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生命健康权的侵权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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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求侵犯未成年生命健康权的案例，急
生命健康权案例 - 生命健康权的案例：生命健康权价值几何？原告许诺，男，9岁，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第一小学学生。其法定代理人许双林(父)，孙树芝(母)。被告北京市城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其法定代表人院长王新杰。案由损害赔偿原告诉称，1996年12月6日中午，其放学回家路上，因玩具落到被告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变电室旁的库房上，在其到该房上捡玩具时，由于被告单位未在该十千伏的高压室外电缆头上设置防护设施及明显的警告标志，致其被高压电缆头吸附、烧伤造成双臂高位截肢，留下终生残疾。为此起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及假肢费用共计295万元。被告辩称，击伤原告许诺的高压线电缆头应由北京市供电局维护，北京市供电局应对其主观过失及客观不作为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且许诺是经由北京市市政工程局第四分公司的违章建筑爬上该单位配电室房顶的，因而该市政四公司亦应对许诺的致残负有监护责任。故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对许诺触电致伤既无主观过错，又无违法行为，不同意原告许诺的诉讼请求。法院经审理查明，1996年12月6日中午，许诺放学途经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变电室附近。因许诺与其同学到该变电室房顶上捡玩具，许诺被屋顶裸露的十千伏高压线电缆头吸附击伤。经北京市积水潭医院救治，诊断为“双上肢电烧伤15%Ⅲ°—Ⅳ°，行双上臂中段截肢术”。1996年4月经北京市法庭科学技术鉴定为：“许诺之损失为双上肢电烧伤。目前遗有上肢上臂中段以下缺失，致其今后的生活、学习及工作严重受限。被鉴定人许诺的劳动能力完全丧失。”原告之法定代理人现已交付医药费2.24万元，其父许双林误工损失3488.43元，鉴定费300元。经北京市假肢厂证明，许诺在18岁前每年均需更换一次假肢，18岁至73岁之间3年需更换一次假肢，更换一次假肢需8万元。假肢更换费共计336万。现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已支付许诺之法定代理人1.2万元生活费。另查，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系击伤许诺的高压电缆头产权人。在法院审理期间，电力部法规司函复法院，供电设备上发生的民事责任，由该供电设备的产权人承担，且供电设备的安全距离低于标准规定的要求，应装设固定遮拦。电力部(85)水电规字第61号《高压配电装置设计技术规程》规定，屋外配电装置的安全净距，带电部分与建筑、构筑物的边沿之间不应小于2.2米。经实测，被告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负责维护的高压线缆之裸露点距变电室边缘距离为1.2米。该十千伏高压线电缆头未装设固定遮拦。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医院诊断证明，原告的医药费单据、法医鉴定结论、电力工业部法规司的复函在案佐证。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同时也享有要求侵害人赔偿的权力。判断一方当事人是否由于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致使他人的生命、健康受到侵害而带来的财产损失，应当以损害事实是否存在，作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根据。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以引起原告许诺触电的高压电缆头及附属设施是供电部门安装，且此后电缆头的更换等电器工程，均经过北京市供电监察部门验收，通电23年来供电监察部门从未对被告提出过异议为由，认为应由北京市供电局供电监察部门承担责任。供电监察部门对用电单位用电情况的监察，是对高压电用户的一种检查活动，发现有不符合规定的地方，通知产权单位依法改进，法规及规章均未要求用电监察部门代替高压设施产权单位实际履行相关行为的义务。对此电力部明确规定，在供电设备或线路上发生民事责任，是按供电设备或路线的产权归属原则确定的。既供电设备或线路产权属于谁，谁应承担该设备或线路上发生的相关责任。而导致许诺触电的高压电缆头属于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供电线路受电端引入部分，也是用户高压受电装置的一部分，其产权属于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应当指出，对于由历史原因形成的用电设施安全距离明显低于标准规定的，应按照国家《高压配电装置设计技术规程》要求，由用电单位装设固定遮拦及警示标志以策安全。但是被告对其职责未认真落实，对应当预见的危险情况未加注意，最终导致发生许诺触电致残的结果，本案的因果关系是客观存在的，被告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⑶ 生命健康权的案例
原告康某，男，现住东胜区塔拉壕镇移民小区，农民。
原告何某，女，现住址同上，农民。
被告任某，男，现住东胜区塔拉壕镇移民小区，农民。
被告郭某，男，现住东胜区塔拉壕镇，个体户。
原告康某、何某诉被告任某、郭某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08年10月23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杨峰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康某、何某及委托代理人，被告任某及委托代理人、被告郭某及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 2008年9月11日上午9时左右，我的儿子康某某（一岁零九个月）在住处附近玩耍时掉入被告郭某冲洗大理石排放污水的水池内。被告排放污水的水池无任何安全防范措施，没有任何明显标志，致小孩掉入水池后当场淹死。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二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补偿金等费用按总数的70%计算共计219731元。
被告任某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郭某挖的水池不在大棚内，所占的地我没有使用权和管理权，原告的儿子溺水死亡与其没有关系，不承担责任，原告对其儿子的死亡应承担监护责任。
被告郭某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的儿子死亡与其没有任何关系，赔偿应按农村标准。
经审理查明：2008年9月11日上午9时左右，原告的儿子康某某，一岁零九个月，在住处附近玩耍时掉入被告郭某租赁被告任某的大棚外过道由郭某未经批准擅自挖下的用于排放冲洗大理石污水的水池内，溺水死亡。死亡赔偿金12378元×20年=247460元，丧葬费1824元×6个月=10944元，精神抚慰金40000元，共计298404元×70%=208882.80元。其他费用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
上述事实，原、被告在庭审中向法庭提交了相关证据，法庭当庭进行了质证，二被告对原告的证据本身无异议，被告任某的代理人认为，被告郭某是租赁的被告任某的大棚，而污水池是郭某自己挖的和任有文没有关系。被告郭某的代理人认为，郭某挖的污水池不存在没有任何防范措施。原告对被告任某的证据本身无异议，原告的代理人认为，被告任某出租的大棚没有尽到应有的管理义务，应当承担责任。被告郭某对被告任某的证据本身无异议，其代理人认为在公安机关询问任有文时任有文承认污水池是在他的承包地范围内。原告对被告郭某的证据本身无异议，其代理人认为，污水池上盖的是石棉瓦，没有起到安全防护的作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被告任某对被告郭某的证据无异议。原、被告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完整，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郭某租赁被告任某的大棚，用做磨制人造大理石，未经有关部门同意，未办理任何批准手续，擅自在大棚外挖污水池，没有设置警示标志，也未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致使原告的儿子玩耍时掉入污水池溺水死亡。被告郭某应承担主要责任，应承担赔偿数额的70%，被告任某将大棚租赁给被告郭某由郭某管理、使用，被告任某不承担责任，二原告没有尽到对其儿子的监护责任，应承担次要责任，承担赔偿的30%。对原告提出要求二被告共同赔偿的意见因被告任某符合免除责任的条件，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告要求赔偿其子死亡补偿金、丧葬费、原告精神抚慰金的意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对其他费用的主张因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对被告任某不承担责任的辩称意见，符合免除责任的条件，本院予以支持。对被告郭某不承担责任，应按农村标准计算的辩称意见，因不符合免责条件及情况，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一百二十五条、一百三十一条、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郭某赔偿原告康某、何某之子康某某死亡赔偿金173222元、丧葬费7660.8元、精神抚慰金28000元，共计208882.8元，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十五日内一次性给付；
二．被告任有文不承担责任。
案件受理费2298元，由被告郭某负担。
⑷ 我们身边有哪些珍爱生命健康权的事例
护送低年级学生过马路。锻炼身体，有病及时医治。
⑸ 生命健康权或隐私权或肖像权或姓名权或名誉权 案例
16岁的少女王雪终于向学校讨回了自己的尊严——北京市首例女中学生状告班主任和学校侵犯名誉权案2001年9月尘埃落定，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定被告向王雪作口头赔礼道歉并给予一定的精神抚慰金。
去年暑假，邱女士发现女儿近来电话频繁，还有个男孩常在她家楼下徘徊，便找到班主任苏某反映。没想到这却将女儿带入了痛苦的深渊。
苏某发现王雪和班里一个男生关系比较密切后，便在课堂上、教研室里多次翻看其书包、日记以及给其他同学的信件，还下令不许同学和她说话。性格活泼的王雪顿时成了“孤家寡人”，同学们远离她，不敢和她说话。王雪在日记里写下：“苏老师经常侮辱我，逼我转学。我一想起这些就害怕，夜里常做噩梦……”由于无法承受完全被孤立的痛苦，王雪于去年6月4日离家出走。4天后，当邱女士接到女儿的电话，在南京找到她时，王雪哭着请求妈妈搬出北京。这场“风波”给原本幸福的家庭蒙上了阴影——身为公司副总经理的邱女士被迫递交了辞职报告，家里的老人也住进了医院。去年8月1日，王雪将班主任和学校告上了法庭，诉讼的请求很简单，只要求老师的一声道歉。
法院认为，班主任苏某在对王雪进行教育管理中，确有翻看其书包、日记等歧视性行为，侵害了她的人格尊严，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应向王雪作口头赔礼道歉并给予一定的精神抚慰金。
案例二：患者隐私部位能否当作教学“标本”？
阿静因未婚先孕到医院检查，大夫在为其检查时叫进20多名医学院实习生，以阿静为“标本”现场讲解，阿静羞愧难当，无地自容。2001年10月8日阿静向新疆石河子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新疆石河子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及当事医生侵犯其隐私权，要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此案在全国医学界和法学界引起了争议。
9月15日，22岁未婚先孕的阿静在男友陪同下来到新疆石河子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做人工流产，在妇产科医生孙某的安排下，阿静按要求做好准备，躺在检查床上等待检查。这时，医生叫进20多名身穿白大褂的男女围在床前，阿静非常紧张，要求医生让他们出去。医生说，没关系，他们都是实习生。医生让阿静躺好，一边触摸阿静的身体，一边向实习生介绍各部位名称、症状等，检查讲解过程约五六分钟。
据了解，那天的见习生是石河子大学医学院九七级本科生。
事后，气愤难平的阿静和男友经咨询律师，决定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这一事件在全国医学界和法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医学界认为，作为教学和实习医院，这种做法很正常，谈不上侵犯隐私权，不然，怎样完成培养医学院学生的任务。按照惯例，一般都不提前给患者打招呼，如征求患者意见，患者肯定不同意。再说几十年来各医院都是这么做的，也没有法规和文件规定不能这样做。医学院校及其附属医院基本都认同这一观点。
而为阿静提供法律援助的新疆天宇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次松认为，医院的做法严重侵害了患者的人格尊严和隐私权。人的特殊部位有权利不让他人观看、探究或拍摄。医生检查患者身体原则上不构成侵犯隐私权，因为患者去医院看病，接受相应的检查甚至很多专家会诊有时是必须的。但此事的关键是接诊或主管医生以外的人对患者的隐私部位进行观看和讲解，这是不能允许的。对医学院学生的实习，应作出相应的规范。很多资深律师也都同意这一看法。
据了解，这是全国首例因患者被医院当作教学对象，而被提起诉讼要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例。医学界和法学界的专家认为，不论此案判决结果怎样，都将对我国的医学院校学生实习产生深远的影响。
案例三：当隐私权遭遇生命健康权
挽救了病人的生命却侵犯了病人的隐私，日前在厦门市某医院发生的一件事引起了有关人士“隐私权、生命健康权究竟哪个更重要”的争议。
19岁的宫小姐因子宫出血，一个星期前走进了一家心理门诊就诊，在心理医生作了“绝对保密”承诺后，宫小姐袒露了自己的心病：自己因未婚先孕擅服流产药物造成子宫出血不止。就在心理治疗过程中，宫小姐开始出现昏迷状态。为抢救宫小姐的生命，这位医生违背承诺，向有关的妇产科医生道出了实情，并请求妇产科医生进行紧急救助。
经抢救，宫小姐脱离了危险，但心理医生的一片善良之心却遭来了宫小姐的责怪声：本来不为人所知的隐私，现在很难再遮遮掩掩。赶来医院的父母亲也从她难以自圆其说的回答中隐约感到了女儿的秘密。此后，虽然宫小姐的子宫出血病一天天痊愈，但她的心病却一天天加重，19岁的她始终感到难以抬头见人。
一些人士认为，在本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医生绝不能公开病人隐私。宫小姐已经向心理医生陈诉过保密要求，而且心理医生也已承诺“绝对保密”，虽然这位医生向他人公开隐私是为了病人的生命，却违背了病人本人意愿，侵犯了隐私权。
许多医生认为，生命健康权大于隐私权。省人民医院的张医生认为，医生当然应该尊重病人的隐私权，但当病人出现病危、昏迷时，首先考虑的是抢救，这是医生的职业道德。
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的蒋金音律师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规定，医师必须保护病人的隐私权。但当患者的隐私权危害公共安全时(如按规定，患者患了传染性性病，医师必须将其上报卫生防疫站)，隐私权必须服从公共安全。而当隐私权与生命健康权发生矛盾时，生命健康权应该大于隐私权，也就是说，当一种危害必然发生时，当事人可以选择较小的危害避免更大的危害。
⑹ 侵害生命健康权的案例
[案情]被告人舟某，男，24岁，某县派出所民警。被告人舟某了解到与自己妻子婚前有过两性关系的某铸造厂工人洪某有赌博行为时，在未受任何领导指派的情况下，于1998年3月15日下午4时许，将洪传唤到自己房间里对洪有否有赌博行为进行讯问，在洪矢口否认的情况下，舟将洪的双手反镑在床脚上，对洪拳打脚踢，并用电警棍触击洪的身体，洪忍受不住，大声叫喊，舟便用数张厕所内粘有粪便的手纸赌洪的嘴。在堵嘴时，洪提出要解大便，舟将洪的裤子、鞋全部脱光，拿过一个脚盆让洪大解，洪感到不适提出不便。舟见状恼羞成怒，又用电警棍触洪的生殖器，并问洪“强奸了几个妇女”，洪当即否认。下午7时，舟将洪从自己房间拖到办公室，将其双手反锗在长椅上，令洪光着下身跪在地上继续讯问，并对洪拳打脚踢，电警棍打头，洪被打的遍体鳞伤，最后，洪被迫承认曾参与过两次赌博，被罚款200元后，在深夜12时方让回家。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林业局第四小学二年级教师张某，为惩罚考试不合格学生董静，将董静叫到台前当众用教鞭抽打她的手心，并让董静自己数着。董静疼痛难忍，把手收了回来，张某一气朝董静的后脑打一教鞭，董静的脑袋立即耷拉下来，这时又打一鞭，董静的嘴里、鼻孔里冒血，瞳孔扩散，失去了知觉，生命垂危。送到齐齐哈尔医院治疗已脱险。董静的父母为了给孩子治病，花费了人民币8万多元，误工半年之久。
案例一:武昌岳家嘴夜市旁，一男子偷盗电线败露后，被人戴白帽示众。律师称，涉嫌偷盗人员被抓后，不能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格权利。
记者赶到现场看到，一名中年男子头上戴着用报纸折成的白色帽子，站在人群中。该男子左眼角有血伤，脖上有血痕，身上灰扑扑的。围观市民正对其询问。
据了解，前晚，当地供电线路被剪断盗走，部分家用电器受损。昨日中午，当地居民发现一名小偷后将其抓获，其另外两名同伙趁机逃跑。因怀疑前晚电线被盗与该小偷有关，居民让他戴上白帽，站在路边示众，并要求供出其同伙。
正当市民继续询问该男子时，一名身穿黑色皮夹克的男子走进人群，态度严肃，命令戴白帽男子随其离开。据目击居民称，就是“黑夹克”当场抓住正在偷盗电线的小偷。之后，“黑夹克”强行从人群中带走小偷。目前，警方已展开调查。
⑺ 有关生命健康权案例
11月21日16时左右，湖南衡阳男子肖志军将患肺炎并即将临产的妻子送进北京朝阳医院京西分院。面对经济困难且难产的孕妇，医院决定为其免费入院治疗。丈夫肖志军却拒绝为生命垂危的妻子在剖腹产手术告知单上签字。在长达3个小时的僵持过程中，该男子一直对众多医生及病友甚至110警察的苦苦劝告置之不理，最终导致胎儿和孕妇双双死亡的悲剧。针对此种情况，许多人不禁对医院的做法提出质疑，家属不签字，在病人生死攸关之际，医院就任由病人死去吗？
⑻ 侵犯生命健康权的案例
南方网讯 运尸工不请自来，高喊着老王（化名）的名字要运尸，结果殡仪馆被老王告上法庭。前日（10日），武汉市江汉区法院对这起罕见的侵权纠纷案一审宣判：判处汉口殡仪馆向老王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老王的其他诉讼请求被驳回。
前年6月的一天，老王遭此“黑色幽默”后方搞清楚，原来是有人搞恶作剧，给殡仪馆打电话说老王已死，请来运尸。老王后将汉口殡仪馆告上法庭，索赔误工费、交通费共计1500元，同时还索赔精神抚慰金1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从主观上讲，汉口殡仪馆根据电话要求，为老王提供殡仪服务是被动的，其无故意侵害老王的意思。但从客观上看，在没有核实老王是否死亡的情况下，殡仪馆便来运尸，显然这一做法不妥，给健在的老王造成了精神伤害，侵犯和损害了他的生命健康权、人格权。
2002年6月5日，张家川县公安局抓获了涉嫌销售赃车的犯罪嫌疑人孙某等人，据孙某交代，自己将赃物销售给了几位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人。张家川公安局经请示天水市公安局后，在平凉设伏抓捕购买赃车的嫌疑人。8日凌晨1时许，张家川县公安局侦查员张某受命与其他公安干警在平凉市拘捕销赃车案件中的嫌疑人时，为防止嫌疑人驾车逃跑，张某在开枪射击车辆轮胎时，一枪射进车内，致使驾驶该车的陈某中弹，经抢救无效死亡。
2003年9月25日，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认为，张某使用枪支不当，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决张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2002年6月25日，张家川县公安局与陈某的亲属签订了《丧葬前期费用处理协议》，由张家川县公安局一次性支付前期丧葬费用3万元。
2004年7月，陈某亲属因张家川县公安局工作人员违法使用枪支致陈某死亡，分别向天水市公安局和张家川县公安局提出赔偿申请，但逾期未予答复。2004年赔偿请求人向甘肃省公安厅提出复议申请逾期仍未答复。赔偿请求人就申请甘肃高院赔偿委员会作出赔偿决定。要求天水市公安局和张家川县公安局共同赔偿死亡赔偿金21.74万元，支付被抚养人生活补助费9.34万元，以及其他费用1万元。
家属获赔299700元
甘肃高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认为，陈某之死，确系张家川县公安局侦查员张某在执行公务时，违法使用武器所致。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对陈某亲属应予赔偿。天水市公安局作为张家川县公安局的上级领导机关，由其布置设伏抓捕涉嫌销赃的嫌疑人，应负主要责任，承担赔偿金总额的三分之二。近日，甘肃高院赔偿委员会作出决定：由赔偿义务机关天水市公安局和张家川县公安局共同赔偿请求人赔偿金总额299700元。天水市公安局承担199800元；张家川县公安局承担99900元。
据了解，此案是自1995年国家赔偿法实施以来，我省审结的国家赔偿案件中侵犯生命健康权赔偿金数额最高的案件。
⑼ 珍爱生命健康权的事例和尊重他人生命健康权的事例
学生不打架，老师不体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