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纠纷是什么

『壹』 什么是群体性事件突发的原因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

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环境、政策等宏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个体、群体心理等微观方面的因素。概括起来说，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体制机制转换和利益格局调整，导致部分群体心态失衡，这是产生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当前，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新旧体制矛盾交织凸现，体制机制转换、利益格局调整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直接或间接影响部分人的利益。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人们的旧思想和旧观念受到冲击，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部分小农经济意识较强，守旧思想较重的人的思想观念难以适应形势发展，出现了因利益失衡而产生的心理失衡，这一失衡直接导致思想方式的失衡和行为规范的失衡。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一些人对分配不公，对不正当致富，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情绪，当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或忽视时，他们极易产生相对剥夺感，不满和对抗情绪往往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

（二）农村基层组织战斗力不强，这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一是有的村“两委”班子不团结，意见不统一，相互拆台，或者在办理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务时，决策随意，方法简单，态度粗暴，工作不具体、不到位，出现矛盾时处理不及时，对群众的合理要求推诿扯皮、敷衍塞责，使小矛盾酿成大矛盾，加之防范工作不到位，给个别别有用心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二是有的村干部在做思想政治工作或处理政策问题时方法失当，缺乏民主，办事透明度不高，群众误认为囊中有鬼，失去群众信任, 或让个别群众借机“搭车”，使一些立场不坚定又不明真相的群众就容易被人利用、煽动，从而激化了矛盾。三是有的村党员干部正义感不强，怕得罪人或受气，不敢站出来讲公道话，助长了别有用心者的气焰,有的甚至就是闹事的支持者、组织者、策划者。

（三）群众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受到侵犯，导致群众利益受损，这是酿成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农村土地征用中，补偿金偏低、征地手续不齐全、补偿费用不到位、补偿分配不合理、失地后农民生活无着落；城镇房屋拆迁中，补偿标准低、政策不透明、补偿标准不一致；因土地的升值而产生的组与组之间，户与户之间的耕地、林地及林木权属和边界纠纷没有得到及时调处或调处不力而升级。如正化村十组与同村九组村民米吉香的林地边界纠纷，正化村八组与六组的林地权属纠纷等；部分非公企业中，企业任意压低、拖欠和克扣工人工资，不缴或少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赔偿不到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矛盾时，相关部门往往重经济轻环境，致使一些地方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影响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产生活等等，当群众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受到侵犯，极易引起群体性事件。

（四）群众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与其自身的法律素质之间的差异，导致维权行为失控，这是形成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随着法律知识的普及和社会主义法制的日益完善，人民群众依法办事的自觉性有所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但不少群众对法律法规了解不深，理解不透，有的甚至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片面强调政策、法律法规中有利于自己的一面。也有一些群众由于法律意识淡薄，道德失范、心理失衡不知道或不愿意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当群众之间、上下级之间出现利益摩擦或纠纷时，存在“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快闹快解决”的错误心理，误以为聚众闹事、集体上访可以对领导造成压力，能较快解决问题，使本来能通过法律程序或者其他方式得到解决的矛盾演化成群体性事件。

(五)职能部门不负责任，把关不严，这是形成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诱因。一些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不负责任，作风不够深入，使群众办事难，利益受损，或职能部门为了让业主单位早日发挥投资效益，时有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手续未齐全的情况下也让业主单位先行施工，而忽视了群众的切身利益，让群众抓住了不“依法施工”的把柄，造成了工作被动，导致矛盾激化。

『贰』 什么是劳动关系群体性纠纷动态监测预警制度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在保障职工基本权益、健全劳动协调机制等方面，做了整体性的规定。其中明确，要建立劳动关系群体性纠纷动态监测预警制度。
《意见》指出,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劳动关系矛盾逐渐凸显，部分地方拖欠农民工工资等损害职工利益的现象突出，集体停工和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刘而铎认为，选择此时出台《意见》，强调“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有明显的时代意义：
刘而铎：现在经济高增长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劳动关系复杂。另外一个方面，我感觉政府也有意强调对劳工过去欠账的强化。过去相对来说经济增长关注的多，现在社会建设这一块也进一步强化了，劳动关系也属于社会建设这个范畴。
《意见》明确，要切实保障职工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实现农民工与城镇就业人员同工同酬；落实带薪年休假等规定，保障职工休息时间，企业如因生产经营需要安排职工加班的，应与工会和职工协商；全面实行劳动合同，推行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健全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等等。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
张车伟：这样一些具体涉及到劳动时间、待遇方面的问题，更多我觉得是和劳动供求关系基本市场机制决定的，只有当劳动供求关系和劳动供求双方都有意愿来解决问题，而且对劳动双方都有好处的时候，它才会得到真正的执行。
另外，在健全劳动关系矛盾调处机制方面，《意见》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基层专业性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建设，完善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健全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完善仲裁办案制度；健全劳动保障监察制度，完善多部门综合治理和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机制；建立“劳动关系群体性纠纷动态监测预警制度”和群体性事件应急联动处置机制

『叁』 群体性事件有哪几类 产生的原因

1.群体性事件有哪几类

1、涉及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问题；2、环境污染问题；3、城镇居民的生活保障和福利问题；4、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引发矛盾；5、交通管理、交通事故问题； 6、劳资纠纷问题；7、政府、执法部门处理事件不当问题；8、复转军人安置问题；9、教育改革问题；10、企业改制问题。

2.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原因
群体性事件基本上是由各种利益矛盾引发。其中，大多数由物质利益矛盾引发，且是由直接、相关的物质利益矛盾引发，定州6.11事件就属于这种情况；少量的是由涉及公平、民主权益保障以及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因素引发，如安徽池州、山东阳信事件等。
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冲突正在成为新形势下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表现形式。在这一矛盾冲突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干部。
利益矛盾冲突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最重要条件。
群体心态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又一个重要条件
导火线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第三个重要条件。
利益诉求渠道缺失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肆』 什么是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的方式，或表达诉求和主张，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种事件。2009年9月，中共《党的建设辞典》时隔20年后再出版，在整部辞典的1015个词条中，1/3是新词，群体性事件等被收入其中。
主要特点
群体性
指每一起群体性事件是由某一身份的一群人制造和参与的。这是群体性事件的最基本特征。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呈上升趋势，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人员常常达到了成百乃至上千，甚至上万人参与的事件在全国也已屡见不鲜。群体性事件涉及行业越来越多，主体成分也呈多元化。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已遍及各个省（区）、市、县，涉及城市、农村、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等众多行业和领域。过去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多是农民、厂矿企业退休人员，现在则是在职和下岗职工、农民、个体业主、复转军人、教师、学生、技术人员、干部等各阶层人员。
起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从一些突出的群体性事件的起因分析，应该说绝大多数集体上访甚至闹事都有一定的理由，即有其合理的部分，而真正无理取闹是极个别的，因此往往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
组织性
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已由自发松散型向组织型方向发展，事件的聚散进退直接受指挥者和骨干分子的控制和影响。尤其是一些参与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往往事先经过周密策划，目的明确、行动统一，组织程度明显提高，甚至出现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联活动。有的还集资上访，并聘请律师，寻求媒体支持。
效仿性
指当前群体性事件具有广泛的示范性和传播性。一些群体事件在开始之初，大多仅限于少数人及个别区域。随着事态的发展，影响力的扩大，引起周围区域或利益相关者心理共鸣，一旦甲地发生群体性事件，乙地、丙地便纷纷效仿，互相传染，使参与人数及区域不断增多和扩大，甚至出现互相串联，互相取经现象。例如，2002年以来，黑龙江大庆等地发生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对全国其他省（区）、市、县产生了不良的示范效应，在一些整个东北、华北老工业基地和化工、煤炭、建筑、军工等多种困难行业中引起了连锁反应，接连发生群体性事件。
破坏性
当前群体性事件常常对国家的法制秩序、治安秩序、交通秩序产生冲击和破坏，影响社会安宁，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的工作、生产、生活秩序。特别是一些群众抱着“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思想，越来越多采取各种极端行为发泄不满情绪，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较大的损失，严重影响了局部地区的社会稳定。其危害主要表现在：一是冲击党政机关，扰乱办公秩序。为了迫使政府和有关部门解决其问题，许多群众较多地采取在政府机关和有关主管部门办公场所前聚集、静坐。少数群众情绪激烈，甚至强行冲击政府机关，打伤政府工作人员，砸坏办公用具和交通工具，严重危害社会稳定。二是堵塞铁路、公路等交通要地，给国家和社会造成重大损失。2003年10月14日，山西省近五百余名企业军转干部推翻铁路防护网，强行进入太原火车站内，并在铁轨上静坐，制造铁路交通瘫痪2小时20余分钟，损失极其严重。三是极易引发暴力，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在发泄不满时，常常难以控制其情绪，往往形成大规模的械斗，或与政府工作人员和执法人员发生冲突，从而造成较大规模的人员伤亡。
反复性
由于群体性事件反映的问题错综复杂，涉及社会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而且不同矛盾主体、合理的要求与不合法的行为、不同的原因动机、历史纠纷和现实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处置难度大，所以经常反复。同时部分群众把政府或有关单位化解矛盾及时解决一些问题，误解为群体性事件“闹”的结果，错误地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造成事件反复不断。

『伍』 什么是群体诉讼模式

转帖：

现代社会工商业发达，公害、事故、商品瑕疵或其他本于同一原因事实而被害之事件，受害人有时可能多达千百人，设由其全体起诉，难免影响诉讼之迟缓，并增加诉讼费用，且此类损害多属小额，若由受害人个别起诉，亦有违诉讼经济之原则，受害人更有不知如何谋求救济，以致产生社会大众权益受损而无从补偿之弊[1]，为保护这些“易腐权利”，被称为现代型诉讼的群体诉讼便应运而生了。本文所称的群体诉讼是泛指各国为解决多数人纠纷的一种诉讼制度，如美国的集团诉讼、英国的代表诉讼，德国和法国的团体诉讼、日本和台湾的选定当事人制度，我国大陆的代表人诉讼等。

一、群体诉讼的模式划分

（一）群体诉讼模式的划分依据

我们以保护权利说作为民事诉讼的目的，来考察群体诉讼的目的。可以看出，世界各国的群体诉讼目的可大致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保护个人利益，另一类是保护社会利益。群体诉讼也据此可划分为两种模式：私益型群体诉讼模式和公益型群体诉讼模式。

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了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的区分，前者乃保护个人所有权利的诉讼，仅特定人才可提起；后者乃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2]。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三者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是这一认识的反映。作为权利的救济手段也表现出这一趋势。当侵犯的个人利益非常小时，依照民事诉讼传统的诉权理论和既判力理论，个人享有处分权和通过民事诉讼获得救济的权利；当侵犯的利益非常大时，就认为同时侵犯了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由检察官代表国家通过刑事诉讼提起公诉来救济；当侵犯特定个人利益不太大时，则赋予个人享有自诉权；当侵犯的每个人的利益非常小，但被侵犯的人数非常多时，被侵犯利益的总和是非常大的，按照“有权利必然有救济”原则，必须为这种情况设定一种救济方式，以维护社会正义和社会秩序。由于加害方所获得的“非法利益”总额非常大，而受害方则是“小额多数”，如按传统的一对一诉讼显然对受害方不利；如按诉讼信托理论，由受害方明示授权代表人起诉，则许多受害人可能会忍气吞声地使“易腐权利”真的腐烂，因为他们大都会理性地算一下成本和收益。这样，即使加害方败诉赔偿，很可能还有“盈余”，还会变本加厉地侵害不特定的个人利益，此时，实质上已构成了对社会利益的侵犯。是保护私人利益呢，还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呢？我国的代表人诉讼、日本的选定当事人诉讼都是按诉讼信托理论，由受害人明示授权，其目的是保护私人利益。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只要受害人不明示退出集团，就认为是赋予了代表人代表自己起诉的权利，其目的是通过制裁加害方，以保护社会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是按“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运行的，再者交易是否公平只有交易双方清楚，况且交易方还享有处分权，因此，政府对“小额多数”的现代型纠纷无能为力，只能要么通过利用那些“私设检察官”及其律师的利益动机来实现一定的公共目的或公共政策，要么特别授权某些团体享有一定的诉权。

私益型群体诉讼模式和公益型群体诉讼模式二者目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代表权方面，前者是明示授权，后者是默示授权或立法授权（团体诉讼等）；第二，在既判力方面，前者判决只约束明示授权起诉或被诉的人，后者判决则约束未明示退出集团的人，或由法律直接规定约束范围；第三，在诉讼激励方面，前者对代表人没有什么激励机制，后者则对代表人起诉有许多激励，如法院、律师免收或垫付诉讼费、律师费，甚至还有奖金；第四，在胜诉财产分配方面，前者以分到胜诉财产为目的，后者以使对方吐出非法所得，受到制裁不敢再犯为主要目的；第五，赔偿金计算，前者以所有明示起诉的当事人所受侵害为依据，后者则以侵害方的整个非法所得或所有侵害来计算，除非受害方有人明示退出集团。

美国、加拿大魁北克省的集团诉讼属典型的公益型群体诉讼模式。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的代表诉讼、我国的代表人诉讼、日本和台湾的选定当事人制度等都属私益型群体诉讼模式。德国、法国、泰国等国的团体诉讼和英国的公共利益诉讼，通过特别立法，往往需要借助行政力量，其本质虽不是群体诉讼，但它是解决群体性纠纷的一种方式，故也可以归入公益型群体诉讼模式。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模式：团体诉讼立于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为实现他人利益之诉讼手段，亦即其以团体为他人利益之代表或代办人来操作诉讼程序，非若一般诉讼程序由各个人为自己之利益而为诉讼行为[3]。

（二）私益型群体诉讼模式

集团诉讼制度最早产生于英国，后传入美国。有学者认为美国集团诉讼制度始于1938年9月1日实施的《美国联邦民事诉讼法》第23条[4]；1848纽约州《菲尔德民事诉讼法典》是最早推行代表诉讼的法律文件[5]。但也有学者认为《菲尔德法典》已将衡平法所创制的集团诉讼制度肯定了下来。185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公开判定了集团诉讼案件——史密斯对斯沃思德特的诉案，由此，集团诉讼制度在美国正式确立起来[6]。美国集团诉讼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为第一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集团诉讼产生、发展的低级阶段，第二阶段是结构日趋完善的较高级阶段。由于美国是典型的判例法，因此按法典来划分阶段是不准确的，只可作为参考。集团诉讼在普通法时期是在当事人太多而无法使全体成员作为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的情况下，衡平法院所采用的程序，在法典时期也有集团诉讼的规定，但那时只是作为诉讼合并，规定也很简单。联邦民事诉讼规则最初规定也比较简单，只准许在集团成员太多而使全体成员成为当事人实际上不可能的情况下，承认集团诉讼并规定成为代表当事人的人必须确保公平地代表全体当事人的利益。但这种共同诉讼型的集团诉讼的规定，不能救济像消费者诉讼那样，虽然是以群体看待，但并不属于共同诉讼型的新型诉讼。

在大陆法系国家，传统的当事人个人主义概念一直追溯到罗马法，如法谚：“没有利益就没有诉讼”；“没有人能通过代表打官司”。在英美法系内部，历史上的普通法法院同样反对当事人代表，判决只能涉及主动争取判决并有直接利益的人，对不参加诉讼的主体没有约束力，但依衡平法，如果“必要当事人”是一大批单独的个体，而这些当事人又具有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但所有诉讼主体又不能共同进行诉讼，就要在必要共同诉讼的目的下，采取集团诉讼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允许团体的一名成员或几名成员代替所有团体人员进行诉讼。但由于受正当程序观念的影响，在衡平法早期的实践中，无论是《菲尔德法典》还是《联邦民事诉讼规则》，都没有明确诉讼判决对未出庭的团体成员有约束力，判决的既判力不主动扩张至未明确表示起诉的人，既不考虑这些人是不愿起诉，还是由于“易腐权利”的特点使他们起诉不经济。也不考虑是否使加害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足以迫使其不敢再侵害其他不特定的人。可见，这时的集团诉讼目的是建立在正当程序基础之上，保护依照“诉讼信托”理论明确授权给代表人进行诉讼的集团成员的私人权益。

日本的选定当事人制度也属于私益型群体诉讼模式，其目的也是保护个人利益。选定当事人制度的适用应具备如下要件：第一，须有共同利益的多数当事人存在。第二，没有代表人或管理人的非法人团体，不得选定当事人的方式进行。第三，由有共同利益的多数人选定其中一人或数人为原告或被告。所以，诉讼实施权是属于选定当事人的，但诉讼实施权的授予来源于当事人全体，并且在诉讼程序中通过更换选定当事人的方式，使当事人全体的意志和利益在诉讼程序中得到反映。选定当事人制度较多地具有共同诉讼的一般性，从而兼顾了与民事诉讼原有理论体系的协调。因此，选定当事人请求损害赔偿，要以特定受害者及具体权利内容为要件。至于不作为请求诉讼的提起，非常困难，尤其以预防目的对侵权行为提起不作为请求诉讼，因无实定法上的根据，往往不被允许。日本学者上林明广认为：日本的选定当事人制度尚未从保护个人利益诉讼迈向为保护一般的权益而运用的“集团利益诉讼”。这也是大陆法系国家共同存在的问题，因为它们太注重传统的诉权理论和既判力理论。

（三）公益型群体诉讼模式

1966年美国全面修改了《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3条关于集团诉讼的规定[8]。使美国集团诉讼的目的由保护个人利益演变为保护社会利益。波斯纳在谈到集团诉讼时说：假设牙刷制造商们已合谋实行价格垄断，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因此而受到利益损害，累计成本可能是巨大的，而每个消费者所受的损失可能只有几分钱，如果将所有这些权利请求聚合成一个集团诉讼，集团诉讼的标的是足以支付诉讼成本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最为重要的是要使违法者承担违法成本——这就达到了诉讼的分配宗旨——而不是要求他向其受害者支付损害赔偿，因为集团成员取得赔偿的实际成本可能是极高的，而且在某些案件中可能超过诉讼所产生的威慑收益，不足以吸引任何受害人承担任何取得法律救济的成本[9]。我国台湾学者对此也有论述：集团诉讼使得原本微不足道的赔偿要求，汇成一巨额的赔偿，使大部分受害人能与违法行为之大企业相对立，而得以获取相当之赔偿，不再是被屏弃于法院之外，而忍气吞声地置视权利遭腐化，此亦为集团诉讼所具有之“请求金额之合算”与“诉讼之合算”等妙味所在[10]。

由于受害者损失数额通常较小，对起诉一般都漠不关心，甚至胜诉后由于得不偿失也不去领取应得份额，因此为达到通过制裁加害者以保护社会利益的目的，不得不着重考虑在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奖励措施、举证责任、司法权介入等方面采取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并用，使得集团诉讼制度能有效运行。近年来，虽然仍有些问题未能解决，但在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方面都得到了改善，使这一制度基本能有效运行。美国为了奖励个人诉诸司法救济而实行两倍、三倍赔偿，议会在大约70个联邦法律中都赋予法院裁定胜诉原告的律师费用由败诉方支付的权力，联邦法院基于私设司法长官理论，即使缺乏法定根据时，也有权判令被告支付胜诉原告的律师费用[11](p.70-74)。在通知方式和胜诉财产分配上，也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方式以降低费用。在监督机制方面，包括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内部监督就是受害人作为集团成员对代表集团起诉的代表人的诉讼行为进行监督。外部监督就是法院采取“司法积极主义”，对集团诉讼进行职权干预。包括决定是否许可以集团诉讼方式进行诉讼，对集团诉讼进行初步审查，看集团方是否有胜诉可能，对代表人的诉讼行为进行监督，对集团方胜诉后的财产分配进行监督等。

上述分析表明，现行美国集团诉讼的目的已不仅仅是保护明确表示起诉的受害人的私人权益，而重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判决的既判力主动扩张至未明确表示退出集团的所有集团成员。美国集团诉讼的背景是传统的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实质是利用个人及其律师的利益动机，来实现一定公共目的或公共政策。这一制度与其说是为了救济已受侵害的权利并挽回损失，还不如说是基于让侵害者吐出不法取得的利益并不敢再犯[12](P.192)。换言之，其主要着眼点不是利用集团诉讼来挽回受害者的损失，而是依靠法院的禁止令状或宣言性判决来影响和改变公共政策，以制裁加害者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陆』 什么是群众性活动组织者责任纠纷

此处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指特定情况下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所负有的以积极行为的方式尽力保障具有一定关系的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按照危险发生的不同阶段，安全保障义务体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危险预防义务、危险消除义务和发生损害后的救助义务。 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在责任承担上存在直接责任和补充责任两种情形。在没有第三人行为介入的情况下，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致他人遭受损害的，承担直接责任，由其自身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有第三人侵权行为介入的情况下，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即在其安全保障能力和过错程度范围内承担责任。

『柒』 什么是群体性经济纠纷

是指涉及人数较多的经济利益纠纷。

『捌』 如何辩证地看待群体性事件

如何辩证地看待群体性事件
我国进入了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稳定形势比较严峻。而影响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就是群体性纠纷和事件，对此各级党委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而人民也是有目共睹。但以我六年来从事基层维稳工作的经验来看，我们的基层政府在此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工作积极性差，如拖延、遮掩、隐瞒以及仅仅为了平息事态而解决问题，从而导致工作形势非常被动，甚至有形成恶性循环的趋势。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执行者看不清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可能因此带来的好处。而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我们找到群体性纠纷和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和解决办法，认识到我们是可以通过努力将这种坏事变成好事，由此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以及解决问题可能为我们带来的丰厚回报。
引发群体性纠纷、事件的原因
这篇文章中，我将未激化的群体性矛盾纠纷称为群体性纠纷，而将群众使用了非法、过激的行为来应对的、已激化的群体性矛盾纠纷称为群体性事件。
一、为什么说将群体性纠纷、事件的根本原因归于利益受损是错误的
人类社会的最大作用就是人与人的分工合作，合作意味着资源的集中使用，集中就必然导致部分人占有的资源减少，而另一部分人增加。而占有的物质、人力等资源换个名称就是利益。因此可以说利益的增加减少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想要通过避免利益受损来预防群体性纠纷、事件的发生，就需要让人类社会倒退回“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社会之前才能够做到，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认识不仅毫无实际的指导意义，而且会将我们如何解决问题的思路引入死胡同。并可能由此滋生退缩和失望的情绪，从而对我们解决问题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就如天气变化引发部分人感冒生病，如果把天气变化当作感冒的原因，那么预防感冒只能是将地球改造成一个恒温恒湿的大温室才可能，这种结论显然也是毫无意义的。而对于感冒原因的研究方向应该是，天气变化了，为什么有些人感冒而另一些却没有感冒？同理，探究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我们只有回答了“为什么有些人利益受损后可以妥协忍让，而另一些人则坚持不让步？为什么有些人在维护自身利益时采用合法手段，而有些人则采取过激行为？”，才能找到有实际意义的答案。
二、引发群体性纠纷的原因
我认为研究引发群体性纠纷的原因，应该从主客观两方面来看：
（一）利益冲突的必然存在，这是引发纠纷的必要客观条件。其中我们需要认识到隐性利益以及迁怒现象的存在。
隐性利益主要指公共利益以及其他可能群众内心安全、未来希望的很多东西。例如，杭州富家子飙车案，很多人认为群众和网民与此事无利害关系，纯属起哄闹事。但实际上群众和网民内心关注的重点并不是那位富家子卑微的命运，而是背后的司法公正与否。司法公正关系到所有人，乃至国家与民族的整体利益，而群众和网民的义愤又怎能说是无理取闹。说句危言耸听的话，如果连司法公正都不在引人注目，那将是国家混乱的开端。
迁怒是指人在忍受多次利益损失之后，在新的纠纷中突然爆发，并变得极度情绪化，不可沟通。迁怒虽然人人都知道不好，但它就像人类的一种本能很难避免。现在很多纠纷中的当事人胡搅蛮缠，无法理喻，政府部门处置人员因此以刁民来看待此类人员，这种现象背后往往就是迁怒在作祟。执法部门特别是公安机关感觉执法环境日益艰难，我认为其原因也是群众的迁怒。在一些复杂的纠纷中，处置人员必须看的高一些、远一些，认真调查考虑是否有迁怒的现象及为什么会有迁怒，这样才能找准纠纷的症结在哪里，从而进行妥善处置。
（二）、群众对利益冲突的态度，为其主观条件。态度可以分为谦让、妥协、坚持三种，谦让和妥协的态度一般不可能引发纠纷，坚持不让步的态度则必然引发双方之间的纠纷。
群众对冲突的态度取决于当事双方或多方之间的关系。团结合作关系的群众一般会采取谦让或妥协的态度，如父母与子女之间，抚养和赡养都是减少一方利益以增加另一方利益，实质上这也是利益冲突的一种，却一般不会发生纠纷。竞争甚至仇视关系的群众发生利益冲突时，一般会采取坚持不让步的态度，进而引发纠纷，如现今常见诸于报端的“口角之争引发血案”等。
由此可见，群众与群众（包含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就是引发群体性纠纷的根本原因，而利益冲突仅仅是引发群体性纠纷的触发条件。
三、导致群体性纠纷变为事件的原因
人们在发生纠纷以后，通常只能通过两种手段来挽回自身的利益，一是合法的手段，通过第三者以仲裁、调解、判决等手段来挽回损失；二是非法的手段，以过激的手段威胁对方屈服或直接抢夺，这种办法往往事与愿违，造成损人不利己的后果。
促使人们采取合法手段的原因在于人们相信政府、社会的公正、公平；而采取过激手段的原因无非就是人们不相信可以通过第三者来为他们挽回损失，以为只能通过自己动手来挽回损失。因此，人们对政府、法律、社会的不信任就是导致群体性纠纷变为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其中我认为，因为只有熟悉、清楚了才能谈的上信任，所以对政府、法律的认识不清如法盲等也可以称为不信任。
这里以及这篇文章其它的“政府”，泛指所有的公共权力机关，即老百姓眼中的政府，毕竟在他们看来，无论是人大、政协、法院、公安以及狭义上的政府机关等都只不过是一个整体的不同部分而已。
由此可见，人们对政府、法律、社会的不信任就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群体性纠纷是群体性事件的触发条件。

『玖』 群体性事件主要类型

群体性事件主要类型有：群体性、组织性、仿效性、破坏性等。具体是

1、群体性

指每一起群体性事件是由某一身份的一群人制造和参与的。这是群体性事件的最基本特征。从总体上看，我国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呈上升趋势，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人员常常达到了成百乃至上千，甚至上万人参与的事件在全国也已屡见不鲜。

4、破坏性

当前群体性事件常常对国家的法制秩序、治安秩序、交通秩序产生冲击和破坏，影响社会安宁，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的工作、生产、生活秩序。特别是一些群众抱着“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思想，越来越多采取各种极端行为发泄不满情绪，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较大的损失。

从一些突出的群体性事件的起因分析，应该说绝大多数集体上访甚至闹事都有一定的理由，即有其合理的部分，而真正无理取闹是极个别的，因此往往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

(9)群体性纠纷是什么扩展阅读：

预防工作

群体性事件涉及面广、规模大，对社会和稳定有着十分严重的影响和危害。预防和处置群众性事件工作政策性强、难度大。因此，政法机关要在主动了解民意，掌握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时，分析社会动态和潜在的矛盾，及时向党委、政府汇报。

根据党委政府的指示精神，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并采取必要措施，力争把群众性事件消除在萌芽状态，防止造成危害。在做群众工作中，树立群众观念，讲究工作方法，防止随意抓人，切忌公安干警言行不当，而激化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