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侵权责任法 实施前发生 结果在后 诉讼在后 如何操作
案件没有审理，是要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这是新法。有不明白的可继续追问或者更多详细情况请登录威海律师门户网站：www.wh-lawy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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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谁能帮忙分析一下《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七条规定
你好
本条是关于在诊疗过程中如何界定医务人员过错的规定
依照本条规定 ，医务人回员的注意义务就是答应当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医务。尽到诊疗医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诊疗行为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诊疗规范的有关要求。然而，医务人员的注意义务并非与合法合规是完全等同的概念，医务人员完全遵守了具体的操作规程，仍然有可能做出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判断，实施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行为。 然后，医疗行为具有未知性、特异性和专业性等，因此，关键要看是不是其他的医疗人员一般都不会犯这种错误。本条规定的诊疗义务可以理解为一般情况下医务人员可以尽到的，通过谨慎的作为或者不作为避免患者受到损害的义务。
在适用本条时，应对地区、资质，等因素，综合考虑，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诊疗规范规定了具体要求的诊疗行为，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都一般要应当遵守。
可以结合相关规定理解《执业医师法》32条，《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条
Ⅲ 侵权责任法实施后，未被确定为医疗事故的纠纷可否进行赔偿
未确定为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该怎样处理 1996年2月28日，啤酒厂职工田x的女儿朱xx在厂篮球场玩耍时，不慎跌倒，右手掌正好压在碎玻璃上，血流如注。在同事们的帮助下，朱xx被送到附近的第x人民医院外科治疗，值班医生认为是一般外伤，便吩咐护士给做缝合手术。田x要求医生如实写上当天的诊断，医生不高兴地说："没有必要，我们每天都要接触这类外伤缝合手术。如果都要写，我们要写多少？"坚持不写进病历。小女孩的伤口愈合后，右手中指不能弯曲，家长带她到该医院治疗3次，提出"当时伤口很深，会不会是筋断了？"的疑问。医生说小女孩的情况是"正常的，观察一段时间，3个月以后再来。"可是3个月以后，朱xx的右手中指仍不能弯曲，拿筷子、握笔均受到影响，由于这所医院不管，家长只好带小孩到医学院附属医院、省人民医院、中医学院一附院、第四人民医院等处就医，诊断结果："右手中指肌腱断裂，住院手术治疗。"医生告诫说："如果不及时带小孩来治疗，小孩的肌腱继续萎缩，将影响右手发育，使右手指致残。"小孩的家长以医疗事故致小孩右手中指残废为由将医院申诉到有关部门，而医院则说，按《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这不属于医疗事故，应不予受理。双方意见针锋相对，这样的问题到底该怎样处理呢？
解析：按照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是这样规定的：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护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或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者。医疗事故分责任事故和技术事故。责任事故是指医护人员因违反规章制度、诊疗护理常规等失职行为所致的事故。《贵州省实施<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细则（试行）》（以下简称《细则》）第6条规定有14种具体情况属医疗责任事故。技术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因技术过失，即虽按技术操作规程进行诊断、治疗和护理，但因专业技术水平所限和经验不足为主要原因，导致诊疗护理失误而发生的事故。病员及其家属和医疗单位对医疗事故或事件的确认和处理有争议时，可提请当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因此，医疗事故或事件必须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后确定才具有法定效力。
医院以医疗是带有危险性的行业，不能保证到医院治疗的人都百分之百地治好病，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说成是医疗事故，要求赔偿为由，将医疗事故认定为非医疗事故，而不承担责任。
田x的女儿朱xx经该医院诊疗后，右手指强直而未恢复屈伸功能，在没经医疗鉴定的情况下，确定为医疗事故。这是问题的焦点。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对田x的女儿朱xx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首先明确责任。如果是医疗事故，责任由医疗单位（该医院）全部承担；如果不属医疗事故，医院可不承担赔偿责任。就本案而言，医院称自己没有责任，不予赔偿显然有些武断，因为朱xx在该医院诊治缝合后，伤口愈前其家长提醒是否会造成筋断的问题，医护人员仅凭过去的经验，按常规进行护理，至使3个月后右手指仍强直不能弯曲，贻误了治疗时间，直至到外医院诊疗时才被发现。对于消费者来说，未经法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就说成是医疗事故，缺乏法定依据，说服力不强。
目前，对于医护人员医德医风不正，给消费者造成损失，因不能正确诊断（本应能诊断出而未诊断出疾病的部分）延误治疗时间，而造成死亡或更大伤害的纠纷越来越多。尽管按《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算不上医疗事故，然而客观是恶果却已造成。因此，我们认为，依据我国《民法》、《消法》的有关规定，仍然可以追究有责任的医护人员的责任问题，要求其依法赔偿相关的损失（或损害）。
Ⅳ 《侵权责任法》医疗事故的举证责任有无修改最新的规定如何
1、侵权责任法实施之间，根据最高法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医疗侵权纠纷案件，专医疗机属构对是否存在过错、以及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但侵权法并没有做出这样的规定，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应该是谁主张，谁举证，由患者承担举证责任；
2、侵权法对过错的证明问题，采用了推定的方式，只要证明医院存在违反违法行为、隐匿病历等行为，就推定医院有过错。
北京医疗律师刘昭彦
Ⅳ 侵权责任法
你好：
在《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前产生，本案当时适用《民法通则意见》第148条第二款的规定，乙教唆七岁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甲实施侵权行为，乙应为侵权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即使尽了监护责任，也只能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而不能免除监护人的责任，因此甲的监护人的责任是一种无条件的按份责任。
按现行《侵权责任法》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乙教唆七岁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甲实施侵权行为，乙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只有通过证据证明甲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时，甲的监护人才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在本案乙与甲的监护人之间本无关系，因此无补充责任之说。如果确有证据证明甲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那甲的监护人应负相应责任（即比例责任、按份责任），否则甲的监护人无责任。
附：相关法条
《民法通则》
第一百三十三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
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
《民法通则意见》
148、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连带民事责任。
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侵权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教唆、帮助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主要民事责任。
《侵权责任法》
第九条 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Ⅵ 我国最新的侵权责任法和以前的侵权责任法中关于产品责任法的区别以及对承担责任的影响
一、明确“产品责任”的性质为侵权责任
产品责任是指因产品有缺陷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我国民法学者一般认为产品责任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而不是一种违反合同的责任。《侵权责任法》首先规定了生产者的侵权责任，该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该法也规定了销售者的侵权责任，该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的上述规定比《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的“赔偿责任”更为明确。“侵权责任”与“违反合同的责任”不同，它不以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为前提，而是基于产品缺陷造成他人损害这一事实而产生的，它是对法定义务的直接违反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因此，无论是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有直接合同关系的消费者、用户，还是其他第三人，因使用缺陷产品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受害人均可要求赔偿。从举证责任上讲，只需要证明产品的缺陷、损害、使用有缺陷的产品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二、未规定排除适用“产品责任”的情形
《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了生产者三种排除产品责任的情形，即生产者能够证明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等情形不承担赔偿责任。然而《侵权责任法》对这三种排除情形未作规定，从立法进程来看，最终颁布的法律成文删除了征求意见稿中提出的“依据法律，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内容。也就是说，从《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精神来看，只要产品缺陷确实造成了他人损害，生产者都不能免责。从法律适用的原则来说，同一层级的法律规定，“新法”优先于“旧法”。因此，从这一条款来讲，无论是否投入流通，生产者必须承担产品缺陷引起的侵权责任，加大了企业的责任，促使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的意识。为了平衡受害人与生产者、销售者的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产品投入流通后发现存在缺陷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及时采取警示、召回等补救措施。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补救措施不力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据此，产品投入流通后发现存在缺陷，生产者、销售者及时采取警示、召回等有力补救措施的，可以不承担侵权责任。这一条款也是“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依据。相比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经营者发现严重缺陷采取措施，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告知消费者，《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为消费者提供了更高层次的保护，更加符合产品质量状况“符合性标准”达标、“可靠性标准”不符合的新形势，鼓励企业在发现产品存在缺陷时采取警示、召回等补救措施。
三、第三者过错造成产品缺陷可追偿
虽然《侵权责任法》没有直接规定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的产品责任，但是该法明确规定了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对第三人责任的追偿。《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因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这一新的规定明确了造成产品缺陷第三人的过错责任，保护了生产者、销售者的合法权益，也是对“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等规定的发展，体现了民事责任归责的新要求，符合当今产品生产制造分工日益复杂多样的实际情况。
四、“产品缺陷危险”可以预先介入
“产品缺陷危险”是指产品缺陷可能产生危害人身、财产安全的后果，但尚未发生损害后果的情形。《产品质量法》仅对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规定了救济措施。《侵权责任法》除了对已造成损害的情形进行调整，还对产品缺陷危险规定了承担责任的形式。按照《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因产品缺陷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通过及时排除、消除缺陷产品损害的危险，防范于未然，能够最大限度保护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
五、惩罚性赔偿适用于“产品责任”
惩罚性赔偿，是由法院所做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惩罚性赔偿是严厉性程度最高的一种民事责任形式。惩罚性赔偿是在承担补偿性民事责任基础上承担的增加赔偿责任，其用意在于涉及责任人的精神痛苦，即国家通过强制性手段对责任人财产施加损失以达到惩罚的功效。《侵权责任法》新规定了“产品责任”的惩罚性赔偿，在对消费者给予补偿性赔偿之外，还对责任人处以惩罚性赔偿。该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这一规定，一方面提高了受害人获取赔偿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样板作用，惩罚过去的行为遏制未来类似的行为。这无疑对一些缺乏社会责任感的经营者产生巨大威慑作用，使他们不敢肆意妄为。相比较之前我国仅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有关于因欺诈产生退一赔一的惩罚性赔偿规定，《侵权责任法》的新规定作为立法的亮点，引发生产经营者、消费者的很大关注。从操作性上看，还需要进一步明确惩罚性赔偿的“倍数”，关于“缺陷”的界定还要更谨慎，如何证明生产者或销售者“明知”，值得思考。
六、“产品责任”作为侵权责任应当优先
《侵权责任法》在第一章“一般规定”中确立了“侵权责任优先”的原则，即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侵权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先承担侵权责任。在法律实践中，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产品质量违法行为可能同时产生两种以上的法律责任，而有时数种法律责任又不能相互取代，当这些法律责任都要以财产支付为内容时，可能出现违法者财产不足以同时承担全部财产责任的情况，这时应当优先承担产品责任。这是对《产品质量法》规定的延续和发展。《食品安全法》也体现了民事赔偿责任优先的精神。产品责任优先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以人为本，以消费者为本，以受害人为本的法治理念。通过违法者的损害赔偿弥补受害人财产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损害，真正体现法律的公正性。
七、“产品责任”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我国在现行法律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产品责任也适用这一精神损害赔偿规定。侵害人身权益包括侵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等，但不包含财产权。如果侵害了财产权益，就要根据财产的损失给予赔偿。《侵权责任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还比较原则，比如“严重精神损害”的标准，需要作进一步的具体规定，或通过案例指导进一步具体明确。然而，这一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明确规定将对追究产品责任产生积极的影响。当人们由于产品缺陷受到精神损害时除通过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获得救济外，受害人也可以请求经济赔偿来救济和抚慰。精神损害赔偿兼容了抚慰性、补偿性和惩罚性，既是对受害人精神权益的民事权利救济，同时也对侵权人彰显了一定的经济惩罚性，以示制裁和训诫。因此，精神损害赔偿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消费者的精神权益，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
Ⅶ 《侵权责任法》第35条的问题
《侵权责任法》第35条的立法目的在于解决雇佣活动中发生的侵权责任问题。前一句内解决雇佣活动致容他人损害问题，由雇主承担责任，与《人损解释》第9条相对应，而《人损解释》更为具体并具有可操作性。后一句解决雇佣活动中被雇佣人自己受损的问题，与《人损解释》第11条相对应，无法与第9条对应。在《侵权责任法》与《人损解释》的异同问题上，两个文件共同解决了侵权责任中人身损害问题的处理规范，但《人损解释》局限于人身损害，在财产损害方面无法适用，而《侵权责任法》则既包括人身损害，也包括财产损害，适用面更广，就人身损害问题而言，《人损解释》的规定更为具体、详尽，也更具有可操作性。
Ⅷ 哪位大神能较简单的告诉小弟《侵权责任法》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各自在医疗纠纷中的作用呀
【1】侵来权责任法定下调调，条例细自化操作。
【2】侵权责任法第七章确定了医疗损害责任为过错责任，确定了医疗机构的说明征询义务，确定了医疗机构的诊疗义务，确定了医疗机构推定过错的情形，确定了药品器械血液致损的责任承担，确定了医疗机构不承担责任的情形，确定了患者的医闹责任等等。
【3】条例对此进一步详细规定。
Ⅸ 从审判实践看如何完善《侵权责任法》第35条的规定
在民事案件审理中，类似雇工建造房屋、请邻居或朋友帮工以致于出现人身损害的情况时有发生，对于双方法律关系的认定成了案件审理的难点。在《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前，难点多存在于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的区分上。随着《侵权责任法》的正式实施，特别是《侵权责任法》第35条规定了个人劳务关系，加上目前学界对劳务关系的理论研究较少，因此如何处理因个人劳务关系产生的纠纷成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对《侵权责任法》第35条进行研究很有必要。 一、《侵权责任法》第35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与个人劳务关系相关的法律规定 （一）与个人劳务关系相关的法律条文： 1、《侵权责任法》第35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的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2、《解释》第9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用活动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第11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13条规定：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个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个人应当承担帮工责任。被帮个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帮工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个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应当支持。第14条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帮工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给与适当补偿。帮工人因第三人侵权遭受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不能确定或者没有赔偿能力的，可以由帮工人予以适当补偿。 二、与《解释》相比，《侵权责任法》第35条的不足之处 （一）《解释》的规定更全面、更具可操作性。《解释》第9条及第11条规定的是雇主责任，该规定包括了：1、雇主责任的归责原则为无过错责任。2、雇主的追偿权。《解释》第13及14条规定了无偿帮工关系，包括：1、对被帮工人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2被帮工人的免责事由。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可以不承担责任。3、致人损害时的连带责任：在致人损害的情况下，如果帮工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应与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相反《侵权责任法》第35条对个人劳务关系的规定，可以概括为两种情形：1、在提供劳务的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时，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此种情形适用了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且没有规定例外情形，2、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则适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双方根据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该规定过于简单，对无偿帮工、雇主的追偿权都没有规定，在实践中不如《解释》更具操作性。 （二）《侵权责任法》第35条首次提出劳务关系这一概念但未对其进行明确，进一步增加了审判实践的困扰。表面上看，雇佣关系、无偿帮工关系与个人劳务关系的法律规定好像很是明确。但对于从事民事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来说，无论雇佣还是帮工，都是提供劳务的过程，劳务关系实际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面对一个具体的案例时，如何对劳务关系做出认定，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特别是《解释》经施行多年，群众对雇佣关系这一概念较为熟知，审判人员亦对如何认定雇佣关系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之后，又提出了劳务关系这一概念，徒增司法实践的纷扰。 （三）《侵权责任法》第35条中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采用过错原则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时，有认真完成雇主所指示的工作的义务，同时应负有照顾自已的义务，否则一旦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不问提供劳务一方是否有过错，接受劳务一方都得承担责任，显失公平。但该条并未规定接受劳务一方对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他人损害的提供劳务一方享有追偿权，存在不足。同时该条亦未规定劳务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提供劳务的一方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的追索选择权，亦未明确接受劳务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后，是否可以向第三人追偿以及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接受劳务的一方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而实践中这种情形是非常多见的。 （一）应明确个人劳务关系的概念。 《侵权责任法》第35条是第一次在正式立法中采用劳务及劳务关系的术语 ，但对于劳务关系的概念，目前仍没有明确统一的法律定义。因此立法对个人劳务关系的定义做出明确，对审判实践无疑具有指导意义。笔者认为，劳务关系大致具有如下特征，首先劳务关系的主体具有平等性。在《侵权责任法》第35条中，规定的是个人劳务关系，因此可以理解为公民个人之间关于提供劳务而形成的法律关系。其次，劳务合同标的和履行标的具有特殊性。劳务合同的标的是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供劳务。劳务合同是以劳务为给付标的的合同，只不过每一具体的劳务合同的标的对劳务行为的侧重方面要求不同而已，或重于劳务行为本身即劳务行为的过程，如运输合同；或侧重于劳务行为的结果即提供劳务所完成的劳动成果，如承揽关系。 （二）应借鉴《解释》第9、11条的规定，明确：提供劳务的一方从事劳务活动致人损害的，接受劳务的一方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提供劳务的一方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接受劳务的一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接受劳务的一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提供劳务的一方追偿；提供劳务的一方在从事劳务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接受劳务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劳务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提供劳务的一方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接受劳务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接受劳务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提供劳务的一方在从事劳务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接受劳务的一方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接受劳务的一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应借鉴《解释》第13、14条规定，明确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个人应当承担帮工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帮工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个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帮工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给与适当补偿。帮工人因第三人侵权遭受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不能确定或者没有赔偿能力的，可以由帮工人予以适当补偿。 作者单位：北海海事法院
Ⅹ 对侵权责任法第57条的理解
第五十七条：诊疗义务
第五十七条 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解读】本条是关于在诊疗活动中如何界定医务人员过错的规定。
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医务人员的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故意易于理解，如何界定过失是本条的主要着眼点。“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体现了侵权责任法上的重要概念，即注意义务。在现代侵权责任法上，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注意义务是侵权责任的核心要素，是界定过失的基准。各国侵权责任法中注意义务的内涵大同小异。英美法对注意义务的一般解释是一种为了避免造成损害而合理注意的法定责任。在侵权法中，如果行为人造成损害的行为违反了应对受害人承担的注意义务，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如果一个人能够合理地预见到其行为可能对其他人造成人身或者财产损害，那么，一般情况下他应对可能受其影响的人负有注意义务。
依照本条规定，医务人员的注意义务就是应当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尽到诊疗义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诊疗行为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诊疗规范的有关要求。然而，医务人员的注意义务并非与合法合规是完全等同的概念。一个医务人员应当具有的诊疗水平，并非完全能够被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诊疗规范的有关要求所涵盖。医务人员完全遵守了具体的操作规程，仍然有可能作出事后证明是错误的判断，实施事后证明是错误的行为。然而，医疗行为具有未知性、特异性和专业性等特点，不能仅凭事后证明错误这一点来认定医务人员存在诊疗过错，不能唯结果论。关键要看是不是其他的医务人员一般都不会犯这种错误。因此，本条规定的诊疗义务可以理解为一般情况下医务人员可以尽到的，通过谨慎的作为或者不作为避免患者受到损害的义务。
医疗纠纷解决的时间可能较长，判断是否尽到诊疗义务应当以诊疗行为发生时的诊疗水平为参照才公平合理。另外，侵权责任法草案曾规定，“判断医务人员注意义务时，应当适当考虑地区、医疗机构资质、医务人员资质等因素”。后来考虑到诊疗行为的实际情况很复杂，删去了这一规定。地区、资质等因素能否在适用本条时考虑，应当结合具体情况。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诊疗规范规定了具体要求的诊疗行为，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一般都应当遵守，不应当因地区、资质的不同而有差别。除此以外，有的诊疗行为属于基本性操作，也不一定要考虑这些因素。反之，对于有的诊疗行为，在有的情况下，“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也可以理解为包括地区、资质等因素。
一些国家的立法和实务对诊疗注意义务有所规定，可以作为理解本条的参考。从国外情况看，注意义务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注意义务的一般抽象性规定；二是明确在每一项具体医疗行为中的注意义务。关于抽象的注意义务，日本最高法院1961年2月16日在东大医院输血梅毒感染一案中明确，从事人的生命及健康管理业务的人，与其业务的性质相对照，要求负有为防止危险而在实际经验上必要的最善的注意义务。日本最高法院1969年2月6日在国立东京第一医院脚癣放射线皮肤癌一案中对前一判例中“最善的注意义务”作了进一步阐述：作为医师，对于患者的症状应予以注意，并在依当时的医学知识考虑效果及副作用的前提下确定治疗方法及程度，在万全的注意之下实施治疗。荷兰民法典7－453条规定，“提供救助者在其作业过程中必须遵守一个好救助者的谨慎，他的行为应当符合其源于救助者专业标准，并据此承担责任。”
诊疗环节的具体注意义务涉及问诊是否充分、诊断和治疗是否错误的问题。第一，关于问诊义务。在日本东大医院输血梅毒感染一案中，医师在对职业供血人（该供血人持有值得信赖的血清反应的阴性检查证明、健康诊断书、血液调供所会员证等材料）进行问诊时，依照惯例询问“是否身体健康”并得到供血人肯定回答后（当时供血人所患有的梅毒症尚无任何外在表现引起医师注意），实施了抽血输血，最终导致接受输血的患者感染梅毒。该案焦点在于医师是否进行了充分的问诊。日本最高法院在判决中认为，虽然对持有上述证件的职业供血者，依照医学界惯例只需询问“身体是否健康”，在得到肯定回答后即可进行抽血，但医学界这一惯例仅是判定过失轻重的参酌因素，仅依这种医学界惯例本身不能否定医师违反了注意义务。本案中，如果医师对供血者血液有无危险的相关问题进行详细问诊，通过仔细观察他回答时的反应来诱导其作出真实回答，则并非不可能得到供血者感染梅毒这一事实。所以本案医师未尽“最善的注意义务”。日本最高法院1976年一例关于疫苗接种的案件曾在日本医疗界引起强烈反响。该案中，医师对上千名受种者接种，仅依照惯例询问“是否健康”后即加以实施，结果一些人第二天发生过敏现象，法院判决认为医师仅进行简单询问是不够的，应对每位受种者当时的身体状况进行具体详细的询问，因此法院判定医师存在过失。医界人士普遍认为在对上千人进行集体接种时要求医师对每个人进行分别询问是难以做到的，但司法界认为，为更切实保护患者利益，必须要求医师充分履行问诊义务。医界行业惯例是否可以作为抗辩事由，很多医师在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提出自己省略某些问诊内容的做法是医学界的惯例，因此不应认定违反问诊义务。日本法院一般认为，行业惯例在法律上不具有直接的效力，法律判断问题的依据是法律规定与立法目的，是否存在医界惯例不能直接影响法律上是否违反注意义务的判断，但可在过失程度上予以考虑。这要求医界人士认真对待患者的利益，改变惯性思维，重新审视已有惯例的合理性。
第二，关于诊断过失。诊断过程中医师的过失行为主要是误诊，但并非所有误诊都可判定存在过失。因人体生理的复杂性及许多疾病在症状上的相似性常使医师难以一次性诊断正确。德国学者克雷斯蒂安在《欧洲比较侵权法》一书中介绍，欧洲法院在误诊案件中对过失的认定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瑞典最高法院在1974年3月15日一例误诊案件中仍适用传统的过失标准，认为要考虑未查出病症和其他诊断错误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可认为是无法避免的。德国法院也持同样的态度，据德国法官介绍，德国法中只有在医师作出的诊断是极为严重和错误的情形下，才可认定医生作出了错误的诊断。错误可能源于应当做某项检查而没有做，如果患者描述了症状，但医师未作相应检查，或做检查后未做相应治疗，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可以认定医师过失的存在。而法国最高法院民事审判庭在1987年11月24日的判决中也明确，只有当误诊是源于对当前医学知识的过失不知时，误诊才表现为过错。爱尔兰最高法院在数个医生同时疏忽了新生婴儿髓关节移位的案件中否认了医师过失的存在，并且将“一个理性的医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错误”认定为误诊责任的条件。
第三，关于治疗过失。各国法院对治疗过失的判定一般也采取谨慎的态度。如丹麦最高法院1985年6月25日在脊椎穿刺一案中明确，当某种医疗措施本身就有一定的危险，只有当此种医疗措施无必要或者在施行过程中有严重错误时，方能认定医师的过失。丹麦最高法院在另一例案件中也判定医师无过失，该案中医师作了20次尝试，试图将管子插入病人的气管，但终未成功，由于病人被麻醉时间过长导致终身瘫痪。法院认为，麻醉过程过长并不表明医师具有错误，因为它是源于对极不寻常症状的错误估计。同时，治疗方法选择过程中的错误也不必然导致赔偿责任的产生，在这方面，法院倾向于给医师相当的自由空间。据德国法官介绍，德国在判断医生是否有过失方面，往往通过客观地评判医生采取的措施是否得当，是否应当知道但不知道该采取何种措施，或者应当采取却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