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侵权事件的文章

❶ 大家帮我提供个文章--关于侵权行为法的

当前危害公共安全案件的主要特点、原因及对策
信息来源:熊皓 发布时间:2008-03-06 字号:小 中 大
危害公共安全案件多系严重刑事犯罪案件，历来是刑法打击的重点。近年来，重庆市大足县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案件比较突出，2004年至2005年8月，县检察院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90件99人，已起诉84件88人（注：以下均按起诉数据进行统计），这些案件严重破坏了社会治安形势，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威胁，如何有效遏制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已经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犯罪特点
1、发案呈逐年上升趋势。2001年，起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案件13件19人；2002年，起诉19件20人；2003年，起诉32件32人；2004年，起诉50件54人；2005年1至8月，起诉34件34人。
2、涉案罪名集中。危害公共安全案件中，涉案罪名集中于交通肇事和涉枪爆犯罪，其中以交通肇事犯罪最为突出。2004年至2005年8月，起诉交通肇事和涉枪爆犯罪案件81件85人，其中交通肇事犯罪案件63件63人，涉枪爆犯罪案件18件22人，二者之和占起诉危害公共安全案件的96.4%和96.6%。
3、从行为人的身份上看，呈现三多.一是农民、工人、个体人员多。88人中，农民、工人、个体人员77人，占总人数的87.5%；二是男性居多，共87人，占总人数的98.9%；三是文化程度低下者多。88人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3人，其他人均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4、涉爆案件中多数涉案爆炸物数量大。涉爆案件均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火炮的火药或原材料，且多数数量较大。如喻文火、喻永明、陈文国非法买卖运输爆炸物案，2004年2月9日，喻文火在三驱镇老米市坡联系车辆时，告诉陈用车到荣昌县城拉制作土火炮的原料，双方说好运费120元，并留下联系电话。11日，喻文火叫其儿子喻永明去荣昌拉火炮原料，并帮忙上下车，随后二人搭乘陈驾驶的车辆从本县三驱前往荣昌县城。途中，二喻用电话与荣昌的郑某（在逃）联系购买氯酸钾、铝粉、雄黄、引线等物品。当晚19时许，三人来到郑某住处，喻文火与郑某商量好价格后，郑某开车走前面，陈三人开车跟随其后，在荣昌县城至路孔方向的三岔路口处，郑某将车上物品转移至陈的四轮车上后，喻永明再次告诉陈拉的是制造火炮的氯酸钾、引线等原料。准备运回其家销售和自己制造火炮之用。在从荣昌返回大足珠溪镇的沙坝（地名）时被公安民警当场查获：氯酸钾2000公斤，铝粉60公斤，雄黄200公斤，引线290400米。
5、从犯罪结果上看，多数案件后果严重。一是交通肇事案件后果严重。绝大多数交通肇事案件导致了人员的死亡，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一方面，一些交通肇事案件的肇事者生活境况不好，加上交通肇事后车辆损毁、误工损失、民事赔偿、刑事责任等的拖累，极易产生破罐子破摔的想法，甚至萌生其他违法犯罪的念头，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另一方面，交通肇事案件使许多原本美满的家庭人亡家破，老人无人赡养，孩子无人抚养、教育；造成受害人残疾的，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终身的痛苦。不论死亡，还是伤残，都加重了社会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方经济的发展。二是涉枪案件后果严重。如邓义忠、王碧江、王文节非法买卖枪支案，1997年下半年，邓义忠在青海做生意时非法买得自制六四式手枪一支。2003年5月，邓将手枪非法卖给王碧江，事后王又将该枪非法卖给刘二娃，刘二娃又伙同王文节等人将枪以7000元的价格卖给李寿强、蒋光渊二人。2003年6月2日晚9时许，李、蒋二人携带枪支窜至荣昌县昌元镇实施抢劫，被民警甘在华、申强查获盘问，李开枪射击，甘腹部中弹经抢救无效死亡，枪杀民警事件在重庆市范围内造成重大影响。

二、犯罪原因
1、行为人法制观念淡薄。行为人文化素质低下，法制意识淡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知识的了解十分欠缺，对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表现为无知，对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不少人还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是犯罪行为，仅认为是一些民事纠纷。
2、地方经济落后，不法分子受暴利驱使，铤而走险以身试法。由于个别地方经济落后，非法制造、买卖爆炸物和非法买卖枪支成本低，出售后利润高，高额利润的回报诱使不法分子宁可判上几年刑，也不愿受穷，经济落后主导了犯罪分子的价值观，以致一些人敢于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3、交通肇事犯罪居高不下主要系违章驾车。一是酒后驾车。许多驾驶员明知酒后不准驾车，但往往抱有侥幸心理，置交通法规于脑后，从而导致惨剧的发生。二是无证驾驶。一些人没有经过系统培训，未获得驾驶证，自恃有经验或出于好奇驾车，从而酿造悲剧。三是驾驶病车。道路交通管理明确规定机动车必须保持车况良好，车容整洁。制动器、转向器、喇叭、刮水器、后视镜和灯光装置必须保持齐全有效。但有的驾驶员明知其车况并不合格，仍然驾病车上路，从而引发事故。四是缺乏经验。有的驾驶员培训时间较短，缺乏必要的驾驶经验。在驾驶中突遇紧急情况，往往会手忙脚乱，采取措施不当，造成了事故的发生。
三、对策
1、加强法制宣传。要进一步加大普法教育和宣传的力度，提高群众的法律观念和法制意识，使其能知法、守法，做到依法办事，维护法律的尊严。加强交通法规宣传，重点加强对车主、驾驶员和群众的交通法制教育和交通安全常识了解，使法治观念深入人心，使广大人民群众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规，自觉抵制错误的交通行为。
2、继续保持严打的高压态势，加大打击该类犯罪的力度，对其打击要坚决，对其惩处要及时，以打促防。同时，在广播、电视、报刊上积极宣传严打成果，从而震慑有犯意的人，便其不敢越雷池半步。
3、加强对枪支、爆炸物的管理。有关部门要严格堵塞枪支爆炸物销售渠道，尤其是对发现过非法制造、买卖枪支爆炸物的地方，要进行严格的清理整顿。加强枪支爆炸物管理登记制度，建议采取定期重新登记的办法，切实做到严格管理。司法部门要会同政府有关部门经常深入基层，摸清底数，提前教育，防微杜渐。
4、加强对车辆的管理和检测力度。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已颁布实施，提高驾驶员准入标准，取缔管理混乱的小驾校，提高办理机动车辆驾驶证的费用是合理的。要将办理机动车辆牌、证的费用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幅度内，鼓励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申办牌证，以便交通部门的管理。车辆管理部门要加强对车辆的管理，定期不定期地上路检查，用先进的技术设备测试行驶中车辆的车况，一旦发现车况存在事故隐患，要发现一辆暂扣一辆，并对扣下的车辆进行强制修理，超过使用年限的要强制报废，将交通事故遏制在萌芽状态。
5、加快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我们知道，只有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才能增加就业的机会，才能使那些仅仅是为了满足温饱的穷犯罪得到遏制和消除。近几年，贵州在整治枪患问题方面成效显著，其经验之一就是政府加大了对枪患严重地区的扶贫工作力度，使该地区在较短时间内摆脱了贫困。因此，我们应借鉴其成功经验，标本兼治，在加大整治枪支爆炸物的同时，加快经济发展，重点加大扶贫工作力度，帮助当地群众摆脱贫困，从而为预防犯罪提供物质保障。

❷ 求一篇关于侵犯著作权的案例及分析

首先你要清楚什么要件才算侵犯著作权。
侵犯著作权的构成条件
著作权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侵犯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权益，情节严重的行为。我国《著作权法》第15条、第16条规定了15种侵犯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行为，但是根据本条规定，只有下列四种侵权行为可以构成本罪：
1、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行为。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即指未经过著作权人的同意。著作权人一般指作者，也可能是其他依法享有著作权的公民、法人或非法人单位。根据《著作权法》规定，由法人或非法人单位主持，代表法人或非法人单位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非法人单位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非法人单位视为作者，享有著作权；演绎作品著作权由演绎人享有，合作作品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如其中的作品可以单独或分割使用的，其作者可以单独享有著作权；电影、电视、录像作品的导演、编剧、作词、作曲、摄影等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其他权利由制片者享有，如果剧本、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其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权。任何未经上述人员同意而使用其作品的，均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行为。
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规定，复制是指以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多份的行为；发行是指为满足公众合理需求，通过出售、出租等方式向公众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复印件。根据本条规定，复制与发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整体行为，应同时具备才构成本罪，如果仅仅具备其中一个方面的则不符合本罪行为特征。当然不同行为人事先通谋而分别实施复制、发行的，属于共同犯罪，仍然可以构成本罪。
2、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行为
出版是指把作品编辑加工后，经过复制向公众发行的行为。出版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复制发行。出版者出版图书，一般需要经著作权人授权而取得对作品的专有出版权。专有出版权是指出版者对著作权人交付的作品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地点以原版、修订版方式制作成图书并予以发行的独占权利。它是一种与著作权有关的重要权益，同样具有排他性，他人不得行使，否则构成侵权。
3、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行为
这是一种侵犯录音录像制作者著作邻接权的行为。录音录像制作者即制作录音录像制品的人，由于他们不仅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更付出了相当的独创性劳动，对其制作的音像制品也依法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并获得报酬的权利，他人未经许可复制发行其音像制品的，当然是对其权利的侵犯。
4、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行为
这是一种借他人之名非法牟利的行为。它不仅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 (主要是署名权)，而且必然会影响他人美术作品的销售，从而间接侵犯他人的财产权。同时这种行为还欺骗了社会公众，对我国文化市场秩序具有相当的危害，因此应予以惩治。
值得探讨的是，本条把“制作”与“出售”以顿号分开作并列规定是否意味着有其中之一行为即可构成本罪?我们认为，结合构成本罪的前面三种行为方式，此处应理解为“制作并出售”或“为出售而制作”才构成本罪，这样其与“复制发行”和“出版”一样作为本罪在客观方面的行为表现之一才有其合理性。从主观上看，也只有既制作并出售或为出售而制作才能表明行为人具有营利的目的。
根据本条规定，上述四种情形还必须是违法所得的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才构成本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个人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单位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属于“违法所得数桩较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严重情节”：因侵犯著作权曾经两次以上被追究行政责任或者民事责任，又侵犯著作权的；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万元以上，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支十万元以上的；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或者具有其他严重。

❸ 我们身边发生的侵权事件

案情：

1993年7月22日，原告农垦公司与被告住宅公司就农垦大厦的施工签订施工合同。合同载明，建筑面积暂定43277平方米，工程分两期实施，第一期工程细节在合同中明确予以规定，第二期工程则视情况另签协议。1996年7月，农垦大厦一期土建工程完工。因建设资金问题，二期工程没有继续修建。

1997年7月7日，农垦公司取得农垦大厦的房屋所有权证，该证书“房屋状况”载明了“商场、办公”用途。一期工程完工后，农垦公司入住使用了一部分，出租给他人使用了一部分，住宅公司以工程款未支付完毕为由占用了部分楼层拒绝撤出。2001年9月，农垦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住宅公司撤出施工现场。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7月29日终审判决住宅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农垦大厦第二、三层房屋腾空交付给农垦公司。判决生效后，住宅公司于同年9月20日撤出所占房屋。

2005年11月，农垦公司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住宅公司赔偿自2002年5月29日起至撤出农垦大厦期间占用该房屋的经济损失3407500元。住宅公司以其未构成侵权、未经综合验收（主要为消防）的房屋不能投入使用因而农垦公司没有损失等理由拒绝原告的赔偿请求。

分析：

第一，在私权与公共利益的利益衡量中，国家公权对私权行使的适度干预。

民事权利的行使因受国家公权力的限制而得不到法院的支持，这种情况在审判实践中发生并不多。有观点认为，民事权利之争由民事法律调整，如果一方当事人有违公法，应由执行国家公法的具体行政机关对其进行行政上的处罚，不能因其有违行政法规而使其民事权利得不到保护。

第二，所有权权能具有可分性，侵犯不同的权能会产生不同的侵权后果，侵犯所有权的侵权责任承担应与侵权后果相适应。

但本案判决可能引起的争议在于，在本案判决之前，住宅公司占用农垦公司房屋的行为已被重庆一中院（2002）渝一中民终字第2036号判决认定为侵权，而此案中农垦公司要求住宅公司承担侵权责任予以赔偿损失的诉求未获支持，这与前案的认定是否存在矛盾？

对此，判决指出，关于住宅公司不构成侵犯农垦公司房屋“使用”权的认定，与重庆一中院（2002）渝一中民终字第2036号判决中关于住宅公司已构成侵权的认定并无矛盾。

(3)关于侵权事件的文章扩展阅读：

侵权行为与违约区别：

一、侵权行为违反的是法定义务，违约行为违反的是约定义务；

二、侵权行为侵犯的是绝对权，违约行为侵犯的是相对权；

三、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包括财产责任和非财产责任，违约行为的责任仅限于财产责任。

❹ 一篇关于产品侵权的论文

侵权责任法在食品侵权方面的私法救济性
——以毒奶粉事件为模型的思考
陆梦慰*

【摘要】近来发生的三鹿奶粉突发事件，给大量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人身和财产损害。政府在惩治相关方给予受害人最大限度的补偿的同时，更应以此事件作为在侵权责任法制定之际的一个启发。在其立法中对归责原则和举证责任等的设置做出有利于消费者的倾斜，以体现其私法救济性法。
【关键词】食品侵权 归责原则 立法展望
最近三鹿奶粉爆出掺假丑闻，目前造成1.3万多名婴儿身患泌尿系统结石，其中3名甚至因为肾衰竭而死亡。 事件同时牵出乳制品行业的一个惊天秘密：即为了应对质监局对奶品含氮量（以此推测蛋白质含量）指标，已形成了集体往生鲜牛奶中掺三聚氰胺的行业潜规则。
值此侵权责任法制定之际，该事件的曝光无疑引起了对消费者寻求食品侵权行为之私法救济的诸多关注，即作为救济法的侵权责任法，应如何体现其对受害人的保护性倾向。具体包括：对于食品侵权责任应适用何种归责原则；对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受害人（消费者）来说，是否应对其损害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因食品质量缺陷造成的损害赔偿，应如何主张。

一． 食品侵权的特点
食品安全侵害作为典型的现代型侵权，与其他民事侵权相比，无论从侵害手段、因果关系认定乃至损害程度与范围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区别。
（一）侵害手段的特殊性
传统侵权行为大多具有明显的违法性或违德性的特征，例如损毁他人财物、砍伤他人身体等等，其价值的非难性比较明显。而食品安全侵权则不然，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日益增加，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导致风险来源的大量增加和多元化。例如这次的三鹿奶粉事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消费者根本无从得知奶粉中会存在何种添加物以及该添加物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何种影响。这对消费者来说，无疑将导致侵害的难以规避性。另外，食品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在质量的判定上往往遵循特定的标准，所以，对突发的重大质量瑕疵缺乏预见性。
（二）因果关系的复杂性
在现代社会，风险加剧，导致对因果关系的认定愈加困难。受害人经常距离损害发生的原因比较遥远，或者因为技术上的障碍、信息不对称或经济实力等原因，而造成举证困难，受害人往往难以确定损害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表现在食品安全侵害中，则为受害人难以精确说明食品质量问题与自身损害的因果联系，缺乏权威的质检机构对其加以界定。例如此次毒奶粉事件，如果让消费者自己证明究竟多少数量的三聚氰胺会造成侵害，难度将相当大。
（三）侵害程度与侵害范围的特殊性
传统侵权通常是特定加害人对特定受害人造成的个别权益侵害现象，不太会出现大范围的全体受害现象。而食品安全侵害则是一种现代型的集团性侵害，它所侵害的往往是不特定多数人的普遍权益。食品质量侵权通常表现为某种特定食品对长期食用该产品的所有人的广泛侵害。这种侵害往往会形成社会性权益侵害的现象，造成大范围人员伤亡的责任事故。
食品侵权的上述特点，已远远超出了传统侵权法的法理和制度框架。对这类侵权，如果依旧死板地适用传统侵权法，则势必会在司法实践中遇到极大的困难，也难以有效保障受害人作为弱势群体的利益以发挥民法的公平正义。
因此，在这里，笔者将结合三鹿奶粉事件，探讨在食品侵权中应如何充分发挥侵权责任法作为救济法的作用。
二． 食品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从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到严格责任
（一）对归责原则的概述
“归责”在法律上的含义，是指依据某种事实状态确定责任的归属。归责原则作为“确定行为人的侵权民事责任的根据和标准” ，是任何一种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所必然进行的一种价值判断的体系。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是归责的规则，它是确定行为人的侵权民事责任的根据和标准，也是贯穿于整个侵权行为法之中，并对各个侵权行为法规范起着统帅作用的立法指导方针。归责原则在侵权行为法中居于重要地位，确定合理的归责原则，建立统一的归责原则体系，实际上是构建整个侵权行为法的内容和体系。
对产品缺陷致害责任应该适应何种归责原则，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一是过错责任说，所谓过错责任 ,就是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权利时 ,应就所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该说认为，《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产品质量不合格”即为有过错，因此产品缺陷致害责任是一种过错归责。二是过错推定责任说，该说认为，当瑕疵产品造成消费者损害时，先推定制造商或销售商之过失，将举证责任转换至制造商身上，如果制造商无法举出抗辩理由，就需要承担责任。三是无过错责任说，该说认为产品缺陷致害责任不以主观过错为要件，是一无过错责任，无论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有无过错，均应对产品缺陷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四是二元责任说，该说认为产品缺陷致害责任既适应无过错责任原则，也适应过错责任原则，但以无过错责任原则为主，严格责任原则适应于生产者和销售者的直接责任、表面责任 和生产者的最终责任、实质责任；过错责任原则适应于销售者的最终责任和运输者、仓储者及中间供货人的最终责任。
目前，过错责任说已被大多数国家的立法所抛弃，过错推定责任说仅适用于销售者的最终责任，生产者不能以其对产品缺陷致害无过错作为抗辩，如适用这一原则则不利于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无过错责任，是不以主观过错为要件，无论生产者、销售者有无过错均应对损害承担责任。
有学者认为“无过失责任”或“无过错责任”就是“严格责任”的别称，其实，二者差异颇大。从法律责任性质上讲，严格责任保持了法律责任的惩罚、教育功能，同时也及时弥补了受害人的损失，在受害人和加害人之间合理分配损害；而无过失责任则不具有制裁并预防不法行为发生的作用，其目的仅在“对不幸损害之合理分担”。 另外，严格责任仍然允许加害人提出特定的抗辩事由以求免责；而无过失责任纯粹为客观归责，一旦被告的行为或物件致人损害，被告就被确定要承担责任。
因此，现在在产品责任法领域中，严格责任原则已成为各国立法所普遍采纳的原则。所谓严格责任原则，是指：只要产品缺陷造成了消费者人身或财产损害，生产者或销售者就必须对此进行赔偿。作为一种专门因应现代科技发展而出现的产品责任理论 ，严格责任原则在食品侵权领域的应用则由于具有下列两个特点而备受青睐：其一是预防优势，即对于预防因为食品缺陷与风险所招致的损失，作为被告的生产者总是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其二是风险或损失扩散优势，即作为被告的生产者比较容易地将缺陷食品或风险食品造成的损失通过增加费用或保险等手段分散出去，转而由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成员来共同承担， 符合其“不幸损害之合理分担 ”的基本思想。并且，采用严格责任原则符合“ 谁收益谁负担风险 ” 的罗马法原则 ,食品制造商销售食品赚取利润自然应当对其产品缺陷所招致的损害负责 ,况且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还可以刺激食品生产企业改进产品设计 ,完善和加强对产品生产过程的监管 ,提高产品质量 ,保障产品安全。
（二）我国在相关问题适用的归责原则
我国现行的产品责任法律规范主要体现在《产品质量法》中。目前，尽管我国《民法通则》和《产品质量法》对产品质量有很多约定。《产品质量法》第41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42条规定：“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理论界一般认为41条规定了严格责任原则，42条规定销售者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三）在我国的适用范围之比较
根据《民法通则》第 106 条第三款“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应包括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的侵权(《民法通则》第 121条,下同)、产品责任(122条)、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123条)、污染环境致人损害 (124 条)、地面施工致人损害(125条)、饲养动物致人损害 (127 条) 、法人对其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包括执行职务给他人造成的损害 (不得以选任或监督无过错而主张免责)(43、121条) 等。这也是当今世界通行的做法。法律规定的免责条件主要有不可抗力 (107 条) 、受害人故意 (123条) 、第三人过错 (127 条) 、“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和“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或投入流通时的科技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存在的”五个方面。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一般的侵权行为 (《民法通则》)
所以,从适用范围上看,严格责任只适用于法律有明确规定时。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法官在判案过程中为尽快平息纷争,尽量降低审判成本、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而采取的一种技术技巧,而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要比前者普遍、广泛得多。

三．食品侵权中的举证责任及相关立法展望
侵权责任法是一种事后法律，是对社会关系的第二次调整。其本身作为救济法不能主动介入到某种社会关系中。换句话说，侵权责任法是权益受到侵害之后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它的核心是解决在权力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应该怎么救济的问题。而此次三鹿奶粉事件作为对侵权责任法立法的一个启示性事件，同样揭示出举证责任在消费者寻求损害赔偿时的重要作用。例如，尽管有关部门以检测出奶粉中添加了三聚氰胺，但却没有明确造成损害的剂量之上限。那么，消费者应依何标准主张产品存在缺陷？另外，消费者的损害范围除了包括实际身体健康受损的所主张的医疗费外，没有实际受到缺陷产品侵害，但其去医院检查花去的检查费用及车马费是否应包括在内？最后，在毒奶粉事件爆出后，除了三鹿之外，乳品行业内的绝大多数企业也被牵扯进来。这就导致消费者索赔的困难，如何证明其所遭受的损害是由特定企业造成的，也将是侵权责任法不得不纳入考虑的问题之一。
产品侵权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有：产品存在缺陷；存在损害事实；产品缺陷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下面，笔者将一一解读我国现有法规对各构成要件的规定，并就侵权责任法的立法作相应展望。
（一） 关于产品缺陷
产品责任制度的核心在于对“缺陷”一词的解释和定义，因为缺陷是任何权利要求的基
础。产品缺陷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在产品责任诉讼中，判定产品是否存在缺陷，不仅关系到原告能否获得赔偿，而且也是实现责任控制、防止过度归责的一道“安全阀”。 因而，它往往成为利害关系人争执的焦点。
在我国,关于产品缺陷含义的界定与国外的有关立法规定是一致的。 在《民法通则》第
122 条中规定: “因为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这里的“产品质量不合格”在解释上应按产品责任法通用之‘缺陷’概念进行解释。《产品质量法》第46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不合理的危险 ,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
可以看出，第46条的规定,是我国有关立法上首次使用产品“缺陷”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吸收了国外产品责任法中界定产品缺陷的主要内容,把“不合理危险”作为产品缺陷的基本含义,同时将产品缺陷与一定的产品标准直接联系起来,增加了有关“安全标准”的内容。这条规定是对《民法通则》关于“质量不合格”的扬弃,有其合理之处。但从对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来看，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1. 在实践中,怎样来确定产品是否存在不合理危险呢?
在产品责任法发展最迅速、最完备的美国,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一般采用以下认定标准:一是消费者对产品安全性的期望标准,即以普通消费者对该产品的特性具有人所共知的常识所能预见的程度为标准进行判断,如果该产品的危险程度超过了消费者合理预期的程度,则具有不合理危险性,因而该产品就是缺陷产品。比如，三聚氰胺是一种化工原料,误将其食用会有碍健康。对于这种危险，正常消费者都能认识到,因而不属于不合理的危险。但如果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则属于不合理的危险,因为正常消费者不会预料自己所购买的奶粉中含有会使人患泌尿系统结石的化工原料。
任何法律都有刚性和弹性的一面，而成文法的不周延性决定了必须制定弹性标准。借鉴美国的“消费者合理期待”原则，我国的侵权责任法可以适用大陆法系的“诚实信用原则”。例如，在毒奶粉事件中，添加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诚信原则，消费者便可以此来主张奶粉存在缺陷。
2. 新产品的开发与相应的产品标准的制定存在时间差时，生产者是否可以产品符合强制性安全标准而主张不存在不合理危险,并据以要求免责?
笔者认为，不宜优先适用强制性安全标准,不应将其代替不合理危险而成为判定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另外标准,否则容易偏袒生产者和销售者,不利于公平地保护消费者。因为当前中国社会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在标准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生产商们拥有很大的发言权,特别是有关产品质量的行业标准,更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行业内企业的积极参与。他们往往通过参与标准的制订来施加影响,以尽量减轻其责任,从而损害消费者利益。安全标准的制订不仅受到制订者认识水平的制约,而且也受到科技水平、生产水平等因素的制约,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新产品的大量涌现,使标准的制定和修改呈现滞后性,某一产品的强制性安全标准可能并未包括该产品的全部安全性指标。符合强制性指标的产品,仍有可能具有安全标准范围以外的不合理危险的情况,因此,这些安全标准本身并不一定是最先进、最合理的，而笼统的规定符合这种安全标准的产品即无缺陷显然有失偏颇,势必会引起产品缺陷认定的疏漏,从而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这显然与产品责任制度创设的目的——保护消费者、用户利益相违背。因此,应该把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作为产品进入市场的行政许可的最低要求,若产品不符合该标准,则成为产品有缺陷的直接证据,生产商应承担责任;若产品已经符合该标准,则是产品无缺陷的初步证据,消费者如果有其他标准证明产品确实存在缺陷,那么生产商仍应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侵权责任法在适用中可对《产品质量法》第46条作这样的理解:产品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是产品存在缺陷的充分条件,但产品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只是产品不存在缺陷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从根本上讲,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是由产品责任制度的立法目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决定的,我国在认定产品缺陷时宜采用弹性标准,即以不合理危险作为衡量标准,而安全标准只是实际认定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判定依据,但不能作为优先适用的标准,不能将不合理危险标准取而代之,即符合安全标准同时还应适用不合理危险标准。
（二） 损害事实的范围
损害事实作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指某种行为致使受害人财产权、人身权受到侵害，并导致财产或非财产的减少或灭失结果的客观事实。就损害事实的本质而言，侵害事实必须造成损害后果。可具体表现为受害人死亡、残疾、增加病痛、延长治疗期限以及各种形式的财产损失。
损害赔偿法律关系赖以存在的根据便是损害事实，有损害才有救济。这是因为，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是以财产赔偿的方法承担的，一方面是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侵权责任法的事后救济性，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如果仅有违法行为，而无损害结果，那么赔偿也就无从产生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四条，损害事实主要有两类，即财产损害与人身损害。 财产损害。财产损害实质上是对财产权利的损害，是指受害人因加害人的不法行为而遭受的财物方面的经济损失。财产损害可以用金钱的具体数额加以计算，不包括臆想的、不能证明的、无法确切计数的经济利益的损害。财产损害的类型可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是指已得利益丧失或现有财产减损，例如因医疗事故造成病人诊疗而花费的医疗费。间接损失是指可得利益的灭失，如医疗事故致残导致病人丧失劳动能力而减损的劳动收入。人身损害。人身损害即侵害他人的生命权或健康权，导致受害人受伤、致残或死亡。纠纷案件绝大多数会造成人身损害。
在毒奶粉事件中，相对人受到人身损害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财产损害具体该如何定性呢？这里就存在定义损害范围的问题，即如果此次事件中的相对人确因三聚氰胺受到侵害而患了肾结石（主损失），那么所有因看病而花费的检查费和车马费等（附损失）都应归入损害范围；如果相对人没有患病，那么其相关开销是否应计入损害范围。
笔者认为，应该计入。如前所述，消费者与商家的信息不对称性导致其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因此，法律应该允许消费者在未知的领域内，为规避风险而做的防范措施所造成的损失计入损害范围。
对于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借鉴来说，出于强化对受害人救济的角度考虑，应扩大侵权法可补救的损害范围。具体来说，就是损害除了包括财产损害，还应包括精神损害等非财产损害；除了包括实际的现实损害，还应包括潜在的未来损害。一些国家通过扩张损害的概念，从而使侵权责任法展现出创设和生成权利的功能。

（三） 因果关系推定及举证责任倒置
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是侵权损害原因和结果之间的相互联系。虽然两大法系各国都主张因果关系是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但除法国民法典对因果关系有所涉足外，各国立法对因果关系及其标准均无具体规定。这一方面是立法和司法的不幸，另一方面又为规范和统一因果关系标准提供了机遇和空间。并且，为了应对现实的挑战 ,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不得不重新检讨。于是,为了克服传统因果关系理论的僵化与不合理现象,在民事责任及其诉讼理论上,逐渐出现了各种因果关系推定理论,并逐渐为各国立法及司法实践所支持。
在我国， 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经历了从“必然因果关系”说，即认为原因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必须有必然联系才具备因果关系，到“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发展过程，目前在我国占通说地位的是相当因果关系说。 结合毒奶粉事件看，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前所未有的损害事故也随之发生,如环境污染、 核电站泄露、医疗事故、建筑事故以及食品安全事故、药品不良反应事故等等。这些损害事故的事实原因经常牵涉极为深奥的专业知识,普通人难以了解其致害机理,有时甚至穷尽现有的科技知识,依旧无法准确地确定其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死板地遵循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势必会因其证明上的困难而使受害者无法得到应有的救济,且更使加害者逍遥于法律之外,造成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
所谓相当因果关系说，是指以条件说所论证的事实因果关系为前提, 又主观地限制因果关系的范围, 此说认为, 如果某项事实仅于现实情形下发生该项结果, 还不足以判断有因果关系, 必须在通常情形下, 依社会一般见解亦认为有发生该结果之可能性, 始得认为有因果关系, 那些依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看来是偶然的条件行为则不是法律的原因。
但是，有学者指出“相当因果关系说”由于不排斥原因和结果之间所有的可能性的联系，有扩大因果关系范围的可能性，可能会使因果关系的链条拉得过长，涉及的原因也过多，会扩大责任人的范围，也有可能使受害人得到重复的赔偿，或不适当地扩大赔偿范围，虽然在
许多情况下有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但也有可能使不应该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承担了不该承担的民事责任。
相应的，在侵权因果关系理论与实践方面取得突破性发展的日本，首先发展出了“盖然性”因果关系理论,“诉讼上的因果关系的举证 ,并非所有的证据都得经过不容置疑的自然科学的证明法则来加以证明 ,可以依照经验的法则 ,综合所有的证据来进行推敲认定 ,只要能够认定只有特定的事实才能招致特定的结果的发生这一关系 ,就可证明这一事实对于损害结果具有高度的盖然性”。但是,“盖然性”因果关系理论并没有揭示当事人对这方面的举证应达到何种程度 ,因而客观上必然导致实际操作上的困难。
在这种背景下,“疫病学因果关系”(也称流行病学因果关系)理论应运而生。这一学说采用集体性统计方法,从疫病学分析某种疾病发生之原因及其关系较大的因素,进行综合性判断。使用疫病学的方法探寻一定的病因时,必须要对病因与疾病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进行研究,并通常要判断以下四个方面的条件: (1)该因子从发病前已经开始了作用；(2)该因子的作用越大,该疾病的患病概率便越高；(3)从该因子的分布以及增长和消退的角度来看 ,可以通过既有疫病学的理论对所观察到的流行疾病的特征进行解释,且不会出现矛盾 (该因素被消除或者有所减轻的话 ,该疾病的患病概率或者程度就会降低 )；(4)该因素作为疾病的原因,其作用机制基本上可以得到生物学上合理的说明,即使病理学上不能严密地加以说明,也可以肯定因果关系的存在。
在台湾 ,近年来发展出来的“事实因果关系”理论逐渐开始在侵权诉讼领域产生影响。而所谓事实因果关系 ,是指因果关系的成立 ,只须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 如无该行为 ,即不发生该结果 ” 这样的条件即可 ,而无须再判断是否具有必然的相当因果关系。这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因果关系推定。
如前所述,由于食品侵权的特征使得作为受害方的消费者在侵权诉讼中经常处于不利的地位 ,经常由于无法掌握有利证据而在诉讼中败诉 ,其权益得不到有效救济。在此背景下 ,举证责任倒置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并逐渐为司法实践所接受。“被告必须证明其行为无过失才可免除责任。” 在我国,根据2002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第4项之规定①,由药害侵权所引发的诉讼之证明责任也采取举证责任倒置。
因此，我国侵权责任法就食品侵权问题，可根据本国国情，在博采各种因果关系理论的基础上，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受害人只需证明有损失，而生产企业需证明该损失与缺陷产品无关，否则就推定其有关，即存在因果关系。王利明教授更建议，“在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制度中，立法不宜对因果关系做刚性规定。通过类型化的方法对因果关系的具体规则加以整理，在某些法律关系中，对举证责任负担，如举证责任倒置等问题做适当规定。”

❺ 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例，

我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专罪。第二百二十条属规定：“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要承担刑事责任，如果法定代表人并不知情的话，并不用承担责任。股东就更不用了，因为股东与其投资的公司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当然，如果该股东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并对该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负有责任，则也会受到刑事处罚。
除了承担刑事责任外，侵犯知识产权的单位还要承担赔偿受害人损失的民事责任。

❻ 调查一下我们身边发生的侵权事件

你的提问存在几个问题：1、如果是你直接使用网络调查的源代码，如果版代码编写者没有标明公权开使用或者免费提供，按照法律角度来说是侵权。解决法是：可以将代码显示页面或者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就可以直接使用，当然这个需要一点点网页编辑能力；可以自己学一点或者请人帮忙编写，但费用比直接编写要便宜非常多。网络上代码很多都是固定式的，侵权后取证或发现侵权都是非常难的。2、如果仅从问题和内容上使用，你可以适度进行修改，比如前后次序、部分内容、增加一些细节等，修改成比较符合你需求的内容。这里面侵权不是很好确定，只要不是网上调查没有写版权所有，适当修改后一般不造成侵权。3、侵权问题没有你想想那么危险，可以采取本调查来源于网络，若侵权请及时通知等方式来规避部分权利。

❼ 我们身边的侵权事件,简短的

案情：

1993年7月22日，原告农垦公司与被告住宅公司就农垦大厦的施工签订施工合同。合同载明，建筑面积暂定43277平方米，工程分两期实施，第一期工程细节在合同中明确予以规定，第二期工程则视情况另签协议。1996年7月，农垦大厦一期土建工程完工。因建设资金问题，二期工程没有继续修建。

1997年7月7日，农垦公司取得农垦大厦的房屋所有权证，该证书“房屋状况”载明了“商场、办公”用途。一期工程完工后，农垦公司入住使用了一部分，出租给他人使用了一部分，住宅公司以工程款未支付完毕为由占用了部分楼层拒绝撤出。2001年9月，农垦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住宅公司撤出施工现场。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7月29日终审判决住宅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农垦大厦第二、三层房屋腾空交付给农垦公司。判决生效后，住宅公司于同年9月20日撤出所占房屋。

2005年11月，农垦公司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住宅公司赔偿自2002年5月29日起至撤出农垦大厦期间占用该房屋的经济损失3407500元。住宅公司以其未构成侵权、未经综合验收（主要为消防）的房屋不能投入使用因而农垦公司没有损失等理由拒绝原告的赔偿请求。

分析：

第一，在私权与公共利益的利益衡量中，国家公权对私权行使的适度干预。

民事权利的行使因受国家公权力的限制而得不到法院的支持，这种情况在审判实践中发生并不多。有观点认为，民事权利之争由民事法律调整，如果一方当事人有违公法，应由执行国家公法的具体行政机关对其进行行政上的处罚，不能因其有违行政法规而使其民事权利得不到保护。

第二，所有权权能具有可分性，侵犯不同的权能会产生不同的侵权后果，侵犯所有权的侵权责任承担应与侵权后果相适应。

但本案判决可能引起的争议在于，在本案判决之前，住宅公司占用农垦公司房屋的行为已被重庆一中院（2002）渝一中民终字第2036号判决认定为侵权，而此案中农垦公司要求住宅公司承担侵权责任予以赔偿损失的诉求未获支持，这与前案的认定是否存在矛盾？

对此，判决指出，关于住宅公司不构成侵犯农垦公司房屋“使用”权的认定，与重庆一中院（2002）渝一中民终字第2036号判决中关于住宅公司已构成侵权的认定并无矛盾。

(7)关于侵权事件的文章扩展阅读：

侵权行为与违约区别：

一、侵权行为违反的是法定义务，违约行为违反的是约定义务；

二、侵权行为侵犯的是绝对权，违约行为侵犯的是相对权；

三、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包括财产责任和非财产责任，违约行为的责任仅限于财产责任。

❽ 关于侵权的案例

大家都知道复的：

某著名网制络公司在网游“泡泡堂”红极一时的时候推出了与之十分相象的“XX堂”游戏，

在网游“跑跑卡丁车”越来越火的时候也模仿制造了自己的“XX飞车”，

在“网络知道”为网络公司获取了巨大经济效益的情况下也推出了自己类似的网络咨询服务

❾ 李树喜的侵权事件

2009年6月29日因认为《察贤辩才》一书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光明日报出版社原社长李树喜将该书作者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告上法庭。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原告李树喜败诉。
原告称涉案书十分畅销
李树喜称，2007年3月，他出版了个人著作《李树喜品评历代用人方略》一书。此后，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黄书元为主编的《察贤辩才》一书，因是党政干部科学发展观文化读本，十分畅销。 李树喜表示，2009年5月他在北京图书大厦购买了该书，经核对，发现该书未经许可，大量抄袭了原告的作品。被告图书一共16.8万字，其中14.4万字均来自原告的作品，抄袭量占83.6%。李树喜认为，黄书元未经许可，将他的作品复制在自己的图书上从中获得名利，侵害了署名权、作品完整权、发行权等。人民出版社未尽到审查注意义务，是共同侵权人。为此，李树喜索赔10.8万元。
被告称原告著作亦侵权
庭审中，黄书元的代理人表示，《察贤辩才》一书素材来源于1993年出版的《国史镜鉴》一书，并已取得作者同意。作为证据，他向法庭提交了两位作者的书面签字。其次，该代理人提到，李树喜的《李树喜品评历代用人方略》一书本身已涉嫌对《国史镜鉴》构成侵权。
李树喜的律师郝惠珍认为，《国史镜鉴》一书也是由李树喜参与编写，而被告只获得其他两名作者授权，这种授权属于无效。
“社长告社长”一案审理终结 原告败诉
经过一审、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李树喜的所有诉讼请求，诉讼费用全部由原告李树喜承担。该案的二审是终审判决。
经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察贤辨才》是汇编作品，主要内容来源于1993年出版的《国史镜鉴》一书的《用人篇》，此篇的作者有4位，包括原告李树喜。人民出版社出版《察贤辨才》一书时，已获得除李树喜以外其他3位作者、包括原书主编的授权。同时，该书已按规定给包括李树喜在内的所有作者予以署名，并发放稿费。其实，原告用以举证的作品，即李树喜所著《李树喜品评历代用人方略》大部分内容亦源于《国史镜鉴》一书的《用人篇》，但李出版其作品时并未给其他作者署名和付酬，已涉嫌侵权。用涉嫌侵权的证据来举证，也不应该得到法律的支持。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在2009年11月予以宣判。判决认为：其一，根据《著作权法》规定：合作作品不可以分割使用的，任何一方无权阻止他方行使除转让以外的其他权利，但是经济收益应当合理分配给所有合作者。被告出版的《察贤辨才》一书，所得到的授权是合法的。其二，被告出版本书时，已尊重了原告的署名权，并发放了稿费。
一审判决后，原告李树喜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经过法庭谈话和调查，于2009年12月14日作出了最终判决：一审查明事实清楚，使用法律得当，故驳回原告上诉，维持原判。

❿ 关于侵权案件

1)C侵权。因为C在没有得到D授权的前提下，经营销售D公司1993年已经注册的产品。
2）C停止对D的侵权损害，向A追讨大部分的损失赔偿，A可以要求B承担连带责任，分担对C的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