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裔经济纠纷

A. 西班牙华裔女孩遭谋杀致死警方逮捕凶手了吗

当地时间6月4日晚，西班牙巴塞罗那市，一个来自中国、被西班牙家庭收养的13岁少女，在Vilanova i la Geltrú地区遭邻居杀害。凶手是与该女孩居住在同一大厦的邻居，也是遇害少女的西班牙家长的好友。目前，嫌犯已被警方逮捕。

B. 华裔赌神赵苏茜：凭赌术成千亿富豪，却在进入旅馆后再也没出来，后来怎样

“小赌怡情，大赌伤身”，可是，如果赌瘾过大就可能会造成生命威胁，赵苏茜便是如此，说起赌王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香港的何鸿燊，但其实，赵苏茜才是名不虚传的一代赌神。

凭得一手出神入化的赌术，一跃成为了身价千亿的超级富豪，可是她却忘了树大招风，不懂得避讳光芒的人迟早会遭到社会的毒打，而她则直接丢掉了生命。

就在去年后半年的时候，美国报道了这样一篇新闻，表示“在密歇根州的庞蒂亚克湖州的游乐区停车场中发现了一具烧焦的女尸，经调查认证死者就是赵苏茜”。

这消息一出引起了一片哗然，要知道赵苏茜简直就是一个传奇人物，在赌场里能封神的那种，那么到底是谁杀害了她呢？

最终经过调查，警察发现与一名叫做莫里斯的赌徒脱不开关系，莫里斯年轻的时候就因为强奸罪被逮捕过，刑满释放之后就经常流连于赌场，也难怪会与赵苏茜相识了。

据知情人讲述，在案发前下午五点半左右的时候，有人看见她和莫里斯进入了一家汽车旅馆，能让赵苏茜单独前来赴约的，想必莫里斯与她的关系不仅仅是凶手与被害者的关系。

直到第二天早上，莫里斯才拎着皮箱走出了旅馆，随后不久赵苏茜就被人发现了。

莫里斯作为案情最大嫌疑人当然被警察叫去了问话，不过奇怪的是，60岁的莫里斯很淡定，直接承认了自己侵犯并杀害赵苏茜的事情，可是却始终对犯罪过程闪烁其词模糊不清。

最后，警方将莫里斯认定为凶手，并给出了相应刑罚。

事情到这里也应该结束了，不过外界始终议论纷纷，很多人都不相信赵苏茜与莫里斯的关系就那么简单，也不相信赵苏茜的死因只是莫里斯口述的那样。

当然，也有一些网友认为两个人存在利益经济纠纷，毕竟莫里斯虽说已经六十岁了，可毕竟是个男人，因此具备了行为能力。

只是无论事实真相到底如何，赵苏茜的事情给了大家一个警告，做人莫要贪心，贪心嚼不烂，处事更要谦逊，锋芒毕露的坏处多于好处

C. 因为民族冲突而引发的战争。

中国儒家的仁学和主和的 理念可以成为建立一种当代新人文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和基础。 宗教问题是民族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是多层面的，其中不可缺 少的一个层面便是思想信仰，它是这个民族社会生活的精神支柱，能够安顿心灵的地方。所 以对于多数民族来说，宗教信仰是神圣、崇高、不可亵渎的，必要时可以拿生命来保卫它。 在虔诚信教的民族那里，宗教信仰是其诸多民族性中最敏感最容易触动的神经感应器，一旦受到外界的刺激，便会作出最迅速最强烈的反应。同时对于许多民族来说，宗教信仰不仅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宗教组织和宗教礼俗也支配或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家庭婚姻、人际往来和生老病死。所以民族问题向来是和宗教问题连 在一起的。 一、民族矛盾成为当代世界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当代的国际争端和地区性冲突，基本上是由民族矛盾引起的。这里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西方 强势民族与东方和其他地区后起民族之间的矛盾，这就是霸权主义和 反霸权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由来已久，今后还会长期存在，解决的办法是强势民族转变霸 主意识，加强平等观念，后起民族增强实力，坚持独立自主和平等对话；一种是地区性的民 族?芎统逋唬?缫陨?杏氚屠账固沟某逋唬?ê诘厍?哪隆⒖恕⑷?髯逯?涞某逋唬?晾?克 和伊朗、科威特的冲突，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冲突，独联体中亚美尼亚与阿 塞 拜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等等，其特点是土地相邻、利益相左、宿怨积累、互相排斥，解决的 办法只能是摈弃斗争哲学，实行民族和解，学会和平共处，做到利益共享；一种是某些国家 内部不同民族和种族之间的矛盾，如美国白人与黑人的矛盾，欧美白人与国内其他有色人种 之间的矛盾，解决的办法是消除种族歧视，不仅从法律上而且从事实上做到民族与种族一律 平等，和睦相处，亲如兄弟。 二、宗教信仰问题涉入民族矛盾，增加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民族性本来就包含着宗教性，假 如民族矛盾不限于政治经济利益的矛盾，还有宗教信仰上的矛盾掺合其中，原本就复杂多端 的民族矛盾会变得更加复杂多端，增加了合理解决的难度。反之亦然，宗教问题若与民族问 题挂钩，也同样增加了它的复杂性。如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佛教)与泰米尔人(印度教)的矛 盾，塞浦路斯的希族(东正教)与土族(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就是这样的情况。现今东西方 的矛盾，既有国家矛盾、民族矛盾，又有思想信仰上的矛盾(包括宗教和非宗教的价值观)。 东亚人强调由传统宗教和传统哲学所形成的“亚洲价值”，其特点是重社会、重和谐、重道 德，以此与“西方价值”(往往以“全球价值”的面貌出现)的重个人、重竞争、重利益相区 别，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经常如此强调。而西方有些人始终企图把西方的 价 值观全盘强加给亚洲人。更有甚者，美国政治学权威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未来 国际斗争的主题，将由意识形态和经济冲突转变为文明冲突，主要是西方文明与东方儒家和 伊斯 兰两大文明之间的冲突。人们批评亨廷顿的理论是冷战思维的产物，是在苏联解体后企图为 美国寻找新的敌人。毫无疑问，亨廷顿的观点是在给东西方民族矛盾火上浇油，他有意夸大 思想信仰上的差别和文化传统的不同，特别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采取了敌视的态度，这当 然是错误的有害的，它加剧了东方人对西方人的反感，不利于东西方的和解。这是一个典型 的事例，说明包括宗教在内的思想信仰问题，可以被某些人利用来强化民族的对立与冲突， 这是需要提高警惕的。 一个民族有主体性的信仰，包括信仰宗教和信仰哲学，都是值得庆贺的，因为这意味着民族 的大多数有理想，有安身立命之所，社会生活有精神支柱。当然，这种主体性信仰也要随着 时代的前进而不断革新。反之，失掉了信仰的民族是可悲的，它没有一定的精神方向，必然 人心散乱，道德沦丧。但是一个民族在热爱自己信仰的同时必须尊重其他民族的信仰，不把 自己的信仰强加给其他民族，只有这样，民族关系才能是和谐的正常的。一个人有自由选择 信仰的权利，一个民族也有自由选择信仰的权利，这是维护人权的重要理念。一个虔诚信教 的民族，民族感情往往表现为强烈的宗教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处理宗教问题必然牵动民族 问题，两者纠缠在一起，很难分得清楚。这就要求民族问题的处理者(国家或国际调停组织) ，既要有民族学的素养，又要有宗教学的学识，并且懂得民族精神生活的微妙和重要，从而 能够谨慎地细心地去解决问题。在中国，汉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二，其中大多数不是教 徒，容易漠视、看轻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容易体察虔信宗教民族的情感世界， 所以社会要用极大的爱心关怀少数民族，要对宗教作同情的理解和认真的研 究。宗教问题处理不好，就要影响民族关系，这是必然的。 三、宗教成为民族利益的重要表现形式 民族是宗教的载体，宗教是民族的意识，两相比较 ，民族比宗教具有更根本的性质。当民族之间能够和平相处的时候，即使他们的宗教信仰不 同，也大致能够互相宽容，互相协调；当民族之间发生矛盾甚至冲突的时候，各自不同的宗 教信仰之间也容易出现摩擦，即使同一宗教，也会因教派不同、理解不同，而呈现对立。民 族矛盾就其根本方面讲，乃是政治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如领土主权之争、市场财富之争、 控制与被控制之争，其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往往有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外部势力的 插手及内部掌权阶层的特殊考虑在起作用，有的是非分明，有的各有对错，不是简单可以了 断的。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常常采取宗教的形态；而许多 宗教冲突的发生，其深层原因在于民族实际利益的冲突。例如欧洲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在 宗教的旗帜下，罗马教皇以“圣战”的名义指挥十字军向欧洲东部及西亚北非进军，提出“ 援助东方的兄弟”，“向蛮族(指穆斯林)作战”，“登上赴圣墓(耶路撒冷)的征途”等口号 ，并且高呼“这是上帝所愿!”实际上，最深刻的动因是西欧封建领主垂涎东部的土地和财 富，以宗教为口号，进行侵略和掠夺。教皇乌尔班二世向法国人说“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 ，土地肥沃，如同天堂，它等待你们去拯救。你们蒙上帝赐给强大的武力，所以要毫不迟疑 地前往，这样不仅罪得赦免，而且将得到天国永不朽坏的荣耀”唐逸主编：《基督 教史》。，他用物质利益和宗教许诺双重手段诱惑臣民参加非正义的宗教战争。十 字军烧杀抢掠的所作所为，也充分证明，他们的东征并不是在为上帝传布福音，而是实行民 族压迫和剥削，以满足其贪欲。战争使数百万人死于非命，然后欧洲人取得了地中海的控制 权，排走了拜占廷和穆斯林的势力，霸占了重要贸易港口。 在当代社会，由于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精神的传布，不仅再没有发生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 流血战争，很少发生宗教之间的直接冲突，也很少见到一个民族以本族宗教对抗异族宗教相 号召。比较常见的是，在民族冲突或民族抵抗运动中，一个民族用宗教凝聚本族民众， 以对抗 外族力量。例如阿拉伯民族有人提倡泛伊斯兰主义，用以团结穆斯林世界，对抗西方的殖民 主义和霸权主义。在波黑战争中，穆斯林族则以伊斯兰教为纽带，加强内部的团结，其根本 目的在于争取和扩展本族的生存空间。 四、发扬“和为贵”的东方文化精神，清除民族歧视，消解民族仇恨，实现民族和解，加强宗教对话 随着国际经济走向一体化，随着技术的进步、交往的扩大，随着信息手段的发达，世界正在 变成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同时全球性的生态、人口、核扩散危机又威胁着全体 人类，人类不能不风雨同舟、兴衰与共，那种各扫自家门前雪和用战争手段称霸世界的时代 一去不复返了。人类必须学会友好相处、携手合作，方能克服危机，走出困境。但是国家、 族群、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仍然不断发生，隔膜、对立乃至仇恨的情绪仍然存在。这个世界 仍然是四分五裂，蕴含着自我毁灭的可能。解决国际争端、民族矛盾和全球危机的物质手段 并不十分缺乏，目前国际社会最为欠缺的乃是一种真正代表全人类利益的人文主义哲学，它 以仁爱和谐为宗旨，能超出国家、地区、民族、宗教、集团的界域而为世界大多数人所接受 ，从而化解仇恨，消融残忍，促进族群之间的对话、沟通和合作。 我以为，中国儒家的仁学和主和的理念可以成为建立一种当代新人文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和 基础。孔子和儒家讲“仁者爱人”，主张“和为贵”和“和而不同”，认为人类是一个大家 庭，手足相连，痛痒相关，人本有仁爱之性，扩而充之，不仅可以爱家庭爱同族，也可以爱 人类爱万物。人类在互爱中共存，在 互仇中俱损。有了仁爱之心，便会帮助别人，理解和尊重别人，承认多样性的差异，实行“ 和而不同”，这便是恕道。《周易》讲“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也是这种精神。近代 中国思想家谭嗣同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通就是沟通、交往、理解、信任，打破种种偏 见、闭塞和障碍，这样才能推行仁爱之道。有了这种仁爱通和的哲学，就能克服民族歧视， 消融民族仇恨，推动民族和解，并且在信仰上承认多元，实行宽容。我觉得国际社会多年来 奉行的主流哲学是斗争哲学，以强凌弱，以邻为壑，迫人从己，以为这是生存竞争的规律， 许多人深信不疑。其实这是一种过时的哲学，必须加以改变，必须用仁爱通和的哲学来取代 ，否则整个人类的前途(包括所有民族的前途)是堪可忧虑的。 首先，人们应当认识到，任何一个民族要脱离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而独立发展是不可能的， 在当代和未来尤其如此，这就是说各民族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当今 世界的政治、经济、生态的发展都是全球性的，发展得顺利，各国各民族都有利，出现严重 危机，各国各族都受损害。不仅发展中的各国各族依赖于全球经济、科技的发展和政治的和 平稳定，发达的国家和民族也依赖于发展中各国各族的繁荣和稳定。这就是为什么墨西哥的 货币危机、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与欧洲的经济衰退同样受到全世界人士的关切。再举例说明， 假如没有中国参加，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解决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包 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合作。 其次，同一地区相近或相邻的各国各族之间，也是共同利益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也 就是说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无论是经贸发展还是国家安全，没有民族和解与合作是没有保 证的。真正为本民族利益着想的人，必定是主张睦邻友好的人。煽动民族仇恨的人，表面上 是为了本民族的利益，实际上是把本民族时刻置于敌对民族的威胁之下而不得安生，这是间 接的自损自害。如果没有民族和解，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不会过上安宁幸福的日子，冤 家宜解不宜结，历史的纷争只能通过和谈、妥协、谅解来解决，而不能诉诸武力。正如中国 哲学家冯友兰所指出的，国际争端只能走“仇必和而解”(北宋哲学家张载的话)的路，而不 能仇必仇到底，仇到底是没有出路的。 第三，各民族必须学会在一个多样化文化的国内外环境中生活，善于在宗教信仰和思想文化 上与各种类型的学说、主义、理念进行对话和交流，以平等的身份、宽容的态度去理解其他 民族的信仰和文化，以文明的方式进行文化的交流。西方天主教旧传统是相当封闭和排它的 ，可是自60年代初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以来，该教提倡“宗教对话”，与其他宗教或非宗 教团体的关系有了很大改善。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根据儒家主和的文化精神，倡导“文明的 对话”，以回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这是值得赞赏的。许多民族矛盾就是由于价值观不 同引起的，而价值观是由信仰决定的，因此必须相互沟通理解，而相互沟通理解又必须通过 对话，像朋友一样交流，承认彼此各有真理，能够设身处地去体会对方的思想感情，这样自 然就会发现对方的特点和长处，也自然能够尊敬对方的信仰与文化，并且取人所长补己之短 ，相得而益彰。宗教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对话，宗教文化与非宗教文化的对话，应当大力提倡 ，认真进行，它是民族和解的一个组成部分。

D. 转发：在美国的华人为何不离婚

除了这些公开的留言，私下我也曾先后收到过多位女性读者的来信。她们向我倾吐心声，希望我能为她们的婚姻危机提些建议。 非常感谢这些姐妹们的信任。但我不是婚姻专家，看问题难免会一孔之见。对这类问题，我是尽量避免一一对答的。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把你们的故事发到我博客里，供大家共同讨论。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各位的隐私内容一定要尽量剔除，公开这些信件时，一定要先征得你们的同意。以前我在自己的博客做过这样的中介，讨论效果非常不错。 昨天我拜读柯云路的哲理小说“婚姻诊所”时，书里面的一句话，给了我很大启发：“将自己体悟到的道理告诉世人，是一种大善”。 咱一草民，大善谈不上，向小善看齐，还可以试试。就冲着“大善”这句话，我来简单扯扯美国华人的婚姻概况，算是顺便回答一下那位网友的提问。 说实话，任何人的看法都不能囊括美国华人的全部。因为谁都不可能以己之见而包罗万象。遗漏之处，还望大家补充。 大概所有的地球人都知道，美国人的离婚率大约是50%左右。简单做个算术一看，在美国人民当中，两家诞生后就有一家解体。这可真够悬的了。身处这样的环境，祖国人民难免会担忧：美国华人是否也入乡随俗，正在大力开展着离婚大战呢？令人欣慰的是，答案是否定的。以笔者所属的华人社区为例，在一百户华人家庭中，能找出三四户离婚的人家，就已经很不易了。 当然，上述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美国华人是离婚的绝缘体。旅美十余载，笔者遇到过形形色色的美国华人离婚特例。举例如下：被丈夫虐待的女人，带着孩子逃离围城；不堪忍受妻子红杏出墙的丈夫，无奈中愤然回国做海归；老夫老妻在离婚复婚再离婚的情感大战中，终于劳燕分飞，井水不犯河水；离婚后外嫁洋丈夫的华人女子，涉外婚姻再次受挫。虽然离婚的理由五花八门，离婚的结局却都是相同的。散伙了，不过了。 尽管美国有各种各样的离婚纠纷，美国华人婚姻却逆流而上，出污泥而不染。与国内热热闹闹的离婚大战相比，谁都不能否认美国华人婚姻相对稳定这个事实。究其原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为了让这个严肃的话题轻松化趣味化，俺要笔锋一转，非得假装幽默一下不可。我这人就怕严肃，一严肃，我就不会说话。 俗话说，男人变坏，四十开外。既然如此，俺就从男人四十开始扯。关于男人变坏这句话，也许适用于国内男人。对美国的华人男子来说，这话基本不灵。切，他们想在四十岁左右犯错误，难度相当的大。 在美国，有的男人在四十岁时事业还没折腾利索呢，你让他犯错误，他根本就没有泡妞的资本哪。更有一些青春不老型的男子，由于读书改行等原因，有的男人在四十岁时刚当上爹。你让他丢下孩子玩儿出轨，即使老婆答应，嗷嗷待哺等奶瓶子的婴儿也不答应啊。 美国的中国男人不像国内男士那样容易一步登天。人在海外，没关系，没后门，一切都得靠自己。咱中国男人还特别有上进心，人在美国，学位一个一个地读，专业一个一个地换。等在美国整出点儿名堂出来了，半辈子过去了。元气大伤，累得直喘气，还出轨吗？好歹先把大气儿喘均匀了再说吧。 毛主席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理儿特别适用于男人的泡妞儿制度。换句话说，男人想犯错误，一定得有金钱做保证。你没看国内的二奶三奶，动不动就是豪宅香车的。在美国，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男人女人的一切收入，在这里都是明码实价的支票制度。男人想避着老婆给情人买屋置地，除非他有特异功能。否则，纯粹是痴心妄想。同理也适用于想摆脱三座大山的美国华人妇女同志们。 国内犯错误的男人，逃避妻子时经常用加班有应酬做借口。在美国，除了特殊情况，男人们很少会丢下家人去应酬。美国华人孩子的课外活动特别多，每天晚上，哪家不是夫妻双双把家回，带着孩子到处跑呢。 人人都说美国是农村，哥们姐们穿得土里土气，街上冷冷清清。此话说的基本正确。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聚集着四十岁男人的美国郊区，简直就是农村中的农村。按摩厅，卡拉OK歌厅，红灯区，哪有？开房，包间，这帮爷们找不到北啊。哪像国内的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到处都是灯红酒绿，满大街都是胳膊大腿的。身在美国农村，中国男人真是亏啦。不出大轨，想出个小轨，都困难重重。 借用葛红兵在“沙床”中的语气来说这事儿，人们认为，泡妞出轨是我主反对的行为。圣经中明明白白地写着，夏娃是亚当的肋骨做的。女人是男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背叛女人的男人，伤的何止是自己的肋骨，简直就是自残啊。卡尔。齐布伦还有句重要指示：男人不要让女人哭泣，上帝正在一滴一滴数着她们流出的眼泪。 闲扯美国华人的婚姻，我只是来个纸上谈兵都觉得累了。可想而知，闹离婚的人，一定更累。美国华人家庭稳定的原因肯定还有很多。比如，为了办绿卡啦，美女供不应求啦，太太天天河东狮吼啦，丈夫妻子左手拉右手啦…….不管是啥理由，只要婚姻稳定就好。海归家庭两地分居的的婚姻，以及回国找漂亮媳妇是否可行等问题，是个值得专门讨论的话题。在此不再赘言。 昨天俺听说，杨振宁的翁帆受孕有喜。这个消息，让我……。杨教授是美籍华人，他们二位的婚姻，也和海外华人沾点儿边吧？他们的婚姻，咱不敢妄评。柯云路“婚姻诊所”里面的欧阳教授，已经把杨翁之恋定性为利益婚姻了。对婚姻有疑问的人，不妨读读这本书。

E. 魔声耳机 和 魔音耳机 有什么区别啊

第一，魔音耳机外形很酷，满足了时尚界人士出街需求；

第二，魔音耳机的设计采用主动降噪技术，其主动降噪咪头手机外部噪音内部线路板设计消除噪音；

第三，魔音耳机的耳套采用蛋白质棉，不但保证了佩戴舒适而且还有很好的隔音效果；

第四，魔音耳机的外部塑胶件采用玻璃喷油技术，UV后的塑胶支架完全不会划伤，保持亮洁如新；

第五，魔音耳机采用的独特的功放技术，外部电源持续供电的状况下即便是手持移动设备也能保证音量和音质的清晰度；

第六、魔音耳机着重低音效果，比较适合听嘻哈摇滚的音乐。

F. 魔声跟beats有什么区别

魔声跟beats的区别：

一、品牌的区别

魔声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耳机制造商，为家庭娱乐、音频、家庭影院、手机、电脑和游戏提供高级连接性解决方案，同时也是iPod，iPhone和iPad配件和专业音频领域的杰出创新者。

beats曾经是由魔声公司生产的，并得到了著名音乐人Dr. Dre、Justin Bieber、Bono甚至Lady Gaga的一致好评。但后期由于经济纠纷问题，Beats和魔声于2012年08月14日正式解除合作关系，并且被美国Apple苹果公司收购。

二、耳机类型的区别

魔声耳机在高级音频、视频和数据连接性解决方案领域中引领潮流，在创新方面始终保持领先。魔声耳机的高清环绕是一整套先进的录音、混音以及音频再现技术，能够以高清5.1环绕效果重现音乐家原始演绎的声音动态和音域。

beats耳机属于重低音和高音方面类型的耳机 。低音方面饱满有震撼力，加上外观比较潮流时尚，是很多潮人必备耳机。

三、产品线的区别

魔声产品线有耳机（头戴式、入耳式）、家庭影音、线材、电源、屏幕清洁剂、数码音乐、苹果配件、HP配件、电脑配件、游戏天地、线材、眼镜。

beats的产品线为耳机（头戴式、入耳式）和扬声器。

四、技术的区别

魔声坚守着“崇尚原声重现”的理念。魔声线材在市场上备受推崇，已成为音乐发烧友、高保真音响爱好者、录音师、音响专家、音乐家以及家庭影院热衷者们所必备的产品。魔声为音乐行业提供一种全新的 “SuperDisc” 先进格式技术，可以用来提升音质效果。

beats以优异的外观设计和出色的音效取得了广大青年用户的青睐，同时明星效应也使得beats成为耳机中的“潮”牌。异军突起的Beats耳机展开了耳机时代的新纪元。

G. 在国际社会中因民族冲突而引发的战争有哪些

中国儒家的仁学和主和的 理念可以成为建立一种当代新人文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和基础。
宗教问题是民族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是多层面的，其中不可缺 少的一个层面便是思想信仰，它是这个民族社会生活的精神支柱，能够安顿心灵的地方。所 以对于多数民族来说，宗教信仰是神圣、崇高、不可亵渎的，必要时可以拿生命来保卫它。
在虔诚信教的民族那里，宗教信仰是其诸多民族性中最敏感最容易触动的神经感应器，一旦受到外界的刺激，便会作出最迅速最强烈的反应。同时对于许多民族来说，宗教信仰不仅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宗教组织和宗教礼俗也支配或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家庭婚姻、人际往来和生老病死。所以民族问题向来是和宗教问题连 在一起的。
一、民族矛盾成为当代世界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当代的国际争端和地区性冲突，基本上是由民族矛盾引起的。这里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西方 强势民族与东方和其他地区后起民族之间的矛盾，这就是霸权主义和 反霸权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由来已久，今后还会长期存在，解决的办法是强势民族转变霸 主意识，加强平等观念，后起民族增强实力，坚持独立自主和平等对话；一种是地区性的民 族�芎统逋唬�缫陨�杏氚屠账固沟某逋唬�ê诘厍�哪隆⒖恕⑷�髯逯�涞某逋唬�晾?克 和伊朗、科威特的冲突，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冲突，独联体中亚美尼亚与阿 塞 拜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等等，其特点是土地相邻、利益相左、宿怨积累、互相排斥，解决的 办法只能是摈弃斗争哲学，实行民族和解，学会和平共处，做到利益共享；一种是某些国家 内部不同民族和种族之间的矛盾，如美国白人与黑人的矛盾，欧美白人与国内其他有色人种 之间的矛盾，解决的办法是消除种族歧视，不仅从法律上而且从事实上做到民族与种族一律 平等，和睦相处，亲如兄弟。
二、宗教信仰问题涉入民族矛盾，增加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民族性本来就包含着宗教性，假 如民族矛盾不限于政治经济利益的矛盾，还有宗教信仰上的矛盾掺合其中，原本就复杂多端 的民族矛盾会变得更加复杂多端，增加了合理解决的难度。反之亦然，宗教问题若与民族问 题挂钩，也同样增加了它的复杂性。如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佛教)与泰米尔人(印度教)的矛 盾，塞浦路斯的希族(东正教)与土族(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就是这样的情况。现今东西方 的矛盾，既有国家矛盾、民族矛盾，又有思想信仰上的矛盾(包括宗教和非宗教的价值观)。 东亚人强调由传统宗教和传统哲学所形成的“亚洲价值”，其特点是重社会、重和谐、重道 德，以此与“西方价值”(往往以“全球价值”的面貌出现)的重个人、重竞争、重利益相区 别，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经常如此强调。而西方有些人始终企图把西方的 价 值观全盘强加给亚洲人。更有甚者，美国政治学权威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未来 国际斗争的主题，将由意识形态和经济冲突转变为文明冲突，主要是西方文明与东方儒家和 伊斯 兰两大文明之间的冲突。人们批评亨廷顿的理论是冷战思维的产物，是在苏联解体后企图为 美国寻找新的敌人。毫无疑问，亨廷顿的观点是在给东西方民族矛盾火上浇油，他有意夸大 思想信仰上的差别和文化传统的不同，特别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采取了敌视的态度，这当 然是错误的有害的，它加剧了东方人对西方人的反感，不利于东西方的和解。这是一个典型 的事例，说明包括宗教在内的思想信仰问题，可以被某些人利用来强化民族的对立与冲突， 这是需要提高警惕的。
一个民族有主体性的信仰，包括信仰宗教和信仰哲学，都是值得庆贺的，因为这意味着民族 的大多数有理想，有安身立命之所，社会生活有精神支柱。当然，这种主体性信仰也要随着 时代的前进而不断革新。反之，失掉了信仰的民族是可悲的，它没有一定的精神方向，必然 人心散乱，道德沦丧。但是一个民族在热爱自己信仰的同时必须尊重其他民族的信仰，不把 自己的信仰强加给其他民族，只有这样，民族关系才能是和谐的正常的。一个人有自由选择 信仰的权利，一个民族也有自由选择信仰的权利，这是维护人权的重要理念。一个虔诚信教 的民族，民族感情往往表现为强烈的宗教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处理宗教问题必然牵动民族 问题，两者纠缠在一起，很难分得清楚。这就要求民族问题的处理者(国家或国际调停组织) ，既要有民族学的素养，又要有宗教学的学识，并且懂得民族精神生活的微妙和重要，从而 能够谨慎地细心地去解决问题。在中国，汉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二，其中大多数不是教 徒，容易漠视、看轻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容易体察虔信宗教民族的情感世界， 所以社会要用极大的爱心关怀少数民族，要对宗教作同情的理解和认真的研 究。宗教问题处理不好，就要影响民族关系，这是必然的。
三、宗教成为民族利益的重要表现形式
民族是宗教的载体，宗教是民族的意识，两相比较 ，民族比宗教具有更根本的性质。当民族之间能够和平相处的时候，即使他们的宗教信仰不 同，也大致能够互相宽容，互相协调；当民族之间发生矛盾甚至冲突的时候，各自不同的宗 教信仰之间也容易出现摩擦，即使同一宗教，也会因教派不同、理解不同，而呈现对立。民 族矛盾就其根本方面讲，乃是政治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如领土主权之争、市场财富之争、 控制与被控制之争，其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往往有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外部势力的 插手及内部掌权阶层的特殊考虑在起作用，有的是非分明，有的各有对错，不是简单可以了 断的。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常常采取宗教的形态；而许多 宗教冲突的发生，其深层原因在于民族实际利益的冲突。例如欧洲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在 宗教的旗帜下，罗马教皇以“圣战”的名义指挥十字军向欧洲东部及西亚北非进军，提出“ 援助东方的兄弟”，“向蛮族(指穆斯林)作战”，“登上赴圣墓(耶路撒冷)的征途”等口号 ，并且高呼“这是上帝所愿!”实际上，最深刻的动因是西欧封建领主垂涎东部的土地和财 富，以宗教为口号，进行侵略和掠夺。教皇乌尔班二世向法国人说“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 ，土地肥沃，如同天堂，它等待你们去拯救。你们蒙上帝赐给强大的武力，所以要毫不迟疑 地前往，这样不仅罪得赦免，而且将得到天国永不朽坏的荣耀”唐逸主编：《基督 教史》。，他用物质利益和宗教许诺双重手段诱惑臣民参加非正义的宗教战争。十 字军烧杀抢掠的所作所为，也充分证明，他们的东征并不是在为上帝传布福音，而是实行民 族压迫和剥削，以满足其贪欲。战争使数百万人死于非命，然后欧洲人取得了地中海的控制 权，排走了拜占廷和穆斯林的势力，霸占了重要贸易港口。
在当代社会，由于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精神的传布，不仅再没有发生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 流血战争，很少发生宗教之间的直接冲突，也很少见到一个民族以本族宗教对抗异族宗教相 号召。比较常见的是，在民族冲突或民族抵抗运动中，一个民族用宗教凝聚本族民众， 以对抗 外族力量。例如阿拉伯民族有人提倡泛伊斯兰主义，用以团结穆斯林世界，对抗西方的殖民 主义和霸权主义。在波黑战争中，穆斯林族则以伊斯兰教为纽带，加强内部的团结，其根本 目的在于争取和扩展本族的生存空间。
四、发扬“和为贵”的东方文化精神，清除民族歧视，消解民族仇恨，实现民族和解，加强宗教对话
随着国际经济走向一体化，随着技术的进步、交往的扩大，随着信息手段的发达，世界正在 变成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同时全球性的生态、人口、核扩散危机又威胁着全体 人类，人类不能不风雨同舟、兴衰与共，那种各扫自家门前雪和用战争手段称霸世界的时代 一去不复返了。人类必须学会友好相处、携手合作，方能克服危机，走出困境。但是国家、 族群、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仍然不断发生，隔膜、对立乃至仇恨的情绪仍然存在。这个世界 仍然是四分五裂，蕴含着自我毁灭的可能。解决国际争端、民族矛盾和全球危机的物质手段 并不十分缺乏，目前国际社会最为欠缺的乃是一种真正代表全人类利益的人文主义哲学，它 以仁爱和谐为宗旨，能超出国家、地区、民族、宗教、集团的界域而为世界大多数人所接受 ，从而化解仇恨，消融残忍，促进族群之间的对话、沟通和合作。
我以为，中国儒家的仁学和主和的理念可以成为建立一种当代新人文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和 基础。孔子和儒家讲“仁者爱人”，主张“和为贵”和“和而不同”，认为人类是一个大家 庭，手足相连，痛痒相关，人本有仁爱之性，扩而充之，不仅可以爱家庭爱同族，也可以爱 人类爱万物。人类在互爱中共存，在 互仇中俱损。有了仁爱之心，便会帮助别人，理解和尊重别人，承认多样性的差异，实行“ 和而不同”，这便是恕道。《周易》讲“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也是这种精神。近代 中国思想家谭嗣同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通就是沟通、交往、理解、信任，打破种种偏 见、闭塞和障碍，这样才能推行仁爱之道。有了这种仁爱通和的哲学，就能克服民族歧视， 消融民族仇恨，推动民族和解，并且在信仰上承认多元，实行宽容。我觉得国际社会多年来 奉行的主流哲学是斗争哲学，以强凌弱，以邻为壑，迫人从己，以为这是生存竞争的规律， 许多人深信不疑。其实这是一种过时的哲学，必须加以改变，必须用仁爱通和的哲学来取代 ，否则整个人类的前途(包括所有民族的前途)是堪可忧虑的。
首先，人们应当认识到，任何一个民族要脱离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而独立发展是不可能的， 在当代和未来尤其如此，这就是说各民族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当今 世界的政治、经济、生态的发展都是全球性的，发展得顺利，各国各民族都有利，出现严重 危机，各国各族都受损害。不仅发展中的各国各族依赖于全球经济、科技的发展和政治的和 平稳定，发达的国家和民族也依赖于发展中各国各族的繁荣和稳定。这就是为什么墨西哥的 货币危机、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与欧洲的经济衰退同样受到全世界人士的关切。再举例说明， 假如没有中国参加，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解决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包 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合作。
其次，同一地区相近或相邻的各国各族之间，也是共同利益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也 就是说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无论是经贸发展还是国家安全，没有民族和解与合作是没有保 证的。真正为本民族利益着想的人，必定是主张睦邻友好的人。煽动民族仇恨的人，表面上 是为了本民族的利益，实际上是把本民族时刻置于敌对民族的威胁之下而不得安生，这是间 接的自损自害。如果没有民族和解，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不会过上安宁幸福的日子，冤 家宜解不宜结，历史的纷争只能通过和谈、妥协、谅解来解决，而不能诉诸武力。正如中国 哲学家冯友兰所指出的，国际争端只能走“仇必和而解”(北宋哲学家张载的话)的路，而不 能仇必仇到底，仇到底是没有出路的。
第三，各民族必须学会在一个多样化文化的国内外环境中生活，善于在宗教信仰和思想文化 上与各种类型的学说、主义、理念进行对话和交流，以平等的身份、宽容的态度去理解其他 民族的信仰和文化，以文明的方式进行文化的交流。西方天主教旧传统是相当封闭和排它的 ，可是自60年代初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以来，该教提倡“宗教对话”，与其他宗教或非宗 教团体的关系有了很大改善。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根据儒家主和的文化精神，倡导“文明的 对话”，以回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这是值得赞赏的。许多民族矛盾就是由于价值观不 同引起的，而价值观是由信仰决定的，因此必须相互沟通理解，而相互沟通理解又必须通过 对话，像朋友一样交流，承认彼此各有真理，能够设身处地去体会对方的思想感情，这样自 然就会发现对方的特点和长处，也自然能够尊敬对方的信仰与文化，并且取人所长补己之短 ，相得而益彰。宗教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对话，宗教文化与非宗教文化的对话，应当大力提倡 ，认真进行，它是民族和解的一个组成部分。

H. 亚洲美国社会历史问题

华人移居美国已有200多年历史，比其他任何亚洲裔少数民族都早。华人对美国的贡献，特别是早期对开拓美国西部和发 展经济的贡献，以及近数十年中对发展美国科学技术的贡献，都是业绩昭著，获得普遍公认的。

但是，被称为“模范少数民族”而在美国的民族“大熔炉”中被视为精粹成分的美国华人，其地位和境况虽然比过去有很大改善，却仍未达到同其贡献相称的程度。原因有各种各样。然而从根本上讲，主要在于美国的经济体制造成的结构性不平等。它使少数民族群体从一开始就在这一社会结构中处于从属地位而不是平等地位。到19世纪中期，随着工业的勃兴以及对廉价劳动力需求的增强，这一从属现象就显得更加突出。尤其是属于有色人种的少数民族群体，一般地要比白种人少数民族群体受到更深刻的歧视。19世纪80年代 的《排华法案》，20世纪30年代前后猖獗一时的种族主义迫害，对不少人是记忆犹新的。如今已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的社会文化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其少数民族的境况比起半世纪或一世纪以前来也同样有了很大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就一个现代文明社会来说，仍是很不够的。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少数民族众多，种族混杂。本文仅就美国华人境况的历史变迁概括地作一探讨。

早期历史的简要回顾

最早到达美国的华人据记载是美国立国以后不久，由经营贸易的商船于1785年从广州驶回巴尔的摩时带回的三名海员。随后便陆续有其他海员、商人等到达美国。19世纪初期，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开始选送中国青年学生去美国留学。到19世纪中，蒙受了鸦片战争带来屈辱的中国社会，呈现着动荡不安、困苦萧条的景象。更多的贫苦农民迫于生计背井离乡，出洋谋求生路。这一时期随着欧洲殖民国家四出掠夺和开发殖民地攫取原料，新兴的美国也开始开拓边疆以发展经济，从而需要大批廉价劳动力。当时还流传着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简称加州)发现金 矿的消息。这对渴望谋 求生路的人当然有极大的吸引力。于是大批华人劳动力源 源奔到美国。从19世纪40年代到世纪末的五六十年内，到达美国的华人共有32.2万人。其中既有被招募的华工，也有被拐骗的“猪仔”，还包括一部分商人、工匠、仆役等。他们大多数来自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一带，抵达美国后首先落脚在西海岸的旧金山(亦称三藩市)和加州其他城镇。他们可以说是美国华人的先驱者。他们之中绝大多数是华工。从开矿到筑路，以至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们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中央太平洋铁路于1863年开始建造横跨美洲大陆铁路的西段时，便 有大量华工投身于这项宏大的工程。到1869年5月，当这段铁路在犹他州的普洛门特利(Promontory， Utah)同联合太平洋铁路接轨时，筑路工人中已有90％以上都是华工。铁路筑成之后，很多华工又转向加州的农田。到1884年时，加州的农业劳工中有一半以上是华人。此外，华人在兴建西海岸的捕鱼、服装、鞋靴、烟草 工业等方面，也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然而这批华人先驱者的历史依然充满屈辱。当时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在国际上无权无力，留居异国他乡的华人各方面都备受欺凌。当时对华人的歧视还毫不隐讳地反映在一系列法令上。

早在华人开始大批到达美国的1852年，加州立法机关就通过了一项《外国矿工执照税法》，对每名华人矿工每月征收税金3美元。这项税金收入在1870年之前竟占加州税收总数之半。1854年，规定有色人种不准在法庭作证反对白种人；1860年，规定华人儿童不准入学；1862年，规定没有付过矿工税的华人必须付警察税，这就迫使每个华人都得付这种税，虽然名称不同；1872年，规定华人不得拥有房地产，也不向华人发商业执照；1880年，更规定加州的公司或个人都不准雇用华人。这一连串露骨地歧视华人的法令正是呼之欲出的全面排斥华人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的前奏。美国在19世纪70年代已发生经济困难的局面，失业增多，社会动荡不安。一些美国政客迁怒于华工，掀起了排华运动，终于在1882年由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经总统签署生效。这是以法律形式确认了长期以来对华人的歧视和排斥。

这一法案禁止华工去美国，已在美国的华人也不准入籍。这导致盛行于加州的反华运动扩展至全国。聚居在各地的华人常遭骚扰和攻击。1885年在怀俄明州的石泉镇(Rock Springs)发生的暴动事件竟导致华人18名死亡、55名重伤。

在毫无法律保障，连生命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不少华人不得不离开美国。美国华人的人数在1890年时是10.7万人，到30年后的1920年减少到只剩6.2万人。1924年通过的《各族移民限额法》进而把所有来自亚洲的移民都拒之门外，对于华人则禁止把在华家属接往美国。在种种歧视刁难和遭到种族隔离的情况下，留居在美国的华人只能局限在华人社区，即被称为“唐人街”(现通称“华埠”)的范围内活动。他们完全被排除在美国社会之外，只能从事最卑微的劳动。华人的这段早期历史确实是一部血泪史，其所遭受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压迫和剥削、排斥和打击，是现代文明人所难以想像的。

转折点：第二次世界大战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接纳移民的政策基本上是限制性的。它所实施的按国籍给予配额的制度就是限制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的主要措施。1924年的《各族移民限额法》虽然对中国也有配额，但碍于《排华法案》的存在，根本无法利用这一配额。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抵抗德意日法西斯侵略的共同斗争中，美国和中国成了并肩作战的盟国。两国之间的关系必须改善，这是不言而喻的。 而当时日本正在利用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加紧宣传和揭露美国的《排华法案》及其他迫害少数民族的事例，进而鼓吹“亚洲人的亚洲”，企图削弱中美之间的同盟关系。美国参议员沃尔许对此不禁发出警告说：“日本的宣传利用了我们排斥和羞辱中国朋友的法律。令人难堪的是这些宣传都是事实 。而利用无可怀疑的事实正是最有力量的宣传。”当时美国的舆论也对政界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这种压力加上对战后中国可能成为巨大销售市场的经济因素考虑，促使美国于1943年正式废除了《排华法案》。

废除《排华法案》并没有立即使华人移民人数大增，因为给予中国的移民配额每年仅为105名，大大低于其他国家。华人长期以来遭受的严重迫害和歧视是开始减少了，但并未彻底消除。只是自那时起，留居美国的华人可以归化入籍，在法律上可以取得应有的公民权利了；华人尚留在中国国内的妻子儿女可以用移民身份入境了。华埠长期男女人数悬殊得不成比例的情况开始改变，华人的处境开始有了改善。

1949年的中国大地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此之前去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和因公因私去到美国的各色人等，约5000人滞留下来。以后数年中也断断续续地有人从国内经香港或日本去到美国。所有这些人和老移民之明显不同首先在于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原先并无移民之打算，而是由于客观事态的发展，最后促使他们成为移民的。其次，他们大多数人原籍国内各省各市，并非单单广东。再其次是他们大多数人原来就是城市居民，文化教育水平较高，经济状况较好，因此在各方面都远非早年来自农村的华工可比。从此美国的华人社区开始有所变化。

二次大战后的世界新局面促使美国重新修订其移民政策，于是在1952年通过了《移民和国籍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52)。其中一项新的方针是将由美国来选择接纳什么样的移民，亦即是把接纳移民的问题进一步置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利益的考虑下，而使对种族和社会因素的考虑退居次位。接纳的数量虽仍按原来的配额，但是配额以外的移民种类有了增加。自此之后有为数不少的外国科学家和各种专业人员，包括华裔的在内，被美国选择接纳，成了美籍公民。

在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初期，美国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也开始改正一些歧视华人的法律。1948年，加 州废除了《反对异族通婚法》；1952年，经加州最高法院裁决，加州的《外籍人士土地法》被定为不符合宪法。同一年，加州取消了州宪法中的排华条款。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称，各州法院不得在住房问题上强制推行限制性规定，但是自愿订立的协议仍可允许。这一裁决使华人有了合法地迁出华埠，搬到市内其他地区去居住的根据。于是，百年来被限定在“唐人街”的华人逐渐向其他地区分布。这在开始当然也不会顺当。当华人要到白种 人住宅区买房居住时，有时往往会遭到周围的白种人邻居的反对。也因此发生过种族纠纷。华人还开始在华人社区之外寻找职业。为了得到职业保障和争取实现平等就业，华人除了向私人企业谋职外还竞相进入政府服务，有的还担任了公职。在1946年，亚利桑那州的邓悦宁(Wing F. Ong)成了被选入美国州议会的第一位华人州议员。当夏威夷于1959年正式成为美国的一个州时，邝友良(Hiram Fong)当选为美国国会的参议员。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参议员。

从这一时期开始，华人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职业领域如餐馆、洗衣、服装业、手工艺、小商贩等等。越来越多的华人进入了在过去属于“禁止进入”的职业领域，如科学技术、工程、医学、教育等界。不少华人在他们的专业上显示了巨大的才智，有些还在后来取得了享有世界盛名的成就，如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贝聿铭、王安等等。

成为转折点的这段时期所发生的变化，对美国华人的主要意义在于初步获得了法律上的公民权利，摆脱了100多年来法律上的种族歧视。对多数美国人来说，法律终究是法律。因此总的来说，随着时日推移，种族歧视较前有所缓和，种族偏见也不再以明目张胆的形式出现了。但是要想从国家的法律上直到人们的思想上都彻底消除种族歧视和偏见，还远非朝夕之间的事。华人在寻求职业或谋求晋升时，经常会遇到一些隐蔽的障碍。以拥有美国最大的华埠的旧金山为例。这个全市人口中 有5％是华人的加州名城，直至1957年才第一次任命了一位美籍华人当一所公立小学的校长。这类现象当然不能令人满意。因而当美国黑人在60年代初期推动保障权益计划时，正在成长和形成中的华人中产阶级成了他们的盟友。人们渐渐明白光靠法律条文是消除不了种族歧视的。法律上赢得的保障只是第一步。

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发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年内去美国的中国移民，人数依然不多，因此并未对美国的华人社会发生重大影响。60年代美国国内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以及其他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形成了一股时代潮流。它对美国移民法案中包含的歧视有色人种的传统观念也进行了冲击。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对1952年的《移民和国籍法案》的修正案，使之成了新的移民法案。它的特点是改变了原来按国籍而定的移民配额，而规定每年接纳来自西半球的移民12万名，东半球17万名，任何国家每年不超过2万名；它还考虑到促成家庭团聚而允许美国公民的配偶及直系亲属在配额之外按一定的比例名额移民入境；它也对拥有专门知识和才能的外国人的移民申请，给予优先考虑并按一定的比例名额吸收入籍。

新移民法案表明美国移民政策的重要改变，它导致过去移民配额较少的亚洲、拉丁美洲和东南欧一些国家有了增加移民数额的可能。事实上后来情况的发展也是如此。1965年以后美国的华人人口迅速增长，到1970年达43.5万人，比10年前增加了83％。其中主要来自香港和台湾，也有很多是来自东南亚的华侨。从中国大陆去的新移民是70年代后期开始到达的。按照美国放宽了的限额是每年2万名。

华人新移民的迅速增加，使美国的华人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人口结构方面，原来的华人中大多数是广东人，约占80％—85％。现在广东人和外省人差不多各占一半。随之而来的是粤语不再是华埠唯一的通用语言了，普通话逐渐兴起，尽管南腔北调，大体上相互都能听懂。到1970年时，在全部原籍中国大陆的华人中，老移民中在美国出生的后代只占48％，成了少数。多数是出生在中国的新移民。这种情况在几个华埠较大的城市中都如此。新移民在各城市华人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纽约为67％，洛杉矶为54％，旧金山为52％。只有夏威夷州，远离美国大陆，新移民还比较少。当地华人人口中美国土生的仍占89％。

华人人口的变化也使华人社区面貌一新。70年代以来，华人在商业上不断开拓新的领域，使来自港澳和台湾以及中国大陆的产品陆续在美国市场上占得一席之地。他们还重新引发了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中国的文学、艺术、服饰、烹饪，以至宗教、武术、针灸、气功等都开始在华人社区内外流行起来。由于新移民中知识阶层相当广，各类文化团体、同人会社、校友会等也纷纷成立。相应地也出现了不少中文报刊。到1980年时，在旧金山湾区就有9种日报，11种周刊；纽约有7种日报，1种周刊。70年代中期，在香港和台湾制作的广播和电视节目已能在美国播映。随着现代电讯技术的进步，中国大陆和港台的日报已能及时在美国出版。所有这些新发展，都是上一代的移民所难以想像的。

促使华人社区得到空前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须归因于华人教育程度的提高。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很多华人便认识到若想在经济上得到发展，提高教育程度是必要的一步。因而进大学读学位的华人大量增加。60年代以后又有大批来自港台的留学生成了新移民。1970年时，美国的男性华人中已有1/4人口拥有大学学位，这是在美国所有各少数民族群体中最高的比例，而且是美国全国平均数的两倍。同年，从事专业及技术行业的华人已占华人人口的26％，而1950年时只占7％。这主要是华人群体的教育程度有了提高，知识和能力有了增强的结果。

然而另一方面，新移民的大量增加也使某些社会问题一时更不易解决，例如，廉价住房更不敷分配，老年保健问题也难以妥善解决等。不过在所有问题中最为关键的，是求职的困难。虽然自60年代中期起就开始实行保障权益计划，不准在招聘职工时歧视妇女和少数民族，但是职业技能方面能否胜任，无论如何仍是求职竞争中的必要考虑。有些华人新移民往往由于英语程度不高，从求职竞争一开始就遭失败。有些不懂英语的移民根本无法在华埠之外寻找职业。他们最后只能接受工资较低的、工时较长的体力活。甚至一些有专门技能的新 移民也不免遭到这种结局。

新移民中的少年儿童往往由于不识英语而难以得到上学的机会。上了学的也有不少因跟不上课程进度而不得不退学。青年移民也往往因语言方面的障碍而无法同别人在求职过程中进行公平的竞争。从缺乏受适当教育的机会到缺乏职业上的竞争能力，导致不少青年新移民产生心理上的挫折感和愤恨，使他们比较容易诉诸于反社会的行为。这是导致华埠在这一时期出现青少年犯罪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了华人群体本身的努力外，这一时期开始推行的保障权益计划(Affirmative Action，直译为采取“正面行动”)也是使华人的处境能得以改善的一个重要因素。保障权益计划这一名词最初出现在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发布的一项行政命令中。这项命令要求同政府部门签订契约的企业实行保障权益计划，确保求职者受雇用时以及雇员在受雇期间所获之对待，不受种族、信仰、肤色或原国籍的影响。四年后这项命令经过修订成为：“在雇用职工或招收学生时须向过去被剥夺基本权利的群体，如妇女和少数民族，提供平等的机会。”而且，企业中若没有女性职工或少数民族职工(主要是黑人、亚裔、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语裔)，就能以“非法抗拒”论处。自此以后，尽管有些企业主并不愿意雇用少数民族，也不得不按令行事，至少也得雇用几个装装门面。可是对各少数民族群体来讲，这是打开了很重要的一扇门。

保障权益计划之能推行也同当时在全国各地高涨的民权运动有关。美国黑人为了要求取消一切种族隔离和争取选举权，进行过多年斗争。最后终于迫使国会在1964年通过了《民权法案》，赢得了反对种族歧视的重大胜利。这一胜利使所有少数民族和妇女从法律上得到了 基本的权益保障。从此，法律上的种族隔离算是结束了，但事实上的隔离在某些地方仍然不是立即能消除的。华人的情况也差不多，不过比起过去总是有了很大的改善。60年代中期以后，保障权益计划使 华人在求职方面能够进入若干过去根本不雇用华人的职业领域?如电视、广播、公共关系部门，警察局等。正是根据这项计划，使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熟悉专业的华人在任职单位被选拔到领导岗位上。华人并开始担任市议员和法官等职务。70年代以后，不仅是科技界、教育界、文艺界，还有政界、著作界、体育界，都有华裔的人才脱颖而出。华裔妇女江月桂(March Fong Eu)成了加州的州务卿，是当时美国大陆上当选官员中职位最高的华人。到80年代又有华裔吴仙标当选为特拉华州副州长，陈李琬若当选为加州蒙特雷·帕克市的副市长。吴家玮成了旧金山州立大学的第一位华裔校长，田长霖担任了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第一位华裔副校长职务。这些变化和发展在过去是不可能的。

早在60年代后期便有华裔学生利用联邦援助计划回到华埠，针对华人社区的需要开拓了很多社会服务工作。他们在改善社区的保健、教学、就业、住房、娱乐等方面制订了很多方案，旨在改变华埠的落后面貌。70年代初期，成立了华人保障权益协会，还成立了全国性的美国华人协会(Organiz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成为保障民权、维护美国华人权益、反对种族歧视的华人组织。

从60年代到70年代，从参与黑人争取民权运动，参与反对越战运动，联合其他少数民族尤其是其他亚洲人后裔(简称亚裔)进行共同斗争，直至成立华人自己的保障权益组织，正是美国华人群体在长期体验中增强了探求机会均等的意识，萌发了政治醒悟的结果。这一变化很重要。因为它改变了长期以来对种族歧视采取的容忍退让的态度，它也开始使华人群体懂得“光扫门前雪”是不行的，只有团结和斗争才能争取到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所应该得到的，与自己所尽的义务和所作的贡献相适应的合法权益。

但是，尽管同过去相比取得了不少进展，华人所得到的平等权利距其应得的还差得远。譬如，从80年代起，美国华人人口在亚裔中已占首位，1980年时为80.6万人(其次为菲律宾裔77.5万人，日裔已退居第三，70.1万人)，可是在国会参众两院中没有一位华裔议员。又如，尽管华裔科学家在全美国的科学家中占相当比例，而且成绩卓越，可是由总统指派的最高科学决策机构的百余名成员中却无一人为华裔。因此可以说，近40年 以至近20年的争取华人权益的成就，就全局而言还只是个开始。

目前的情势和趋向

美国的华人社会是亚洲地区以外最大的华人社会。经过近数十年的发展变化，美国华人社会本身也已呈现出多样的面貌。华人已不只分布在东西海岸 的少数几个城市中的华埠内，而是向华埠以外以及城市以外的郊区扩展，并且还进而向美国的中西部及南部拓展。但是华人聚居人数较多的城市仍是靠近东西两海岸的传统上为华埠所在地的城市，如旧金山、纽约、洛杉矶、西雅图、华盛顿、波士顿，以及夏威夷州的檀香山(火奴鲁鲁)等。过去华人聚居在华埠既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社会上的原因，即需要本族同胞的支持和保护。非如此则难以立足或生存。现在这些原来的因素已不起主要作用，因此新移民不一定须依靠华埠的力量来决定自己的前途。他们可以在华埠或华埠附近定居，也可以在市内其他地区租屋买房。1970年时，华人是仅次于日裔的美国第二大亚裔美国人。到1980年，华人人口已在亚裔美国人中跃居首位。到1985年又增至107.9万人，占美国全部人口的0.46％。

今天的美国华人中既有延续了好几代的老移民的后辈，又有来美不久的大批新移民；既有只会讲英语而对中国文化所知甚少的洋 生华人，又有只会讲华语，长期在华埠按中国习俗行事的老年华人。当然，大多数还是处于这两种极端之间各个层次的华人。他们之中既有第三第四代华裔公民，又有30年代和二次大战前后到美国的留学生，以及近数十年中到美国的新移民。目前华人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从这批人中产生的。

从职业上看，教育程度较高、英语较好、专业知识或技术能力较强的华人都已步入了专业人员或经理人员的行业，或者自己成了企业主 ，反之则依然从事传统行业，如餐馆、洗衣店、小商店之类以及其他服务行业。前者的社会地位要高于后者，但是在经济富裕程度上不一定如此。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变化趋势是前者的队伍有所扩大，从占全部华人就业人员的1/4强扩大到占1/3强，而后者的队伍正好相反。

任何社会中的少数民族都会面临一个融合或同化的问题。美国华人也不例外。据1970年的数字统计，加州16岁至24岁的华裔青年中，男性有30％、女性有22％是同异族结婚的。同一时期在夏威夷州华裔青年中的这一比例数字为：男性62％，女性61％。种族融合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客观现实。不过由于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根深蒂固，不同种族之间的婚姻自然障碍重重。现在这一障碍从法律上说已经消除，因而异族通婚也成了不可避免的一个趋势，不仅华裔如此 。至于同化问题，对华裔来说要比融合难得多。历史经验表明，只有来自欧洲的白种人移民才会在三代人以后就失去原有属性，同化在美国的民族“大熔炉”中。其原因，一 是他们外貌差别不大，二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比较接近。白种人的这种同化模式，对一望而知是其他种族的群体并不适用。印第安人虽然人口已减少到只占全 美人口的0.6％，但本来就是美国大陆的主人，历史最久；黑人占12％，是最大的少数民族，早在18世纪就被贩卖到了美国；他们都不能说已经被同化。在美国华人中，尽管在洋生一代中很多人已不会讲华语，并且习惯于美国人的思维方法和生活方式，但是全部抛弃中国的传统习俗 ，全部认同美国文化的仍是极少数。其原因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成分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不仅同现代生活不矛盾，还能补足和充实现代生活。其次是美国社会本身在近数十年中更习惯于朝多元化发展，对各种异于本身传统的东西更能容忍。何况对一些确实优秀的东西。坚持偏见顽固否定的人当然也有，不过总是极少数。

所有变化中最具有根本意义的是华人思想上政治意识和权利观念的苏醒。早年的移民长期受欺凌、受排斥的痛苦经历姑不置论，就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的情况来看，华人社会中较强烈的是宗派意识而不是政治意识，这当然有其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不少人光固守传统，谋求自家生存发展，或是等待着有朝一日衣锦还乡，落叶归根，因而对居留多年并对之作出了不少贡献的美国，始终认为是异国他乡，对其社会的恶习弊端也从无纠正改革之宏志。60年代民权运动所取得的成就，使美国各少数民族都受到了激励。华人群体逐步认识到身居美国社会，要保障自身权益便不能不参与美国体制内的政治活动。

70年代中，当亚裔选民组织起来参与各级竞选时，华裔所获的成绩远不如日裔。主要原因：一是传统观念赋予的“乐天知命”、“安分守己”思想已根深蒂固，一时间还不善于以适应美国社会的各种方式来争取应得的权益；二是华人群体内部长期以来不讲团结，各派政见上的 分歧和宗派利益的冲突，妨碍了在共同努力中的协作配合。作为历史最久、人数最多、贡献最大的亚裔少数民族，如果在观念和意识上以及行动策略上不作适应时代要求的修正，并为此进行持续的努力，要想进一步在政治上取得应有的地位和权益是很困难的。

美国的种族歧视向来是其社会弊病之一，也是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很多白种人中的有识之士也都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也曾在民权运动中为此出过力。但是要彻底消除种族不平等的种种现象，并不是通过一项法律就能完成的。少数开明的白种人抛弃偏见、停止歧视行为，并不能消除社会上的歧视现象。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实质上是占统治地位的多数民族确保其特权地位的主要方法。结构性歧视使少数民族难以获得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和取得谋理想职业的条件。要想达到和占统治地位的多数民族同样高的生活水平，必须具备同样的“资格”，拥有同一水平的财富。这对少数民族来讲显然是很难做到的。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华人的境况总的来说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这也是时代进展的必然趋势，并不是靠谁的恩赐。但是，有待解决的问题仍不少。要达到真正的平等，取得应有的权益，还有相当遥远的路程。进一步的发展还有待于美国华人本身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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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云翔的性侵犯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正因为这件事极为敏感，当事人已经正式逮捕。

所以，总结一下现在的信息，对高云翔来说也是好消息。这个事件绝对大。如果赔偿金额一致的话，4月6日高云翔可能会在法庭上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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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指一切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以前的中华民国的护照和国籍的人。新加坡人可以是华人，但不是中国人。
“中国”起初并不是现在的地理概念，而是在指一种学问，即是关于“中”的学问。尤其是，“中”的学问的成果是要能建立起“国”。“国”是关于宇宙的“方”，而“方”是由“龙”来表现的。古中国人之所以尊崇“龙”，是“龙”可以“御天”。现代人在讲到宇宙的“龙”的现象时，其所使用的词汇为“膨胀”。
中：“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根本定律，也可以将其称之为“中庸定律”，指的是任何事物都有关于“中”的规定性，其最根本地是要能够将任何事物作为一个确定的对象转换为一个关于“时”（时间）的过程，从其过程特征中去找到“中”。简单地说，任一过程都有“始”和“终”两端，而两端之间的部分就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