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当纠纷法律问题

❶ 典当融资的法律问题

（一）典当行的立法体系和监管体制不够完善
典当行发展初期没有进行行业立法，各部门职责不明确，监管不力。1996年，人民银行发布《典当行管理暂行办法》，形成以人民银行为主，公安、工商为辅的监管体制。但由于出台仓促，《暂行办法》与典当行业的发展还有不少不相适应的问题。2001年，典当行监管职责移交国家经贸委，后者制定并颁布了《典当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与前者相比“办法”有了新的突破：减少了审批环节；降低了注册资本，取消了股本限制；扩大了经营范围，明确规定可以经营财产权利和房地产典当业务；可以从银行贷款，允许负债经营；可以设立分支机构等。
一、是由于没有制定完整严格的担保法规，加之民间传统上也是质典不分，从而导致概念模糊不清。“办法”把典当定性为临时性质的质押贷款，将质押贷款与典当等同，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因为作为一种金融制度，它与质押贷款本来就有同等功能。而将其定位为质押贷款，既是制度的功能重叠和浪费，又扭曲了典当的固有价值，将用益物权与价值物权混同。
二、是由于缺乏一些相关的实施细则和配套规定，致使有些“办法”规定的业务成为空中楼阁，没有得到很好的具体实施。比如根据国家对于办理房地产抵押的程序规定，房屋抵押权转让必须向当地房屋管理部门办理房屋他项权证登记手续，而国家建设部没有明确规定可向典当行提供此项服务。而且“房产典当”死当后，房管部门只办理房产的买卖、继承和赠予的过户手续，典当关系不能据以移转房产所有权。“车辆”的典当也是如此。车管所只办理车辆买卖、赠与与调拨关系的过户手续，使典当关系因无法律规定而无法真正成立。
三、是除了由经贸委履行主要监管职责外，还要由公安机关按特殊行业进行管理。多重管理必然造成多重审批，不可避免地将会出现管理矛盾。
四、是未建立统一的典当行财会制度和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监管部门难于掌握典当行的真实情况。这会影响监管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另外，典当行业管理的政府主管部门（执法主体）的执法和行政处罚行为缺乏与《典当行管理办法》配套的相关政策性规定，难以会同公安、工商等部门实现共同执法。
五、是典当业协会未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在美国全国有典当行业联合会，各州、地区有典当行业协会对典当活动自我约束。目前我国现有的全国性的典当协会仅为旧货协会下面的二级协会，其权威性和会员参与程度均有限，没有真正起到联合、规范、协调全国典当行业的作用。地方性典当协会虽然成立了一些，但由于缺乏统一的管理和指导对典当行自律作用也十分有限。同时由于典当行业协会力量不足，本应由典当协会承担的职能却由政府部门承担了。
六、是中央与地方立法相矛盾。比如尽管2001年下半年国家经贸委出台了《典当行管理办法》，允许房地产典当，可日益增长的房地产抵押业务在许多省市中却没有有效开展。如《广东省典当管理条例》并不允许房地产典当，加之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于2003年2月才正式废止了《广东省典当管理条例》，使房地产典当这一业务一直没有得以开展。
（二）市场准入过严
“办法”对典当行规定了严格的设立条件和审批程序，监管部门还有意限制典当行的数量和规模。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依据“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适度竞争，规范经营”的原则，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的典当行数量及布局进行调控。而且在其设立条件中规定的符合国家对典当行合理布局，统筹规划的要求，这一条件无法量化，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仅凭管理机构的主观意志，它觉得符合就符合，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也为腐败埋下了隐患。
而典当质押业务在西方发达国家和港台地区的国民经济中均占相当比重，该行当甚至成为某些从事转口贸易的“袖珍国家”的支柱产业。此外，在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中，采用典当方式盘活生产存量，使企业实物资产流动起来，减少“无形”流失亦有明显效果。由此可见，典当业这种便利市场主体融资兴业的第三产业门类，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不是高了，而是低了，典当行开办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李善兰、冯玉军：《典当业的法律思考》，载《发展》 1996年第4期。）
而且典当行作为一种主要以自有资金为贷款来源，不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其风险较其他金融机构要小得多，且不存在保护存款人利益问题。因此其市场准入条件不必过严，但要加强对其经营活动的监管。
（三）典当行的经营范围问题
“办法”增加了财产权利和房地产典当业务，经营范围有所扩大，但仍十分谨慎。
对于金融机构来讲，经营范围越大，金融机构获利的机会就越大，同时风险也越大。反之，经营范围越窄，其获利机会也越小。典当行如今发展不起来的原因之一就是其经营范围过窄，获利机会减少，使广大投资者提不起兴趣，也使典当行本身无法发展、壮大起来。像在美国和加拿大，其典当行的经营范围非常广、综合性很强，“典当行不仅经营典当业务，还做一些商品零售业务，包括旧货出售和卖新商品，一家典当行可拥有多个许可证”，因为“多种经营可以降低经营风险增加其盈利点有利于典当行经营稳定，也更加便民”（谢丽：《外国典当考察报告》，载《中国经贸导刊》2003年第3期。）。
（四）关于业务规则的规定有漏洞，不够详尽
而像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在法律上对典当行的业务规则如费率、贷款期限、绝当物处理和典当行接收盗窃财产的处置等方面都有详细的规定。“办法”规定的业务规则主要在以下方面有欠缺：
一是典当关系主体资格未做明确规定。不仅对典当行，尤其是对出典人的年龄及行为能力未加限制，埋下了典当无效和典当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隐患。
二是典当期限太短。一般规定其典当期限为六个月。实际上限制典当行的业务范围仅为短期贷款，是不是可以适当延长呢？也可考虑由典当双方自行决定。
三是没有“找贴”与“别卖”的相关规定。虽然“办法”规定当物估价由双方当事人协商，但实际上多由典当行自行确定。由于用户一般急需资金，低典价也都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企业要求“找贴”，也就是要回典价与实际价值的差额，但典当行却以合同未规定不允。有的企业在当期内想转让当物所有权即“别卖”，得款以赎当，典当行也百般阻挠。有些物品，典押人不需要，但却受到典当行的青睐。而且，典押人又缺资金，所以典物在典当期间卖给典当行的情况较多。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中考虑建立典当物的公估找贴和别卖制度以解决此类问题。
四是死当物的处理方法不当。如果按营业质的法律特征来讲，死当物应当归典当行所有。但“办法”规定三万元以上的当物仅能获得拍卖当物中的贷款本息，剩余部分仍退还当户。这个规定使其丧失了营业质的性质，类同于一般的质押贷款，也使典当行的获利机会更小，影响其积极性。既不同于传统的典当，也与实践中的做法相悖。
另外，对三万元以上的死当物一律公开拍卖在现实中操作起来十分困难，许多典当行与拍卖行联系不便，而且现阶段有关公开拍卖的规定也亟待完善。这不仅使交易成本增加，也由于死当物不能及时处理使资金受到占压。
五是对典当物灭失的风险责任规定的不合理。“办法”规定：遇有不可抗力导致质押当物损毁的，典当行不承担赔偿责任。我认为这样加大了借款人的责任，而减轻了典当行的责任。因为典当物在典当行手中，典当行的责任应大于借款人的责任，这样才能使典当行更注意其保管义务。而且“办法”规定了要为当物购买保险，如得到保险公司的保险金，典当企业的利益就能够得到补偿。
六是对典当价格未做一些限制性规定。在实践中，由于借款人大多急需资金，相对典当行来讲属于弱者，典当行往往乘机故意狠狠的压低价格。“虫吃鼠咬，光板没毛，破棉袄一件”的现象依然会发生，故现行办法规定当物价格由当事人自由协商，虽然充分体现了契约自由，但却有可能导致显失公平。比如房产这种高价值物品，当价过低的话，当事人万一不能按期赎当，肯定引发纠纷，也可能造成借款人无家可归。
（五）法律责任规定得太轻
如果说对典当行的事前监管过严的话，那么对其事后监管却是软弱乏力的。对其违规经营的罚款最高限额才三万元，有些违法责任仅仅能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这相对于其放高利贷等违规经营所获利益相比，太不具有威慑力。

❷ 典当合同纠纷解决途径具体有哪些

典当合同纠纷解决途径有，依法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调解或者作出相应的判决；依法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由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或由调解组织来进行调解。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
第九十九条
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
第一百一十九条
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第一百二十条
起诉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四条
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

❸ 典当 纠纷 急求帮助

我在典当行工作，我来回答您。
按您说的情况有两种可能，第一：该典当行违规操作。第二：该典当行并非正规典当行。
第一：该典当行违规操作。
在这个案子中典当行的违规操作有以下两点：
1、还款方式，典当行收取利费可以预扣、按月还款、费随本清，但是你说10天收一次抵押金显然是不合规定的。
2、就是你说的，典当期限或者续当期限届满后，当户应当在5日内赎当或者续当。
此外，该典当行有不合理操作如下：
1、利费率过高，一般民品质押月利费率不会高于5%，而你说的典当行居然10天就要5%，显然是不合适的。
2、一般典当行在当物快到期的时候应该电话联系当户，让当户知晓。

第二：该典当行并非正规典当行。
现在社会上有很多旧货市场、寄卖行打着典当行的旗号在做生意，根据你说的情况我想很有可能该典当行并非是正规典当行。

处理建议：先跟该典当行管理人员协商解决，如果无效，要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保留好当时典当时典当行开出的当票和发票，如果提起民事诉讼，你可以要求典当行按笔记本原价赔偿。如果它并非正规典当行，将会被依法取缔。

❹ 我与典当行的纠纷

我很理解您的心情，您节哀顺变！在这个问题上您别着急上火，我给您提供建议。当票确实很重要，典当行当票是最具有法律效力的凭证，典当行赎当是要求出示当票，如果不出示当票那至少也是本人持有效身份证过来赎当，这两点由于特殊原因都满足不了，典当行如果凭着你拿的证明等把东西取给你是会承担很大风险的，这里面风险很多我就不给你一一阐述了，他们的做法只是在情感上没有顾忌你的感受，你遇到的这种情况可以这样，找到他们的负责人把事情说明一下，咨询一下需要什么手续，这种情况一般典当行和银行的手续差不多的，按需要准备好手续把银行的和典当行的一路办好。我的回答希望能帮到您！

❺ 典当行高利息用什么方式收取可规避法律风险，除了综合服务费外，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如果是超出规定的高利贷，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规避了，只要有人愿意提起这事或者想查你搞你，你是怎么也无法解释清楚无法逃避的，如果没人管没人问，打通上下级关系，你明目张胆也没人管你，只要做的不是太过分，现在谁会吃力不讨好逼走本地的金主！如果弄的大家都不好混，肯定会导致本地资本逃亡外地，本地企业发展本地经济发展一定程度受到影响，政绩什么的大受影响！超出规定边界的高利贷，遇到法律，肯定是不合法，但是产不产生什么后果就看个人能力和势力和关系网能否摆平！
在典当合同中，关于息、费收取方式的约定主要有三种情形：预扣利息、预扣综合费以及续当或转当时将当户之前所欠利息和综合费转为续当或转当本金。本文将围绕以上三种约定分别分析其法律效力问题。

一、典当合同中约定预扣利息法律效力问题。

关于在借款合同中能否预扣利息，目前的法律规定主要有：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二十五条关于民间借贷的规定，其具体内容为“公民之间的借贷，出借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不予保护；在借款时将利息扣除的，应当按实际出借款数计息”，即最高人民法院对民间借贷在借款时将利息扣除做法的态度是按照实际借款数计算利息。

2、《合同法》第二百条的规定，其具体内容为“第二百条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这里《合同法》未再区分借款的性质，即不论是民间借贷，还是金融机构借贷或典当行的借贷，都应按照《合同法》的上述规定执行。

综上，典当合同中约定预扣利息的法律效力为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典当借款合同有其特殊性—综合费的收取，综合费是按照当金本金的一定比例收取，根据《合同法》的上述规定，典当行与当户约定预扣利息的，当金本金按预扣后的实际发放的当金金额确定，那么综合费的计收也应按照预扣后的实际发放的当金金额为准。

二、预扣综合费约定法律效力问题

（一）现状

关于典当行是否有权预扣综合费问题，目前没有法律法规进行规制，《典当管理办法》也仅规定利息不得预扣，而没有明确综合费是否可以预扣，实践中，预扣综合费是典当行的通行做法，已经成为一种行业惯例。

（二）法理分析

关于典当行与当户在典当借款合同中事先约定预扣综合费的法律效力问题，我们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综合费的法律属性

《典当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将综合费界定为典当综合费用包括各种服务及管理费用。即典当行为当户提供旨在维护当物价值的服务所应收取的费用。根据上述规定，综合费的法律属性是典当行在为典当借款行为时为当户提供服务以及对典当借款行为进行管理的费用。它不同于利息，并不属于法定孳息，而是典当行提供相应服务的合理报酬，与法定孳息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范畴。

2、现行法律并未限制综合费收取方式

因综合费的法律属性与利息截然不同，法律对于综合费的收取方式并没有限制。对于是否预扣综合费的问题，当事人有权通过意思自治的方式进行预先安排，这完全属于典当行和当户意思自治的范畴，典当行与当户为预扣综合费约定，依法应认定为有效。

3、预扣综合费作为典当行业的惯例，应当予以认可

预扣综合费同样属于典当行业的一项惯例，其并不违反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其法律效力亦应得以确认。

虽然《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三款仅规定了在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对国内惯例是否可以作为法的渊源没有明确，但是在《合同法》中某些条款有所涉及，如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九十二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第二百九十三条，“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

我国同样没有关于典权的法律规定，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就典权问题先后作出的十多件批复和解答，表明典权的习惯是被国家认可的。

司法实践中，对于典当行业的某些惯例，最高人民法院明确确认了其法律效力，并使将其作为裁判的依据。如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李金华诉立融典当公司典当纠纷案》的裁判要旨明确表述为“绝当后，消灭当户基于典当合同对当物的回赎权，既不违反法律规定，也符合典当行业的惯例和社会公众的一般理解”。

更为重要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合同法解释二第七条的规定：“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将行业的合法交易习惯作为了裁判案件的依据。

4、小结

综上所述，综合费作为典当行业专有的一项制度，是典当行为当户提供旨在维护当物价值的服务所应收取的费用，其本质上属于提供服务的合理费用，其与利息有本质区别，并非是当金的法定孳息，故在法律适用上不能适用禁止预先扣除利息的法律规范；同时，预扣综合费用是典当行业的惯例，其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民法的基本原则，属于民事主体意思自治的范畴，因此对于双方当事人特别约定或是根据行业惯例而预先扣除综合费用的行为，应当予以尊重和法律保护。

（三）、法律风险的规避

1、典当行预扣综合费应在典当借款合同中与当户进行明确约定，未明确约定的，可能出现典当行不能证明预扣的是利息还是综合费的风险，而且可能发生被人民法院认定为没有合同依据，直接冲抵本金的法律风险。

2、根据以上的分析，典当行可以预扣综合费，但是根据我国法律明确禁止预扣利息的规定，为避免使人民法院误认为典当行预扣的是利息，典当行在典当借款合同中应该将利率和综合费率予以明确并分开约定，不要将两者混淆而一并计算。

三、续当或转当时将之前当户拖欠的利息和综合费转入典当本金约定的法律效力问题。

（一）、现状

实践中，典当行为拓展业务，可能采取仅扣除部分综合费的做法，因此可能出现当户拖欠综合费的情形；同时，因利息不能预扣，当户拖欠利息的情形也不可避免。虽然《典当管理办法》规定，续当时当户应缴清典当期限内的利息和综合费，但不排除在当户未足额支付典当期限内的利息和综合费的情形下操作续当，而将当户拖欠的利息和综合费直接计入续当本金。

因转当属于借新贷还旧贷的行为，典当行与当户操作转当时，将当户拖欠的利息和综合费计入转当本金的情形更为常见。

（二）、法律分析

1、续当或转当时将之前当户拖欠的利息转入典当本金约定的法律效力问题

（1）、续当或转当时将利息转入本金与计收复利是不同的概念和操作方法。

复利就是复合利息，具体是将整个借贷期限分割为若干段，前一段按本金计算出的利息要加入到本金中，形成增大了的本金，作为下一段计算利息的本金基数，直到每一段的利息都计算出来，加总之后，就得出整个借贷期内的利息，简单来说就是俗称的利滚利。有人甚至称其为“世界第八大奇观”。复利计算的特点是：把上期未的本利作为下一期的本金，在计算时每一期本金的数额是不同的。举例说明，某典当行3月份向当户发放当金1万元，约定下一期支付利息的时间为4月10日，利率为0.5%，那么到4月10日当户未能支付利息，则自4月11日起按照（10000+10000*0.5%）为本金计收利息，以此类推。可见计算复利的最显著的特点是每一期均将当期所产生的利息直接计入本金作为下一期的本金，并以此作为收取下一期利息的本金基数。

但续当或转当时将当户拖欠的利息转入本金则完全不同，续当或转当均表明前一个借贷期限已经届满：①续当中，前次典当或续当期限的利息已经确定，续当是对典当借款合同进行延期，此时双方将上一借款期限内的本、息计作为延期后的借款合同的本金，是两个贷款期限内发生的，与计收复利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和操作方法；②转当是借新贷还旧贷，事实上是产生了一个新的典当借款合同，因此对于新的典当借款合同的借款数额的确定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而且应收回的利息是典当行可以用于贷款的资金，当户无法支付事实上是对于典当行资金的占用，签订转当合同时也理所当然的应计入到当金中。综上所述，续当或转当时将当户拖欠的利息转入本金与计收复利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法律范畴，不能混为一谈。

即便是直观的将续当或转当时将利息转入本金与计收复利视为同一，法律也并没有对典当行计收复利进行禁止性规定。

（2）、对于典当行计收复利没有禁止性规定。

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出借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不予保护，这一规定的适用前提：公民之间的借贷，即该条规定仅限制公民之间的借贷行为。

对此，我们可以看出，典当行作为从事典当借款的公司法人，不适用关于公民间借款的相关规定。

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制的对象同样为民间借贷。

该意见第一条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可见该意见的适用对象是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三种情形，其中的一方必须为公民（当时立法政治概念太浓，此处“公民”按照现在的理解应为“自然人”，因该意见使用了“公民”概念，为便于叙述，本文继续采用“公民”概念，不作变动）。据此，该意见第七条规定的“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会计算复利的，其利率超出第六条规定的限度时，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对典当纠纷不发生法律效力。

此规范也并非是针对典当行业中将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行为的禁止性规范：首先，典当行的发放贷款并非仅针对自然人，很多情况下是针对无法从银行取得贷款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其次，此规范并未明确禁止计收复利的行为，仅仅是规定利率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部分不予保护。

综上所述，典当行是依法成立的专门从事典当借款的公司法人，其是从事贷款业务的非金融机构，其从事的贷款系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的典当借款行为，并不属于民间借贷的范畴，对于相关民间借贷中的禁止性规范不适用于典当借款法律关系；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典当纠纷作为了一项独立的民事案由，规定在第97项，而将民间借贷纠纷规定在第77项借款合同纠纷项下的第四项，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典当借款与民间借贷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

因此，典当借款合同关系不属于民间借贷行为，不应受民间借贷法律规范的调整，法律对于典当行计收复利并不存在禁止性规范。

（3）、银行业计收复利的先例

银行作为从事存贷业务的金融机构，其可在贷款业务中计收复利，相关规定如下：

①中国人民银行1990年12月11日发布的《利息管理暂行规定》第十八条规定“金融机构对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和技术改造贷款，按季结息，对不能支付的利息，可以计收复利；基本建设贷款，按年结息，对不能支付的利息，不计收复利；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按季结息，对不能支付的利息，可以计收复利”。

②中国人民银行1995年6有26日发布的《关于调整各项贷款利率的通知》第八条规定“规定固定资产全部按季结息，每季末月的20日为结息日，对不能支付的利息，计收复利”。

③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银发〔1999〕77号）第二十条规定“对贷款期内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按合同利率按季或按月计收复利，贷款逾期后改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

综上所述，银行业属于金融机构范畴，不受民间借贷法律规范的调整，并认可在贷款业务中，银行在一定条件下可计收复利。典当行作为从事贷款业务的公司法人，借贷活动同样不受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规范的调整，在法律对此没有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是否计收复利或是续当或转当时将利息转入本金的做法应当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不应加以不当限制。

（4）、续当或转当时将利息转入本金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的要求。

在典当期限内，当户本应按照约定按月及时支付当期利息，但当户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不支付，给典当行造成了损失，这种损失体现在如果当户按照约定的时间和金额支付了当期利息，典当行可以再次将该利息作为当金发放出去以收取利息和综合费，由于当户的违约使典当行丧失了这种再次交易的机会，受损失的一方是典当行，而不是当户，这就是为什么人民法院支持典当行要求当户承担逾期违约金主张的依据。

按照约定，在典当期限届满后，当户即应结清典当期限内的所有利息，典当行在续当或转当时将当户拖欠的利息转为本金只不过是收回当户利息的另一种方式而已，而且这种方式对双方而言均是公平的。

当然，我们同时认为，关于当户逾期支付利息而产生的逾期违约金问题，典当行也只能收取到典当行将当户拖欠的利息转为本金之日，之后不能再计算，因为此时当户已经将利息部分偿还给了典当行。

综上分析，首先，典当借款合同中关于将续当或转当时将利息转入本金不同于计收复利的行为；其次，典当行作为依法成立的专门从事典当借款的公司法人，其是从事贷款业务的非金融机构，其从事的贷款系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的典当借款行为，并不属于民间借贷的范畴，对于相关民间借贷中的禁止性规范不适用于典当借款法律关系，因此目前没有禁止典当行从事贷款业务时计收复利的禁止性规定，所以是否计收复利属于当事人之间意思自治的范畴；第三，银行作为从事借贷业务的金融机构对于计收复利进行了自主性规范，典当行业作为同样从事贷款业务的公司法人，理应有权对业务操作进行自主规范，不应加以限制；最后，将续当或转当时将利息转入本金是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的要求，依法对此应予以保护。

2、续当或转当时将综合费转为典当本金约定的法律效力问题。

综合费不属于利息范畴，而系费用，既然利息都可以转为典当本金，综合费则更不存在法律障碍。

（三）、法律风险的防范

1、由于续当时将当户拖欠的利息和综合费转入了典当本金，此部分也会随着本金一起产生利息和综合费，如果双方事先没有明确约定，将使得此部分息、费转为本金后产生的利息和综合费不属于担保范围。因此，建议在典当借款合同中即作如下约定“典当行与当户续当时将当户拖欠的利息和综合费转入典当本金所产生的利息和综合费、违约金等亦属于担保范围”，以避免法律真空的产生。

2、为避免典当行与当户就转入本金的利息和综合费金额发生纠纷，建议在操作续当或转当时先与当户进行对账，并保存对账单，在对账单的前提下达成补充协议，明确在将利息和综合费转入本金的基础上为续当或转当。

四、案件分析

本案中，典当行与当户在《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典当合同》已约定“典当期限向天台县建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取综合服务费，费率为每月2.5%”，“综合服务费在典当时一次结清”，并按照约定扣除了典当期限内的综合费。典当行在典当借款合同中仅与当户约定了综合费率，而没有明确利率，为人民法院认定综合费用以及利息带来了巨大的法律风险。

最终，人民法院认定“但原告发放当金时预先扣留了综合服务费901250元，其做法明显不当，故本案所涉的典当当金应按实际支付金额9398750元予以确定”，很明显，法院在法律认定以及法律适用上将综合费用与当金混淆，认为预扣的当金属于利息，这种认定既没有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典当业的惯例，即使是根据合同的约定也无法产生此种理解。但是典当行在开展业务过程中，对于综合费用、利息等的约定不明确也是导致此种法律风险发生的重要原因。

❻ 典当的立法

(一)关于典当立法管理的争议中国典当业据说肇始于南朝，在经历了一千六百多年的兴衰沉浮后又重新发展起来，但是从标志着新中国典当业复出的四川成都华茂典当行成立之日起，典当业是否应当统一立法就一直伴随着争议。新中国成立后，典当业一度被禁止，通过专门的立法规范典当业已无必要，对于民间尚存的部分典当行为，沿用政策、司法解释等进行调整。如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第58条和1988年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0条均对典权制度作了肯定。典当业重新兴起以后，如何通过立法规范典当业，在政府管理层和法学界一直存在不同意见。
在政府方面，起初典当行被作为金融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实行从严管理的政策。2000年6月典当业监管由国家经贸委接管并宣布“取消典当行金融机构的资格”，而作为特殊的工商企业，放宽典当行的市场准入条件，允许典当行从事动产和财产权利业务。2003年7月国家经贸委撤销，商务部组建后负责典当业的监管。行业主管部门的频繁更换，典当企业从“金融机构”到“特殊工商企业”再到“比较特殊工商企业”的角色定位变化，不仅仅是机构改革的需要，实际上更主要反映了政府管理层对典当业的性质认定至今尚未达成稳定共识。
在法学界方面，关于典当业的立法形式，一直有两种主张，一是在《物权法》的“质权篇”中增设“营业质”一节。二是专门制定一部典当商法。2002年12月17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拟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中，未有营业质权的规定，2005年2月商务部和公安部又联合颁布了《典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为克服典当管理规范效力不够的缺陷，在梁彗星教授和王利明教授牵头起草的《物权法》(草案)中专门设定了营业质权，如果这一规定得以采用，典当业的专门立法在短期内已无出台可能。而“营业质权”相关规定能否覆盖实践中的“典当”行为在法学界也存在不同看法，在《物权法(草案)》四次审议过程中，有关“典权”的规定两次写进去，又两次被拿掉，这说明立法机关和法学界关于典当的立法争议的确很大。
正是政府和法学界对典当业认识的诸多不确定性，导致典当业尚未纳入法律的高度进行调整，当典当业务与上游的银行担保业务、下游的寄卖业务因混同产生争议时，因现有的《办法》效力不足，许多正常的典当行为也陷入法律管辖的飞地，而一些新业务如关于股票质的处分等更是无法可依。
(二)《办法》的层次和效力低下
中国的典当行业尽管恢复和发展速度很快，但由于管理规范的层次低、效力不高，不能满足实践需求。《办法》就其法律等级和效力而言，属于行政规章，层次和效力低于法律、法规。这在立法管理上至少产生了两个不利于典当业发展的后果。第一，它不能阻止国务院其他部门及地方立法机关制订相关规章，造成部门多头管理上的混乱。第二，当国务院其他部门及地方立法机关制订的相关规章与《办法》不一致时，是根据规范制定机关的层次还是根据规范颁布的时间先后确定其效力，中国法律无明确规定，因此造成企业依法经营时无所适从。现实情形正是如此，由于尚无国家统一权威立法，尽管《办法》全面规定了典当行的性质、主管部门、设立及变更和终止程序、经营范围、经营方式以及罚则等，但在具体执行时，特别是进入法庭诉讼时，其依据就各取所需。因为各有关管理部门的行业规定及省市地方立法规定的原则不同，从而导致典当行业经营和发展中纠纷增多，一些典当行为的有效性只能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或者主管机关的“复函”予以肯定，如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戴文林、戴文治诉高学孔房屋典当纠纷如何处理的复函”中关于“绝卖”的回复和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典当行从事房屋抵贷款业务有关问题的复函”中关于“不禁止房屋抵贷款业务”的回复等等。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管理方式降低了企业管理效率，严重影响企业的永续经营。
(三)《办法》部分重要规范或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
《办法》部分重要规范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如《办法》虽然允许典当企业成立分支机构，但分支机构的法律地位如何，《办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办法》第53条笼统的规定，对属于赃物或者有赃物嫌疑的当物，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予以扣留，并依照此时国家有关规定处理，但何谓“国家有关规定”，也没有明确，实践中无法操作。对于当物毁损，典当行进行赔偿方面也没有详细的规定，实务中只能依据《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处理，使《办法》作为特别法的作用大为降低。按照《办法》规定，房地产、汽车等绝当后，当户应当前来办理登记过户手续，但在典当实务中当户往往拒不履行义务，因《办法》与公安部门的车辆登记管理规定缺乏上位法上的衔接，此时若典当公司单方面办理过户手续，通常被有关部门依法拒绝等等。《办法》中这类因过于抽象而不便于操作的规范还有许多，与其通过权力有限的部门制定效力部高的实施细则，还不如制定一部权威的商法典一并解决这些问题。此外，通过制定典当法，还可以为典当业者提供一个更有保障的权利救济渠道，如在正常的典当活动遇到有关部门的依法拒绝、阻碍和消极不作为时，典当企业可以通过司法渠道保护自己的利益。
(四)与典当业相关的主要法律规范之间存在冲突
调整中国典当业的法律规范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中有关质的规定，商务部和公安部联合颁布的《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关于公司设立和营运的规定，国务院其他部门颁布的涉及典当业的规章、地方机关有关典当业的规定等等。由于“政出多门”，这些规范或衔接不好或相互冲突，影响典当业的健康经营。其中最为理论和实务界所病诟的是《办法》与《担保法》之间的冲突，根据中国《担保法》的规定，质权是一种营业质权，流质约定无效，而根据《办法》，典当不仅是一种营业质，出质人还可以不动产抵，而获得融资，质权人因此获得抵权，这表明典当企业因典当行为所获得的权利与营业质权有所不同，因此，《办法》中承认流质约定有效。在此情形下典当公司到底应该适用《担保法》还是适用《办法》呢。从法律效力层次看，前者的效力无疑高于后者，但从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看，后者又应优先于前者，典当业者因此陷入无所适从境地。 从典当业的业务创新看，部分业务已经游离于《办法》和其它法律规范的调节范围之外，因此制定典当法，提高典当管理立法层次具有紧迫性。
(一)典当业开展连锁经营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2007年上海百联集团组建了中国第一家现代典当连锁公司——华联典当连锁公司，它标志着典当业这一中国最古老的行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中国典当业尝试连锁经营至少受到以下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商业企业连锁经营因其在降低成本、抵抗风险和提高竞争力方面的明显作用已经风靡全世界。二是作为连锁经营发源地的美国做出了榜样。如成立于1987年的美国国际典当有限公司，在1990年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该公司在全国共有连锁典当行765家，在英国、瑞典也有分支机构。通过连锁经营和管理，企业的整体实力迅速得到提高。虽然中国典当业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从法律上规范典当企业连锁经营却几乎是空白。
根据《办法》第3、第12条之规定，典当行是依法设立的专门从事典当活动的企业法人，其组织形式与组织机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典当行可以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分支机构。这两条通常被理解为典当业合法开展连锁经营的通行证，其实这是对上述条款的误解。首先根据《公司法》,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其行为受到法人规制的诸多限制，因此在市场上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次，根据连锁机构法律地位的不同，连锁企业一般分三种，其一，连锁机构没有法人资格，类似于分支机构，此类连锁企业的经营活动受其法律地位、经营能力等诸多限制，在企业发展的规模、速度和降低成本方面没有明显的优势。其二，连锁机构具有法人资格，但属于一方全额投资或控股，其行为仍受到法人部分限制，并常常使连锁企业对市场变化反映迟钝，降低了连锁企业的效，其三，连锁机构不仅具有完全独立法人资格，而且相互之间在品牌、业务、管理和人才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其中第一种因规模和实力小，经营成本高，属于较低层次的连锁经营。第三种因能迅速提高市场占有率，成本低、风险小属于较高层次的连锁经营。第三，显然，按照《办法》，中国典当业只能开展低层次的连锁经营，但在典当实务中业者基本上都是采用第三种连锁经营方式，只不过为躲避有关部门的审查，大股东们多采用隐名代理的方式注册经营。此外，考察现有的法律法规，即使允许设立分支机构，并不意味着可以开展连锁经营，无论是《办法》还是其他法律、法规均没有对典当连锁经营的主体资格、经营方式和责任承担作出任何明确规定，在实践中，凡是一个投资人同时申请设立两家以上典当行的，有关主管机关不予支持。典当连锁经营中的这种实践与管理规范脱节的现象在整个典当业中普遍存在，即要么无法可依，要么有法不依。
(二)典当公司开展股票典当业务蕴含巨大的法律风险
股票典当业务是一种主要为证券市场中的个人投资者提供融资服务的业务。具体来说，典当公司首先与券商谈好合作事项，通过券商对客户进行监管，客户在与典当行签订合同后，将股票过户到与典当行合作的证券公司营业部的账户上，同时典当行也将资金注入此账户。在合同到期前，客户可以自由操作股票交易，但一分钱也不能提走。客户在典当期满赎当后，账户解除冻结。虽然《办法》规定典当行可以经营作为财产权利的股票的质典当业务，但是作为部门规章，它也无法对涉及其它部门管辖的事情作出规定。而且无论是《公司法》、《证券法》还是《办法》本身均未对股票典当后如何操作及其双方的权利义务如何保障作出任何规定。因此，当出质人未能按期赎质，典当行和证券公司强行平仓的行为不仅和《担保法》关于处理质物的法律相冲突，而且违背《证券法》交易自由的原则精神，这种严重违法的行为一旦引起司法诉讼，不仅当事人权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而且还面临着因违法受到法律惩处的可能。显然，依靠《办法》无法保护股票典当当事人权益，欲规避此一风险，制定典当法，并与《公司法》、《证券法》的相关规定一道共同规制股票典当行为不失为较好的选择。
(三)土地使用权不宜典当
根据《办法》第二十五条，经批准，典当行可以经营财产权利质典当业务和房地产(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房地产或者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在建工程除外)抵典当业务。土地使用权属于财产权利，当然也在典当业经营范围之内，但是无论从典当业的性质定位还是从相关法律的立法宗旨来看，典当也不应经营土地使用权，或者至少在经营土地使用权时受到某种严格的限制。首先，典当业是适应企业和个人的短期融资需要而存在的，它发挥着金融机构没有或还不完善的功能，而土地使用权作为依附于大宗不动产上的财产权利，长期作为企业和个人向银行融资的主要担保手段，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而成熟的操作规则，维系着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典当业经营土地使用权，在业务上就会与银行业发生混同，如果进而因为竞争发生纠纷，鉴于尚无典当法，当事人将会陷入无法可依的局面，无疑将损害当事人利益。其次，典当公司在实际操作土地使用权业务时，也存在极不规范的行为，如一些典当公司利用城市郊区或城中村部分集体单位急需资金，诱使当事人以集体土地使用权进行典当，在当事人不能如期还款时就以极其便宜的价格通过典当直接获得集体使用权，既违犯土地法，拍卖法，也违犯公平交易原则。因此，在没有严格限制的条件下，不宜将土地使用权作为典当经营的范围。 典当立法应坚持三个平衡的原则
典当业面对上述诸多缺陷，应当说促成一部由最高立法机关制定并颁布实施的典当法已十分必要。因为典当业的经营范围不断扩大，由动产延伸到财产权利、不动产，典当方式由质向抵拓展，传统法理学上的营业质已经不能概括典当的真正内涵。事实上，国外的典当业都由典当专门法规调整，如英国《1960年典当商法》、新加坡《典当商法》、香港《当商条例》等。由此，制定一部专门典当法既符合当前的立法趋势即立法由综合性向专门性过渡，又能促进典当业的规范发展，典当业的法制化必将获得更快的发展。鉴于典当实践与典当管理规范脱节的现实，建议在制定统一的典当法时应把握好三个平衡的原则：
典当理论与实践
典当的定义与立法选择。根据习惯法，“典”和“当”在民间有着明确的不同含义，“典”多指不动产抵押，“当”则指动产质押。根据《办法》第3条，典当是指“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或者将其房地产作为当物抵给典当行，交付一定比例费用，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依据该条文，典当行实际上存在名不符实的现象，一方面，典当行实际并不从事“典”这项业务，即没有向出当人支付典价而占有其不动产作为收益使用的行为。另一方面，典当业务已经超出了原来意义上的“当”，即不但占有出当人的动产或权利凭证以担保债权实现，同时也从事不动产的抵贷款。典和当、动产和不动产在物权法上适用不同的占有和处分规则，显然，《办法》的起草人选择了摈弃历史而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典当作出定义，但是实践依然按照自己的路径前行。如典当行在从事不动抵押时明显违反《担保法》关于抵必须转移占有的规定，但从现实出发，有关部门在监管工作中对此并没有禁止。因此，从实践的角度与其让当事人违法，还不如在立法选择时尊重历史、尊重习惯，只要这种历史和习惯不违背社会公益和善良风俗习惯。
传统习惯与管理
新《办法》与旧的典当管理规范相比，在时代性和全面性上的确有不少进步，但在对典当实践的重视和典当习惯的尊重方面仍然显得不足够。最典型的是怎么处理绝当物。所谓“绝当”，是指自典当期满之日起一段时期内，当户既不赎当，又不续当的当物。如何处理绝当，关键在于对典当合同性质的认定。《办法》第3条将典当合同性质认定为质合同，《担保法》第66条禁止质合同中订立流质契约，为了与《担保法》的规定相衔接，《办法》规定死当物品，3万元以上可以委托拍卖行公开拍卖，拍卖的收入在扣除质贷款本息和典当及拍卖的费用后，剩余部分应当退给当户。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典当行在经营典当业务时并没有遵守这个规定。它们通常约定典当人逾期不赎时典当物所有权直接转移给典当行。尽管依照《担保法》这类合同当然应属无效，但现实中存在大量的此类条款，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流质契约导致了典当业纠纷的增加，监管部门也没有为此采取更严格的监管措施。
典当企业之所以敢于依照习惯，并在实践中违反《办法》，也许最充分的理由是企业和个人并没有因此受到严重损失，即使遭受损失也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甚至增加了收益，监管部门之所以没有为此采取更严格的监管措施，至少说明典当企业的行为并没有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秩序和管理秩序。事实上，典当企业允许流质契约的习惯做法符合《担保法》的发展新趋势，这就为典当立法提供了可借鉴之处，在对具有历史传统的商业进行立法管理时，如果该行业的习惯法符合一般公平原则，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也为业内人士广泛接受，就应当尊重历史，重视实践，不要盲目创新。
管理与交易自由
鉴于典当业的特殊性，需要从严管理，但从商业便利的角度又需要保证交易自由，把握二者之间的平衡的确不易。总的来看，《办法》从严管理的体现过多，交易自由的体现太少，如第26条对典当行的经营范围限制规定过多。典当行不得经营下列业务，非绝当物品的销售以及旧物的收购、寄售，动产抵押业务，集资、吸收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存款，发放信用贷款，未经商务部批准的其他业务。这些规定不利于典当业的进一步发展。在一些典当业经营状况良好的国家，典当行的经营范围非常广、综合性强，“典当行不仅经营典当业务，还做一些商品零售业务，包括旧货出售和卖新产品，一家典当行可拥有多个许可证，因为多种经营可以降低经营风险，增加其赢利点，有利于典当行经营稳定，也更加便民”。《办法》关于绝当物的处理规定亦是如此，既不同于传统的典当，也与实践中的做法相悖，结果使典当业丧失了营业质的性质而类似于一般的质贷款，典当行也因获利机会更小而降低了积极性。
鉴于上述原因，建议立法时除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从严控制以外，对是否设立分支机构、经营范围等尊重当事人的自主选择，维护交易自由。

❼ 关于典当行里当票的法律责任问题

你的问题涉及到典当法律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

典当法律行为是双方实践行为。典当法律关系要求当户提交当物，2005年商务部与公安部共同颁布的《典当管理办法》（下称：办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典当行在当期内不得出租、质押、抵押和使用当物。质押当物在典当期内或者续当期内发生遗失或者损毁的，典当行应当按照估价金额进行赔偿。遇有不可抗力导致质押当物损毁的，典当行不承担赔偿责任。”故当户提交当物是建立典当法律关系的前提条件，典当行对当物具有保管义务，典当具有保管属性。在民法理论中，对保管法律行为属于实践法律行为的认识是一致的。

典当行接收当物即负有支付当金的义务。当票是典当行已经完成当金交付的凭证，证明交付的是当金而不是借款。因此，典当法律关系形成的过程表明典当行为集聚保管、质(抵)押、借贷法律行为要素，故要物行为是典当法律行为的充分必要条件。

综上，进行典当交易，办理当物的登记是其典当法律关系成立的必要条件。未办理登记则典当法律关系未成立，当事人不具有典当法律关系的权利和义务。即使办理了虚假的的当票，但是，有关资金流向（交付）等依据是很难伪造的，即使伪造了也总回存在漏洞。因此，建议你自己趁现在记忆清楚的时候将相关过程整理成文字，如果真的发生了纠纷，根据实际过程是很容易找出破绽的。

❽ 典当合同纠纷的解决途径有哪些

典当合同纠纷的解决方式：
1、和解。典当合同当事人可以进行和解；
2、调解。典当合同当事人可以申请调解；
3、仲裁。典当合同当事人可以根据仲裁条款申请仲裁；
4、诉讼。典当合同当事人可以提起民事诉讼。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三十三条
物权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可以通过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途径解决。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
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
第二百七十一条
涉外经济贸易、运输和海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书面仲裁协议，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或者其他仲裁机构仲裁的，当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典当管理办法》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典当，是指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或者将其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交付一定比例费用，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

❾ 典当行纠纷~

国家法律规定超过约定期限5日，方可做绝当处理的啊
何况哪有那么快啊，几天就卖了。只能说这家典当行信用不好，想留你的车罢了
这种典当行肯定是小公司吧，太无耻了
而且就他们跟你签的东西来看，可能没有去车管所办理质押手续，可以查一下，如果没办理质押手续，可以找回来的。典当行拖不起的，尤其这种小典当行，如果有不明白的可以再问啊，太气愤了，我们公司绝当物品联系不到客户绝对不会处理的，太过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