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国内水污染重大事件
水污染：中国公共危机
虽然经过了无数次的曝光和无数次的诘问，但中国水污染却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根除与遏制。据国务院八部委2008年环保专项行动的最新检查结果显示，全国113个重点监测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仍然偏低，其中243个地表水水源地中达标水源地为159个，占到65%，不达标的为84个，占35%，涉及到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0个城市。水污染作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危机正以超常的分量挑战着中国政府的决策水准与能力。
黑色的“水图”
从松花江苯泄漏到广东北江镉污染，从滇池水葫芦疯长到太湖蓝藻泛滥，尽管一桩又一桩的无情事实在不断挑战着我国本已脆弱的水环境能力，但这些局部而片段的现象并没有让我们完整认识水污染的严重而残酷，而只有打开中国水系的平面地图，几乎处于危机边缘的水污染生态才能裸露无遗。
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调查显示，自两年前松花江事件以来，我国共发生140多起水污染事故，平均每两三天便发生一起与水有关的污染事故。而据监察部统计，近几年全国每年水污染事故都在1700起以上。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足”，屈原的这种浪漫情怀，如今越来越成为历史的记忆和慨叹。据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称，全国近14万公里河流进行的水质评价，近40%的河水受到了严重污染；全国七大江河水系中劣V类水质占41%。而环保总局发布的另一项重要调查显示，在被统计的我国131条流经城市的河流中，严重污染的有36条，重度污染的有21条，中度污染的有38条。
作为我国北方的重要水源，黄河在近十多年中被污染的事实在不断加重。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对黄河水污染的状况进行量化分析后发现，黄河干流近40%河段的水质为V类，基本丧失水体功能。与黄河一样，扑向长江的污染面积也在不断扩大。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长江干流六成河水目前已遭污染，超过Ⅲ类水的断面已达38%，比8年前上升了20.5%。无独有偶，尽管淮河是中国投入最多、开展污染治理最早的大江大河，但如今仍是一条受污染最严重的河流。淮河在评价的2000公里的河段中，78.7%的河段不符合饮用水标准，79.7%的河段不符合渔业用水标准，32%的河段不符合灌溉用水标准。10年前，淮河还生长着60多种鱼类资源，可如今这些鱼类几乎绝迹。
除了跨区域河流广受污染外，局部性中小河流以及所谓的城市“龙须沟”都难逃被污染的厄运。上海的苏州河曾经“黑”臭了80年，而就在笔者居住的广州市，穿越市区并汇入珠江的大小14条河涌无一例外地都是发黑发臭。
当江河被污染所侵袭时，与其同吞吐的湖泊就很难独善其身了。据环保总局发布的环境质量状况报告显示，我国“三湖”(滇池，巢湖，太湖)的水污染正在日益加重；有着“千湖之省”美誉的湖北省武汉市，覆盖城区的38个湖泊污染负荷远远超过其水环境容量，其中32个湖泊水质为劣V类。而作为云南省先前尚未遭受污染的两大湖泊之一的抚仙湖，目前水质也在开始急剧降低。
以海洋为归宿的河流湖泊带给接纳者的同样是污染。据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的调查结果表明，珠江口海域有95%的海水被重度污染。无独有偶，曾经是我国富饶“海上粮仓”的东海却在每年4到6月赤潮频发。专家指出，全国的污染通过河流向沿海集中的结果，使中国水污染的“最后一道防线”已被无情撕破。
汹涌的污染源
就像我们丝毫不怀疑水污染的严酷事实一样，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对于造成水污染几大“始作俑者”的认识也日渐变得清晰和明朗。
产业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是中国经济长期未能根治的痼疾，其重要表征就是重化工业尤其是资源消耗工业增长较快。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受水资源、航运等产业布局因素的影响，重化工业沿江或沿河布置已经成为一种范式。据统计，全国两万一千多家石化企业中，位于长江、黄河沿岸的石化企业达一万三千多家。至于像小造纸、小皮革等项目在水环境敏感地区大起炉灶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如此产业布局的最严重后果就是大量污水在可能未经处理的情况下倾注到大江小河。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调查统计，目前我国工业污水排放量每年达到300多亿吨，尤其是七大水系所承载的工业污水排放与日俱增。
来自于农业方面的面源污染超过工业污染已经成为我国水污染的一个重要特征。研究表明，农村面源污染在各类环境污染中的比重占到30%-60%，并成为水污染的重中之重，其中污水中COD(含氧量)排放已超过城市和工业源的排放总量。一方面，过量使用化肥造成的污染十分惊人。如化肥施于土壤中，只有小部分被作物吸收，大部分则在雨水的作用下或渗透到地下污染地下水，或随地表径流进入河流、稻田、池塘。由于化肥会造成水域富营养化或饮用水源硝酸盐含量超标，因此已经危害水质的“第一隐形杀手”。
农业污染可以对水资源形成伤害的另一大力量来源于畜禽和水产养殖业污染。有调查数据显示：养殖一头牛产生并排放的废水超过22个人生活产生的废水，养殖一头猪产生的污水相当于7个人生活产生的废水；北京近郊禽畜养殖场排放的有机物污染，相当于全市工农业生产污水和生活废水中所含的有机污染物的2-3倍。
就在农业污染超过工业污染的同时，另一大污染源———生活污水又从城乡的各个角落冲出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据了解，中国一年洗衣污水量就将近22亿吨，相当于34个十三陵水库，76个昆明湖。仅北京市和上海市2006年生活污水分别就达到9亿和11亿吨。全国大小城市的生活污水的排放量已经超过了工业污水的排放量。
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我国仍有61%的城市没有污水处理厂。在污水处理设施得以修建的城市，能正常运行的也只有50%；还有的由于污水收集管网的原因，污水处理厂处理量不足设计处理能力的20%。而在广袤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基本为零。正因为污水处理率的低下，中水回用水平低，大量污染负荷就如泄闸之洪汹涌般进入河流与湖泊，中国水体环境质量由此被一步步逼向危险的边缘。
管理体制之痒
从经济学原理看，水资源属于公共产品，应当纳入政府资源建设和管理的范畴。质言之，水环境的保护和建设程度直接反映和考量着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力度。依此审视，我们就不难深入地看到水污染背后公共管理体制的失衡和羸弱。
“五龙治水，九龙戏水”是专家们对中国水资源管理模式极具形象的比喻。目前，政府部门中涉水、管水的主要包括水利、环保、渔业、林业、航运、城建、地矿等。这种“九龙治水”的机制表面上集中了众多部门的力量，但事实上并不能达到“团结治水”的目的，相反在客观上强化了职能部门的局部利益和单一目标，进而弱化了水资源的宏观管理功能。
中国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特点是实行的是地方负责制，而恰恰这一点也许是值得我们深思和修正的地方。对于GDP的追逐和崇拜已经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的惯性思维，而在实用主义和生态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观之间作出选择，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当然会不假思索地选择前者。道理很简单，后者不仅需要支付治理污染的巨额成本，还要支付为了控制污染而出让的经济收益成本。结果是，那些本应彻底关闭的小化工、小造纸、小皮革企业死而复生，阴魂不散；将沿江沿河作为工业企业的栖息地以拉升GDP就成为地方政府不谋而合的思想与行动。
对于水资源污染行为的漠视、怂恿乃至保护是地方政府留给社会的一大公害。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中国水污染地图网研究发现，不仅国内许多知名企业已经成为了水污染的大户，而且包括松下、百事等30多家在华经营的跨国公司也频频违反中国的水污染控制法规，而后者有一半以上集中在长三角地区。然而，时至今日，这些污染主体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惩治，相反还在继续着自己的污染行为。
依法治水是世界各国的通例，但就是这一看似最强硬的手段在中国却屡打折扣。按照《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环保执法机构可以对任何一个污染项目处以数额不等的行政罚款，不过这种处罚只能算是九牛一毛。有人算过一笔账，高污染企业每吨废水的治理成本一般在1.2—1.8元，偷排每日的净收益往往能达到几十万元，而环保部门最高罚款限额仅为10万元，这种比较收益驱使着不少企业宁愿认罚也不愿治污。
管理的离散与制度的软化导致了中国政府在投入了巨大成本的情况下，至今对于水污染的治理仍然收效甚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一份环境执法检查报告中提到，中国水污染治理项目进展缓慢，重点流域“十五”时期污染治理任务没有全部完成。其实，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仅仅在于水污染治理进展缓慢，而且新的水污染还在继续快速蔓延，水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实质性控制。
高昂的代价
北宋变法大家王安石说：“水之性善利万物，万物因水而生。”然而，面对着一个日渐变“黑”的中国水体环境，我们却很难找到任何聊以自慰的乐观感觉。
水污染直接危害的是百姓饮水安全。与国家环保总局披露的全国地表水源不达标城市占检测目标的34%的残酷事实相同时，水利部也披露出一组令人惊心的数字：目前全国有3.2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其中约6300多万人饮用高氟水，200万人饮用高砷水，3800多万人饮用苦咸水，1.9亿人饮用水有害物质含量超标。
从水源到饮用水再到食品，水污染形成的“恶性链条”已成为危害民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的“罪魁祸首”。权威资料显示，中国大约每年有200万人因为饮用含砷量很高的水而患病，农村约有2000多万人饮用氟化物超标的水而患上地方性氟斑牙和氟骨症。同时专家指出，河北涉县、河南沈丘县、天津北辰区、陕西华县、江苏阜宁县、广东翁源县等地区频频出现的“癌症村”等，都与饮用水污染高度相关。
对于经济的灼伤无疑是水污染延伸出的最大后果。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表明，2008年全国因包括水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000多亿元，约占当年GDP的4%。
靠天靠水的农业成为水污染的直接受害者。以黄河为例，由于农业是黄河上的用水大户，占黄河总用水量的90%，因此黄河水污染给农业造成的损失每年最高达33亿元。另据河北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由于水资源匮乏，部分地区农民使用污水灌溉，导致全省去年污染耕地面积2100多公顷，造成农产品(11.14,0.00,0.00%)产量损失23000多吨。
还需正视，水污染所造成的危害性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与卫生的范畴，其引致的群众负担加重和对政府不信任等次生矛盾日渐突出。据统计，全国信访办平均每天收到水环境污染纠纷群众来信60多封，不仅如此，频发的水污染事故，也造成地区间的纠纷不断，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
构筑“防污墙”
残酷的历史已经将中国政府无奈地推到了“先污染、后治理”这一西方工业化国家走过的老路之中，留给我们的选择就是将旧污染降低到其危害的最低限度，彻底控制和杜绝新污染的发生。对此，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指出，到2010年，中国政府将投入6400亿元用于水治理，占环保总投入的40%。同时，中国政府作出了郑重承诺：到2010年全国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不低于70%，到2020年，使城乡居民饮水达到安全或基本安全。
愿景无疑令人心怡和心动。但通向目标的未来之路也许并不平坦。根据中国目前较为严峻的水污染生态，笔者认为，防治水污染应当拓出更为广阔的战略思路。
———科学规划流域内的重点产业布局。要协调上下游、左右岸在产业布局的关系，充分考虑重点污染企业对污染排放的处理；在饮用水水源地和大江大河的上游地区，要慎重布局重污染型企业，以免对中下游地区的用水造成威胁；要建立区域性“污染补偿机制”。上游发展经济污染了下游，就须以某种形式补偿下游；同时，下游地区参加上游地区的环评工作，并严格实施一票否决制度，形成上下监督的机制和体系。
———加强跨区域、跨流域的综合管理与协调。跨区域、跨流域的综合治理是从流域的生态承载力出发，突破地区和部门之间的障碍，综合考虑流域内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与保护。同时，要根据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河流流量的季节变化等因素，科学核算流域的纳污能力，在此基础上，确定流域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各企业的排放定额和排放标准。为此，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建立权威高效的流域管理协调机构。这种机构应有各方面的代表组成，例如包括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流域内各级地方政府的代表、用水户代表以及专家代表等。流域内一切重大的水事项和政策都应由流域管理委员会通过民主协商并表决的办法来决定。
———加大违规成本和惩治力度。通过架构和完善水环境保护的各项法规，达到对排污者经济处罚、行政制裁以及刑事责任的综合惩治。作为一项特别措施安排，国家可在省级以下行政区划内成立“惩治环境违法行为中心局”。这种中心独立于地方政府，它的成立可以进一步加强环境执法领域的工作力度，提高环境执法的专业化程度，使地方性的、单专业领域的环境执法职能上升到国家层面。
———引入市场机制，以经济手段推动水污染治理。首先，要建立环境资源价格体系，推行排污权有偿交易，运用价格杠杆激励企业加强污水治理，让“治污者赚钱”。其次，要完善污水处理付费制度，积极落实污水处理收费政策，所有城镇都要开征污水处理费，并逐步提高收费标准。第三，要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污水处理厂和管网建设，提高城市污水处理的技术水平。
———强化农村面源污染的治理。针对农村与农业已经构成了水污染源的重要主体，我们应当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水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体系，研究制订具有激励机制的农村面源污染防治政策。首先，要大力推广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奖励或补助实施农业清洁生产方式方法的农户或集体；其次，要探索实施“污染补偿”措施，按照“谁污染谁补偿”原则，最终实施排污收费制度；第三，要开展农村面源污染防治适用技术和技术应用推广措施研究，并进行污染源头分类控制。例如：农用化学品减量化的技术措施，人禽粪便资源化利用，村镇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的高效、低成本、易于推广的适用处理技术开发和推广等等。
2. 诉求环境保护法院对水污染法庭作出的处罚
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水污染法院判刑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法律依据】
《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一项
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等依法确定的重点保护区域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情节特别严重情形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 谁有水污染的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1984年5月1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防治水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以保障人体健康，保证水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以及地下水体的污染防治。
海洋污染防治另由法律规定，不适用本法。
第三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将水环境保护工作纳入计划，采取防治水污染的对策和措施。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部门是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的机关。各级交通部门的航政机关是对船舶污染实施监督管理的机关。各级人民政府的水利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地质矿产部门、市政管理部门、重要江河的水源保护机构，结合各自的职责，协同环境保护部门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第五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责任保护水环境，并有权对污染损害水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检举。因水污染危害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致害者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
第二章 水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
第六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制定国家水环境质量标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国家水环境质量标准中未规定的项目，制定地方补充标准，并报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备案。
第七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根据国家水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制定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对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已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严于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须报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备案。凡是向已有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应当执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八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水污染防治的要求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适时修订水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三章 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第九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开发、利用和调节、调度水资源的时候，应当统筹兼顾，维护江河的合理流量和湖泊、水库以及地下水体的合理水位，维护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
第十条 防治水污染应当按流域或者按区域进行统一规划。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的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由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会同计划主管部门、水利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编制，报国务院批准。
其他跨省、跨县江河的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根据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的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和本地实际情况，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会同水利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编制，报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跨县不跨省的其他江河的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由该省级人民政府报国务院备案。
经批准的水污染防治规划是防治水污染的基本依据，规划的修订须经原批准机关的批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依法批准的江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组织制定本行政区域的水污染防治规划，并纳入本行政区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和年度计划。
第十一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规划工业布局，对造成水污染的企业进行整顿和技术改造，采取综合防治措施，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合理利用资源，减少废水和污染物排放量。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对风景名胜区水体、重要渔业水体和其他具有特殊经济文化价值的水体，划定保护区，并采取措施，保证保护区的水质符合规定用途的水质标准。
第十三条 新建、扩建、改建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和其他水上设施，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必须对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水污染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作出评价，规定防治的措施，按照规定的程序报经有关环境保护部门审查批准。在运河、渠道、水库等水利工程内设置排污口，应当经过有关水利工程管理部门同意。
建设项目中防治水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防治水污染的设施必须经过环境保护部门检验，达不到规定要求的，该建设项目不准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应当有该建设项目所在地单位和居民的意见。
第十四条 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的规定，向所在地的环境保护部门申报登记拥有的污染物排放设施、处理设施和在正常作业条件下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并提供防治水污染方面的有关技术资料。前款规定的排污单位排放水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有重大改变的，应当及时申报；其水污染物处理设施必须保持正常使用，拆除或者闲置水污染物处理设施的，必须事先报经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批准。
第十五条 企业事业单位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排污费；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按照国家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排污费和超标准排污费必须用于污染的防治，不得挪作他用。超标准排污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制定规划，进行治理，并将治理规划报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实现水污染物达标排放仍不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水环境质量标准的水体，可以实施重点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控制制度，并对有排污量削减任务的企业实施该重点污染物排放量的核定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十七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会同国务院水利管理部门和有关省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流域水体的使用功能以及有关地区的经济、技术条件，确定该重要江河流域的省界水体适用的水环境质量标准，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
第十八条 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流域的水资源保护工作机构，负责监测其所在流域的省界水体的水环境质量状况，并将监测结果及时报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和国务院水利管理部门；有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流域水资源保护领导机构的，应当将监测结果及时报告流域水资源保护领导机构。
第十九条 城市污水应当进行集中处理。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必须把保护城市水源和防治城市水污染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建设和完善城市排水管网，有计划地建设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加强城市水环境的综合整治。
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按照国家规定向排污者提供污水处理的有偿服务，收取污水处理费用，以保证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向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污水、缴纳污水处理费用的，不再缴纳排污费。收取的污水处理费用必须用于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行，不得挪作他用。
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污水处理收费、管理以及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二十条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依法划定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其他等级保护区。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取水口附近可以划定一定的水域和陆域为一级保护区。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外，可以划定一定的水域和陆域为其他等级保护区。各级保护区应当有明确的地理界线。
禁止向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的水体排放污水。
禁止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旅游、游泳和其他可能污染生活饮用水水体的活动。
禁止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设置的排污口，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限期拆除或者限期治理。
对生活饮用水地下水源应当加强保护。
对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二十一条 在生活饮用水源受到严重污染，威胁供水安全等紧急情况下，环境保护部门应当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采取强制性的应急措施，包括责令有关企业事业单位减少或者停止排放污染物。
第二十二条 企业应当采用原材料利用效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并加强管理，减少水污染物的产生。国家对严重污染水环境的落后生产工艺和严重污染水环境的落后设备实行淘汰制度。国务院经济综合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限期禁止采用的严重污染水环境的工艺名录和限期禁止生产、禁止销售、禁止进口、禁止使用的严重污染水环境的设备名录。生产者、销售者、进口者或者使用者必须在国务院经济综合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期限内分别停止生产、销售、进口或者使用列入前款规定的名录中的设备。生产工艺的采用者必须在国务院经济综合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期限内停止采用列入前款规定的名录中的工艺。
依照前两款规定被淘汰的设备，不得转让给他人使用。
第二十三条 国家禁止新建无水污染防治措施的小型化学制纸浆、印染、染料、制革、电镀、炼油、农药以及其他严重污染水环境的企业。
第二十四条 对造成水体严重污染的排污单位，限期治理。
中央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直接管辖的企业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决定。市、县或者市、县以下人民政府管辖的企业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由市、县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决定。排污单位应当如期完成治理任务。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部门和有关的监督管理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必须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检查机关有责任为被检查的单位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
第二十六条 跨行政区域的水污染纠纷，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或者由其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
第四章 防止地表水污染
第二十七条 在生活饮用水源地、风景名胜区水体、重要渔业水体和其他有特殊经济文化价值的水体的保护区内，不得新建排污口。在保护区附近新建排污口，必须保证保护区水体不受污染。
本法公布前已有的排污口，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标准的，应当治理；危害饮用水源的排污口，应当搬迁。
第二十八条 排污单位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然性事件，排放污染物超过正常排放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水污染事故的，必须立即采取应急措施，通报可能受到水污染危害和损害的单位，并向当地环境保护部门报告。船舶造成污染事故的，应当向就近的航政机关报告，接受调查处理。造成渔业污染事故的，应当接受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的调查处理。
第二十九条 禁止向水体排放油类、酸液、碱液或者剧毒废液。
第三十条 禁止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油类或者有毒污染物的车辆和容器。
第三十一条 禁止将含有汞、镉、砷、铬、铅、氰化物、黄磷等的可溶性剧毒废渣向水体排放、倾倒或者直接埋入地下。存放可溶性剧毒废渣的场所，必须采取防水、防渗漏、防流失的措施。
第三十二条 禁止向水体排放、倾倒工业废渣、城市垃圾和其他废弃物。
第三十三条 禁止在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和岸坡堆放、存贮固体废弃物和其他污染物。
第三十四条 禁止向水体排放或者倾倒放射性固体废弃物或者含有高放射性和中放射性物质的废水。向水体排放含低放射性物质的废水，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放射防护的规定和标准。
第三十五条 向水体排放含热废水，应当采取措施，保证水体的水温符合水环境质量标准，防止热污染危害。
第三十六条 排放含病原体的污水，必须经过消毒处理；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后，方准排放。
第三十七条 向农田灌溉渠道排放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应当保证其下游最近的灌溉取水点的水质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利用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进行灌溉，应当防止污染土壤、地下水和农产品。
第三十八条 使用农药，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农药安全使用的规定和标准。运输、存贮农药和处置过期失效农药，必须加强管理，防止造成水污染。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农业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指导农业生产者科学、合理地施用化肥和农药，控制化肥和农药的过量使用，防止造成水污染。
第四十条 船舶排放含油污水、生活污水，必须符合船舶污染物排放标准。从事海洋航运的船舶，进入内河和港口的，应当遵守内河的船舶污染物排放标准。船舶的残油、废油必须回收，禁止排入水体。禁止向水体倾倒船舶垃圾。船舶装载运输油类或者有毒货物，必须采取防止溢流和渗漏的措施，防止货物落水造成水污染。
第五章 防止地下水污染
第四十一条 禁止企业事业单位利用渗井、渗坑、裂隙和溶洞排放、倾倒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
第四十二条 在无良好隔渗地层，禁止企业事业单位使用无防止渗漏措施的沟渠、坑塘等输送或者存贮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
第四十三条 在开采多层地下水的时候，如果各含水层的水质差异大，应当分层开采；对已受污染的潜水和承压水，不得混合开采。
第四十四条 兴建地下工程设施或者进行地下勘探、采矿等活动，应当采取防护性措施，防止地下水污染。
第四十五条 人工回灌补给地下水，不得恶化地下水质。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环境保护部门或者交通部门的航政机关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
(一)拒报或者谎报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规定的有关污染物排放申报登记事项的；
(二)拒绝环境保护部门或者有关的监督管理部门现场检查，或者弄虚作假的；
(三)违反本法第四章、第五章有关规定，贮存、堆放、弃置、倾倒、排放污染物、废弃物的；
(四)不按国家规定缴纳排污费或者超标准排污费的。
罚款的办法和数额由本法实施细则规定。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建设项目的水污染防治设施没有建成或者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由批准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保护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可以并处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排污单位故意不正常使用水污染物处理设施，或者未经环境保护部门批准，擅自拆除、闲置水污染物处理设施，排放污染物超过规定标准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责令恢复正常使用或者限期重新安装使用，并处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四款规定，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第五十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生产、销售、进口或者使用禁止生产、销售、进口、使用的设备，或者采用禁止采用的工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济综合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济综合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关闭。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建设无水污染防治措施的小型企业，严重污染水环境的，由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责令关闭。
第五十二条 造成水体严重污染的企业事业单位，经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除按照国家规定征收两倍以上的超标准排污费外，可以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处以罚款，或者责令其停业或者关闭。
罚款由环境保护部门决定。责令企业事业单位停业或者关闭，由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地方人民政府决定；责令中央直接管辖的企业事业单位停业或者关闭的，须报经国务院批准。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造成水污染事故的排污单位，由事故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处以罚款。
造成渔业污染事故或者船舶造成水污染事故的，分别由事故发生地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或者交通部门的航政机关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处以罚款。
造成水污染事故，情节较重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天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五十五条 造成水污染危害的单位，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
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部门或者交通部门的航政机关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水污染损失由第三者故意或者过失所引起的，第三者应当承担责任。
水污染损失由受害者自身的责任所引起的，排污单位不承担责任。
第五十六条 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水污染损失的，免予承担责任。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造成重大水污染事故，导致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可以比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或者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八条 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人员和其他有关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九条 对个体工商户向水体排放污染物，污染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参照本法规定的原则制定管理办法。
第六十条 本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水污染”是指水体因某种物质的介入，而导致其化学、物理、生物或者放射性等方面特性的改变，从而影响水的有效利用，危害人体健康或者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水质恶化的现象。
(二)“污染物”是指能导致水污染的物质。
(三)“有毒污染物”是指那些直接或者间接为生物摄入体内后，导致该生物或者其后代发病、行为反常、遗传异变、生理机能失常、机体变形或者死亡的污染物。
(四)“油类”是指任何类型的油及其炼制品。
(五)“渔业水体”是指划定的鱼虾类的产卵场、索铒场、越冬场、回游通道和鱼虾贝藻类的养殖场。
第六十一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根据本法制定实施细则，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
第六十二条 本法自1984年11月1日起施行。
4. 淮河水污染事件
水污染：中国公共危机
虽然经过了无数次的曝光和无数次的诘问，但中国水污染却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根除与遏制。据国务院八部委2008年环保专项行动的最新检查结果显示，全国113个重点监测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仍然偏低，其中243个地表水水源地中达标水源地为159个，占到65%，不达标的为84个，占35%，涉及到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0个城市。水污染作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危机正以超常的分量挑战着中国政府的决策水准与能力。
黑色的“水图”
从松花江苯泄漏到广东北江镉污染，从滇池水葫芦疯长到太湖蓝藻泛滥，尽管一桩又一桩的无情事实在不断挑战着我国本已脆弱的水环境能力，但这些局部而片段的现象并没有让我们完整认识水污染的严重而残酷，而只有打开中国水系的平面地图，几乎处于危机边缘的水污染生态才能裸露无遗。
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调查显示，自两年前松花江事件以来，我国共发生140多起水污染事故，平均每两三天便发生一起与水有关的污染事故。而据监察部统计，近几年全国每年水污染事故都在1700起以上。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足”，屈原的这种浪漫情怀，如今越来越成为历史的记忆和慨叹。据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称，全国近14万公里河流进行的水质评价，近40%的河水受到了严重污染；全国七大江河水系中劣V类水质占41%。而环保总局发布的另一项重要调查显示，在被统计的我国131条流经城市的河流中，严重污染的有36条，重度污染的有21条，中度污染的有38条。
作为我国北方的重要水源，黄河在近十多年中被污染的事实在不断加重。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对黄河水污染的状况进行量化分析后发现，黄河干流近40%河段的水质为V类，基本丧失水体功能。与黄河一样，扑向长江的污染面积也在不断扩大。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长江干流六成河水目前已遭污染，超过Ⅲ类水的断面已达38%，比8年前上升了20.5%。无独有偶，尽管淮河是中国投入最多、开展污染治理最早的大江大河，但如今仍是一条受污染最严重的河流。淮河在评价的2000公里的河段中，78.7%的河段不符合饮用水标准，79.7%的河段不符合渔业用水标准，32%的河段不符合灌溉用水标准。10年前，淮河还生长着60多种鱼类资源，可如今这些鱼类几乎绝迹。
除了跨区域河流广受污染外，局部性中小河流以及所谓的城市“龙须沟”都难逃被污染的厄运。上海的苏州河曾经“黑”臭了80年，而就在笔者居住的广州市，穿越市区并汇入珠江的大小14条河涌无一例外地都是发黑发臭。
当江河被污染所侵袭时，与其同吞吐的湖泊就很难独善其身了。据环保总局发布的环境质量状况报告显示，我国“三湖”(滇池，巢湖，太湖)的水污染正在日益加重；有着“千湖之省”美誉的湖北省武汉市，覆盖城区的38个湖泊污染负荷远远超过其水环境容量，其中32个湖泊水质为劣V类。而作为云南省先前尚未遭受污染的两大湖泊之一的抚仙湖，目前水质也在开始急剧降低。
以海洋为归宿的河流湖泊带给接纳者的同样是污染。据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的调查结果表明，珠江口海域有95%的海水被重度污染。无独有偶，曾经是我国富饶“海上粮仓”的东海却在每年4到6月赤潮频发。专家指出，全国的污染通过河流向沿海集中的结果，使中国水污染的“最后一道防线”已被无情撕破。
汹涌的污染源
就像我们丝毫不怀疑水污染的严酷事实一样，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对于造成水污染几大“始作俑者”的认识也日渐变得清晰和明朗。
产业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是中国经济长期未能根治的痼疾，其重要表征就是重化工业尤其是资源消耗工业增长较快。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受水资源、航运等产业布局因素的影响，重化工业沿江或沿河布置已经成为一种范式。据统计，全国两万一千多家石化企业中，位于长江、黄河沿岸的石化企业达一万三千多家。至于像小造纸、小皮革等项目在水环境敏感地区大起炉灶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如此产业布局的最严重后果就是大量污水在可能未经处理的情况下倾注到大江小河。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调查统计，目前我国工业污水排放量每年达到300多亿吨，尤其是七大水系所承载的工业污水排放与日俱增。
来自于农业方面的面源污染超过工业污染已经成为我国水污染的一个重要特征。研究表明，农村面源污染在各类环境污染中的比重占到30%-60%，并成为水污染的重中之重，其中污水中COD(含氧量)排放已超过城市和工业源的排放总量。一方面，过量使用化肥造成的污染十分惊人。如化肥施于土壤中，只有小部分被作物吸收，大部分则在雨水的作用下或渗透到地下污染地下水，或随地表径流进入河流、稻田、池塘。由于化肥会造成水域富营养化或饮用水源硝酸盐含量超标，因此已经危害水质的“第一隐形杀手”。
农业污染可以对水资源形成伤害的另一大力量来源于畜禽和水产养殖业污染。有调查数据显示：养殖一头牛产生并排放的废水超过22个人生活产生的废水，养殖一头猪产生的污水相当于7个人生活产生的废水；北京近郊禽畜养殖场排放的有机物污染，相当于全市工农业生产污水和生活废水中所含的有机污染物的2-3倍。
就在农业污染超过工业污染的同时，另一大污染源———生活污水又从城乡的各个角落冲出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据了解，中国一年洗衣污水量就将近22亿吨，相当于34个十三陵水库，76个昆明湖。仅北京市和上海市2006年生活污水分别就达到9亿和11亿吨。全国大小城市的生活污水的排放量已经超过了工业污水的排放量。
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我国仍有61%的城市没有污水处理厂。在污水处理设施得以修建的城市，能正常运行的也只有50%；还有的由于污水收集管网的原因，污水处理厂处理量不足设计处理能力的20%。而在广袤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基本为零。正因为污水处理率的低下，中水回用水平低，大量污染负荷就如泄闸之洪汹涌般进入河流与湖泊，中国水体环境质量由此被一步步逼向危险的边缘。
管理体制之痒
从经济学原理看，水资源属于公共产品，应当纳入政府资源建设和管理的范畴。质言之，水环境的保护和建设程度直接反映和考量着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力度。依此审视，我们就不难深入地看到水污染背后公共管理体制的失衡和羸弱。
“五龙治水，九龙戏水”是专家们对中国水资源管理模式极具形象的比喻。目前，政府部门中涉水、管水的主要包括水利、环保、渔业、林业、航运、城建、地矿等。这种“九龙治水”的机制表面上集中了众多部门的力量，但事实上并不能达到“团结治水”的目的，相反在客观上强化了职能部门的局部利益和单一目标，进而弱化了水资源的宏观管理功能。
中国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特点是实行的是地方负责制，而恰恰这一点也许是值得我们深思和修正的地方。对于GDP的追逐和崇拜已经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的惯性思维，而在实用主义和生态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观之间作出选择，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当然会不假思索地选择前者。道理很简单，后者不仅需要支付治理污染的巨额成本，还要支付为了控制污染而出让的经济收益成本。结果是，那些本应彻底关闭的小化工、小造纸、小皮革企业死而复生，阴魂不散；将沿江沿河作为工业企业的栖息地以拉升GDP就成为地方政府不谋而合的思想与行动。
对于水资源污染行为的漠视、怂恿乃至保护是地方政府留给社会的一大公害。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中国水污染地图网研究发现，不仅国内许多知名企业已经成为了水污染的大户，而且包括松下、百事等30多家在华经营的跨国公司也频频违反中国的水污染控制法规，而后者有一半以上集中在长三角地区。然而，时至今日，这些污染主体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惩治，相反还在继续着自己的污染行为。
依法治水是世界各国的通例，但就是这一看似最强硬的手段在中国却屡打折扣。按照《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环保执法机构可以对任何一个污染项目处以数额不等的行政罚款，不过这种处罚只能算是九牛一毛。有人算过一笔账，高污染企业每吨废水的治理成本一般在1.2—1.8元，偷排每日的净收益往往能达到几十万元，而环保部门最高罚款限额仅为10万元，这种比较收益驱使着不少企业宁愿认罚也不愿治污。
管理的离散与制度的软化导致了中国政府在投入了巨大成本的情况下，至今对于水污染的治理仍然收效甚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一份环境执法检查报告中提到，中国水污染治理项目进展缓慢，重点流域“十五”时期污染治理任务没有全部完成。其实，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仅仅在于水污染治理进展缓慢，而且新的水污染还在继续快速蔓延，水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实质性控制。
高昂的代价
北宋变法大家王安石说：“水之性善利万物，万物因水而生。”然而，面对着一个日渐变“黑”的中国水体环境，我们却很难找到任何聊以自慰的乐观感觉。
水污染直接危害的是百姓饮水安全。与国家环保总局披露的全国地表水源不达标城市占检测目标的34%的残酷事实相同时，水利部也披露出一组令人惊心的数字：目前全国有3.2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其中约6300多万人饮用高氟水，200万人饮用高砷水，3800多万人饮用苦咸水，1.9亿人饮用水有害物质含量超标。
从水源到饮用水再到食品，水污染形成的“恶性链条”已成为危害民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的“罪魁祸首”。权威资料显示，中国大约每年有200万人因为饮用含砷量很高的水而患病，农村约有2000多万人饮用氟化物超标的水而患上地方性氟斑牙和氟骨症。同时专家指出，河北涉县、河南沈丘县、天津北辰区、陕西华县、江苏阜宁县、广东翁源县等地区频频出现的“癌症村”等，都与饮用水污染高度相关。
对于经济的灼伤无疑是水污染延伸出的最大后果。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表明，2008年全国因包括水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000多亿元，约占当年GDP的4%。
靠天靠水的农业成为水污染的直接受害者。以黄河为例，由于农业是黄河上的用水大户，占黄河总用水量的90%，因此黄河水污染给农业造成的损失每年最高达33亿元。另据河北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由于水资源匮乏，部分地区农民使用污水灌溉，导致全省去年污染耕地面积2100多公顷，造成农产品(11.14,0.00,0.00%)产量损失23000多吨。
还需正视，水污染所造成的危害性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与卫生的范畴，其引致的群众负担加重和对政府不信任等次生矛盾日渐突出。据统计，全国信访办平均每天收到水环境污染纠纷群众来信60多封，不仅如此，频发的水污染事故，也造成地区间的纠纷不断，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
构筑“防污墙”
残酷的历史已经将中国政府无奈地推到了“先污染、后治理”这一西方工业化国家走过的老路之中，留给我们的选择就是将旧污染降低到其危害的最低限度，彻底控制和杜绝新污染的发生。对此，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指出，到2010年，中国政府将投入6400亿元用于水治理，占环保总投入的40%。同时，中国政府作出了郑重承诺：到2010年全国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不低于70%，到2020年，使城乡居民饮水达到安全或基本安全。
愿景无疑令人心怡和心动。但通向目标的未来之路也许并不平坦。根据中国目前较为严峻的水污染生态，笔者认为，防治水污染应当拓出更为广阔的战略思路。
———科学规划流域内的重点产业布局。要协调上下游、左右岸在产业布局的关系，充分考虑重点污染企业对污染排放的处理；在饮用水水源地和大江大河的上游地区，要慎重布局重污染型企业，以免对中下游地区的用水造成威胁；要建立区域性“污染补偿机制”。上游发展经济污染了下游，就须以某种形式补偿下游；同时，下游地区参加上游地区的环评工作，并严格实施一票否决制度，形成上下监督的机制和体系。
———加强跨区域、跨流域的综合管理与协调。跨区域、跨流域的综合治理是从流域的生态承载力出发，突破地区和部门之间的障碍，综合考虑流域内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与保护。同时，要根据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河流流量的季节变化等因素，科学核算流域的纳污能力，在此基础上，确定流域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各企业的排放定额和排放标准。为此，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建立权威高效的流域管理协调机构。这种机构应有各方面的代表组成，例如包括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流域内各级地方政府的代表、用水户代表以及专家代表等。流域内一切重大的水事项和政策都应由流域管理委员会通过民主协商并表决的办法来决定。
———加大违规成本和惩治力度。通过架构和完善水环境保护的各项法规，达到对排污者经济处罚、行政制裁以及刑事责任的综合惩治。作为一项特别措施安排，国家可在省级以下行政区划内成立“惩治环境违法行为中心局”。这种中心独立于地方政府，它的成立可以进一步加强环境执法领域的工作力度，提高环境执法的专业化程度，使地方性的、单专业领域的环境执法职能上升到国家层面。
———引入市场机制，以经济手段推动水污染治理。首先，要建立环境资源价格体系，推行排污权有偿交易，运用价格杠杆激励企业加强污水治理，让“治污者赚钱”。其次，要完善污水处理付费制度，积极落实污水处理收费政策，所有城镇都要开征污水处理费，并逐步提高收费标准。第三，要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污水处理厂和管网建设，提高城市污水处理的技术水平。
———强化农村面源污染的治理。针对农村与农业已经构成了水污染源的重要主体，我们应当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水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体系，研究制订具有激励机制的农村面源污染防治政策。首先，要大力推广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奖励或补助实施农业清洁生产方式方法的农户或集体；其次，要探索实施“污染补偿”措施，按照“谁污染谁补偿”原则，最终实施排污收费制度；第三，要开展农村面源污染防治适用技术和技术应用推广措施研究，并进行污染源头分类控制。例如：农用化学品减量化的技术措施，人禽粪便资源化利用，村镇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的高效、低成本、易于推广的适用处理技术开发和推广等等。
5. 跨行政区域的水污染纠纷应当如何处理
跨行政区域大到一个流域，涉及几个省，小到一个水库，一两个乡，跨行政区域专的水污染纠纷主要有：饮用水属源的污染纠纷、养殖渔业方面的污染纠纷、农业方面的污水灌溉引起的纠纷。
由于水污染纠纷的跨行政区域的特点，加之又关系人体健康，这些纠纷往往比较复杂，因此水污染防治法规定，跨行政区域的水污染纠纷采取协商、协调解决的办法。具体地说，跨行政区域的水污染纠纷，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或者由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有关地方人民政府”是指水污染涉及的行政区的人民政府，一般为江河、湖泊、水库等的上、下游、左右岸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人民政府。不同行政区的人民政府在解决跨行政区域的水污染纠纷时，应坚持平等协商的原则，当事人各方依法自觉自愿地达成协议；如难以协商解决的，可以由各方所在地人民政府的共同上级人民政府，而不是各自的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作出决定，有关各方必须执行。
6. 新昌水资源情况
你是浙江新昌哪个小学的,我是南明的.
7. 我国近十年来的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及环境纠纷事件 拜托!
历数中国环境污染事件
1，2008年9月8日，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发生特别重大溃坝事故，造成277人死亡、4人失踪、33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9619万元。
2，2010年7月3日下午,福建省紫金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铜矿湿法厂发生铜酸水渗漏事故。9100立方米的污水顺着排洪涵洞流入汀江,导致汀江部分河段污染及大量网箱养鱼死亡。然而，紫金矿业将这一污染事故隐瞒了9天才公众于世。
三大原因造成紫金矿业污染事故：
企业防渗膜破损直接造成污水渗漏
人为非法打通6号集渗观察并排洪洞
检测设备损坏致使事件未被及时发现
2010年9月21日，受台风“凡亚比”带来的罕见特大暴雨影响，茂名市信宜紫金矿业有限公司(简称信宜紫金公司)银岩锡矿高旗岭尾矿库发生溃坝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溃坝共造成22人死亡，房屋全倒户523户、受损户815户。受溃坝影响，下游流域范围内交通、水利等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农田、农作物等严重损毁。
3，2009年8月29日5时和8月30日7时，汉阴县黄龙金矿尾矿库排洪涵洞尾部相继发生两处塌陷，导致约8000立方米左右尾砂泄漏。险情导致尾矿库附近的青泥河水受到严重污染，并严重威胁与其通过涵洞相连的观音河水库水质，而后者是汉阴县城老城区自来水的主要水源地。
4，2002年9月11日，贵州都匀坝固镇多杰村上游一个铅锌矿尾渣大坝崩塌,上千立方米矿渣流入清水江,大量农田被毁,严重污染环境。记者立即赶到现场,看到公路旁的一座悬崖上,高达几十米的尾矿大坝几乎全部崩塌,从坝口到坝底四处是裸露的岩石和黄土,剩余的铅锌尾矿渣从悬崖上直泻而下,直接注入山脚的范家河,原丈许宽的小河被几丈高的银灰色矿渣冲击成宽约30多米,矿渣覆盖河道十余里,两岸被尾渣浸泡过的树木枯死,沿岸良田被矿渣掩埋,粉末状铅锌尾渣与河水混合成粘稠的泥浆,流过范家河,径直排入清水江。
一位来自下游20多公里处的民工说,事发以后,整个清江水一片浑浊,下游人畜根本不敢饮用江水,一时饮水困难。
多杰村群众反映,十余年来该矿场造成的污染,给沿岸群众的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威胁,每年有数十亩良田颗粒无收。虽然每年铅锌矿都对村民进行足额赔偿,但污染依旧有增无减。更令人担心的是,在村子与河的上游还有4个装满尾矿渣的大坝,一旦崩溃后果不堪设想。
5，2009年8月6日上午，湖南省浏阳市镇头镇双桥村。以湘和化工厂为圆心向外500米延伸,周围田野里的庄稼渐次呈现出深黄色、黄绿色、绿色三种不同颜色，晒在水泥地上的稻谷谷壳透着黄褐色。离工厂300米开外，就是著名的浏阳河。
这是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表面所能看到的。
浏阳镉污染事件发生后，浏阳市成立了镉污染事件处置工作指挥部，长沙方面也已经成立了由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任组长的镉污染事件处理小组，处理污染事件。
8月3日，检察机关以涉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对长沙湘和化工厂法定代表人骆湘平、厂长黄和平、技术员唐文龙等5人批准逮捕；浏阳市环保局局长陈文波、副局长张志亮因对长沙湘和化工厂监管不力被免职。此前，检察机关以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分别对浏阳市镇头镇原副镇长熊赞辉、市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大队原大队长陈勇立案侦查。
专家指出，作为世界八大污染物之一，镉污染在重金属污染中排名第二，大面积的镉污染源于一种稀有贵金属——铟的提炼，这种贵金属价格高昂，对环境的破坏性也很大。
6，2009年8月，湖南武冈县文坪镇、司马冲镇因工厂污染，导致上千儿童血铅超标；陜西凤翔两个村庄六百五十一儿童血铅超标，引发当地村民堵路砸车，冲击厂区。由于城市及发达地区环保日趋严格，高污染企业向中西部转移，政府对环境公害不作为，群众被迫维权。
今天，在中国的湖南省武冈市，为了自己的子女不幸在污染的环境中铅超标染病而向当局追讨真相。事件是因为有村民的小孩大量脱发，家人带他去就医，医生怀疑是住宅附近重金属工厂污染所致，引起其它村民警觉，陆续带孩子到医院检查，发现孩子体内的血铅含量超标，有成年村民到医院检查，同样有类似的血铅超标情况。
想到三四年前投资兴建的精炼锰加工厂，村民认为就是严重危害村民身体健康罪魁祸首。村民们投诉、上访，均得不到重视，愤怒的横江村村民于七月三十日在公路设障，才引起政府重视。政府对文坪镇怀疑污染源的工厂附近一千九百五十八名村民进行体内铅含量检测，截至八月十八日，疑似超标人数达到一千三百五十四人。事件惊动中央，环保部、卫生部都派官员抵达武冈，对铅超标事件展开调查。
差不多同一时期，陕西省凤翔县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凤翔县长青镇东岭集团冶炼公司环评范围内两个村庄的七百三十一名儿童接受权威血铅检测后，确认六百五十一人血铅超标，其中一百六十六人属于中度、重度铅中毒，需要住院进行排铅治疗。事件也引发村民堵路砸车，冲击厂区，要求当地政府彻查十四岁以上者以及成人的血铅情况，并要求关闭东岭集团冶炼公司的工厂。
接二连三的铅中毒事件均发生在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敲响中国中西部污染的警钟。凤凰卫视评论员朱文晖表示，中国工业污染对公众造成伤害的事件时有发生，显示伴随经济迅速发展而存在的严重问题。
7，2007年5月29日，一场突如其来的饮用水危机降临到江苏省无锡市，其罪魁祸首就是太湖蓝藻。这个让无锡市民年年都要受到侵扰的“常客”，今年来得更早，更凶。小小蓝藻在一夜之间打乱了数百万群众的正常生活。
随后，滇池、巢湖蓝藻也相继暴发，沭阳等城市的自来水源也受到污染，高增长的中国进入“水污染密集暴发阶段”，触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敏感神经。国家环保总局开始制订实行更严格的环保标准和措施进行污染控制及治理。
点评：除了几大湖爆发蓝藻外，今年多个城市的饮用水源受到突发污染而紧急停止供水。综观全国江河湖之污染的普遍性，下一个遭遇水危机的，会是我们这个城市么？
8，2008年6月以来，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的阳宗海水体中的砷浓度超出饮用水安全标准，导致严重污染，直接危及2万人的饮水安全。从7月8日起，沿湖周边人民群众及相关企业全面停止从中取水作为生活饮用水。目前，卫生部门未发现人畜砷中毒现象。
9月12日，云南省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阳宗海水污染情况，决定立即实施“三禁”，即禁止饮用阳宗海的水、禁止在阳宗海内游泳、禁止捕捞阳宗海的水生产品；立即采取坚决果断措施，查处污染企业，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切实截断污染源；立即全面启动阳宗海砷污染综合治理措施，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将阳宗海水质恢复到砷浓度值≤0.05毫克/升。
与此同时，云南省对26名涉及阳宗海砷污染事件的政府相关人员实施了行政问责，其中12人被给予免职处分。
为强化环境执法，昆明市公安局环境保护分局成立，这一机构的设置在全国尚属首次。
9，2009年，2月20日，江苏省盐城市由于城西水厂原水受酚类化合物污染，盐都区、亭湖区、新区、开发区等部分地区发生断水，中断60多个小时，该市市区五分之二人口、二十万市民生活及工业生产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据调查，污染来自一家化工厂为减少处理成本，居然趁大雨天偷排化工废水，流到了盐城市的水源地，最终导致了盐城历史上罕见的水污染事件。在调查中同时发现了对污染监测和监管的缺失。
10， 2010年7月16日晚18时50分许，大连新港一艘利比里亚籍30万吨级的油轮在卸油附加添加剂时引起了陆地输油管线发生爆炸引发大火和原油泄漏。大连新港输油管线爆炸起火事故，至少已造成附近海域50平方公里的海面污染，海上清污工作17日全面展开。
原油泄漏危害影响
危险：对周边储油罐安全有潜在威胁
生态：原油泄漏 至少50平方公里海域受污染
身体：有害物质引起头疼、恶心、头晕
纠纷：严重环境污染易于产生国际纠纷
11， 2010年7月28日，由于受特大洪水影响，吉林省永吉县两家化工企业——新亚强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和吉林众鑫集团7138只原料桶被冲入温德河，随后进入松花江。桶装原料主要为三甲基一氯硅烷、六甲基二硅氮烷等。七千多只化工桶被冲入松花江，上万人拦截，城市供水管道被切断，这几乎是5年前吉林石化爆炸的翻版。污染带长5公里。
12，上世纪一批化工企业的兴建在带来红火利润的同时，也留下了600多万吨废料铬渣，成堆存放在20多个城市的周边。铬渣中含有致癌物铬酸钙和剧毒物六价铬，这些铬渣堆大多没有防雨、防渗措施，经过几十年的雨水冲淋、渗透，正一天天地成为持久损害地下水和农田的污染扩散源。而 这种被称为“城市毒瘤”的巨大铬渣堆，在河南省就有6处，总计50余万吨。
13，一封来自河北省霸州市的群众举报信称：在位于霸州市的河北梅花味精生产基地(下称梅花味精)周边，烟尘污染严重，十余个村庄的居民饮用水不同程度受到污染。“我们不敢喝地下水已经很多年了。”
名为植树实为排污，千亩农田至今荒废。
多年以来，污染一直是梅花味精亟待解决的难题。发生在2009年5月的污染事件，至今令周边居民千亩农田荒芜。当地农民多次找到企业和政府讨说法无果。
14，2009年12月30日下午17时23分，陕西省渭南市环保局投诉举报中心接到举报，中石油输油管道渭南支线华县赤水段于当日凌晨发现有柴油泄漏。发出报告方是中石油兰（州）郑（州）长（沙）成品油输油管道（以称“兰郑长管线”）项目部。
接到举报一个小时后，当日18时29分，渭南市华县环保局应急小组赶赴事发现场。
经初步调查得知，兰郑长渭南支线12月29日19时50分开始投产，不到6小时，次日凌晨2时15分发现管线压力异常。排查得知，柴油管线渭南分输站出站2.747公里处发生泄漏。
紧急调查后，渭南市环保局立即向市政府上报，称泄漏点位于华县赤水镇赤水村赤水河边，距河岸约40米，地面下6米。泄漏区域内约20平方米的麦田受到柴油污染。
事发后，兰郑长线项目部立即停止输油，泄漏发生11个小时后，12月30日13时15分漏点成功封堵。事后记者发现，渭南市环保部门接到报告之时，该泄漏事故已发生了15个小时。
兰郑长管线西起甘肃省兰州市，途经甘肃、陕西、河南、湖北和湖南5省67个县市，由1条干线管道、16条支线管道组成，干线全长2000多公里，年输量达1500万吨，这是“西油东送”的重要工程，该管道也是目前国内最长的成品油管道。
15，2005年12月21日，贵（阳）新（寨）高速公路19公里路段上一辆装有18吨液态氨的气罐车追尾撞翻一辆小货车后，冲下20多米的高坎，气罐撞坏导致液态氨泄露。2人当场死亡，当地村民紧急疏散，交通暂时中断。
事故造成贵阳至龙里方向交通中断，上百辆途经该路段的汽车绕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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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江苏水污染纠纷案审理中发现被告触犯刑法当事人怎么办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法》处理
9. 水污染给生态环境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1.城乡居民的饮用水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由于我国水环境污染严重，使城乡居民饮水安全受到威胁。据卫生部门的调查统计，我国有65.4%的人口饮用不合标准的水。1989年国家环保局组织对全国环境保护重点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情况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有48%的地表水源、20%的地下水源达不到标准。由于水源地污染而引起的社会问题相当突出。其中比较典型的是1994年、1995年，淮河干流连续发生的水污染事故，引起淮南、蚌埠、盱眙等市县上百万人一段时间没水喝，当地群众反映十分强烈。太湖近年来蓝藻频发，造成无锡自来水厂取水困难，部分水厂停产。海河流域有不少地区已经成为“污水县"，“污水乡"，当地群众饮水发生困难。
2.对工、农业生产产生严重影响
我国是水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人均水资源量相当于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居世界第88位。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水资源紧缺的矛盾日趋紧张。而目前日趋严重的水污染又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矛盾。待别象辽河流域、海河流域、淮河流域内的广大地区，本来就是我国缺水最严重的地区，严重的水污染使当地缺水矛盾尖锐化，给工农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此外，由于水资源紧缺，7些城市和地区多年来一直用污水进地灌溉，仅海河流域污灌面积就达1000万亩。长期污灌，使得污灌区土壤遭到污染，从而使农作物带有一定残毒，有的甚至无法食用。水污染对渔业同样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一些污染严重的河段已经鱼虾绝迹。
3.对人民群众健康产生严重威胁
水污染严重的地区，一方面饮水安全受到威胁，另一方面长期污灌，造成地表水、地下水、土填、农牧渔产品等的污染和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对人体健康已构成了威胁。据一些地区居民健康普查结果，污染区居民的肠道疾病率、癌症发病率及婴儿先天性崎变、畸胎的发生率均比对照区有明显的增高。
4.跨行政区的水污染纠纷日趋尖锐
严重的水污染造成一些地区水污染事故频繁，从而引发了许多污染纠纷，其中尤为跨行政区的水污染纠纷危害最大。仅以省界水污染纠纷为例，如山东德州与河北吴桥的污染纠纷、浙江庆元与福建松溪的污染纠纷、江苏吴江与浙江嘉兴的污染纠纷等，这些纠纷直接影响了当地社会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