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请问行政起诉书,辩护词怎么写
行政起诉书
行政起诉状(公民提起行政诉讼用)
来源: 作者:
原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案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诉讼请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事实与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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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_____________人民法院
起诉人:
年 月 日
附:本诉状副本_______份。
辩护词:
代 理 词
审判长、审判员:
陕西汉泰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原告陕西汉中兴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委托,指派我担任陕西汉中兴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西乡县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局城乡建设行政监督纠纷一案 中原告的代理人,开庭前,本代理人查阅了有关资料,走访调查了有关单位,经慎重考虑现发表如下代理意见,本意见的中心内容是:
第一、原告起诉符合法定条件,而且没有超过起诉期限。
⒈2004年9月16日,西乡县第一中学教学楼工程在汉中市建设工程承发包交易中心开标。原告以58.71分被当场宣布为中标人,同时宣布公示三天后即可办理中标手续。2004年9月23日,当原告向西乡县招标办要求核发中标通知书时,被告向原告告知因有其他投标人投诉,暂缓办理。
2004年9月27日上午,原告收到由西乡县招标办转交的由被告作出的“西城发[2004]82号”《行政处理决定》。该《行政处理决定》载明:“取消陕西汉中兴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标候选人资格,依次递补汉中市建筑工程总公司为西乡县第一中学教学楼中标单位。”
原告认为被告的《处理决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遂于2004年9月29日向西乡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⒉本代理人认为本案原告和被告均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格且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有权向招标人提出异议或者依法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
2000年5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34号文件第三条规定“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项目和市政工程项目的招投标活动的监督执法,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Ⅱ 什么是承揽合同,承揽合同纠纷的解决方式有哪些
承揽合同是日常生活中除买卖合同外最为常见和普遍的合同,我国《合同法》第251条第1款对承揽合同所下定义为:“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在承揽合同中,完成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的一方为承揽人;接受工作成果并支付报酬的一方称为定作人。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合同中没有以承揽人、定作人指称双方当事人,也不影响对其法律性质的认定。
(一)协商解决
协商就是承揽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纠纷发生后,通过相互协商,达成协议,确立纠纷解决的方法、步骤及各自承担的民事责任,最终解决合同纠纷。由于承揽合同的签订,是双方当事人协商的结果,因而,纠纷发生后,双方当事人彼此谅解,通过互相协商解决纠纷是可行的,它也是我国解决合同纠纷的最主要、最常见的方法。协商解决承揽合同纠纷,可以节省时间,尽快解决纠纷;还可以节省大量的仲裁或诉讼费用及仲裁或诉讼所耗费的人力;并可以避免长时间诉讼或仲裁造成的经济损失。
采用协商方式解决纠纷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双方协商的基础是国家一系列有关法律、法规;其前提是双方的平等、自愿。在此条件下,双方本着实事求是、互相谅解的态度,达到求大同存小异,使分歧顺利得到解决。
争议双方在协商不能达到意见统一时,可以向合同管理机关申请调解,或者依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事后达成的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二)仲裁解决
仲裁是指争议双方根据争议发生前或争议发生后达成的协议,自愿将争议交给第三者作出裁决,双方对裁决必须执行的一种解决争议的方法。是我国解决合同争议的一种重要法律制度。
仲裁分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1995年9月10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是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都适用的法律。该法规定:仲裁裁决自裁决书作出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应当履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仲裁裁决,另一方当事人可以按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申请执行。
根据《仲裁法》,当事人采取仲裁方式解决争议,应当双方自愿并达成协议。可以在承揽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也可以在争议发生前或发生后就请求仲裁达成协议。仲裁协议应写明请求仲裁的意愿、仲裁的事项、双方所选定的仲裁委员会。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双方当事人达成了仲裁协议,有仲裁协议,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委员会,不受级别与地域限制。承揽合同中具有涉外因素的,涉及对外贸易、涉外运输和海事纠纷的,应向中国国际商会组织设立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或海事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度。裁决作出以后,当事人就同一争议再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委员会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当事人应当履行裁决,裁决自裁决书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仲裁裁决。另外,在作出裁决前,根据当事人的自愿,可以由仲裁机构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书或者根据协议的结果制作裁决书。调解书和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调解不成时,再由仲裁庭及时进行仲裁。
(三)诉讼解决
诉讼就是当事人将争议提交人民法院解决,人民法院在检察院的监督下,解决该争端的一切活动。诉讼包括起诉、审判和执行三个阶段。
起诉应当向被告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递交书面形式的起诉状并按被告人数提交副本。起诉状应写明当事人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住址、职业、工作单位、法人单位名称、所在地和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诉讼请求和提起诉讼的事实与理由;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址。
Ⅲ 李昌奎案的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接受原审上诉人李昌奎及其家属的委托,指派张青松律师和王冠律师担任李昌奎故意杀人、强奸案再审阶段的辩护人。我们现根据本案的证据及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原审二审判决对原审一审判决的改判,属于原审两级法院对死刑是否“必须立即执行”自由裁量上的差异,就目前在案的证据来看,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没有不当之处
本案原审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一致,适用法律完全相同,根据本案再审的法庭调查,辩护人认为,原审上诉人李昌奎所犯故意杀人罪罪行极其严重。原审一、二审判决均引用刑法第四十八条作为其量刑法律依据,该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因此,原审两级法院都认为李昌奎应当判处死刑,只是原审一审判决认为“必须立即执行”,而原审二审则认为“不是必须立即执行”。什么情况下死刑才“必须立即执行”,刑法没有、也不可能作出明确规定,这需要法官根据案件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性,综合判断,这种判断又与法官本身的阅历、文化背景、社会认知等多种因素有着必然的关系,每个人作出的判断必然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只要是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即为合理的自由裁量。
二、综合本案原审一、二审法院掌握的证据材料,原审二审判决对李昌奎缓期两年执行死刑的判决更为恰当
依照刑法规定,自首并非必须从轻处罚的情节,原审一审判决“虽李昌奎有自首情节,但依法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但是,这一认定在强调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极大、手段特别残忍的同时,却忽略了李昌奎多个从轻、从宽量刑的情节和事实。而原审二审判决却综合考虑了以下三个事实和情节,这些情节和事实直接影响对李昌奎量刑处罚:
1、自首
2009年5月16日下午,李昌奎实施犯罪后逃跑,因为杀死的是自己的表妹,而且还是自己喜欢的人,心中极度痛苦,四天后,他自动到四川省普格县城关派出所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1】。是自首。依照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认罪、悔罪
本案原审一审期间,经巧家县茂租乡社会矛盾调处中心调解,李昌奎家属给付被害人家属安葬费等共计21838.50元。对于本案所造成的后果而言,两万多元的赔偿的确太少,但是,这已经是李昌奎及其家人的所有财产,是李昌奎的家属变卖了家中的钢筋、水泥、砖、羊、马等全部财产才凑够的。必须指出的是,依照刑法规定,对被害人的赔偿仅限于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赔偿本身并不影响量刑,最高人民法院的多个司法解释,之所以把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认罪、悔罪的行为列为可以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情节【2】。是因为被告人的赔偿行为,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被告人对自己罪行的认识和悔罪态度。因此,刑事赔偿的数额、方式、态度等反应了被告人的认罪、悔罪程度,而不是仅仅考虑赔偿数额。李昌奎所在的茂租乡,2009年(即案发当年)的人均纯收入仅为2015.7元【3】,而李昌奎的家庭又属于极度贫穷,家属为了赔偿被害人家属,已经竭尽全力。如果仅以赔偿数额以及赔偿是否足额来衡量是否从轻,必然会形成从轻是富人的特权,死刑是穷人的专利的误导。
按照原审一审期间被告人一方和被害人一方所达成的调处意见书,李昌奎家为被害人的遗体提供安葬地点。目前,两位被害人的遗体就分别埋葬在李昌奎家住房的门前屋后,屋前一座坟,屋后一座坟,而且按照这个调处意见的约定,李昌奎家还要承担对两座坟墓保护的责任。这种足以给李家造成精神痛苦的处理方式,也反应了李昌奎彻底地悔罪赎罪的态度。
3、本案系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而引发的犯罪
李昌奎家和被害人家同住在一个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子里(鹦哥村放牛坪社),李昌奎的母亲与被害人王家飞的母亲是堂姐妹,李昌奎与王家飞是表兄妹关系。根据被告人李昌奎案发后的多次口供,以及陈利波的证言,李昌奎与被害人王家飞自2007年6月份开始恋爱,并且王家飞曾怀过其孩子,后来堕胎【4】,2007年10月李昌奎提过一次亲,但遭到王家的拒绝,两家关系失和。2008年,王家飞断绝与李昌奎之间的恋爱关系,李昌奎对此不满,矛盾激化,最终导致本案悲剧的发生。李昌奎和被害人这种即时亲戚又是邻居的关系,本来是相处和睦,亲如一家的,但是,由于李昌奎的严重罪行,生生剥夺了两条生命,使整个家族陷入极度的痛苦,甚至使家族之间产生仇恨。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特点是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在犯罪前有深厚的亲情基础,如果对被告人处以过重的刑罚,有可能会对双方造成更大的伤害,进一步加深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2条的规定,应酌情从宽处罚【5】。
综上所述,原审一审判决仅仅考虑了李昌奎的自首情节,而原审二审判决则考虑了三个从轻、从宽的情节和事实,虽然这些情节也仅仅是法定“可以”从轻的情节,但是显然原审二审考虑的更为全面,其改判理由更具合理性。
三、应当对李昌奎的重大立功表现进行认真核查,查证其立功情节是否成立后再做裁判
本案原审二审期间,李昌奎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李昌奎亲自手写的书面检举材料,检举了两起严重的涉嫌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犯罪线索。一起发生于1990年,两个犯罪嫌疑人,将一名年仅14岁的云南少女哄骗到山东,以6000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他人,这位被贩卖的少女,直到2005年仍在向家中写信求救,但是由于家人没有文化,不知如何处理。另一起发生于2003年正月二十日,上述两个犯罪嫌疑人伙同两外两位犯罪嫌疑人,将云南两位未成年的少女,以9000元人民币的价格卖到重庆卖淫【6】。李昌奎在原审二审期间提交的这份检举材料,提到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姓名、家庭住址、家庭成员,提到了具体的犯罪时间、地点,还提到了收买人的姓名、住址,甚至还列举了至少6位能够知道这些犯罪事实的证人的姓名。但是,这一材料在原审二审期间没有引起重视,既没有当庭质证,也没有庭后审查。卷宗当中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曾经对这一重要事实进行过查证。如果李昌奎的检举线索经过查实,依照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上述犯罪嫌疑人涉嫌拐卖妇女、儿童罪,可能会被判处死刑【7】,李昌奎应属重大立功表现,依照刑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李昌奎既有自首情节又有重大立功表现,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8】,因此,原审二审判决可能并不是对李昌奎的量刑过轻了,而是过重了。
原审二审遗漏的这一重要事实,对本案原审上诉人李昌奎有着两个不同寻常的意义:一方面,因为原审二审判决将原审一审的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刑缓期执行,才让我们有机会发现这样的遗漏。否则,不仅仅李昌奎的生命早就被剥夺,最重要的是我们失去了挽救那三个被拐卖少女的机会,而犯下严重罪恶的罪犯们,仍然逍遥法外。足见慎用死刑之重要;另一方面,即使就目前在案的证据来看,也不能排除李昌奎有重大立功的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对其判处死刑应当特别慎重【9】。这正暗合了原审二审判决改判死刑缓期执行的合理性。
综合以上,辩护人认为,在原审二审法院没有对李昌奎重大立功线索进行查证的条件下,原审二审判决综合考虑案件的多个从轻、从宽的情节和事实,改判原审上诉人李昌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无不当。但是,李昌奎在原审二审期间提交的重大犯罪举报线索,依法应当予以调查核实,该举报线索查证是否属实,直接决定了李昌奎是否应当在死刑以下幅度量刑。
在今天下午的再审庭审中,出庭检察员向法庭提交了三份证据,证明三个地方的公安机关未查找到相关报案记录,用以证明李昌奎所检举的材料不属实。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该三份证据是检察机关于开庭当天请公安机关核实的,在上午休庭至下午开庭中,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里,公诉机关就对此提供了核查结果。时间如此匆忙,不可能将前述的线索予以认真核实,也只是查询了是否有报案记录。
辩护人对于检察机关在上午休庭后即立刻进行核查的工作态度表示钦佩,但是检察机关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待证目的。这三份证据中,两份是复印件(或者传真件),且没有原件予以核对,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还有一份证据,虽为原件,也仅证明没有相关报案记录。辩护人认为,李昌奎的检举材料中,有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姓名、家庭住址、家庭成员,并且提供了收买人的姓名、住址,还列举了至少6位证人的姓名。检察机关未对这些明确的线索予以查证,如果仅凭没有公安机关报案记录就认为李昌奎的举报失实,显然有失谨慎。
请合议庭对此情节予以充分重视,无论该李昌奎在二审期间检举的内容是否属实,均应在查清此事实的情况下,再对被告人依法作出裁判。
以上辩护意见请依法采纳。
辩护人: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张青松律师、王冠律师
2011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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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卷2第6页,卷2第20页。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3条:“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3】见云南省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茂租概况,《茂租乡2009年社会经济、土地、林业产业基本情况》。
【4】卷2第20页,卷2第21页,卷2第26-27页。
【5】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
【6】二审审判卷第59页,李昌奎亲自书写的举报材料。
【7】《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
(二)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的;
(三)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
(四)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
(五)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的;
(六)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
(七)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八)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
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
【8】《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八条:“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六:“在对被告人作出有罪认定后,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的量刑事实,除审查法定情节外,还应审查以下影响量刑的情节: (一)案件起因; (二)被害人有无过错及过错程度,是否对矛盾激化负有责任及责任大小; (三)被告人的近亲属是否协助抓获被告人;(四)被告人平时表现及有无悔罪态度; (五)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情况,被告人是否取得被害人或者被害人近亲属谅解; (六)其他影响量刑的情节。既有从轻、减轻处罚等情节,又有从重处罚等情节的,应当依法综合相关情节予以考虑。不能排除被告人具有从轻、减轻处罚等量刑情节的,判处死刑应当特别慎重。”
Ⅳ 承揽合同纠纷能适用建设工程合同的有关法律规定吗
答案事相反的,建设工程合同属于承揽合同的一种,但有司法解释的专门规定。
Ⅳ 汇峰公司诉诚益公司合同纠纷案辩护词
民事案子应该叫代理词,刑事案件才叫辩护词。代理词,首先要分清楚是为原告还是专被告写属代理词。原告代理词,主要是围绕法律关系、诉讼请求、合同效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法律适用以及反驳对方观点发表意见。代理词是意见的总结,不用反复陈述事实,主要是写理由。同时,注意主次和条理、详略得当。被告的代理词,基本思路与原告代理词一样,还是发表各类意见,主要就是反驳原告的观点,请求驳回或部分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Ⅵ 工程款纠纷法律适用
06 . 保修期未满,提前使用工程,拖欠工程款全部支付
工程未经验收,发包方提前使用,合同约定工程保修期虽未届满,承包人主张支付尚欠全部工程款的,应予支持。
标签:|工程款|质保金|提前使用|保修期|未经验收
案情简介:1995年,建筑公司与开发公司签订施工合同。1996年,工程基本完工。1997年,在未经验收情况下,开发公司开始使用上述工程。1998年,建筑公司诉请开发公司支付拖欠工程款3800万余元及利息。开发公司以双方系闭口价、1年保修期未满应扣10%工程款为由抗辩。
法院认为:①建筑公司与开发公司所签施工合同有效。对闭口价合同以外的装修等工程,开发公司与建筑公司虽未达成书面协议,但在施工过程中双方对此项工程进行过协商,开发公司多次出具工程变更单,建筑公司已施工完毕,开发公司已实际使用,该部分工程款应据实结算,以委托鉴定机构审计确定的工程款为准,由开发公司支付给建筑公司。②根据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工程未经验收,发包方提前使用的,发生质量或其他问题,由发包方自行承担。开发公司在本案所涉工程未经验收情况下使用,由此发生的质量或其他问题,应由其自行承担,故合同约定的一年工程保修期虽未届满,开发公司向建筑公司支付尚欠工程款不违反合同约定。判决开发公司支付建筑公司工程余款3800万余元及利息。
实务要点:工程未经验收,发包方提前使用,合同约定的工程保修期虽未届满,承包人主张支付尚欠全部工程款的,应予支持。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00)民终字第125号“某开发公司与某建筑公司工程款纠纷案”,见《上海福海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与上海市第五建筑有限公司工程款纠纷上诉案》(审判长程新文,审判员于晓白,代理审判员张章),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选登》(200102/6:334)。
Ⅶ 辩护词怎么写
一、文书的制作要点:
1、首部。首行要写明标题。
2、正文。在具体制作法庭辩护词时,分两段。
(1)第一,向法庭说明出庭行使辩护权的根据。第二,向法庭讲明辩护发言的根据。第三,简要但明确地概述辩护人对案件的基本看法。
(2)第一,从控诉方对犯罪事实的认定方面来辩护。第二,从法律适用方面进行辩护。第三,从情理方面进行辩护。
二、格式:
法庭辩护词
法庭辩护词的主要结构:一般由前言、辩护理由、结束语三部分组成。
前言
(主要三项内容:一是申明辩护人的合法地位;二是讲辩护人在出庭前进行了哪些工作;三是讲辩护人对全案的基本看法。)
辩护理由
(是辩护词的核心内容。是辩护人为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所要阐明的主旨,应该从被告人的行为事实出发,对照有关的法律规定,论证被告人无罪、罪轻或应该予以减轻甚至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意见和根据。因此,通常是要围绕是否构成犯罪,属于何种罪名,有无从轻的法定条件以及诉讼程序是否合法等问题展开辩论和论述。)
结束语
(是对辩护词的归纳和小结。一般讲两个内容:一是辩护词的中心观点;二是向法庭提出对被告人的处理建议。)
辩护人:
年月日
(7)承揽纠纷辩护意见扩展阅读
写作要点:
【结构清晰】结构清晰的第一步,是排列好辩点的顺序。接下来要考量的就是表达的结构要清晰。怎么才能做到结构清晰,教大家一个窍门:每一个辩点要观点鲜明,并且加粗加黑,论述每一辩点要序号清晰或者层次清晰,如1、2、3。或者:讲这些文字作为你的起始标志“首先”、“其次”、“再次”。
就算表达不够简练,法官也能从这些标号和标志性起始字段读出清晰的论证结构。要知道,所有的法官都惜时如金(特别是阅读你辩护词的时候),如果观点不明确,结构不清晰,法官可能就去看开庭笔录了,没时间看洋洋洒洒的辩护词了。
【文字简练】如果自己的辩点明确,结构清晰,恭喜了,可以训练自己如何做到文字简练了。法官也是人,是人就要讲人性。自己不喜欢长句子,法官也不喜欢,自己不喜欢啰嗦,法官也不喜欢。所以,写辩护词要讲“人话”,写短句子,避免书面化语言,并且文字尽可能简练。
【一图胜千言】可视化已经在法律圈开始流行,时间轴、逻辑关系图、组织结构图已经开始流行。如果自己在辩护词中善于穿插这些图标,那么自己将节约下很多文字,省得写,法官也不愿意看,有图,看图说话,就足够了。记住:法官也是人,人,一旦被图表吸引,就再也不愿意看文字了。
Ⅷ 律师辩护意见为何难以被采纳——以法院裁判为视角
2.证明责任分配的不合理。证明责任的分配作为一个程序性问题,直接影响实体结论,不同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可能导致不同的实体处理结果。在刑事审判实践中,证明责任分配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都规定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不得作为指控和定案的依据,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初步确立了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律师的辩护内容也从定罪量刑等实体性辩护转向程序性问题的辩护。近些年来,辩护律师以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等违法手段获得证据为理由要求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例越来越多,但真正采纳律师意见排除“非法证据”的判例却比较鲜见。究其原因,在我国法律缺乏非法取证证明责任分配机制的情况下,法官不恰当地将证明“证据系非法取得”的责任强加于辩方,除非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拿出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否则其辩护意见很难被采纳。根据有关的实证调查,基于刑讯逼供的辩护意见被采纳率不过8.7%,在律师提出排除刑讯逼供所获证据的申请,但最终未被采纳的案件中,有28.6%的案件,法庭让辩护律师举证,律师无法举出证据,法庭即认定律师的申请不能成立。⑥证明责任的分配应当考量公平、证据距离、便利和刑事政策等因素。在我国被追诉人被普遍羁押、看守所不中立、律师无讯问在场权,以及会见权和调查取证权均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法官将证明责任强加给辩方承担不但不利于被告人权利的保障,也使律师有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合理意见难以被法院所采纳。
(四)法官心理层面的原因
1.失衡的心理。在我国目前条件下,法官的工资待遇相对来说还比较低,律师整体上的经济收入普遍要高于法官的收入,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更是如此。面对同样一个案子,法官审判所花费的精力和付出的劳动量可能比律师从事辩护活动所花费的时间更多,然而他们每月却只有几千甚至几百元的固定收入,而律师一场官司下来却可以获得上万元的报酬。这种收入的反差使一些法官很容易产生失衡的心理。心态一旦失衡就需要矫正和补偿,以获得心理上的平衡。于是,在法庭审理中,随意打断律师的发言、限制律师的发言时间、对律师正确的辩护意见视而不见等等,就成为法官找回心理平衡的习惯方式。很多法官潜意识中认为“不能让律师自我感觉太良好,既有钱又体面”,在采纳律师合理的辩护意见时,经常表现出一种“心不甘情不愿”的态度,即便明知辩护意见有理有据也不愿轻易在判决中采纳或表述出来。
2.排斥的心理。在法院的判决中,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明明判决结果已经考虑了律师的辩护意见,而判决书在论理中却声称不予采纳辩护意见。据一项调查显示,在律师人均办理的13.62个案件中,明确表示不予采纳,但事实上吸收了辩护意见的有0.85件,占6.2%。这种处理方式对当事人的权利并无大碍,但却体现出了目前相当一部分法官对待律师辩护的一种复杂态度,即法官在潜意识里对律师仍是心存抵触,有意无意地贬抑律师作用。⑦用有些法官的话讲“有理也不让律师说出来”,似乎过多地采纳律师意见就显得法官水平学识都要比律师低。在司法现实中,法官总有“高人(律师)一等”的感觉,可以与检察官“平起平坐”,和控方具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对辩护律师无形中持一种排斥心理,对律师缺乏基本的尊重和认同。把律师辩护简单看做是履行一个手续、走一道程序,甚至把律师履行正当的辩护职能视为审判的障碍。于是,就出现了“辩与不辩一个样”、“你辩你的,我判我的”这样一种司法现实。
二、律师正确辩护意见难以被采纳的危害
(一)实体正义的背离
辩护权存在的理论根据之一就是权力制衡理论,通过权利来制约权力,防止权力的恣意和滥用。以辩护权约束和限制公诉权,并对审判权的行使主体施加积极的影响,防止“偏听偏信”、把裁判结论仅仅建立在控方证据和意见的基础上,做到“兼听则明”、倾听不同的声音,在双方的对抗和辩论中发现事实真相,从而作出全面准确的判决。“对法官而言,辩护制度的价值在于将法官的个人能力提高到某种阶段,以至能借助别人的眼睛来透视真实,能够在‘人情法理’范围内尽量大公无私和摆脱偏见的羁绊。”⑧法官在公开场合直接听取控、辩双方的辩论,有利于法官形成正确的内心确信,有利于防止法官认识出现主观片面性和随意性而背离客观真实。⑨这无疑能够促进实体正义的实现。司法实践中法官对律师的辩护意见重视不够,不耐心倾听、不认真分析研究辩方的证据和合理意见,不但不利于真实的发现,还往往是导致错案的根源。在北京大学法学院陈永生副教授所作的对我国近年来20起典型冤案的研究中发现,有17起案件(85%)的辩护律师都尽到了应有的职责,正确指出了侦查、检察机关的指控以及法院裁判中存在的问题,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无罪的(后来证明这些辩护意见都是正确的)。但因种种原因,侦查、检察机关以及法院都未予采信,导致案件被错判,有的甚至被交付执行死刑。⑩心理学的规律表明,裁判者只要听取一方面的声音,就容易造成认识上的偏差和失误;而听取双方的意见,尤其是听取双方相反的观点和主张,则在认定事实和作出裁判方面要谨慎得多。事实上,对于法庭审判者以特有的时空和裁判方式而言,最有效地防止错误的手段是允许不同甚至相反的声音同时出现,从而避免那种因为单方面接触所带来的误判之危险。尤其是法官在开庭前已经接触了警察、检察官以各种方式提供的信息的情况下,听取辩护律师的声音几乎可以成为防止事实认定错误的唯一有效途径。(11)
(二)程序正义的失落
现代司法正义具有双重内涵,它不仅仅是实体正义之实现,还体现为程序正义之维护,不但重视结果的真实正确,更强调实现结果的过程本身独立的价值。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东熊认为:“刑事诉讼法所期求者,乃有实体面之正义与程序面之正义。实体面之正义,乃以进行刑事诉讼为手段而求实现,而程序面之正义,则在刑事诉讼之过程本身求实现。”(12)美国学者戈尔丁在“自然正义”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程序公正的九项标准:(1)与自身有关的人不应该是法官;(2)结果中不应含纠纷解决者个人利益;(3)纠纷解决者不应有支持或反对某一方的偏见;(4)对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均应给予公平的关注;(5)纠纷解决者应听取双方的论据和证据;(6)纠纷解决者应只在另一方在场的情况下听取对方的意见;(7)各方当事人都应得到公平机会来对另一方提出的论据和证据做出反应;(8)解决的诸项条件应以理性推演为依据;(9)推论应论及所提出的所有论据和证据。(13)我国学者陈瑞华教授指出程序正义具有两项显著特征:第一,程序正义主要体现在与案件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在司法裁判制作过程中是否受到公正的对待;第二,程序正义主要体现在利害关系人要有机会充分而有效地参与到裁判过程中来。程序正义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是“参与”。(14)我们以上述程序正义的标准和特征为参照,来透视我国律师的辩护意见难以被采纳的机制是如何损害程序正义之实现的。首先,作为纠纷解决者的法官既不独立也不中立,他(她)在裁判中受制于法内和法外各种势力的影响和干预,并且带有明显的追诉倾向。其次,法官对控、辩双方未能做到公平对待、一视同仁,而是对辩护律师持有一定的偏见,对控诉意见和辩护意见未能给予同等的注意,重公诉、轻辩护,“厚此薄彼”。再次,纠纷解决者在另一方(辩护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听取控方的意见,决定被告人的命运。例如,检察院和法院对案件处理“交换意见”、政法委召开的公、检、法“三长会”,都是在没有辩护律师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审判方与控方单方面接触交涉讨论对被指控者的处置问题,缺乏正当性依据,往往达成满足控方要求的妥协。(15)最后,法院的判决书没有充分说明理由,对辩护律师的主张和意见不作回应,对拒绝采纳辩护证据没有提供相应的解释,其推论很少论及辩方的论据。所以,尽管律师也参与了法庭审理和辩护,发表了辩护意见,但这只是形式上的参与,远未达到“充分有效”参与的程度。因为他们不能通过参与法庭辩护对裁判者的结论施加富有成效的影响力,判决的结果很多时候也不是从经过当庭调查、辩论而采纳的证据、意见和主张中产生。因此,中国的辩护律师其实行使的仅是“形式上的辩护权”而非“实质上的辩护权”。