算之考察》，主要考察世界两大法系和前东欧等一些国家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评定的历史和现状，企图寻找其中能为我国借鉴和吸收的经验和方法。
第三章《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范围确定论》，从法律规定、侵害客体和精神利益损害等不同角度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不同范围，提出了作者对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看法，肯定了最高人民法院《精神赔偿解释》对人格权的司法保护上的发展，界定了现有中国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可确定为“人格权说”或“人格利益说”。
第四章《确定与评算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原则论》，首先陈述了中国各界在赔偿原则探究上的概况和发展，接着分析了“子百家”在原则确定上的争议及原因，然后借鉴国内外研究的有益成果，筛选了评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适用原则。
第五章《确定与评算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方法论》，从介绍涉及评定赔偿数额的法学方法论人手，详细地分析了国内外各界提出的不同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评定方法，最后集中对如何正确运用评定方法进行再探究。
第六章《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与评算主观和客观因素》，其涉及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评定标准的最主要问题，如何从众多纷法的各种因素中，分析出哪些属于主观因素，哪些属于客观因素，哪些属于评定精神赔偿数额的主要因素（必要因素），哪些属于次要因素（酌定因素）。作者结合《精神赔偿解释》第十条规定中的“六个因素”，进行综合归类分析，结合实例，提出主观、客观因素范围，着重归纳出主次因素，阐明两者如何结合在评定赔偿数额实务操作中发挥各自的应有作用。
第七章《精神损害赔偿确定与评算的类型化和标准化》，作者指出在损害赔偿（包括精神损害赔偿）类型化和标准化问题上的司法渊源，特别是《精神赔偿解释》中有关规定体现了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评定的类型化和标准化。从整体和可操作性的角度来看，可将精神损害赔偿类型化处理为六种：婚姻法中精神损害赔偿、违约和缔约过失中精神损害赔偿、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国家赔偿制度中精神损害赔偿、行政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后两者存在交叉）以及民事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针对不同的类型，在评定精神赔偿数额问题上，虽然它们可能存在着共通的内容，但仍有区别之处，不能采取“一刀切”的评定方法，因此，在标准化的问题上，对评定精神赔偿数额应有所区别，各论其法，各评其数。
第八章《民事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及数额评定的类型化和标准化》，着重对精神损害赔偿类型中最重要、最常见的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单列专章专述，以便与最高人民法院的《精神赔偿解释》遥相呼应。该司法解释在实际上对民事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进行了类型化的处理。为了更能符合实践和操作上需要，作者对民事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归类为八种，根据不同类型的民事侵权，结合大量实例进行不同的赔偿数额标准化的评定处理。诚然，他们既有共通地方，也有适当区别之处。
第九章《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评定与法官自由心证裁量权》，这是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评定适用原则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的具体化，旨在突出法官自由心证我童权在评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中的必要性，同时还应对法官这种权力进行适当的限制，方能体现司法公正和法律权威。本章侧重论述法官自由心征裁量对精神损害认定、赔偿数额评定的运用；作者结合实际案例，阐述了法官在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评定中的“造法”特点、途径和方式。

⑧ 环境污染涉及的侵权案例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被告郭某系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区302号房屋产权人，原告张某居住于郭某楼上402号。2003年6、7月间，被告对302号房屋进行室内装修，其间曾使用装修涂料。同年7月28日至8月26日，原告以被被告装修涂料挥发性气体熏染，致头痛头晕无力为由，四次前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就诊，经该院诊断为“有机溶剂接触反应”。审理中，原告向本院提交到该院就诊的门诊病历手册原件一份及医疗费收据复印件十一张，其中与门诊病历手册记载的就诊时间一致的医疗费共计2631.74元。另经法院核实确认，上述医疗费收据原件由原告交所在单位用于办理医保报销手续。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被告所有的房屋在室内装修过程中使用了装修涂料，其所述辩解事项不能证明该装修涂料不存在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现原告经医院诊断为“有机溶剂接触反应”，被告不能证明原告所受损害系其它原因所致，其应当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相关医疗费损失予以支持。该医疗费中，原告自认同意扣除的部分费用，不影响本案审理，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失费，因其所受损害尚不具备构成精神赔偿的条件，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9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郭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张某医疗费1940.74元。二、驳回原告张某其它诉讼请求。上诉人郭某上诉称：原判事实认定不清，本案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在装修过程中排放了大量有害气体，对周围环境造成了污染或损害。而上诉人使用的涂料立邦漆为绿色环保产品，符合国家的环境环保标准。一审判决以上诉人进行装修使用了涂料，现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所受损害系其他原因所致为由，判令上诉人承担责任，于法无据，要求撤销原判、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张某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当，同意原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受害人的损害应当与侵害人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张某身体不适就医，但造成其身体不适存在多种因素的可能，虽然其被医院诊断为“有机溶剂接触反应”，因诊断来源于张某的主述，不是对其不适因素的判断，故不能以此认定张某身体不适是因郭某家装修造成的。张某主张郭某家装修使用涂料的挥发性气体对其身体造成损害，证据不足。张某亦未能就郭某实施了违反环保规定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举证证明。因此，对于张某要求郭某对其所受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于郭某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如下终审判决：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04）朝民初字第1453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二、本案相关法律问题研究本案是一起室内装修导致邻居身体健康受损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由于此类纠纷的代表性和法律适用的复杂性，法院审理时十分谨慎。由于环境污染侵权的高度危险性、复杂性、证明因果关系的困难性，为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环境法在环境侵权方面制定了许多不同于普通民事法律的规定，而在本案中，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于诉讼性质的准确界定，对环境侵权特殊规则的适用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本案反映两个问题：一是室内环境污染致使他人损害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二是室内环境污染致使他人损害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应该如何分配。（一）室内装修致使他人损害案件的定性即此类案件应该归为环境污染侵权诉讼？案件中是否存在环境污染侵权是适用环境法特殊规则保护被害人的前提。环境法视野中的环境是指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天然和人工改造过的自然因素的总和。按照功能的不同，可以将环境分为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按照环境范围的大小，可以把环境分为室内环境、城市环境、区域环境、全球环境等。因此，环境法中所指的环境不仅指公共环境中的生态环境，理所当然的包括公民居所中由空气、光线、声音等要素所构成的室内生活环境。在本案中，由于原告张某认为被告郭某的居室装修行为存在不环保因素导致空气污染并进而造成对其生命健康权的损害。根据《环境保护法》第41条“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可以认定，原告主张被告在装修过程中使用劣质材料导致室内空气污染并由此造成原告损害的行为的诉讼可以构成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诉讼。原告选择了环境污染侵权诉讼的途径来救济自己的权利时，法院应当予以受理。（二）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规定的适用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应就其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受理法院根据一定的规则将举证责任在争议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即当事人在诉讼中谁主张待证案件事实成立，谁就对证明对象负有举证责任。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法律则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案件即属此类。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是指原告提出的主张不由其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倒置包括实行过错推定和因果关系推定。在现行的特殊侵权案件中，举证责任倒置或适用过错推定，或适用因果关系推走。在对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根据案件性质，将要求加害人对环境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和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即环境污染侵权既要适用因果推定，也适用过错推走。首先，关于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生产工艺技术极其复杂的情况下，要让无技术装备条件的受害人举出被告从事了何种侵权行为，其侵害行为与受害人所受损害之间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以及侵害人主观上有无故意和过失的证据，将是十分困难的。为了保证污染受害人的损害能够得到法律的救济，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正，我国与许多国家一样在环境纠纷中规定了倒置的举证规则。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第3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1款第3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从这两者规定的比较来看，两者立法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更好的保护环境污染受害人的权益。但前者之规定过于笼统，且不合于司法实践，实际上连最激进的环境法学者也从未认为，只要原告提出被告侵权主张，被告就必须举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没有侵权。实际上，环境侵权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通常被论说为，“在环境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被转移到被告身上。原告只需证明有损害结果，证明可能是由被告的污染行为造成的即可，而被告必须举出充分的证据推翻这种可能性，才可免除赔偿责任”。也就是说，这种举证责任的倒置实质上只是将一部分本应由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在原告提出表面证据，证明污染者已有污染行为或可能有污染行为时，如果被告举不出可靠的证据来证明该污染、破坏结果不是其行为所致，法院则可认定环境污染损害与被告行为有因果关系。而并非顾名思义的全部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相比之下，后者的规定更加明确地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中加害人的举证责任，更具有实际适用性。其次，关于加害人过错的举证。在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侵权案件中，一般而言，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无需对加害人的过错进行举证。无过错责任肇始于1838年德国颁布的《普鲁士铁路法》，亦称为无过失责任、危险责任，其以特定危险的实现为归责理由。换言之，即持有或经营某特定具有危险的物品、设施或活动之人，致侵害他人权益时，应就所生损害负赔偿责任，赔偿义务人对该事故的发生是否具有故意或过失在所不问。其基本思想，不是对不法行为的制裁，而在于“不幸损害”的合理分配。适用无过错责任，可以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加重加害人的举证责任，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从我国法律规定看，《民法通则》第124条、《环境保护法》第41条确认了环境污染侵权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依无过错责任原则，其构成要件有二：一是实施了环境污染行为并因此引起环境污染的危害后果。二是环境污染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即受害人只需提出自己的损害，不论加害人有无过错，都应对其污染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从我国环境立法上看，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中，只要污染环境造成危害的，不管行为人主观上有无过错，也不管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上是否违法，都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三）加害人实施环境污染行为的举证责任如前所述，对于环境污染致人损害赔偿案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仅仅在环境污染侵权的因果关系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并非原告不必承担任何举证责任。在此类案件中，作为环境污染受害人的原告，还是需要承担必须的基本的举证责任，即必须证明作为加害人的被告实施了环境污染行为。从侵权民事责任构成的四要件出发，一般侵权的成立应该具备：1、加害人的违法行为；2、损害事实（加害人的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不利后果）；3、因果关系（违法行为和损害事实存在因果上的联系）；4、加害人的主观过错。因此，一般侵权案件中，原告应该举证对上述四要件进行证明，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侵权案件作为特殊侵权，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无需原告对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进行举证，但原告必须对前两要件即加害人的违法行为和自己的损害事实予以举证证明。从本案来看，原告张某认为被告郭某室内装修存在污染行为，导致自己身体健康受损，这在定性上属于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由此，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张某无需对郭某的侵权行为和自己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张某有侵权的主观过错进行举证证明。但是，作为环境污染侵权的受害人的张某也必须举证证明如下两方面：郭某的室内装修是环境污染行为；张某身体健康受损的事实。从本案张某的一、二审的举证情况看，张某仅仅提供医院的诊断证明及其医疗费证据来证明了自己的损害事实，但并没有提供证明证明郭某的室内装修不符合环保要求，是环境污染的违法行为。一审法院对环境污染侵权的举证责任倒置的理解存在理解上的偏差，没有对原告张某的基本举证责任进行审核，而不适当地加重了被告的举证责任，强调“被告不能证明原告所受损害系其它原因所致”，导致判决的错误。二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1款第3项之规定，对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尺度进行合理把握，确认原告张某没有提供证明证明被告郭某存在环境污染行为，从而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近些年来，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中国各种居室环境装修每天都在进行，而由于环保、设计等因素，导致室内环境污染纠纷发生的数量和程度已经达到空前的程度，此类诉讼在法院也是屡见不鲜。但从中国的环境司法实践来看，处理环境纠纷的法律规定却没有相应地得到加强。具体表现为有关环境纠纷处理的立法不健全，缺乏环境污染纠纷处理程序、证据规则、停止污染侵害的措施等明确清楚之规定，使得在众多之环境侵权诉讼中，受害人之利益往往无法得到切实之维护。本案中法院把握了正确处理环境侵权案件的法律精神，适用环境污染侵权的特殊规则，实现了个案结果上之实质公平。但现实中，室内装修污染问题确实比较严重，对装修家庭以及相邻的人群存在空气污染、噪声污染等损害，但是在诉讼中，由于空气污染、噪声污染等环境污染的举证问题在现实中困难重重，尤其室内装修造成居室以外人如邻居等的身体健康损害，如何确认环境污染的成立？如何检测等举证的操作性几乎为不可能。本案便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郭某对其房屋进行装修，有可能由于装修不环保，气体挥发导致其楼上邻居受到身体伤害，张某不是装修房屋的主人，如何有权及时委托环境监测中心等鉴定机构进行空气检测，从而确认环境污染的成立？而要等到诉讼中再申请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检测，由于气体的挥发，又很可能时过境迁，污染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因此，为了使更多的环境污染受害者的利益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思考如何建立专门的环境民事侵权诉讼机制，完善专门的证据规则，应该值得立法者以及司法者更加关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六庭·胡建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