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环境权的侵权原因

㈠ 公民环境权的介绍

环境权的具体主张是由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位医生在1960年首先提出来的。当时他是针对有人往北海倾倒放射性废物而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控告，认为这种行为违反了《欧洲人权条约》中关于保障清洁卫生的环境的规定。

㈡ 环境权是否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环境权抄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公民环境袭权的概念和特征公民环境权，是公民所享有的在健康、舒适和优美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公民作为环境权的主体，可以是单独的概念，即自然人的环境权，也可以是集合概念，即法人及其他组织的环境权。

环境权是伴随着人类环境危机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权利概念或社会主张，是道义权利、应有权利的法定化；是集体权利和个体权利之汇合，是权利和义务的高度统一，是一种新型法权。环境权作为首义权利、习惯权利，是人类社会的产物。

(2)公民环境权的侵权原因扩展阅读：

环境权是环境法律权利和环境法律义务的高度统一。在环境社会关系中，每个环境权主体在享受和利用环境的同时，也承担了不对其他主体所享受和利用环境造成损害的义务。

而且，当代人在享受和利用适宜环境的同时，也承担了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构成危害的义务。正是基于环境权的这一特征，法律在确认环境权的同时，也都相应地规定了环境法律关系主体保护环境的义务。

㈢ 公民环境权应如何救济

一、引言
公民环境权是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对人的尊严及自由的日益重视而产生的。自1972年以来，中国有关环境权的立法已获得相当大的发展。[1]环境权日益为法律所接受与肯定。1989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保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而在一些地方性法律如《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6条中则更加明确地规定：“公民有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和保护环境的义务”。
本文选取环境中介组织对公民环境权的侵害情况[2]，试图探讨在这一特殊的组织侵害到公民享有在良好、适宜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时，现行法律的救济方式是什么？这种救济方式是否有效？是否存在其他的救济方式？本文将依此线以环境中介组织之一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以下简称环评）为例展开论述。
二、传统救济方式的可行性研究
（一）、行政救济方式的研究
对于环评机构侵害公民环境权的救济，现行法律只在《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29条规定：“从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单位在环境影响工作中弄虚作假的，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吊销资格证书，并处所收费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但这样的行政制裁条款显得过于单薄，在实践中也会显得不济。从环境法的立法本位来看，环境法强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立法性，而不以环境管理机构或国家权力为出发点的国家本位立法模式。[3]故公民对环境权的救济应更多地获得自救的方式与方法，而并非应当主要依赖于政府管理机构的行政制裁。
据此，在中介组织对公民的环境权加以侵害时，行政救济方式具有极大的不济之处。
（二）、民事侵权救济方式的研究
法律的另一种救济方式是追求环评机构的侵权民事责任。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无过错责任、损害结果、损害行为和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而行为的违法性已不再是构成要件。[4]也就是说。在环境权侵害案件中，排除无过错责任的免责的条件，只要有损害结果。且损害行为和结果之间存在推定因果关系的话，即构成侵权。但是在涉及环评机构的案件中，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作为专业机构，它遵循本行业和本机构的法定及内定准则和程序公允地进行环评，但因时间、成本和环境本身等准则允许的因素导致环评的结果与建设项目的实际环境污染情况存在出入，甚至可能侵犯到公民的环境时，依据以上侵权原理，这样即构成侵权。
如此定论，未免使环评机构及其人员承担过多的责任而不妥，其实，这也折射出中介机构的专业特征，体现了专业和法律观念的分歧。环评报告书的真实性，在环评的通行规则上是以“公允性”定之，即以报告书“公充地”反映建设项目的实际环评影响状况来代替真实性，但公充未必即是真实。而法律需要的真实性是否等于环评专业领域的“公允性”是一个法律解释的问题。以己之见，法律的功能在于利益的平衡。故应在环评机构与公民之间达到利益的平衡。法律当然保护公民的环境权，但若法律强制要求完全客观的真实性才是法律衡量环评机构责任的标准的话，这将是对环评行业过于苛刻的要求，可能会对环评行业造成极大的消极影响。故笔者认为，若环评机构以公充而得环评报告书，则能免责。当然，公允性须与单纯符合环评执业准则相区别，它应与环评机构的资格证书与社会信誉相当（关于这一点，后文将有详细的论述）。
如此，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在环评专业机构的责任认定，即此种公民环境的救济方式上存在一定的缺陷。
三、寻找另一种救济
为此，在中介组织对公民环境权的侵害中，笔者试图撇开行政救济和环境侵权民事救济，试图寻找另一种救济——中介组织的违约责任。[5]
（一）、救济的基础
这种救济的想法来源于建设单位与环评机构之间签订的“委托合同”[6]——建设单位委托环评机构对其建设项目进行环境预测、评价，出具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虽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建设单位与环评机构之间合同的法律性质，但环评机构与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在性质上具有相似性，参照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与特定公司之间的合同，据《注册会计师法》第16条、《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2号一审计业务约定书》第2条规定，“审计业务约定书由委托人与会计师事务所签定，其法律性质为委托合同，而非承揽合同”。这样，建设单位与环评机构之间的合同性质理应是委托合同，这也为本文的分析建立了一个法律平台。但是必须指出，该委托合同呈现出一特殊性。一般的委托合同是指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以委托人的名义和费用为委托人处理事务，委托人按约定支付报酬的协议[7]。但是在建设单位与环评机构签订的合同中，作为受托人的环评机构不是以委托人建设单位的名义办理事务，而是以自身名义来从事房地产环境影响评价活动。这也是由于环评机构提供的服务具有社会监督的性质，故机构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所造成的。从这一点上讲，合同所明确指示的双方当事人——建设单位和环评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利益对立的状态。
那么依据委托合同的本质——委托人和受托人利益的一致性原则，我们必须揭开这一“委托合同”的面纱，来探询更深层次的关系。从实质利益关系（而非形式法律关系）着眼，建设单位是名义的委托人，社会公众（特别是与建设项目的开发在环境方面有利害关系的个人或单位）才为实质的委托人。进一步说，社会公众与环评机构，不同于建设单位与环评机构，前者的利益是契合的。作为社会公众一方，它希望了解建设单位项目的环境影响状况，要求一个公正的评价结论，从而享受自己的环境权益；而

㈣ 公民环境权的提出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出现震惊世界的公害事件。
1960年环境权的主张提出以后，1969年美国密版歇根州立大学一位教授以“权公共信托理论”为依据，提出了公民享有环境权的理论。同年美国公布的《国家环境政策法》和日本《东京都防止公害条例》都明确规定了环境权。
1970年在日本东京举行了有13个国家参加的“公害问题国际座谈会”，会后发表的《东京宣言》说：“我们请求，把每个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环境权利和当代人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
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提出：“人人有在尊严和幸福的优良环境里享受自由、平等和适当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有的国家已将环境权作为公民享有的一种基本权利写入了宪法。

㈤ 公民环境权的内容

公民环境权的内容主要包括：环境使用权，环境保护相邻权，环境人格版权。
环境使用权权
环境利用人依法对环境容量资源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其特点为：
1、该权利为用益物权。
2、其主体为一般民事主体。
3、客体为环境资源整体。
4、取得方式有无偿和有偿两种方式。
5、起目的为保持环境资源的再生或更新的能力。
环境保护相邻权
基于环境保护的客观要求而发生的一定范围内的相邻关系，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具体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相应义务。
特点：相邻范围扩大，内容的广泛性，客体的生态性，利益的多元性，权利的复合性。
环境人格权
它是以环境资源为媒介的人的身心健康权，是以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为基础的身心健康权，是以环境资源的美学价值为基础的身心健康权，是一项社会性私权，其保护主要是通过环境侵权行为及其设立相应的救济措施。
性质：具有普遍性，具有概括性，具有专属性，具有法定性。

㈥ 如何理解环境权是一种新型的权利

1、环境权是一项新型的人权，是每个人与身俱来的基本权利，它既是一项法律权利，同时也是一项自然权利，是不能剥夺的。因为该项权利的剥夺就意味着主体生存基础的丧失，所以每个人可以不因其年龄、性别、职业、地位以及犯罪状况等因素而剥夺其与身俱来所享受的环境权利。即使是在环境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或在其他场合中，人们也可以把环境权作为一种自然权利而不被剥夺。因为从保证获得了生命形式的人能够活下去的最低要求考察，环境权远在法律定型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环境作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因素，始终与人类社会相伴随。为此，无论法律规范是否出现环境权的概念，环境权的内容一直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尚未通过法律要求国家担负起保障人的环境权实现的责任而已。

2、环境权是一项主体广泛的权利,它既是一项个人权利,也是一项集体权利,同时还是一项代际权利。它既适用于对有生命的个人的环境权益的保护，也适用于对具有复合性质的人的某类的法人及其他组织、国家乃至全人类的集体的环境权益的保护，同时还适用于对尚未出生的后代人的环境权益的保护。而正是基于这一点，当环境权遭受侵害时，法律为其提供了多种救济途径，既可以援引私法，也可以通过公法，甚至还可以诉诸国际法予以解决。

3、环境权是一项价值取向多重的权利，它既体现人的权利，也反映自然的权利。因为人与其他生物物种种群同处在地球的生物圈内，参与地球环境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遵循着生命物质生生死死的演化历程，一同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为此，人与自然具有不可分割性，人有享用适宜环境的权利，意味着环境具有满足人需要的功能和价值；人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意味着环境有受到人尊重的权利。而环境权则体现了这一要求，比如，野生动物保护法就是保护珍稀濒危动物的生存和发展的。再如联合国《世界自然宪章》亦指出：“每个生命形式都是独特的，无论其对人类的价值如何，都应得到尊重，为了给予其他有机体这样的承认，人类必须受行为道德准则的约束。”该宪章还宣布：“应尊重大自然，不得损害大自然的基本过程。”，凡此种种均表明环境权既反映了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也体现了自然对人类的价值和作用，它既是对人的尊重，也是对其他生命物种的尊重，其价值取向不仅包括有生命的人，还包括有生命的其他物种，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的目的。

4、环境权是一项与义务结合紧密的权利。大家知道，权利和义务是有区别的，权利享有者有权决定行使或不行使自己的权利，而义务承担者不履行义务却要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在环境社会关系中，由于环境为人类共享共有且是具有生态、地理的整体，所以，所有环境法律关系主体享有的环境权均是平等的，每个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在享受和利用环境的同时，也承担了不对其他主体所享受和利用的环境造成损害的义务；而且，当代人在享受和利用适宜环境的同时，还承担了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构成危害的义务。由此可见，环境权是一项与义务结合十分紧密的权利。在环境社会关系中，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只有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在享用适宜环境权利的同时承担保护环境的义务，才能真正实现有关各方的环境权益。正是基于环境权的这一特性，各有关法律在确认环境权的同时，也都相应地规定了环境法律关系主体保护环境的义务。比如，《人类环境宣言》第21条原则规定，各国有按照其环境政策开发资源的权利，同时亦有责任确保在其管辖和控制范围内的活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的环境或本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又如，瑞士联邦宪法第24条和第25条既规定了联邦在自然环境方面的权利（包括对环境的使用权、监督权、立法权等），也规定了联邦的义务。再如，前苏联1977年宪法第12条和第18条既规定了法人及其他组织使用环境的权利，也规定了其保护环境的义务。至于各国法律对公民环境权的规定更是普遍以权利和义务同时提出的形式来规定的。比如，匈牙利的《人类环境保护法》就规定，公民有享受适于生活的权利，同时也有遵守各项环境保护法律规定并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义务。

5、环境权是一项内容丰富的权利。由于环境权的客体是包括具有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的环境自然资源，为此，环境权的内容也包括了生态性权利和经济性权利。前者体现为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对一定质量水平环境的享有并于其中生活、生存、繁衍，其具体化为生命权、健康权、日照权、通风权、安宁权、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观赏权等。后者则表现为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其具体化为环境资源权、环境使用权、环境处理权等。此外，基于环境权的权利和义务的不可分割性，环境权的内容还包括了保护环境义务方面的要求，诸如环境管理权、环境监督权、环境改善权等等均是。由此可见，环境权的内容相当丰富，它既可以通过国际法，国家宪法以宣言式的规范对其作出概括性规定，也可以通过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刑法等部门法将其具体化而作列举性规定，从而使其得到更加周密和完整的保护。

6、环境权是一项有限度的权利。尽管环境权的主体十分广泛，内容相当丰富，但是在权利行使的方式上却具有一定的限度。这是因为环境侵权的原因事实诸如排放煤烟、倾倒废物、流放废水、开发资源等，其本身常常是各种创造社会财富、增进公共福利的活动在进行过程中的附带行为，如果这种活动受到绝对禁止，则人类的文明发展势必停顿。因此，在价值判断上尚难贸然认定其为一种无价值的事实或行为，这是它与传统侵权行为的显著区别。因为后者诸如杀人、放火、抢劫等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无价值的行为，是一种违反社会常规的事实。正是基于这一法律价值判断观，可以认为，环境侵权在损害人们环境权益的同时，还具有相当程度的价值正当性或社会有用性。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可将其视为一种有价值的侵权，属于一种“可容许的危险”。因而它强调利益衡量，即必须是对环境的污染或破坏超过了一定的程度，为人们所无法忍受，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方为法律所不允许。倘若对环境的污染或破坏尚未超过一定的程度，而且其给人们带来的利益又大于人们的“忍受限度”，也不会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则为法律所允许。由此可见，环境权的权利行使并非为完全和绝对的，而是有限和相对的。正是基于环境权的这一特性，各有关法律在对环境权作出确认的同时，一般都使用一些相对性或限定性术语对其加以规范。比如，日本宪法第25条规定，任何国民均享有“最低限度的”健康与文化生活的权利。又如，葡萄牙宪法第66条规定，全体公民都有权享受“不损害其健康的”生活条件。再如，前苏联宪法第18条规定，“必须有科学根据地合理利用”土地及其矿藏。这些限定性的规定均表明环境权的行使是有一定限度的，它必须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以获取最大的综合效益。

㈦ 简述我国关于环境权的法律规定

在我来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的自环境权
借鉴国际重要法律文件和外国宪法中与有关环境权的规定，在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的环境权，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环境权很有必要。
至于是在宪法中增加一条关于环境权的规定，还是在宪法原有关环境的规定增加环境权的规定呢。笔者认为还是后者为妥，因为前后两者联系紧密，又不增加宪法条款。可以在宪法第26条“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后增加一款：
“公民享有在良好（或适宜或健康）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的权利，有权获得环境状况的信息，有权参与环境保护活动，有权在与其生活有关的环境遭到破坏受到财产上的损失或健康上的损害有权获得赔或提起诉讼。”“公民有权对政府部门、单位、个人有关破坏环境的活动进行检举控告，并提起诉讼。”
“公民有保护和改善环境，珍惜自然资源，爱护大自然的义务。凡实施破坏资源和环境的行为造成损害的个人或单位有赔偿的义务。”

㈧ 关于公民的环境权

侵犯了公民健康权了，但是不属于侵犯公民环境权。
环境权，从语义分析的角度有两层含义：一是环境的权利，二是主体对环境所享有的权利。而我们现有的理论体系坚持在哲学上“主客二分法”，也就是以“主体与客体的完全二致和对立”来进行理论的建构，因此我们不承认作为客体的环境有独立的内在的权利。如此，环境权则仅仅是指主体对环境所享有的权利。
权利，按其发展来看，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我们通常所说权利，多是指法定的权利，因为权利本质上属于特定利益之上法律之力。也就是说，缺乏法律的规定和保障，权利是不复存在的，至少是得不到有效救济的，因此权利之实际享有，必须要以法律的规定为现实的依托。综合上面各个法律部门中有关环境权的规定，可以抽象出环境权的定义。
环境权是指特定的主体对环境资源所享有的法定权利。对公民个人和企业来说，就是享有在安全和舒适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主要包括环境资源的利用权、环境状况的知情权和环境侵害的请求权。 对国家来说，环境权就是国家环境资源管理权，是国家作为环境资源的所有人，为了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利用各种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对环境资源进行管理和保护，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环境权的主体与客体
按照环境权的享有所依据的法律属性的不同，可以将之分为私法意义上的环境权和公法意义上的环境权。前者是公民个人所依法享有的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中生存和生活的权利；后者是一种环境管理权。私法意义上的环境权多体现在宪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等法律部门，比如民法中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就说明了公民个人享有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这种权利受法律保护，不得侵害和剥夺：而公法意义上的环境权则体现在环境保护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部门中，比如环境保护法中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管理”就表明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机关的环境资源管理权。
前者的主体一般包括两类；公民个人、群体。后者的主体则多为国家，此外还包括一部分的组织和法人。需要说明的是，群体多为法人或者其他非法人组织和团体，它所享有的私法意义上的环境权可以落脚到公民个人环境权的基础之上。所以环境权实际上包括两部分：一是公民个人的环境权：二是国家的环境资源管理权。至于企业的环境权，与公民个人的环境权并无二致，只是侧重有所不同，具体的含义有所差别。比如企业的环境权更加注重环境资源的利用权和环境状况的知情权，而公民个人则较为注重环境侵害的请求权。
环境权的具体内容
1、公民个人的环境权（企业的环境权）
环境权并非一项单独的权利，而是一个由公权与私权、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所构成的内容丰富的权利体系。它在程序上表现为国家环境管理的参与决策权，实体上则被赋予民事权利的性质。它以资源的开发、利用权为中心，体现作为公共物品的环境对公民个人的客观价值，通过成本——收益的效用比较参与经济流通过程。从各国环境权理论和实践方面分析，可以对环境权的内容进行不同的分类。一般是从权利的表现形式进行分类，按照这种标准，环境权至少应包括如下内容：
（1）环境资源利用权。环境权的核心在于保障人类现在和将来世世代代对环境的利用，以获得满足人类生存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环境权首先要肯定其主体对环境的利用权，事实上，各国环境立法的实践也都立足于对环境资源利用权的规定展开。将环境资源利用权确定为一项权利，才可以使义务主体承担义务，也才可以使权利主体的权利滥用受到限制，因为，在法律上没有无限制的权利。
一方面，对环境资源利用权的确立意味着为人类使用环境的合法性，对环境的利用就有污染物的排放和对自然环境的改变，只有在环境资源利用权的基础上才能成立环境标准、环境许可、环境开发的各种制度，也才有以环境容量为核心的环境资源使用权交易制度的形成。另一方面，对环境资源利用权的确立意味着国家及其与权利主体相对应的个人和团体所必须承担的义务的确定，国民的环境资源利用权在受到不法侵害时，法律将为其提供强制性保障，从而为国民向国家、向他人主张环境权奠定了基础。
现有的各国环境立法中关于日照权、眺望权、景观权、静稳权、嫌烟权、亲水权、达滨权、清洁水权、清洁空气权、公园利用权、历史性环境权、享有自然权等等都是关于环境资源利用权的规定。在美国、日本、印度、菲律宾、哥斯达尼加等国也都有保护环境资源利用权的司法实践。学者们也对这些利用权进行了分类，日本的中山教授提出用“环境的共同使用权”来概括这一权利，并将它又具体区分为，“生活环境使用权”、“自然公物使用权”、“特定自然环境使用权”三类。另有学者从环境利益的保护角度出发，将日照权、眺望权嫌烟权等生活环境中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私权性质较强的权利称为环境私权；而将清 洁水权、清洁空气权、享有自然权、历史性环境权等“公共性”、“公益性”较高，支配“公共的空间意识”，公权性质较强的权利，称之为环境公权。实际上，这里的“私权”与“公权”和传统法律上的公权与私权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2）环境状况知情权。环境状况知情权又称信息权，是国民对本国乃至世界的环境状况、国家的环境管理状况以及自身的环境状况等有关信息获得的权利。这一权利既是国民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前提，又是环境保护的必要民主程序。“人们有权知道环境的真实状态，这一权利在立法中也得到了明确的承认，如乌克兰共和国《自然环境保护法》第9条规定：“公民有权依法定程序获得关于自然环境状况及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等方面的确实可靠的全部信息。”泰国的《环境质量法》也作了大致相同的规定。环境状况知情权在环境法的一些基本制度如环境影响评价、污染权交易、环境标准等多项制度中也有所反映。
环境状况知情权主要是由法定程序来加以保障的一项权利。有关获得环境信息的程序立 法在此就尤为重要，国民如何获得信息?获得何种信息?对于获得的信息的反馈有无途径? 等等。从另一方面看，环境状况知情权是对政府环境行政机关权力的限制，它要求环境行政 机关负有披露信息的义务，对于不履行职责者，将产生法律后果，在此意义上，环境状况知 情权又是监督权的一种表现。
现行立法除了少数国家对环境状况知情权有比较明确的程序性规定以外，专门对其程序 的规定较为少见。我想这可能与环境状况知情权中所包含的应该知道的必须是具体的信息有 关。从国家权力设置的角度，也有对环境管理行政机关发布信息的规定，但在本质上与规定 国民的环境状况知情权还是有立法思想上的差别的。从国家权力的角度立法与从国民权利角 度的立法所反应的是法律本位的不同，也反应出国家对于国民在环境保护中的地位认识的不 同。
（3）环境侵害请求权。环境权中所包含的环境侵害请求权，是公民的环境权益受到侵害以后向有关部门请求保 护的权利。它既包括对国家环境行政机关的主张权利、又包括向司法机关要求保护权利，具体为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行政复议和国家赔偿的请求权，对他人侵犯公民环境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和停止不法侵害的请求权等。实际上，也可以对环境权的内容作法律规范形式意义上的分类，按照这种分类，环境权的内容包括宪法权利、行政法权利、民法权利、诉讼法权利等。
2、国家的环境管理权
国家享有公法意义上的环境资源管理权。国家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享有对环境资源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在很多的法律部门中都有所体现。比如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 第十条：“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在我国目前的行政体制框架内，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一般都是分别属于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管理。这样的管理模式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历史的惯性，但是存在弊端——人为地分割了环境资源的统一性，破坏了环境资源的生态性和整体性，同时在决策的时候难免会造成考量的片面和不周全性。因此，我们认为国家的环境资源管理权应当变“分级分部门管理”为“统一管理”。由国务院统一行使对全国环境资源的管理权，具体说来，可以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代表国务院具体负责对全国环境资源的管理。
司法实践中，肯定因为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的行政诉讼，其合法性基础和前提就在于肯定国家的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职能。然而仅仅是国家相关部门作为应诉机关被动地去应对行政相对人的诉讼，并没有肯定国家相关部门作为环境资源的所有人，可以主动地因为环境污染或资源破坏而向特定的当事人提起诉讼。现行的做法有二：一是国家机关和相关组织可以支持起诉；二是由国家检察机关对环境资源犯罪提起公诉。然而还有一大类环境民事侵害案件缺乏相关的诉讼途径。比如沱江特大污染案件中，约100万人饮水受到严重影响，直接经济损失约3亿元。然而处理结果只是：川化集团被罚款100万元，为渔业损失赔付1100万元；川化集团总裁引咎辞职；5名企业负责人及环保部门干部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姑且不论处理结果是否妥当，沱江流域生态系统恢复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如此高昂的成本应当由具体的主体予以承担。那么就可以由国家机关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行使诉权，从而突破现有的诉讼法的瓶颈——只有权利受到侵害的当事人才可以提起诉讼。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政府主导并实施的公益诉讼。
环境权救济的现状
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的以环境权为诉讼理由的判决遭到了否定，否定环境权判决的理由 有多种，如将宪法关于环境权的有关规定解释为程序性的规定或纲领性的规定，认为不能根 据这些规定直接取得具体的环境侵害请求权。认为环境权是针对环境而言的利益，这种利益 不能说是应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只不过是反射性利益。还有的法官认为环境权的内容和范 围、环境权的主体范围不明确，无法具体适用。也有人认为，环境是公共利益，任何个人不 能成为它的利益主体，因而原告不符合诉讼主体资格等。所以，在司法实践中主要趋势是否 定环境权理论的。

㈨ 环境权的环境权的性质

1.环境权是伴随着人类环境危机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权利概念或社会主张,是道义权利、应有权利的法定化;是集体权利和个体权利之汇合,是权利和义务的高度统一,是一种新型法权。环境权作为首义权利、习惯权利,是人类社会的产物,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社会 的发展而发展。不同的时代,由于物质生活条件和文化传统的不同,人类的权利需要和权利要求之差异,环境权有着不同的内容。
2、环境权的主体具有广泛性,它既是一项个体权利,又是一项集体权利,还是一项代际权利，环境权主体中个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受年龄等条件限制较小,集体性的主体的资格几乎没有限制。
3、环境权是环境法律权利和环境法律义务的高度统一。在环境社会关系中，每个环境权主体在享受和利用环境的同时,也承担了不对其他主体所享受和利用环境造成损害的义务;而且,当代人在享受和利用适宜环境的同时,也承担了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构成危害的义务。正是基于环境权的这一特征,法律在确认环境权的同时,也都相应地规定了环境法律关系主体保护环境的义务。
4、环境权是一项与多种基本人权或基本法权相交叉的新型法权，是具有鲜明个性、兼有各种权利性质和内容的一项新型权利。 正是由于环境权的上述性质,使得环境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新型人权成为可能。它以限制经济发展的绝对自由为出发点,试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而弥补传统法律权利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缺陷,发挥传统法律权利难以替代的作用。
一、我国公民环境权立法现状
目前，各国普遍重视环境立法，我国也相继出台了许多法律。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可以说，从整体上说，我国的环境法律体系在世界上并不落后，可惜的是，保护公民环境权的立法至今还很薄弱，表现在：
1、我国的一系列环境法带有浓厚的公法性质，它们主要针对国家对环境的管理和对破坏环境者的处罚而言，即使偶尔涉及到民事争议条款，也显得很粗陋。而《民法通则》除第83条关于相邻关系的规定；第123条、第125条、第126条对特殊民事侵权有所规定外，基本没有保护公民环境权的内容。另一方面，公民环境权的侵权与传统侵权无论在特征，还是在处理方式上都有很大差异，故此，加强公民环境权立法极其必要。
2、我国环境法多是有关对环境损害的处罚性规定，以“治”为主，缺少“防”的思想。而环境损害因其潜伏性、长期性、扩散性的特点，若待损害事故发生后再治理，未免过于滞后，所以应转变立法思想，从源头抓起。
3、我国处罚的多是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重在保护环境的安全、卫生，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更多追求舒适、优美的环境，这对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加强对公民环境权的处理规定，明确归责原则， 举证责任至关重要。
5、保护公民环境权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加大政府职能，扩大公民环境知情权、环境事务参与权、监督权的过程。而我国环境法对公民环境程序权规定较少。
二、政府在公民环境保护中应扮演的角色
保护公民环境权，不仅在于公正有效地处理关于侵害环境权的民事纠纷，还在于治理环境，优化公民生存空间。然而，由于环境治理是一项投入很高，收益很慢的艰巨工程，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力量都是十分有限的；同时，由于环境的治理、改善属于复杂而系统的公益事业，只有政府才能当此大任。在这里，政府是真正的管理者、协调者和引导者。 在我国，经济不发达决定了政府环境工作任重道远。表现在：财力有限，投向环境治理的资金有限；环保行业隶属多部门，行政管理混乱，行业发展盲目，缺乏统一性；法不健全，政府职责常不明确；地方保护主义时有发生，严于执法大打折扣；环境工作决策常集权于政府，公民环境参与权常被忽略；公民环境权意识不强，缺乏对政府工作的监督。针对我国的实际工作现状，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加强我国环境治理工作，加强政府职能和工作力度，切实保护公民的环境。

㈩ 公民环境权的定义 申论应如何界定

公民环境权的内容公民环境权的内容主要包括：环境使用权，环境保护相邻权，环境人格权。
环境使用权环境利用人依法对环境容量资源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其特点为：1、该权利为用益物权2、其主体为一般民事主体3、客体为环境资源整体4、取得方式有无偿和有偿两种方式5、起目的为保持环境资源的再生或更新的能力。
环境保护相邻权基于环境保护的客观要求而发生的一定范围内的相邻关系，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具体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相应任务。

特点：相邻范围扩大，内容的广泛性，客体的生态性，利益的多元性，权利的复合性
环境人格权它是以环境资源为媒介的人的身心健康权，是以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为基础的身心健康权，是以环境资源的美学价值为基础的身心健康权，是一项社会性私权，其保护主要是通过环境侵权行为及其设立相应的救济措施。

性质：具有普遍性，具有概括性，具有专属性，具有法定性
具体如何界定，以及申述应该找专业的律师
希望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