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环境侵权诉讼是环境诉讼的范围还是民事诉讼的范围
环境民来事诉讼是指人民法自院对平等主体之间有关环境权利义务的争议，依照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和裁判的活动。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民事诉讼制度的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这种诉讼本质上属于私益诉讼。把这种规定适用于环境民事案件是不合适的。因为环境要素之间的关联性，环境问题往往不是与某个人有直接利害关系，而是影响到公众的利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许多国家规定了公益诉讼制度，在环境诉讼中对起诉人的资格作出了相对宽松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共同诉讼”和“代表人诉讼”制度，对于污染和破坏范围较大、受害人数较多的环境案件是适合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扩大了起诉人的范围，但其本质仍然属于私益诉讼。
㈡ 最新民法总则环境污染侵权的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我国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时效适用特殊规定，而不适用《民法通则》二年的普版通诉讼时效规定，《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三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起计算。
㈢ 环境侵权救济方式有哪些
您好！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自行协商、和解
自行协商就是当环境侵权行为发生后，侵权人和受害人本着公平、妥善解决环境纠纷的精神，为避免问题扩大，而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自行协商比较适用于小型环境侵权案件，因为这些案件的严重性并没有太大必要走仲裁、诉讼道路，当可以私下了结时，自行协商能提高效率，因此，自行协商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解决环境侵权的方式。但其也有不足。自行协商当一方或双方不合作时就无法实施；当一方法律知识欠缺时，可能会导致协商结果不公平而不利的一方本身不知情，不利于维护自身权益等。
但总的来说，自行协商是一种能提高效率的侵权救济方式，我国认为能协商解决的问题一般尽量协商解决。
（二）调解
调解是指当事人双方发生纠纷时，请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居中调和，达成解决矛盾的协议并自觉执行的纠纷解决方式。调解可分为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人民调解、仲裁调解等。此处所讲的调解主要是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是行政机关居中调解，同样要遵守自愿公正的原则，其调解结果不具有强制力，当事人不服其调解结果可向法院诉讼；而司法调解是人民法院居中进行调节，其调解结果具有强制力，当一方不履行时另一方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三）仲裁
仲裁是指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根据事先后事后达成的仲裁协议，将民事争议提交双方选定的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仲裁具有自愿性、自主性、灵活性、专业性等特征。但我国目前在环境领域方面的仲裁很少：
前除海事纠纷外，既无环境纠纷的仲裁法规，也无环境纠纷的仲裁机构。从实践中看，我国各地成立的仲裁委员会也为把国内环境纠纷列入仲裁受理事项。这是我国需要继续改进和加强的地方。
（四）诉讼
诉讼是最强力的环境侵权救济途径。环境侵权案件一般适用无过错原则，即当受害人受到环境侵权时，无论行为人是否有过错，均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诉讼具有极强的强制力，是公民维护自身环境权利、进行环境侵权救济的最有效措施。但由于现如今公民的环境法律知识较为薄弱，环境侵权维权意识不足，除重大环境伤害案件外，公民很少为维护自身权益而对簿公堂。
如能进一步提出更加详细的信息，则可提供更为准确的法律意见。
㈣ 民事环境私益诉讼中，原告如何承担主张责任和证明责任
根据法条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有被侵权人就加害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待证的事实为法律要件分类说当中的发生法律关系的事实。由原告进行举证，所以属于正置。
法律依据：最高法发布环境侵权司法解释（2015年）
第六条 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
（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
（二）被侵权人的损害；
（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
扩展知识：第七条 污染者举证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一）排放的污染物没有造成该损害可能的；
（二）排放的可造成该损害的污染物未到达该损害发生地的；
（三）该损害于排放污染物之前已发生的；
（四）其他可以认定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
参考来源：360--环境污染司法解释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㈤ 环境侵权的集团诉讼和公益诉讼的区别
环境侵来权的集团诉讼，是众源多受到环境污染侵害的受害人发起的集体诉讼。目的是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而环境污染的公益诉讼，一般是有权单位提起的环境污染诉讼，目前多由检察院提起。目的是治理环境污染，保护公众安全。
㈥ 环境侵权造成损害该如何救济
（一）环境侵权损害之法制救济
1.完善环境立法，提高公益之诉的积极性
俄国法学家穆拉耶夫指出：“检察机关……这些公职人员的使命，按职务来说，主要是使他们在司法方面成为法律的监督者，公共利益和政府机关的代表。”
这实际上是从立法上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相应法律基础，也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化实现找到了水到渠成的法律路径。
首先，在立法上拓宽原告主体资格范围。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不仅仅是私人的利益，因此原告资格不应仅仅限定于直接利害关系人。随着我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和诉讼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立法中明确检察机关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当是应有之义，以此强化我国的公共环境利益保护，明确检察机关履行职责并行使环境公益诉讼的主导地位。此外，环境公益诉讼的出发点是为了公益，那么只要诉讼的唯一目的是主张公共利益，即可借鉴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逐步将自然人纳入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内。有些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等问题，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容易发现，等待相应符合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符合法律规定的组织提起，或将错过最佳环境修复期，赋予自然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则可补强诉讼的及时性。有学者担心扩大原告主体资格，可能导致滥诉，实属不必要的担忧。一方面，出于诉讼经费、时间、诉讼能力的考量，自然人提起公益诉讼毕竟在少数；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其作为国家机关，肩负检察监督、起诉等多项职能，出于司法效率的考量，缺乏滥诉的可能性。
其次，拓宽环境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协调法律之间的规定。环境问题存在滞后性、潜伏性、不可逆转性的特点，导致许多污染问题在当下难以暴露出来，而是在时隔多年后慢慢显露。鉴于此，环境公益诉讼不仅应包括已经发现的污染及破坏生态问题，更应涵括危害或可能危害环境公益的行为。具体而言，环境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应纳入损害环境公益之虞的行为。此外，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导致法律适用存疑。《环境保护法》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而《民事诉讼法》由全国人大制定，法律适用原则中有“上位法优于下位法”，但人大常委会为人大的常设机构，二者属同一位阶还是人大的位阶高，理论界莫衷一是；法律适用原则中“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但前提是属于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是否为同一机关，理论界亦争论不一，此两项法律适用原则均难以为实践提供指导。因此，亟待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改变法律规定之间不一致的现状。笔者建议，在当前制定《环境保护法典》环境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可待未来《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中，协调环境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与《环境保护法》保持一致。随着环境法治的发展，亦可待今后时机成熟时指定《环境保护法典》。就当前存在的问题，可由相关司法机关出具司法解释予以补强。
总体而言，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显然较过去的立法成熟，也一定程度推进环境法治的发展。然而，日益严重的多类型环境问题，《环境保护法》尚不足切实指导司法实践，公民维权之路依然艰辛，有待从立法上为公益之诉提供保障，增强公民、法人及其社会组织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及维权的积极性。因文章篇幅所限，笔者在此仅从大方向提出拓宽原告资格及受案范围，其他立法上的建议学界多有讨论，在此不赘述。
2.逐步推行环境税制，反哺生态系统
我国现行税制并未设立独立的环境税，但2014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将“推动消费税、资源税改革、做好房地产税、环境保护税立法相关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由此可见，环境税制改革已势在必行。
㈦ 环境侵权案件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环境侵权诉讼中，应适用严格责任。污染者的加害行为应当排除“违法性”的适用，但在环境保护单行法有特别规定时，从其规定。《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66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但部分单行环境保护法并不没有在污染构成要件上与这两个法律规定保护一致。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环境噪声污染，是指所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也将违法性作为污染的评判标准，而《水污染防治法》等环境保护单行法中，却未将违法性作为污染的评判标准。因此，违法性是否为环境侵权的构成要件，在具体案情中要根据不同的环境保护单行法的规定来判断。 环境侵权中的免责事由主要包括：不可抗力、受害人故意、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在举证责任分配上，被告承担具有法定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但不因此免除原告就被告加害行为与其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1款第（3）项“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三)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从规定的本意，应当降低原告举证责任的证明标准，原告只要能够证明因果关系具有存在的可能性，即完成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因果关系不成立的举证责任由污染者承担，并不免除受害人就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受害人仍需就因果关系初步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基于环境污染责任在因果关系认定上的特殊性，通过举证责任倒置和因果关系推定的方式降低受害人的证明责任。即与一般侵权案件中，受害人需要对因果关系提供充分成立的证明不同，受害人只需要对因果关系初步成立承担证明责任。所谓“初步的因果关系“是指原告的证明标准较低，即只要原告能够证明被告污染行为具有导致其损害发生的可能性，原告即完成了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在污染者不能完成因果关系不成立的举证责任下，推定污染者的污染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㈧ 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要怎么确定
围绕对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之辩，其核心就是为了使环境权保护获得可诉性，不应恪守传统诉讼法理论“无直接利害关系便无诉权”的要求，而应将原告范围扩及任何组织和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实则已经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但这条规定中的“控告权”因为无法在我国诉讼法体系中得以认定，从而使得其沦为“宣告的权利”，而非直接的诉权。而诉权是诉讼的起点，只有明确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才能确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按照环境侵权的种类，我们可以将环境侵权诉讼界定为三类：
一是环境民众之诉，即起诉人与环境公益受害无直接利害关系，为避免出现案例一那种“环境公益受害无从救济与民众投诉无门之尴尬境地”，以法律授权这些个人或组织代表公众提起民众之诉；
二是环境受害人之诉，一方面原告是环境侵害的直接受害人，另一方面这一侵害行为又同时损害或威胁到环境公共利益，这时法律允许受害人提出包含私益和公益两方面内容的复合型诉讼；
三是环保机关或环保组织之诉，这在某些特别法如《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已经得到确认，但《民诉法》并没有相关的明文规定。
以法律授权负有环境公益职责的国家各级环保机关和民间环保组织就其他机关、企业或者个人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能够造成环境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提起公益性诉讼，将更好的保护环境利益。
㈨ 环境污染涉及的侵权案例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被告郭某系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区302号房屋产权人，原告张某居住于郭某楼上402号。2003年6、7月间，被告对302号房屋进行室内装修，其间曾使用装修涂料。同年7月28日至8月26日，原告以被被告装修涂料挥发性气体熏染，致头痛头晕无力为由，四次前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就诊，经该院诊断为“有机溶剂接触反应”。审理中，原告向本院提交到该院就诊的门诊病历手册原件一份及医疗费收据复印件十一张，其中与门诊病历手册记载的就诊时间一致的医疗费共计2631.74元。另经法院核实确认，上述医疗费收据原件由原告交所在单位用于办理医保报销手续。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被告所有的房屋在室内装修过程中使用了装修涂料，其所述辩解事项不能证明该装修涂料不存在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现原告经医院诊断为“有机溶剂接触反应”，被告不能证明原告所受损害系其它原因所致，其应当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相关医疗费损失予以支持。该医疗费中，原告自认同意扣除的部分费用，不影响本案审理，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失费，因其所受损害尚不具备构成精神赔偿的条件，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9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郭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张某医疗费1940.74元。二、驳回原告张某其它诉讼请求。上诉人郭某上诉称：原判事实认定不清，本案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在装修过程中排放了大量有害气体，对周围环境造成了污染或损害。而上诉人使用的涂料立邦漆为绿色环保产品，符合国家的环境环保标准。一审判决以上诉人进行装修使用了涂料，现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所受损害系其他原因所致为由，判令上诉人承担责任，于法无据，要求撤销原判、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张某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当，同意原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受害人的损害应当与侵害人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张某身体不适就医，但造成其身体不适存在多种因素的可能，虽然其被医院诊断为“有机溶剂接触反应”，因诊断来源于张某的主述，不是对其不适因素的判断，故不能以此认定张某身体不适是因郭某家装修造成的。张某主张郭某家装修使用涂料的挥发性气体对其身体造成损害，证据不足。张某亦未能就郭某实施了违反环保规定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举证证明。因此，对于张某要求郭某对其所受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于郭某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如下终审判决：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04）朝民初字第1453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二、本案相关法律问题研究本案是一起室内装修导致邻居身体健康受损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由于此类纠纷的代表性和法律适用的复杂性，法院审理时十分谨慎。由于环境污染侵权的高度危险性、复杂性、证明因果关系的困难性，为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环境法在环境侵权方面制定了许多不同于普通民事法律的规定，而在本案中，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于诉讼性质的准确界定，对环境侵权特殊规则的适用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本案反映两个问题：一是室内环境污染致使他人损害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二是室内环境污染致使他人损害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应该如何分配。（一）室内装修致使他人损害案件的定性即此类案件应该归为环境污染侵权诉讼？案件中是否存在环境污染侵权是适用环境法特殊规则保护被害人的前提。环境法视野中的环境是指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天然和人工改造过的自然因素的总和。按照功能的不同，可以将环境分为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按照环境范围的大小，可以把环境分为室内环境、城市环境、区域环境、全球环境等。因此，环境法中所指的环境不仅指公共环境中的生态环境，理所当然的包括公民居所中由空气、光线、声音等要素所构成的室内生活环境。在本案中，由于原告张某认为被告郭某的居室装修行为存在不环保因素导致空气污染并进而造成对其生命健康权的损害。根据《环境保护法》第41条“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可以认定，原告主张被告在装修过程中使用劣质材料导致室内空气污染并由此造成原告损害的行为的诉讼可以构成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诉讼。原告选择了环境污染侵权诉讼的途径来救济自己的权利时，法院应当予以受理。（二）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规定的适用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应就其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受理法院根据一定的规则将举证责任在争议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即当事人在诉讼中谁主张待证案件事实成立，谁就对证明对象负有举证责任。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法律则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案件即属此类。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是指原告提出的主张不由其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倒置包括实行过错推定和因果关系推定。在现行的特殊侵权案件中，举证责任倒置或适用过错推定，或适用因果关系推走。在对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根据案件性质，将要求加害人对环境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和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即环境污染侵权既要适用因果推定，也适用过错推走。首先，关于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生产工艺技术极其复杂的情况下，要让无技术装备条件的受害人举出被告从事了何种侵权行为，其侵害行为与受害人所受损害之间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以及侵害人主观上有无故意和过失的证据，将是十分困难的。为了保证污染受害人的损害能够得到法律的救济，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正，我国与许多国家一样在环境纠纷中规定了倒置的举证规则。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第3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1款第3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从这两者规定的比较来看，两者立法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更好的保护环境污染受害人的权益。但前者之规定过于笼统，且不合于司法实践，实际上连最激进的环境法学者也从未认为，只要原告提出被告侵权主张，被告就必须举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没有侵权。实际上，环境侵权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通常被论说为，“在环境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被转移到被告身上。原告只需证明有损害结果，证明可能是由被告的污染行为造成的即可，而被告必须举出充分的证据推翻这种可能性，才可免除赔偿责任”。也就是说，这种举证责任的倒置实质上只是将一部分本应由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在原告提出表面证据，证明污染者已有污染行为或可能有污染行为时，如果被告举不出可靠的证据来证明该污染、破坏结果不是其行为所致，法院则可认定环境污染损害与被告行为有因果关系。而并非顾名思义的全部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相比之下，后者的规定更加明确地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中加害人的举证责任，更具有实际适用性。其次，关于加害人过错的举证。在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侵权案件中，一般而言，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无需对加害人的过错进行举证。无过错责任肇始于1838年德国颁布的《普鲁士铁路法》，亦称为无过失责任、危险责任，其以特定危险的实现为归责理由。换言之，即持有或经营某特定具有危险的物品、设施或活动之人，致侵害他人权益时，应就所生损害负赔偿责任，赔偿义务人对该事故的发生是否具有故意或过失在所不问。其基本思想，不是对不法行为的制裁，而在于“不幸损害”的合理分配。适用无过错责任，可以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加重加害人的举证责任，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从我国法律规定看，《民法通则》第124条、《环境保护法》第41条确认了环境污染侵权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依无过错责任原则，其构成要件有二：一是实施了环境污染行为并因此引起环境污染的危害后果。二是环境污染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即受害人只需提出自己的损害，不论加害人有无过错，都应对其污染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从我国环境立法上看，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中，只要污染环境造成危害的，不管行为人主观上有无过错，也不管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上是否违法，都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三）加害人实施环境污染行为的举证责任如前所述，对于环境污染致人损害赔偿案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仅仅在环境污染侵权的因果关系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并非原告不必承担任何举证责任。在此类案件中，作为环境污染受害人的原告，还是需要承担必须的基本的举证责任，即必须证明作为加害人的被告实施了环境污染行为。从侵权民事责任构成的四要件出发，一般侵权的成立应该具备：1、加害人的违法行为；2、损害事实（加害人的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不利后果）；3、因果关系（违法行为和损害事实存在因果上的联系）；4、加害人的主观过错。因此，一般侵权案件中，原告应该举证对上述四要件进行证明，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侵权案件作为特殊侵权，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无需原告对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进行举证，但原告必须对前两要件即加害人的违法行为和自己的损害事实予以举证证明。从本案来看，原告张某认为被告郭某室内装修存在污染行为，导致自己身体健康受损，这在定性上属于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由此，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张某无需对郭某的侵权行为和自己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张某有侵权的主观过错进行举证证明。但是，作为环境污染侵权的受害人的张某也必须举证证明如下两方面：郭某的室内装修是环境污染行为；张某身体健康受损的事实。从本案张某的一、二审的举证情况看，张某仅仅提供医院的诊断证明及其医疗费证据来证明了自己的损害事实，但并没有提供证明证明郭某的室内装修不符合环保要求，是环境污染的违法行为。一审法院对环境污染侵权的举证责任倒置的理解存在理解上的偏差，没有对原告张某的基本举证责任进行审核，而不适当地加重了被告的举证责任，强调“被告不能证明原告所受损害系其它原因所致”，导致判决的错误。二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1款第3项之规定，对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尺度进行合理把握，确认原告张某没有提供证明证明被告郭某存在环境污染行为，从而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近些年来，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中国各种居室环境装修每天都在进行，而由于环保、设计等因素，导致室内环境污染纠纷发生的数量和程度已经达到空前的程度，此类诉讼在法院也是屡见不鲜。但从中国的环境司法实践来看，处理环境纠纷的法律规定却没有相应地得到加强。具体表现为有关环境纠纷处理的立法不健全，缺乏环境污染纠纷处理程序、证据规则、停止污染侵害的措施等明确清楚之规定，使得在众多之环境侵权诉讼中，受害人之利益往往无法得到切实之维护。本案中法院把握了正确处理环境侵权案件的法律精神，适用环境污染侵权的特殊规则，实现了个案结果上之实质公平。但现实中，室内装修污染问题确实比较严重，对装修家庭以及相邻的人群存在空气污染、噪声污染等损害，但是在诉讼中，由于空气污染、噪声污染等环境污染的举证问题在现实中困难重重，尤其室内装修造成居室以外人如邻居等的身体健康损害，如何确认环境污染的成立？如何检测等举证的操作性几乎为不可能。本案便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郭某对其房屋进行装修，有可能由于装修不环保，气体挥发导致其楼上邻居受到身体伤害，张某不是装修房屋的主人，如何有权及时委托环境监测中心等鉴定机构进行空气检测，从而确认环境污染的成立？而要等到诉讼中再申请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检测，由于气体的挥发，又很可能时过境迁，污染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因此，为了使更多的环境污染受害者的利益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思考如何建立专门的环境民事侵权诉讼机制，完善专门的证据规则，应该值得立法者以及司法者更加关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六庭·胡建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