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主张财产共有负举证责任
你的结论不成立，你正好反过来了。
因为正常情况下，同居期间的财产是认定为共同共有的，你主张不是共同共有，也就是说你主张某财产是你的个人财产，那是你负有举证责任！而不是对方。
当然具体情况不是这样一句话就能说清的。下面详细说几句：
1、一般来说，同居期间的财产分割按一般共同财产处理。
2、同居期间的共同财产是指由双方共同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用于债务清偿的财产。
主要包括：
(1)工资、奖金;
(2)从事生产、经营的收益;
(3)知识产权的收益;
(4)因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除外);
(5)其他应当归双方共同所有的财产。
3、双方共同财产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一是必须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a\同居以前一方所得的财产，b\解除同居关系后一方所得的财产，c\一方死亡后另一方所得的财产，都不属于共有财产。
二是必须依法归双方共同所有的财产。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并非当然归双方共同所有，法律规定归一方所有的财产，或者双方约定归各自所有的财产，不属于共同财产。
㈡ 专利侵权举证责任在谁
专利侵权举证责任一般由主张侵权的一方承担。即原告。但如果发明专利是一项新产品的制造方法，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的证明的，举证责任倒置。
【法律依据】
2021年6月1日生效的《专利法》第六十六条
专利侵权纠纷涉及新产品制造方法的发明专利的，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证明。
专利侵权纠纷涉及实用新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的，人民法院或者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要求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出具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相关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进行检索、分析和评价后作出的专利权评价报告，作为审理、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证据；专利权人、利害关系人或者被控侵权人也可以主动出具专利权评价报告。
第七十二条
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专利权、妨碍其实现权利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财产保全、责令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作出一定行为的措施。
㈢ 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举证责任怎么确定
谁主张谁举证。
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六十五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
㈣ 如何承担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本规定第二条至第九条还分别对哪些情况下原告和被告应当提供证据以及收集证据时应当遵守的规定。
《规定》第四条 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
（一）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
（二）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三）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四）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五）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六）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
（七）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八）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倒置”是从司法公正的原则考虑，改由被告方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被告方拿不出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就要承担败诉责任。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告并非完全不负举证责任，而是要负证明初始事实的责任。被告举证证明的事实范围，亦并非整个案件的事实，而只是因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推定原则而免除原告举证责任的那一部分事实。如因环境污染提起的侵权诉讼，因环境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特殊性质，原告一般都不具备相应的科技专业知识，因此，原告只对自己受到损害的事实和被告排放了可能危及人身健康或造成财产损害的污染物的事实负举证责任，至于这种污染物质和损害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则不许原告证明。被告如果主张排污行为不是损害的原因，则应举出科学的鉴定结论予以否认。
《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一）众所周知的事实；
（二）自然规律及定理；
（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
（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㈤ 产品质量侵权举证责任包括哪些
因
产品抄质量责任
纠纷，实行
举证责任倒置
，即原告只须证明其损害是由于产品有缺陷所致就可以提出赔偿，而被告是否有过错，由被告自己举证。但这并不意味着原告在产品质量责任纠纷中不负任何举证责任，原告要想获得赔偿，必须举证其有财产、
人身损害
的事实，还要举证其损害是因产品有缺陷所造成的。
㈥ 如何确定财产损失和举证责任
一、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举证责任怎么确定
这类诉讼是指原告诉请被告返还其占有的动产或不动产的诉讼。在多数国家，这类诉讼的举证责任由不占有财产的一方当事人，即原告负担。不少国家的民法规定，对物的占有具有权利推定的效力。如德国民法第1006条规定：“为动产占有人的利益，推定占有人即为物的所有人。”法国民法第2230条规定：“占有人在任何时候均应推定以所有人名义为目己占有，但如证明其开始占有即为他人占有者，不在此限。”这样，占有物品的一方在诉讼中就处于有利地位，他可以援引民法中权利推定规定，不必证明自己是物品的合法所有人。相反，原告要获得胜诉，就必须证明自己对所争执的物品享有合法的权利。
我国民法通则及民法理论均未承认占有具有权利推定的效力，但从审判实践看，物品的占有者在举证责任问题上也是处于有利地位的。这是由于未占有物品的原告是提起诉讼的一方当事人，他首先必须证明作为诉讼请求根据的事实，即证明对所争执的物品享有合法权利的事实。如证明对该物品享有所有权，享有占有权等。
如果原告主张的引起权利发生的法律事实得不到证明，而被告也未能证明对该物享有合法的权利，人民法院通常也会依据被告外观上占有物品的事实，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裁判。例如，在河北省廊坊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关于房屋地基纠纷的上诉案中，上诉人李某主张由廊坊镇卫生部门占有和使用的一块宅基地的使用权归其所有。在一审中，李某提出买房时的文契作为证据，但该文契的四至栏中有些疑点，经过多方调查，仍然无法消除这些疑点。一审法院认为此文契不足以证明地基使用权归李某所有，虽然被告也未能证明自己对该地享有使用权，
但鉴于占有这一事实，一审法院作出了维持原状的判决。在二审中，上诉人未能提供新的证据，二审法院也未能收集到足以确定该地所属的其他证据，由于该地的历史归属不能认定，法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
二、共有财产及其处分争执时的举证责任
1.对共有财产争执时的举证责任。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当共有关系的存在已得到证明，共有人之间就某项财产究竟属共有还是个人所有发生争执，该财产的权属得不到确切证明时，一般是将它作为共有财产处理。这表明发生上述争执时举证责任在主张财产归个人所有的一方当事人。
最高人民法院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白银纠纷案请示报告所作的批复，提供了这方面的极好例证。在该案中，被告唐学周于1985年3月翻建自有房屋时，在墙脚掘获刻有乾隆字样的白银29公斤4两。该房系唐氏家族的祖遗产，历经数代均由唐姓家族人居住，从未变更过产权。族人皆知房下埋有白银，解放前曾两次掘获。因年代久远，白银究竟系唐姓家族中何人所埋不能证实。原告唐绍清等以此白银系高祖母遗产为由，起诉要求继承，被告唐学周辩称白银为其父临终前告知所埋，不同意原告继承。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以上事实，白银应认定为唐姓家族人所埋，视为原、被告等人的共有财产。
㈦ 损害财产的侵权责任有哪些
恢复原状和返还原物都是原物还存在或者原物受到损坏但是可以修复的时候要承担的责任。 如果不存在这样的条件，则只有进行损害赔偿。 财产权侵权责任在整个侵权责任法体系中历来占有重要位置,并广泛存在于一般侵权与特殊侵权责任之中。鉴于所受侵害财产范围的开放性特征,《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范围也相对宽泛,从侵害财产权利到财产利益的损害均被其涵盖,其第2、15、19、21条等条文,共同构建了财产权侵权责任的赔偿规范体系。其中第19条又最为关键,直接影响财产权侵权中的财产损失计算,是整个财产权侵权责任制度的落脚点。但遗憾的是,《侵权责任法》第19条的规定过于简单, 仅作了一般概括性规范,导致该条文在立法之中争议颇大,即便是在《侵权责任法》颁布和实施后,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亦对该条文多有批评。同时,随着民事单行法的颁行,我国民法学研究已逐步从立法论走向解释论,一方面立法过程本身更应运用解释学探究其内涵逻辑和操作的妥适,使出台的法律条文不至于存有过多明显的遗漏;另一方面,借助法律解释学来梳理已有文本,补充和充实已有法条,进而影响新法。[1]针对《侵权责任法》第19条,我们应坚持解释论,自财产权侵权赔偿的原则出发,借以厘清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和纯经济损失的理论争议,明晰以全面赔偿原则(填补损害原则)为最高宗旨的赔偿原则体系;以《侵权责任法》第2条为基点,界定财产权侵权责任的范围和类型,最终构建财产权侵权责任损失计算的理论框架和具体适用规则,为司法裁判提供指引。 一、财产权侵权赔偿原则的确定:以利益平衡为中心 (一)全面赔偿原则对间接损失与纯粹经济损失赔偿的认知 财产权侵权损害赔偿以填补为原则,以财产损失程度为基础,实现对财产损失的全面赔偿,是侵权赔偿之基本准则。[2]全面赔偿(填补损害)不仅包括侵害他人财产所造成的直接损害损失,而且还包括可能产生的间接损失,即除了积极损害之外还应赔偿本应获得但因侵权损害导致而没有获得的财产利益。《民法通则》第 117条已对间接损失的赔偿有所规定,只要在侵权行为实施时财产的取得具有可能性,即便损失的并非现实的利益,间接损失也应成立。 由于对间接损失损失程度的判断囿于个案情况难以准确作出,因此,学术界在认定间接损失方面存在分歧。相应的,对《民法通则》第117条中提及的受到其他重大损失的的理解也存在不同的见解。有学者认为,只有属于重大损失的才给以赔偿,一般损失不予赔偿,不能因为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而加重侵权人的赔偿负担。[3]这种认识的基础在于侵权责任法不仅是权利保护的裁判法,而且也是合理划定人们行为自由界限的法律,如果对侵权人要求过重,则会影响其行为自由, 有违利益平衡的基调,因此对间接损失应当采取可预见性标准予以限制。正是鉴于损失赔偿所应遵循的填补损害原则,笔者认为,立足现实国情和《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环境,对于存在明显的可判断和可预见的可得利益之减损,一般间接损失也应赔偿。 在《侵权责任法》立法的过程中,不少学者还从建议稿或国外立法例方面提出对纯粹经济损失予以赔偿的建议,主张将其摄入全面赔偿原则之下。[4]各国对纯粹经济损失的界定并不一致,一般是指不依赖物的损害而发生的损失,或者是不作为权利或受到保护的利益侵害结果存在的损失。[5]笔者认为,对纯粹经济损失予以有一定限制标准的赔偿具有合理性,而对于纯粹经济损失赔偿的限定条件和标准则由加害人的主观故意以及可得利益的预见性加以综合考量确定。为防止无限扩大赔偿范围而应对纯粹经济损失赔偿加以限定,即赔偿范围不得超过加害人在实施侵权行为时应当预见的损失范围,《欧洲侵权法基本原则》第2:102(4)条即有对纯粹经济损失赔偿限定的明示。[6]可见,无论是对《侵权责任法》第19条规则的理解还是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具体裁判的认知,给予纯经济损失全面赔偿, 应该成为民事领域利益平衡的底线指导原则。 (二)全面赔偿原则与损益相抵、过失相抵规则的契合 《侵权责任法》第19条体现了财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全面赔偿原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能,符合社会正义观。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尊奉填补损害为最高指导原则,以达到填补受害人所受损害之目的。[7]两大法系在确定财产损害赔偿的范围或标准时,同时将客观损失的财产和财产利益视为赔偿对象。 相对于全面赔偿原则,损益相抵规则在财产权侵权中的地位似乎较为边缘,适用较为隐蔽,然每每反映在司法实践的具体裁判中却不可小视。损益相抵规则就是确定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范围大小及如何承担的规则,并在确定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同时于损害额内扣除因同一原因而产生的利益差额。[8]损益相抵规则在罗马法和德国普通法时代就被承认,其在大陆法系民法责任体系中不可或缺,作用相当重要;从各国的司法实践看,该规则在各国判例学说中也被一再予以确认。考虑到财产侵权责任具有单向性的特点,损益相抵并不指向全部损害额,可以说是对全面赔偿原则的贯彻与体现。但遗憾的是,损益相抵规则在《侵权责任法》中并无明文规定。因此,在案件的具体审理过程中,法官应在现行法框架内遵循全面赔偿原则,运用各种解释方法,推导出妥善、具有说服力的结论,以实现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过失相抵规则也因侵权行为发生而适用,具体表现为《侵权责任法》第26条之适用。可见,《侵权责任法》第19条关于财产权侵权责任赔偿的规范并非孤立,与侵权责任体系内的其他规范相互协调、彼此呼应。一言以蔽之,全面赔偿原则与损益相抵、过失相抵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互为支撑,组成一个多元且具弹性的系统,共同构建一个科学的财产权侵权赔偿原则体系。我们应对损益相抵、过失相抵等规则给予足够的关注。 二、财产权侵权责任的赔偿范围:拓展与类型化 (一)财产侵权责任保护法益的扩展 《民法通则》第106条对侵权责任的对象进行了界定。从条文规范上看,该条似乎并未将侵权责任的对象限定于人身权和财产权。事实上,《侵权责任法》出台前的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在解释侵权法保护客体时均不以民事权利为限,不仅包括财产权、人身权,而且还将尚不构成权利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囊括其中。[9]换言之,在《民法通则》对于侵权责任范围的界定上,无论是侵害民事权利还是侵害民事权利之外的合法利益,均可成立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的颁行则将侵权责任保护的客体表达为民事权益,并形成了不同于《德国民法典》和《法国民法典》两部范式法典的立法体制。这种对侵权责任保护客体 作概括+列举的例示式立法,在尽可能详细列举《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财产权益的同时,还充分表达了我国财产权侵权责任立法范围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色。 《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1款用民事权益概念代替《民法通则》中侵权责任保护对象的财产及人身,明显是在借鉴《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的基础上, 结合有关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进行规定的,扩展了侵权责任法保护的客体。此外,从立法技术上看,《侵权责任法》不仅比我国其他民事法律更加注重保护范围的宽泛性,而且对财产权益的保护范围和力度都能与任何域外侵权责任立法相媲美。值得注意的是,《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的侵权责任形式不止损害赔偿一种, 该条也仅言侵权责任而未进一步明示责任形式,至于具体案件应当适用何种责任形式,亦应依照本法关于责任形式的具体规定适用。(二)侵权之财产损失的类型 财产权益作为民事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物权、知识产权、股权等具有财产性质的权益,财产权侵权责任即以上述财产权利为对象的损害赔偿。一般而言,财产损失分为以下几种:其一,侵害他人物权所带来的财产损失。对于物权的直接损失,可适用《侵权责任法》第19条的规定进行追偿,即侵权行为导致财产损失的, 按照财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计算,将赔偿标准定为损害发生当时的市场价值。其二,侵害他人知识产权导致的财产损失。无形财产权与有形财产权在侵权损害赔偿上的差异就在于如何对市场价值进行判断。无形财产权更多地表现为潜在的、隐形的价值,具有财产与人身权利相结合的复合性,并且知识产权中的无形财产利益因其价值的扩展性以及其特有存在状态和保护途径给法院的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正因为知识产权侵权具有特殊性,所以侵权人承担的民事侵权责任由单项法律予以规范。因此,对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应首先适用单行法的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4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6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56条。其三,侵害股权等其他财产权所导致的财产损失。股东因出资而依法取得参与公司事务并享有财产权益的权利,侵害股权而造成财产损失的, 也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三、财产权侵权损失的计算:解释与适用 在确定财产权侵权赔偿性质后便要界定财产损失的范围。无论是把损失的计算看作纯粹的技术问题,[10]还是归为事实问题,均可交由实务部门进行具体衡量与判断,对个案作个别处理。[11]将损失的计算问题视为事实问题在法国判例中已有具体体现。[12]由于这种做法忽视了损害赔偿问题的法律性,缺乏一定的法律规则,其计算大多会取决于法官个人的评价,因此不尽妥当。笔者认为,损失的计算应兼顾事实和法律双重性质,即事实认定与价值判断的融合。但是,目前具体的财产权侵权责任损失计算规则除了《侵权责任法》第19条之外,并无更为细致可行的操作办法,因此,财产权侵权损失计算规则有待细化,需要对司法实践进行精细归纳提升进而转化为司法解释。 (一)确定损失时间点的基准 确立财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目的在于填补受害人应得利益的损失。如果对损害赔偿的价格标准无法加以确定而由法官仅凭自由意志裁决,那么判决结论必将变得随意,同案不同判现象也将随之增多,从而引发双方当事人无休止的争议,进而损害司法权威,激化社会矛盾。因此,法律应规定准确确定损失赔偿时间点的统一规则,以发挥定纷止争之功能。在合理确定损害赔偿的价格标准时,侵权行为发生点与损害事实发现的时间点、诉讼开始的时间点、诉讼终结的时间点等都应成为基本的考量因素。依据《侵权责任法》第19条的规定,财产侵权赔偿是按照受侵害财产当时的市场价格计算、确定赔偿金额。这一规定使得司法实践中对损失赔偿的时间点有了相对统一的判断标准,合理避免了因价格波动可能导致的争议。 当然,我们也不应将《侵权责任法》第19条的规定绝对化,在具体司法实践中还可以借鉴其他成功的做法。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的法院认为,对损害赔偿的确定 应以请求时之市价为准。[13]上述两种确定财产损害赔偿时间点的方式虽然不一致,但各有相对合理性,因此不能盲目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种方式。 (二)单一标准与多重标准 细致观之,《侵权责任法》第19条在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上采用了两种可供选择的不同计算方式。前一种是前述的基本的单一标准:依市场价格计算;后一种是多重标准:即依其他方式计算。这两种计算标准虽然并不矛盾,但应理解为在适用过程中有先后之分。一般而言,只有在依市场价格无法判定时,才应适用其他方式的计算规则。由于其他方式之表述与实际确定具有模糊和难以统一的特点,因此,计算其他方式的程式也应遵循相应的普适规则。详言之,对某项财产之侵害,当法律、法规有相应的计算标准时,即应采用该计算标准;法律、法规没有规定计算标准的,由当事人协商约定计算标准或者协商确定财产损失金额。此外, 司法实务部门在上述标准均无法达成时,亦可根据公平原则裁判确定赔偿金额。 (三)计算公式之取舍 损失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纯粹经济损失。对直接损失的判定,除依据市场价格外,还须考虑物的折旧问题。对于使用多年的财产,其损害必定是市场相应的折旧价格。而没有在市场上流通的财产,则可以采用其他方式计算,如家传古董就可以采用专业机构科学评估的方式进行判定。 对于间接损失和纯粹经济损失,其计算难点在于无法量化的那部分损失。一般而言,可以采用以下两种计算方法进行类比计算:一是平均收益法,即被侵权人在侵权发生之前一段时间的平均收益,以此作为损失判断的标准;二是同类比较法,即依与被侵权人条件相当的经营者在相同时间内的平均收益作为损失判断的标准。当然,这些计算方式也不是绝对的,还要综合考虑经营季节、财产大小、经营能力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更加合理的计算方式,使得损失额与赔偿额相近似。为此,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可以采用以下计算公式:原物价值=原物价格-原物价格÷有效时间×已用时间。在我国,也有司法实践部门适用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价值的计算方法,其中,间接损失的计算公式为:间接损失=单位时间增值效益×影响效益发挥的时间。[14]这亦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计算方式。 对于财产权侵权责任赔偿问题的争议不仅在于如何确定财产损失的范围、损失计算规则等技术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对财产侵权的定性、举证责任、勘验鉴定评估的技术手段、法律规范混用等问题也是损害赔偿计算中需要一并考量的。因此,财产权侵权赔偿责任中的利益能否得到合理、充分的实现,取决于多方面规范的共同作用。《侵权责任法》只是为财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承担之确定与裁判提供了一个简易平台,其完善则需依赖法官对法律解释方法的娴熟运用及其司法经验的提炼, 进而不断为司法解释、立法解释乃至立法本身提供细化的可操作性强的规则,以明定财产权侵权责任赔偿计算的种种科学标准,达至对被侵权人损失进行合理补偿之法效果。
㈧ 财产损害赔偿案件中，受害人需承担怎样的举证责任
您好，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由受害人证明财产损害是由被告方造成的！
㈨ 八种特殊侵权的归责原则,举证责任,免责事由
原则只有三种。行为有八种一般侵权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即承担责任要以行为人有过错为要件。
特殊侵权的归责原则有：
1、“无过错责任原则”以称“严格责任原则”即承担责任不以行为人有过错为要件，也就是说，行为人没有过错也要承担责任；
2、“过错推定原则”即行为人必须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否则推定其有过错，承担责任。这是过错责任的一种，但适用特殊侵权行为；
3、“公平责任原则”即双方都没有过错，公平分担责任。
具体的“特殊侵权行为”有：《民法通则》
第一百二十一条 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过错推定）
第一百二十二条 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运输者、仓储者对此负有责任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严格责任）
第一百二十三条 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严格责任）
第一百二十四条 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严格责任）
第一百二十五条 在公共场所、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严格责任）
第一百二十六条 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过错推定）
第一百二十七条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于受害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由于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第三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严格责任）
第一百三十三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严格责任）
㈩ 侵权责任举证分配制度
在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地位非常重要。一方面，民事诉讼以证据为核心，诉讼全过程围绕证据进行，举证责任分配关系到当事人能否胜诉的问题；另一方面，举证责任分配对于法官主导整个民事诉讼过程也非常重要，法官对此概念清晰，则诉讼会流畅进行，反之，法官则易纠缠于证据不清的漩涡之中，陷入被动。对于举证责任分配，我国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已有规定，见于《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二、三、十一、二十四、三十条之规定。这些法条共同构成了我国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基本框架，形成了以"谁主张、谁举证"为中心，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为辅助的体系。此体系强调了当事人举证的核心地位，（《规定》第三条也规定"……上述证据经人民法院调查，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大部分举证工作都由当事人完成，法院的取证工作只是属于补充性的，由此可见，如何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举证责任非常重要，无论对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还是提高审判效率都具有重要意义，需要我们熟练掌握。 一、举证责任与举证责任分配 按通说，举证责任包括三个层次的含义。其一，"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民诉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即提出证据的责任；其二，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主张真实，即提出有效证据的责任；其三，当事人若不能提供证据以证实其主张或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真实性，则其要承担因此而产生的败诉的后果。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有两种情况：其一，若依照基本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双方当事人举出的证据已经足够，案件待证事实已经清晰，则依据该查证的事实作出判决；其二，案件事实仍无法查清，或根据现有证据无法形成强有力的证据链条，则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举证责任分配，若应承担举证责任的 当事人无法对相关事实进行举证，则其要承担对其不利的判决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要明确在举证责任中包含了当事人要承担因不履行或不能履行举证责任所产生的后果的内容，另一方面又不能简单地说凡无法对自己主张举证的当事人均要被判败诉，必须通过举证责任分配在当事人之间明确举证责任，再根据当事人举证情况依照法律作出判决。 同举证责任分配有关的一个问题是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根据我国《民诉法》及《规定》有关内容，由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主要有三种：1、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并已提出调取证据的申请和该证据线索的；2、应当由人民法院勘验或者委托鉴定的；3、当事人双方提出的影响查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材料相互矛盾，经过庭审质证无法认定其效力的。同时在《规定》第三条还规定"上述证据经人民法院调查，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可见，对待法院取证的态度现在已经大为改变，已经逐步从大包大揽的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靠拢。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第三种情形是否应由法院代为调查取证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当事人双方提出的证据相互矛盾同当事人双方都提不出有力证据一样，多数情况下属于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应由需负举证责任的一方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1、诉讼是对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审理，试图百分之一百地恢复事情的原貌是不现实的。2、民事诉讼是现代社会公民所日益采取的普遍的纠纷解决手段之一，在成熟的市民社会中，有必要在公民中培养作为基本观念的证据意识。3、法院审理案件数量与日俱增，注重公正的同时必须考虑到效率，在此情形下运用举证责任分配可以提高审判效率，降低司法成本，同时也从根本上维护了社会大众的利益。 二、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内容 （一）举证责任分配方式 对于举证责任分配的方式方法和具体操作规程，尚无定论，也难以进行简单概括。在实务中，可以参考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在此方面的一些规定和学说，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综合进行运用。 1、大陆法系之法律要件说。法律要件说在大陆法系十分盛行，该学说主要内容为，凡主张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就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存在的事实进行举证；凡否定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就权利妨害法律要件，或者权利消灭法律要件，或者权利制约法律要件存在的事实进行举证。该学说将法律关系的发生以及发生后的变更、消灭的法律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交由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若对方当事人对上述法律要件事实提出疑问，表示该法律要件事实的构成有欠缺，则由他负举证责任。举例言之：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偿还借款。依该学说，原告应对借款法律关系的发生的证据--到期借据进行举证，若该法律关系曾发生变更，如增加、减少，还应对其举证。若被告对该借款法律关系的构成存在疑问，如提出该借据上的签名不是本人签名，签署借据是在违背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所为等，则由被告对此负举证责任。如此你来我往，针锋相对，达到澄清事实的目的。 此种观点，具有标准明确，可操作性强的优点，事实上法官在审判实践中也在大量运用。其缺点在于灵活性不够，需要法官在实践中总结运用。 2、英美法系之利益衡量说。按照英美法系的通说，基于遵循判例的传统，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是不预设标准的，一般是由法官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在审理过程当中灵活地予以考虑。在实践中，对案件进行举证责任分配时主要考虑的因素包括：1、政策；2、公平；3、证据所持或证据距离；4、方便；5、盖然性（所谓盖然性是指证据力量强大可信，足以使法官对于争执的事实认定其存在。）6、经验规则；7、请示变更现状的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等等。可以看出，利益衡量说灵活多变，不拘泥于固定的规则之中，可以较好地适应多变的案件事实，但该制度需要由拥有较高法律素养及社会经验的法官来运用，否则易陷入恣意妄为或无所适从的误区。同时也必须看到，虽然该学说尚不能为我们全盘所用，但其中的一些规则却值得我们借鉴，如依据证据由谁持有或由谁举证更为便捷来分配举证责任，在极特殊情况下无法通过其他规则分配举证责任时依据公平原则进行分配等。再举一例言之：一案原告购买一楼一套房间，在装修已经完工尚未入住之际，发生了二楼大量漏水的事件，导致近两万元的损失，经查，漏水是因为二、三、四、五楼的用户共用的下水管道被堵塞所致，事后从下水管道中挖出菜叶等普通生活垃圾若干。原告将其楼上的二、三、四、五楼用户告上法庭。本案中，依法律要件说应由原告对侵权法律关系发生的法律要件事实进行举证，即原告应对受损害事实、明确的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因果联系进行举证，但事实情况是，原告无法明确侵权行为究竟是由二、三、四、五楼用户中的哪一家或几家所为，他只能证明该行为一定是其中的一家或合力所致。此时，出于维护社会正义的考虑，应当进行利益衡量，将该部分的举证责任转移于被告，由被告对其未实施侵权行为进行举证，若不能举证，则由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笔者认为，基于我国审判方式更接近于大陆法系国家的现实，考虑到当前我国法官的整体素质，在确定当事人举证责任时应以大陆法系法律要件说为基础（实践中也是如此），并根据案情，综合进行利益衡量，达到公正、公平的司法效果。 （二）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 1、保护弱者，维护公益的原则。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体系的日益完备，生产者同消费者的利益日益对立，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与此同时，现代民法已摆脱传统民法的桎梏，从维护形式公正前进到了维护实质正义的境界，表现为对公序良俗原则的强化以及对财产所有权和契约自由的限制。反映在实体法上，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将过错从产品质量不合格致人损害、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地面施工致人损害、悬挂物脱落致人损害、医疗事故致人损害等事实的法律要件中剔除，从而免除了此类案件中原告的举证责任，或将举证责任倒置于对方承担。上述类型的案件，都属于公民个人难以举证的情况，如在医疗事故纠纷中，按"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原告需要对a.原告遭受了人身损害；b.被告医院在对原告进行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c.原告的损害同被告的过错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三项内容进行举证。但事实是，原告作为普通人不可能精通医疗手段及措施，同案件相关的大量证据在医院的手里而不在患者的手中，此时，要求原告对上述三点同时举证即显属不当，法律于是将b、c两点的举证义务转由被告方承担，由被告方对无过错和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原告方只需对受到伤害等基本事实举证即可。在对上述各类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就应当按照实体法的规定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或转移，由被告来负担大部分举证责任。在最近由最高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了因高压电造成人身损害的案件，由电力设施产权人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亦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由被告对受害人的故意进行举证。 2、公正分配举证责任的原则。法官在决定哪些案件事实由哪方当事人负责举证时，除"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外，还应当考虑到下列因素：（1）将举证责任置于有能力、有条件举证的一方。由于社会专业化分工的细化和科技的发展，当事人在举证能力方面的差别越来越大，涉及到需要对一些技术性问题进行举证的时候，有时原告方根本不具备对事实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以及被告方过错的举证能力，这时，就应考虑将举证责任转交给被告承担。此外，若双方当事人分别是自然人和法人或其他组织，在审理过程中也应特别注意举证责任的分配，例如个人同医院或电信企业产生医疗或电信服务纠纷诉至法院，法官进行举证责任分配时就应考虑到举证能力的因素。（2）持有证据一方当事人不提供证据，同时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此项内容在《规定》第三十条中作出了规定，按此规定，若一方当事人故意使本应承担举证责任的另一方当事人陷入不能举证的境地时，推定该举证责任人的主张为真实，若对方予以否认，则必须对其提出的否认事实进行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