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环境侵权案件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环境侵权诉讼中，应适用严格责任。污染者的加害行为应当排除“违法性”的适用，但在环境保护单行法有特别规定时，从其规定。《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66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但部分单行环境保护法并不没有在污染构成要件上与这两个法律规定保护一致。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环境噪声污染，是指所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也将违法性作为污染的评判标准，而《水污染防治法》等环境保护单行法中，却未将违法性作为污染的评判标准。因此，违法性是否为环境侵权的构成要件，在具体案情中要根据不同的环境保护单行法的规定来判断。 环境侵权中的免责事由主要包括：不可抗力、受害人故意、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在举证责任分配上，被告承担具有法定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但不因此免除原告就被告加害行为与其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1款第（3）项“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三)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从规定的本意，应当降低原告举证责任的证明标准，原告只要能够证明因果关系具有存在的可能性，即完成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因果关系不成立的举证责任由污染者承担，并不免除受害人就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受害人仍需就因果关系初步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基于环境污染责任在因果关系认定上的特殊性，通过举证责任倒置和因果关系推定的方式降低受害人的证明责任。即与一般侵权案件中，受害人需要对因果关系提供充分成立的证明不同，受害人只需要对因果关系初步成立承担证明责任。所谓“初步的因果关系“是指原告的证明标准较低，即只要原告能够证明被告污染行为具有导致其损害发生的可能性，原告即完成了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在污染者不能完成因果关系不成立的举证责任下，推定污染者的污染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❷ 如何认定环境污染的侵权责任
【摘要】在我国，不同的法律对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规定有所不同，在什么情况下，行为人构成环境污染侵权应由哪一方来进行举证，这直接决定着环境污染责任承担问题。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区分好对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的法律适用、环境污染的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构成条件以及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以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污染者环境污染行为
环境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重工业比重高，原材料消耗高，污染风险也高。一些企业一方面大量开发利用资源，以获取利润；另一方面为节省处理成本而大量排污，对他人人身、财产和公共环境造成侵害。因此，确定环境污染的侵权责任势在必行。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定及归责原则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是指排污者因污染行为，侵害他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等人身权或所有权、用益物权等财产权，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
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有很多关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定。其中，《民法通则》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有关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侵权责任法》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环境保护法》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行为人有责任排除危害，并需要对直接受到损害的个人或者单位进行赔偿。《水污染防治法》规定，水污染中的排污方不仅要承担行政责任，同时，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一方当事人也有权要求排污方赔偿损失和排除危害。
从这一系列法律的规定中可以看到，我国已形成了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明确规定了因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的侵权法律规范。
与一般的侵权行为相比，环境污染行为具有显著的特征：加害主体与受害主体地位的不平等性；环境侵权行为大多数为人类生产、生活中附带产生的一种侵权行为，具有一定的价值性；环境侵权后果严重性、潜伏性和渐进性；环境污染损害过程的间接性、复杂性等。①
环境污染责任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其特殊性表现在其采用了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是指无论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只要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间存在因果关系，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也就是说，按照民法通则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我们可以推定：只要存在受害人的损害事实和排污方的行为与损害事实间有因果关系，无论排污方在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都应该对其污染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事实来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当企业虽然有污染环境的事实，但未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有关规定，排污企业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而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即便企业排污符合国家的排污标准，同时未违反国家有关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但只要排污方的行为给他人造成了损害结果，那么排污行为人就应当承担侵权民事责任。
这是因为环境污染责任的认定采用无过错责任制，国家或地方制定的相关排污标准是我国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决定对排污单位是否收取排污费的主要依据。因此，即使企业排污符合标准，但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也应当承担侵权赔偿的民事责任。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是指排污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所必须具备的构成要件，是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具体体现。《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是关于一般的民事侵权的规定，与之相对应的，一般的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有违法行为；行为有过错；有损害结果；违法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而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是关于特殊侵权民事责任的规定。根据这一规定我们可以看出，与一般的侵权民事责任相比，特殊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只是缺少了“行为有过错”这一要件。
笔者通过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以及《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的分析，认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应具备以下三个构成要件：
环境污染行为。环境污染行为是指使人类生存环境受到一定程度的危害的行为。而判断一种行为是否属于环境污染行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把握该行为是否以违法性为要件。法学界对此有着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环境污染行为须以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规为前提，这就要求污染环境的行为具有违法性的前提条件。违法行为就是违反国家现行法律的规定，危害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行为，包括滥用权利、不履行法定义务以及违反法律禁止等等。②
有学者认为，无论合法行为还是违法行为，只要其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破坏，从而具有了危害性，即可成为环境侵权行为的要件之一。行为的违法性并不构成环境侵权行为的必要前提，而行为的致害性才是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③
还有学者认为，《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和《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并不是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来认定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④
综上，虽然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的规定，环境污染的行为是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有关规定，污染环境给他人造成损害的行为。但在《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中并未有要求环境污染的行为一定是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同样，在《侵权责任法》中也未有此规定。因此，笔者认为，按现行法律的规定，企业的排污行为分为合法排污和违法排污。
为了达到环境质量标准，国家或地方制定了一系列污染物的排放标准依据，对污染源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的数量或者浓度做出了限制性的规定，是判断企业排污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依据。依照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求，只有在行为人的行为具有违法性的前提下，行为人才需要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但需要注意的是，行为人的违法性并不是判断行为人是否属于环境污染行为的构成条件，也就是说，排污是否达标不影响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构成。因为企业的排污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仅仅是企业承担行政责任的依据，而不能作为判定其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
环境污染的损害事实。损害事实是任何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无损害即无责任。环境污染的损害事实是指排污者污染环境的行为致使国家、集体的财产权利或者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到损害的客观事实。因为环境污染的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结果并不一定在行为发生时就立刻出现，很多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结果，尤其是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结果可能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
因此，笔者认为，如果仅以损害结果为构成要件，就只能在损害结果发生后才可以对环境污染行为采取补救性措施，而无法采取预防性措施。所以，环境污染的构成要件不仅应包括已实际出现的损害结果，也应包括污染行为已经发生但未造成严重后果之前的潜在危险，即为损害事实。
环境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指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一定逻辑联系。和一般侵权民事责任一样，在环境污染的侵权责任中，只有当环境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时，污染者才应对其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但其与一般侵权责任不同的是，由于环境污染行为往往是通过环境这个媒介来作用于人或物的，因此致害过程具有间接性，而一些污染物质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危害又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这种因果关系并不会立刻显现出来。
同时，由于环境污染的一个损害事实可能由数个不同的环境污染行为引起。随着污染物的不断排放，其损害事实也将持续出现，即使停止了污染物的排放，污染损害事实也不会立即消失，而会在环境中继续存在。因此，对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的认定要比一般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的认定更为复杂。
环境污染侵权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是指法律要求纠纷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如果原告不能用证据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将不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指这种证明责任在当事人之间如何配置的问题。
一般来说，承担较重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纠纷解决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因此，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否公平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利益问题。
在一般侵权责任中，我国实行的举证责任是“谁主张、谁举证”，即谁提出索赔主张，谁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说受害人负有证明其所受损害与污染者行为间具有因果关系的义务。但是，在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中，如果因为受害人对环境污染行为人的行为与其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举证非常困难，这样，受害人是难以获得赔偿的。
为此，《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表明了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是指在法律规定的一些特殊情形下，将通常由提出事实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所应负担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对方，由对方对否定该事实来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该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则推定事实主张成立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
也就是说提出主张者不再必须首先负担提出证据的责任，只要否认者不能从相反的方面证明某一事实不存在，那么否认者将要承担败诉风险。它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举证责任分配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相对于一般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而言的。其目的在于免除本应由提出主张方应承担的举证责任，而就待证事实的反面事实，由相对方承担不利的举证责任。《侵权责任法》将环境污染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加于实施环境污染的行为人，有利于保护环境污染中的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环境污染侵权免责和减责事由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章的规定，当损害是因不可抗力造成的、受害人故意造成的、第三人造成的、正当防卫造成的、紧急避险造成的以及当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时，行为人可以减轻或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环境污染侵权的免责和减责事由如下：
不可抗力。“不可抗力”起源于罗马法，原意为“上帝的力量”，是指无法预见、无法预防、无法控制和无法避免的客观情况，即不可抗力是人类无法抗拒的外在力量，主要是指一些自然现象，如地震、洪水、台风等，同时也包括一些社会现象，如战争等。由于不可抗力是不受人们意志支配的，而这时又要求人们去承担与其行为没有任何关系并且是不能由人们所控制的不利后果，这样对责任承担者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因此，不可抗力不仅是一般侵权行为中的免责事由，同样也是环境污染侵权中的免责事由。但需要注意的是，从《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即使发生不可抗力，排污者也不是在出现不可抗力时就必然的免责，而是必须“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以避免造成进一步污染损害的扩大，否则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受害人的故意。《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这里所说的主观过错是指故意和重大过失。在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有主观故意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受害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损害自己的不利后果，仍然实施该行为，这就说明受害人的行为与损害事实间有因果关系，所以就应由受害人自己来承担全部或部分民事责任。为此《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
同时，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在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时，就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但笔者认为，根据民法基本理论，过失可分为一般过失和重大过失，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当被侵权人仅有一般过失时，不能减轻侵权者的责任，而只有当侵权人有主观重大过失时，才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损害结果是因第三人造成的。对损害结果是因第三人造成的责任承担问题，《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八条和第六十八条进行了明确的规定，通过该规定，可以看出当损害后果是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时，第三人应承担赔偿责任。这里所指的第三人是指污染者和被侵权人以外的第三人。
但笔者认为，依据特别条款优于普通条款的原则，对于环境污染是由第三人造成时，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被侵权人也可以直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称的“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造成损害”仅指因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污染损害结果的情形，而不应包含第三人与污染者共同过错造成的污染。
尽管《侵权责任法》第三十条规定了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正当防卫人不承担责任；第三十一条规定了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责任或仅给予适当补偿。但笔者认为，从环境污染的特征以及所适用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上来看，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免责和减责的规定在环境污染责任中都没有适用的余地。
（作者分别为牡丹江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审监庭庭长）
注释
①张梓太：《环境法律责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1页。
②杨立新：《侵权法论》，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第495页。
③王明远：“环境侵权行为研究”，《科技与法律》，1994年第4期，第39页。
④王成：“环境侵权行为构成的解释论及立法论之考察”，《法学评论》，2008年第6期，第86页。
责编/王坤娜
❸ 关于特殊侵权中的因果关系举证责任问题
1、“在环境侵权中 与损害的因果关系由谁举证？ ”：由环境侵权中的受害人举证。
2、“为何 与损害没有因果关系 不能成为 环境侵权中的免责事由”：如果原告不能举证证明损害结果与污染有因果关系，环境案件中的被告自然免责，这不先于“没有因果关系不是环境侵权中的免责事由”。
3、只有在原告能举证证明因果关系的情况下，被告才有义务在因果成立的情况下举证证明有不可抗力、受害者故意、第三人过错举证：这三项免责事由，是在因果关系成立的情况下被告的举证义务。
❹ 如何分配环境公益诉讼中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
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中，基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确立了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但如何确认与分配在司法务实中还须法院进行裁定分配。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具体适用：
一、确立分配原则
分配原则主要包括：
1）公平原则。对举证责任予以分配时，不仅要考虑权责平衡，同时也要考虑当事人的实际能力；
2）经济原则。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而言，其整个证明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难度系数相当高，进而明显加大了金钱成本以及时间成本。
为了实现经济效益最优化，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在具体举证过程中免受有关成本的不利影响，所以，需要以当事人为目标对象，保证举证责任分配的科学性。
二、确立分配标准
对环境侵权案件予以审理时，我国应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其基本内容如下：只要加害人将污染环境的相关行为转化为实际行动，那么不管过错与否，均应当承当相应的民事责任。与此同时，作为受害人也无需搜集资料以证实加害人具有主观过错这一事实。另外，无过错不应该，也不允许被加害人引做免责理由。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而言，无过错原则这一原则也同样适用，其核心思想在于将加害人本身的主观过错问题有效排除，使其无法成为侵权事件的构成要素。
制定并采用上述原则的出发点在于：
1）环境污染是一个复杂事件，通常需要借助有关科学技术及其原理予以必要证明；
2）单以“力量”而论，受害人通常远远不如加害人。
受上述原因制约，作为受害人一般很难从理论及事实的角度来证明加害人确实有过错。与此同时，应用无过错原则，能够明显提高相关企业（尤其污染型企业）对环保事业的关注，从而促进它们积极投身到污染的预防以及治理工作中去。
由以上可知，对于举证责任分配而言，过错与否在本质上不属于其中的内容，因此，需要予以证明的事实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加害行为发生与否；
2）由加害行为所造成的直接及间接损害后果；
3）加害行为、损害后果二者之间所具有实际因果关系。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受害方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普遍不具有足够的举证能力，为突出公平原则，所以，应该对举证责任予以更为科学的分配。
三、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
在我国现行的审判模式之下，在某些情形下，人民法院应主动承担相应的证据收集责任。当受害人无法举证，又或者无法做到充分举证，该种情形下，为保证裁判得以继续进行，还当事人一个真相与公平，法院应该根据职权所在或者当事人所提出的请求来开展相关的调查取证。需要指出的是，法院如果没有收集到相关证据，导致相关事实仍旧无法查明时，法院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该种情形下，应由负责举证的那一方来承担相应的后果。
由此可见，对于举证责任承担主体而言，是不包括法院在内的。然而在此类诉讼案件中，原告通常处于一个相对弱势地位，赋予法院一定的调查取证职权是现实的客观需要，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应有效落实“调查与审判独立执行”的做法，即作为案件的审判人员是不被允许参与证据收集工作的，以有效避免“先入为主”，证据收集工作应由法院的执行单位安排专人负责，另外，法院所收集到的证据应于庭审过程中向原被告出示，予以质证。
❺ 试述我国侵权责任法上的因果关系应当采取怎样的判断标准
侵权责任法中因果关系的相关学说
（一）条件说
条件说又称等值说，该说认为所以引起结果发生的原因都是损害结果的原因，因而所有为损害结果发生提供条件的行为都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条件说的优势在于它使用起来比较容易，按照该学说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较容易发现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但学者们对条件说的批判也很多，认为其缺点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它把所有的条件都同等看待，没有区分不同条件之间的不同作用，这样在共同侵权的案件中便不能确定各侵权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大小和范围。
第二，该学说认为所有为损害结果发生提供条件的因素皆为损害发生的原因，这就将许多无关紧要的因素牵扯进来从而扩大了责任主体的范围，造成真正有责任行为人的难以确定。
正是基于以上两点，很多学者认为条件说在认定因果关系上缺乏灵活性，在稍微复杂的因果关系认定中往往出现不合理的认定结果。因此，现在仅在一些简单的案件中适用，已被排除在主流学说之外。
（二）原因说
原因说认为导致损害事实发生的众多条件中并非所有的条件都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只有那些对损害结果在时间、空间上距离最近，或对损害结果的发生起有效作用的原因才是损害发生的真正原因，才能使行为人承担责任。
该说在理论上把对损害结果作用不同的条件区分开来，单从理论上来看有其进步性。但是该说也产生了两个新的问题：
第一，原因说只提出要把条件跟原因区分开，但是其并没有明确说明该如何将两者区分开，只是给了一个主观、相当宽泛的标准，但在司法实践中，损害发生的条件往往错综复杂，对损害结果的作用难分轻重，所以原因说在审判实务中适用的难度会很大。
第二，原因说把众多条件中所谓的“原因”认定为与损害结果的发生唯一具有因果关系的因素，而排除其他条件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在事实上可能造成当不能认定“原因”时，所有条件都与损害的结果没有因果关系，从而受害者无法获得赔偿的不合理情况发生。
（三）法规目的说
法规目的说认为，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应以法规的目的来决定。行为人就其行为所引发的损害是否应承担责任，基本上是法律问题，依照法律规定来确定，是理所当然的事。
虽然法规目的说在解决一些与立法目的相牵连的案件的时候，能够发挥比其他学说更为明显的优势。但是法规目的说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并不是所有的权利都被法规目的所包括，也并不是所有的侵权行为都有法律来规制。依照法规目的说，在某些特殊侵权行为发生的时候，权利的保护就毫无希望可言。并且以法规目的来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事实上会造成法律漏洞，使得侵权人在法规目的的掩盖下逃避法律责任。例如，如果侵权人知道某一法条是为保护某一权益而设的，那么他就可能将受害人的其它权益置于该法条规定的情形之下，从而使得该权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第二，从实践中看，法规目的说对因果关系解决也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法规的目的在法律条文中并没有直接的规定，而法规目的说却舍弃了因果关系认定的标准，直接以法规的内容与目的来衡量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系，这样就缺乏明确的标准，最终仍然由法官来判断法规的目的，使法官成为了法律的解释者，有“法官造法”的嫌疑。[6]
（四）盖然因果关系说
盖然因果关系说发源于日本，是因果关系证明的一种方式。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理论。盖然因果关系说认为，对受害者所要求的因果关系证明．应该只要就因果关系的存在表示出相当程度的盖然性程度即为充分，所以，应当将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从受害人转换到加害人身上。有学者将盖然性因果关系学说的理论要点归结为：第一，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形式上仍为原告承担；第二，证明责任在实质上进行转换，即只要被告不能证明因果关系的不存在。因果关系就应该被肯定；第三，“盖然性证明”是指“超越了大致明确的领域。但尚未到达证明的程度的举证。”从价值方面分析，盖然性因果关系学说减轻了被害人的证明负担，有利于社会弱者利益的保护。[7]
（五）相当因果关系说
所谓相当因果关系说，系以行为人之行为所造成的客观存在事实为观察的基础，并就此客观存在事实依知识经验判断，通常均有发生同样损害结果之可能者，该行为人之行为与损害结果间即有因果关系。冯·克里斯认为，只有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原因和结果之间才有因果关系：(1)它必须是损害的必要条件；(2)它必须在相当量方面增加损害的客观可能性。由此可知，并非引起某个事件的每个条件都是原因，只有使这一事件在一般的情况下会导致某种结果发生的条件才是该结果的原因，才会承担责任；如果该条件在一极其特殊的，或者极可能小的情况下导致了结果的发生，并且该条件是一种事物在一般进程中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则该条件不属于导致结果发生的原因。台湾著名学者史尚宽先生认为：“以行为时存在而可为条件的通常情事或特别情事中，于行为时依吾人知识经验一般可得，而且其情事对于其结果，为不可或缺的条件，一般的有发生同种结果的可能，其条件与结果为有相当因果关系”。换言之，确定行为与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要依行为时的一般社会经验和知识水平作为判断标准认为该行为有引起该损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而在实际上该行为又确实引起了该损害结果，则该行为与结果之间有因关系。
大陆法系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的德国，是大陆法系在侵权法因果关系认定中适用最广泛的理论。作为大陆法系的通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因为有其存在合理性和研究价值，所以在其产生的一百多年里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
其一，相当因果关系说将“条件判断”和“相当性判断”有机结合了起来。合理的确定了责任的范围。相当因果关系的构造可分为“条件关系”和“相当性”两个组成部分。其要求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首先确定造成该损害结果的条件，而后再借助一般社会经验对这些条件进行判断，进而断定造成该损害结果的原因，确定损害赔偿的责任范围，从而避免了单纯采取条件说所造成的因果循环，牵连范围过宽，一概而论使每一个有牵连的加害人均承担责任的责任范围过宽现象的发生。
其二，相当因果关系说将“可能性”纳入判断因果关系中，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因为“可能性”判断一般取决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经验与见识，所以在依据相当因果关系说判断某侵害行为是否为某损害后果的原因时，并不要求受害人对因果关系的证明达到精确和绝对的地步，只需证明该侵权行为依一般社会经验极大的增加了损害的可能性即可。如此则极大地减轻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突出表现在环境侵权案件中，在该类案件中一般采用“盖然性”的方法确定原因和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例如，某化工厂污染了某居民区的水源。该居民区大部分居民喝了该水之后均呈现出不同轻重的中毒情况，则该居民区居民只需证明该化工厂侵权的“极大盖然性”即可，而无须亲自证明该盖然性已经达到了确定性的程度。
虽然相当因果关系说已逐渐被大陆法系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相当因果关系说亦有其固有的理论缺陷：
其一，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可能性理论易造成使用的差异性。由于因果关系说的可能性理论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行为人对极大增加损害结果的可能性理论并不能提出精确的认定标准，因此即使是在同一国家或同一地区，同样适用相当因果关系说，其判决也有可能截然不同。另外，法官在裁案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可能会出现法官因同情被害人而认定因果关系之存在，造成裁判不公现象的出现。
其二，相当因果关系说缺少必要的法律价值取向。美国著名的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认为“价值判断在司法过程中会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价值判断在法律制度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在于它们被整合进了作为判断客观渊源的宪法规定、法规以及其他种类的规范中。”由此可见，价值无论在司法实践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相当因果关系说借助数学及社会统计学理论对因果关系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是科学的。可是侵权法上因果关系的认定毕竟是法律问题，而法律问题的解决就必须注意到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取向，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对此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
其三，相当因果关系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并不能对社会中发生的所有的侵权案件判断其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且有些案件并不适宜采纳相当因果关系说，如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等侵权案件。
其四，相当因果关系说对所谓的因果关系“相当性”的判断在理论上有混淆“过错”判断的嫌疑。相当因果关系说认为，所谓的相当性表现在，“凡是一般人所能预见到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条件关系，不论行为人是否能预见，都认为存在因果关系；凡是为一般人所不能预见但是行为人能预见的，也认为存在因果关系。”这实际上就是对当事人的“过错”的判断。一般人所能预见，而行为人却没有预见，此为行为人之“过失”；一般人不能预见，行为人预见了仍然追求损害结果的发生而为之，此为行为人之“故意”，只不过这种故意隐藏得更深，若无有力证据很难证明而已。相当因果关系说把本应当在过错中进行的法律判断搬到因果关系的认定中，并称之为“相当性”的判断，这种做法在理论上忽视了过错在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中的地位。支持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学者们在讨论因果关系的问题时，往往高估了因果关系认定在侵权责任认定中的作用，给人一种“相当因果关系的成立即等于侵权责任成立”的感觉，把过错放在一边，这种做法，诚不可取。
侵权责任法中因果关系认定问题的实质与解决
因果关系的认定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任何一种理论学说，无论其如何科学、如何合理，均无法解决所有侵权案件中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某一理论学说在此类侵权案件中具有应用价值，而在另一类型的侵权案件中则可能无法适用。所以，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主要是一个司法问题而不是一个立法问题。因此，如何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侵权因果关系认定规则，乃是摆在所有民法学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在构建侵权责任法因果关系认定规则时，应当坚持司法主义的逻辑进路。不宜在侵权责任法中将因果关系认定问题复杂化。而是应当将主要问题留待司法实践中去解决．赋予法官在判断因果关系时以必要的自由裁量权。
❻ 为什么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环境污染侵权中是举证责任倒置，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如果举证不能，推定污染者承担侵权责任。这么做首先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被污染者进行举证是十分困难的，污染需要鉴定、污染物成份、危害分析都涉及专业知识；其次是在法律上加大对污染者的惩处力度，防范污染。
❼ 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对因果关系的认定有哪些方法
只要通过医学化学鉴定证抄明损害（如人身体损害是由于长期饮用含有工厂排放的污水污染的水源）是由于环境破坏行为引起的，就具有因果关系——原告的初步证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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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侵权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如果侵权方没有证据证明这一因果关系不成立（如人体损害是由于本人自己患有先天疾病等自身原因造成的），即使证明了自己的排污标准符合国家规定也要承担民事责任，当然，此情况下可以不用承担行政责任。
❽ 分析环境侵权案件中,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如何确定
只要通过医学化学鉴定证明损害（如人身体损害是由于长期饮用含有工厂排回放的污水污染的水答源）是由于环境破坏行为引起的，就具有因果关系——原告的初步证明责任
环境侵权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如果侵权方没有证据证明这一因果关系不成立（如人体损害是由于本人自己患有先天疾病等自身原因造成的），即使证明了自己的排污标准符合国家规定也要承担民事责任，当然，此情况下可以不用承担行政责任。
❾ 环境侵权的概念
环境侵权( environmental tort) 是从传统民法的妨害行为、干扰侵害、近邻妨害等概念演变而来的。环境侵权是指由于人类活动而导致环境污染和破坏, 从而造成他人财产权、人身权和环境权受到损害, 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特殊侵权行为。与传统的侵权行为相比, 环境侵权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 不平等性。在环境侵权中, 法律关系的主体地位往往是不平等的。加害人多为经济实力雄厚、科技力量强大的企事业单位, 而受害者多为处于弱势地位且缺少抵抗能力的公民, 由于双方地位和实力相差悬殊, 使得民法中主体平等的法律关系难以实现。
第二, 间接性。在环境侵权中, 加害人往往以环境为中介间接侵害他人权益, 而不是直接作用于受害方, 这与普通侵权有很大不同, 环境侵权本身就是对诸如大气污染、噪声污染、水污染等各种环境侵权现象的集中概括, 加害人正是通过这些介质侵害受害人权益的。
第三, 复杂性和潜伏性。受害人由于受到自身知识能力和信息获得条件的限制, 无力承担证明加害人有过失的责任。
第四,侵权对象的广泛性。环境侵权的对象一般是不特定的人或物, 侵犯的权利也是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以及其他环境权益在内的诸多权利。
环境侵权的构成要件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损害事实、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
1 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
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主要是三废污染( 废水、废气、废渣) 、噪声、固体废物、电磁辐射以及破坏自然因素等污染环境的行为。
在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的认定中, 主观过错并不是其必要的构成要件, 原因有三: 一是绝大多数的污染损害都不是出于污染者的故意和过失, 且其危害范围十分广泛, 还威胁到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存, 在这种情况下, 最重要的是保护环境和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而不应当考虑加害者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 二是由于现代企业的高度专业化和复杂化, 以及科技水平的高度发展, 使得受害人很难证明加害人的过错;三是, 一般而言, 污染企业的经营和获利, 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污染环境和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基础上的, 因此只有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才符合公平原则。
2 损害事实
根据侵权行为法补偿功能的基本要求, 无损害即无救济, 损害事实是构成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 主要指受害人受到的致病、致残、致死的人身伤害以及财产损失, 还应包含精神损害以及环境权的损害, 后两项往往被忽视。环境权主要包括采光权、宁静权、通风权等, 是环境损害事实中的全新内容。环境侵权的损害后果与其他侵权行为的损害后果有共性, 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其共性表现为, 它是侵害合法民事权益的后果, 具有法律上的补偿性、客观真实性和确定性。其特殊性表现在损害后果的潜伏性以及侵害对象的广泛性。
3 污染破环环境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理论包括原因与结果在时间上的顺序性, 事实上的客观真实性, 原因是结果的必要条件以及实质要素补充检验等。由于环境侵权的复杂性、潜伏性和广泛性的特点,使得因果关系的认定较之普通侵权更加困难,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固守原有的因果关系理论, 势必因其证明困难而使被害人请求赔偿的权利遭到否定, 因而许多国家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代替因果关系的直接严格认定。在司法实践领域, 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在环境污染案件中得到广泛承认。
在我国环境法中, 对环境侵权行为承担无过失责任的原则也作了明确规定。1982 年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是我国在环境立法方面确立无过失责任制度的先驱, 该法第42 条就是关于环境侵权无过失责任的最早规定。1984 年的《水污染防治法》第41 条吸取了《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这一规定,确立了环境侵权无过失责任制度的立法模式, 后来的《环境保护法》及其他环境污染防治法都沿用了这一模式。这些规定为我国环境侵权的无过失责任原则提供了环境法上的依据。
部分摘自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若干问题研究》 时奇文 英才高职论坛 2007 No.3(Serial No.8)
❿ 环境侵权因果关系与一般侵权因果关系有什么差别吗
因果关系是构成侵权的基础要件，因果关系不成立，就不能要求行为人对损害回后果承担侵权责答任。因果关系的学说有必然因果关系说和相当因果关系学说，目前，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因果关系判断理论采取的是相当因果关系学说，成立相当因果关系，即有因果关系。那么，相当因果关系如何判断呢？根据相当因果关系学说，只要法官依照一般社会见解判断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在通常情形下存在可能性，即行为通常能够引起损害的发生，即可认定有因果关系。相当因果关系的判断公式为：无此行为，虽不必生此损害，有此行为，通常即足生此种损害者，是为有因果关系。无此行为，必不生此种损害，有此行为通常亦不生此种损害者，即无因果关系。故，可以将相当因果关系理解为实际上通过“通常不发生”对条件因果关系的限缩，通过“通常发生”（通常）对必然因果关系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